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仅剩12人。一段家国痛史，一个沉重的历史遗留问题，随着最后的幸存者陆续凋零，或许将逐渐被遗忘。▲纪录片《二十二》截图。
听到汉奸带鬼子到村里抓花姑娘，周粉英带着娘家一个妹妹从家里拼命往外跑，跳过一条小河，躲进一户农民家的磨房。这次带队抓花姑娘的是伪乡长的老婆。她熟门熟路，一下子就找到了周粉英她们。周粉英和妹妹被抬上独轮车，胡乱捆绑着，像赶集卖猪一样，被推着上路了。约摸颠簸了七八里路，她被送到了镇上一个旅馆。旅馆房间住满了女人，还有人陆续被抓来，总共有40多人。周粉英长得美，在十里八村都是有名的。她身材好，人很干净，经常撑起阳伞走路，有时还戴花檐帽，头发盘个髻，从来梳的一丝不乱。很多女人的做法是捧起锅灰往脸上抹。但被逮到之后，心眼坏透的二鬼子（汉奸）总会适时地端来一盆水，让女人们当着日军的面洗脸。周粉英待的中兴旅馆，已被改成了慰安所。她接下来的命运是成为一名“慰安妇”。这一天是193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廿二日，周粉英的22岁生日。同一时期，离如皋白蒲镇500多公里的武汉，17岁的袁竹林应该生下女儿不久。四处兵荒马乱，经济萧条，工作并不好找，短工时有时无。第二年春天，一个名叫张秀英的武汉当地妇女到处招女工，说武汉没有工作机会，但湖北其他地方有旅社急聘清洁工。她们上了船，沿长江下行，想到马上有工作了，一路有说有笑。次日到达鄂州。一上岸，日本兵已在等候她们，强行把人带到一座庙里。庙门口有荷枪的日本兵站岗。袁竹林反应过来，哭喊道：“这里不是旅社，我要回家。”庙已经被改成了慰安所。一进去，就有人命令她们脱光衣服检查身体。袁竹林她们不肯。张秀英的丈夫出现了。他让人用皮鞭抽打这帮不听话的小姑娘。身体检查后，每个人取了一个日本名字。袁竹林被叫做“雅子”。她长相出众，高挑俊俏。每个人分到一个小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床、一个痰盂。房门口挂上木牌，写着她们的日本名。▲被日军强征到中国的朝鲜慰安妇正在渡过黄河。这张照片最早由日本记者千田夏光发现，经他的不懈调查，揭开日军慰安妇罪恶的帷幕。侵华期间，日军每占领一地，便掳掠当地妇女建立慰安所。比如，在苏州掳掠了2000多名妇女，在无锡裹胁了3000名妇女，在杭州被抢的女人多达2万人。各地设立的慰安所数量也很惊人。南京至少60处以上，武汉、海南均与此相当。据“慰安妇”问题研究专家苏智良调查统计，上海各类慰安所至少83处。绑架、强迫、欺骗，是日军在中国征集“慰安妇”的惯用手段。不幸沦为“慰安妇”的中国妇女则有教师、工人、农民、学生、职员、尼姑、修女等。包括周粉英、袁竹林在内，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被逼做这同一件事。我翻阅了大量史料，发现了更让人愤恨的事实：强征“慰安妇”、经营慰安所的，竟然往往是我们的同胞。南京沦陷，日军特务机关指令当地汉奸迅速招募100名“花姑娘”建立“皇军慰安所”。地痞流氓乔鸿年粉墨登场。他陪同日军特务机关头目，先后到“安全区”各难民所搜寻挑选中国妇女。乔鸿年重点搜寻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协同日军用3天时间强征了300名妇女，又从中挑选出100名，并选定傅厚岗、铁管巷两处巨宅作为慰安所开办地。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迈士当时就听说，“南京市自治委员会”的第一职责，就是为日本军队建立三家妓院（慰安所）。几乎同一时间，在芜湖，地痞姬斌重复了乔鸿年的无耻。姬斌到处威胁、哄骗年轻女人，占用一家叫凤宜楼的旅社为日军开起了慰安所。凤宜楼慰安所内，被哄骗、胁迫而来的女人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4岁。姬斌还曾带日军在芜湖一尼姑庵内绑架年轻的尼姑，投入凤宜楼。在湖北孝感，15岁的蔡玉华被一个黄陂口音的中年男子从家中强行拉走。走前，男子放下300元。蔡玉华很快被送到武汉中山大道附近一家旅馆，几个日本兵冲进来，扯下她的衣服便开始轮奸。在江苏东台三仓河小镇，日军向当地维持会提出“需要姑娘”。维持会的代表说：“这个镇没有妓女，可以从附近的村庄中找些良家姑娘。”几天后，十多名良家少女被押至日军驻地，在一幢较大的民房里设立了慰安所。带队搜捕周粉英的伪乡长老婆，以招工名义诱骗袁竹林的武汉女人，同样暴露了同胞间的丑恶。周粉英的记忆中，鬼子天天来，来的人都不一样，还有的带着刺刀直接冲进房间。她只有尽着鬼子的要求，痛心痛肺，却像小猫小狗一样地活。袁竹林第一天做“慰安妇”亦如噩梦。到了鄂州慰安所的次日上午，日本兵就在每个房间门口排起了长队。她晚年回忆：“我足足遭受了10名身强力壮的日本兵的蹂躏。一天下来，连坐也坐不稳，下身疼痛像刀割一般。”很多日本兵欺负袁竹林是新来的良家妇女，不肯用避孕套。一段时间后，她怀孕了。她尝试逃跑，马上被抓了回去。日本人很生气，按住她的头死命往墙上撞，鲜血直流，孩子也流产了。那段不堪回首的苦难与屈辱，是民族的，但更是个体的，是周粉英的，是袁竹林的，是无数留下名字以及未留下名字的受害者的。▲日军军官不仅强迫中国妇女提供性服务，事后还要与“慰安妇”一起合影。在那个年代，也许只有人性偶然散发的一点光辉，才能够拯救陷入魔窟的“慰安妇”。大约半年后，如皋白蒲镇伪政府里一个书记员可怜周粉英，花钱把她救了出来。书记员要周粉英跟他过。周粉英不愿意：“我有自己男人啊，我要回家。”然而，她的婆婆不让她进家门，邻居们也都在议论她“这个被日本鬼子弄过的女人”。倪金城让她重新进了家门。他对她说：“你长得漂亮，是日本人把你抓去，并不是你自己要去的，怎么能怪你呢？”两年后的一天，周粉英早上醒来，发现倪金城不见了，从此杳无音讯。袁竹林遇到的“好人”是一个日本下级军官，名叫西山。1941年左右，西山允许袁竹林回家探望。一年来，家中变故，袁竹林几乎举目无亲。她似乎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又返回鄂州，找了西山。更多的中国籍“慰安妇”，没能熬过来看到抗战胜利的曙光。太平洋战争结束之际，日军对“慰安妇”采取杀人灭口政策，有的被关进山洞用机枪扫射殆尽，有的被用毒气成批地毒死，有的被投进水井里或活埋。广州姑娘黄惠蓉，16岁时被抓当了“慰安妇”。当时约有100名姐妹一起被押往海南，到达黄流镇只剩下40多人。17岁的黎族少女李亚茜成为日军性奴隶后，多次逃跑，并拒服避孕药，后有了身孕。日军为示惩罚，将她剖腹致死。1944年滇西大反攻时，中国随军记者潘世征目睹了残酷的一幕。他在战地报道中写道：我军攻克了腾冲最后几个敌人工事的时候，在一个墙缝之间，发现了十几具女尸，有穿着军服的，有穿军裤的，有穿着漂亮西服的，她们是被敌人蒙上眼睛用枪打死堆在一起的，有已经腐烂了的，有刚才打死的，有的手脚还在蠕动，惨不忍睹。
苏智良认为，75%左右的“慰安妇”，在战争中已被日军虐待而死。她们拖着饱受摧残的身躯，却还要面对世俗与政治的双重歧视。新中国成立后，在一次忆苦思甜大会上，母亲情不自禁讲了袁竹林被强逼为“慰安妇”的经历。结果，居委会干部指责她是“日本婊子”。袁竹林在武汉偶然发现了当年骗她入火坑的张秀英。她马上找来户籍警察。那个警察却告诉她：“这种事算了，没办法查。”因为是“日本婊子”，1958年，袁竹林被迫下放到了北大荒米山建设兵团，一去17年。1950年3月，她接到一个文件。这才知道丈夫倪金城出走后参加了新四军，并于当年在一次战役中牺牲。也许沉默才是最好的自我保护，哪怕数十年的沉默伴随噩梦。时光荏苒，等到社会开始反思与直面那段历史，等到她们终于有勇气讲出那个噩梦，她们已经垂垂老矣。1998年，袁竹林含泪公开讲述她的遭遇，指证日军暴行。时年76岁。八年后，2006年，她在广东湛江逝世，至死等不到日本政府的一声道歉。2007年4月26日，周粉英的儿子姜伟勋读报，知道“南京唯一一位公开承认自己是慰安妇的受害者”雷桂英于前一天病逝。他把消息念给失明的母亲听。时年91岁的她，终于同意儿子将她的遭遇向社会公开。这些年来，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陆续辞世，尽管历史学者和媒体努力寻找和确认尚在世的幸存者，但这个数字仍然很小很小，且在持续往下降。目前中国大陆登记在册的幸存者，仅剩12人。其中年纪最小的幸存者，也已经86岁。
总有一天，这个数字会下降到零，一段痛史将归于尘土。但我们记得，生的对立面不是死，而是遗忘。日本政府还没有认罪，这段历史就没有真正终结。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记得随手点个在看让我知道您在看~
参考文献：
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全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苏智良：《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人民出版社，2000年
陈丽菲：《“我是1号”——周粉英老人二战时期被强迫为“慰安妇 ”的访谈史料整理》，《史林》，2010年增刊
经盛鸿等：《南京慰安妇的血泪——对南京侵华日军慰安所的最新调查报告》，《百年潮》，2007年第5期
苏智良、陈丽菲编著：《“慰安妇”与性暴行》（《日军侵华图志》第19卷），山东画报出版社，2015年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8-16 03:5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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