镖局、海盗和娼妓，传统中国社会的边缘人群

源济

镖局、海盗和娼妓，传统中国社会的边缘人群

历史学堂君 2022-11-08 08:52 Posted on 广东

封面图 |《龙门镖局》剧照

聊起武侠片，镖局是个绕不开的行当，贵重物品用它运输，关键情节靠它推动，但你知道在真实历史上，镖局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吗？为什么很长一段时间，大家提起海盗都会想到倭寇？大名鼎鼎的秦淮河，为什么一边是倩影摇摇的妓院，另一边却是科举取士的贡院？

镖师、海盗、娼妓，他们都是正统历史书里忽略的人群，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他们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过去，人们都习惯通过史书中的大人物、大时代了解历史，实际上传统社会普通人的生活同样重要，他们填补了那个时代的细节，解释了当下中国社会的前世今生。获中信出版集团授权，我们选取三类传统社会的边缘人物，将他们的由来和生活图景分享给大家。

书名：《碌碌有为：微观历史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

作者：王笛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01

武行天下：镖局  

在中国，长途保镖行业的起源很早，但镖局的起源比较晚。保镖行业的兴起与官方驿站有关系。早在唐朝时期，就有遍布全国的官营驿站。当时经常会有一些官吏在全国各地流动，传递文书和物资，官营驿站的主要功能就是负责往来官吏的住宿。

官吏长途跋涉，有时候会经过一些不受官府力量控制的边疆地区，或者是人烟稀少的荒山野岭。在这些地方如果遇到歹徒，很可能阻碍官吏传达信息和物资，甚至官吏也可能被杀。这时候，保镖就派上用场了。从唐宋至元明的四朝官府，都会雇一些会武术的武林中人，让他们在路上保护官员的安全。

不过，此时的保镖还不同于后来产生的镖局。这些做保镖的人往往都是「个体户」，并没有形成组织。

保镖集团——镖局到清朝才出现。（也有学者考证认为镖局滥觞于明万历末至崇祯初。）

关于镖局的起源，有两个传说。一种说法是在清初，著名的反清志士顾炎武、傅山和戴廷栻，召集了一群武林人士，组建了镖局。因戴廷轼是山西人，这三位义士经常在山西会面。他们以山西商人从事长途贸易需要保镖为名义，召集武林人士组建镖局，实际是为了伺机组织反清斗争。

另一种说法是，乾隆时期，山西的武术家，有「神拳无敌」之称的张黑五有意开设镖局。因为普通人是没有权利直接上奏皇帝的，所以张黑五请求达摩王转奏乾隆皇帝，请求乾隆皇帝同意他开设镖局。后来乾隆同意了，张黑五就开始在北京兴建了第一座镖局「兴隆镖局」。

这两个故事可能都不是真的。蒲松龄的小说《聊斋志异》中已经提到过镖局，由此推断，镖局的起源应该不晚于蒲松龄写成《聊斋志异》的康熙二十八年，也就是1689年。

虽说这两个故事可能是编造的，但它们反映出来的一个现象就是，镖局与山西人存在重要关系。清朝时期，山西商人从事跨省甚至跨国的长途贸易。长路漫漫，贼人不少。他们确实需要一些保镖来帮助他们护送货物及银两，这个需求就是镖局出现的重要原因。事实上，一些镖局也确实是山西人开的，也许山西的商人更相信本地的镖师吧。

镖师应该具备哪些武艺才能呢？

老舍先生在小说《断魂枪》中，描写了一个叫沙子龙的镖师。从他对过去镖局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想象一二。

「枣红色多穗的镖旗，绿鲨皮鞘的钢刀，响着串铃的口马，江湖上的智慧与黑话，义气与声名，连沙子龙，他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成昨夜的。」

镖局出镖要插上自己家的镖旗，镖师们拿着钢刀护卫拉着货物或白银的口马，遇到了江湖上的强盗要能知道黑话，也要有应对的智慧，这就是小说对镖师的简略描写了。

其实，作为镖师，要掌握三项基本技能，即武功、春点、医术。

初入镖局的镖师先要学习腿法和拳脚功夫，而后学习使用刀剑、棍棒等兵刃。此外，走镖分为两种，一种是陆路上的旱镖，一种是靠船来押运物资的水镖。为了走旱镖，镖师必须学会骑马作战。为了走水镖，镖师必须学习水上功夫。镖师之所以叫「镖师」，正是因为他们需要学习使用飞镖。实际上，使用暗器也是镖师必学技能。

光有一身功夫还不足以成为一个合格的镖师。镖师行走江湖，必须要学会「春点」，也就是江湖黑话。走镖时，遇到强盗，镖师不会马上就动手，先要用「春点」来跟对方「盘道」。如果每次走镖都要打打杀杀，这样的镖局是做不长久的，与强盗搞好关系是镖局长期经营的必备条件。

「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跌打损伤是镖师经常遇到的。因此懂得治伤的医术也是镖师必不可少的技能，有的镖师甚至本职工作就是医生。《清稗类钞》就记载了广东一个叫洪浚业的医生，擅长使用暗器，因此商人经常聘请他做镖师。

再厉害的镖局和镖师，到了清末民初也衰败下来。

老舍先生在短篇小说《断魂枪》中，用对往昔世界充满乡愁的笔调，点出了镖局衰落的原因。

老舍先生认为，导致镖局衰落的重要因素有两个。

一是以火车为代表的现代化长途运输技术，取代了镖局镖师所惯用的马和骆驼。在有火车这种快速、安全、相对廉价的交通工具之后，镖局提供的服务显得性价比过低了。

二是以现代化枪支为代表的新型武器的出现。这些武器取代了镖师引以为傲的拳脚功夫和冷兵器。

老舍的想法是很有道理的，这两者确实是镖局在清朝末年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虽然在清末走向衰落，但是民国的时候还是有一些镖局存在的，尽管它们的业务量已经大大减少了。毕竟，传统的消亡是很慢的，而且在民国时期，全国不通火车的地区还很多。

还有另外两个导致镖局衰落的重要因素。

实际上，对镖局而言，可以说是「成也晋商，败也晋商」。前面我们讲到了晋商在清朝中后期建立起经济组织「票号」，有了票号以后，长途汇兑变得很容易，只需要一张票号的汇票，商人就可以在许多大城市汇兑白银，再也不用大老远地运输大量白银。而镖局的主要业务其实就是「银镖」，也就是押运白银。有了票号，「银镖」的业务量自然而然就大幅度萎缩了。

另外，以电报为代表的近代通信技术传入中国，也是导致镖局衰落的一大因素。前面我们讲驿递系统的时候提到过，近代通信技术使传统镖局的业务萎缩。因为镖局有一个业务叫「信镖」，也就是押送信件，有了快捷、相对廉价、方便的电报，「信镖」自然越来越少了。

总的来说，保镖行业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历经唐宋元明清的发展，从护卫官方驿递系统脱离出来，形成了私人性质的武装团体——镖局。

镖局的出现起源于山西商人的长途贸易，长途货物运送、白银运送、信息传递成为镖局的主要业务，但此后山西商人开设的「票号」使得白银的异地汇兑非常便捷，镖局的业务受损，外加近代技术的引入，如火车、枪支、电报等，这些技术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镖局业务，使得镖局最终在民国时期衰落下去。

02

横行在波涛之上：海盗

中国沿海有影响非常大的另一武装团体：海盗。

中国历史上，有史可考的海盗最早出现于东汉安帝年间。汉安帝刚刚即位，全国各地分别出现了地震、水灾、旱灾等自然灾害，继而出现了饥荒，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情况。然而，官府却不作为，没有赈济饥民。

这时候，山东沿海地区的张伯路就率领一支三千余人的部队，在沿海地区和海上反抗官府。官方史书称他们为「海贼」。汉安帝得到消息后，派御史庞雄前去镇压。

朝廷多次派兵围剿，形势渐渐开始对张伯路不利，他开船带着部队逃到了辽东半岛附近的一个海岛上。但海岛上可耕作的土地比较少、缺乏粮食，他最终还是返回了山东，结果被官军击败。张伯路被杀，海盗势力最终被瓦解了。

中国历史上的海盗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反抗官府型和劫掠财物型。张伯路的海盗武装就是典型的反抗官府型。东晋末年的孙恩、卢循，明朝初年的方国珍，都是如此。当然，这两种类型的海盗也不能截然两分，他们之间也可以互相转化。

劫掠财物型的海盗，也是在东汉时期出现的。

根据目前学界的考证，最早的只抢劫财物、不以反抗官府为终极目的的海盗出现于东汉灵帝年间。灵帝熹平二年，浙江杭州湾有一个叫胡玉的海盗抢劫了商人的财物。

不过，从汉朝一直到唐朝，史书中关于海盗的记录其实并不多。这或许是因为编纂史书的人不是很在乎海上事务，也可能是因为当时沿海贸易还不是很发达，所以海盗的数量确实不多。

面对海盗，政府采取率兵攻打和招安两种方式。比如，《水浒传》里面宋江最终被朝廷招安了，而且带着梁山好汉去攻打方腊。宋朝官府对于海盗便采取「时剿时抚，以贼攻贼」的策略。

在南宋时期，有一支海盗势力以郑广、郑庆两人为首领。他们主要是为了劫取财物，不想真的推翻朝廷，朝廷一招安，他们就从了。郑广、郑庆都被封为「保义郎」，手下的海盗和船都被编入军队。宋朝朝廷曾经调拨部队供二人指挥，以攻打其他海盗势力。在海战中，郑广「屡建奇功」，但是因为他做过海盗，还是受到同僚的冷落和歧视。

有一天，郑广为了发泄胸中愤懑，当着许多同僚的面，念了一首自己写的打油诗：「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可见，以贼攻贼的方式也不是没毛病。

到了明朝时期，倭寇作为一种海盗，对东南沿海的影响很大。

明朝建立之初，虽然消灭了元末方国珍在东南沿海地区建立的割据政权，但他的余党还在。而此时日本处于「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的两个政权各有一个天皇，自认正统，都企图消灭对方。南北双方战争不断，海盗在日本横行。日本的海盗和方国珍的余党结合起来，不断袭击、骚扰东南沿海地区。

朱元璋为了解决沿海倭寇问题，采取了「海禁」政策，严禁中国人与外国人进行贸易，禁止出海。这种措施虽然看起来可以断绝倭寇的经济来源，但其实收效甚微。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采用了一种比朱元璋更开明的政策，他并不片面禁止对外贸易，而是把海外贸易纳入国家的管辖之下。

这时候，日本的南北两个政权也被室町幕府统一。明朝和日本的室町幕府合作，共同打击海盗。最终，在双方的联合打击下，倭寇越来越少。

然而明朝中期以后，一方面，中国沿海地区的居民越来越不满官府对海外贸易的控制，大量沿海居民开始从事走私贸易活动；另一方面，日本进入了动荡的战国时代，很多中国走私商人开始跟流亡的日本浪人结合起来，一边从事走私贸易一边在海上抢劫，甚至袭击沿海州郡。这些人也被当时的明朝政府称为「倭寇」。其实，明朝中后期的倭寇绝大多数都是沿海地区的中国人，日本人只占倭寇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

16世纪末，明朝一方面派遣胡宗宪、俞大猷、戚继光等将领加强东南沿海的防备，另一方面在1567年放松了海禁，这样一来，商人可以不必走私而从事合法的海外贸易，他们就丧失了变成海盗的动机。

此时在日本，丰臣秀吉基本上统一了全国，剿灭了日本的海盗势力。在国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东南沿海的倭寇又沉寂了下去。

通过明朝倭寇势力的消长可以看出，倭寇的兴起与灭亡和海禁政策以及日本的政治局势有着密切关系。

清末，随着沿海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海盗势力又兴起了。

道光三十年（1850），在福建地区经商的瑞典人雇的小船就曾经被海盗朱茂科袭击。小船所携带的洋钱被全数夺走，清政府派兵搜捕，抓获了朱茂科。

因为海盗威胁外国商人的利益，所以当时外国政府多次督促清政府加强防务，严抓海盗。有些国家，比如英国还派军队在中国沿海地区巡航，以搜捕海盗。

清政府也会派遣一艘军舰巡逻从江苏吴淞到广东的整个东南沿海地区。但是，海盗还是屡禁不止。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海岸线漫长曲折，官方的力量不足以在每时每刻覆盖全部的沿海区域。

不过清末以来，已经没有倭寇那种大规模的海盗组织，所有的海盗组织都是小规模、分散化的。当然，这些海盗组织也主要以劫掠钱财为目的，无意颠覆国家政权。

类似这样的小规模海盗组织在民国时期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发展壮大了。民国时期，《申报》报道了大量跟海盗抢劫有关的案件。仅1921年一年，《申报》就报道了18起海盗抢劫案。

事实上，海盗抢劫案件肯定比报道的数字还多。民国时期海盗猖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军阀兴起，很多散兵游勇逃出军队，加入了海盗势力。

总的来说，海盗是传统中国社会历史比较久的一个武装团体，中国历史上的海盗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反抗官府型和劫掠财物型。明清时期是海盗对中国沿海产生重大影响的时期，倭寇的兴起与灭亡和海禁政策以及日本的政治局势有着密切关系。到了清朝末年，开放通商口岸以后，对外贸易的发展又给海盗势力再兴创造了可乘之机。

03

秦淮妓院和八大胡同：是堕落还是风流

妓女在中国历史悠久，无论是明清时期的秦淮妓院，还是民国时期妓院密集的北京八大胡同，都显示了这个行业曾经的发达和繁荣。

以秦淮妓院为代表的南方青楼文化往往带有「浪漫主义」色彩。明朝时期的秦淮妓院相当有名，其中既有政治因素，也有江南文化以及江南文人的影响。

根据《板桥杂记》的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建立了花月、春风等十六楼作为官妓之所，将犯罪大臣的妻女打入其中。所以明初官妓中的妓女，有许多是大家闺秀。明初的官妓之所以只允许商人进入，严禁官员进入，一方面是为了繁荣经济，另一方面是为了杜绝官场的腐化。

秦淮妓院此后虽然不如明初那么繁盛，但秦淮河附近的南市、珠市的妓院依然保留下来。秦淮河的两岸，一边是倩影摇摇、门庭飘香的妓院，一边是供科举取士的贡院，雅妓与文人乘小舟游秦淮河，小舟内丝竹歌舞不绝于耳，成为一时之风尚。

明末是中国士林社会生活相对开放的时期，那时官妓十分流行，逛妓院并不是严重的道德问题，很多儒生甚至把结交高级妓女当作一种时尚。

例如明末文人冒辟疆，不仅与秦淮名妓董小宛相交，还娶她为妻，《影梅庵忆语》记录了两人的闺房之乐和爱情生活。

很多时候，妓女会与文人甚至民族大义联系在一起。比如《桃花扇》中的李香君。李香君是明朝末年的名妓之一，娇小玲珑，被人称为「香扇坠」，是一个既有侠气又聪慧的女子。她与名士侯方域相爱，但遭奸人陷害，被逼嫁与他人。李香君以死相抗，血溅桃花扇，足见其侠义之气。

进入清代以后，明代妓院逐渐废弃，昔日盛况不再。太平天国战争后，曾国藩到过夫子庙，提出筹办花船以恢复繁荣，妓院也随之兴盛。有游客在夫子庙题诗一首：「荼靡开罢绽红榴，底事秦淮作胜游。两岸河房添好景，石栏杆外竞龙舟。」

相比于南方青楼文化的浪漫，北方的青楼文化更趋近「现实」。

在北京，妓院分四等。一、二等妓院内陈设豪华，妓女年轻漂亮。为了哄骗妓女多接客、多挣钱，老鸨给她们好吃好喝，打骂也少些。可是这些妓女一旦年老色衰，门庭冷落，悲惨命运便立刻降临。

三、四等妓院房屋摆设较差，妓女长相一般，年龄也大些。老鸨常用毒打等手段，逼妓女接客挣钱。下等妓女最苦，白天黑夜都要接客，挨鞭子、跪搓衣板、饿肚子是家常便饭。老鸨打她们的时候，口里还会咒骂着：「妓女是摇钱树，不打不落钱。」

妓女和妓院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卖给妓院，挣的钱都归老板，其中有的有一定年限，有的终身失去自由；另一种是没有写卖身契的妓女，她们一般不遭毒打，但挣的钱要跟老板分账，妓女所得极少。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土娼，大都隐蔽于胡同深处，门前挂着招牌，内行人能识得标志，大体是窗户上贴剪纸，或者挂一红灯笼。老舍先生的《月牙儿》中便描述过一对母女逐渐沦落为暗娼的悲惨生活。

故事中的「我」是一个7岁丧父的女孩，母亲为了养育女儿，不得不以做暗娼为生。女儿接受了教育，不齿于母亲的行径，但长大之后，依然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在社会上处处受人压迫，无以为生，最后也不得不走上做妓女这条谋生的道路。

妓女现象背后，经常涉及人口贩卖的问题。

人口拐卖活动无论在城市还是乡下都非常普遍，女人一旦落入这些人的魔爪，下场非常凄惨。

也有不少是穷人由于各种原因，将家里女人典当的。与卖妻卖女不同，家里人把女人典押出去从事娼妓业，就好像是把女人的身体当作一种经济资源去开发，就像典当衣服或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一样。

为了改变妓女的处境，「废娼」成为清末民初的改革目标，以「拯救妇女于孽海」。地方当局会开办「济良所」，收容妓女，教她们自尊、识字、计算，希望把她们转变成「正经娴媛」，寻找另一种谋生方式。

1909年的成都，六十多名妓女进入了济良所接受从良教育。为了开始新的生活，她们中的三十人选择了结婚。据报道，这些妓女颇知悔悟，逐渐改变了她们的生活方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社会歧视妓女，但是仍有很多男人有兴趣与她们结婚。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发动的「废娼」运动轰轰烈烈，尤其是以南京秦淮河为首的传统妓院区，成为国民政府首要的改造区。在当时精英的眼中，秦淮河是一条「污秽」的河流，许多人认为娼妓的存在是人类的奇耻大辱，是社会上的病态现象，不是文明国家应有的状态，所以娼妓是最严重且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废娼」运动没能解决妓女的问题。

因为真正想要从良、从事正当职业的妓女，依然面临着许多障碍。政府勒令妓女到工厂做工，能嫁人的允许其自由婚配，其中的老弱妇女送到救济院留养。但政府缺乏足够的财力、物力与收容所来完成这项工作，不仅老鸨百般阻挠，妓女主动投靠救济院的也很少。关键是在禁娼之后，许多人转为私娼以歌女的身份在茶社、旅社继续卖淫，所以禁娼效果不如人意。

即使离开这个行业，社会对这些妇女的道德谴责也不会消失。那些离开妓院已经结婚的人仍然保留着「前妓女」的名声。例如，成都一个妓女从良后在巷子里开了一家铺子，生意很好，但一次有人在店里调戏她，双方大起冲突，导致其中有人受伤。事件发生后，邻里们「共同议定」，让她迁店。

不可否认的是，有些女人是自愿成为妓女的。杨老三是晚清成都的一个名妓，她从良结婚后，她丈夫倾其所有也无法养活她，她就重操旧业。她的丈夫为此十分恼火，甚至与她的客人发生打斗。

这些妇女的行为告诉我们，即使同属于边缘群体，每个人的处境也是不同的。在一般人看来，妓女是受男人迫害和蹂躏的弱者，但实际上她们成为妓女的原因各不相同，生活方式也有很大差别。

可见禁娼和废娼的问题，并不仅仅涉及妓女，更涉及女人是如何沦落到这个行业的背后根源，如贫穷、人口贩卖、对妇女的歧视等。如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自然也无法根除妓女这个群体和卖淫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