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反映在了疫情早期对COVID-19重症患者的关注度上,这些重症患者就医后被收治进了重症监护室(ICU)。“低收入国家没有这些ICU,”Guérin说,“他们的目标是不要让非重症发展为重症,但这不是研究资助者最看重的。”
治疗COVID-19轻症的早期研究都在关注单克隆抗体,公共卫生专家Borna Nyaoke说。Nyaoke是纳米比亚非营利组织“被忽视疾病的药物研发”(Drugs for Neglected Diseases)在东非地区的临床运营代表。但单克隆抗体在中低收入国家也是个难题,她说,因为它们价格高,需要低温储存,还要专业医疗人士才能给药。更新的口服抗病毒药物虽然价格有望降低,但仍然存在供应不足的问题。
为了寻找更加实际的解决办法,Nyaoke提到了ANTICOV试验,这项试验入组了撒哈拉以南非洲13个国家19个地区的研究对象,目前正在测试各种老药的新用法,包括抗寄生虫药物伊维菌素(ivermectin);名为布地奈德(budesonide)的吸入型类固醇;以及抗抑郁药物氟西汀(fluoxetine)。(其他试验,包括ACTIV正在开展的一项试验,在测试一款类似的抗抑郁药物氟伏沙明(fluvoxamine),这个药在一些早期的临床试验中表现较好。)
这些疗法中有一些已经在小规模的临床试验中测试过了——有些不幸失败了。特别是伊维菌素,虽然临床试验显示伊维菌素在感染早期不能发挥抗病毒药物的作用,但它已经在许多国家成了一款流行但有争议的COVID-19药物。ACTIV和ANTICOV都在对这个药物进行重新验证。ACTIV正在对COVID-19轻度和中度患者开展一项试验,结果预计在接下来几个月公布。Tabak说:“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都与很多人息息相关。”ANTICOV试验将检验伊维菌素在COVID-19重症患者体内的潜在抗炎作用,并将与一款抗疟疾药物联用。目前的临床前数据很不错,Nyaoke说,“将不同作用机制的药物联合使用,能增加疗法的成功率。”
在寻找新冠疗法的道路上,药物研发人员仍面临着不小的阻力。比如,研究用的非人灵长类动物出现了供应不足的局面,动物的价格也在飞涨,梁承远说。
虽然临床研究的策划者并不缺试验对象,但疫情下的研究夹杂了很多复杂因素:新出现的变异株会改变症状谱系,疾病严重程度,以及受影响最大的人群。有些情况下,变异株直接宣判了某些COVID-19疗法无效,尤其是一些单抗。2015年研发成功的瑞德西韦已在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和MERS(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动物模型,以及人体中对埃博拉进行过测试,这一类广谱药物或许是应对未来疫情的有力工具。在当前的混乱局面中,你很难预测这么多疗法哪些能走到最后,Verdin说。“这一切就像一个不断翻腾的大气泡;球门的位置不停在变,”他说,“很难找出一个获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