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常使用的“中华民族”这一称呼,其实非常年轻。中国古代只有“中华”、“华夏”等称呼,那在近代是怎样衍生出“中华民族”、“炎黄子孙”这些称呼的呢?
中国自古以来,处理民族关系的准则非常简单,是华夷观,也就是说,华夏以外的民族,都是文明程度不如华夏族的落后民族,“贵华夏而贱夷狄”。但历史进入晚清时期,西方来袭,中国面临5000年之巨变,面对新时代的大变局,旧的华夷观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先进的中国人不得不探索新的民族观。
因为感受到西方国家的强大,中国人便开始接受西方的民族观。最早将西方的民族观引入中国的人,是严复。1895年他在《原强》中说,人类社会的竞争,最初是种与种竞争,然后为国与国竞争,“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焉”。
严复把世界上的种族分为黄、白、褐、黑四色。中国的满、蒙、汉都是黄种人群,具有种族上的同一性,在文化上又具有优越性,所以是“文胜之国”。正因为如此,历史上中国常远服周边民族,而不是被周边民族所统治。
然而,近代中国受西洋民族侵略,在当时中国人的观念中,洋人在德、智、体等方面都比中国强。生存竞争如此残酷,中国人开始担心自己会“亡国灭种”。这就是严复著名的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严复
西方民族观的传入无疑对中国的民族观念产生巨大影响。近代中国人不再以华夷观念来进行民族区分,而是按照西方的民族观,以种群立论。其次,他界定了中国民族的属性,即黄种,不是传统的夷夏偏重于文化的种族论,而更强调民族特性。严复的说法实际就是近代“中华民族”思想的萌芽,在他的阐释中,中国境内生活的民族都是一个团体,应当以民族主义相凝结,如此才能团结各民族人民,共同抵御外辱。
真正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传入中国的,是梁启超。梁启超是维新派代表,受西方民族国家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国家思想是成为国民的基本品质,而国民是区分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
中国人的弊端,在于知天下而不知国家,知一己而不知有国家。所以他鼓吹民族主义,使中国人团结起来,培育他们的民族思想。在《新民说》中阐述了民族主义的内涵:“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
梁启超
严复、梁启超二人将西方理论初步引入,探讨了中国种族在生物学上的界定和文明高低程度。但如何构建一个完整的民族意识体系,还是有所欠缺。但他们提出一个同种同胞,荣誉与共的种族一体意识,为后人开辟了思路。恰逢当时中国人需要一个概念上的种族观念,从而适应民族国家竞争的世界潮流,“国族”这一概念便应运而生。
近代中国“国族”这个概念,应该怎么理解呢?
从族群角度来说,在华夷观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的民族认同就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族群认同。但到了近代,汉族认同已经不合时宜。除了汉族,中国大地上还生活着藏、苗、回等多个民族,需要把这些民族都集合到一个共同体中。
当时的人都受“黄帝子孙”这一概念深深影响,在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当中,天下各族都是黄帝的子孙后裔,只是分散到了不同的地方居住,留在中原的就是华夏,外部的便外成为蛮夷。清末知识分子把这一概念又抬出来,把它转化成国族认同的族源符号。
1899年,康有为在加拿大的一次演讲上曾说:“我国皆黄帝子孙,今各乡里,实如同胞无异。”当时西方的民族国家观念注重以血缘关系区分民族,而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这一观念,就是在血缘上进行了“国族”认同。
再谈文化思潮,晚清革命派提出“驱除鞑虏”的口号,鼓吹排满灭清革命,这实则是传统夷夏之防的发展,是一种汉族中心观的体现。康有为则提出文化一体的种族观,团结的标准是民族文化,他认为中国境内的满、汉、蒙、回、藏都是中国的国民,都应当团结起来以强中国。他主要推崇中国根基深厚的儒家文化,康有为提出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推演为“保教、保种、保国。”他用孔子这一文化符号,以尊奉孔教作为界定国族界限的标准。
发展康有为学说的是杨度,他认为“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在杨度的认识当中,“中华”这一名词,不仅指代地域和国名,而且指代一个血缘共同体,一个文化共同体。此外章太炎等人认为,国族除了生物种族特征,还需有语言、风俗、历史等相同因素。我们可以说,“国族”的文化认同,实际是综合了传统的夷夏文化观和新的民族观而成的。
从政治角度来说,针对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派所追求的汉族共和国,梁启超、杨度等立宪派所提倡的是“五族君宪”的大中华主义。他们的大民族主义,与革命党源于传统观念的华夷观念不同,是西方提倡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民族主义”。
五族共和 漫画
20世纪初,立宪派主办的《新民丛报》和革命派主办的《民报》,曾就怎样建国和塑造中国的民族形象,展开了一场世纪性的论战。虽然双方在理论上针锋相对,但在历史实践中,双方却有了折中的选择。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为了避免更多的流血,立宪派和革命派都坐在了谈判桌前面,双方最终达成妥协,以立宪派的立族方案结合革命派的建国方案。立宪派在皇帝存留问题上退让,革命后在中国建立了共和政体;革命派则接受了立宪派“五族共和”的想法。毕竟对于孙中山来说,如果坚持建立汉族民族国家,就意味着主动放弃满蒙、青藏、新疆等地的大片领土,那正合西方国家之意。
在20世纪前后,“华夷之辨”为主的民族观渐渐被从西方引入的种族论和民族主义代替,通过“保种”来警醒中国人民,激发其民族情感,救亡图存。于是,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之下,中国近代“国族”概念诞生,我们今天经常使用的“炎黄子孙”和“中华民族”,便是“国族”概念的产物。
参考文献
许纪霖:《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何时形成》,《文史哲》2013年第3期。
郑信哲、周竞红主编:《民族主义思潮与国族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作者:浩然文史·烂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