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出身贫寒，很容易发现差异的存在

源济

当我们出身贫寒，很容易发现差异的存在

迪迪埃·埃里蓬 凤凰网读书  2021-07-13

“当我参观一个展览，或是听一场音乐会，或是观看一场歌剧表演时，有无数次，我观察到那些热衷于“高雅”文化活动的人们从这些行为中获得了如此多的自我满足感和优越感。“

迪迪埃·埃里蓬，一个从工人家庭走出的法国高级知识分子，在《回归故里》一书中重新回到自己“羞于启齿”的出生地兰斯，以社会学的视角，冷峻地剖析起自己“逃离已久”的童年生活，展现了他渴望跨越阶层又难以摆脱出身的割裂状态，反映了背后复杂矛盾的社会结构问题。

本文节选自《回归故里》第二章第三节。迪迪埃在幼时已感觉到阶级差距的存在，努力从原生家庭和阶级中挣脱开来。他改变发音和表达方式以隐藏自己的出身，希望通过“自我再教育”真正进入“文化人”的社会。在这个过程中，迪迪埃和自己的父母以及兄长也变得越来越疏离。

迪迪埃·埃里蓬（1953-），法国社会学家

01

另一个世界的存在

在我小时候，有一对夫妻和父母关系很好，其中丈夫在酒窖打工，妻子在富人区的一家私人旅馆当门卫，这家旅馆里住着一个兰斯大家庭。这对夫妇住在栅栏入口旁边的小屋子里。当我们偶尔在周日去他们家聚餐时，我就会和他们的女儿在那栋巨大建筑前面的院子里玩耍。我们知道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它就在台阶上面那张玻璃窗下的入口里。

我们对那个世界只有几个短暂的印象：一辆漂亮的轿车驶进来，从车上下来的这个人，我们所认识的人中没有任何一个衣着与他相似……但如同对社会关系有着本能反应一般，我们知道“我们”和“他们”之间有差别，他们，是住在那栋房子里的人以及前来拜访他们的朋友；我们，是那些住在两室或者三室房间里的门卫们，以及他们会在休息日接待的朋友们，也就是我的父母以及我和我的兄弟。相距只有几十米的两个世界差别如此巨大，我们怎么可能意识不到社会阶级的存在？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边？

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说得很对，当我们属于平民阶级时，我们很容易发现阶级的存在。日常生活的艰辛每时每刻都在提醒着他们自己的阶级归属，更何况我们可以看到其他阶级的生活条件与自己的差距。当我们看到他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与我们是如此不同时，我们怎么会意识不到自己的身份呢？

02

“他们过得不算惨”

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们搬进一栋刚刚完工的公租房（HLM）大楼，这间公寓是母亲不停奔走，好不容易得到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安插于城市结构中，甚至可以说是在城市内部的社会公租房：整个项目包括三个“大块”，就像人们说的那样；一共四层楼；处于一大片独立住房中间，整个街区位于工业区和几个香槟酒庄（Taittinger, Mumm, Louis Roederer）之间。公寓包括一个餐厅，一个厨房，还有（终于！）两间卧室，父母一间，孩子们一间。另外，我们有了浴室。我在离家不远的小学就学。

每个周四，我去圣女贞德教堂上教理课。应该将其看作一种平民阶级中流行的、怪异而荒谬的传统宗教教规？还是一种在孩子们没课的时候把他们管住的方式？可能两者皆有！我的父母并不信教，甚至是反对教权的。父亲从来不进教堂，每当有家庭典礼（洗礼、婚礼、葬礼等），女人们在教堂里参加典礼时，他总是和其他男人们待在教堂外的广场上。

但是父母却坚持给我们做洗礼，让我们上教理课——那个教堂的神父会让男孩子坐在自己的腿上，抚摸他们的大腿（他在社区里有这个坏名声，有一次我听父亲大声叫嚷说他对这个神父厌恶透顶，他还说：“如果让我知道他碰了我的孩子，我非干掉他不可。”）。我们的教理课一直延续到领圣体的那一天——那天我们穿着白袍，在胸前戴上一个巨大的木质十字架。

那天，我在母亲家里发现一些我和哥哥的照片，照片里还有叔叔姑姑、堂兄弟堂姐妹们。那是在一次家庭典礼之后，我们这个小小的家族在奶奶家门前的空地上组织了节日聚餐，对我们来说宗教礼仪只是聚餐的借口和理由：宗教仪式虽然荒谬可笑，但给非宗教聚会提供了机会，由此，宗教仪式承担了敦促家庭团聚的责任，维持着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孩子（我的堂兄弟、堂姐妹）之间的联系，同时，它还一再地肯定着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圈子，因为在聚会上，人们总是展现出职业、文化、阶级的一致性，而且前一次家庭聚会中的人总是出现在这次聚会中。

这可能是我逃避聚会的原因，尤其是我两个弟弟的婚礼：我不可能沉浸于这种形式的社交和文化活动，它们让我极其不适；“它们”是指，那些饭后的仪式，整桌人一起高喊“西蒙，来一首歌！”“勒内，来一首歌！”，于是每个人分别唱了自己的歌，歌声一会儿搞笑、一会儿夸张，那是这个场合特有的唱歌方式，然后，每年如此，还有每年一样的猥琐笑话、舞蹈、没用的愚蠢伎俩，还有聚餐结束后的争吵——有时会演变成初级阶段的斗殴，因为那些关于怀疑某人通奸的老矛盾被挖了出来

我家庭内部这种社会阶级的一致性基本没有改变。回到米伊宗的家里后，我浏览了摆放在家具上、墙上的照片。我询问母亲，这个人是谁，那个人又是谁。这是一个人丁兴旺的家族：这是我兄弟们的孩子，那是某个堂姐和她的丈夫，那又是某个表弟和他的妻子，等等。

每次我都问：“他是做什么的？”众多答案描绘出一幅当今平民阶级生存状况的图景：“他在X或者Y工厂打工。”“他在酒窖工作。”“他是泥瓦匠。”“他是保安。”“他现在没活儿干。”……有时这个堂姐（税务员）或者那个嫂子（秘书）可以实现社会地位的上升。

我们已经远远地脱离了过去的悲惨生活，也就是我童年时期经历的那种悲惨生活——“他们过得不算惨。”“她挣得不少。”母亲在回答完我的问题时总是这样说。但他们的社会地位没有改变：整个家族的状况没有改变，他们与这个阶级世界的关系没有改变。

03

成为一个“文化人”

就在我们刚刚搬进的大楼几十米之外的地方，人们正在建造一个罗马风格的小教堂，教堂是藤田嗣治设计的，为了庆祝他几年前突然在兰斯的圣·雷米大教堂改信基督教，他还会在教堂里画上壁画。

我是很久之后才明白，我们家对艺术没什么兴趣，对基督教艺术更是如此。我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才第一次走进这座教堂。对于艺术的品味需要学习。我学习了。这是自我再教育的一部分，这种自我再教育几乎就是完全改变自己，只有完成它，我才能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社会阶级——才能远离我过去的一切。

圣米雷教堂外景

无论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对于艺术作品的喜好或者对一切文学艺术的喜好总是会让一个人显得更高级，这种高级是通过与那些没有机会接触艺术品的人相比较而实现的。艺术爱好者的这种“高级”，指与其他人在自我构成上的差别，指人们对自己的眼光与对其他人（那些“没文化”的、“低等”阶级的人）眼光的迥异。

在我后来作为“文化人”的生活中，当我参观一个展览，或是听一场音乐会，或是观看一场歌剧表演时，有无数次，我观察到那些热衷于“高雅”文化活动的人们从这些行为中获得了如此多的自我满足感和优越感，这种满足感和优越感展现于他们永远不会放下的神秘微笑，还有他们克制的肢体动作，还有他们作为艺术行家以及有钱人的讲话方式……所有这些都表达了一种对于自身社会身份的愉悦感，他们属于优越的阶级，他们可以通过欣赏“高雅”艺术来炫耀自己。

这样的场景总是让我觉得惊恐，然而我依旧努力让自己变得和他们更加相像，让自己看起来出生于这样的阶级，努力像他们一样，在欣赏艺术的场合表现出轻松自如的神态。重新学习说话的方式也是必要的：我得忘记过去错误的发音、表达方式，忘记属于地方的词句（不能说苹果是“好东西”，而要说它“太酸”），改掉东北地区的口音，同时改掉平民阶级的口音，要让言辞更加体面，要更精准地使用语法来遣词造句……总之，我无时无刻不在控制自己的发音和表达方式。

“你说话像写书似的。”在家，母亲总是这样嘲笑我，她的话还表示：人们知道我为什么要使用这新的说话方式。她这样说完（就如同今天的情况一样），我就会变得非常小心，重新拾回曾经忘记的口音，避免使用对于平民阶级来说过于复杂、过于文绉绉的句子（比如，我要说“我去过”而非“我曾经前往”），我还要努力重新找回那些虽然已经被我遗弃至记忆深处，许久不用，然而却从未忘记的语气、词汇和表达方式：这并不是说我完全成为一个说两种语言的人，但我会根据所处的环境和阶级来对自己说话和行事的方式进行或多或少的改变。

04

不会变成应有的样子

住进这间公寓之后，我进入市里的“公立男子高中”。我应该着重强调这件事，因为这并不是一桩平淡无奇的事件，事实上，它在我们的家庭历史上是一次真正的转折。我是家里第一个接受中学教育的人，虽然只是刚刚进入第二阶段教育而已。当时我11岁，比我大两岁的哥哥还留在第一阶段。

在那个时代，两条截然不同的求学道路同时存在，所以淘汰机制是那样的直接而残酷。哥哥在一年之后成了屠夫的学徒。他不想再上学了，他觉得上学很无聊，而且浪费时间。母亲有一天在肉店门口看到一张“招学徒”的启示，问哥哥是否感兴趣。他给出肯定的回答，于是母亲带他去了，他便成了学徒。我俩的人生之路从此岔开。

鲍勃·迪伦（1941-），歌手，创作人，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事实上，这分叉点总是可以被追溯到很早之前。很快，我们就变得不同了，从穿衣方式、发型，到说话和思考方式。到十五六岁的时候，他只喜欢和自己的伙伴混在一起了，踢足球、勾搭女孩、听听约翰尼·哈里戴（Johnny Hallyday）的歌，而我却更喜欢待在家里读书，在音乐上我偏爱滚石（RollingStones）和冯丝华·哈蒂（Françoise Hardy）（她的《所有与我同龄的男孩和女孩》这首歌仿佛是写给孤独的同性恋者的），然后是芭芭拉（Barbara）和雷欧·费亥（LéoFerré），或者鲍勃·迪伦（Bob Dylan）、多诺万（Donovan）和琼·贝兹（Joan Baez），也就是属于“知识分子”的歌手们。

哥哥仍然保持着他平民阶级的“气质”，他的行为方式和肢体语言将他和我们属于的那个社会阶层连接起来，而我创造了一种同样非常典型的中学生“气质”，它让我远离平民阶级（16岁时，我穿带帽粗呢大衣，脚穿其乐沙漠靴，留长发）。甚至连我们对政治的态度也迥然不同：他对政治绝对没有半点兴趣，而我却很早就开始就“阶级斗争”“永久革命”和“无产阶级国际化”这些问题长篇大论了。

每当有人问我哥哥的职业，我都会感到非常尴尬，我从未透露过真相。对于我在青年时代蜕变为知识分子这件事，哥哥总是怀着几分怀疑和讥讽的（当然他也绝不会忽略我成为同性恋者这件事，即便他只是泛泛地嘲笑我的样子，而没有针对我的同性恋倾向——在他这样一个努力保持属于平民阶级的那种男子气概的人眼里，我的形象就是“娘娘腔”；而当时，甚至我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性向显现的端倪和它令人不安的召唤）。

从搬至市郊的公租房到1967年搬家，我们一直住在一个屋檐下。我们的房间（因为我上高中，需要读书，所以独占一间卧室；哥哥与另外一个弟弟同住一间房，最小的弟弟与父母睡一间房）只有一个走廊之隔，但我们之间的差距与日俱增。

我们都坚持着自己的选择，或者说我们以为那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所以，我俩必定会因为对方的样子而感到尴尬。他的形象毫无疑问符合我们的阶级，符合属于我们的职业，符合社会为我们预设的未来；而我，很快就体会到一种强烈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是我的学习经历和同性恋取向争相安插在我身上的：我不会成长为工人，或是屠夫，我不会变成那个我们应该变成的样子。

哥哥服过兵役之后不久就结婚了（当时他应该是21或22岁），婚后很快就有了两个孩子……而我，18岁进入大学，20岁离开家（也就是在他离开家不久之后）开始独立而自由地生活，并且为了避免服兵役想尽办法（几年后，我的确免除了兵役，先是最大限度地享受了被人们称作“缓期”的那段时间用来继续学习，然后在入伍前“三天”的身体检查中，我假装自己有视力和听力障碍，以至于樊尚兵营的负责医师问我：“你是做什么的？”我回答：“我正在准备哲学教师资格会考。”他说：“那就继续吧，这对谁都好。”我当时25岁，难以克制或是掩饰听到这话之后内心的巨大喜悦）。

本文节选自

《回归故里》

作者: [法]迪迪埃·埃里蓬

译者：王献
出版社: 上海文化出版社

出品方：后浪

出版年: 2020-7

编辑 | 白羊

主编 | 魏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