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战之后，刚有点天下安定的意思，国家就开始对人们的婚姻操心。细想想，这也是情理之中，国家想发展，得有劳动力，有人耕种、有人纺织、有人贩卖，才能有税收，维持统治。
大唐也是如此。贞观元年（627），朝廷就下了《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诏》，规定男20、女15就可以结婚，鼓励60岁以上的鳏夫和50岁以上的寡妇再婚。
风传山东士族在嫁娶时会收取高额财礼，唐太宗很不高兴，贞观十六年（642），下《禁卖婚诏》，倡导少收彩礼。
影视剧中，唐代裴行俭娶妻的场景。来源/电视剧《风起霓裳》截图
显庆四年（659），唐高宗下了“禁婚诏”，矛头直指门阀大族：“后魏（北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西晋）赵郡李楷等七姓十家，不得自为婚姻。”
同时还明确了财礼的数量：三品以上之家，不得过绢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过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过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过五十匹。还规定男方家不得收女方的嫁妆。
唐太宗、唐高宗接连对山东士族下手，是这些大族真的普遍存在“卖婚”的情况吗？还是大唐主张门第平等？
其实都不是。
唐太宗一度十分重视“山东人”，毕竟在“玄武门之变”中，他的十个核心死士之一郑仁泰就是“山东人”，出身于荥阳郑氏；他的姑姑同安长公主，嫁给了“山东人”太原王氏出身的王裕；他的儿媳王皇后也是太原王氏；他的几个重臣房玄龄、魏征、李勣都是“山东人”。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发生了变化。贞观初年，唐太宗在朝堂上就诋毁“山东人”，大臣张行成听不下去了，对李世民说：“陛下是天子，天下都是你的，你要一视同仁，整天说‘山东人’不好，别人会说你狭隘呀！”
影视剧中，李世民对氏族问题很关注。来源/电视剧《贞观之治》截图
李世民嘴上不说，心里对“山东人”的厌恶，却始终没减。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欲征高丽，急寻惯战之将，听说程名振很有本事，就召来问话，程侃侃而谈，太宗非常满意，表示可以重用，对方却没有拜谢。太宗大怒，骂其“山东鄙夫”。
讨厌“山东人”，是关中贵族的一种习性。自北周以来，掌控了政治权力的关陇贵族，就处处以关中为先。学者将自宇文泰至唐初、该集团（关陇贵族集团）主导政坛所施行的举措称之为“关中本位政策”。山东人士在北周灭齐，及随后发生的尉迟迥举兵反杨（杨坚）事件中，接连遭受严重打击，也因此对关陇形成敌视。隋朝统治者对山东士族，尤其是山东高门防范、疑忌的态度，则一直持续到唐初。”（《唐代荥阳郑氏家族-世系与婚姻关系考》第8页）
“六朝初期以来寒族逐渐放弃了与名族交往，与之相对应的名族也日益固步自封。比如北齐崔㥄对卢元明讲‘天下盛门唯我与尔’，宋荀伯子对王弘称‘天下膏梁，唯使君与下官耳’。这种自矜门第的风气发展到极致，逐渐产生了希望保持血统纯粹性的想法。”（《六朝门阀：太原王氏家系考》第97页）
高门名族一旦形成，就要极力维护自己的利益。用各种手段来排除那些低位阶层，建立自己的门阀优势，应是情理之中。
所以，一些学者认为他们倾向于采取“内婚制”，而这也是高宗下“禁婚诏”的主要原因。
婚姻是一种血缘纽带，也是一种有效的阶层“区隔”手段。李唐皇室从婚姻入手来打击山东门阀，确是妙棋。
山东贵族自矜高门，让坐天下的北周、隋、唐皇帝与关陇贵族颇感不快，他们并不是想取消贵族制，而是要打倒山东门阀，取而代之。
所谓的“内婚制”，如果排除阶层区隔的动机，从世俗的角度看，大约只是那些家族更喜欢“亲上作亲”罢了。“亲上作亲”是唐代婚姻的主要潮流，连皇室也喜欢如此。
根据“七姓十家”彼时的婚姻数据，“内婚”在个别名族是主流的婚姻方式，但并没有结构化。
《贞观氏族志》最开始把博陵崔氏列为第一等，陇西李氏和后族排在其后。李世民非常生气，对朝臣说：“我与山东的几大名族，崔家、卢家、李家、郑家，过去并无嫌隙，只因为他们已经连续几代名声衰减，不再是有名气的官宦之家，可他们还是以士大夫自居，在彼此间通婚，馈赠高额的聘礼。说实话，他们才识很普通，不过自以为是高士，故而自傲。他们不过借助祖宗的名声，依仗着祖宗的产业。我不理解人们为什么那么推重这些大族啊？”（《旧唐书》卷六十五《高士廉传》，原文：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才识凡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槚，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
影视剧中，编订《氏族志》的高士廉。来源/电视剧《贞观之治》截图
北魏首先在北方确定姓族，但是把皇室与世家大族分开排定，山东七姓因此而贵。高士廉不会办差事，把皇室与世家大族放一起排名，皇室排在了山东大族的后头，李世民当然不开心。
高士廉出身于渤海高氏，也是山东名族，是长孙皇后和长孙无忌的舅舅。李世民不好对他发作，只是调整了《贞观氏族志》的编纂班子，由原来的高士廉牵头，调整成混杂了山东郡姓高士廉、关陇贵族韦挺、江左侨姓岑文本、代北虏姓令狐德棻，根据李世民的意见，把皇室和后族排到前面，博陵崔氏调整到了第三等。
“新排名体系没有立刻产生影响，因为唐初朝廷许多最高级别的官员都来自高门大姓，其中包括被唐突降级的崔氏家族的主要人物。唯一重要的转变是把皇族和后族升到最高等级，余下的大部分没有发生变化。”（《哈佛中国·史世界性的帝国·唐》）
唐高宗对山东世家大族也无仇无怨，有仇有怨的是武则天和李义府。
唐高宗废了王皇后，想立武则天为后，但褚遂良这些人以并州武氏不是名族为由，加以阻挠。
武则天后来好不容易当了皇后，第一件事当然是重修《贞观氏族志》，让自己的母姓进入上等名族。“许敬宗以其书（《贞观氏族志》）不叙明皇后武氏本望，李义府又耻其家无名，乃奏改之”（《六朝门阀：太原王氏家系考》第183页）。不仅如此，李义府还没收了尊重旧门阀的《贞观氏族志》，又命焚之，希望全面否定对旧门阀的敬意。
影视剧中的武则天。来源/95版《武则天》截图
李义府是显庆四年“禁婚令”的重要推手，他为儿子向山东高门求婚，遭到拒绝，于是报复。
如《唐会要》所示，李义府热切希望可以借《姓氏录》的编纂提高自己家族的社会地位，简而言之，“编纂《氏族志》本身就是对门阀制度的肯定”（《六朝门阀：太原王氏家系考》第190页）。
武则天也是贵族制的拥趸，她的女儿太平公主想要嫁给薛绍，但薛绍的嫂子不是贵族出身，武则天便公然鼓动两人离婚，理由竟然是“我女儿哪能与庄稼汉的后人当妯娌啊？”后来，有人举出薛绍的嫂子出自名门，是兰陵萧氏出身，她这才作罢。
明知道唐太宗不喜欢“山东人”，但一些大臣却偏偏要与山东名族联姻。也许，这恰恰反映了贵族制社会的本质，皇权虽然可怕，却不能禁止人们自主行动，包括婚姻选择。
影视剧中，待婚的唐代女子。来源/电视剧《风起霓裳》截图
《新唐书》上说，大唐建政，“王妃、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未尝尚山东旧族”。但房玄龄、魏征、李勣这些人继续与山东名族结成婚姻关系，因此，几大名族的声望不减。
唐高宗时的宰相薛元超曾说过，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摧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
唐高宗时的吏部尚书李敬玄，前后三娶，都是山东门阀之家，然后与赵郡李氏合族谱，因此许多官员都跟他有亲戚关系，高宗知道后也没有办法，后来还让他做了中书令。
唐玄宗天宝时期的吏部侍郎李彭年，“慕山东著姓为婚姻”。
到了晚唐，与山东名族联姻，再成风尚，景云年间的宰相李日知，子侄辈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就纷纷与山东名族订了婚约。
《唐会要》记载，至贞元中（785-804），左司郎中柳芳论氏族，仍然把山东氏族排在前面，强调山东氏族不可动摇的地位。
崇慕贵族，并想办法侧身其中，成为贵族阶层中的一员，是唐代的社会风气。
比如，白居易中进士7年后，36岁才娶了弘农杨氏为妻。弘农杨氏也是名族，但与“七姓十家”的声望相比，还略逊一筹。他的好友元稹也努力与名族沾亲带故，先后二娶，前妻是京兆韦氏，后妻为河东裴氏。两个人都没能与“七姓十家”攀上亲，但与次一等的名族联姻，已经心满意足，白居易还特意写诗赞美元稹“韦氏女清贵，裴氏甥贤淑”。
高宗的“禁婚令”，应该起到了一定效果。
“从墓志材料来看，高宗年间的墓志中确实很少见到望族自为婚姻的炫耀，墓志标题往往只标明死者的姓，而极少标其郡望。 ”（《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第55页）
但很快，“禁令”失去效果。前面说过，唐高宗下“禁婚令”，背后的获益者是武则天与李义府，而高宗本人并不想打压山东门阀。另外，“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的政治能力下降，已经无力在社会生活领域进行有效的约束。
“四姓（七姓十家）一直固守高门自婚的传统，供以崇其门第。其二说明当时求婚四姓风气之盛。在这种情况下，禁婚令只施行了很短一段时间，很快便流为空文，反而被禁婚家用以自炫，借此进一步抬高其身价。 ”（《唐代荥阳郑氏家族-世系与婚姻关系考》）
当代学者根据唐代出土的墓志铭进行调查，发现唐睿宗垂拱年间（685年正月—688十二月）起，在墓志铭上标注郡望的现象，已经变得频繁。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人们更多地在墓志铭中提到自己出身大族，一些女性墓志铭也会提到其显赫的大族出身，这表明人们不再避讳自己出身名族。
“从唐代的墓志铭中我们可以看出，从政对望族来说非常重要，墓志铭在描述大姓的阀阅之尊崇的同时，还详细记录了死者祖先的官职。这既是望族间对朝廷初期政策的一种抗议，也是对微族出身的进士集团的防备。”（《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第60页）
抛开“禁婚令”的实际效果，仅从我们所能掌握的山东名族的婚姻数据来分析，“七姓十家”实行“自婚制”的现象，可能并不那么突显。
“根据对92个唐代博陵崔氏配偶的统计，伊沛霞指出，52%的崔氏配偶来自七大姓，27%的配偶来自其他世族，15%的配偶来自权势之家，而只有2%的配偶出生一般家庭。”（《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
我们换个视角来解释这组数据，则以博陵崔氏为例，只有一半的婚姻属于人们所说的“内婚”，而几乎一半则不属于，还有2%的婚姻是与普通家庭缔结。
日本学者守屋美都雄对太原王氏婚姻数据的梳理，似乎同样不支持“内婚制”普遍存在的观点。根据守屋美都雄整理的资料，太原王氏与几大名族的通婚比例并不高，天宝以前，太原王氏四房与崔姓通婚7次，李姓通婚6次，张姓通婚5次，刘姓通婚4次，卢姓通婚3次，天宝以后，分别是4次、7次、6次、2次和2次。其他的通婚，则为五大姓之外的其他姓族。
太原王氏在唐初曾与李唐王室联姻，而彼时“七姓十家”的其他名族，都被皇室排斥。这样的望族，大部分婚姻都不是与山东门阀缔结，或可管中窥豹。
中国学者谢思炜、王昕、燕雪平对荥阳郑氏的婚姻数据进行了分析，在其335个样本中，荥阳郑氏共计与61个姓氏结有婚姻关系，其中崔、卢、李几大姓所占比例最高，约占全部婚姻对象的57%，太原王氏虽属七姓，但与郑氏的婚姻关系并不密切，仅占2%左右，另外属于关中大姓的京兆韦氏、弘农杨氏，合计约占5%。
据谢思炜等学者分析，荥阳郑氏与赵郡李氏的婚姻计18例，与陇西李氏的婚姻45例，其中30例是郑氏女嫁出，15例是娶进，两家都喜欢亲上作亲。
除了几大姓族这外，荥阳郑氏还与其他58个姓氏共计发生131例婚姻，占全部调查婚例335例的39%。其中主要为山东、关中等地的北方世族，也有少量南方姓氏，还有北朝时代的代姓。结婚比例较高的是京兆韦氏、弘农杨氏、太原王氏、河东裴氏、清河张氏、琅琊王氏、京兆杜氏。此外，还有安定皇甫氏、安定胡氏、昌黎韩氏、天水权氏、扶风马氏。
同样按照分析博陵崔氏的方法来分析荥阳郑氏，发现与“七姓十家”的婚姻约占61%，但他们也与江左侨姓和代北虏姓结亲，很难说其始终坚持“内婚制”。
当然，这样的结果是“禁婚令”在起效，还是“七姓十家”的所谓“内婚制”本来就只是一种“内婚趋向”或“亲上作亲”习俗，而并非结构化的婚姻准则，我们无法得出最终结论。
高宗禁婚，实行得较为严厉，但“七姓十家”只是不敢公开举办婚礼，而是“密装饰其女以送夫家”。自玄宗朝，禁婚令就没用了。
禁婚令不但没有起到实际效果，反而推高了这“七姓十家”的声望。
影视剧中，唐代婚礼的场景。来源/电视剧《风起霓裳》截图
据《新唐书·李吉甫传》记载，自宪宗朝开始，公主选尚范围已经包括了山东门阀士族。太原王氏就出了8位驸马。
从独宠功臣贵戚，到兼宠山东门阀，李唐皇室已经放弃了对山东名族“七姓十家”的压制。
自唐高祖为帝两百年后，约836年左右，唐文宗想把公主嫁给知名士族，对宰相说：“民间婚嫁不看官品，却在乎那些名望高的名族，我李家做天子二百余年，怎么就比不上崔家和卢家呢？”然后下诏让宗正卿在那些适合婚配的世家子里面选一选。
但愿意娶公主的，仍然不在“七姓十家”里。公主下嫁给了洹水杜氏之后杜中立。
洹水杜氏也是微族，其祖上杜正伦曾在高宗朝为相，因为想与京兆杜氏连宗，被对方拒绝，怀恨在心，假公济私，毁其宗社之气借以泄愤。什么是微族，什么是宗社之气。
这还不算，唐文宗为儿子选妃，也遇到了困难。《太平广记》记载说，文宗为庄恪太子选妃，朝臣家有适龄未婚女子的，名字及八字等都被呈送到宫内，引起了朝野不安。文宗知道后，对宰相郑覃说：“我想为太子婚娶，本来想与你们荥阳郑家结亲，可你们却不答应。我听说其他朝臣也不愿意与朕结为姻亲，这是为什么呢？我李家也是数百年的衣冠士族，你们都不与我做亲家，难道要让我家子孙都去做和尚吗？
唐文宗对郑覃说这番话，其实颇为辛酸。据说，郑覃宁愿把孙女嫁与九品卫佐崔皋，却不愿意嫁与太子。
《新唐书·郑覃传》记载，唐文宗无奈赞扬郑覃“不婚权家”，虽然李唐王朝已经不如太宗时那么兴盛，但毕竟是帝王之家，却遭受嫌弃，估计心中的滋味，很难与外人道吧。
另一方面，公主权势巨大，所用资财都是皇家供给，挥金如土，骄横异常，士人视婚娶公主为畏途。
名族不愿与皇室结亲的现象很普遍，例如郑颢被迫放弃与卢氏的婚姻，被招为驸马，从而对宰相白敏中怀恨在心，不断向皇帝打白敏中的小报告。宣宗朝，40岁才考中进士的王徽，听说要招自己为驸马，竟然去找宰相刘瑑哀求，说自己年纪大了，身体有病，不配与皇家结亲。宰相刘瑑亲自跟皇帝解释，这才救了王徽。
人们不愿意与皇室结亲的原因，主要是公主们不守礼法。从唐初开始，公主们淫乱奢靡之风盛行，已经到了令人侧目的程度。
另外一个原因，则是皇室权威衰落。“安史之乱”后，李唐王朝已经没有能力控制全国，北方原被安禄山控制的地区，落入了其他藩镇之手，他们相对独立，掌握地方财权，且经常因为谋求世袭问题而反叛李唐王朝，朝廷不得不花费巨额经费前去平叛，但往往效果不佳。
唐人的门第观念可以说终唐之世也未曾减弱。风气所及，影响到市井文学。在《太平广记》所收录的各类婚姻故事中，与山东大姓有关的婚姻故事大约为70余篇，其中17篇中有荥阳郑氏的人物出现。
需要指出的是，科举制并没有改变唐人崇慕山东门阀的习俗，一是中举者多为世家子弟，二是普通人家子弟中举以后，也纷纷与权势之家和山东名族联姻。660至683年，通过科考的人数平均为18人。670年，11个中举的进士只有一个来自其它地方，681年，51人中只有一个来自其它地方，682年的55人中只有一个来自其它地方。这说明中举人数太少，根本不足以改变名族为主的社会构成，同时说明中举者多为京城名族，他们熟悉京城的语言、礼仪、人脉，再以家世做依托，能够更多地获取社会资源。
“所有能确认为世族出身的知贡举，都居住于京城地区，其中居住于洛阳的人比居住于长安的人多三倍。而且，其中84%在京城精英的婚姻网络中。 ”（《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153页）这表明人们认为科举制兴起、贵族制衰落的想法，可能过于天真。
参考资料：
《唐代荥阳郑氏家族-世系与婚姻关系考》，谢思炜、王昕、燕雪平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年8月
《六朝门阀：太原王氏家系考》（日）守屋美都雄 著 梁辰雪译 中西书局，2020年4月
《旧唐书》卷六十五《高士廉传》
《哈佛中国史·世界性的帝国·唐》（美）陆威仪著 张晓东 冯世明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16
《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美）谭凯(Nicolas Tackett) 胡耀飞 谢荣宇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4月
《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第55页，姚平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年5月
《新唐书》卷一七二，列传第九十七，作者 欧阳修等。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1-11 11:2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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