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五年，一个寒冷的冬夜，20多年不上朝的嘉靖帝朱厚熜被人抬回了他梦开始的地方——乾清宫。那里是大明皇帝日常办公起居的场所，却也是嘉靖帝用尽一生逃离的束缚之地。但此刻，他只剩下最后一口气，无力再反驳周遭的一切，包括他一直迷信的“二龙不得相见”的执念。这是他最宠信的道长陶仲文，结合毕生修学所发明的玄幻理论。按照陶仲文的意思，皇帝是真龙，皇太子是潜龙。二龙如若相见，必有一龙惨遭厄运。壮年时，嘉靖帝接连丧失两个皇太子，便是最好的例证。正是出于此种担忧，嘉靖帝对庶出的第三子、裕王朱载坖始终视若无睹，极力将他边缘化。跟随着当朝首辅徐阶的脚步，裕王朱载坖疾步进入乾清宫。作为一个可怜人，朱载坖终于等来了自己的皇位，史称隆庆帝、明穆宗。按理说，身为九五之尊，隆庆帝朱载坖的顺利登基，意味着他开始享有大明帝国的最高话事权。可很快，他便深深体会到嘉靖帝坐天下时的无力感。由于先皇早年对他的忽视，朱载坖从小就过得很不开心。随着两个哥哥先后去世，排名第三的他，按照明朝的祖宗家法，应该立即晋升为太子，为后续即位早做准备。但嘉靖帝始终想再缓缓。当时，嘉靖膝下除了朱载坖外，还有皇四子、景王朱载圳。因为受“二龙不得相见”的迷信困扰，嘉靖对二子进行无差别对待，“居处衣服无别”，这让成长中的景王有了谋取帝位之心。嘉靖四十四年（1565），29岁的景王病薨时，嘉靖曾与人言：“此子素谋夺嫡，今死矣。”但即便朝野此前对景王的野心传得沸沸扬扬，史书中却没有记载嘉靖对此有什么反制行为。可见，他是默认了这个儿子的做法。如若不是景王死在嘉靖前头，朱载坖很可能做不了皇帝。他循例要参拜皇陵，却遭到徐阶等内阁大臣的大力反对。徐阶意思很明确，如今北方鞑靼经常搞事，边境不太平，南方连日来又“霪雨为灾”，内忧外患，皇帝有必要留守北京，坐镇紫禁城。这种君臣矛盾，要是换成嘉靖帝，徐阶估计吃不了兜着走。但隆庆帝朱载坖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刚登基，不想跟文臣集团的关系搞得太僵。嘉靖末年，海瑞曾上《治安疏》，以“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之言，将自己推上了蔑视君王的风口浪尖中。嘉靖虽动了杀心，但也忍下来了。于是，直到嘉靖驾崩，海瑞一直被关在牢里。徐阶借嘉靖的遗诏，以隆庆帝的名义将海瑞从牢里捞了出来。从狱中再度回归社会的海瑞，从此成了天下官员的楷模。不仅先后历任监察官员，更是巡抚京畿，所到之处，属吏皆惧其威严，民间更尊其为“海青天”。吊诡的是，当初曾给海瑞作保的徐阶，在不久之后，也尝到了这位“贪官克星”的威力。
不可否认的是，徐阶喜欢独断专行。隆庆帝刚即位时，阁臣除徐阶外，还有李春芳、郭朴、高拱、张居正以及陈以勤等。这些人大部分都是隆庆帝在潜邸时期的老师。将心比心，隆庆对这些老臣大多一视同仁，相互信任。然而，在内阁权斗面前，什么同僚情分，什么师生情谊，都不大重要了。还没等隆庆发话，徐阶便挤走了自己的政敌高拱，开始权倾朝野。对于徐阶的独断专行，隆庆帝一向心知肚明，只是跟父亲一样，他对朝堂文官的明争暗斗同样心烦。即位之后，为了改变先帝数十年不上朝的形象，隆庆倒是每天坚持“未明而衣，日旰而食，岁无虚月，月无虚日，视朝可谓勤”。但是，这看起来更像是皇帝在履行某种仪式。
因为，没多久，朝臣们便对他这种流于形式的问政提出了质疑。兵部侍郎邓洪震顶着压力上奏：“陛下临朝之时，圣容端拱，未尝时赐清问，体察民情；诸司奏章，少见御览；经筵、日讲，止袭故常，未蒙虚心询访。”换句话说，就是邓洪震认为隆庆活脱脱是一个懒政皇帝的代表。可懒政也不等于怠政，该处理的大事，隆庆倒是一件也没落下。针对嘉靖帝施政留下的弊病，隆庆元年（1567），他曾诏令群臣：“先朝政令有不便者，可奏言予以修改。”明朝自太祖年间开始实施海禁政策。按照《大明律》规定，从洪武年间起，无论军民人等，寸板不得下海。但海禁政策严重违背了唐、宋以来中国东南沿海百姓出海贸易的历史事实。正如隆庆初年支持开海的许孚远所说：“东南滨海之地，以贩海为生，由来已久，而闽为甚。闽之福、兴、泉、漳，襟山带海，田不足耕，非市舶无以助衣食。”因此，自海禁政策实施以来，明朝东南沿海的民间走私贸易屡禁不止。特别是当倭寇不断侵扰华夏之时，中国东南沿海也先后形成了谢老、严山、洪迪珍、张维、吴平、曾一本等著名海寇集团，“攻掠诸省，荼毒生灵”。隆庆继位后，抓住新朝改革的信号，时任福建巡抚涂泽民冒死上书，请求朝廷将漳州月港设为外贸通商口岸，允许民间百姓出海贸易谋生。要知道，在涂泽民之前，曾提督东南沿海防务的浙江巡抚朱纨也曾上疏嘉靖帝，请求废止海禁政策。结果，朱纨换来的，是被诬而自杀。当然，还有满朝文武自此十多年闭口不敢再提开海。好在同样的问题，到了隆庆帝跟前，已悄然发生了变化。当初，明太祖陆续平定其他势力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个问题：如何重建稳定的大明经济体系？也就是，如何解决“钱荒”的问题。其认为，首要就是禁止贵价金属外流，以保障国内货币流通的稳定。这便是海禁政策的出发点。作为破立的一代，明太祖及其智囊还打算从税收和货币发行上解决前代遗留下来的经济问题。仿照元朝的“中统元宝交钞”，明初朝廷发行了“大明宝钞”，用以改变人们日常使用白银的习惯。然而，这样一来，虽然给民间使用的货币找到了循环流通之路，却也使天下从“通货紧缩”的经济环境，瞬间转变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如果没有足够的贵金属作保证，“大明宝钞”便是一张废纸，可以说，明朝这套累世积弊的货币体系，到了隆庆帝时代已经势同水火了。所以，当涂泽民竭力要求“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时，隆庆帝当即应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既然涂泽民提及要将走私商人纳入合法商人的范畴，朝廷也理应派专人在月港负责海外贸易缴收关税和督促办理“出海船引”。所谓“船引”，就是合法商人出海船只的“行驶证”。要办理这项服务，明廷规定，按时交税年审就行。政令看似简单，实则船引上除了写明商船货物信息外，还囊括了船只所有者的个人信息，方便朝廷加强管理。更重要的是，货物关税与船引缴税两者互不相通，只要民间商人选择私营贸易，他便需要同时负担两种税务。如此一来，有学者统计，从1567年到1644年这段时间，海外流入大明的白银总数大约为3.3亿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大量的财富迅速聚集，充盈了大明王朝国库。凭借这笔财富，隆庆和他的朝臣们可以大刀阔斧地进行朝政改革。就在这场改革开始之前，喜欢搞“一言堂”的徐阶，下台了。除了阻止皇帝扫陵外，徐阶几乎对隆庆帝方方方面的琐事都看不顺眼。他兴于言官，骨子里还保留着“事无大小，好与上强争”的习惯。而隆庆帝面对自身身份的巨大转变，开始暴露了原先潜藏于内的劣根性。史载，“上初在裕邸，姬御甚稀，自即位以来，稍好内，掖廷充斥矣”。“稍好内”，明显是委婉之词。贪杯好色，这就是隆庆真实形象的写照。又懒政又好色，即便隆庆有废除海禁、开关的功劳，又怎能让徐阶以及诸位想让君王持正守身的言官们放心呢？因此，只要隆庆坐朝貌似端拱，不发一言，言官们就会一哭二闹三上吊。若隆庆在施政上有所偏颇，他们就敢把口水喷到皇帝脸上。这样的日子，隆庆过得也是十分郁闷。他老是在朝堂上对徐阶重复一句话：“朕着内臣坐营 , 科道官也说，你每也这等说，怎么主意不遵，你每说来。”每当这个时候，徐阶也好，言官也罢，大家都哑口无言了。在持续失宠的情况下，言官们把矛头对准了徐阶。户部给事中张齐趁机上奏：“比者，诸边告急，皇上屡廑宣谕，阶略不省闻，惟务养交固宠，擅作威福，天下惟知有阶，不知有陛下！”徐阶一走，内阁首辅的宝座就归了资历较深的李春芳。李春芳是嘉靖年间的状元，写得一手好青词，但政治智慧和处事手段都不如张居正。张居正是个实干家。看着李春芳多少耽误事，便和太监李芳密谋，召高拱回京。据说，高拱得知皇帝召见他，不顾隆冬腊月大雪纷飞，硬是从河南老家，夤夜疾驰入京。尽管这中间可能有误会，但隆庆对高拱还是十分信任的。他一到北京，就接到了隆庆专程给他准备的加封厚礼：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明朝大臣入内阁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当上吏部尚书，原则上就不入阁。因为吏部乃六部之首，掌管官员的升迁考核，要是让吏部尚书再兼内阁大学士，其不仅拥有处理机要之务，更有察查官员任用的权力，等同于真正的“宰相”。隆庆可不管这些，为了革故鼎新，他宁愿背上忤逆祖宗家法之名。隆庆相信，以高拱的能力，不说如匡扶“仁宣之治”的“三杨”，担纲“隆庆新政”的总设计师，还是绰绰有余的。十六世纪中叶，北方蒙古与中原的关系一再紧张，频年入犯，边境摩擦冲突更是常有的事。为此，张居正曾竭力恳请皇帝来了一场“隆庆大阅兵”，好好地整顿了废弛的兵备。高拱回京后，立即接过张居正手中的大旗，将隆庆新政的重点放在军事上。当时，兵部常设尚书一人，侍郎两员，皆为文官垄断。文官与武将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军事上不如后者敏感和练达。增设两名兵部侍郎，一来可在平时历练政务，为日后参与朝堂决策提供助力；二来遇边镇总督出缺，亦或是边境有事，即可由储备干部转任实职，赴镇任用，政绩尤佳者，可充兵部尚书之选。如此，兵部既可将京官下放地方实习，解决兵部官员瞎指挥的问题，又可在地方选取优秀的边将补充中央，替边境将士找到了一条合适的晋升渠道。然而，要解决北方蒙古边患，依靠一两场局部战争的胜利，是远远不够的。高拱认为，想要谋求边境长治久安，与蒙古关系正常化才是正途。但对蒙古示好，与明朝既定的施政方针相悖，若蓦然改变，影响可能无法估量。隆庆四年（1570），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因与孙子把汉那吉争夺“三娘子”为妻，引发鞑靼贵族集团内部分裂。处于劣势的把汉那吉随即带领自家人马，叩关降明。当时，从河套地区以东到大同、宣府一带的关外，都是俺答汗及其部下游牧的地区。故而，把汉那吉一踏入大明边界，就被带去见了时任宣大总督的王崇古。王崇古虽是文官出身，却素来喜论兵事。他镇守宣大期间，严禁边军将士出关，但允许一向通敌的人深入敌营宣传大明政策。把汉那吉等人一到大同，便得到了王崇古的优待。把汉那吉归明毕竟是大事，王崇古与大同巡抚方逢时等人不敢怠慢，当即把现状汇总成报告递交朝廷，请高拱、张居正等朝臣协商，皇帝定夺。隆庆对此事一向持开放态度，只要高拱、张居正等人不出乱子，他完全可以做到“躬修玄默”，“无为自化”。隆庆的垂拱而治，正中高拱下怀。高拱性格耿直，才略自负，既然皇帝选择当“甩手掌柜”，那他理应成为令大明董事长安心的CEO。于是，高拱与次辅张居正商议后，以内阁首辅的名义给王崇古复信：“虏酋款塞，盖数百年所无者……此乃中国利机，处之须要得策。”第一，将把汉那吉作为与俺答汗谈判的筹码。因为，发生这起事件时，俺答汗的第一反应是，希望明朝不要杀害他的孙子，其次还考虑到家丑不可外扬。第二，以战促和。家丑外扬，令俺答汗面子上过不去。故而，当听闻把汉那吉在明军手上，俺答汗即听从手下汉奸的建议，发兵叩关，意在胁迫大明顺从。高拱在给王、方二人的指示中特别强调，俺答“果拥兵来索，则吾只严兵以待”。事实证明，高拱超前的战略意识，既顾及了鞑靼部的面子，也维护了大明边境的和平稳定。经过谈判，俺答汗同意将此前所有归降鞑靼的汉奸悉数奉还。高拱汇总所有进展后，递呈隆庆预览，得到皇帝极高的评价。到了隆庆四年十一月，隆庆帝亲自降旨，封把汉那吉为指挥使，其奶公阿力哥为正千户，礼送出境。遣返那吉，处决汉奸，似乎能看到明、蒙矛盾的缓和化，但高拱以为，不封贡，显然达不到长期和平共处的目的。所谓“封贡”，也就是要俺答汗表示归附大明。作为赏赐，隆庆可以答应开放边境互市，促使双方贸易通畅，弥销兵祸，增收国库。定国公徐文璧、英国公张溶二人皆是朝中举足轻重的勋贵代表。徐文璧极力赞同边境互市，张溶则率领他的党羽，与徐文璧互怼。遇到这种局面，本应由皇帝出面调停，可隆庆什么也没做。这样，就全由高拱自行拿捏了。在这个问题上，张居正与高拱并没有过多的分歧，他们力倡互市之议，还搬出当年明成祖朱棣封贡蒙古忠顺王、忠义王的例子，总算让喧闹的朝堂统一了意见。隆庆五年（1571），隆庆帝正式下诏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同时允许与鞑靼部开放互市试点。他规定，每年俺答来贡，贡使不得入京，更不得以各种名义骚扰地方百姓。至于互市，每次则以三天为期，只允许交易生活用品，金银铜铁火药等战略物资，一概不得交易。三边总督戴才认为，封贡是好的，开市就算了。他专程写了封奏折给隆庆，言明互市之弊，恭请圣裁。不料受到隆庆的一顿臭骂：“套虏应否互市当有定议”，政策都开始实施了，你现在才打报告说不行，早干嘛去了？可以说，如果没有隆庆帝在背后默默支持，高拱很难在隆庆时代大刀阔斧地实施改革。隆庆不是一个有魄力的皇帝，治国能力也有限，但他在关键时刻总能挺自己信任的大臣一把；加上他命比较好，在位期间内阁能人辈出，任由他们进行改革，实行新政，结果愣是让大明气象焕然一新。隆庆的经历，说明了一个资质平庸的君王，在自我认知清晰的情况下，可以将王朝带到怎样的高度。就在“边民始知有生之乐”的时候，隆庆帝的身体却垮了。与大多数在位时间较短的中兴之君类似，他也是“积劳成疾”。只不过，人家使的劲多半在勤政治国上，而他，则病于深宫。隆庆的“好色”，自即位伊始展露出来后，便再也无法控制。当高拱、张居正等人为明朝边防呕心沥血之时，这位“甩手掌柜”却在后宫之中，一边奏乐，一边舞。史学家韦庆远根据《明实录》统计，仅隆庆四年到隆庆六年间，隆庆帝一共册封了13名嫔妃，而嫔以下无主位份者，则不计其数。甚至在隆庆六年三月，皇帝本人“疾益甚”时，还下诏册封了4名嫔妃，搞到最后“大行不返”，“龙髯难攀”。对此，无论是辅臣还是言官，都没了往日的指责，更多的是关心。户部给事中蔡汝圣还十分好心地建议皇帝“进御有常”。或许是从任人宰割到主宰万民的身份巨大变化，让其内心充满了不甘与愤懑，他需要用最极端的享乐与放纵去弥补饱受创伤的心灵。除了酒色纵欲，隆庆在生活上还呈现出一种“暴发户”的心理：明明是富有四海的帝国君主，却偏偏对金银珠宝有着嗜血般的追求。史载，他曾多次严令云南等地限期供入足够多的黄金，供其观赏使用。对于珍珠宝石等奇珍赏玩，他的眼光也十分挑剔。他追求完美，不惜重金到地方上采买购置，如若遇到官员懈怠办差或对旨意理解错误，罚俸、廷杖，甚至送刑部议处斩监候，都是常有的事。最终，这名皇帝忘记了“月盈则亏，水满则溢，人满则损”的道理，被酒色、滥情、纵欲、放肆等不良心绪消磨数年，以致掏空了身体。隆庆六年（1572）五月二十二日，宫中传出了“上不豫增剧”的消息。高拱、张居正二人，内心不由一紧。三日后，隆庆进入了弥留之际，诏命高拱、张居正以及另一名辅臣高仪进宫面授顾命。遗憾的是，隆庆虽着力深度开发后宫资源，但膝下子嗣却少得可怜。他选中的皇太子，正是张居正当下悉心教学的三皇子、年仅九岁的朱翊钧。主少国疑，历来容易产生王朝剧变，隆庆早前也有过这样的担心。身体好些的时候，他曾拉着高拱的手说：“祖宗二百年天下，以至今日，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争奈东宫小哩！”而当下，他虽呼吸困难，仍不忘断断续续地对高拱说：“以天下累先生。”“事与冯保商榷而行。”次日，年仅36岁的隆庆帝病逝于乾清宫。十余天后，朱翊钧登基，史称万历皇帝。隆庆没想到，自己刚闭眼，前几日还在病榻前哭得死去活来的高拱、张居正、冯保三人很快就陷入内斗之中。他更想不到，在这场三角内斗中，高拱、张居正、冯保三人居然都是“输家”。张居正、冯保联手驱逐高拱仅十年，他们就被成长起来的万历彻底清算，沦为皇权之下的牺牲品。而那位平息了嘉、隆、万时代内阁斗争的万历皇帝，到头来也没有成为赢家。全文完。感谢阅读，如果喜欢，记得随手点个在看以示鼓励呀~
参考文献：
[明]谈迁：《国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明穆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韦庆远：《隆庆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刘峰：《试论明代开中盐法、盐引和信用行为》，《盐业史研究》，2020年第2期
唐玉萍：《张居正、高拱在“隆庆和议”中的作用对比》，《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8-28 06:0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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