在波动不安的时代，有人选择无畏

源济

在波动不安的时代，有人选择无畏

Original 二二 局外人看电影  2023-01-23 07:00

贾樟柯电影的英文名往往藏着另一层意思。

《三峡好人》，是《Still Life》，直译“静物”。

《天注定》，是《A Touch of Sin》，直译“原罪”。

《江湖儿女》，是《Ash is Purest White》，直译“灰烬是最洁白的”……

两重语境下，故事提炼，隐喻浮现，无论咂摸哪一重意思，都觉得意犹未尽。

程耳新作《无名》的英文名也是贾樟柯起的，叫“Hidden Blade“，直译“袖箭”。

袖箭，锋利隐蔽，它有几步之内夺命的杀机，也有意图明确的杀意。

它藏于“无名”之下，是最好的伪装：

《无名》

应该说，程耳的电影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无名”。

他故事的角色惯常没有名字，职位身份前放置一个简单的姓，或者，只是“他”和“她”。

比如，《边境风云》里，孙红雷饰演毒贩，杨坤饰演杀手，王珞丹饰演幼女……

他们彼此不通姓名，只是沉默的对视，简短的交谈，但不妨碍命运将复杂的关系缠绕在他们身上。

《无名》也是如此。

所有角色没有被特别告知，也没有有意提醒。

梁朝伟是何先生，王一博是叶先生，大鹏是唐部长，黄磊是张先生，周迅是陈小姐，江疏影是女特务，张婧仪是未婚妻……

没有名字，意味着他们在那个时代无足轻重。

这个走了，那个就会来替。

政权的更替与覆灭都如此迅速，更何况无法阻挡大势的普通人。

何先生是情报部门的主任，表弟是唐部长，表兄弟在汪伪政府做事，当日本人的走狗，兢兢业业。

汪精卫病逝，唐部长立马回头要去重庆“将功补过”，用自己早知道的表哥身份借机做局邀功。

“我的工作只是选择时机，让他们知道我知道。”

他不属于任何党派，他只是权力的忠仆。

如果说唐部长是审时度势的骑墙派，那机要员则是懦弱的投降派。

何先生与机要员在酒店见面，机要员谨慎惧怕，何先生坦然松弛。

不需过多笔墨的交代，状态比对下，不言而明。

何先生面带微笑的记录，问询：

为什么弃暗投明？

意识形态的一次确认，机要员很快想好了答案，书面的，具体的，每一个答案下都显露他的迫切。

迫切是因为害怕。

他不在乎自己的叛逃会给组织带来怎样的影响，也不去想自己的叛变会让多少无辜同志丧命。

他只想自己活下来，于是解释说：

我是软弱的人，不适应巨变的年代。

无论骑墙派还是投降派，他们机敏都用在了保全求生上，不顾代价。

他们只为了永远站在明处，不再东躲西藏，不再提心吊胆。

只要攀附上最大的权势，活得也就没那么艰难了。

那坚定派呢？

他们为了光明的未来，却不得不屈身如蝼蚁，躲藏在脏泞之处。

此番对比，这等“明”“暗”多是讽刺。

可见《无名》的真正主角并非那些“无名之人”，而是时代。

那是个怎样的时代？

是惨烈到人命如草芥。

是荒唐到世道如炼狱的一个时代。

日军轰炸机在广州上空盘旋，日军身旁挺立着一只带着飞行帽的秋田犬，干净，傲慢。

飞机下方，废墟瓦砾间，一只瘸腿土狗在躲避暴雨，饥瘦，瑟瑟。

牲畜的命，也是人的命。

日军屠杀中国平民，可能就是一个暴怒下的发泄，然后随机射杀。

嫌麻烦了，就驱赶到坑里，灌上水泥。

这些刽子手看着这场屠杀，神情仿若午夜梦醒时的一个愣神，漠然又厌烦。

汪伪政府的残忍不逊于日军。

审讯室里狼狗嚎叫，血道凝成了刷洗不净的垢，铁栏间，迫害，诋毁日夜上演。

这样的环境下，活下来的，大多靠的不是聪颖，是运气。

比如，何先生。

动荡不安的时代下，命是不值钱的。

平民凄苦，战士崩溃，山河破碎，满目疮痍。

目及之处，早已分不清活物与死物的差别。

于是，可以发现电影继“无名”之外，第二个特点跃然纸上，“无面”。

程耳的作品大多如此，角色没有明显的表情，尽可能省略多余的动作。

无面之下，是寓意不明的心冷。

百姓是被奴役驱使久了的麻木，日军是杀戮久了的漠然，官吏则是时刻小心的紧张。

在那个时代，喜形于色是件奢侈且可怕的事。

片中，情报组与日本军官有两次吃饭场景。

第一次，唐部长劝军官不要酒后失言，可军官毫不在乎，当时日本势头凶猛，失了言，又有谁奈何得了他？

第二次，何先生看似无意失言，瞬间暴露身份，满堂皆惊，杀身之祸就在眼前。

可何先生却云淡风轻、面上波澜不惊，因为他知道，胜利已至，日本人又能耐我何。

《无名》处处皆是此般暗里较量的机锋，看似在寒暄，实则在观察，一举一动都是搏斗。

那些细微之处全是判断，他们的选择将决定了他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成为时代的幸运儿，还是一粒灰。

《无名》的”无“，一以贯之，无名、无面之外，还有无言。

有人看程耳的作品很容易想到徐皓峰的武林世界，克制沉默。

说来也巧，两人不约而同提到，作家博尔赫斯对他们影响很多。

或是因为这层缘故，他们对于台词的苛刻程度往往偏执到令人折服。

程耳就曾说过：我对词汇比较敏感，选择词语很重要。

剔除聒噪的金句，还原最本质的话语机锋，那些简单的台词往往在电影里发挥着难以忽视的奇效。

何先生面对日料举筷未动，日本军官问他为什么不吃。

何先生：我吃不惯。

日本军官：那该习惯一下了。

表面说的是口味，实际说的是身份。

同样的场景，《罗曼蒂克消亡史》里也曾上演。

陆先生和吴小姐吃饭，说到，“喜欢哪个地方，就会喜欢哪里的菜。”

不想，一语点醒梦中人，陆先生缕清了其中曲折，知道了屠门血案的真正仇敌。

话里有话，言外之意，那些话里有关系，有恩仇，有提点，有深情……

程耳的台词永远没有一句废话。

大鹏接受采访曾说，“每个标点符号其实都是在导演的掌控之中。”

程耳的作品向是如此，他对准确有种近乎单纯的痴迷。

电影里几秒镜头的拿破仑点心就花费不小，只因程耳对点心的质感有要求。

这种绝对准确的环境其实很难让演员肆意发挥，因为一切安排程耳都了然于心。

程耳并非如黑泽明般的霸道，他不是逼迫，只是对细节研究到了极致。

他时刻观察着演员，悄然给予他们最大的发挥。

比如，《罗曼蒂克消亡史》里，闫妮本来饰演渡部妻子，几场戏后，程耳决定让他演王妈，一个更市侩更复杂的角色。

《无名》里也是，大鹏剥去了喜剧男星的身份，成了最阴险莫测的汉奸，却没有出戏半分。

程耳的这份大胆，不仅于此。

在导演编剧身份之外，程耳还坚持剪辑的身份。

在他的剪辑之下，错乱的时间线往往违背故事常理的逻辑顺序，这是对悬疑氛围营造，也是对观众思考的考验。

之前《罗曼蒂克消亡史》就有此类质疑，程耳有过回应：

“我在讲述故事的基础之上，跟观众一起思考这个故事。当你把这个故事切断，实际上它的横切面之间会建立一种比较的，这种比较会带来思考。”

在当下这个迎合讨好观众的电影时代，时刻在乎观众审美的程耳无疑是个异类。

外界对他的风格颇多质疑，在一些狡猾的问题里，程耳有些疲惫。

所有人给他列出了两条路，文艺还是商业。

他只是疑惑，谁规定没有第三条路？

“我既不是拍艺术电影，又不是拍商业电影，我非常笃定地坚持干一件事，我试图使商业电影也能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这无人在走的第三条路，走得异常艰难。

执导20余年，只拍过四部长篇，七年磨一片。

期间不是没有过诱惑，不是没有过质疑，更别提挫败。

但，不动声色的程耳只是默默地，做着坚定派。

坚持作者性，是导演尊重自己，坚持高审美，是导演尊重观众。

这没有错。

这不是错。

2017年，《罗曼蒂克消亡史》以1.2亿下映，程耳写了篇短文《对得起这碗白米饭》，文中写道：

“欲望无休无止，但我们要注意吃相，对于这份工作，我们应有起码的品味与现时代的审美，趋于准确的表达，不要让观众在漆黑的电影院里，因我们的草率无知甚至胡闹而感到羞愧。”

今日再看，《无名》这碗“白米饭”，对得起观众，也对得起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