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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46年,随着迦太基城的陷落,罗马共和国终于在这场长达1个多世纪的布匿战争中笑到了最后。但是伴随着和平与繁荣一同降临的,还有更为辽阔的统治疆域、脆弱的边境防御以及复杂的外交环境。此时的罗马犹如一艘刚刚冲破狭窄水道的巨舰,又进入了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礁林立的危险海域。
马略,公元前157年出生,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不能算是一个罗马人,因为他的家乡意大利中部小城阿庇努姆(Arpinum)直到公元前188年才获得了罗马公民大会的投票权,而当地居民要真正能够参与选举更要等到马略大权独揽后的公元前90年。所以罗马著名演说家西塞罗在谈及自己的同乡马略之时,时常会并不讳言地称之为“拯救了罗马的外乡人”。
马略的家族也不显赫,尽管一些罗马史学家称其为自耕农的说法已被证实是刻意的贬损,但一个边远小镇的富家翁即便能够买下“骑士”的荣誉头衔,在罗马权贵眼中也仍不过是一个寂寂无闻的小人物。因此,成年之后的马略只能选择投身行伍。
公元前134年,马略加入了执政官小西庇阿的军队,参与了罗马对努曼西亚的围攻。如果其的确如后世传闻的那般很快便得到了小西庇阿的器重,那么马略很可能在这场战事之中,见过作为客将前来助战的朱古达,只是当时的朱古达已是位高权重的努米底亚远征军统帅,而马略还只是一个中下级军官,两人之间并无太多交集。
努曼西亚陷落之后,马略凭借着军功和人脉来到罗马发展,并一度被梅特鲁斯家族收为门客,但在几次地方选举中,马略都因为根基尚浅而落败。即便在公元前117年侥幸当选市政官,他也很快便被控贪婪腐败而名声扫地。无奈之下,马略被迫远走西班牙,再度干起了刀头舔血的营生。
公元前113年,在扫荡西班牙银矿周边部落的血腥战事中积累了巨额财富的马略回到了罗马,并在3年后迎娶了一位名为茱莉娅·恺撒(Julia Caesar)的贵族女子。有史学家指出,茱莉娅·恺撒此前可能还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是带着两个儿子下嫁给马略的。但不管怎样,这段婚姻为马略跻身罗马贵族圈铺平了道路。
当然,马略的婚后生活是否幸福世人不得而知,但曾经与之分道扬镳的梅特鲁斯家族很快便再度向马略伸出了橄榄枝却是不争的事实。当然,梅特鲁斯看重的也不仅仅是马略水涨船高的政治地位,而是此番远征努米底亚,罗马需要招募大量来自拉丁同盟的辅助兵员,而来自外乡且在西班牙征战多年的马略恰恰具备着出身和履历方面的双重优势。
马略头像,公元前 1 世纪,高 40 厘米,现藏英国阿什莫林博物馆
梅特鲁斯抵达北非之后,为了应对努米底亚骑兵来去如风的袭扰战术,采取了步步为营的战略。孰料,朱古达竟主动派遣使者前来请降。梅特鲁斯权衡再三之后,决定做两手准备,由其亲率一队轻装步卒先行出发,而马略则统领大军尾随接应。
果然,在梅特鲁斯所部抵达穆图尔河流域时,朱古达趁罗马军队补充饮水之际发动突袭。面对从河岸边的低矮丘陵中冲出的努米底亚骑兵,梅特鲁斯部队迅速被冲散,双方旋即陷入一场混战。然而,关键时刻受命指挥步兵和战象突袭罗马军队营地的努米底亚将领却行动迟缓,更因在黑暗中迷失道路而白白损失了近40头战象。而马略却迅速挥军赶到了战场,不仅成功救出梅特鲁斯,更令朱古达知难而退。
穆图尔战役的损失对于朱古达而言,虽然谈不上伤筋动骨,但却极大地挫伤了努米底亚军队的斗志,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朱古达都不敢与罗马军队正面抗衡。为了寻求战机,更为了削弱对手的战争潜力,梅特鲁斯与马略分兵劫掠努米底亚各地,而其中一个名为扎马的城市引起了梅特鲁斯极大的兴趣。
尽管这座城市并非前202年大西庇阿击败汉尼拔的决胜之地,但相同的地名却似乎令梅特鲁斯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在一番部署之后,梅特鲁斯率部对扎马展开了围攻,而马略则留守营地,等待朱古达的到来。但梅特鲁斯显然高估了自己的谋划,在罗马军队大举攻城的关键时刻,朱古达亲率努米底亚骑兵出现在了战场,以悍不畏死的冲击,成功打乱了罗马军队的部署。
在面对坚城仰攻不利以及朱古达所部骑兵神出鬼没的冲击下,梅特鲁斯被迫将军队后撤,战争再度进入相持阶段。而更令梅特鲁斯倍受打击的,是身为其副手的马略竟表示自己要脱离远征军,回罗马竞选执政官。一个曾经处处仰人鼻息的外乡人竟意图染指高位,这样的场景令出身豪门的梅特鲁斯深感滑稽,而不堪忍受其奚落的马略更愤然拂袖而去。但谁曾想两人之间的这场不欢而散,最终竟成为马略成功登顶的助推剂。
马略走后,梅特鲁斯在战场上连战连败。马略的支持者抓住这一有利契机,大肆放大梅特鲁斯的无能和马略在战场上的功绩,以至于当执政官选举时,马略已经被众多罗马公民视为可以迅速结束朱古达战争的不二人选。这些年罗马权贵在朱古达战争中收受贿赂、兵败丧师的种种表演,也让骑士和平民阶层愤恨不已,他们一改以往执政官只在少数几个贵族家庭间传来传去的传统,要选举一个“新人”。而讽刺的是,就在马略成功当选为前107年的执政官后不久,北非战场上传来了梅特鲁斯已成功歼灭朱古达麾下主力的捷报。然而,朱古达本人却逃出生天,因此身为执政官的马略再度被派往北非。
由于梅特鲁斯在卸任之前解散了很多自己招募的部队以示抗议,马略不得不重新打造一支属于自己的远征军。而为了避免遭到罗马豪门的掣肘,马略果断宣布打破此前罗马按阶层和社区组建军队的惯例,而是吸引众多城市贫苦百姓进入自己的兵营。
《迦太基废墟中的盖乌斯·马略》,1807,约翰·范德林,油画,高 220.9 厘米,宽 173.9 厘米,现藏美国旧金山美术博物馆
正是凭借着这支规模空前的新型军队,马略在北非战场上无往不利,很快便将朱古达赶得走投无路。但就在其即将大获全胜之际,罗马却紧急将其召回,并交付给他一个更为棘手的任务。
大约在公元前120年左右,生活在日德兰半岛的辛布里人(Cimbri)开始南下。辛布里人是日耳曼人的一支,在南下过程中,他们和日耳曼人的另外两支——条顿人(Teutons)和阿姆布昂人(Ambronen)结成联盟,大约在公元前113年出现在罗马的北部边界并和罗马人发生了武装冲突——这可以看作罗马文明和日耳曼的首次接触。此后几年,罗马和日耳曼部落数次交手,没有讨得半点便宜。公元前105年,罗马元老院判断对手有大举入侵的企图,随即调集了8万大军北上堵截。由两位执政官和一位前执政官指挥的大军抵达隆河之时,他们麾下的军队已经通过吸收各路盟军而膨胀至12万。
但罗马的重拳却挥了个空。日耳曼大军早在共和国部队抵达之前便返回罗讷河上游就食去了。元老院自然不允许这样的师老无功,于是3位关系微妙的主帅驱策着各自的罗马军团深入蛮荒。前105年10月,最终在高卢中部里昂城南的罗讷河中游河谷,罗马军团与辛布里、条顿两大日耳曼部落联军相遇。
此时的罗马大军早已远离本土,将帅失和更令其战线绵延180公里。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维埃纳(Vienne)城郊,腰部以麻绳相连的日耳曼步兵以疯狂的墙式冲锋击溃了共和国远征军的先锋。前任执政官斯考卢斯坠马被擒,最终授首于日耳曼部族酋长的大帐之中。
可惜的是,前军尽没的消息并没有缓和剩下的两位罗马统帅之间的关系,尽管集中兵力成为共识,但双方却谁也不愿先渡过罗讷河向友军靠拢,就在连番扯皮之中,日耳曼大军合围了这片名为阿劳西奥(Arausio,今法国奥朗日附近)的河谷。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进攻,罗马士兵战死、溺毙者众多,12个兵团彻底溃灭。但史学家中所谓“12万大军仅余10人生还”“一场双倍于坎尼的惨败”却未必靠谱。前者无法解释两位执政官的生还和免于死刑,后者则混淆了“第二次布匿战争”以来罗马军队成分的变化。
公元前216年的坎尼战役之中,罗马军团中除了4000名来自同盟城邦的骑兵之外,其余部队几乎均由罗马公民组成,因此坎尼战役中尽管罗马军团并未全军覆没,但罗马城内还是一片哀鸿遍野。而自布匿战争以来,罗马统治的范围和人口已经大大增加,富有的罗马公民已经对繁重的兵役制度不堪其扰,各军团的兵营里都充斥着来自其他拉丁城邦的移民和贫穷的底层百姓。因此,尽管在与日耳曼诸部的交锋中连战皆北,损兵折将近20万,但强大的共和国依旧谈不上伤筋动骨。
阿劳西奥战役尽管令元老院失去了近半成员,但却并非无将可派。公元前104年,元老院召回了已在北非战功赫赫的名将马略,任命其重整新军,保卫罗马。第二次当执政官的马略在北非与朱古达缠斗多年,对罗马军团战斗力的直线下滑可谓洞若观火,他深知昔日共和国军队的战斗力来源于富有的公民阶层,但共和国的贫富差异已经令这一基础不复存在,与其缘木求鱼,不如顺势而为。
早在北非战场上,马略便一改共和国长期奉行的征兵制为募兵制,通过向罗马贫民提供武装和军饷,并规定士兵一旦入伍,必须服役满16年,将罗马军队明确为一支全部由职业军人组成的部队。同时马略也彻底撕下了共和国只吸纳罗马公民从军的遮羞布,将工兵、骑兵及远程攻击兵种的岗位完全“外包”给罗马的拉丁同盟,如此一来,罗马军团不仅战斗力有所提升,兵源也便相对宽裕起来。
在马略将自己的成功经验由北非移植到意大利的3年多时间里,日耳曼各部宛如一群蝗虫般在整个西欧胡冲乱撞,辛布里人试图翻越比利牛斯山脉进入西班牙,条顿和阿姆布昂两大部落则准备在北高卢打出一片天地。但事实证明,无法形成合力的日耳曼诸部并非是天生的胜利者,前102年,最终四处碰壁的日耳曼大军又回到了罗讷河流域,决定向阿尔卑斯山以南进军。
此时日耳曼三大部族的总人口已逾60万,若合力南下则无人有能力阻挡他们迁徙的脚步。罗马共和国虽然经过一番休养生息、改革图治,但面对辽阔的战线却不得不分兵把口。其中被认为最有可能被突破的罗讷河谷一线虽然交由马略亲自镇守,但元老院能够提供给他的兵力也不过6个军团,区区4万战士而已。
幸运的是,日耳曼人虽然卷地而来,却不过是为了求个温饱,各部族之间更是缺乏协同。三大部族之中,战斗力最强的辛布里人没有选择向罗讷河谷进军,而是取道瑞士的群山,与当地的凯尔特部落——赫尔维蒂(Helvetii)人结盟,准备循汉尼拔昔日的征途翻越阿尔卑斯山脉。条顿和阿姆布昂联军虽然沿着固有道路前进,但行军纵列却拉得很开,以至于阿姆布昂人围攻马略的营垒3天之后又用了6天绕路而去,条顿部落的援兵却始终没有出现。
面对阿姆布昂人所谓“是否有什么口信要托我们带给罗马的女人们?她们很快就会投入我们的怀抱!”的挑衅,马略充分发挥了一代名将“静若处子、动若脱兔”的用兵之道。罗马军团悄无声息地尾随着阿姆布昂人来到了名为六水河(Aquae Sextiae,今法国埃克斯附近)的河谷,此时阿姆布昂人已然人困马乏,马略的大军突然掩杀而至,极为顺利地将其全部屠戮。
消灭了阿姆布昂的部落之后,马略让部队就地休整。此时,西北方向的山谷里传来了宛如数万头野兽齐声恸哭的诡异声音,这便是日后著名的“条顿悲歌”。早已习惯了双手染血的马略自然不会被这点“鬼哭狼嚎”吓倒,他从容在六水河河谷布下伏兵,引诱条顿人前来复仇。而其麾下的军团战士更是不敢懈怠,毕竟一旦战败,日耳曼人必然将其赶尽杀绝。被复仇的怒火烧昏了头脑的条顿人一头便撞入了马略的陷阱,几乎被罗马军团杀戮殆尽。一番苦斗之后,条顿部族酋长条顿伯德(Teutobod)终于从蛮勇中清醒过来,为了保存部落的火种,他甚至向马略表示愿意以部落中已婚的妇女换取罗马军队的网开一面。此时,条顿和阿姆布昂两个部族已经彻底丧失了战斗力,据罗马方面的数据是斩杀9万、俘虏2万余。
和杂乱群婚的凯尔特人以及风流自诩的罗马人不同,日耳曼人严格遵循一夫一妻的制度,以至于罗马史学家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不无愤慨地写道:日耳曼人“既不受声色的诱惑,也不受饮宴的引逗。无论男女,都不懂得幽会密约”。条顿伯德此时选择献出妇女求和,可见的确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是这场交易双方都缺乏诚意,刚烈的条顿妇女要求马略保证她们的贞洁不受侵犯,只将她们作为瑞斯维纳斯神庙的奴仆,而马略则毫不客气地回答说:“你跟我开什么玩笑!”
不甘受辱的条顿妇女最终选择了杀死自己家族的老人和孩子,然后集体自尽。目睹此等惨状的马略自然不免有些心疼,毕竟按照罗马的法律,作为战俘的她们,本应是罗马军团的财产。不过在战场上“俘获”条顿伯德的功勋和堆积如山的军械物资已经足够征募来的新兵们过上一阵富足的日子了。因此马略并不急于回师罗马,直到前101年,辛布里人突破布里纳尔隘路,在阿第哥谷地击败了另一位执政官卡图卢斯的军队之后,他才返回本土,接掌整个罗马野战部队的指挥权。
此时的罗马军队在连番激战之后也有相当的减员,马略会合了卡图卢斯及守备阿尔卑斯山脉东路的老战友苏拉所部之后,其兵力也不过5.5万人,而辛布里人则多达20万。如果日耳曼民族能够抓住卡图卢斯新败、马略喘息未定之际进军,那么条顿和阿姆布昂同胞的血可能不会白流,但是久居苦寒之地的辛布里人一进入温暖的亚平宁半岛,便选择了在富庶的波河流域过冬,马略可以从容地积蓄力量,等待决战。罗马军队甚至有时间针对日耳曼人喜欢捡起对手掷投来的标枪反掷的习惯,改进了全军的装备。
辛布里人在温暖的波河岸边彻底磨灭了斗志,直到前101年的盛夏他们才在与马略的交涉中得知其他日耳曼部族灭亡的消息。辛布里人国王波伊奥里克斯(Boiorix)试图驱策部族发动最后一战,但是孤立无援的他们面对严阵以待的罗马军阵最终在烈日下耗尽了战力,14万人被杀,余者全部成为奴隶。
在这场被称为“韦尔切利战役”(Battle of Vercellae)的决战中,罗马人堪称全胜,史学家李维(Titus Livius)在其著作中不无渲染地写道:“自从世界诞生以来,意大利的乌鸦肯定还没有吃到过这么丰盛的人肉宴席……”罗马人与日耳曼人的第一次交锋——“辛布里战争”就此告一段落,当然,他们之间的恩怨,还要再纠缠几百年。
《韦尔切利战役》,1725—1729,乔瓦尼·巴蒂斯塔·提埃波罗 ,油画,高 411.5 厘米,宽376.9 厘米,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而马略也凭借击败日耳曼的军功,破天荒地第6次当选为罗马执政官,他的小舅子尤利乌斯·恺撒不无献媚地将自己刚刚出生的儿子取了与马略相同的名字,一心想要问鼎权力巅峰的马略本身可能不会想到这个名叫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的人日后将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1年11月上,原标题为《从朱古达战争到辛布里战争 马略的赫赫战功:罗马军团的职业化》,有删节,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