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渴望自由的人沉浸在故事里，在短暂的半个夜晚，想象着自己也成了潇洒的方世玉，成了水浒里豪气万千的武松。
在过去的8年里，我们走访了中国20余座即将消失的麻风村, 在每个村里驻扎多日，与不同的老者促膝长谈。
循着他们的讲述，我们知道了过去并不像眼下这般寂廖静默的景象——在那个隔离年代里，40万人被迫与家人分离，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历经了难以想象的艰辛和曲折。
每个“幸存者”都有自己的抉择：当厄运凭空而降，要逆来顺受还是较劲？当爱情悄然来临，要接住还是沉默？当自由被一寸寸剥夺，要忍耐还是逃离？当希望一次次破灭，又该靠什么支撑生的意志？他们各自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这些答案，既关乎人的存在和意义，也关乎人的价值与尊严。他们的话语，留下了麻风时代最后的见证，至今仍在风中回响。
陈炳南有着说书人最重要的品质：天才般的记忆力和俏皮的口语。八十岁时，他依旧能回忆起五岁时老广州街头的叫卖声，一字一句唱出来。他总是三两句话就能把一个人描述得活灵活现，该有的细节一个不落。我在遇见他之前，还未见过如此博闻强记的老者，甚至曾怀疑过他所说的故事的真实性，可每每在多方求证之后，为那些故事里时间、地点和细节的准确而惊叹不已。
陈炳南自己的经历，也如同在线装本上拓印下来的文字一样生动离奇，散发着每个年代特有的声音气息和味道。我们不必特意跑去茶楼，也不必准备打赏的零钱，只要坐在这里，清空脑袋，全身心跟随他的讲述，就能进入他的命运，他的世界。
浩浩汤汤的珠江从90年前的广州城中流过，主航道将城市分割为老广州人口中的“河北”与“河南”。1933年2月，广州的第一座跨江大桥海珠桥建成通车，这一年的10月，陈炳南也在河南的南村出生，他后来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海珠桥今年有多大年纪，我就有多大年纪啦。”
陈炳南5岁时，日军入侵广州，海珠桥成了飞机轰炸的重点区域。那时陈炳南家在面向海珠桥的晓港路附近，路左边有间礼拜堂，右边是间观音庙，庙门口人气旺盛，陈炳南经常过来这里玩，有几棵大榕树，树干都要七八人手拉手才能围起来。
每天清晨，庙门口路两边的店铺摊子一溜儿摆开，天一亮，各式吆喝连绵不绝。卖早点的一摆开就是：“松糕水糕菱角糕芋头糕！”“鱼生粥油炸鬼（油条）白粥猪红粥！”然后卖菜佬也开始唱：“芫茜葱蒜啊韭菜啊芹菜啊”“呛鼻辣菜糖醋萝卜和味卤水鱼啊来，鲜生粘（番石榴）鲜木瓜咧姜也来，老鸭脚老鸭颈老牛泡牛肠！”到了大中午太阳晒到街中间，赌博的摊子也开张了，白鸽镖，十字花，应有尽有。
热闹景象，日日如是。陈炳南的父亲人称“福哥”，平日也在街上摆摊子补鞋，隔壁邻居是个结巴佬，就在鞋摊旁边摆摊卖咸水花生。
一日傍晚，大榕树下有个说书先生在讲故事。先是《粉妆楼》，讲到胡奎杀人那里，还唱了两句，“人家杀人就沿着路跑，胡奎杀人卖人头”，然后又讲齐天大圣闹天宫，“一个跟斗就‘乒乓’，打上南天门”。
刚好讲到最激烈的时候，街上划过一声尖锐的警报：“啷——呜——”宣传车立刻在马路上开着个喇叭喊：“警报！警报！敌人的飞机来到！”一时间，摆摊的，说书的，店门口坐着的，全惊慌着争着抢着跑起来，不知道是不是想要求观音菩萨保佑，黑乎乎一大片全都涌进观音庙里去了。有些摆摊的人挑着担子挤不进去，就跑去了茶楼里面，茶楼也跟着关上大门。
结巴佬见状，就说：“福、福哥，观音堂进不了了，我、我们去礼拜堂吧。”于是，两个大人就带着小陈炳南躲进了礼拜堂，路面上剩下的哪儿都挤不进去的，干脆就都蹲在了门口的榕树底下。
他们挤在礼拜堂里，不一会儿就听到观音庙被炸了——那当口，天将近黑了，四下还未掌灯，只有观音庙这处，又点灯又烧香，大概是日本人的飞机看到这处闹闹哄哄的，就扔了个燃烧弹下去，几十个人全烧掉了。事后，街坊邻里就都在说，“要信耶稣了，不能信观音，观音菩萨保不住我们咯”，可陈炳南长大后才知道，以晓港路为界，礼拜堂往前的几条街就是沙面，是英租界，日本人的飞机怎么可能炸这边呢？
这块地被日本人炸过后，就再没有国民政府的人来管了。又过了两年，陈炳南住的南村涌里头开了一个大娱乐场，标语上写着“广福公司”跟“福利公司”——两间公司在娱乐场里合办了一个赌场，靠唱大戏吸引人来赌钱，日夜搭台，戏是一班接着一班。
有一日，陈炳南他们几个六七岁大的孩子一起在赌场旁边玩耍时，来了两男两女，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就坐在旁边和他们闲聊，问他们是不是这里人，在哪里住。几个孩子天真无邪，有问必答。一个男人问陈炳南玩伴“你们爸爸叫什么名字啊？”，孩子回答后，他一拍大腿：“噢，原来是你！我就是你表叔啊，我们就是来找你的，原来就住在这里啊！”接着又说：“你们肚子都饿了吧？走，去茶楼吃个够！”
包括陈炳南在内，三个男孩两个女孩，都毫无戒心就跟着去了。进了茶楼，一人拿了一只豆沙包，然后又被带着一直往里走，走到后门，河涌上有只小艇早就停在了那里，旁边二十来人，又有皮鞭又有枪，一个个拿着藤条凶神恶煞地盯着他们。陈炳南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人是人贩子。
就这样，他们五个小孩都被拐上了船，先是在离海珠桥几里远的大沙头过了一夜，第二天又被带到了广九车站（即大沙头站，九（龙）广（州）铁路的起始站，1911年通车，后来成为旧广州火车站，1974年被拆除）搭车。那时的车厢跟现在拉煤炭的货车车厢差不多，简陋又拥挤，没地方坐，人就密密麻麻挨个站着，像壮丁一样被运走。他们坐车去了石滩，过了一夜，又到石龙，转到深圳，再走路进了增城。一直走到一个墟（集）市，才让陈炳南他们几个坐下来，等人来看。
有人走过来挑挑拣拣，想买男孩就看男孩，想买女孩就看女孩。一个男人过来，扫了眼女孩子，就走到三个男孩这边逐一问他们的名字。陈炳南最会讲话，答得最好，这人就把他给买走了，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那四个同伴的面。
买下他的男人姓周，陈炳南跟他回到周湴村时，他和老婆还没有孩子，对陈炳南还算不错。可过了两三年，等周家夫妇儿女双全后，陈炳南在这个家里就显得多余了。到十一岁的时候，陈炳南就得砍柴烧火什么活都要干了，否则就没有饭吃。
周湴村在增城是个几千人的大村落，村里头住着一个有名有姓的大人物叫周天禄，做过陈炯明手下的广东江防司令。据县志记载，此人在1922年陈炯明兵变时也跟着一起背叛了孙中山，后来曾两任增城县长。日本人来时他已经退休了，回村里自己起了一个庄园，家丁其实都是他以前的警卫，又请了一帮人在那里耕田喂猪，开塘养鱼，煮糖榨蔗，什么都有。他还买了很多小孩子，男孩养牛养鸡，扫地倒痰盂，女孩子去和婆娘煮饭生火种菜。偌大一个庄园，自给自足，井井有条，“堪比人家一条村”。
买了陈炳南的那个人原先就在周天禄手下当兵，后来周天禄退休，才去了赌场打工。那时乡下的赌场十日三墟（十天里头开三天），没事的时候，他就去周天禄的庄园里打麻将。有一次，陈炳南跑到庄园里找养父，他正在同周天禄打麻将，就说：“跟你伯公见一下，行下礼。”
陈炳南人小鬼大，想起了以前在榕树下听书时的事，就小声地问了一下旁边那个警卫：“是不是江防司令周天禄啊？说书人说的那个？”
警卫答“是咯”，他就“啪”一声跪下了，边拜边大声说：“阿伯公长命百岁！”
周天禄看了他一眼，说：“起身啦，起身啦。”
陈炳南没有起来，反而又抬头看了周天禄一眼，装作很惊讶的样子：“啊？你是不是我听人说书，说的那个江防司令……”
“是啊。”
陈炳南继续跪着扣头：“我以前听人讲故事，说周天禄是一个大忠臣噢！”
一个背叛了革命的军阀，民间的说书人哪能给他什么好话？陈炳南这么说，当然是故意拍他的马屁。不过周天禄听到一个小毛孩嘴里这样说自己，还以为果真有此风评，喜笑颜开——或许他以为自己算是陈炯明的忠臣吧。他直夸陈炳南“叻仔（聪明的孩子）”，还包了一封利是给他。
既然得了周天禄的青眼，陈炳南索性就跑到庄园里，跟那些放牛娃同吃同住。因为那份机灵，周天禄越看他越是喜欢，时常夸他。
1945年，日本人投降了，国民党又邀请周天禄出山做“反共救国军”的司令。周天禄走前，还对小陈炳南承诺说，等他大一点，就带他出去做勤务兵。结果到1949年农广州解放前的3个月，周天禄一家老小全逃去香港了，撇下一大帮家丁仆役，婆娘奴婢，真真成了无主孤魂。这些人有家的就自己回家了，没家的如果愿意，共产党也能给他们在当地落户。
那时候陈炳南的养父家已经不要他了，他自己也不想回去。自己家在广州的地址，他记得清清楚楚，就想要回家。可常年战乱，广州和增城两地的路全给挖断了，一直等到第二年，路修好了有车通行，陈炳南就跟新成立的农会说他想回广州寻亲了。于是当地政府写了个证明，农会给了他路费。
那会儿公共汽车还是抗战时留下的，靠烧木炭产生的煤气驱动，车后面驮一个水箱，车子一边走水一边咕噜咕噜响。陈炳南就坐在这样的车子里，回了一别十年的广州。
回到河南，找到记忆中的门牌地址，门一推开，偌大一个院子空空荡荡。以前住了好几家人的四间屋，如今只剩下房东家还留着一个老妈子。问起来家人邻里的去向，老妈子的眼泪就止不住了——当年日本人一来，她三个儿子都死光了，儿媳妇也走掉了，剩下自己差不多盲了，幸好还有一个孙拉扯着她，要是这个孙也走掉，她就要饿死了。陈炳南问自己家人去哪儿了，老妈子说，他的父亲病死后，母亲和姐姐弟弟三个人就不知去向了。
陈炳南听完家人的情况，仿佛寒风直入衣衫，伤心都不知从何伤心起。农会给的路费还剩了一些，他又搭了艇仔去母亲的老家佛山南海找舅舅，到了一问，舅舅也去世了。没办法，只好又返回广州。
院里那个老妈子的孙子和陈炳南同岁，原本是和他一起在院里出生，一起长大，名字也很像兄弟——叫炳来。炳来小时候长得大个点，就被大人叫做“大头炳”，陈炳南长得瘦小一点，就被叫做“老鼠炳”。大头炳那时候靠在河南的街上擦皮鞋为生，天天要照顾家里的老妈子，不能走远。他见陈炳南回来，就带上他一起出摊混口饭。
到了1951年，学会了手艺的陈炳南开始自己摆摊了，每天过了海珠桥，到河北的永汉路擦鞋。永汉路就是现在的北京路，那时还未改名，街上骑楼林立，穿得起皮鞋的富商大贾来来往往。快十八岁的陈炳南之前在养父家干活辛苦又挨饿，个子看起来都没有人家十三岁的孩子大。不过小个擦皮鞋正合适，中午在茶楼里，富人在桌上吃饭，他就蹲在桌底下给人家擦皮鞋。人家问起来，他就把自己的凄凉身世讲一讲，心地好的老板，可能会多给他几豪纸（几角钱），或者是碟里剩下的食物——反正也吃不完。
在街上擦鞋的时候，陈炳南又认识了几个跟自己差不多年纪的流浪儿。他们常跑去礼拜堂做礼拜，因为里面的人会发一些糖仔饼干吃。
礼拜堂里的人教他们唱歌：“耶稣世界的救主，人生苦难多，情欲怎摆脱？寂寞又空虚，痛苦向谁说。自从信了主，充分解脱咯，从此找到人生归属平安又喜乐……”他们这帮睡在大街上骑楼下的流浪儿，为了吃几颗糖来做礼拜，哪里有什么“平安又喜乐”？就自己改了词：“耶稣世界的救主，人生苦难多，肚饿怎么办？黑蚊蚊企起身，又撞侵个额头（黑乎乎地站起身，就撞到了额头），夜夜给蚊浸（夜夜给蚊子咬）啊，因为睡骑楼。时时掉眼泪啊，何日得出头！”
幕天席地，衣衫褴褛，苦日子里可不就得自己找乐子。每逢周日，天一亮他们就搭车去沙头捡破烂——那里驻扎着解放军，周六下午大扫除，周日会把垃圾倒出来。那些垃圾对穷人可都是宝，军装的纽扣都是铜的，捡起来就可以卖给收破烂的。如果能换到几豪纸，流浪儿们就可以在街边吃顿好的——五分钱一个（碗）白饭，三分钱一钵仔花生焖猪皮，再有两分钱，就可以加一碗汤，大豆芽菜滚猪红——总之，一角钱，就能吃到肚皮滚圆，回味无穷。
如果陈炳南能在周日的白天吃到一餐好饭，那晚上就会开开心心去“看大戏”。露天电影本来是要收五分钱的，但是擦鞋仔自有妙计——只要拎上鞋箱子跟着人家后面，扮作有钱人的家丁小厮混进去，电影开场后就可以跟着看了。看完电影，再整一碗云吞面做宵夜，吃饱了就找地方睡觉——街两边卖烟仔火柴糖果的小摊都已经收拾东西走人了，留下的台子在夏天可以直接当床，若吃的东西有多（富余），他就拎回去给院里的老妈子吃。
那时广州每逢有什么大活动或是领导人来巡视，警察就会提前几日在夜里出来巡查，收容那些睡在骑楼下的人。1951年的7月31日，第二天就是八一建军节。那天夜里，陈炳南在万福路和解放路交汇的拐角处睡觉，差不多凌晨4点的时候，睡得正沉的他突然被人叫醒：“细路细路（孩子）起身！”他起身睁开眼一看——嚯，黑乌乌的夜色里，一帮警察都围着他，旁边还有吉普车和泥头车。
陈炳南说：“怎么啦？我睡觉而已，没有偷东西噢，你们抓错人了。”
面前一个穿着米黄色制服的警察用低沉的声音说道：“细路，同志，我不是拉你（抓你）的，我是来请你。你睡这里不是办法，我送你去儿教院，就是儿童教养院，有饭吃有书读，不用流浪，上车先啦。”
陈炳南懵懵然就被拉上了卡车，上车一看，男女老少，乌泱泱一大帮人，都是这晚睡在骑楼底下的。这几车流浪者先是被拉到了收容所，老人就送去老人院，会耕田的青壮年就送去国营农场，轮到陈炳南的时候，政府的人问他几岁，瘦小的他不好意思说“快十八了”，就说自己“十四了”，于是就被收进了儿童教养院。
广州的儿童教养院也有一些历史渊源。广东的军队将领李汉魂和夫人吴菊芳，在抗战时可怜那些因战乱无家可归的儿童，创办了广东儿童教养院，先后接收了两万多个孩子。1945年抗战胜利后，儿教院的各个单位就陆续迁到广州。那时儿教院总共七间，陈炳南去的是沙河车站附近的第七院——1949年广州解放前后，这里的大老板们收拾了细软和珠宝跑去了香港，人去楼空，政府干脆就把这些空出来的骑楼拿来收容街上的流浪儿。陈炳南高兴地发现：嘿，我这是从骑楼下住到了骑楼上了！
儿教院给流浪儿们一人发了一套衣衫，管吃喝拉撒睡，不管打架闹事。白天上两节课，讲一下政治，顺带扫盲，晚上孩子们就挤在一起睡大通铺，才过了一个冬天，陈炳南就浑身生疮生癞，还染上了跳蚤。都说“做惯乞儿懒做官”，眼看着儿教院里的生活还没自己睡大街的时候舒服，到了第二年的4月，陈炳南就偷偷溜了出去。
因为身上又咸又痒，他先去了沙头那家收买铺——就是之前每星期日去卖破烂的地方，老板惯熟了，他就直接问：“有没有收到什么旧衫啊？给一套给我穿，我把这身换掉。”那时候人都穷困，家里的衣服缝缝补补又三年，哪有什么旧衫，老板就给了陈炳南几毫纸：“你去买一条吧，毫半纸一条短裤，两毫纸一件上衣。”
陈炳南买了一条底裤，一件套头衫，走到海珠桥底下，把自己那身儿教院的衣衫全剥干净了，丢进珠江，又跳下去畅快地洗了个身子，穿上刚买的裤头和衣衫，就这么一身空空游水过江。江上净是渔民划的小舟，他游得累了，就扒在人家船后面跟着漂，静悄悄的，也不惊动前面摇船的人。
江对面上岸就是海幢寺。大中午的，他就浑身湿漉漉地空手坐在寺门口晒太阳，想着以后的活路，要怎么填饱肚子呢，“现在是想做乞丐还没有兜”。有两个和尚担着菜回来，看见他在门口，就问了几句，陈炳南讲了讲自己的身世，一个和尚就说：“跟我回去吧，我帮你看一下。”
那小和尚大概是个负责厨房的伙头军，他带陈炳南从寺的后门进了后厨，让他暂且在柴房里休息：“你在这里，周围都不要去。我拿衣衫给你换，给你又做被又做衫啦。你这些衫除下来我同你洗净了，很快就干了可以穿回去。吃饭呢，我拎饭给你吃，总之咧，我全给你包。”一件一件事叮嘱完，小和尚又去拿了点药油回来，用鸭毛点着，帮陈炳南搽身上那些生疮的地方。
古寺寂静，如来佛和观世音金光灿灿端坐在寺里正中间的大殿，陈炳南一个小小流浪儿，住柴房倒也自在。每日中午休息，珠江涨潮，他就溜到江边，一个猛子扎下去，泡上个把钟头再上来。吃了饭，小和尚就拿药油来给他搽患处，每日如此，不到半个月，一身癞疮全好了，连疤都没留下。
陈炳南想着，差不多得走了，就谢那个小和尚。小和尚劝他回儿教院：“你出去流浪也不是长久的，就算你搵到食都不是长久的。”
陈炳南应承下来，但心里想的却是：肚子饿没钱吃饭，想回去没钱搭车，难道我就这样走回去，那可怎么见人啊？他略一思索，想到一个主意，“不如去国营饭店吃个霸王餐先”。
选国营饭店，是因为那里不会打人。他跑到街上的国营饭店里吃了个大肉饭——就是一个煲仔饭加上两盆猪肉，好像梭仔一样——这餐可就贵了，起码要五毫纸。他吃完一抹嘴，说自己没钱给，店员就将他逮到派出所。派出所问清情况，就派了两个民警，开吉普车把他送回了儿教院的第二院。院里的领导一看这阵仗，还以为他出去偷东西给人抓了。
领导问他：“这里有饭吃有书读，你为什么要逃走啊？”
“你看我身上生疮生癞都没人理我喔，有饭吃有书读又怎么样呢？没银纸使，没烟仔吃，以前是乞丐仔在街边拾烟头都有得吃啊，我怎么捱得住呢？”
“好，要钱对吧？过了年，你就出去锻炼下啦，出去锤石仔！”
领导一锤定音，过了1953年的春节，陈炳南就跟其他年纪大点的孩子，一起被拉去锤石仔了。
1950年代搞基建，还没有什么修桥开路的大机械，都是靠人力，用锤子凿石头。1950年，时任广州市市长的叶剑英发起修建越秀山体育场的义务劳动，到1953年体育场初建完成，前后总共有超过1万名工人参加，在工程末尾，陈炳南也成了这光荣的万分之一。
他们这帮半大孩子去工地那会儿，总共有四百人义务劳动，挖泥担石，边干活边唱歌。工地上每天就是锤石仔的声音，“叮叮当当”，接连不断，与歌声有应有和。吃得不错，半个月还发一次奖金，多的时候能有一块多。
那时买包烟是八分钱，而每日工钱只有五分。陈炳南就跟工友们就拿这事编起了曲来唱：“担水一日，五分一日，担到你眼突突——”唱完就哈哈大笑。工地偶尔会给工人们拉个幕布，放露天电影，放到毛主席走出来见礼时朝大家挥手，底下看电影的就开始起哄：“啊！毛主席都知道我们一日五分钱喔！”面对哄堂大笑，管教的人拿这些调皮的小孩子也没有办法，因为那时候政府有规定，要善待旧社会留下的流浪儿童，因为他们要翻身起来变成“新中国的主人翁”了。
修完体育场，又去补飞机场，一样是锤石仔，一锤就锤到了1953年底，一帮人才又转去了广州北边的灵塘。依旧是三四百人打石头，力气大点的青壮年就抓大锤，年纪小点的男女就抓小锤，“叮叮”“砰砰”地砸地面，一天分三个班，一班两个钟，军事化管理。工人们住的棚子是用竹子搭起来的，钉上木板，再用做葵扇的那种大葵叶遮在顶上。这里没水，早上洗脸，一人给个马蹄勺，就跟集市上卖粥的一样，浇一勺水，搞定；吃的喝的都要汽车从外面拉来，每天一人一个搪瓷水杯装滚水喝；日常大家都拿毛巾包着头，只有等老天爷送来洗澡水（刮风下雨）时才能洗澡。
1953年的最后一天，天黑收工之后，饭堂给工人们加菜加肉，吃完饭就组织大家去看电影。隔壁是解放军的新兵训练场，用拖拉机把一块地铲平，两边各竖一条竹竿，训练结束后，既是临时篮球场，也是露天电影院。那天晚上放的是《翠岗红旗》，看完电影，人留在空地上开会，不知是拉的电线漏了电还是怎么回事，忽然间就着火了。工棚易燃，火苗一起，北风一吹，不到半个钟头就呼呼烧了个光。工人们都在空地上看着，然后就鼓起掌来，欢呼道：“火烛（着火）啊！”
之所以欢呼，是因为天天都是一件衣服，又不能洗澡，把跳蚤都烧死岂不是更好？再说，每个人在棚里最多就是一张席子、一条手巾、一把牙刷，烧了，就不用住那里了，大家都乐得看个热闹。
工地原先有两部运石头的泥头车，又跟解放军借了两部军车，连夜就把这几百人运回了广州城里的越秀北。那里有个大工厂，先把工人们一股脑填进去，让他们好好睡一觉。第二天中午起来，先挨个点个名，再组队洗澡。
工厂旁边有一条河涌，中午涨潮，水面升高，潮水从前门涌入后门出。几百个工人分成了几个组，组长带队，跟着潮水从前门游到后门。男人脱到剩个底裤，女人只剩底裤加底衫，一队一队扎堆扑棱进水里，浩浩荡荡，一路游一路洗。岭南的元旦，水有些冰冷，但游起来身子就慢慢热了。几百人像鱼儿入水一样，光溜溜闹哄哄在后门上岸。身上的旧衣服通通不要了，每个人发了两套新衫。到钟吃饭，每个人又都发了新的筷子新的碗。
好吃好住，休整了一个来月，这些工人又要重新安排去处。政府的人逐个问“你以前做什么的呀”，会耕田的就调去国营农场，会做木工就调去工程队，问到陈炳南的时候，他就说：“我什么都不会，只会擦鞋，以前在广州流浪擦过皮鞋。”其实他在增城那十年，做过放牛仔，耕田什么的都会，但是他想着，“擦鞋总好过去耕田吧”。
“好，那就调你去鞋厂当学徒。”政府的人说。
“哪知道到了鞋厂一做，哎——好辛苦了，比耕田还累”。说是鞋厂，其实里头也打棉胎，也织棉被。东西做出来，政府拿去发给各个救济单位，发到收容所劳改所之类的地方。厂里没有机器，做鞋织布，有的靠手摇，有的靠脚踩，和锤石仔一样，也是每天三班，一班两个钟头，一天下来，手酸脚麻。
在鞋厂做到七八月，陈炳南被安排去“运输”，推着辆大板车，把东西装去派给各个单位。新浇的沥青路滚烫，他穿着鞋拉着大板车在路上跑，一脱鞋子，看到脚趾头都起泡了，还有个伤口——奇怪的是走路时却没有感觉。去看了医生，一个多月后脚好了，陈炳南就申请去做手工，被调到了冼村糊火柴盒。
糊火柴盒不需要什么技术，只要有一双好手就行，所以厂里形形色色的人都有。那里有很多是战争时的伤员，没了条腿，但手是好的，可以抹糨糊粘盒子；还有一批旧社会时被卖给大户人家的丫头小厮，解放后找不到亲人又无家可归，像陈炳南一样；还有就是船上的舞女妓女，改造后找不到正当职业，也都通通进了厂。这里面就有一个四五十岁的妇女，叫温少玲，人又生得好看，以前是个歌女，跟着老公和老爹在茶楼里卖唱，他们弹琴，她唱歌。后来两个男人先后死了，她自己一个人没法子找生计，就干脆也进火柴厂来了。
那时候逢五一、六一、七一、八一，都是需要庆祝的节日，厂里的领导就搞了一个“文艺组”。
有一回过节，“文艺组”做了一出现代戏，叫做《愁龙苦凤两翻身》，讲的是解放后广州土改的事情。戏里头，温少玲做阿妈，陈炳南做儿子。这戏做得非常成功，领导和工友们纷纷叫好，以至于以前大家都叫陈炳南“炳仔”，后来就都改成叫他“少玲仔”了。
空闲时，周围的工友们就逗陈炳南说：“反正都叫开头了，认她做契妈（干妈）不怕的啦！”又问温少玲：“他认你做契妈，你做不做呀？”
陈炳南就笑嘻嘻地答：“找都找不到啦，最低限度也有人帮我补衣服啦！”
就这样，因戏结缘，陈炳南就认下个契妈。温少玲弹琴唱曲什么都会，那几年教了陈炳南很多，《宝莲灯》《胡不归》，全都是她教的。
可惜过了几年，做火柴盒的这些工人又被调去了各个单位，有的去了荔湾区的火力发电厂，有的去了博罗农场。陈炳南也和契妈就此分开了，去了不同地方。
1956年年底，接近要落霜落雪的时节，他用木薯粉做的浆糊黏火柴盒的时候，就感觉到自己的手指有些“麻痹”。
一日早上开工两个钟之后，到了9点钟要去吃早饭，他拿热水淘米，洗着洗着，不知怎么回事，手就擦破了皮。手受伤了，这下火柴盒都做不了，他上医院检查，医生就说，你这个是“慢性皮肤病”，也就是麻风。
陈炳南起初不太相信——人家都说麻风会这里起一块斑，那里起一块藓，自己光鲜鲜一个好人，从手指头干净到脚趾尾，怎么可能呢？医生说，“不是个个都会长斑，你患的这种症状不一样，只要麻痹就对了”。陈炳南这才想起，之前推大板车送货的时候，脚被沥青路烫伤了都不知道，也是因为两个脚趾头麻痹了。
1957年，广州新的皮肤病医院还没建起来，麻风病人从哪里来的，就送回哪里去治。同在火柴盒厂的另两个工友也被查出了麻风，一个被送回东莞，一个就回了韶关曲江，都回自己老家去了。解放后院子里的老妈子帮陈炳南报户口的时候，说他祖父是从清远来的，所以政府就打算送陈炳南“回”清远，由那边安置（那时候清远还只是广州的一个县，1988年才改县为市）。
医院开了个情况说明，让陈炳南拿着“下乡”。儿教院的院长想得周到，另给他开了张“迁员证”，说他是“响应政府号召，回乡生产”，并且嘱咐他道：“医院那个证明，你就不到目的地不要拎出来。”院长这样做，是担心陈炳南路上受人欺负——那时候在船上一人一条席子挨着睡觉，如果知道有个麻风病人，周围的人就全跑开了，没有人敢靠近的。
院长是当年从尸山和炮火里活下来的人。这个江西人原先是国民党的上尉指导员，军医官，在东北同解放军打仗时，给雪埋住了，解放军打扫战场时见他未死，就把他救了回来。虽然被冻掉了几根手指和脚趾，但为报救命之恩，他就一路跟着解放军南下，抢救伤员，立功累累。解放后他本可在军队疗养院休养，却自告奋勇说“要培育旧社会留下的那些孤儿”，就来儿教院二院做指导员，做着做着，在陈炳南从海幢寺回这里之后，就升为了院长。
1957年3月5日，院长亲自去送陈炳南，看着他上船，还带了两个公差帮他拿行李。两件行李，一件是学生用的藤箱，装着几件衣衫，另一件包装着棉胎、蚊帐和书——四斤重的棉胎，又软又棉实，是从国民党的军用仓库拿出来的，是儿教院发的好东西。
一条窄窄的铁板驳住了船和码头，院长交代那些水手说：“这个后生仔有只脚不太方便，上高下低你们要帮一下他，千万不要掉了他啊！”院长那天特意穿了军装，那些水手见他军装上还别着几个章，就忙不迭地答应下来。
广州到清远的水路由珠江汇入北江，北上一百多公里，船走了足足二十个钟头，6号中午才靠了岸。那两个水手照顾陈炳南，让他先不要急着下船，免得被挤到水里，等人都下得差不多了，才帮他提着两个行李下来。
水手帮着把行李拎到了街口的“青光旅店”，陈炳南问店里的人：“嘿，同志，有没有位啊？”
“嘿，有有有，你做什么的啊？”
一个水手帮忙回话说：“刚刚到的，从广州搭船，回乡生产！”
“行行行，入房，六毫纸一晚喔。”
放好东西，差不多12点，陈炳南想着民政科下午2点才办公，就先去找东西吃。跟店里的人问了一下去民政科的路，吃完东西也才1点多，晃着晃着，就到了一家大戏院的门口，看到上面贴了一张街照：“啊，今晚做大戏喔！《黄飞虎反五关》好看啊！嘿，我先不去搞手续了，今晚看一出戏先。”
《黄飞虎反五关》出自封神榜，讲的是商纣王时期，勇将黄飞虎反五关叛王投奔西岐的故事。这出粤剧在50年代的广东十分流行，观者如潮。陈炳南估计自己进了麻风医院后就没有什么机会看戏了，就打定主意隔天再去报到。他在周围逛了街，等到晚上买了票，进戏院里津津有味地看完了黄飞虎。第二日又等到了下午2点，他直接到民政科门口说要找科长。值班的人帮他喊了一声，有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便走出来了，带他进去，又搬了椅子给他：“进来啦，坐坐。”陈炳南没坐，他心中有数，到了这里，就要拿出那张广州医院的证明了。他把那张上面写着“干性慢性皮肤病”证明给了对方，那人看了一下信纸，又看了一眼陈炳南，小声嘟囔：“不似啊……”
确实不像——陈炳南好手好脚，那天又穿了套绑带的工人裤，精神十足，活脱脱一个“工人小弟”的样子。
果然，看了信后，那人就没有再叫他“坐坐”了，他又写了一张纸，折好，加上证明一起还给陈炳南，又指了指路：“你由这里出，出到第X条街口，能看见有一个牌挂着‘税务局’，隔离（隔壁）那间就是镇政府，你去镇政府就得啦！”
陈炳南按照指引走到了镇政府门口，跟里面扫地的少年说要见首长。少年喊了一声，又是一个穿着皮鞋的年轻人走出来，看着还不到三十岁。
扫地仔递给陈炳南一口烟，还帮他点火：“我们已经知道你的情况啦，我在这里不怕的，你安心啦！”在陈炳南走路过来的间隙，民政科已经打过电话来了。
见这个人亲善，陈炳南便同他聊了起来，说了一些自己以前的经历。那人安慰道：“我们清远真是一个穷县，没办法啊，我看你都没什么（症状），很轻的问题，现在好快脆就医好的，我明日就送你到杨坑医院，你安心啦，你的行李这个……”然后询问陈炳南的住宿问题，按照旅店六毫、两餐六毫，给了陈炳南一块二的银纸，叫他明天早上再过来。
第三天7点钟，陈炳南早早就带着行李去了镇政府。扫地仔正蹲着刷牙，问陈炳南吃了饭。
陈炳南说没有——他确实没吃“饭”，只是吃了碗猪红粥和油炸鬼而已。
听他这么说，对方就又拿了几毫纸给他：“这样饿到下午怎么行啊，你出去找些东西吃下先啦。”
陈炳南心想：很好，又多了几毫纸，进了山区就什么都没有了，自己身上的钱加起来都不够二十块，能多几毫是几毫。
镇政府派到扫地仔帮陈炳南拿行李陪他去麻风院。两人一同12点从镇政府的大门出发，先走到码头搭船过北江。船佬过来收钱，陈炳南就指了一下扫地仔，没想到扫地仔说：“我没有，你给着先啊。”
陈炳南猜，既然派你来送我，肯定有路费，你是想自己省下这点钱拿来买东西吃，我怎可能吃这个亏？于是也不客气：“你过渡钱都没么？派你送我的噢！”扫地仔只好掏出钱买票：“嘿，怕你了，怕你了！”
过了江，继续搭车往山里走。正巧那天修路，本来车要到终点站银盏，但剩下最后2公里走不了，就把乘客通通赶下车让他们自己走。银盏入杨坑——也就是陈炳南要去的那个麻风院——还有7公里，前两日刚下过大雨，进山的路坑坑洼洼。
9公里路，两个人走了差不多3个钟，下午4点，总算到了地方——幸好行路中间遇到了杨坑的人担着担子出来买东西，这才知道麻风院的具体地址。
到了麻风院，见到了泥砖搭起来的农村屋子，一片一片，规划整齐，这边是办事处，那边是病房，还有一边是宿舍。扫地仔去到办公室，写好文件就赶紧走了，他还要再走9公里出去呢。
别人入院时都是自己带了床板和棉被来，见陈炳南没有床板，办公室的人就说：“刚好在那里建着宿舍，还在盖瓦呢。”于是就让木工佬把那些长短不一的阁板先拿几块出来，锯整齐，生产组长又出去割了一把茅草回来，放木板上扎在一起，再铺上一张席子，就成了一张又软又暖的“床”了。陈炳南十分满意：“可以可以！”
搞入院手续时，陈炳南见到了几个牙擦擦（嚣张）的人，有的说是什么队长，有的是出纳，反正讲话都板起一张脸。他心想：嘿，不管了。饭都没吃两口就躺下休息了，这一天赶路真是累得够呛。
第二天一早，陈炳南还没起床，就听到一声哨子响，然后来了一个人，喊：“统统起床！出来运动！嘿！起身，起身，出去（做）体操！”
陈炳南慢吞吞坐起，“不运动咯，我昨晚才来，鞋子踩在水里，走过了九道坑，走到这里我饭都没吃，搞什么运动啊，还不够么。”
“不用讲那么多，起身，穿鞋出去……”
“不用去了！”
“你叫做什么名啊？”那人问，又问旁边的生产组长，组长也还不知道。
见这人动不动就要批评人，三分官威做到了七分，陈炳南有些气不过：“你要是吗？我有，我写给你！”
当天在饭堂吃饭，陈炳南就又见到了这个人。按照麻风院的管理，吃饭时人人都用钵仔，上面写着名字，发给各人的米和菜，自己吃多少放多少，交给厨房帮你炖。那个人就管卖钵仔，装菜的小钵仔四分钱一只，炖饭的大钵仔八分钱一只，陈炳南买了一大一小两个，拿过来一看，却发现有个钵仔底下漏了一个小洞。
他说：“穿了，有只眼喔，滴水了，换一只来。”
那人就说：“没烂啊！”
“不是啊，它有只眼，渗水出来啊。”
“嘿，它一炖饭就没得啦，一粒饭塞住就没了。”
“你换只给我不行吗？讲那么多！”
“公家的东西不关我事，一来就是这样的了，除非你重新买一只啊，公家的没得选的！”
陈炳南当然知道是这家伙在故意刁难自己，也就不出声了，给钱的时候，他先给了一张两分的钞票，又把那张一毫纸的钞票折了两下，撕下了四分之一，才给了对方。
那人接过来一打开，就叫了起来：“这张银纸不够数啊，烂的，换一张！”
“你这只钵头也漏水啊，你都不换！”
“我的是公家的，没得选的。”
陈炳南便回：“我的是国家（发行）的，没得换啊！”
两人僵在那里，都不肯让步，一个（记工分的）记分员就走过来问情况，那人自知理亏，只好不情不愿地说：“哎，换过只给你啦，换过只给你啦！”见目的达成，陈炳南也不继续纠缠：“我也换张银纸给你，我粘一下就得啦。”
有了这个“公家没得选，国家没得换”的事之后，陈炳南在麻风院里就得了个“牙擦仔”的外号——牙擦，就是形容人牙尖嘴利，嘴上不饶人。
后来他才知道，原来那个卖钵仔的人叫陶桂华，是个转业军人，杨坑的人都叫他“陶仔”。此人在这里管医生和病人的伙食，靠着干部的身份，专打斧头（中饱私囊）。他每三天去一趟龙塘镇，赶着“二五八开墟”去采购，配一百斤猪肉回来，能差十五斤——他家就在龙潭圩，自然是拿了些肉回家里了。
有一日，陈炳南他们病人在修整鱼塘，陶仔走来，蹲在鱼塘边指指点点：“这个鱼塘，塘基种回什么果树好呢？喂，提下意见，种什么果树啦！荔枝啊什么的。”
陈炳南很反感他平日的做派，说：“荔枝好，龙眼好，什么都种两棵也不错，但千万不要种桃仔（树）。”
“为什么呢？”
“桃仔最衰（最没用），动不动就生虫，没什么肉吃，光是生虫，没用的。”
陶仔一下就反应过来，陈炳南在指桑骂槐呢：“啊，你个衰仔！喂……算了算了。”
几回交道打下来，陶仔看出来陈炳南是个刺头，比其他病人知道得多，又精明，没事也不想招惹他了。
陈炳南刚到杨坑的时候，院里病号总共六十多人，分成四个生产队。哪一个队生产搞得好，收入多，上交大队之后剩下的粮食也就多，每个人都可以多分点。陈炳南在二队，负责看牛，队长是个老实人，“担屎都不偷吃”。
天气寒冷时，公家怕牛冻坏，就让病人们用些米水跟挖出来的番薯煮稀粥喂牛。陈炳南骑着牛，路过隔壁养猪养鸡的地方，就想去借一个喂猪的盆。
负责养鸡的生产队长正在吃饭，看见他走进来，问：“做什么啊？”
“拿个盘喂牛啊。”
“噢，来来，自己拿啊。”那人说着话，偷偷把饭盖上了。
陈炳南就笑：“你干嘛盖啧？吃鸡蛋饭，有什么好怕啊？”
那段时间粮食少，东西都不够吃。陈炳南一进门看懂了，生产队长监守自盗，在给自己开小灶——鸡蛋是从鸡窝里摸的，谷是本来喂鸡的谷。不过陈炳南也不想管，他吃就吃，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没想到第二日经过那里时，看到大门上用粉笔写了一句：“猪栏重地，闲人免进，失物太多。”
陈炳南登时火就上来了——昨日自己刚刚去拿了一个盆，今天你就写“失物太多”，那不就是说我们放牛仔偷东西？我不揭发你，你倒反咬我一口！于是走去厨房里头，跟相熟的炊事员借了支粉笔，回到猪栏门口，也跟着在旁边写了一句话：“猪栏里面，人人注意，蛇鼠同窝！”
这事后来不了了之，毕竟，人穷粮少，大家都是一边勒紧腰带一边瞅着哪里可以刮出一点油水，偷鸡摸狗可太常见了。
还有一回，陈炳南不小心撞见一个负责养鸭子的人在吃鸭蛋饭。那人姓何，陈炳南见他的鸭蛋饭那么香，也悄悄拿了两个鸭蛋装回去。第二天晚上陈炳南放牛回来，正巧姓何的也放完老母鸭回来，两人一打照面，对方就压低了声音跟他说：“嘻嘻，你也挺懂理（会做人）的噢！”
因为每天收工前都要清点鸭蛋，陈炳南知道对方肯定知道了自己私拿鸭蛋了，于是就说：“你也懂理，大家都懂理。”两人互相递了个眼色，心知肚明，哈哈一笑。
艰难时的世道就是这样，你看见了坏事不说话，人家反担心你要去告发，你跟着浑水摸鱼，这才叫一条船上的蚂蚱。在外面流浪多年的陈炳南自然明白这些，更何况，那时“如果还是你告我，我告你，大家就一起饿死了”。
陈炳南说这话，是因为那时亲眼所见了太多的死亡。
他还在生产队放牛的时候，一起干活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叫“安仔”的少年，另一个叫何基良，三十多岁。一天早晨，他们仨就牵牛出门，十点钟要收工回来开饭，陈炳南在山坡上喊何基良，叫了几次人都没有反应，他走了下去，看到何基良坐在田埂上，手里还牵着条牛绳，绳子的另一头，牛还在嚼着番薯藤。陈炳南过去喊：“喂，你这个衰仔还睡觉，回去吃饭咯！”何基良还是动也不动。他感觉有点不对劲，赶紧大叫一声：“安仔，快点回去叫医生喔！”再推了一下何基良，心里清楚，医生来了也没用了。
还有一个曾睡在陈炳南斜对面床的人，叫温观新。早上他出去放牛，姓温的说：“昨晚我锄了那么多地，你和生产队长讲一下，我今日不开工了啊。”说完，人还去吃了饭，自己把衣服拿到井边洗了，回来在宿舍门口的树上拉了根绳子，晾了上去。等陈炳南放牛回来，就和温观新聊天。天热，温观新把棉胎竖起来靠在墙边，自己靠着坐，还卷了根烟抽。陈炳南在那儿滔滔不绝地讲着，以为温观新也在听，讲着讲着，见他烟头都烧到手了，就喊他：“喂，烟灰掉了，抹手了。”可温观新动也不动，陈炳南走过去推一下他，人已经有点硬了。
饥荒的时候，牛高马大的大只佬们更难捱。有一个大个子，负责担柴的，蹲下去把肩膀伸到扁担下面，要担起来，结果起不来。等到别人回头来找他，看见他还保持着这样一个准备担东西的姿势，人都凉了。
一般要是医生看哪个病人快不行了，就会通知家人，也常有病人家属只回一封信来，“由你们处理，我们不到的了”。有的家人一听说病人在麻风院里死了，还更安乐了，因为再也不用从家里拿钱了，子女也不用被人指着说“你老窦（爸爸）是发风的”了。
一旦家里人说“不来了”，人死了医院也就不会再通知他们了，像埋牲口一样，卷了就抬走了。抬到平时没人进去的山里面，沿路埋了。起初埋得很远，后来人死得多了，就越埋越近。没人去那个埋死尸的山头种作物，那里只有一些自己生长的松树，光秃秃的。陈炳南他们都叫那里“死人涌”，连砍柴的人都不会往那里走的。
如果是有家人来送葬的，就会买棺材，还会给抬尸体的大只佬们包个利是，让他们搞得好看一点。没有棺材的话，就是一张棉胎卷着人，用几块床板一起抬到“死人涌”，然后棉胎床板卷着人，塞进坑里就是了。坑还是要挖得深一点，提防下大雨，怕雨水一冲尸体就露出来了。
陈炳南入院几年后，境况就如山泥滑坡。从1957年到1967年，整整十年，他都没有人接济。衣服都烂完了，只剩一件床板，毛巾也没了，就用绷带来洗脸，浑身上下只剩一个“光”字。一条冬天穿的长裤，“只见补丁不见旧布”，吃了午饭，别人都去休息，他就去冲凉，把裤子给洗了，躺在太阳底下晒自己，晒完前面翻背面，直到把裤子晒干了再回去。打开床上那张棉胎，跟世界地图一样，这里烂，哪里烂，都没有棉花可以补了。
幸好他在麻风院里认识了个朋友，叫黄玉权，之前在广州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手巾牙刷，因为籍贯是清远，所以也被遣送回来了，他跟陈炳南说起在广州街头的经历，很聊得来。黄玉权的针线活很厉害，陈炳南便央他把自己那张烂被单拆掉了，缝成两条“牛头裤”——就是那种裤筒宽松、方便干活的短裤——不然他真要裹着破棉胎出门了。
从1963年开始，陈炳南的右脚就开始痛。刚入院时，他脚上还穿着政府给的解放鞋，那双鞋烂完就再没有鞋了。每天早上起床下地就打赤脚，上山放牛，山上遍布石头和尖锐树枝，脚就被磨伤了。“上山没鞋着，落地打赤脚，不就损手烂脚？”
按理说，麻风院上面起码有个组织，病人的惨状，难道医院的领导都不知道？怎么没有人发一双鞋给他？当然不是，是个人都有眼睛看着呢。但是领导只会说：“痛你就在床上躺就得了，不用出来干活啦！”但是呢，上工就一日吃三餐，不上工就只有两餐。中午那餐，去干活的人才有得吃，吃粥吃饭，杂粮番薯都不定。麻风院里的劳动力按照每日的劳动量程度分级，名目上说（每人）一个月三十斤米，实际上那是最高级的劳动力才有，分到三级劳动力的只有二十七斤，三两一餐，要是不开工，连中午那餐都给你扣了。有时候红十字会发一些救济品过来，有几件短衫衣物，本来应该给老弱病残的。但院里又偏偏反着来，把这些救济品拿来做生产的奖励品，谁出勤天数最多就奖给谁。
陈炳南在这里住着，眼瞅着这些病人，身体好的干得越多吃得越多，那些不能干活的还得饿肚子，一日比一日孱弱。所以他没有办法每天都躺着，休息几天，脚好点就又去山上放牛了。
捱呀捱，捱到1967年，烂脚痛到都下不了地，生产队也不要他了。几个生产队把这些重病有伤不能干活的人全挑出来，一共22人，通通拨去“残老队”。陈炳南说，他们这22个人啊，就是“箩底橙”——卖水果的筐里面被挑剩的那些，破破烂烂，没人要了。
院里腾出了一间原先养猪的屋子给他们住，离病人的宿舍区很远，连个门都没有，两个门洞空荡荡，风从这头呼呼进，又从那头呼呼出。1月份进去，到了4月份，还没住够百天，22个人就死了9个。院里有几个医生，但也只能眼白白看着人死。一是缺医少药，病人们上山做工没有鞋穿，脚一磨损就开始烂，麻风杆菌会让伤口一直溃疡，长久下来可能发展成皮肤癌。再加上忍饥挨饿，长期营养不良，身体免疫力差，被弃置在猪屋里的人，几乎就是排着队等着死神一个个把他们领走。
躺在猪屋里的时候，陈炳南几乎每隔几日就能看见一个人被抬出去，然后听着那些大只佬（大块头）商量着要抬到哪里去埋。第九个死掉的人就睡陈炳南旁边，年纪也不大，家里有老婆，说是结了婚还不够两年就进来了，脚烂到快上小腿了。眼瞅着到那一晚上，轮到这个人死了。猪屋里黑灯瞎火，连一盏火水灯（煤油灯）都没有，陈炳南睡在床上，听着北风穿堂而过，心里知道邻床的人已经死了，但这么晚了，叫人也没人理的，只有天亮了才会有人过来。
九点多十点的时候，陈炳南忽然听得一阵“吱吱吱吱”的声音，借着朦胧的月光，他向旁边望去，心内一惊——不知道从哪里进来了一只野狗，正在咬旁边尸体烂了的那只脚。造孽啊！他赶紧摸索着起来，把狗赶了出去。
陈炳南不敢睡了，怕万一睡着了狗又来。他想拿被子把这人裹起来，但人已经硬了，棉胎又烂糟糟，盖得了身子盖不住那只脚，也没法全裹起来。他看见墙壁上这人的棉衣还好好地挂在上面，本拿来包住他的脚，可又转念一想：“不啦，我拿他那件好的（棉衣）来穿，拿我那件烂棉衣来包吧。”
第二天早上，继续去外面做工，几个跟他惯熟又是开惯玩笑的大只佬见到他穿上了新棉衣，就打笑：“喂，炳南，看你穿件靓东西喔，不过你都穿不了多久啦，看你的样啊，下一个（死的人）就轮到你咯！”
那时陈炳南的脚已经痛到伸不直了，整个脚板都烂没了，拿绷带缠成了一个粽子。但他还是嘴硬，回敬道：“那还不一定呢！”
一个大只佬也笑：“我都不希望你这么快去啦——现在四月底了，希望你过了五一，公家加菜，吃顿好的，同时呢，发了饭票，（你死了）那我们（还能）捡回几斤米，剩下几斤米都好些啊！”
这很难说只是一句玩笑话——这几个大只佬也做抬死尸的活儿，麻风村每个月一号给人发饭票，病人若是月初死了，按照这里不成文的规矩，没花完的饭票就归这些处理身后事的人了。
陈炳南当然不想便宜了他们，他硬撑着到了4月27号，遇到了自己命中的贵人。
那天，从佛山平洲医院来了一个外科医生，叫潘钟文。这个女医生大老远来杨坑，本来是要给麻风院的医生讲课的，所以一到就先去了陈炳南他们的“重病室”。院长和生产队长，院里的医生护士，也都一起跟着来了。
潘大夫一进门，就先跟病人们打了个招呼：“大家好！”
陈炳南躺在床上，看了她一眼，说：“跟在你后面那些（人）都‘好’咯，这里面的人，一点‘好’的都没有。”
潘大夫走进了猪屋，后面的干部们就站在外面停住了，她走到陈炳南的床前，问：“你为什么这么说？”
“你一眼就看到啦，屋又烂床又烂被套什么都烂，连人的手脚都烂了啊，你说哪里有‘好’的？”
“是啊，你讲得有道理，我听你的声音，不是本地人来的？”
“我父亲就广州人，祖父就清远人，舅父就南海人。”
“嘿，人家都说‘一问三不知’，我一问你就答三个！不错啊——你舅父南海哪里的啊？”
陈炳南就如实回答。潘大夫所在的平洲医院就在南海，自然知道他说的地方，于是又问：“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除了好事没做过，我什么工作都做过，擦过鞋，拾过破烂，肚饿上高楼，眼训（困了）就找骑楼。”
潘大夫一听就懂了，笑说：“原来你是在流浪哦！”又说：“伸个手出来，我同你把下脉，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啊？”
陈炳南说：“我现在觉得又冷又冻，又肚饿又脚痛，训（睡）又身痒，坐又鼻涕，说不定啊，打个喷嚏就去见上帝。”
潘大夫见他一张嘴能说会道，兴致也上来了：“就是这么多（症状），没有其他了吗？”
“还不够啊？”
“还有一句你还没讲完——你不用闭翳（忧愁）！你这只脚就没得救了，不过人还有得救。两个月！”
陈炳南理解错了，并没开心起来：“只剩两个月（寿命），救不救也罢啦！”
“不是喔，我说包你两个月就肥回来。如果你不介意呢，我拿你来开刀先啊！”
陈炳南半信半疑：“不是吧？我们的医生没人敢开刀啊，说没人输血，所以呢都死了九个了。”
潘大夫转头对那些站在屋外的干部们讲：“今晚你们给他吃饱饭，吃得了多少给多少，明早就不用给了，明早做手术就先不要吃饭。”接着又看了一下陈炳南的腿——右脚已经完全僵硬，没法伸直，也动不了了。潘大夫说不要紧，以后到她那里装一只假肢就好了。
陈炳南：“那些人说第十个就轮到我死了，这下截了脚，不死就行了！我现在都还不够四十岁啊！”
“我保证你过了四十岁，又过了四十岁啊！”潘大夫自信地说。
后面，潘大夫让麻风院领导安排空出了一间房，把陈炳南抬了过去。她总共在杨坑过了两日两夜，除了帮陈炳南截掉了一只脚，又做了一两个手术给那些医生看，传完经就走人了。
锯掉了右脚，陈炳南感觉整个人都轻松起来了。果然如潘大夫所说，两个月后，他胖回来了——晒谷子的地方有个公家的磅，手术前别人背着他称了一下，七十来斤，手术完过了两三个月，没了条腿，反倒有九十斤了。
院里的木工佬给他做了两条拐杖，他嫌不够坚固，便自己借了个凿子和刨子，从人家砍下来的杉树枝里挑了又直又漂亮的，自己削了两根。只要在胳膊下拄上一根，就可以空出一只手上山砍柴，就算遇到山沟沟，拐杖一蹬一用力，一条腿就跳过去了。此后陈炳南上山下水，无论是砍柴铲草还是剥蔗壳，别人能做到八九个工分，他起码也能拿到六分。后面二十年，他都没有再看过医生，连个伤风感冒都没有。
后来我去查过《清远市志》，上面写着：1956年，在今清远龙塘镇建立杨坑麻风医院，至1987年历年共发现麻风病人1735人，其中治疗984人，治愈者179人，病死452人，外迁82人，现症病人仍在治疗38人。
刚被送回清远时，陈炳南也以为自己会像镇政府那个人跟他说的一样，“进去医几个月就好了”。可入院之后住下来，却是一年又一年，天长地久无尽时。住的时间长了，陈炳南逐渐明白了，这个地方，易进难出。说是“治疗”，实则是把人赶进山里，与外界交通断绝，困在里面如同定期劳改几十年。虽说病人想偷偷出去医院也不知道，但这山这么大，一个人靠两条腿，也走不出去。解放前这个地方曾是个土匪窝，土匪把人拉到山里面敲诈，可见有多荒僻。
而出院生活也没有那么容易。
陈炳南听说，之前有一个龙塘人，病好了从杨坑出院，去帮人家看山林。周围的村民上山来砍柴，他出来阻止，气势汹汹地把人给赶走了。结果，结下梁子的人转头找了两个女人过来，说他“麻风人追女仔”——广东部分地区有“过癞”的传言，说“麻风人”会通过性交把病气“过”给对方，自己就能变回健康人了——于是就借这个由头把他给打死了。这个故事在麻风院里口口相传，可见那时麻风村和周围居民之间暗暗埋伏着冲突，麻风院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病人们的避风港。
麻风病分不同类型，轻症的如界线型，结核性，容易损伤手脚，却不会造成面目损毁，菌数也少，吃几年氨苯酚就会好；而菌数较多的瘤型，病人一般会面红耳大，或者面部会有一些变形，需要更长时间的治疗。到1960年，杨坑陆续有病人治愈出院，有时一个，有时两个，有时候人多能凑够一批一起走。
后来到了文革，院里因为批斗和缺医少药，死人的情况常有发生，医好的人只要有地方可去，都立马收拾东西就走了。每回几人入院几人出院，都有一个小黑板写着，陈炳南一直看着，算着。他说，从他入院这几十年来，一共死了三百多。
陈炳南无家可归，所以一直没有走。之前他在广州睡骑楼时，见到有麻风病人去铺门口乞讨，那些店铺直接就把大门关上了，避个雨都要被人赶。遇到善一点的会说，“嘿，给你半碗饭，快点走啦”，遇到狠一点的甚至直拿棍子赶，“走不走啊，不走就拿扫把打你走！”那些耳朵通红、眉毛掉光一看就是麻风的人，根本就讨不到东西吃，只能等死。
陈炳南的病是结核性，从入院那天，一日两颗氨苯砜或者氨硫脲，他也不管是啥，医生派了就吃下去。不到十年，切片检查就看不见多少麻风杆菌了，只是脚痛而已。等到做了截肢手术，他从上到下一身清白，连块红斑都没有，就连之前麻痹的脚趾手指，也慢慢恢复了知觉。
医院里面，男女病人分开住，宿舍区隔得很远。女病区建在半山腰，下面是医疗室和诊疗室，再往下才是男病区的三栋宿舍。厨房也是分开的，隔了差不多半公里，只有一口井是共用的。
陈炳南截完肢，也差不多过了五一，女病区有些人出了院，就空出了两间宿舍，给这几个截了腿的病人暂时住一下，离药房近，要看医生也容易。
出院的几个女人里，有一个叫欧新女的，还不到三十岁，治好了就赶紧走人了。她跟陈炳南关系不错，知道陈炳南的床板都烂完了，就只拿走了衣服，把自己的床铺、蚊帐、被褥通通留给了他。医疗室的一个组长知道后，就吩咐说，“炳南原来那几块破床板不要了，破烂东西全扫出来烧掉好了”。于是两个大只佬就去了男病区，把那块旧床板扔出来准备烧了。
给陈炳南缝裤子的黄玉权看见了，吓了一大跳，连忙问：“啊，炳南不能回来吗？怎么烧了他的床？”
烧床板那两个家伙开惯了玩笑，就说：“埋都埋了啊，那只脚！”
黄玉权话没听全，一听到“埋了”，就伤心得大哭起来：“炳南他死了啊……那个医生不是说保证他两个月好起来，怎么就埋了啊……”
那两个大只佬知道他听错了，也不澄清，就在一旁笑。刚好那日，有些小孩子专门跑到女病区，央着陈炳南讲故事。陈炳南就把自己挪到门口，给他们讲《粉妆楼》。黄玉权见到上面有一堆人围着，就走上来看。这一看，又是吓了一大跳：“吓死了！炳南，又说你埋都埋了，怎么还在这儿讲故事喔？！”
六七十年代那会儿，整个杨坑连部收音机都没有，抓着锄头铲草的时候最容易犯困，这时候有人起了个头开始唱歌，其他人就跟上了：“有了共产党，坚持了抗战八年长，洒了多少血，流了多少汗，打了东洋打……”
天一黑，大家统统上床睡觉。暑天夜里闷热，排排睡了八九个人，每个人腾腾地呼出热气，把小屋子变成个大蒸炉。大家翻来覆去睡不着，干脆一人搬一个小板凳出来外面空地上坐着。干坐着无聊，便又开始喊陈炳南：“柄南讲古仔（故事）啊！”
于是一群人便在乌漆麻黑里，靠着一点星光，听陈炳南讲乾隆下江南，方世玉打擂，封神榜上显神通，水浒英雄走四方。这些困居一隅的人，连踏出这个小山窝都艰难，却依然不妨碍他们对自由的想象。他们沉浸在故事里，在短暂的半个夜晚，想象着自己也成了潇洒的方世玉，成了水浒里豪气万千的武松。故事讲完，夜已深，凉意与困意一同沁来，大家这才如大梦初醒般，一个个搬起自己的小板凳回屋睡觉去了。
这样一点慰藉，后来也被夺去了。随着外面轰轰烈烈的革命，麻风院里也有了红卫兵小组，组长就由那些最穷最苦的人来做。既然要“破四旧”，帝王将相的故事就不能讲了，才子佳人的故事更是淫秽。陈炳南眼瞅着这个大字不识的人整日装腔作势，心想：那我说句拎不清的话，知识分子不就没用啦？
尽管他保持沉默明哲保身，运动的火苗还是烧到了他身上。有一天他放牛回来，发现自己床头的书全被翻出来烧掉了。那些目不识丁的人，说这些书是旧社会的东西，一本不能留。陈炳南登时心头火起，与那个组长大吵起来，闹到了大队长那里，质问道：“你派那些人去做什么？派那些人烧了我的书？！”
大队长说：“破四旧啊，旧书全部不要。”
“连《红灯记》《沙家浜》你都敢烧了？！你派的人，文字都不会一个，什么都拿来烧是不是？！我有银纸夹着的，你都烧了它？”
陈炳南实在气急，抓住大队长一顿夹枪带炮的怒骂。吵到后来，大队长又回去逮着红卫兵组长一顿臭骂。说书里面有银纸夹着，只是个发作的由头，陈炳南真正心疼的是那些当年他从广州带来的小说和画册——当时那些书都用棉胎包着，挤进了背包里。一本《封神榜》，一本《岳飞传》，一本《水浒传》，还有《三门街》《粉妆楼》和《万年青》，后面两本是清代的侠义小说，方世玉打擂就是《万年青》里的。当年他在广州跟那间收破烂的老板混熟后，对方收到什么旧书，他都要拎来看一下，喜欢的就拿走了。
如果有不认识的字，就拎着书去给儿教院的院长看一下——说起来，他自小没有正经上过几天学堂，正是在儿教院的那几年，两天打鱼三天晒网学了一点文化，认的那些字，都是埋头在那些故事书里一个个认出来的。
顺着这几本书，陈炳南又怀念起在广州流浪的日子那会。每天中午，观音庙门口的榕树下，都有说书人在讲故事。老榕树枝繁大叶繁，阴凉足足有一间房子那么大，他可以爬上去，在榕树干上坐着或者躺着，拿着本书听下面讲故事。说书人一讲到故事里的紧要关头，他就刹住了，不讲了，拎个兜或者盒子这样子走一圈，拱手笑着笑说：“赞助赞助赞助……”。一毫毛钱很也好，一分钱也不拘，总之，收完一圈，就他才会继续讲下去。
来到在杨坑的时候，在这榕树上“听”出来的说书本领本事，就派上用场了。
在劳作与讲古中，山中岁月飞快往身后退去。草木换过几轮青黄，转眼便是几十年。陈炳南本以为自己会在山里住一辈子，谁曾想，后来他们竟全都搬了出来。
50年代，杨坑山多田少，大片荒地，全靠那些麻风病人一锄头一铁锹地开垦。四十年过去，最早播下的松子，都长成了高大葱郁的松树，树干都可以做砧板了。
改革开放前，麻风院里的生产队种了很多甘蔗，政府就修了一条小路，用马车拉甘蔗到银盏去卖。耕蔗耕到1986年，联产承包了，麻风院周边原本属于农村的田地，都要还给各家各户耕作。阳山县还迁来了一批农民到杨坑山脚下落户了，盖起了三三两两的茅房和土坯房。医院的地越来越少，没什么田可耕了，陈炳南就在胳膊下拄了一条棍子，砍了竹子，削做篱笆围栏，围出了个菜园子，自己种菜养鸡。
到了1992年，佛山南海平洲医院安排了车，把杨坑的几个人一起接了过去，有的是去截肢，陈炳南几个是去做假肢。他在平洲住了五十天，潘大夫还在那里，此时距离两人上一次见面，已经过去二十五年。
潘大夫和陈炳南聊得来，闲下来就坐着跟他聊天，逗他说：“喂，现在又怎么说啊？那时你又说心哀什么的。你这么会讲，搞首诗来听下啦！”
陈炳南说：“现在又不同啦，又有经济回馈，又有伙食费，来这里又不用路费，我现在呢，安乐就不用计，总之呢，就是没闭翳。”
陈炳南进麻风院之前遇到过卖神水的算命佬，说他活不到四十岁，此话真是险些成真。正是潘大夫的慈心妙手，把他从鬼门口又拉了回来。后来他果然是活了四十岁又四十岁，精精神神活到了耄耋之年。
从平洲医院回来的时候，陈炳南就又是两条腿了——一条真一条假。假肢穿上裤子，看上去像个健全人。但他是从大腿截肢的，胶做的假肢非常沉重，要拿一个大皮带拴在腰上，蹲下来还得按一个按钮，膝关节才能弯曲。杨坑的山地凹凸不平，戴着假肢上山下山就很不方便，他新鲜了一阵，后来干活时还是拄拐杖多。他说：“说句不好听的，火烛（着火）的时候，我拄个棍子就跑了，你还要起来慢慢穿假肢，烧都烧死咯！”
1999年，龙塘镇下边要建一个带游泳池的游乐园，选址离麻风院还很远，但是政府却要求他们搬走。医院给病人们的说法是，现在他们人少了，这里又偏僻，要把他们搬去交通更方便的地方。陈炳南想，肯定是因为杨坑在水的上游，而乐园在下游，人家还是嫌弃他们，觉得从上面流下来的水不干净。不能说他的猜测毫无道理，因为广东其他的麻风院，建院之后极少出现搬迁的情况，即便是旧屋倒塌，也只会在原址新建，要另划一块土地给麻风医院，牵涉甚广，并非容易之事。
麻风院里没有一个病人反对搬迁，他们个个都想着早点走了。几十年下来，几百人的大医院如今只剩下三十几人，这么大一座山，住着空空寂寂的，搬去别处，有人来看望也方便。他们连土带木，将果树杏树，全卖给了政府，换回几块钱，人还没搬走，就已经有挖掘机轰隆隆开过来挖到了屋子边，把地下的白泥挖出来运走了。听说，这种泥土用来烧瓷是顶好的。
这边催着他们走，那边新的医院又还没建好。2004年12月25日圣诞节那天，仅剩的三十二名村民就被先运到了新址附近的一个地方——他们听说，这里原先是收容流浪人员和戒毒人员的，地图上标的是“市救助站原址”。
住进去的第一晚，陈炳南看电视看到半夜，回屋枕着个枕头就躺下睡觉了。没想到睡到半夜，感觉很不舒服，一摸，脸上居然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蚂蚁，咬得他耳朵生疼。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陈炳南这半边脸后来就开始了神经痛。出了事，院方才把床都拆了，被褥全部洗了一遍，消毒。
后来，他听说医院的人在背后说：“他们这些人（患了麻风）医好的呢，现在是百毒不侵的啦！”既然这么说，那意思自然就是“不需要搞得多干净了”。
救助站本不是为这些手脚残障的老年人建的，连厕所门口都有石阶，阶砖光溜溜的，撒上水就更滑了，拄着拐杖的人一不留神就会打滑。没办法，陈炳南只能又穿戴上了那个沉重的假肢。
这里住得不舒心，大家都盼着早点去新院。等啊等，等啊等，又过了好久，旁边才开始动工。直到2008年1月，他们才搬进了建好的新院——院子里是一栋两层小楼，有一个大花圃，栽着棕榈木瓜，环境清幽宜人。对陈炳南来说，搬进新院，好日子算开始了。
只不过，不是所有人都等到了好日子。等待的三年里头，又有七个老人过世，新院里原本按人数建的房间，就又空出了几间。
新院距离杨坑五十公里，相当于从清远市区的南郊迁移到了北郊，依旧没有公交车直达，打车去最近的市场也要三十分钟，北边是一大片绵延的青山绿水，周围散落着民居——不过比起杨坑，这里确实已经不算偏僻了。
等杨炳南他们搬到了新院，来探访的公益组织和爱心人士就更多了，最热闹的是每年年底，市政府的人，卫生局的领导，教会的信徒，寺庙里的僧人，还有义工组织，一拨一拨地来。纸巾，泡面，肥皂，柚子，花生油，洗发水与沐浴露，一箱箱一袋袋搬进来。通常村长会把能走动的老人都叫到文化室里，向来访者说一些感谢的话，然后把物资摆在地上，分成均等的份，每个人认领一份。然后老人们提着，揣着，或者放在轮椅上，如同觅食结束的鱼儿，四散开，一条条游回了自己的窝里。
好心人送来的物资在每个人的屋里都堆成一座小小的山。陈炳南屋里的电视旁边，堆满了泡面和饼干，送来的衣衫穿都穿不过来——他们已经习惯了节俭，衣服穿不烂就不换，所以新的也就一直放着。
想起以前一条破棉被裹身上的日子，如今的生活可真是梦里都不敢想。有一回来访的人问他说：“在这里住得好不好啊？”他说：“嘿，当然好啦，又矜贵又名贵又架势，给只苹果我拿来煲猪肺，穿了衫就不用打喷嚏流鼻涕，总之你和我换都不济（不肯）。”
在这样宾主尽欢的场合里，陈炳南经常会被邀请唱几首粤曲。大家在文化室里围成一个圈，中间空出来一块地，他坐着轮椅，靠着背，手里拿着一张歌词唱曲，七老八十的同伴们打着拍子，有一个婆婆常常笑得露出没剩几颗牙的嘴。他们坐着的一些折叠椅，椅背上还有“杨坑XX号”的油漆字——那个山林深处与记忆深处的地方，他们再也没有回去过了，房子都推掉了，埋葬死人的山头也该是长满了杂草，不说的话，谁也不知道，那里躺着多少曾经受尽苦难又尽情欢笑过的人呐。
第一次去新桥，很容易找不到路。新院挂名“清远市慢性病防治医院疗养分院”，因为地处清城区新桥村委会，所以常被简称为“新桥麻风院”。
2017年冬天，我们第一次从广州前往新桥，天黑时出租车沿导航走到目的地，放下我们几个人就走了。四周没有民居，山风簌簌地吹，我们站在一栋建筑物的大门前面——手机地图显示目的地就在这附近，可里面却半点灯光都没有。
我们冷得哆嗦，不知道哪里才是路，黑暗中，忽然有一束光射了过来——是安村长打着手电筒来接我们了。原来我们站的地方，是早已作废的救助站门口，还得往前再走百来米才是新院。当年和陈炳南一起放牛的安仔，现在已经年过六十，他在这里长大，也留在了这里，成了热情接待来客的麻风院村长。
我们去时已经临近过年，正是新桥最热闹的时候，正好撞上寺庙和教会前后脚来探访。寺庙的人来了，往村民的门上贴了一个佛字，换了新对联，横批是“阿弥陀佛”，教会的人来了，也不知道看没看出来对联是新的，就把“阿弥陀佛”又撕下了，换上了“天主保佑”。
我在旁边看得直乐呵，陈炳南和老人们也不开口，由他们折腾，反正僧人来了，他就跟着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信教的兄弟来了，他就连连点头：“天主保佑，天主保佑！”
等人都走了，我悄悄问：“那你到底是信佛还是信教？”
他说：“我都信，这些都是好心人，而且呢，‘红花白藕青莲叶，三教原来是一家’。”
我哈哈大笑，心想：不愧是陈炳南——听说教会的客人刚来的时候，他就给人家讲自己小时候在老广州街头遇到日机轰炸，躲进了礼拜堂捡回一条小命的经历，那些天主的信徒们听完，都惊呼道：“那是天主保佑啊！哇你自小就和天主有缘分！”他就跟着笑，绝口不提英租界的事。
他们发现了陈炳南讲古和唱歌仔的长处，于是就交给他一些由粤剧改编的天主颂歌，《雁落平沙》改成《得胜凯歌》，《渔歌唱晚》改成《乐享救恩》。每次来送东西，大家就热热闹闹挤在文化室里，央他唱两首助助兴。正因为这个口口相传的“说书人”的本事，我们第一次去就精准地把他给抓出来——因为无论跟哪个老人说想听他们讲以前的故事，他们都会说：“找陈炳南啊，他有好多古仔！”
听完他讲故事，再看他这个人——感觉处处都不一样了。就好像，他唱粤剧是工厂里做过歌女的干娘教的，识字是育幼院的军官院长教的，说书是从广州街头的榕树上学的，他屋里的东西都是朋友们的“遗产”，轮椅是好朋友老梁留下的，箱子又是某个病友留下的——这个老人，就像一个历史的琥珀，消失的人与事，都成了他的一部分，在他身上灼灼如生。
故事之外的陈炳南，和寻常的老头没什么两样，每天就晒一晒自己种的白菊，喂几只小野猫，晚上看看电视。猫本来是没想养的，有一日它自己从窗口跳进屋来，陈炳南见它小小一只，毛茸茸又跳上跳下，得意得很，就开始喂它。结果喂着喂着，一只就变成了一群。小野猫们怕生，不爱走大门，常常夜里溜窗进出，陈炳南的窗户就总是留有一条小缝，刮风下雨也不会关实。后来有一个常骑着摩托来卖粉肠的大叔要了两只回去养，还包了利是给陈炳南，说是“白送的不听话咧”。
陈炳南有时候也会想让我们过去他屋里坐，但绝不会直说——当我们在别的村民门口聊天的时候，他就推个轮椅出来，眼神远远飘过来，好似不经意看我们一眼，然后就自己推回去了——我们便立刻知道他的意思了。就这么一些小小的时刻，当年那个傲气的牙擦仔，忽然出现了。
村里有公共厨房，厨房墙上挂着一面小黑板，上面写着“二两”“三两”“五两”，搭饭的人要吃几两饭，就在对应那一排挂上自己的名字——一个小竹筒切成的长方形薄片。不过，竹片里面没有“陈炳南”，因为他是极少的自己做饭的村民之一。麻风病后来还是让他两双手的手指都蜷曲起来，变得只有常人手掌的一半长度，但即便如此，他也喜欢自己做饭，甚至还有余力照顾另一个村民——院里有一个四十来岁的阿火，因为得过小儿麻痹症，智力和四肢都有障碍，很小就被送了进来，搬迁到新桥后恰好住在陈炳南旁边，陈炳南索性连他的份一起煮了。
我们要走的那天下午，提前叫了一辆三轮车来接。村长和大家在院子里跟我们送别，陈炳南也在。挥手告别之后，他就用两只手滑着轮椅离开了，我以为他是出门去散步，可等到三轮车载着我们出了院门，从车厢里往后望去，才发现原来他是先行一步，自己滑到了新桥门口，准备再送我们一程。
回望新桥，灰白色的水泥道路上没有人烟，只有坐在轮椅上的陈炳南，身子埋在鼓鼓的黑色的大衣里面，伸出两只手来朝我们用力挥动。他的身影逐渐变小，远去，三轮车拐弯之后再也看不到了。
望着不断后退的青山，村落和道路，我心想，他的相送，许是为了这几日促膝长谈的知遇之情。陈炳南大概和别人说过一些自己的经历片段，但很少如此完整地从头到尾讲完自己的一生——村民们有了电视收音机后，不再缠着他讲故事了。那几日，山中酷寒，屋外北风呼啸，我们就窝在他的小房间里，听他讲这八十多年跌宕起伏的经历。他讲得尽兴，我们听得如痴如醉，全然不觉时间流淌。
| 清远市慢性病防治医院疗养分院的大门（洪梦霞/摄）
第二年秋天再去，新桥还是老样子，陈炳南却已经忘记了我们。到了2020年，随着防疫政策的起伏不定，新桥按照上头指示，以养老院的标准封闭起来，谢绝探访。那座两层小楼的院子，对我们关上了大门。
去年我打电话给院里一位婆婆，问她陈炳南最近怎么样了，她说，“他老糊涂啦，把人家送的食用油当成饮料喝了”。今年八月，我又问安村长，他说，“他最近好一些，比吃花生油的时候清醒一点了，但肯定没有你以前来的时候那么清醒”。
依靠这些只言片语的描述，我想象着一个介于“会喝花生油”和“会讲古”之间的陈炳南，估摸着我们是否还有机会再见面，而见面之后，又能否把已经发表的故事和底下的评论念给他听。他一生钟爱讲古，若知道自己的“古仔”被这么多人看到，不知会有多么欢喜得意——说书人的快乐，不就是嘴皮一动，四座皆静，折扇一合，满堂喝彩。
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无数次回望陈炳南的人生。他像是一条从这世间游过的大鱼，周遭起起落落，纷纷扰扰，他只是游过，不带走也不留下任何东西。我时常想象着他从儿教院逃出来跳入珠江游水的场景——将原先的腌杂，跳蚤，一身的破烂全丢弃，扑通一下跳入水中，上岸后，甩一甩头上的水珠，就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的一个新生人。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安村长为化名， 文中历史资料参考自《广东省卫生志》《增城县志》《清远市志》等。）
狗仔卡
发表于 2021-12-1 02: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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