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争议的朝代，有学者评价其积贫积弱，有学者赞扬其商品经济发展，陈寅恪先生更是有言：吾中华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些不同的评价，显示出宋朝社会多面复杂的特点。在这其中，宋朝与辽朝之间的外交活动显得尤为引人注目。宋辽之间为何能保持百余年的和平？宋朝奉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原则，在与辽朝交往的过程中，这些士大夫有怎样的心理，对具体政策又有何影响？
北宋王朝建立在五代十国乱局之上，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成功夺取了皇位。随后的南征北战，基本将旧有的华夏疆域收入版图中。但燕云十六州成为摆在宋朝君臣心上的“历史遗留问题”。
当中原战乱，内部纷争之时，获得北方游牧政权的支持，或者直接借用其力量，确实是惯常的做法，该传统至少从周朝起便有先例。五代十国时期，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也仿照了这种做法。为了对抗后唐，石敬瑭寻求辽朝的支援，其不仅自称“儿皇帝”，为辽朝提供岁贡，更是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辽朝。到宋朝建立之时，燕云之地已属辽朝二十余年。
石敬瑭
燕云之地自古以来便被视为分隔汉夷的天险，若不能掌控燕云，华北大平原便完全暴露于游牧民族的铁骑之下。刚刚立国的北宋，自然明白这个道理，收复燕云失地，不仅仅是收复华夏固有领土，更是为了新朝统治的安全。所以，在雍熙三年，宋太宗兵分三路，北伐辽朝。但这次北伐却只落得个失败的下场，高梁河之战中，太宗皇帝本人更是被打得仓皇逃窜。自此宋辽的攻守异势，宋朝也无心更无力收复燕云。
宋真宗年间，辽朝又大军压境，此次辽朝军队一路南下，甚至渡过黄河，北宋都城东京危在旦夕。在朝臣激烈的争论和真宗的深思熟虑下，真宗决定亲临澶州，指挥战斗。由于皇帝的亲临，宋军士气大震，初战便射杀辽军主将萧挞凛。
深入宋境的辽军，粮草辎重不足，无法打持久战，宋朝也无心继续追击辽朝，这为两国间的和议奠定了基础。应该说，使者曹利用是不辱使命，双方签订澶渊之盟，协议为：宋辽互为兄弟之国；以白沟河为界；宋朝每年为辽提供岁币；开放边境，互市贸易。
或许当时无人能够预料，这一个协议为宋辽之间换来了百余年的和平。而这种局面，与前代大不相同。毋庸赘言，游牧与农耕的生态差别，使得古代中国的中央王朝与游牧民族之间存在一个边界（边缘）。双方随着国力的变化，一直在改变着主被动形势。例如汉初采用和亲政策，忍气吞声，而汉武帝时期便北击匈奴，使得漠南无王庭。唐朝依然如此，盛唐时，可在游牧地带设立都护府、羁縻州，但到了唐中后期藩镇割据时，唐王朝的力量便无法控制游牧政权。宋朝似乎开辟了一个先例，在缺乏燕云十六州的保护下，不仅没有被北方的辽朝压制，更和辽保持了百余年的和平，双方友好交流，真如兄弟之国。宋辽之间，似乎都无野心控制对方。这种状态在农耕与游牧两种人类生态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如何维持？士大夫在两国外交中扮演了什么作用，这需要我们进入宋代士大夫的历史世界。
澶渊之盟签订后，宋辽之间百余年间竟有三百余次的外交互动，双方在皇帝、皇后去世以及新皇登基的重大场合，都会互派使节。从宋朝士大夫出使辽朝的具体互动中，我们可以窥见更丰富的历史面貌。
契丹人壁画
从白沟出发，到达辽朝的中京，路途遥远，往返需要花费两个多月的时间。这期间，宋朝的士大夫有了充足的时间观察辽朝的风俗，并与辽方的官员密切交流。从今天的眼光看来，虽然宋朝士大夫出使辽朝，是带着政治任务的，但这一个过程更像是到辽地去旅游和造访朋友。仁宗时期，陈襄出使辽朝六十余天，一路上都在畅饮。每经过一个驿站，都有辽方的使节迎接，然后大摆筵席。北方游牧民族性情豪爽，对待席间不拘泥礼制而豪饮的宋朝官员充满了好感。宋使王拱辰在参加辽方为其举办的宴会时，不顾礼制，与契丹人同坐豪饮，甚至于“深夜狂醉，喧酗无状，或执虏之手，或拍胡人之肩，或联嘲谑之诗，或肆市廛之语”。看起来似乎不符合外交礼节，但辽方却十分高兴，直呼其为“王见喜”。应该说这种人物还是相对少数，多数宋使出访辽方都极其重视礼制规范，但当辽方热烈劝酒，宴饮到欢畅之际，在酒精的麻醉下，宋使们经常会做出豪情万丈的举动。以至于相对冷静的陈襄，也会在酒后发出“但恨饮酒不多”的感叹。
除了酒桌上丧失了清醒的交流，宋辽官员间其他方面的交往也十分密切。在路途中，宋辽双方的使者会就许多问题进行讨论，从经史子集到天文地理，从诗词歌赋到异物术数，无论学术问题还是平常琐事，都是可以谈论的话题。在这种交往过程中，宋朝士大夫逐渐了解辽朝风俗，辽朝官员更学到了中原的知识。例如，当刘敞出使辽朝时，辽方官员问他燕山中有“异兽，如马而食虎豹”，刘敞利用自己的知识，引用《山海经》、《管子》等书证明这种异兽名为“驳”。这种唠家常的对话并不少见，陈襄出使辽朝就曾与辽朝官员交流故乡风俗、父亲任职何官，乃至于南方荔枝生长等问题。
宋使每次出使都会将中原的典籍作为礼物送与辽方，由于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辽朝的官员也有了相当高的文化水平。这足以使得两边的官员处于同一维度对话，甚至会互相赠送诗赋，并结下了友谊。双方使者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询问曾经出使过辽朝士大夫的情况。陈襄出使辽朝，就不断被问及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的现状。这种询问似乎是老朋友间的关心，足见当时宋辽之间上层人物联系密切，并已经形成关系网。
范仲淹
正是在这种交往的过程中，宋辽的士大夫们互生好感，产生认同。陈襄之言“所谓南北一家，自古两朝欢好，未有如此”，当是真情实感。值得注意的是，宋朝的宰辅中，相当大比例在年轻的时候曾出使过辽朝。在辽朝留下了较好印象的他们，在老年成熟后审时度势，自然成为了所谓的“主和派”，可以说，这是宋辽维持百余年和平的原因之一。在他们的文字中，对宋辽和平充满了赞颂。如胡宿：“自尔边境无长风尘之惊，父老不金革之警……国家承平百年，其间通好居六十年，前世所未有。”郑居中曰：“虽汉唐和戎，未有我宋之策也。”
一般认为，国族意识是近代民族国家构建的产物。但似乎，宋代士大夫的某些思想，已经初具国族意识的内涵。这在宋朝士大夫群体对辽的态度上有所表现，大体上有主权边界意识与“想象的共同体”。
主权，特别是对领土的主权是近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权力。宋代士大夫的领土边界意识，是在北部边防的压力下产生的。如前所述，由于燕云十六州在辽朝掌控下，宋朝丧失了防御骑兵的天险。宋朝君臣不得不考虑如何防范北方骑兵，以维持现有边界。宋代君臣没有采用前朝的修建长城的方法，而是采用了另一种思维，来限制“骑兵利在平地”。首先，在北部地区建立起了塘泺体系，欧阳修言：“今既无山阜设险，所可恃者，惟夹峙垒，道引河流，固其复水，为险浚之势”。凭借水塘湿地，既可以阻挡骑兵，又可为边防屯兵提供灌溉之利。其次，在北部地区广种树林，形成隔离带，使得骑兵无法通过。从实际效果看，这些举措收效甚微，但背后所体现的，是对具体疆界的维持。
契丹战士
更为显著的是宋神宗时期与辽朝勘定边界的举措。在前朝，边界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或者是一个模糊的地带，而并非一个明确的界限。但在11世纪后期，宋朝发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北疆与辽朝划分了明确的边界。以封堠、壕堑、界碑为标志，宋辽边境线不断明晰，与此同时，宋朝中央编制地图，建立档案，以此宣扬自己对疆界内的权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是未有明确边界的天下概念，但这在宋朝却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北宋君臣都意识到了明确疆界的重要性，所谓的“明立界堠”，体现的是宋代特殊形势下华夷观念的转型。
士大夫群体中，也衍生了“想象的共同体”的意识。有趣的是，虽然在具体政策上，宋代士大夫不主张收复燕云，但在情感认同上，他们却一直将燕云之地认为是华夏故地。前文已提到，出使辽朝的宋使会经过燕云之地，观察到当地“衣冠语言皆其故俗”，不禁心中生发出一种信念，此地之人仍然认同宋朝，希望宋朝来收复故地。就像他们在诗中写的那样，“渔阳父老尚垂涕，燕颔将军谁请缨”，似乎这与燕山之北的契丹人聚居地不同。在这里，胡汉分界仍然存在，是传统华夷观的延续，但不同的是，这种燕人仍然心系中原的观念，更多是一种想象。当然，这种“想象的共同体”相当程度是心怀天下的士大夫的一厢情愿，对于燕云之地的百姓来说，并不像宋朝士大夫所想的那样，对自己的国族有着清晰而明确的认同。
在特殊的地缘政治格局下，向内在转向的宋王朝内部士大夫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思想观念和现实政局的矛盾冲突，成为士大夫华夷观转变的动力。一方面，宋辽的互动维持了百余年的和平，另一方面，宋朝士大夫仍然存留有胡汉两分的传统。从文化传统和现实利益出发，宋朝士大夫群体中孕育出了国族思想的核心因素。明确边界的诉求，以及自身群体的想象，是北宋国族意识萌发的重心，并延续到南宋。但相对于近代的国族构建运动，这种精英思想并未传播到底层。真正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意识”萌发，或许要到晚清甚至之后了。
参考文献
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文史哲》2004年第1期。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撰：《全宋文》，安徽教育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谭凯：《肇造区夏——宋代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建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作者：浩然文史·秋山散人）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12-27 05:27 PM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