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几年皇帝后,唐太宗李世民决定要打倒门阀。
在多次讲话中,他毫不掩饰本人对山东四姓(崔卢李郑)的不满:“吾实不解山东四姓为何自矜,而人间又为何重之?”
贞观六年(632年),李世民跟宰相房玄龄聊天时说道:
“最近朕听闻山东四大姓氏,明明已经家道中落,却还要打肿脸充胖子,依仗先辈的功绩,夸耀自大,子女结婚时总喜欢大肆向亲家收取彩礼,把好好的一场婚礼搞得跟贩卖人口似的。不但破坏了风俗,对社会影响也不好。既然他们德不配位,咱们也该尽早刹住这股子歪风邪气,爱卿以为如何?”
房玄龄听完后,点头称是。
李世民随即下诏,令高士廉、韦挺、岑文本、令狐德棻等普查全国世家门第人口,重新修订世族名录,同时根据历史记载,对一些名不副实的世家大族予以除名、贬斥。
不久,不明真相的高士廉递上了《氏族志》的初稿,请李世民御览。
李世民兴致勃勃地翻开这版《氏族志》后,突然大发雷霆,把高士廉劈头盖脸骂了一顿。
▲李世民画像。
原来,在这版《氏族志》中,高士廉等人根据古往今来氏族排行的习惯,仍清河崔氏、博陵崔氏等传统士族列为第一等。在中国古代,世族门户等同于如今的社会地位。自魏晋南北朝以来,朝廷实施“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以“五姓七望”为主的山东士族,即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太原王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和陇西李氏,被认为是中古时期以来北方世家门阀里的第一等。他们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贵族圈层中互相联姻,通过姻亲和血缘关系将家族财产与地位世代保存下去。随着豪门联姻的不断成功,逐渐形成了稳固的上流社会网络。这群贵族,对下品非士族的寒门,形成了天然的鄙视链。即便历经数百年的战火纷乱,世家大族的子弟依旧坚挺。不过,随着大一统时代到来,科举制兴起,这些豪门子弟反而成了历史前进的障碍。正如李世民所说,朕下旨编写《氏族志》,并非与“五姓七望”有仇,只因他们家境衰落,还没人愿意出来做官。整天贩卖祖宗威望,沽名钓誉,看谁谁不行,做啥啥不好。如果说这些人忠孝两全,道德高尚,孝悌父母那还好,可偏偏有些人就是才能低下,还整天以为自己很牛批。关键是,朝廷大臣还喜欢跟他们结交,送他们财物,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这样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当然,李世民没有说出来的一层意思是,李唐的天下,不允许豪门来分享皇权。在李世民的亲自监督下,这次心领神会的高士廉等人重新编纂了新的《氏族志》,将皇族陇西李氏列为第一等氏族,而清河崔氏等故旧氏族被列入第三等。同时,该书规定,日后世家排名要以姓氏族人所在的官位品级来确定家族的等级。尽管,从官方的角度而言,自魏晋时代流传下来的世家大族被重新洗了一次牌,但实际执行结果并不理想,收效甚微。房玄龄、魏征、程咬金等大唐名臣、重臣依旧以娶清河崔氏女为荣。清河崔氏,源自姜姓,是齐太公姜子牙的后裔,因其祖先曾受封于崔邑而受姓氏崔,与博陵崔氏同属一脉。西汉时,东莱侯崔业定居清河郡东武城县(今河北故城县),故而后世称他的后人为清河崔氏。清河崔氏崛起于汉末时期,此时天下战乱不断,群雄四起。崔业后裔崔琰和崔林也投入了这场全天下的洪流中,他们一个代替自感形象不佳的曹操接待匈奴使者,留下了“代人捉刀”的成语;一个刚正不阿、历仕数朝,留下了“大器晚成”的典故。随着两位崔氏子弟的美名远播,“七步成诗”的曹植也迎娶了清河崔氏女为自己的正妃,让清河崔氏跻身皇亲国戚行列。自曹丕代汉以来,崔氏兄弟中的崔林先后担任大鸿胪、光禄勋,最终位列三公,封安阳乡侯,开三公封列侯之端。随着曹魏采用以“家世+个人品行=官品”的方式选贤举能,以崔林为首的清河崔氏得以借助这股“东风”,逐渐走向权 力中心,成为影响王朝政治格局的中坚力量。司马炎取代曹魏称帝,建立西晋后,靠着政府实行维护各世家大族利益的“占田制”,清河崔氏开枝散叶更加频繁。由于人口基数的不断扩大,清河崔氏后人纷纷离开了原来世代所居住的郡望,向外扩张,先后衍生出了清河大房、清河小房、青州房、鄢陵房、乌水房、西祖崔氏、东祖崔氏等支系。新成立的王朝还没撑过半个世纪,在经历了“永嘉之乱”后便迅速灭亡,宗室司马睿只能被迫渡江南下,建立东晋,延续司马氏治天下的正统地位。作为天下门阀之一的清河崔氏自然也响应了此次王朝的迁移,举族南下。但由于战乱等诸多不可控的因素,清河崔氏还是有一部分人遗留在祖先故地——清河郡,他们先后仕于北方崛起的十六国以及之后的北魏,其中以崔林六世孙崔宏父子为代表的清河崔氏,最为显赫。但盛极必衰,这支清河崔氏很快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灭顶之灾,直至北魏中期才稍微有点起色。进入隋唐时期后,随着天下大一统时代的到来,清河崔氏迎来了“最后的盛世”,有唐一代出现了崔元综、崔龟从等12位宰相和7位状元。不过,随着唐末天下大乱,社会阶层再一次被重新排序,清河崔氏从此一蹶不振。
崔宏父子
说起盛极一时的清河崔氏,必然绕不开一对父子——崔宏、崔浩,他们是东晋衣冠南渡时未能及时南撤的西晋司空从事中郎崔悦的后人。随着崔悦出仕十六国后赵政权,这支未及南渡的清河崔氏也开启了在北方十六国及其后统一北方的魏国中任职经历。崔氏历来以诗书传家,在家族氛围的熏陶下,崔悦的儿子崔潜、孙子崔宏 均为当时的饱学之士。特别是崔宏,自小便有神童的称号,据传,当时十六国中势力强大的前秦宗室苻融对其十分尊敬,引为密友。长大后,又获得当时名人郝轩的盛赞,称其有“王佐之才”,是百年难得一遇的人才。随后,崔宏历仕后燕政权尚书左丞等官,在任期间颇受好评。当鲜卑人拓跋珪打败后燕之后,第一时间便派出使者去请崔宏前来辅佐自己。由于崔宏久负盛名,因此刚进入新阵营的他,迅速得到了拓跋珪的青睐,让其总理军国大事,草拟这支创始团队的规章制度。当时,正值南方的东晋政权派使者前来 问聘,身为领导人的拓跋珪当然也希望能够派人回访,可是他发现自己这支初创团队现在虽然有一定实力了,却还是一个草台班子,没有一个统一的名号。他让手底下的人共同商议起一个国号,方便自己日后问鼎北方,图谋中原。然而,手底下的人普遍文化素质不高,大家想来想去无非就是延续祖宗的名号称“代”(拓跋珪为十六国代王拓跋什翼键的孙子)。这时,崔宏提出,陛下你虽然是继承了代王的血统,也算是光复祖业。但您率领大家打下如今的新天下,算除旧迎新,建议您学下咱们汉族人,起一个汉字为国号。臣看“魏”字就很不错,过去,“魏”是大国名称,属于神州的上等之国,如果您起一个这么霸气的名字,对咱们国家也是利大于弊啊。拓跋珪一听,这主意很好,从此,中国历史上辉煌一时的北魏诞生。随后,在拓跋珪的支持下,崔宏出任北魏的吏部尚书,亲手设计北魏初期的官制、朝仪、律令、爵品等一系列政治、法律制度,为北魏政权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功勋卓著,崔宏获封白马侯,成为当时北魏朝廷举足轻重的肱股之臣。随着崔宏在政治上的成功,崔浩作为崔宏的长子,早早便获得父荫,进入了北魏朝廷。也许是出于爱屋及乌的心理,拓跋珪十分青睐崔浩,让他担任自己的秘书。在崔宏的倾力教导下,崔浩从小便饱读经史,擅长写作,再加上他字写得漂亮,因此,拓跋珪时常让他帮忙起草文书。当时,拓跋珪已步入执政后期,性情大变,喜欢苛责下属,大臣们见到他是能躲就躲。可是,崔浩还是和以往一样,该干嘛干嘛,丝毫没有受到拓跋珪性情影响。拓跋珪死后,其子拓跋嗣登基,是为明元帝。作为先朝近臣,崔氏父子依旧得到明元帝的重用。崔宏被封为天部大人,晋爵白马公,成为仅次于皇帝的重臣之一。此时,崔浩作为皇帝身边的经史老师,常常被诏到皇帝身边问对。每逢国家节日庆典时,总能看见皇帝身边有他们两父子共同出现的画面,时人皆羡慕不已。受拓跋珪晚年的一些不当的政治举措影响,北魏王朝正处于内外交困的时期。内部由于自然原因,连年的霜旱导致北魏境内歉收,饿殍千里,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北方柔然、高车等部落几乎每年都南下侵扰,战火时常烧到北魏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附近,对北魏政权造成极大的影响。因此,明元帝以及北魏贵族集团都想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这座扼守草原与中原关东地区的要塞,躲避战火,继续维持统治。当明元帝拓跋嗣就此事问及群臣意见时,崔浩却借机提出反对意见。作为被遗留在北方的汉人名士后代,出身清河崔氏的他,说实话,怎么会愿意看到北魏政权的迁移给这片区域的世家大族,特别是自己家族带来不可避免的利益损害。因此他以平城的战略地位比邺城重要为由,极力劝阻明元帝迁都,并直言北魏地广人稀,在草原上放放牧还行,真要跟汉人一块生活,分分钟被同化了。虽然,他这些话基本都切中要害,挺有道理,但是,这样的直言将为他招来杀身之祸,使名盛一时的清河崔氏阖族覆灭。
国史之狱
明元帝驾崩后,登基的是明元帝长子拓跋焘,即太武帝。此时,崔宏早已谢世,白马公爵位由崔浩继承。作为倍受三朝帝王倚重的元老,崔浩堪称时下北魏帝国最炙手可热的汉臣,即便是已经登基称帝的拓跋焘见到崔浩也是客客气气的。他曾对崔浩说,您知识渊博,为帝国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希望您能像对我父亲、爷爷那样,对我的执政方针的利弊也直言相告,不要有什么担心。我虽然有时候喜欢对人发脾气,但都是对事不对人,您别往心里去,脾气发完了,您的建议我还是会照单全办的。看到皇帝对自己是如此地友好,崔浩未免也产生了一些孤傲自负的心态。以往虽然他出身高贵,父亲崔宏也权倾朝野。但毕竟帝国属于初创阶段,民族歧视还比较严重。再加上自己那会还年轻,自然更倾向于谨慎从事,以博取统治者的欢心。现如今不同了,虽然他依旧是汉臣,可是他是历仕三朝,顾问中枢的汉臣,这个身份,这种地位,即便是鲜卑人也无法企及。因此,他完全可以借着皇帝对他的信任,合理合法地抬高汉人,贬低鲜卑人。事实上,他也这么做了。崔浩的侄女嫁给了当时同为甲等世家的太原王氏子弟。一次,崔浩见到侄女婿的酒糟鼻,赞叹不已,说这可以与天家贵种相比了。这番话不知怎么就传到了拓跋焘那里。拓跋焘自然非常不高兴,一个汉人的破鼻子居然可以跟皇族的身份相比,可见在崔浩眼中,北魏皇族是如此的不堪。但真正导致崔浩身死族灭的导火索,却是让崔浩相当满意的《国书》。由于北魏帝国第一次编撰国史时,太武帝拓跋焘的功绩未被收录在里边,因此为了标榜自己,拓跋焘决定再修《国书》,并把这桩光荣的任务交给熟识经史、擅长写作的崔浩主持完成。对于修《国书》这活儿,崔浩是极其乐意的。一来,可以展现自己的文笔,为后世留下可歌可颂的经史佳作;二来,这种记录皇室内部历史的著作由自己来完成,说明当权者对自己是高度信任的,修好了,自己乃至家族的政治地位都会得到更大的进步。崔浩在编撰《国书》时,可谓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至把皇帝家祖先那些乱伦的经历也写得一清二楚。当好大喜功的皇帝把《国书》的内容刻成石碑,供大家学习时,鲜卑贵族们自然也发现了祖先头上的那片“青青草原”。崔浩自然也就成了众矢之的,只不过此时他依旧不明白自己“秉笔直书”有何不对。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六月。太武帝拓跋焘下令诛杀崔浩,给他陪葬的是他希望振兴的清河崔氏留在北方的全体族人以及姻亲范阳卢氏、太原王氏、河东柳氏全族。
崔浩之死,一度使清河崔氏销声匿迹很多年,直到北魏孝文帝元宏推行汉化改革,兴礼乐,改旧风,才让这支北方落魄士族得以复兴。经过与北魏以及随后的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等统治阶层的联姻,清河崔氏得以逐渐恢复往日荣光。随着天下大一统的浪潮再次到来,进入隋唐时期,科举制逐渐替代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庶族地主也获得跻身朝廷的机会。但此时如清河崔氏这种累世的世家大族,却依旧凭着累世的声望、财富以及错综复杂的政治联姻,维系着他们贵族阶层的利益。而且,在过往的历史延续中,他们一直采取与门当户对的世家大族联姻,保证他们高贵的血统,逐渐在地方上形成了一个个稳固的豪强团体。虽然李唐的统治者们也正是靠着这样的门阀集团——关陇集团势力在争锋天下中获胜,但对于一个新坐上皇位的统治者而言,如此相似的政治生态,又怎能保证他们不与李氏家族一样在各地“黄袍加身”呢?因此,自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以来,朝廷通过一系列举措,诸如撰写《氏族志》,对天下世家大族进行重新定位;故意提倡皇族娶妻纳妾首选当世勋贵之家,颁布“禁婚家”,禁止世家大族之间联姻、收彩礼;再次编撰《姓氏录》,企图扩大士族人群,规定凡在当朝任职五品以上的官员,皆可被列为士族;加大科举力度等手段来试图冲淡世家大族的影响力……▲唐朝多任皇帝对世家大族进行持续打压。图源/摄图网然而,即便政府从法律上强硬限制世家大族的发展,但耐不住那些与皇族联姻的勋贵之家,在与皇族结亲的同时,也保持着与世家大族的世代姻亲关系,如房玄龄、魏征等当世重臣。况且国家上有政策,世家大族亦可以根据家族传统进行适度调整,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清河崔氏作为世家大族的代表之一,便是较早发生转变的。当初奠定清河崔氏发展基础的崔林、崔琰兄弟以及鼎盛时期的崔宏、崔浩父子都以研习文学经史著称于世,而这种传统的家学渊源,在入唐后依然得到很好的保存。如《唐故前国子监大学生武骑尉崔君墓志铭并序》记载,墓主人“抠衣避世,研精四求之科”,再如,唐太子太保分司东都赠太尉崔慎由以“习左氏春秋、尚书、论语等获第于司”,都充分说明了,有唐一代,清河崔氏家族对于族人研习儒家经典的重视。在科举制度盛行的唐代,即便清河崔氏需要面对来自统治阶级的高压,却依旧涌现了一批以崔慎由、崔元综、崔龟从为代表的大唐宰相,以及留下千古名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大唐诗人崔颢等一批当世诗词大家。据《新唐书》统计,有唐一代,清河崔氏在文学创作方面,共有22人留下超过300部传世经典文集。由此可见,清河崔氏子弟秉承家族优良遗风在大唐盛世中依旧保持家族荣耀。只是,由于科举制的大力推行,注定如清河崔氏这样的世家大族不可能再有机会像从前那样享受各种与生俱来的特权。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世家大族内部也发生了优胜劣汰的分化。有真才实学的清河崔氏子弟得以像先祖那样获得统治阶层的青睐,而躺在祖宗功劳簿上吃喝的大部分家族子弟,便只能坐吃山空,逐渐没落。纵观清河崔氏自魏晋至隋唐近700年间的家族荣耀,尽管与当朝统治者和社会阶层变化具有很大关联性,但以“研习经史”为核心的门风,始终对家族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年),大唐帝国寿终正寝。随着它一同消亡的,还有清河崔氏等一干曾经的世家大族。进入宋代后,重视科举的历朝皇帝对无数前来报国的寒门士子、读书人给予了足够的关怀。世间从此再无世族寒门之分,只要是有心为国者,皇帝都欢迎。于是,在平民科举大盛的浪潮下,清河崔氏消逝在历史长河当中。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顺手点个在看让我知道您在看~参考文献:
[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
[北魏]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陈鹏:《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2005年
刘海峰:《中国科举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年
[美]谭凯:《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唐长孺:《门阀的形成及其衰落》,《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