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菊斋 Author 殊春
许多年以后,面对自己毁于战火的故宅,江总一定会想起他陪陈叔宝一起饮酒看花的那些日子。他虽然出身名门,家族在南朝世代贵显,但不幸生在南北朝这样的乱世,自幼便见多了离乱和杀戮。从侯景之乱到陈朝代梁,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在一场又一场战乱中度过的,这大概就是他容易沉迷享乐的原因。他人生中的太平岁月实在是太少了,任何能让他得到一点慰藉的东西,他都迫不及待地抓住。他十八岁即解褐,历仕梁、陈两朝,政坛不见有何建树,倒是继承了魏晋以来士族高官们不问世事、耽于诗酒的传统。如果遇上盛世明主,大概会给他一个文学侍从一类的闲职,让他去吟风弄月,做一个点缀太平的专职文人。他肯定不会去为了权位去勾心斗角,多半可以平顺地度过一生,最终在史书的“文苑”类或“儒林”类里,留下几行短短的传记。陈叔宝被立为太子后,江总掌东宫管记,累迁太子中庶子、太子詹事。陈叔宝在文学和音乐上都有浓厚的兴趣和可观的造诣,在东宫时常举办文学宴会,江总便是宴席上的佼佼者。齐梁文学已然伤于浮艳,到了本就耽于声色的陈叔宝,越发把辞藻与声律之美发挥到极致。美女成了东宫文学集团笔下最常见的题材,这些皇族与高官不厌其烦地描述她们的歌声与舞态、姿容与装束,仿佛除了女性之美以外,这世间再也没有值得歌咏的东西。陈叔宝显然非常喜欢江总的陪伴,以至于曾和他“为长夜之饮”,“微行总舍”,还因此惹怒了父亲陈宣帝。他们名义上有君臣之分,却更像一对志同道合的知己。陈叔宝作为皇帝,对江山和百姓都视若无物,对江总这个朋友却很好,愿意给朋友最高的职位与最好的待遇。太建十四年,陈叔宝即位,随即命江总为祠部尚书,又领左骁骑将军、参掌选事,又转任散骑常侍、吏部尚书,再调任尚书仆射。多少诗人一生都在为怀才不遇而悲叹,相比之下江总遇到了赏识他才华的帝王。他已位极人臣,为了回报陈叔宝的知遇之恩,照理就该为陈朝的江山尽心竭力。作为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亡国之主,陈叔宝符合“昏君”这个词的一切定义。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阁高数丈,并数十间,其窗牖、壁带、悬楣、栏槛之类,并以沈檀香木为之,又饰以金玉,间以珠翠,外施珠廉,内有宝床、宝帐、其服玩之属,瑰奇珍丽,近古所未有。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迭进,持以相乐。摊上这样一个皇帝,即使再强大的国家也会衰败,何况在北边,新兴的隋朝已经虎视眈眈。而江总作为宰相,“不持政务,但日与后主游宴后庭,共陈瑄、孔范、王瑳等十余人,当时谓之狎客”。一切迹象都显示,他确实不是个合格的政治家,也许确实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和陈叔宝一样以为长江天堑可以保护陈朝的国土。也许他虽然明白中原不会永远分裂,但是怀着侥幸心理以为立国未久的隋朝不会贸然发起进攻。更大的可能是,他根本没想那么多——他的生活太圆满,一切打破这圆满的可能都被本能地排除在了他的思维之外。在陈朝灭亡前的六七年间,江总留下的除了一个“狎客”的名号,就是一首首轻靡华艳的宫体诗:他的诗歌讲究声律,追求辞藻,对后世律诗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几年间的纵情声色,倒使他在文学史上留下不可忽略的一笔。可惜已经立志统一全国的隋文帝,并不会因为几首好诗就减缓攻打陈朝的脚步。开皇九年,隋兵大举渡江,毫无准备的陈军一触即溃。陈叔宝在兵临城下时,带着张贵妃、孔贵嫔躲进一口枯井,可想而知这儿戏般的举动没能让他避免被俘的命运。陈朝灭亡得十分简单干脆,那首著名的《玉树后庭花》,在后世成为亡国之音的代名词。江总在亡国时做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史无明载。但在他后来的自叙中,可以约略瞥见他在天翻地覆、国破家亡时的反思:才未半古,尸素若兹。晋太尉陆玩云“以我为三公,知天下无人矣”。轩冕傥来之一物,岂是预要乎?他只是个诗人,不是政治家,从没想过去争夺权位。历史阴差阳错地把他放在一个不适合他的位置上,给予了他不应享受的权利和无法承担的义务。而他既无拒绝的智慧,也只好接受随之而来的骂名。陈亡后,江总入隋,官任上开府,并被允许回到江南。他的生活仍然优裕,但作为亡国降臣,他已不再是那个在轻歌曼舞间驰骋笔墨的风流才子。他只想回到家里,在对陈朝的思念和歉疚中度过余生,但连这个目标也无法达到——他的江南故宅,已在战乱中被焚毁。晚年他不再写那些绮靡的宫体诗,黍离之悲弥漫在他的笔墨里,冲散了早年轻艳的痕迹。然而太晚了,他在后世将永远被打上宫体诗人的烙印。不知在临终前,他还会不会想起他陪陈叔宝一起饮酒看花的那些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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