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梗“头都秃了”，是年轻人形容打工好累的自嘲，是编剧制造戏码时让大风刮掉假发、露出头皮的笑料。对另一群人来说，却是伴随一生的真实困境。
顶丰假发店位于上海徐汇，它很小，小到你很难在点评网站上搜索到它的信息。对因疾病、年老、意外事故造成的脱发者来说，这家8年老店，像解忧杂货铺，安放着他们的焦虑，收纳着他们的烦恼，以及，对美永恒的追求。
成莘熟识每个客人，其中七成是上海本地的阿姨。退休后，她们成立舞蹈模特队，穿着漂亮旗袍，拿着年轻时照片，诉求明确：“越美越好”。采访期间，有位九十多岁的阿姨到店，拿着玛丽莲梦露的照片要“同款”头发，阿姨吃过不少苦，腰受了伤，戴着护腰，但她努力站得笔直。
久而久之，她们也成了成莘的老朋友，帮着收拾屋子、扫地，讲年轻时的事，会讲好几遍，因为知道“成老师会听”、“不烦我们”。
疫情爆发以来，模特队、广场舞办不成了，没了社交，阿姨们戴假发的需求也少了。小店的收入只够水电费，算下来，一年下来亏损了二三十万。
成莘意识到小店经营模式的危机：刚需客户少，培养年轻客群迫在眉睫。
过去8年，顶丰假发店的营销支出几乎为零，这不是成莘擅长的领域。现在，他开始尝试年轻人喜欢的东西，比如短视频，但因为不愿出镜，也不懂运营策略，点击率寥寥无几。
算账时，成莘曾无数次动过关店的念头。
危机之下，成莘很快同意了《亲爱的小店》节目组的拍摄邀约， “我也有点私心，节目会带来流量，吸引一些年轻人。”但改造像开盲盒，成莘心里也没谱：“我特别害怕大刀阔斧地改，就像我之前碰到的精英，过来指点江山。”
见第一面，改造官周立宸说：“你有专家学者的感觉，像张文宏。”的确，成莘讲话温柔，不急不恼，盛夏也穿着熨贴的蓝色衬衫，有种独属于上海男人的考究。乍一看，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32岁的周立宸从父亲手中接棒，成为海澜之家的董事长，雄心勃勃，信奉“商业的本质是打仗”，跟拍导演评价说，他是所有的改造官中最渴求赢的。
接到挑战的周立宸。
而成莘简直“佛系”。他是个温柔的老板，宁愿损失客流，也坚持五点半关门，让员工有生活空间，如果没要紧事，绝不给员工打电话。有人建议他，吸引年轻客人需要年轻的员工，但成莘不答应换人。更大的差异在商业模式上：一个掌管标准化连锁店，一个主打定制服务的街边小店；一个不断扩大商业版图，一个安于城市一隅。担心并不多余——这可能是周立宸被否最多次的一次提案。他提出老带新、VIP办卡，被拒绝了，“不打折是我的底线。”
顶丰是假发店，也是老友聚会的空间。
他提出茶话会活动用以维系高端客群，也被拒绝了，“他们来了做什么，会不会就是白白尴尬？活动么，平时和阿姨们出门爬爬山就够了。”他要给小店升级更高级的装修，来符合年轻人审美，还是被拒绝了，成莘担心，太有档次会给客人造成心理压迫。周立宸有些尴尬。商业世界中的基本操作，一些最常见的打法、策略，在这个小小的假发店，好像通通碰壁了。
成莘捍卫的，是脱发人士的精神角落。除了如普通理发店的公共修剪区，顶丰还有一个隐秘格子间，专门用来招待不愿露面的客人。一位商界大佬，只有在成莘的格子间才会取下假发，连孩子都不知道这事。假发对他来说，是贴身亲密的朋友，也是费心隐藏的秘密。一个男孩，十多年前来到格子间，为了第一次和女孩约会“看上去帅一些”。现在，当时的女朋友已经成了孩子的妈妈，他也终于可以在她面前卸下假发。假发对他来说，是曾经戴上又终于敢放下的武器。几乎所有客人第一次试戴时都不能接受。“没有头发”是个小问题，“突然有头发”也会引来他人目光。
格子间一角。
大多数客人既希望假发能缓释他们的外貌焦虑，又害怕改变带来的冲击。有的客人戴着假发去上班，刚进办公室，所有人“哇”地一声，他第一反应冲去卫生间，摘掉假发，从此以后再也不戴了——这对别人来说是夸奖的赞叹，对他们来说却像针扎。为解决这个问题，成莘做了很多努力，他尽可能预测到所有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照顾到每个细节。比如人工制造头发“自然生长”的过程：他会建议客人先定制手掌心大小的假发，过段时间再换成手掌大的，这样周围的人会以为是他们长出了头发。比如从心理层面建议客人小步快跑：请客人在假期前配置假发，利用假期上街走走，多接触陌生人，心理上适应假发，就有勇气在熟人面前戴假发了。比如故意“拖延时间”：修剪一顶假发，通常只需40分钟，但他会花上一小时，让假发多停留一会，反复梳理，保证客人每一刻看到镜子里的自己都是美的。
“做的越小顾客就越舒服”。
更多时间，他花在了倾听，狭小的格子间见过许多人的眼泪。一位阿姨在女儿陪伴下走进店里。因为化疗，她剃光头发。生病前，她留着大波浪长发，当一模一样的假发回到她头上的时候，她啜泣起来。女儿宽慰道：“很漂亮，跟以前一样，这样好多了！”她说，“这还能和以前一样吗？”成莘不知道，在那一刻，她问的是假发还是病情。但他明白，这顶假发对病人来说，“是一种自己能够变好的愿望”。戴上假发，她会外出、见人，多一丝希望。有时候，成莘甚至会恨那个格子间，“不断照顾着别人的感受和隐私，但它也在不断强化，好像在告诉他，你跟别人不一样了。”
开店前成莘做过理发师，琢磨的是如何让顾客变美。现在，他要想着如何才能让顾客接受变化。一位客人试戴后，在格子间梳了40分钟头，不肯出门，最后恼火起来，把假发一扔，“你们这个东西太差了”。成莘招架不住，请来有经验的同事。二十分钟后，客人戴上假发就走了。同事告诉他：“你剪得没有问题，我一刀没剪，只把发片往后面移了一些，没按照标准位置，露出他一点光头，但更接近原本的状态。”这件事点醒了成莘，过去，他觉得标准位置才最美，但对客人来说，他们有勇气接受改变，才最重要。即便如此，他还是会听到客人说：你没用过假发，不了解我。
给脱发者进行假发体验。
刚开始，他独自走在路上，没觉出异样。直到开车去校门口接女儿，忘了戴假发，他发现周围人都在看自己，女儿觉得很没面子，上车就骂了他一顿。他意识到客人们一直生活在这种目光里，“对他们来说，假发成了在社会生存的通行证。”他们依赖假发，也受制于此。
在他人眼中，成莘的温柔是一种“顽固”。他们不解：成莘为什么总坚持投入产出比很低的东西？那么多投资机会找上门，为什么他不拿？有办法做广告，为什么他不做？“保守”，周立宸也这样形容他。为了能完成营业额翻倍的任务，周立宸建议成莘每天给老客户打500个回访电话。成莘照做了，但进展缓慢。
“成老师，我希望你能狼性一些。”
他不喜欢过度服务， “不打扰是最好的”。他理想的模式是，每个月在店里相见，走出店，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和界限。成莘也“狼性”过，在30岁之前。2008年，他和朋友合伙开了假发店，为了拉新，把价格压到亏损，虽然店门口排了长队，但唯一收回成本的办法，就是拼命推销客人办卡。拉新远比想象中困难，这家店半年后就关了。“关店比开店痛苦十倍。”他说。所有人奔着一个美好的愿望开始，却以一团乱麻收尾。这十年，假发市场迅速发展，很多热钱涌进来。身边有同行拿到过几千万投资，离上市一步之遥，特别风光。
正在给顾客打电话的成莘。
后来，他也陆续经历了三家店，连锁店分布全国各地，也败于激进。“你因为欲望进入，最后也因为欲望，什么都得不到。” 他不再做认知和能力范围外的事情，变成了如今这个保守的他。“走到 40 岁，我为很多人负责，我希望不欠客人、不欠员工。就算关店也干干净净，回去能睡个安稳觉。”每个店主都希望生意做大做强，可是相比于结果，他希望过程也是自己喜欢的。成莘想经营的，是一家有长久生命力的小店，它或许不大，也不是全国连锁。但每个老客人需要它的时候，它还在那里。
周立宸渐渐读懂了成莘“保守”背后的温柔，不再试图说服，他召集团队，给顶丰假发设计物料；和成莘一起录短视频；按小店原本的风格重新装修了一遍。
二人商量着将店面的装修控制在了适当的程度。
雄心壮志的周立宸开始陪着成莘一起佛系：“做商业的最容易在关键的时候动摇，怀疑自己跟不上时代。看到成老板坚持自己理念，未来又能成长起来的话……长期主义和长期价值，一定是能生存的。”他说。2020年疫情期间，全国有大概300多万家小店关闭。受互联网、外卖的冲击，街边的小店也在不断消失。像城市的毛细血管，小店是我们最熟悉，却也最容易忽略的存在。想要拯救小店，并非易事。在改造过程中，商业世界的不二法则也会失灵。这是《亲爱的小店》中另一位改造官冯碧漪提出的疑问——她也遇到两难：要盈利，还是维持小店里平衡的家庭关系。
北京，小店改造官冯碧漪与蛋糕店店主李美芳。
杭州的精品咖啡店，年轻店主辞职创业，反抗996，小店是她们的理想。可要生存，她们也要问自己：我为此付出足够多努力了吗?
杭州，小店改造官蒋晓莹和咖啡店店主Viola、Zoey。
重庆的10元理发店，改造官反对店主王阿姨的“讲讲生意”，可是面对老客人的讲价，王阿姨在人情世故与商业之间拉扯。
重庆，改造官张正萍和理发店店主王英。
长沙东瓜山的牛杂店，在网红店裹挟下做着赔本买卖。要盈利、转型；还是要牛杂背后的记忆？
长沙，小店改造官张贤铭和牛杂店店主杨智。
每个故事都不是完美的商业故事结局，有的甚至没有找到出路。可是，《亲爱的小店》敲开了一条缝隙，让人看到，商业规则并非万能的，最终，还是回归到了人本身。就像成莘也不知道小店能生存多久，是否会被时代抛弃。但他清楚的是，自己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小店——
狗仔卡
发表于 2021-12-30 05:1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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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30 09:38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