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辉在上环闲逛
马家辉对时间的珍惜,打过交道的人都能感受到。
他精打细算地规划着日程,跟我们开会,约定的时间是“下午1点15分可以通话半小时”,到点便结束,不作耽搁。
到了有些事再不做就来不及的岁数,那种紧迫感是一天天逼近的。这十年来,他睡很少的觉,困于书房,节制社交,过近乎乏味的读书人作息。

“困于书房”写作,资料堆在手边
“时间如火,把你的意志消磨殆尽,比你想象中得快和容易。”《龙头凤尾》和《鸳鸯六七四》已经出版,他不敢松懈。现在他除了教学,全副身心扑在写《双天至尊》上。
“早上8:15准时起床,揉一下眼睛去客厅,吃菲佣准备的早饭,一般是面包和曼特宁咖啡。抽根雪茄,大家不要学我。然后看瑜伽美女视频做一组运动。再到书房坐定,写作到中午12:30。下午3点准时躺在沙发上看书。晚饭散步回来继续,直到凌晨2点。”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表面玩世不恭,他骨子里极为负责认真。
接受采访拍摄,尽管他有对接的经纪人,还有出版社的编辑,但事前会议他几乎每场都来,先记下每个头像的姓名,再抛出天马行空的想法,诸如:去深水埗的拳馆,给你们看看我的身手。要不去墓地拍,看看蔡元培先生好不好?浅水湾也不错,萧红女士就葬在那里。
拍摄在他中国香港的家进行,他走入镜头,坐下,左手翻书,右手挥双节棍,抬头说:“你快问我干什么拿双节棍?”然后自问自答:“看起来疯疯癫癫的,其实是最近在写跟李小龙有关的情节。”
马家辉出名得早。19岁,就开始在报纸上写专栏。35岁,他上了电视节目《锵锵三人行》,跟窦文涛、许子东、梁文道并称“四根老干葱”。
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几杯茶,天下之大无所不谈,人性的贪嗔痴是不必假装不存在的。尽管马家辉普通话不利索,但经不住他嬉笑怒骂又风度翩翩,成为最受女性欢迎的一个。
行至中年,事情起了一些变化。
《大叔》和手写信
写了30多年报纸小方块,早已超过2000万字,他发现其中仅有两千字是小说。有一天,他去徐克家,施南生开玩笑说,其实马家辉不是作家,作家要创造出一个想象的世界。
想象的世界,那便是小说,长篇小说。
他早有写小说的愿望。相识的都是小说家,莫言、苏童、余华、张大春、骆以军,看他们“写得非常高兴”。但自己迟迟没有动笔。
“把烦恼交给两条腿,腾出脑袋来思考”
爬上50岁,同代人的、年长半轮的朋友的丧礼,越来越多。
“好像有些死掉了。然后没死的,一半生不如死。我看他们50岁之后,好像吃喝玩乐,都没有精力了。”小时候读的传记人物,当时看他们都是老头子。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早过了他们去世的年纪。
他也不得不跟自己的身体搏斗,瘦了许多,胡子白了,年轻时毫不费力的远行,如今竟成一趟“小冒险”。想到自己的爷爷与爷爷的爷爷,都在50多岁去世,不禁担心起隔代遗传这回事。
他总去旺角中心看病,白色布袋里装着一沓沓检查报告,排好长的队伍搭电梯,对几张面孔有了印象。有时,电梯一层层打开,却不见那些面孔,他会闪过阴暗恐惧的想法:会不会治疗无效?又或进了加护病房?
“不对劲了,再不写,我这个愿望好像没办法完成。”
这位著名的浪荡子决定全身心退回书斋。用王德威的话说:他要“为香港写下自己的见证。”他改变生活方式,减少应酬,朋友来了骗人家说自己不在家,省下时间埋头写作,去图书馆翻故纸堆,从香港开埠开始考据历史。他计划完成三部曲,从30年代一路写到90年代。
马家辉用尼采的话形容自己的决定:“开始写作,像在严寒的冬天里,站在湖边,深吸一口气,准备好朝湖里跳下去的决心。”
《龙头凤尾》写到17稿11万字,马家辉不满意,推翻重写。写到第13万字,妻子张家瑜生了大病,他要照顾妻子,中断写作。写到第17万字,U盘损坏,里面的书稿荡然无存,再重头来过。
手边堆着武术功夫书
第一部24万字,第二部近28万字。为了保持自己的意志力,写《鸳鸯六七四》时,男主角哨牙炳很会打算盘,他就放一个小算盘在书桌前。现在写《双天至尊》,内容有关功夫,他让学生别喊他“马博士”,改口喊“咏春家辉”,埋头在《中国武术》《李小龙传》之类的书里打字。

马家辉收藏了两份张爱玲手稿
为了拍摄,我们让他展示一下收藏的张爱玲手稿,原以为祖师奶奶的遗痕会被精心装裱,没成想他掏出一个皱巴巴的塑胶袋,就是超级市场装东西用的。
“她一定是改过无数次,已经是最后一稿,上面还很多涂涂改改。我写作的时候,偶尔拿出来看一看,摸一摸,好像和自己的偶像共享了一个moment。我在这里,她也曾经在这里,提醒我笔头别懒。”
马家辉和姐姐
一边梳理香港的历史,马家辉也在梳理自己的。前59年的日子,他都写在了《大叔》里。
1963年,马家辉出生在鱼龙混杂的湾仔。父亲是报社编辑,母亲照料家庭,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五口人就靠父亲一人的薪水。
一家人住50平米的屋子,外公外婆和两个舅舅也挤进来住,家里总是很吵,要么是外公外婆互骂广东脏话,要么是一桌两桌麻将。
嘈切之中,马家辉时常感到孤独。出了家门,坐在修顿球场边看健壮的男孩打球,他白皙瘦弱、性情敏感,运动打架一应不擅长,“连黑社会也不要我。”全家去旅游,父母离开一晚,他能一个人在床上哭足六七个钟头。“仿佛心底有着一个小小的喷水池,随便找个缸口便往上涌出来。”
幸好有书,那是寂寞小孩的乐园。 马家辉后来读阿根廷作家曼古埃尔,他小时候整天坐在书架面前,感觉玩乐时光远比不上书本给他的愉悦,里面的世界太精彩。在未来的人生里,马家辉以文字为生,文学始终不离不弃。
不光有文学启蒙,他的少年时代,还是港片最有影响力的年代。
邵氏、嘉禾争霸,胡金铨、楚原、李翰祥引领武侠片、宫廷片。70年代末徐克、许鞍华掀起新浪潮,紧接是新艺城、德宝的商业类型片。马家辉会去骆克道的两间戏院,那里什么电影都有,“一个复杂暧昧的人间”,“补缀了湾仔少年的梦境碎片”。
到80年代,台湾大学心理系学生马家辉,因为痴迷李敖,写下《消灭李敖,还是被李敖消灭》,一炮成名,文坛沸腾,那时他才20出头。化学课肥佬(挂科),在退学的边缘,他给化学老师送了一本自己的作品,老师喜欢历史,一念之仁给他补考,题目是写一写对化学的理解,一道作文题,自然顺利过关。

毕业后,他继续到威斯康星大学念社会学博士,结了婚,有了女儿。1997年回到香港定居,去报业做副总编辑,他不懂办报,要带9个记者和6个编辑,还得应付办公室政治,成日忙到无力读书思考。
那一段时间是“最沉沦不堪的岁月”,“总觉有一股力量把我往下推拉”。不到两年他便辞职,转而走学术道路,去大学教书。
马家辉总说自己“衰仔”,炒股运气全无。“唯一能做的事是像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般向墙上张嘴喷血。”这几年他重逢一位老友,号称“股坛韦小宝”,却在重病时,为当年放弃写作感到遗憾。他突然意识到,如果不是个衰仔命,赔个精光,可能就不再写了。“纯粹是老天爷疼惜我,保护我的笔锋。”
骆以军说马家辉在重现一座“伤害启蒙的游乐园”。
那游乐园是极为热闹的,遍布着堂会帮派、儿女情长、明暗之间、烟火日常。他坐在九龙城的新荣记,招呼衣着笔挺的客人解开领子和袖子。打边炉的热气扑得人汗流浃背,他嗦进一片牛肉,然后跟年轻的一辈解释什么是帮派情义,什么叫金盆洗捻。
不远处,启德机场上新盖了住宅楼,九龙城寨早已消失。英雄和小人物,纷纷走向生命的大限。他不停止书写,要在书里重建已经寥落的江湖。他知道, 唯有文字长存。
过去两三年,我留在家的时间比较多。我的行当一直是教书写作,生活也是阅读为主。
学生都变成我的网友了,我一打开电脑:“哈喽,各位网友大家好。”好像做网红一样,学生也穿着睡衣躺在床上来上课。
有一句歌词还是诗,说有裂缝的地方,就是有光经路的地方。不要怕断裂,不要怕改变,有裂缝的地方就有盼望,对吗?
窗外是夏天的日光、鸟鸣和花
比如说上网课,我跟学生建立了不一样的关系。以前去教室,我站着,学生坐着,身体位置背后隐含着权力关系,老师在一个蛮权威的position(位置),学生敢不敢表达?敢不敢来挑战你?可是现在,所有人成为一个平面,在一个比以前更平等的状态来教跟学。
除此以外,跟疫情前相比,改变得不多。唯一的烦恼是什么?以前我在家里,我太太不在,我多快乐跟自由。可是现在,经常出不了门,我在家里,她也在家里。有同居生活经验的人都了解的,我就不多说了。

去年我搬到这个家,有4个房间,客厅也蛮宽的,女儿早就出去其他地方。我和太太各有各的居住空间,“逐水草而居”,见面聊天,就约在客厅。
我们很紧密,很亲密,也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和安排生活的自由。
我女儿也是写小说的,用英文来写。第一篇小说发表后,她不给我看,我自己找来那个刊物。第一段就写,几岁的时候我父亲突然失踪了。我不敢看下去。我很怕看到让我难过、伤心、不舒服的地方。
40岁左右吧,我问过一次苏童:“过了一个年纪写小说有什么不一样?”苏童跟我同岁,他说:“体力不够。”我说:“是吗?写小说需要体力吗?”我那时候不懂,作家要化身为不同的人,创造他们的个性和命运,需要调动全身的体力,才能支撑写作的消耗。
写小说的诱惑一直在,可是我一直没动笔,只能怪自己了。生活上很多好玩的事情,交朋友、看乱七八糟的书、做不同的活动,更别说工作家庭,没有一个strong will(强烈的意愿)。
大概十年前,我觉得再不写没办法了,下决定坐下来写。
不是因为我相信有读者,而是我相信有文学。每一天难免应付工作生活上面,大大小小的烦恼,像我身体,有家族的遗传病,体能和精神没有很好。
可是不管什么样的干扰,我一坐进书房,心就安了,跳进了我小说的天地。一个人在书桌前面,一点都不孤独,而什么是孤独?
不写作的时候,在现实生活里面才是孤独的,永远有表达不到的事情,接受不到的感受。不管我们身边有什么样亲密的人,再怎么沟通好像总有误差,不可能有人跟你百分百的相通。就算你有私人飞机,也不能突然降落在谁的天台。
我创造一个世界,里面有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丑丑美美的人,跟他们交朋友,安排他们的历史、性格、选择、哀喜。那种自由,远远超过现实世界所能给我的。
所以越老一年,我(想)活下来的感觉越强烈。活下来做什么?写作。
现在我已经59岁,等于说50代的最后一年,很多事情都告一段落。《倾城之恋》里范柳原跟白流苏说:“有些话连自己都不敢说的,自己听都脸红的,只好留下来吧,留在一个很秘密的海滩上面。”我想终于是时候跟大家分享我生活的脚印。
这个书叫《大叔》,有点厚脸皮了,这个年龄不叫“大叔”,叫“大伯”“大爷”了。以前有个年轻人从南京来访问我,坐下来就说:“马叔,你到了行将就木的年纪,回头看你的生命怎么样?”
那一年我才55岁,倒没有生气,可是有警觉。自己心里住着一个男孩女孩是一回事,在别人眼中,就是在那个年纪了。
坦白说我不太懂年轻人,也没有太大兴趣去了解。当然有接触了,我看到成长在网络世界的这一代,他们没有太在乎现实世界。烦恼、快乐好像比不上网络世界里的真实。到底哪部分才是真?
听年轻朋友说,马叔我交了个女朋友。最近分手了很难过。原来他们根本没有见过面,在不同的城市聊了半年一年就分手,就认定那个是恋人。这是新一代的习惯,我尝试理解,但仍觉得怪怪的。
像我这种老派人,会在意你的贵姓大名,不要只知道网名,我是一只小猪,我是快乐的天线宝宝,我心不安不踏实。
可是另外一点,我经常开玩笑说,你们年轻人越来越保守。很多事情我都想得乱七八糟,有点破格,天马行空,没什么禁区。可能因为现代社会的买房、996的压力,所以年轻一代好像不在意现实世界,可还是要处理和面对。
我蛮喜欢一句老话的,叫“老要癫狂少要稳”。年轻人最好稳重一点,沉着一点,才能找到不同的路,这是现实的想法。
“老要癫狂”,第一个是说时间不多了,随心所欲,做你想做的事。第二个是,如果你很严肃,会给年轻人很大的压力,看到你很烦的。
《心经》有句话叫“远离颠倒梦想”,大意是“摆正认知,远离痴心妄想”,我年轻的时候活得太拘谨,很多话不敢说,现在我就“亲近颠倒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