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言九林
编辑丨吴酉仁
众所周知,天花是一种曾让人类极为头疼的传染病。最早的预防办法是“人痘接种术”,简单说来就是从天花病患者身上的脓包里抽取“痘浆”,然后用小刀之类的工具移拭到接种者的皮肤上,也有做法是先抽取浆苗,待其干燥后再吹入接种者的鼻子。目的都是为了让接种者产生免疫力。大约在宋朝时,中国已有关于“人痘接种术”的记载。至明清两代,种人痘术已流传颇广,给人种痘的医生有个专门的称呼“痘师”。据说在康熙年间,俄罗斯还曾派人来华专门学习“痘医”。
♦ 将干燥的人痘浆苗吹入儿童的鼻孔,俗称“鼻痘术”“人痘接种术”的主要问题是安全性不够,若选苗不当接种失败,接种者有感染天花丧命的风险,且会传染给周围的人。1796年,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发明了“牛痘接种术”。原理是牛痘病毒与天花病毒是近亲,有着相似的抗原,人类感染牛痘后,其免疫系统产生的抗体不但对牛痘病毒有效,也可以对抗天花病毒。除非免疫系统存在缺陷,牛痘病毒基本不会给接种者造成生命威胁。于是,在欧洲各国及其殖民地,牛痘苗渐渐取代了人痘苗。♦ 牛痘的发明者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牛痘法传入中国,始于1805年。该年,英国外科医生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受雇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到广州。在为东印度公司员工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皮尔逊也向中国人介绍了牛痘术。同年九月,西班牙宫廷御医巴尔密斯(Francisco Javier de Balmis )率船队自美洲执行牛痘接种任务归来,途径澳门时,也给一些澳门百姓实施了牛痘接种。然而,牛痘法虽好,当时的中国人却不愿接受。他们更愿意相信传统的“鼻痘”(即人痘),觉得“洋痘”(即牛痘)是洋人搞出来的,必定不怀好意。暂时虽然有效,“迟至十年或二十年,必然复出”,过个十年二十年就要失效,人还是会感染天花。这种怀疑心态的背后,既有对陌生事物的疑虑,也有中国传统痘师在煽风点火。他们声称:鼻痘自鼻孔吹入人体,走的是气,这是正道;洋痘点在手臂破肤之处,走的是血,这是邪道。走邪道定有恶果。一个接种了洋痘的人如果患上其他疾病,这种先后关系在当时很容易被传统痘师们解读成因果关系。普通民众没有辨别力,听多了这类说辞,自然而然就对牛痘法畏而远之。故此,皮尔逊曾无奈感慨道:“中国医学界,尤其是医生们则对其(牛痘)持完全不接受态度,这成为牛痘传播的一个重要障碍。他们甚至将痘症、麻疹、天皰疮、皮疹症等说成是因先前接种牛痘造成的。”当时的牛痘接种,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难题,就是技术上还做不到长期保存牛痘苗,只能通过人与人来不断接力,也就是利用最新接种的那个人来做牛痘苗的中转站,以确保牛痘苗不会失传。欧洲人跨越大洋去美洲殖民地推广牛痘术,用的正是这种办法。但在中国,这种办法却经常失效。首先,受传统痘师们的煽动,愿意接受牛痘术的人本就不多。其次,即便有部分民众试着让孩子接受了牛痘术,他们也会受限于“血气说”之类的错误认知,拒绝让医生从孩子的手臂上取走痘浆。正如当时的名医黄宽所言的那样,“中国的母亲们反对从自己孩子的手臂取出痘浆,她们认为这样会有伤元气。”黄宽于1850年代在英国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回到广州开设医馆,业务里包括了给人种牛痘。
在整个19世纪,因接种者不愿配合取浆造成的痘苗荒,是那些致力于在中国推广牛痘接种的医生最常遇见的困扰。当然也有解决的办法。那就是拿钱雇佣穷人家的孩子,先给他们接种牛痘苗,等出了痘之后,再带着这个孩子去客户家中,从孩子身上取浆接种给客户。作为报酬,提供痘浆的穷孩子会得到一笔费用。这样做成本很高(即便没有客户也得不间断地维持牛痘苗的存续),所以晚清致力于牛痘接种的医生,或出自富裕人家,或会收取较高的接种费用。比如最早自广东的英国人那里学到牛痘接种术的梁辉,便是一位番禺富商。他花费重金购入牛痘苗后,给家乡之人接种,“不吝分文谢”,也就是不向众人收钱。另一位与梁辉同时代的痘医邱熺,出自普通人家,原本在澳门给英国商人打工。他学到牛痘接种术后,将之当成谋生的事业,开设了家族代代相传的医馆。种牛痘的收入帮助他实现阶层跃升,成为了一名有声望的士绅。邱熺的成功,与广州设有负责对外贸易的十三行、是当时最开放的城市有直接关系。1806年,广东爆发严重的天花传染,许多人走投无路,怀着死马当着活马医的心态涌入皮尔逊的诊所,接种了牛痘。十三行商人郑崇谦见牛痘有效,遂协助皮尔逊将如何种牛痘的英文手册翻译成中文公开出版,定名为《英咭唎国新出种痘奇书》。郑崇谦还招募了一批中国人来向皮尔逊学习,其中就有邱熺。如果没有这次疫情,牛痘法恐怕很难在广州扎下根来。如果不是广州,邱熺恐怕也不会得到机会改行成为痘医。但广州的开放程度终究有限。东印度公司将《英咭唎国新出种痘奇书》当做联络外交感情的礼物,多次赠送给两广总督与广州海关的官员,却从未引起他们的兴趣。1806年的疫情虽然让很多广州人接种了牛痘,但疫情一旦缓和,那些接种者的父母便“未依约带领子女前来检验是否种出真痘,也不愿让医生从种出之痘中取疫苗”,结果直接导致广州的牛痘疫苗断掉了来源。为了应对这种保守,以扩张医馆的生意,邱熺在1817年出版了《引痘略》一书。这是一本用阴阳五行学说和穴位经络理论,来包装牛痘法的奇特著作。书中说,牛痘之所以有效,是因为牛在五行中为土畜,人的脾脏在五行中也属土,所以用属土的牛痘,最容易将脾脏中的毒“引”出来。书中还说,那个手臂上用来种痘的小切口,其实不是随便切的,而是一个穴位,这个穴位出痘其实是在排出胎毒。邱熺内心未必真信自己书里的这些话。但他的这种解释模式确实有效,极大地缓解了官员、读书人与底层民众对牛痘的疑虑情绪。正因为使用了这种话术,《引痘略》一书才能先后再版五十余次,邱熺本人也被曾国藩和阮元等督抚重臣奉为座上宾。1832年,皮尔逊离开中国。有统计称,由广东洋行商人出资、皮尔逊和邱熺先后负责主持的“洋行公所痘局”,在约三十年的时间里为约100万广东人接种了牛痘,使他们终身免受天花感染之苦。但皮尔逊与邱熺在广州的成功,很难复制到晚清的其他地方。比如,江西新昌人熊乙燃于1835年在湖南亲眼目睹了牛痘接种术后,觉得这是一件大好事,遂引进牛痘苗,在家乡设立了痘局。结果却发现许多有意接种者被流言所阻,最后死于天花。于是,他愤怒批评中国的那些传统痘师,说他们为了一己私利竟不惜胡说八道害人性命:“近因种神痘辈极力毁谤,人心疑畏,往往愿种人家,闻风辄阻,而卒罹于流痘之灾者,不计其数。”所谓“种神痘辈”,即是指那些从事种人痘术的传统痘师。他们发现自己的饭碗受了影响后,不是想着与时俱进去学习种牛痘术,而是在社会上散布谣言,对牛痘实施各种诋毁,让无力判断是非对错的普通民众不敢去给孩子接种牛痘,使许多本可得到挽救的生命无辜消亡。活跃年代略晚于熊乙燃、致力于在杭州推广牛痘法的医生赵兰亭,也遭遇了相似的阻力。赵说,据他所闻,诋毁牛痘法的舆论主要出自“习神痘之医”,也就是以种人痘为业的那群人。原因是牛痘法的出现,让他们“无所施其巧,于是百端簧鼓,谓种牛痘者,后必重出”——牛痘法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于是他们不断散播牛痘法不能治本、以后肯定还会得天花的谣言。1885年,牛痘医师沈善丰出版了《牛痘新编》一书。内中感慨说,牛痘法进入中国已经超过五六十年了,可以说已经给了众人很充足的时间去审视;各省设置种痘局,有不少人接种,可以说效果如何也是有目共睹。种牛痘的办法也很容易学,不是什么艰深之术。然而直到今天,情况仍然是“是者少而非者多,信之一而疑者百”——肯定牛痘者少,否定牛痘者多;有一个人相信牛痘,就有一百个人怀疑牛痘。“牛痘尽善尽美,最有碍于塞鼻痘医;牛痘不必延医,又不利于幼科;牛痘无余毒遗患,又不利于外科;牛痘无药有喜,于药铺亦不无小损。是故每有射利之徒,视善举为妒业之端,暗中煽惑。以刀刺为惊人之语,以再出为阻人之词。”
意思是:牛痘苗的效果和安全性都比鼻痘苗(人痘)好。种牛痘不会像种人痘那样发病,也没有后遗症。牛痘法的出现,不但砸了传统痘师的饭碗,连带着儿科医生、外科医生与药铺,也都有损失。所以这个行当里,愿意对牛痘持公正态度者不多。许多人是在故意捏造谣言说牛痘法的坏话,以恐吓民众让他们不敢接种牛痘。只有将牛痘法妖魔化,那些不愿转型的传统痘师们才能继续维系他们的好生活。(来源:腾讯新闻)
[1]张嘉凤:《十九世纪牛痘的在地化──以「咭唎国新出种痘奇书」、「西洋种痘论」与「引痘略」为讨论中心》,(台北)“中研院”史语所集刊,2007年12月。[2] 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2,p.38.转引自:谭树林《英国东印度公司与澳门》,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6页。[3]廖育群:《牛痘法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第9卷。[4]徐谦:《邱熺「引痘略」:推广牛痘术的重要先驱》,《南方都市报》2019年7月28日。[5]何小莲:《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113页。[6]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2页。[7]梁其姿著,董建中译,任可译校:《19世纪广东的牛痘接种业》,收入《罗威廉专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编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