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9月27日,上海一家医院产科门外。
焦急的丈夫不安地来回踱步,盯着医生们忙进忙出。
突然,有个医生急匆匆地跑来问这个焦躁的丈夫:“你妻子难产,我们只能保一个!你保?”
那人几乎毫不犹豫地回答:“保大!保大!请医生一定要保住我妻子的性命!”
医生得到肯定地答复后,头也不回地冲进抢救室。
不久,一阵婴儿的啼哭,击穿了紧张的氛围。
产房内,母子平安。
带着初为人父的喜悦,这个男人给新生的婴儿取名:周海婴。
意思是,上海出生的婴儿。
名字比较普通,但他跟妻子许广平商量,如果以后孩子不喜欢,可以自己改名。
早在儿子周海婴出生的十年前,鲁迅就发表了一篇标题为《我们现在怎么做父亲》的文章,阐述自己的育儿思想。
他希望,周海婴以后能成为一个“敢说、敢笑、敢骂、敢打”的人。
可当时的环境,鲁迅自己也成不了那样自由的人。
因为,在鲁迅家里,还有一个明媒正娶的“老婆”朱安。
那是鲁迅1906年在日本留学时,母亲依照传统礼仪,给他安排的一桩人伦悲剧。
当时,鲁迅的母亲托人告知儿子,自己病重,令其速归!
作为一个大孝子,鲁迅火急火燎地渡海归国。
回到家中,原本想象的一片哀戚未曾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早已修葺一新的庭院,张灯结彩的大红喜字。
鲁迅这才恍然大悟。
依照传统,鲁、朱联姻被布置得紧凑且繁琐。
对于突如其来的这一切,鲁迅不知其所以然。而朱安,则似乎很明白,她这辈子即将要守护好身旁的这个男人,只是碍于传统礼法,她不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她所能做的,便是默然顺从,不发一语。
没有人知道,在那个新婚之夜,接受新式思想的鲁迅和谨守传统礼仪的朱安如何度过。
但自从朱安“回门”后,鲁迅再也没跟她睡过。
对于自己的这位“老婆”,鲁迅曾借小说中的祥林嫂影射道:
“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舍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面对鲁迅的无情,朱安却没有什么怨念。
她曾说:“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
对于朱安而言,即便他不爱自己,他也是自己的丈夫。
鲁迅的的确确对封建礼教嗤之以鼻,但他也不是个一言不发的“负心汉”。
他曾试图让朱安丢掉裹脚布,解放双足,离开家庭,到外求学,并支持朱安再觅良人。
但这些都超越了朱安的认知。
她只记着她父亲在她出嫁前的教导:你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
这一惨无人道的“信条”,让朱安一次又一次地鼓足勇气:拒绝恢复“天足”;告诫鲁迅,女子无才便是德;好女不二嫁,拒绝离婚……
就这样,这对“夫妻”始终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他们彼此很清楚,跟对方绝对没有以后。
但两人之间的关系仍是“温和”的。
朱安依旧谨守着做儿媳的本分,尽心照顾鲁迅的老母亲,而鲁迅也放心地将家中的一切庶务,交予他这个不认可的妻子管理。
直到20年后,鲁迅遇到了学生许广平,并与之同居,诞下一子。
对于周海婴的诞生,朱安是知道的,但她并不讨厌这个拆散自己家庭的“爱情结晶”。
她很释然。
对周海婴,朱安视如己出,认为“大先生(鲁迅)的儿子也是我的儿子,等我百年后,我的儿子也会给我斋水,总不会成为孤魂野鬼的”。
但很可惜,周海婴一辈子都未曾与这位“母亲”见面。
幼年时候的周海婴,最喜欢玩弄父亲的标志性八字胡。
这在外人看来,似乎不是“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所能接受的。
可对于49岁才得子的鲁迅来说,他跟任何一个普通的父亲没有两样。
为了儿子,他放下手中的笔,掐断奋笔直书的思路,笑容可掬地让周海婴“骑大马”。
在鲁迅与友人的书信中,时常出现“海婴睡前要听故事”“海婴不肯上幼稚园”等字样,充分显示了他作为慈父的一面。
由于周海婴是难产儿,从小身子骨就弱,鲁迅定期带他去医院检查,打防疫针。
当医生提出孩子要多晒晒太阳,补补钙,冬天才不会感冒时,鲁迅夫妇立即照办。
每天定时定点,鲁迅带着周海婴在上海的沙滩上裸晒一个小时。
就在儿子幼儿园毕业那年——1936年年初,鲁迅病了。
起初,鲁迅只是深感“腋肩及肋均大痛”,但随着时间推移,病情加重,任何灵丹妙药都无法起到作用。
临去前,鲁迅在杂文《死》中,给7岁的周海婴留了一份遗嘱:
“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鲁迅想让儿子独立,但,在他故去之后,这反倒成了一道枷锁。
在世人的眼里,周海婴就是鲁迅的儿子,他注定要一辈子活在鲁迅的阴影里。
鲁迅逝世后,周海婴与母亲许广平遭到了恶毒的攻击。
关于他们的名分问题。
公众并不关心在新旧断裂的特殊年代,朱安、许广平、鲁迅三方的无奈。
他们只关心,在名人的情场逸事中,最精彩的部分便是小三与正牌的互撕。
所以,鲁迅故去之后,许广平母子很快遭到民国无良媒体和不明真相者的口诛笔伐。
在他们看来,身为周家“小妾”的许广平在鲁迅去世后,并没有带着周海婴这个“庶子”认祖归宗,简直不可理喻!
周海婴对父亲的原配朱安始终以“女士”尊称,而非以母亲相待,亦甚为不孝!
但真相并非如此简单。
在鲁迅去世后的一段时间内,朱安与鲁迅母亲鲁端的生活费均由许广平掏腰包。
上海商务印书馆在鲁迅去世的第二年,即1937年7月初全权代理出版了鲁迅遗集。
获得书稿版税后,许广平第一时间将其中三分之一汇给了远在北平的朱安,让其好生侍奉鲁老太太安度晚年。
剩余部分,则在还了鲁迅生前欠下的医药费和治丧费后,再作为许广平母子的日常开销。
当时的上海,并不安全。鲁迅书稿出版后4个月,上海即告沦陷。
作为文化界著名的左翼人士,许广平自然成了日军的重点关注对象。她被抓入牢,受尽极刑,之前定期给朱安汇去的生活费也被迫中断了。
虽然许广平最终获得营救出狱,但母子此后的生活日趋拮据。许广平渐渐无力供养远在北平的家人——朱安与鲁老太太。
到了1944年底,此时鲁老太太已经病逝,朱安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顿,委托他人登报,寻求买家购买鲁迅的藏书,以换取生活费补贴家用。
这期间,朱安与许广平曾因鲁迅遗产的归属,发生过书面上的争执。
但私底下,朱安与许广平母子的关系仍旧维持正常。
据周海婴回忆,在他十五、六岁时,远在北平的大姨娘(朱安)就经常跟他通信。
在信中,朱安曾问及周海婴:有无最近与母亲的合照,给我寄一张来,特别想念你们!
当得知周海婴喜欢无线电而非文字工作时,朱安并没有提出反对,反而去信鼓励他:“凡人有一技之长,便可立足,也很好的。”
可是,乱世中,直到1947年朱安病逝,那个她记挂了十年的海婴和许妹(许广平)都没能来看她。
幸运的是,在两位母亲的鼓励下,周海婴最终活成了他自己。
上世纪50年代,带着“鲁迅儿子”的光环,周海婴上了北大,就读物理系。
那时,周围人对周海婴的印象依旧是刻板的。
在北大期间,周海婴的同学普遍热衷于打桥牌、跳交谊舞。
但周海婴,不能玩这些!
因为,鲁迅的儿子不能“不学无术”,否则会“玷污”老爹的一世英名。
毕业后,周海婴选择从事与无线电专业相关的工作。
数十年如一日,或许由于足够低调,渐渐地,不刻意去提及,人们似乎也忘却了他是“鲁迅儿子”。
利用这一点不知名的空间,周海婴谨记父亲的遗训,在无线电之外,他又打响了一张金字招牌:摄影。
在周海婴的摄影作品中,人们能看到市井的真实,也能看到周氏家族发展的点点滴滴。
▲周海婴的摄影作品,上:三叔周建人一家;下:熟食小贩。图源:网络而这些,在专业人士眼中,都是具有历史纪实意义的摄影佳作,绝不是安上“鲁迅儿子”的头衔就能拍摄的。
然而,“鲁迅”这个名字就像是一个强大的磁场,在儿子周海婴“饱受其扰”后,孙子周令飞也“深受其害”。
周令飞是周海婴的长子,鲁迅的长孙。除了他,周海婴还有二子一女。
与兄弟姐妹相比,周令飞无论在长相还是在性格上,都隔代遗传了鲁迅的基因。
自然,在人前,“鲁迅孙子”的名衔,也归了周令飞。
周令飞出生时,鲁迅先生已故去17载。父亲的刻意低调,也尽量消弭了爷爷的名人效应带来的影响。
当时,周令飞的奶奶许广平还在世。为了纪念鲁迅,许广平以鲁迅的另一个笔名“令飞”,替宝贝孙子起了名。
慢慢地,周令飞却过上了十分不快乐的童年。
在家里,亲人虽然注意避谈鲁迅,但他爷爷的面孔已经遍布当时的中小学生语文读物。
当周令飞第一次在课本上见到自己的祖父时,他还颇为自豪。
可是时间一久,他也掉进了“鲁迅孙子”的刻板印象中。
课堂上,老师会点名让周令飞带领全班同学背诵他爷爷的作品。这让周令飞如芒在背。
17岁高中一毕业,周令飞就报名参了军。他天真地以为,自己终于可以逃离外界过多的注视目光了。
然而,很快就证明,他是错的。
在部队里,大家知道他是鲁迅的孙子后,肃然起敬。
部队的新兵连长一听鲁迅的孙子来了,兴冲冲地找到周令飞,要他去当卫生员。
为什么?
因为,鲁迅先生最早就是学医的,可惜他后来改行了。所以这项祖上未竟的事业,只能由周令飞来完成。
周令飞对此表示抗议,他不希望自己被特殊对待。
连长无奈,只能让周令飞去警卫排报到。
警卫排长听说周令飞来了,表现得比连长还积极。
周令飞一到,排长就说:“你既然是鲁迅的孙子,文笔肯定好。我们排有不少好人好事,以后他们的宣传,就全靠你了。”
看到周令飞写得焦头烂额,排长神秘兮兮地递上香烟:找找灵感。
周令飞说,我不抽烟。
排长当场懵了,鲁迅先生写作时,可是很喜欢抽烟的。
周令飞参军的本意,就是想活出自己,逃离晕轮效应,谁知却陷入了更深的标签化陷阱。这为他后来远渡重洋,追求爱情,埋下了伏笔。
1979年,国家重新开放留学权限。周令飞做了一个与爷爷相同的选择:留学日本。
在日本期间,周令飞不仅获得了在国内从未有过的“自由”,还邂逅了他未来的妻子张纯华。
可是,张纯华来自中国台湾。
在那个两岸不往来的年代,周令飞与张纯华的交往,自然不被看好。
然而,为了留住心爱的女孩,周令飞豁出去了!
1982年的一天,周海婴和老伴突然接到一个晴空霹雳的消息:
小女儿周宁来电,称大哥周令飞与台湾女同学张纯华决定去香港结婚。
在途径台北时,两人还下了飞机,接受媒体采访。
周令飞表示,此次来台,都是因为爱情,跟父母无关!
周令飞的“一意孤行”,让周海婴心惊之余,未免心痛。
后来回忆起此事,周海婴说:
“台北,那是什么地方啊,你能去那个地方吗?你去了那里,怎么对得起党和国家的栽培,又怎么对得起爱你们的奶奶和父母,你可是鲁迅的孙子啊!”
是的,因为鲁迅孙子的身份,与妻子成家后,落户台湾的周令飞,生活一波三折。
他先是在岳父家的公司上班,后来岳父经营不善,公司倒闭。
他又扛起重担,与妻子在街边卖起了爆米花。
尽管日子不如意,但有妻子陪伴,周令飞并不觉得苦。
而周令飞的离开,受影响最大的还是周海婴夫妇。
他们原先的工作计划被打乱,甚至一度陷入困境。
可周海婴从未责怪过周令飞的“冲动”,他就像当年鲁迅对自己的付出一样,欣然地接受这一切。
▲最近,在鲁迅逝世85周年之际,周令飞在网上爆红。图源:网络
或许觉得对父母颇有亏欠,在离家20年后,周令飞回来了。
那时,已是1999年。
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时,国人对鲁迅的感情,已经没有几十年前那般狂热。
可是,经过几十年的传播,曾经有血有肉的鲁迅,也好像变成了个“纸片人”。
谈及鲁迅,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革命志士。
为了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鲁迅的儿子与孙子开启了寻找鲁迅精神的工作。
周海婴、周令飞父子俩相继出版了各类研究鲁迅的书籍。
他们一辈子想摆脱“鲁迅后人”的标签,只是,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他们终于明白,鲁迅的后人也是鲁迅的传人。
他们不一定要做鲁迅的影子。
他们不一定要为鲁迅而活。
但他们可以让世人更好地了解鲁迅,懂得鲁迅精神背后的精髓。
以前,有人问周令飞,鲁迅的“两棵枣树”,究竟是什么意思?
周令飞答不上来,只能说是一种文学技法。
后来,他终于明白了:“一棵是物质的,一棵是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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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婴:《直面与正视:鲁迅与我七十年》,作家出版社,2019曾智中:《三人行:鲁迅与许广平、朱安》,四川文艺出版社,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