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的是，西汉武帝时北攻匈奴，南击百越，西通西域，与少数民族的联系极为密切，到了东汉，也有窦宪北击匈奴，匈奴来附的事迹；晋朝时，爆发了八王之乱，五胡入中原，建立了大大小小十余个国家。但是在人们的印象中，在两汉与晋中间的三国时期，少数民族的身影似乎就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不少人甚至有这么一个疑问，三国时，诸侯割据，中原涂炭，为什么这时候没有爆发类似五胡乱华这样的事件呢？此时的少数民族究竟与中原政权之间有怎样的联系呢？
两汉时期，北方最强的少数民族莫过于匈奴，始皇筑长城，派蒙恬率三十万士卒戍之。到了汉代，汉初有“白登之围”，遂开启了西汉长达六十多年的和亲政策。武帝即位之后，“履遣卫、霍之将，深入北伐，夺其饶衍之地”，因此匈奴“遂保塞称蕃，世以衰落”。汉武帝的打击使匈奴走上了下坡路。
东汉时，匈奴分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永元年间，窦宪北击北匈奴，部分匈奴西走，匈奴部落更加一蹶不振。到了三国时期，匈奴已经不再为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史书上也鲜见关于匈奴的记载。
汉灵帝中平年间，中山太守张纯联合鲜卑反叛，汉朝遣发匈奴兵来平叛，当时匈奴部落单于栾提羌渠的儿子叫于夫罗，他率军来到中原，恰逢匈奴部落内部发生叛乱，单于被杀，于夫罗也就留在了中原，南匈奴就此也分为了两支。待汉室衰微，天下大乱之时，这支匈奴部落便成为了流寇，到处劫掠百姓，“因天下扰乱，与西河白波贼合，破太原、河内，抄略诸郡为寇”。
汉献帝初平二年，黑山贼叛乱，抄略魏郡、东郡等地，曹操率军击破之，史载：“太祖邀击眭固（黑山贼首领），又击匈奴于夫罗于内黄，皆大破之”。于夫罗不敌曹操，大败，但却未被曹操全歼，剩下的匈奴部落和黑山贼勾结在了一起。
次年，曹操攻打袁术，黑山贼联合于夫罗的匈奴部落佐助袁术，再次被曹操打败。后来于夫罗死，其弟呼厨泉继单于之位。呼厨泉率领的这支匈奴军队，无法回到原本的南匈奴部落，在被曹操击败之后，多次受到鲜卑族的袭击，处境艰难。
建安元年，南匈奴部落的右贤王去卑还和韩暹护卫汉献帝，与郭汜等人激战。建安二十一年时，或许是实在混不下去了，呼厨泉率领那支匈奴部落来到了许昌，上书希望归附曹操，曹操遂将呼厨泉留下，将去卑遣回了南匈奴部落监国，匈奴自此“匈奴折节，过于汉旧”。之后也就难再看到这支匈奴部落的下落了。
几十年后，西晋八王之乱爆发，为祸中原的少数民族中亦有一支匈奴部落，他们的首领叫刘渊，是于夫罗的孙子，后来成为汉赵的创始人。刘渊的汉化程度高，和这支匈奴部落投降曹操后久居中原分不开关系。
除此之外，曹操在攻破袁绍之后，袁绍的外甥高干降于曹操，但是建安十年曹操计划征乌丸时，高干趁机反叛。建安十一年春，曹操率军征讨高干，高干败，“走入匈奴，求救于单于，单于不受”。匈奴单于拒绝了高干的求救，或许就是因为当时曹操兵强，而南匈奴已经极度衰败，无力再与曹操争斗，也因此并不想因为高干而惹祸上身。
由上可知，匈奴在三国时期的实力已经大不如前，所干的大致就是一些劫掠百姓的勾当，但是遇见曹操这样的硬茬，就只有挨打的份了，他们并没有能力对中原地区造成实质性的威胁和破坏。此时对中原地区构成较大威胁的实际上是乌丸和鲜卑两个少数民族。
此时的乌丸和鲜卑已经取代了昔日的匈奴，成为了北方两大安全隐患。
裴松之在《三国志》中引《魏书》说，乌丸是东胡之后。昔日汉初匈奴力强，冒顿单于灭其国，其部落余众聚保于乌丸山，因此得名。乌丸与匈奴一样，是一个善骑射，遂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起初，乌丸臣服于匈奴部落，受到匈奴部落的欺凌，在壹衍鞮担任匈奴单于时，乌丸转弱为强，与匈奴部落展开了激战，以报当年冒顿灭国之仇。
东汉光武帝时曾经派遣马援北击乌丸，无功而返，而此时的匈奴也不敌乌丸，被乌丸打得不得不进行大迁徙，“匈奴转徙千里，漠南地空”。此后的乌丸盘踞北方，时而接受汉朝的招安，为汉朝侦备，攻击匈奴、鲜卑，但时而又与匈奴、鲜卑等联合寇略代郡、上谷、五原等地，可谓反复无常。东汉末年时，乌丸再度依附汉朝，顺帝时，乌丸击败鲜卑有功，乌丸诸王“还皆拜为率众王，赐束帛”。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乌丸趁机攻破幽州，劫掠汉朝百姓十多万户。早在这之前，也就是灵帝时，中山太守张纯伙同乌丸再次叛乱，张纯为三郡乌丸元帅，率军寇略青、徐、幽、冀四州，杀害百姓无数。等到袁绍据有河北之地时，与乌丸相邻。袁绍深知乌丸铁骑的战斗力，因此袁绍“皆立其酋豪为单于，以家人子为己女，妻焉”，极力笼络乌丸部落，当时乌丸部落最强的势力当属蹋顿单于，袁绍对他更加礼遇，乌丸遂为袁绍所用。
官渡之战，袁绍大败不久后便撒手人寰。袁绍的两个儿子袁尚、袁熙收聚残兵与曹操相抗，结果和他们老子一样大败，袁尚等人便逃到了乌丸，被蹋顿单于收留。在袁尚的怂恿下，乌丸经常率军南下，寇掠为害。
自从曹操出道以来，基本是攻无不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便是“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袁尚和蹋顿这两颗眼中钉曹操又岂会忽略？在乌丸寇掠北方诸地后不久，曹操便决定北击乌丸，还特意派人开凿水渠以备战，曹操为之取名“平虏渠”。
建安十二年秋七月，曹操率军北征乌丸。在距离柳城二百里的地方时，乌丸得知了曹操率军而来的消息，袁尚、袁熙、蹋顿和乌丸诸王率军来迎战，在白狼山这个地方两军相遇。当时乌丸铁骑天下闻名，曹军见乌丸军盛，而曹操的军队重车还在后头，在场的士兵连披甲的都不多，因此军中遂生怯意。
在这个关键时候，曹操登高判断乌丸虽然军容强盛，但是军形不整，若此时发动攻击，或许可以取得出其不意的效果。因此，曹操果断下令让张辽为先锋，率奇兵攻之，彪悍的乌丸铁骑竟然全员崩溃，曹操斩杀蹋顿以下诸王，俘虏了胡、汉人口近二十余万。乌丸其余部落的首领诸如速僕丸等和袁尚、袁熙等人弃族人而不顾，逃到了辽东太守公孙康那里。
可惜这次袁尚等人打错了算盘，公孙康见曹操锐不可当，急忙斩下袁尚等人的头颅奉上，乌丸之乱遂平息。同年的十一月，曹操至易水，代郡乌丸首领普富卢、上郡乌丸那楼来贺，昭示着乌丸部落对曹操的臣服。
也就是在此次北征乌桓还朝的路上，曹操写下了名篇《观沧海》，当我们知晓了这一段历史之后，就不难理解“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一句的博大与豪放。
而早在曹操征讨蹋顿之前，有一个叫阎柔的人所率领的乌丸部落便率先臣服于曹操，阎柔是一个汉人，但他不仅仅是乌丸部落的首领，还是一个鲜卑部落的首领，他投降曹操时，这部分鲜卑人也都向曹操俯首称臣。曹操征讨蹋顿成功之后，便将包括阎柔所统部在内的众多乌丸部落悉数内迁，让他们居于中原，乌丸铁骑遂又转为曹操所用。
有意思的是，魏明帝景初年间，毋丘俭率军征讨辽东，这里居然还残留着两支乌丸部落，据他们所说，他们是当初跟随袁尚来到的此处。当年曹操内迁乌丸的时候，似乎把这两支给忘了，这两支乌丸部落“闻俭军至，率众五千余人降”，大有怕又赶不上趟的感觉。
鲜卑一族，《三国志》记其亦是东胡之后，因别居鲜卑山，因称为鲜卑。在三国前期与乌丸、匈奴等少数民族一起寇掠中原，阎柔降于曹操之后，鲜卑部落的首领扶罗韩、步度根和轲比能等皆降，后来代郡乌丸能臣氐复叛，扶罗韩、轲比能等人又跟着能臣氐叛乱，但是能臣氐见扶罗韩势力强盛，遂教唆轲比能杀了扶罗韩，鲜卑两部就此结下了梁子。
轲比能这个人勇健多谋，颇习汉法，史称“断法平端，不贪财物”。他伙同乌丸叛乱之后，曹操派遣曹彰率军征讨轲比能，轲比能大败而逃，之后又款降于曹魏，可谓是反复无常。曹丕继位之后，轲比能派人献马，表现出了款服之意，曹丕遂立轲比能为附义王。
事实证明，轲比能是一个极具智慧的人，与曹魏交好之后，他继续放出交好信息，相继释放了昔日掳掠的魏人，还驱牛马到边关互市，轲比能的势力逐渐强盛了起来。之后轲比能与鲜卑首领步度根、素利交恶，步度根势弱不敌轲比能，便怂恿扶罗韩的儿子泄归泥加入了他们。双方你来我往，打得不可开交。
当时的乌丸校尉田豫见鲜卑不和，遂从中撮合，平息双方战火。轲比能阳奉阴违，答应停战之后复击素利，田豫忍无可忍，派兵征讨轲比能，轲比能见形势对自己极为不力，便耍了一点政治手段。他写信给当时朝中的一个大臣，说自己开战都是因为步度根、素利等人多番对他挑衅，自己是无辜的云云，没想到这事让曹丕知道了，曹丕遂下令田豫停止攻击，并且安抚轲比能。曹丕的这个决定让轲比能获得了喘息的机会，此后轲比能“遂强盛，控弦十余万骑”“余部大人皆敬惮之”，鲜卑各部再也没有能和轲比能相抗衡的了。
轲比能的日益强大，对曹魏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轲比能见自己势力日强，对曹魏的不臣之心也日益膨胀。太和二年，田豫的使者夏舍被轲比能的女婿所杀，田豫再度发兵征讨轲比能，但是没想到这次田豫反倒被轲比能率军包围了七天，几近绝境。上谷太守阎志（阎柔的弟弟）与鲜卑向来交好，最后还是他劝谕轲比能，这才使得轲比能退兵解了田豫之围。
但是轲比能羽翼已丰，之后更加放肆，与步度根联手反叛，并州刺史毕轨遣军征讨，大败而归，甚至统帅苏尚、董弼都身死人手。太和三年，大臣王熊献计派遣刺客刺杀了轲比能，轲比能死后，“种落离散，互相侵伐，强者远遁，弱者请服”，鲜卑之患稍解。
除了匈奴、鲜卑、乌丸等少数民族之外，当时的北方还有夫余、高句丽、东沃沮、濊貊等少数民族，但这些民族要不就是离中原较远，要不就是势弱无力南下，对中原的威胁较小。在这些众多少数民族政权中，与中原王朝联系最为密切的当属高句丽。
王莽时，朝廷遣发高句丽的军队征讨匈奴，高句丽不听，王莽强发之，没想到高句丽的军队大面积逃跑为盗，为祸百姓，辽西大尹田谭都死在了这些高句丽盗贼手上。王莽大怒，不仅下令极力剿杀这些高句丽士兵，还将高句丽的名字改为了“下句丽”，令人啼笑皆非。
东汉时，高句丽时不时寇掠汉朝边境，“至殇、安之间，句丽王宫数寇辽东”，“顺、恒之间，复犯辽东”等等。魏齐王曹芳正始三年，高句丽再次进犯，这一次曹魏不再惯着高句丽了，幽州刺史毋丘俭率军征讨，正始五年“斩获首虏以千数”，正始六年“诸所诛纳八千余口”，高句丽对曹魏的威胁稍解。
上面所谈到的匈奴、鲜卑、乌丸、高句丽等部落大都居于辽东、漠北等地，并没有涉及到以河西为代表的西域等地，但事实上，自汉武帝派张骞西通西域之后，这个地区就一直是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联系密切的地区，就算是诸侯混战的三国也不例外。
在河西、凉州等地分布的少数民族主要是羌人和氐人，羌族和氐族是两个十分古老的民族，《诗经·商颂》中记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不敢来享，莫不敢来王”，《后汉书》中也有《西羌传》，其中描述羌人的分布地域，也大致在凉州一带。
汉武帝时，发兵“北却匈奴，西逐诸羌……道通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羌人的生存空间被大大压缩，直到王莽篡汉之后，羌族趁机又回到了故地。东汉建立之后，与羌人的矛盾冲突不断，东汉朝廷还为此专门设立了“胡羌校尉”，和之前我们提到的“胡乌丸校尉”田豫的职责相当。桓、灵二帝时，朝纲紊乱，政治腐败，社会剥削严重，导致羌、汉矛盾升级，以至于桓、灵两朝时羌人的叛乱此起彼伏，一浪更比一浪高。
汉灵帝中平年间，“北地先零羌及枹 罕、河关群盗反”，羌人杀胡羌校尉冷徵，十分嚣张。在这次叛乱中，西州汉族豪强边章、韩遂也参与其中，为羌人出谋划策。叛乱结束之后，朝廷分凉州为四郡，企图分而治，没想到四郡居然相互攻讦，更加削弱了东汉朝廷对凉州等地的控制。
曹操统一北方之时，对河西凉州之地并不是十分重视，而是采取了羁靡安抚的政策。赤壁之战失败之后，曹操意识到了统一南北无望，遂专心经营北方，凉州等地也进入了曹操的视线当中。当时割据凉州等地的有马超、韩遂等人，曹操各个击破，迫使马超南奔刘备，韩遂被部下斩杀，凉州等地遂纳入了曹操的统治范围。
平定凉州之后，曹操命苏则为金城太守，苏则到任之后所见景象一片凋敝，饿殍遍野，更棘手的是当地羌人聚集，稍有不慎便会重演灵帝中平年间的叛乱。因此，苏则“外招抚羌胡，得其牛羊，以养贫老。与民分粮而食，旬月之间，流民皆归，得数千家”。这说明苏则充分意识到了当地的民族复杂性，在招抚政策之中特意照顾到了羌人的利益。史书上记载，到曹丕继位之时，金城郡人口日渐充实，百姓安堵，戎狄款服，尖锐的民族矛盾终于有所缓和了。
尽管如此，凉州一带的胡人反叛依然时不时发生。曹丕继位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西域的控制，调安定太守邹岐为凉州刺史，凉州刺史的职责不仅要管辖河西诸郡，还要“领戍己校尉，护西域”。这一举措遭到河西凉州等地方豪强势力的反对，张掖的张进起兵叛乱，以抗议曹丕的这一决策，在这场叛乱之中，就有不少羌胡参与。
在这场风波过后的次年，凉州又爆发了卢水胡叛乱。所谓的卢水胡就是北方迁到河西的一支少数民族，魏文帝延康元年，卢水胡纳款于曹魏，但于次年旋叛。继卢水胡叛乱之后，酒泉的苏衡又“与羌豪邻及丁令胡万余骑攻边县”，其中又充斥着羌胡的身影。为了安抚这些不安分的羌胡，曹魏采取了两手举措，一方面筑要塞，备精兵，以防不测；另一方面又大力招抚羌胡，宣谕百姓，大力发展经济，使之安居乐业。
魏明帝曹睿继位之后，凉州叛乱的风险已经大大降低，曹睿逐渐将重心转向了大力开发凉州，并且意图与西域诸国重建联系。当时的凉州刺史徐邈不仅广开盐池，用盐换取羌胡的粮食，对羌胡在法律上也较为宽容，借此在双方之间建立友好关系。在他的治理之下，凉州等地“家家丰足，仓库盈溢”，同时西域与曹魏的联系也密切起来，“西域流通，荒戎入贡”。
除徐邈之外，当时的敦煌太守仓慈也对缓和民族关系，加强曹魏与西域诸国的联系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是中西贸易的中转战，但是西域商人在经过敦煌时很容易遭到敦煌当地豪强势力的盘剥，仓慈到任之后，对这些少数民族实施保护举措，对于西域商人“欲诣洛阳，为封过所（通行证），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少数民族的利益得到了保证，中西之间的联系也重新被建立起来。
《三国·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曹魏建立之后西域的状况为“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故事”，“略如汉故事”，这表明此时这些与曹魏建立了联系的西域诸国，不仅向曹魏朝贡称臣，还与之贸易往来。
受《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印象中的三国似乎就是一个军阀混战，诸侯割据的时代，与外族的联系较弱。但是，恰恰是因为军阀混战，匈奴、鲜卑和乌丸等北方少数民族作为几股强劲的势力，颇受军阀的青睐，这些少数民族或趁机寇掠中原，或与中原军阀结盟，或叛逃出塞，或于地方作乱，处于亦降亦叛的权衡之中。这几股强劲的势力，往往对中原的政治格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三国之所以未能出现类似五胡乱华的局面，笔者以为，尽管中原混战，但是当时的军阀诸如曹操之流，能力卓群，所统帅的军队长年征战，战斗力较强，而反观少数民族一方，虽然对中原的政治势力影响较大，但尚被拒于上阳、代郡、渔谷一带，未能进入中原核心地区，并且此时的乌丸、鲜卑尚处于落后的状态，部落离散，人心不齐，鲜卑人轲比能一死，其种族皆散即为最好的证明。
参考文献
《三国志》，中华书局，2011年。
齐陈骏、尤成民：《略述三国时期曹魏对河西的经营》，《兰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马军、尹建东：《试论三国时期山越的发展与演变》，《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姜南：《三国时期诸葛亮在云南实施的民族政策研究》，《云南开放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作者：浩然文史·景苏）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8-21 08:5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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