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是个华人，无论识字与否，总有那么几首古诗，开口即可朗读，甚至无需经过大脑。
譬如：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李绅《悯农》其二
最熟悉的事物，往往也最为陌生。围绕这首古诗产生了诸多谜题，广泛的传唱度，深入人心的主题，渐渐模糊了这些谜题。
但偶然想起时，蓦然回首，那些难题时刻都在，灯火阑珊处。
“锄禾”二字，到底该作何解。是指拔除杂草之意吗？可是谁家的“禾”，有杂草之意。是指“种庄稼的过程”吗？哪个农民会在烈日灼灼之下种庄稼？
尤其是第二种解释，乃是蒙曼老师在《中国诗词大会》中提出。现场的小朋友答错了题，蒙曼说她“这就是城市的孩子，没有农业生活经验。”
可是，日光最强烈的中午，的确不适合种庄稼，很显然，蒙曼也没有干农活的经历。
要想深入理解“锄禾”之意，首先要明白，当时的农民，费尽辛苦，种了何种庄稼。
据《说文》解释：“禾，嘉谷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时之中，故谓之禾。”经学家段玉裁注解曰：“嘉谷之连稿者曰禾。”
至于“嘉谷”的解释，则相对比较容易，古代以粟为嘉谷，粟即是北方的谷子，去壳后就是小米。
综上所述，“禾”指的是，已抽穗的整颗粟的植株。
及至今天，粮食种类如此丰富，小米依旧占据重要的席位。更不消说是在古代，据史料记载，粟在唐宋以前的北方，是最主要的主粮。
晚唐诗人许浑曾作《金陵怀古》，其颔联乃是：松楸远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宫。
禾和黍，分别是五谷之一，两种作物一起用，才能相得益彰。许浑以官家的视角，描述宫殿的破落，昔日官僚的坟墓，遍布松楸；皇家的宫阙，长满了庄稼。但官家的不幸，却是农民的大幸，长满禾黍总是强过遍地蒿草。
众所周知，李绅的《悯农》共有两首，他们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全唐诗》收录两首诗时，为其统一命名为《古风》。第一首诗内容如下：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李绅《悯农》其一
诗作中的“一粒粟”，和第二首之“锄禾”，其实是相互对应的。
如果“禾”是粟，那么“锄粟”不也是错的吗？
其实，“锄禾”是古代北方固定的农业用语，意思是给粟锄草，类似于倒装句式，可以理解成“为禾锄”。
“锄禾”之用法，在古代农书里屡见不鲜。譬如，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写道：“锄不厌数，周而复始，勿以无草而暂停”，“锄得十遍，便得八米也”。
贾思勰是在告诉农民，“锄禾”是个周而复始的过程，不能因为没有杂草而放弃；锄的次数多了，土壤松软，必然有好的收成。
在烈日炎炎之下“锄禾”，也有其科学依据，高温下除草，人虽然辛苦些，草也极易丧失水分，此时“锄禾”的成功率更高。
所以，“锄禾”并不是指种植庄稼，蒙曼终究是错的，但如果她说，除草也算“种植庄稼的过程”，倒也可以解释得通。
反过来说，同一句话，不同的理解，不正是中文语言的魅力所在嘛。
《悯农》的作者到底是谁，一直以来都有争论，很大概率就是李绅。
李绅出生于唐朝中后期，他身材短小精湛，时人谓之“短李”，李绅六岁丧父，母亲卢氏亲自教他读书。
据现代学者考证，《悯农》二首，大概作于贞元十五年至十六年之间，即公元800年左右。彼时的李绅，已经28岁。
李绅拿着《悯农》干谒宰相吕温，这也是唐朝诗人结交权贵的常用办法，譬如孟浩然、白居易诸人，都曾以诗歌为工具，收获过权臣的垂青与重视。
宰相吕温很赏识李绅，以至于他私下对齐煦说道：“吾观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为卿相。”
可想而知，李绅写这首诗时，目的并不单纯。他以诗歌作为政治上的敲门砖，这两首小诗，恐怕就不是纯粹的悯农诗了。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以小农经济为支柱的国家。哪里有农民，哪里便会有悯农，上古歌谣中，悯农诗已经初见端倪。
先秦无名诗人，所作的歌谣《穗歌》曰：
穗乎不得获。秋风至兮殚零落。风雨之弗杀也。太上之靡弊也。
《诗经》之后，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悯农诗人却寥寥无几，陶渊明竟成了典型代表。
众所周知，陶渊明是以田园生活为乐的隐士，将歌颂田园的诗人，视作同情农夫的诗人，也从侧面说明了，悯农诗人数量之匮乏。
在陶渊明的笔下，农业劳作是快乐的，他在《归园田居》中写下这种情趣。但在第三首诗歌的颈、尾两联，陶渊明写道：“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原来在田间劳作，也不是那么轻松，从晨兴到夕露，衣服都沾满了露水和汗水。
而今，陶的诗歌早已大放异彩。但在当时，他是诗人中的异类，《文心雕龙》中无一字谈及他，其后的钟嵘在《诗品》中，将陶渊明诗歌列为中品。
从陶渊明时代起，至唐朝开元天宝年间，除了他和鲍照之外，世间再没有其余文人，热衷于创作悯农诗。
尔后，在杜甫、白居易等人推动下，悯农诗呈井喷式出现。而李绅的悯农诗，便诞生于斯时。
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但首创之人却是李绅，他创作了二十篇讽喻时事的乐府诗，标题为《乐府新题》。正是由于李绅卓有成效的工作，才启发了后来者元稹和白居易。
虽然读之朗朗上口，但《悯农二首》不严格遵守格律。这并不是诗歌之误，李绅所作的是五言古诗，没有格律，不限长短，不讲平仄，用韵自由。
五言古诗和乐府之间，到底有何关系，一直以来众说纷纭。今天的学者普遍认为，五言诗之成立，既由乐府之发达；五言之产生，亦必由于五言乐府之流行。
李绅的《悯农二首》，是体现他“新乐府主张”的诗篇，其主旨却与“悯农”无关。
坦率地说，这更像一首，表达政治见解的讽喻诗。
公元780年，唐德宗采纳宰相杨炎建议，改租庸调为两税法，笼统的说，就是由实物税改征货币税。但实行两税法之后，却造成了钱重物轻，谷贱伤农的局面。
李绅作《古风》之诗，其主旨是主张复兴实物税，反对两税法。至于农民嘛，该干活还是要干活。
最伟大的“悯农”诗歌，竟然和“悯农”无关。
毫无疑问，《悯农二首》给李绅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奇怪的是，哪怕是他本人，也不太重视这两首诗歌。晚年的李绅，整理自己的诗歌，修编成《追昔游集》，而《悯农二首》并不见诸于文集。
或者是悲悯农民讽刺官吏，或者是隐喻政治，不管如何，诗歌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当权派。可以想象，富贵阶层对此诗也不会太过感冒。
但是毫无疑问，哪怕是在今天，这首诗歌也早已算是家喻户晓。
《悯农二首》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先是传唱于江湖，之后讴歌于庙堂。
据《旧唐书》所载，“（李绅）乡赋之年，讽诵多在人口”，李绅还在乡贡之时，写的诗歌已然在人民口中传唱，而《悯农二首》无疑是“讽诵”之作的佼佼者。
晚唐到五代十国之间，李唐的江山渐渐没落，一大批现实主义诗人，涌现了出来。譬如聂夷中，他对广大农户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正是因为聂夷中留下大量的悯农诗篇，后世甚至认定《悯农二首》的真正作者就是他。
北宋时期，以欧阳修为领军人物，文人掀起一场新的古文运动，此运动推崇韩、柳，反对雕章琢句的不良文风。
宋代姚铉收录前朝诗文，命名为《唐文萃》，而姚铉选择诗文的标准就是“以古雅为命，不以雕篆为工。”以此为标准，五言古诗《悯农二首》能够入选，简直就是必然的结果。
至明清时期，量变引发质变，统治者也开始宣扬倡导此诗。
朱元璋曾命令妃子，观看农夫秋收割麦，妃子善于体察上意，趁机朗诵《悯农》之诗，朱元璋龙颜大悦，对其大加赏赐。
作秀也好，真就体恤子民也罢，明清的皇帝，最起码在表面上，都做足了功夫。康熙皇帝到近郊巡视，看见田间劳作的农夫，有感而发，于是作《时巡近郊悯农事有作》。
其中两句为，“讥诃勿频数，疾苦当咨询”，皇帝关心民间疾苦的形象，立刻就被立了起来。
康熙的孙子乾隆帝，好收藏古画，他曾在传世之宝《五牛图》上，留下题诗一首。诗作中的“舐龁讵为夸曲肖，要因问喘识民艰”之句，竟然与乃祖，有心领神会之趣。
有道是上行而下效，皇家都如此重视，民间的学子更会加倍的研读。用词简略的《悯农》，竟可与《尚书》等儒学经典相提并论，甚至把它视为《诗经》精神的延续。
且看他起高楼，且看他宴宾客，几千年过去了，辛劳的农夫，还是忙碌于田垄地头，所有的一切，似乎与他们毫无关系。
干活累了，抬起头来，却能看到，一片片的，云卷云舒。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4-21 05:0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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