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孟子皆是大儒，但是随着时代的车轮进入战国后期，儒家似乎就没有再诞生名人，唯一的名人就是荀子。然而，荀子的思想用“离经叛道”来说也不为过，因为他的思想和传统儒学有很大出入。至其弟子韩非、李斯，二人算是彻底倒向了法家。于诸子百家学说之中，地处西陲的秦国举起了法家的大旗，真正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并在列国兼并战中赢得了最后的胜利，统一了神州大地，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不过，以法治国的秦朝二世而亡，人们才知道矫枉过正的弊端，由此汉代以后的朝代走的其实都是外儒内法、春风化雨的法家道路。那么为什么韩非、李斯会违背他们的先师呢？这和战国时代的大变革密切相关。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周天子虽然式微，但作为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还有些许尊严和权威，诸侯之间就算是争霸争得你死我活，也要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绝不敢公开践踏周天子的尊严，维系天下秩序的周礼还在苟延残喘。孔子立志恢复周礼的等级秩序，还有微乎其微的可行性，这就是孔子创立儒学的背景。
孔子
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周代的井田制、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四大制度全部崩溃。由于铁犁、牛耕的使用，生产力大增，私田兴起，公田荒废，依靠公田而存活的贵族全面衰败。为了挽救诸侯国公室的财政，各国被迫承认私田，改革税制，进而演化为对分封制的否定和对国君直辖郡县的承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基石的井田制崩坏，分封、宗法、礼乐亦全面崩溃。在战国生产力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正如梁启超在《变法通议》所说：“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各国的陪臣之所以能执国政，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些陪臣敢于变革，能够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即是例证。
当新兴的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阶级，依托于井田制的礼乐制就完全没有了恢复的可能，所以立志恢复周礼的儒学，越到封建制巩固的战国后期，就越需要进行相应改变。
儒家后人背弃儒家，是由荀子开启的。战国中期的孟子严格遵守了孔子的学说，所以宋代儒者将孟子提拔到了亚圣的地位，而荀子因为离经叛道，则被斥责为“大本不立”、孔门异端，荀子的两个学生韩非、李斯更是被踢出儒家，成了法家代表。
李斯
荀子对儒家的背叛还算轻微，但绝对是实用的。儒家倡导以道德为基础的思想，在列国征伐、相互厮杀、朝不保夕的战国实为空想。孟子提出性善论，寄希望于未来，寄希望于人们能发现本心，发现心中的善良，这是一种消极等待，根本不可能成为战国时期的治国思想。春秋时期的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已经完全证明了儒家传统主张与当时尚攻的时代不相适应。
针对儒学过柔的特点，荀子针锋相对地提出性恶论。在兼并战争更加频繁的战国后期，民不聊生，因此荀子认为人性自私本恶。但这并不意味着荀子是悲观主义者，他没有放弃对人的希望，而是认为既然人性恶就需要约束，需要“化性起伪”。这里的“伪”就是人为，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约束自己本性中的恶。如何约束？那就要靠法的作用。所谓隆礼重法，“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就是一种儒法的结合，也成为了王道和霸道的结合，是一种杂糅了柔性儒学和过硬法家的第三条道路。
荀子对儒学的背离毫无保留地传递给了其弟子韩非、李斯，但这仅能作为韩、李背弃祖师爷的一个引子，他们二人对儒学的完全放弃其实是各有不同。
韩非，韩国公子，其公室贵族的出身决定了他选择在自己的国家韩国发展。战国七雄中，韩国是最弱的一个。虽然韩非是儒学出身，学富五车，但学成归来的韩非并不被重用。公元前262年，秦国白起攻韩，连下50城，上党郡降赵，韩国领土直接萎缩一半。在亡国危机面前，韩国统治阶层的内斗反而更加激烈。韩非积极上书，要求变革自强，但均被驳斥。一腔热血尽付东流。
在公室内斗不休，自身抱负不得施展的情况下，韩非对性恶论有了更直观的体会。因此，法家诸人中，韩非最为激进，所以被称为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完全否认了儒家的教化，认为只有法才是唯一的信条，什么亲情、友情、道德，都要以法为宗。儒家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战国礼崩乐坏的背景下根本就是空想，所以“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儒与侠都是天下大乱的原因。就以君臣之间的关系来说，二者之间不存在亲爱关系，“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也就是说，二者只是利益交换关系，君主给臣子提供物质待遇，臣子给君主提供智慧力量，仅此而已。
所以韩非对儒学的背离，既有战国大变革的时代性，又有韩国内斗的特殊性。
李斯是郡小吏出身，身份地位并不显赫。《史记李斯列传》开篇，就记载了李斯为郡小吏时一段直击他灵魂深处的见闻：他看到厕所里的老鼠，吃的不好，见人就受惊逃跑；而米仓里的老鼠，吃的好养的好，还不用担心受到外界的惊扰。所以李斯立志要当米仓里的老鼠，其思想上的功利主义极其明显。儒学完全不适用于战国，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尤其是在经历彻底变法后的秦国。李斯出仕，上来就选择了最强大的秦国，可谓挑选了一个最简单的剧本。
李斯见秦王，必须给秦王描绘一幅秦国统一的宏伟画卷，才能被重用。就如同韩非所说，君臣之间是相互利用关系，秦王给李斯高官厚禄扬名天下的机会，李斯帮秦国统一天下。而自秦孝公后，历代秦王都尝到了法家带来了的福利，所以不可能改弦更张以儒代法。既然改不了老板的思想，就只能改变自己的思想了。所以李斯必须要适应秦国的主流思想，因此他也倒向了法家。
韩非和李斯虽然都是儒学出身，但其师傅荀子就已经走上了对儒学的背叛之路，或者与其说是背叛，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因势而变革。韩非、李斯彻底倒向法家，既有传承老师思想的原因，也与当时时代背景和个人生涯有关，二人脱儒入法就是顺理成章的事。荀子的第三条道路，在汉初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汉代皇帝鉴于秦朝完全践行法家思想而二世而亡的教训，被迫采取儒术治国。可是看看汉初政坛上最重要的两位人物：皇帝刘邦，秦朝泗水亭长出身，算是基层公务员了，曾经向儒者的帽子里撒尿；丞相萧何，典型的法家官吏出身，楚汉争霸之时，入咸阳后首先收集的不是秦朝的金银珠宝，而是秦朝的典章律令。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可能改弦更张，彻底放弃秦朝的法刑呢。只不过是鉴于秦朝严刑峻法的手段太过直白刚硬，所以汉制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给法家包了一层儒学柔和的外衣，内里其实还是法家那一套。
参考文献
陈旺：《孟子“尽心养性”与荀子“化性起伪”教育思想及其差异互补》，《遵义师范学院》2022年第5期。
薛玉麟：《韩非政治哲学及其人性论基础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21年。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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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2-13 08:4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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