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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她们的冒险·Brave Women”系列|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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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4-3 01:4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用拳头KO抑郁症,她是拳击场上最耀眼的女王丨她们的冒险

 子岚 人间theLivings  2021-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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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她26岁,身体机能尚未下降,她想练,想出拳,想摆脱产后抑郁的深渊。她想重返拳台:“我知道这是我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



配图 | 吴越




她们的冒险·Brave Women丨连载



黄文斯曾有个特殊习惯:每次训练前,她都比别人早到10分钟,然后用医用绷带将10个指头全部裹住。这么做是为了防止出拳时,指甲扎进皮肤,她想把指甲留长,做自己喜欢的美甲。有一次胶带没缠好,拳套相撞,指甲直接震裂了,鲜血从指甲缝里汩汩往外冒。
讲起这段惨痛教训,她只是笑:“没办法,那时候太爱臭美了。”现在这个习惯已经被她慢慢改掉了。在成为妈妈之后,她很少做美甲,因为带孩子不方便,从前买的一堆香水也不喷了,会呛到孩子。
2016年,黄文斯被确诊为产后抑郁,厌食、情绪暴躁,一系列失控的事情接连发生在她身上。生活彻底滑入黑暗。在失控的边缘,她想起上过的赛场——双手握成拳头,防守,搂抱,摇闪,出拳。她发现,自己最渴望的还是拳台。
孩子满一岁后,她的身影重新出现在职业拳坛,在势均力敌的对抗中,她终于找回一丝掌控感。
2018年9月,台北市体育馆,黄文斯参加了产后复出的第4场职业拳击赛。这一次,她向WBC亚洲女子超蝇量级金腰带发起了挑战。



1


对于那场比赛,作为拳手的黄文斯事先所知不多。
参赛前,教练只是告诉她,这是一场“争腰带”的比赛,至于级别和分量,教练没有说。她的想法也很纯粹,赢下比赛,带走腰带,把它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两岁的儿子仔仔。
9月,台北的室外温度达到30度,但这并不影响黄文斯的胃口,比赛前一天,她照常吃了早午饭,在下午的称重仪式上,她的体重达到了53.5公斤。这个数字比规定的52.1公斤,超出了3磅。她才反应过来,原来自己打的是115磅(规格)的比赛,不是118磅的。
赛会给她2个小时降重。整个下午,她把自己关在酒店房间里。空调开着热风模式,她穿上厚厚的运动服,开始跳绳,排汗,减重。
她的一旁是纪录片导演吴越。她举着相机,好几次按下快门。在比赛不久前,她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黄文斯,这是头一回跟拍她打比赛。吴越暗自替黄文斯紧张,她清楚知道这场比赛的分量:“是一条亚洲级别的腰带。”
2个小时后,降重成功,黄文斯又露出了笑脸。她马上提议和吴越一起去逛夜市。那天晚上,她在台北的夜市买到了喜欢的棒球帽,还给仔仔买了一双鞋。一路上,她嘻嘻哈哈地跟吴越聊天,没有半分紧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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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台北,黄文斯在电梯里。比赛前夕,她准备出门逛街。(吴越\摄)

反而是吴越急了。她明显感觉到,俩人的状态不在一条线上。黄文斯太松弛了,一直到比赛当天下午,黄文斯依旧放松地和她聊天,这让吴越觉得,她完全没有进入比赛状态。
你怎么还不紧张起来?吴越问黄文斯。
得到的回答是,不用紧张,还没到时间。
吴越的疑虑终止于黄文斯和仔仔的一通视频电话。临近上场,黄文斯对仔仔说:“妈妈要比赛了。”挂断电话后,仿佛是触发了体内的开关,她收起笑容,一脸正色开始热身运动。
晚上8点,黄文斯在呼唤声中登场。拳台中央,拳套相碰。对面是来自泰国的龙孟,皮肤黝黑,留着一头黑色短发。黄文斯对她印象很深:“睫毛长长的,眼睛很大,她那个鼻梁很高啊,因为我鼻梁很矮,我就觉得哇,好好看。”
赛前礼节后,黄文斯回到红方的擂台角,完成最后几下拉伸。观众席渐渐安静,大家屏息凝神,望向擂台。
为了避免头发散落,黄文斯一早找了家编发店,花200块钱把头发编成 “拳击辫”。现在,她的头发紧紧梳到脑后,看起来有股凶猛劲儿。上场前,她还对着镜子抹了一层薄薄的唇彩,对比龙孟,多了一分女性的温润柔美。



2


黄文斯来自广东廉江一个普通家庭。家中有4个孩子,她排行老三。在她4岁那年,父母到市里做生意,哥哥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姐姐要去市里上学,妹妹年纪太小要人照顾,兄妹三人都被父母带到了身边,唯独黄文斯,被留在了农村的爷爷家。
哭着理论过很多次,没有用。那天,妈妈跨上摩托车走了。她追着车跑了很久,眼泪顺着脸颊流到了下颌,心里有个声音在哀求:我不读书都可以,你们要我干什么都可以。但车速太快了,妈妈没有回头。
强烈的被抛弃感挥之不去,之后的成长经历因此变得不堪回首。同村的孩子开始欺负她,笑她有爹生没娘养,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在那个时候她就知道,如果挨了欺负,不要忍,要用拳头狠狠地打回去:“他们都说我很爱打架,但我从来不主动打人,都是他们几个人轰地上来了,你不打,就只能抱头让人打。”
她用拳头小心翼翼维护尊严,可心底却时常想起被父母抛弃的事实。自卑感涌上来,她对父母愈加怨恨。小学六年级,湛江少林武校来到她的学校选苗子,黄文斯被选中了,没多犹豫,她决定收拾行囊——只要离开这个家,让她干什么都行。
彼时,拳击对于黄文斯来说还是一项面目模糊的体育运动,但那种把全身力量注入到拳头,再重重击出的感觉,让她积压多年的愤恨得到发泄,她发现自己慢慢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从各个地市输送上来集训的学生一共60余人,大多是初高中生。黄文斯年纪最小,但天赋过人,在最终的考核里,她成了正式入选武校的20人之一。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家人却没有想象中的兴奋,他们告诉黄文斯,家里没钱供她练拳击。她哭着撕掉了录取通知书,碎纸在床底撒了一地。
事情很快传到姐姐的耳朵里,她替黄文斯感到惋惜。那时候,姐姐已经辍了学,去市里打工,她用自己的经历劝说母亲:家里已经牺牲掉我了,妹妹喜欢,你为什么不支持她呢,如果你不支持她,我也会支持她的。
见黄文斯迟迟未去报到,湛江少林武校的教练高林清才得知了她的困难。他不愿放弃这个好苗子,专程从湛江赶到廉江,劝说黄文斯的父母。
教练的专程到访和姐姐的一番话,让母亲心软了,她最终同意让黄文斯去学拳击。就这样,她随着队伍抵达了湛江少林武校,高林清便成了她的启蒙教练。在那里学了3年后,她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伯乐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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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黄文斯到宁波奉化参加比赛。那天场馆里很热闹,几场交流赛同时进行着,不时有教练在旁边游走,登记选手的信息,以便进行后续的实战匹配。
黄文斯也想打交流赛。她主动找到附近的一位教练,请他帮忙录入个人信息,谁知对方一脸不耐烦,冲她摆摆手:“去去去!”黄文斯吓得不敢吭声了,武校对礼节一向管教严格,这样的教练还是头一回碰到,当下她羞愤交集,转身就要走。
结果刚一转身,又碰到另一位教练。他一手提着笔,一手捧着纸,问面前的人:“你们要打交流吗?多少公斤级的?叫什么名字?”末了嘱咐道:“你们先活动活动,打打手靶,别受伤了,一会安排好了会叫你们的。”
从他的话里,黄文斯感觉到亲切,于是暗自打量起这位教练来:斑马纹宽松灯笼裤,腰间挎着一个黑色腰包,黑色运动服上还绣着“NB”两个英文字母。她盯着衣服上的“NB”字样,暗暗下了决心:这就是她要找的“牛X”教练。可等打完比赛,“NB”教练不见了。黄文斯有些失望,她甚至还没来得及打听他的名字。
这是黄文斯第一次遇见自己的伯乐时的场景。她不知道,这个名为田东的教练也刚刚抵达宁波不久,正着手筹建一支拳击队。拳击在当年还是冷门项目,待遇和主流项目没法比,田东和爱人白手起家,没有器材,经费有限,只能从富邦体育场借来室内场地,临时改建成训练场馆。场馆有些年头了,没空调,冬天冷,一到炎夏,就是一个大蒸笼,室内温度能达到45摄氏度。
一切就绪后,田东到全国各地搜罗拳手苗子。他联系上湛江少林武校的拳击教练,对方给他推荐了一名学生,叫黄文斯。
回到武校后得知自己被宁波队选中,黄文斯的心情是忐忑的。再次启程去宁波的时候,她打定主意,“就想过去看看能不能碰到上次那个教练,不是我就走”。于是,她只带了1双鞋、3套衣服和5个衣架。
十多年过去,黄文斯仍能准确说出第二次遇见“NB”教练的时间——2005年的10月6日,下午4点——她找到体育馆办公室那扇破旧的木门,推开,一位教练正坐在书桌后面埋头写字,察觉到有人进来,才从专注中抬起头。
那一瞬间,黄文斯陷入一种惊讶与暗喜之中——这不正是自己要找的那个“NB”教练吗?她听见自己的心“咚咚”地敲打胸腔,还听见周围的人都喊他“师父”,才意识到,自己不是在做梦,于是拘谨地鞠了个躬,毕恭毕敬喊道:“教练好。”
从办公室离开后,她飞奔回到宿舍,打电话叫家人把剩下的行李全部寄过来。
她决定了,她要留下来训练。



3


接下来一年的训练生活如上了发条一样紧张:每天5点半,黄文斯雷打不动准时爬起,半小时后开始跑步拉练。训练的强度大且枯燥,一周7天,上午下午晚上各练2小时,只有周四下午能休息半天。
尽管过程枯燥,但长时间的朝夕相处,让师徒间产生了胜似家人的感情。队员们叫田东夫妇“师父”、“师娘”——队内没有配备队医,师父就托关系,请来运动创伤医生综合诊治;师娘是学医的,力所能及地承担了一部分护理的工作。拳击队的伙食标准是300块每月,但就这300块,很多徒弟都交不起,师父只能叹气说:“本身家里就没人支持干这个,我一个月挣的工资都给他们交伙食费了。”
刚到宁波那段时间,黄文斯格外兴奋,这种兴奋一方面来自于再次遇见田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远离了家乡,感觉自己从陈年的郁结中得到了解脱。
过去多年,她始终放不下对父母的怨恨。在队里,师娘成了倾诉的对象,她把小时候受到的不公平对待、积攒在心中的不快全部讲给了师娘。师娘一边听,一边劝慰:“不管怎么样,父母都是给你生命的,即便没有把你放在身边,他们也为抚养你付出了心血。”
除了教拳,作为师父的田东也教给他们处世之道:打拳是几年的事儿,做人是一辈子的事儿。别人怎么对你,那是别人的修行,把自己先修炼好,但行善事,莫问前程。
变化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不知不觉,黄文斯发现自己和心中那个仇视父母的小孩达成了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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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文斯早年比赛视频。(受访者供图)

有一句话,师父常常挂在嘴边:“人的潜能是无限的。”他鼓励队员们挖掘自己的个性,为此还自掏腰包买来一把古筝,又请来英语老师和舞蹈老师,业余给队员们上兴趣课。黄文斯喜欢跳街舞,在拳台上经常情不自禁比划两下——这是当时的体育管理部门明令禁止的,但田东不但没有制止,反而告诉她,想跳就跳:“你就把你这个东西带到拳台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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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黄文斯在印度参加女子拳击世界锦标赛时与“田家军”主力合影。从左到右分别是:奥运会银牌任灿灿、世锦赛亚军李思源、世锦赛第五名黄文斯(中)、世锦赛亚军杨婷婷、奥运会铜牌李金子、亚运会冠军董程。(受访者供图

2006年,17岁的黄文斯出征48公斤级全国女子拳击比赛。赛前一个月,她的任务是将体重从65kg降到48kg。时值夏天,队友们训练都穿短袖,黄文斯却穿着厚厚的贴身羽绒服,每回训练下来,衣服都被汗水湿透,还能拧出汗来。一天训练休息的间隙,队友们听见外面传来"砰"的一声,跑出去查看,发现黄文斯晕倒在了富邦体育场的看台上,便赶紧把她送到了医院。
而就在进医院的这个早晨,她的体重终于降到了48kg。
正式比赛那天,更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在第一回合,黄文斯就抽签抽中了同为“田家军”的队友。队友是入队最早的一批队员,经验和资历都比她丰富得多。黄文斯暗自感到不安。最终让她放下疑虑的是田东,赛前,他交待黄文斯:“放平和心态,好好打就行了。”
那场比赛,黄文斯和队友打得不相上下,但她的心态一如既往地平稳,最终在第三回合赢下比赛。相比于这场激烈的内战,后面的夺冠赛要平顺得多,她的点数远远超过对手,最终顺利拿下了全国冠军的头衔。
这次夺冠,为她赢得了代表国家队出征世界女子拳击世锦赛的资格。两个多月后,黄文斯随着队伍来到印度下榻的酒店。这是她头一回出国,赛会安排她和队友李思源住一个房间。黄文斯记得,那是"酒店最差的房间",当下她意识到,"这是因为不看好我们"。
赛前的饮食控制是磨人的,黄文斯想办法让自己好过一些。她准备了一大包零食,和李思源相约一起背到赛场,定下的规则是:谁输了,谁先吃,谁赢了,就背回去,第二天再背回来,直到完赛。后来,住在"最差房间"的两个人竟双双取得了名次——李思源获得了世锦赛亚军奖牌,而年仅17岁的黄文斯则取得了世界第五的成绩。她们都吃上了零食。
主办方在颁奖环节播起了音乐,现场,很多外国人都跑到台上跳舞。师父见状,一把将黄文斯推了上去。她跟着旋律开始舞动,心里却是笃定而平静的。在黄文斯看来,每一次比赛都是对之前备战的检验,也是享受付出成果的过程:"在这个舞台上是接受成果的时候,不管输赢,都是你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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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锦赛的颁奖台下来以后,她又打过几场比赛,但持续的高强度训练,最终让黄文斯的身体落下了病根,2011年,她选择退役,到慈溪带队当教练的同时,在桥头初级中学谋了一份体育老师的职,过起了"退居二线"的日子。
试用期的半年没工资,黄文斯只能靠家里接济,家人打电话劝她回家一起做生意,被她拒绝了:"你可以不给我钱,但是我要饭也要做自己喜欢的事。"退下拳台,生活没了目标,她觉得自己"活得像行尸走肉"。后来,她萌生了转职业的想法。田东并不支持她转职业,怕她的身体经受不住。可黄文斯很笃定:输赢无所谓,就想回去打比赛。
这年11月,她在田东的安排下参加了第一场职业拳击对抗赛,之后三年,陆续创下4次KO对手的战绩。就在职业生涯正要起步的时候,意外再次临到她头上。
2014年,黄文斯因为身体原因住了院,再次告别拳台。一年后,她和爱人相识,很快便结了婚。在她看来,婚结得有些草率,她掰着指头数:第一面认识,第二面领证,第三面怀上孩子,第四面孩子出生了,"跟儿戏似的",她半开玩笑说。
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她大脑瞬间空白了。震惊中,她发现自己完全没有做好要孩子的准备。丈夫在部队工作,很少回家,几乎缺席了她的整个孕期。孩子早产那天,丈夫凌晨1点赶到医院,黄文斯语气冷淡,问:“你来干嘛,孩子我都生下来了,我现在就不需要你了,你可以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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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文斯和儿子仔仔。(受访者供图

真正的痛苦是从出了产房后开始的。产后,黄文斯被告知患上了心肌炎,整个上身无法坐直,吃饭、换尿布,都只能趴着,否则一口气上不来,就有种“要死掉了的感觉”。坐月子期间,她陷入了严重的产后抑郁,体重从110斤涨到116斤,之后又暴跌到96斤,吃什么都没食欲,以至于她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厌食症。
因为产后抑郁,她经常没来由地生气:白天妹妹过来帮忙照看孩子,她见了妹妹就发飙;当厨师的父亲把菜做咸了,她会止不住地发脾气;她最气的还是丈夫——有一段时间,她每天都把“离婚”挂在嘴边,稍有不合意,就吵着要离家出走。
一天夜里8点多,她独自跑出门,结果迷路了,想打车回家,却发现手机定位是错的,折腾了两个小时后才带着狼狈回到家中。后来收拾屋子时,她在自己的月子记录本上翻到一行字:“儿子,你妈妈被老爸惹生气了,她现在离家出走了。”她当场被自己逗笑,尽管当时的痛苦那么切实。
最糟糕的时候,她会在每天凌晨2点惊醒。恍惚坐起,一个细细的声音不停地从耳边传来:“黄文斯,你所有这些痛苦都是这个孩子给你带来的,你何必承受这个痛苦,抱着孩子到楼顶跳下去,所有痛苦就都没了。”
身份角色乍然转换,她发现自己无力招架。看着刚出生的孩子,可怕的想法偶尔冒头。她试过伸手掐孩子,试过捂住他的口和鼻。丈夫发现后吓坏了,每天睡觉时挡在母子中间,紧紧盯着,害怕她再次伤害孩子。
回过头看,那是一段漫长的精神拉锯,“就跟疯了一样,那是我人生最低落的时候”。
崩溃的边缘,黄文斯想起自己在韩国打过的一场比赛。那次出发前,她因为控制体重没吃饭,整个人瘫软无力,在杭州转高铁时,她在下楼梯的途中被人撞倒,连人带行李箱一同滚落。脚崴伤了,肿起一个包,第二天疼得几乎不能下地。但她还是坚持去了赛场,赛前称重环节,为了掩饰脚伤,她故意缓慢挪动,装作很大牌的样子。
左脚受了伤,比赛时的身体重心都放在右脚上,其中一个回合,对手趁着搂抱时犯规,在裁判看不到的死角,用头狠狠撞向黄文斯的右眼,眼周的血管当场破裂,当晚,眼睛肿得睁不开了——那场比赛最终还是输掉了。
类似的经历了不止一次,在另一场比赛,她做摇闪时被个高的对手夹住,对方对准她的头部一顿凶狠的肘击,“一个包、两个包、三个包、四个包,头顶像一个个山坡一样。”当晚回去洗头,她每抓一下,头皮都是撕裂的疼。
失眠的夜晚,她想起童年,想起日复一日的训练,想起打比赛时受的伤。她咬咬牙,告诉自己:“妈的,拳击那么累那么苦,我都熬过来了,现在这算什么,我一定行的。”
这一年她26岁,身体机能尚未下降,她想练,想出拳,想摆脱产后抑郁的深渊。她想重返拳台:“我知道这是我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儿子满周岁后,她给田东发信息:“师父,我真不行了,现在的状态不太对,你看有没有比赛,回合少的,安排一场比赛我去打一打。”
很快,她迎来产后复出的第一场比赛。2017年底,在IBF中国职业拳击联赛上,黄文斯只用了2个回合就KO了对手,轻松拿下胜利。那场比赛过后,她更加笃定——化妆品不买了,衣服也不买了,她要把所有的钱投入到装备中,训练备战,打更多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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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黄文斯在海口进行训练。(吴越\摄)



4


在全世界范围内,女子拳击赛事,尤其是金腰带级别的赛事,场次和价值都比同等级的男子赛事逊色得多。“男子拳击每个月都有,女子(拳击)半年一次就不错了。”田东说。他知道,加冕“拳后”的机会,黄文斯一直在等。
机会最终在2018年到来,经历了几场复出赛,黄文斯的战绩和排名迅速上升,田东抓准契机,给她匹配了泰国的拳手龙孟。

| 做赛前准备的黄文斯。(图源:MOESports)

拳台上,铃声准时敲响。双方开始激烈交锋,黄文斯用前手打出了连续的勾拳,没有切实的命中。她是“反架”拳手(左撇子),抱架姿势与众不同,右手在前,左手在后。龙孟似乎研究过如何对付反架选手,侧身一闪,反向挡下黄文斯的前手。接着,她试图用后手突破重围,但慢了一步。黄文斯闪过了她的勾拳,从另一个方向击中了她的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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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激烈交锋。(图源:MOESports

第一回合在数轮的试探和躲避中结束。黄文斯退到角落,拧开一瓶水,认真听教练的部署。那场比赛,田东没能亲自前往。但他了解黄文斯,她特有的优势就是“心态好”。赛前,田东特意嘱咐助理教练徐雀,不要跟黄文斯讲太多,免得她有顾虑,就让她放松,让她“玩儿起来”,让她一上场就兴奋,“又蹦又跳的,她就进入状态了”。
第二回合,黄文斯一上来就采取猛烈攻势,一个直拳击向龙孟的身体。等到龙孟的注意力向下转移,又一记重拳击向对方的脑门。龙孟连连后退,她高举双臂,拦住对手的拳头,但还是在某个瞬间被黄文斯抓到了空隙。2个勾拳像闪电一样击出,精准砸向龙孟的侧脸,拳套和骨头摩擦出闷闷的声响。龙孟来不及防守,险些失去重心,一头栽倒。黄文斯抓住空档,疾风暴雨般接连打出几记重拳,把龙孟不断逼向拳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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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文斯将龙孟逼向角落。(图源:MOESports

观众席热烈起来,有人已经开始鼓掌了。吴越坐在人群里,视线紧紧追着黄文斯。头一次近距离地观看拳击比赛,她最为惊讶的是,黄文斯的呼吸竟然这么稳,而闪转腾挪间,又如同一头猛兽,毫不留情。她觉得这样的黄文斯很美。
在黄文斯打出一波高潮后,龙孟出拳的力道弱了下来,气势全无。如无意外,只要黄文斯继续保持进攻,比赛很快就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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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合休息的间隙,一名解说员提到昨天的发布会,赛前亮相的黄文斯让他很惊艳:“不要看她现在在场上很有杀气,()昨天穿着一件黑色晚礼服,还有细高跟的鞋子,真的是中国新女性。”
在竞技体育里,这样的反差似乎是罕见的,尤其在拳击项目里。在这个被雄性荷尔蒙占据的领域里,女性气息是稀薄的。曾经有一次,黄文斯身穿连体裤、脚踩高跟鞋、脸上画了精致的妆容出现在赛场入口,被场馆保安当场拦下:“观众请从那边入场。”黄文斯摆摆手,正要解释,又被对方问道“是不是工作人员?”她无奈笑笑,修正道:“我是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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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台北,黄文斯穿上黑色礼服和高跟鞋准备参加赛前发布会。(吴越\摄

面对刻板印象,黄文斯试图做点弥补。每到赛前亮相环节,她都会准备一身华服,一脸妆,盛装出场。有时还会按照心情喜好,把头发漂成闷青的、亮红的、黄棕的,然后打开手机,按下自拍。画面中的她戴着夸张的金属耳环,墨镜别在头顶,微笑时露出两颗俏皮的虎牙。她觉得,想穿什么就穿什么,这是她的权利。
这种感受和站上拳台是一致的。在拳台上,节奏感和出拳的时机都掌握在自己手里,黄文斯享受这样的过程:“那种感觉是你可以把控的,这个舞台就是你的,你可以自我表现,没有人会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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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中的黄文斯。(受访者供图

一旦下了拳台,很多事却是无法掌控的。比如,在她的老家广东廉江,女人们通常是一副极其脸谱化的形象:“你一旦结了婚,穿露一点可能就会有人说。如果化妆打扮得多了,又会被说‘妖里妖气’。”有时候,廉江的女人们,甚至无法决定自己要生育几个孩子。
今年春节回家,黄文斯和几个闺蜜聚会,其中一个闺蜜正在怀第五胎。这在当地是很普遍的现象,但闺蜜了解黄文斯,在怀孕初期还特意叮嘱黄文斯的妹妹:千万不要跟她说,说了肯定得骂我。在黄文斯的印象里,每年回家,这个闺蜜不是在怀孕就是在生孩子,她不止一次提醒闺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只是我不太主张你这样,都是围着小孩转。”
被催生,一个接一个,这是大部分廉江女性的困境,也包括黄文斯自己。父母、公婆,都或多或少表达过同一个意思:女人最少要生个两三胎的。
在她产后抑郁的那段时间,当医生的嫂子曾经一脸凝重警告过她:“斯斯,你真的不能生二胎,如果生二胎,你患产后抑郁的概率非常高,再经历一次的话,你会没命的,万一没控制住,你跳下去了,就真跳下去了。”她因此对催生心怀抗拒,有一回被催急了,她当面没发作,回家后才向丈夫放下狠话:“你要生二胎是吧,那就找个小三帮你生,我们可以离婚!”
不管什么时候,她都不允许自己的人生失控。“我化妆碍着谁了?”她语气坚定反问丈夫,“老邓,不是说我嫁给你了,我就是你的。我嫁给你,我只是你的老婆。我有我的自由空间,我的生活是我自己的。”
去年,黄文斯参加了女徒弟毛丹红的婚礼,在现场,她偷偷抹了好几次眼泪。毛丹红是她的第一批徒弟,两人年龄只相差几岁,但毛丹红和其他队员一样,喊黄文斯“奶妈”或“老妈”——因为黄文斯就像妈一样照顾她们。
毛丹红和“老妈”经常相约打拳,有时也喝酒谈天。“我交过的男朋友她都认识,都让她掌过眼,就跟领回家见家长一样。”毛丹红说。这几年,黄文斯陆续有几个女徒弟步入婚姻,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她们面临着同样的抉择。毛丹红举行婚礼前,黄文斯语重心长地对她说,结完婚以后,也要坚持自己想要做的事,“老妈就跟我讲:‘永远都要做自己。’”



5


比赛来到第七回合,双方的体力都到达了高消耗状态,龙孟的出拳愈发绵软无力,大多数时候,她双臂护头,步伐也以闪避为主。黄文斯回忆起比赛的最后阶段:“她那时的眼神好像就在对我说:‘你KO我吧。’”
黄文斯眯起眼,像猎人瞄准猎物,打出了一波凌厉的攻势,之后,右手一记勾拳重重砸在了对手的脖子上,砰地一声响,龙孟应声倒地,裁判上前宣布比赛终止。
黄文斯在第七回合TKO(技术击倒)对手,获得了这一届台湾WBC金腰带。被宣布胜利的那刻,她手舞足蹈,雀跃欢呼:“我赢了!儿子!”在徐雀为她摘下拳套和绑带后,她顺势跳了几下街舞。颁奖礼上,她换上印有“中国”和“田家军”字样的T恤,兴奋地双膝跪地,振臂欢呼,抬头的刹那,绽放出无比灿烂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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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下胜利后,黄文斯跳了一段标志性的街舞。(图源:MOESports)

下台后,黄文斯兴奋地扑进吴越怀里,眼泪却哗地下来了:“中间的事情太难了。”复出训练期间,她没有陪练,连拿手靶的人都没有,只能独自吞下压力。而此刻,巨大的喜悦涌上心头:“我终于完成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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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下金腰带的黄文斯和徐雀合影。(吴越\摄

吴越清楚记得,拿下金腰带的夜晚,走下拳台的黄文斯又瞬间恢复到平日里爱笑爱闹的状态。她拉着吴越去了夜市吃夜宵,还破天荒地点了一杯台湾奶茶——她喜欢喝奶茶,但由于训练的缘故,需要自我克制。
那天晚上,黄文斯彻夜未眠。凌晨5点,吴越悄悄推开房间,看见她还躺在床上看古装连续剧,不知道是因为奶茶中的咖啡因,还是赢了比赛太兴奋。
在那场比赛的一年后,黄文斯的姓名出现在了一个国外著名媒体评选出的“全球巾帼百人榜”上,介绍中写道:黄文斯是少数但数量不断增长的中国女拳击手之一。她挑战了人们对女性传统角色的陈旧观念。她希望继续为在体育运动中,围绕女性的一些偏见作斗争。
如今,黄文斯正准备向第二条金腰带发起冲击,但心态上平和了许多:“我现在只想珍惜好每一场比赛,不要留遗憾。如果有幸把它拿下,那是更完美,但如果我已经尽到最大的能力,拿不到,我也不会感到遗憾。”


赛事视频来源

Live 女子WBC金腰帶 超蠅量級 :CHN黃文斯 vs THA Jarusiri Rongmuang:2018 台灣首場金腰帶職業拳王爭霸戰,MOESport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iz2HQHzYzU

编辑 | 简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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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岚

小猪佩奇脑残粉

 楼主| 发表于 2021-4-24 08:54 AM | 显示全部楼层

25年,100张车票,她是小城里走出的非著名演员丨她们的冒险

 段然 人间theLivings  2021-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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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亲戚外出吃饭时,家里人不断地讲着这样一个胖丫头是如何执意学表演、跟家里对着干,又是如何在30多岁的年纪硬生生闯进了演艺圈。他们说:“这不是奇迹,啥是奇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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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受访者供图


前    言


时隔一年半,小九出演配角的网剧终于登陆了线上剧场。首集播出前,她给所有亲戚打了电话,提醒他们:“晚上8点开始,在网上看,记得提前充会员!”怕大家错过时间,又叮嘱说:“吃完饭抓紧遛弯儿!”
对于这个消息,二舅半信半疑:“第一集就有你?” 
小九笑嘻嘻地反击:“二舅,你不从头看,指定看不明白!” 
“那第一集指定没有你!”二舅笑了,以同样浓厚的东北口音回应她。
一口气追了两集,二舅却没瞅见小九的影子,掏出手机,家族微信群的最新消息还停留在几天前,看来,大家也都没看到。第二天吃过晚饭,二舅继续追更,两集播完,依然没有小九。他忍不住在群里倒出了心中的疑问,大家也都跟着一言一语,猜测起小九会在哪集出场。
唯独小九本人一直不吭声。她一早就知道自己会在第五集出场,剧本里写得明明白白,但她不敢说——戏没播之前,一切都是变数,这是她混迹影视圈这些年学到的教训。


她们的冒险·Brave Women丨连载



1


小九是名演员。尽管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的事业都在原地踏步。
家人一度认为她是痴心妄想:“哪有演员像你这么胖?”自从大学毕业后,她的体重就长期稳定在130斤左右,搭配不到1米6的个头,整个人看起来既矮且壮,毫无腰肢可言,说话时赘肉随着动作上下颤动,皮肉之下的骨相也像消失了一样,摞出三层肉下巴。
但小九认为,自己是“有那个天赋的”。
她的表演启蒙来自1991年央视开播的《曲苑杂坛》。小时候,她把节目里的小品翻来覆去地看,看会了就躲进卧房自编自导自演。姥姥、姥爷见她半天不出屋,偷偷凑过去,看到她一个人对着空气讲话、大笑、生气。9岁那年,大概是表演欲爆发,小九告诉父母,长大后她要当演员。
90年代的锦州,几乎没有父母会送孩子去上表演培训班,用小九的话讲,即使是现在,“锦州也没有那玩儿意”。她只能曲线救国,学舞蹈,学声乐,学钢琴,后来,总算打听到一家表演培训班,授课的老师演过《庐山恋》,据说教过的学生里还有当时风靡东北的《马大帅》的女主角。小九毫不犹豫交了学费,一个月200块,但上了几节课就意识到自己“被骗”了——最期待的无实物表演课,老师只是轻描淡写地点评几句,没有任何技巧分析和指导,学了半个月,除了绕口令之外,她一无所获。
后来,小九又找到一所半私立性质的艺术高中。学校招收“表演艺术生”,一学期学费高达4500元。促使她交费的,是招生简章上印着的某知名小品演员的名字,小九铁了心要入学,师从这位演员。可开学那天她才得知,那届表演艺术班只有她一个学生,由于人数太少,学校宣布取消表演班,将她并入声乐班。那位知名的小品演员,从此再没被提起过。
小九看透彻了,这些打着艺术名头、靠几个明星背书的培训机构,教学是虚,赚做梦人的钱是实。在学校里勉强学了一学期之后,她退了学,2005年在家人的安排下进入沈阳某大专院校,主修设计专业。彼时,艺考尚未风靡全国,北京电影学院火起来也是后来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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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岁的小九。(受访者供图

小九第一次听说北京电影制片厂,是因为同学从北京带回来的“演员证”,证上面写了姓名、性别、年龄,还盖了一个大红戳,用塑胶膜封起来。
“这怎么看起来跟我游泳证似的。”小九好奇地抢过“演员证”问道。
“没见过世面,这可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发的!”同学又一把夺了回来。
“北京电影制片厂”——这个名字她在很多电影开头见过,她当即给母亲打电话,央求母亲带她去北京。耐不住女儿的软磨硬泡,母亲最终还是同意了。
抵达北京后,小九便按照同学的经验,早晨4点起床,5点从宾馆出发前往北三环蓟门桥。7点钟刚过,母女俩就站在了北影厂门口。大门挂着“北京电影制片厂”几个铜质大字 ,在清晨的雾气里显得格外庄重。小九看得脑袋发懵,心里生出一种不真实感——在大城市圆梦,竟就是坐一趟公交车这么简单?她想起在锦州苦苦摸索的十几年,觉得有些荒谬可笑。
按照提前查好的地址,母女俩很快找到了面试的办公室。房间只有10来平,一男一女正面对面局促地办公。一名女工作人员上前接待,先是让小九填资料,接着把她带到隔壁的摄影棚,让她穿上两套古装戏服拍摄“形象照”。
拍好照,小九被领到一个更为窄小的里间,角落里是一方窄窄的化妆台,20几套古装戏服就挂在衣架上,把房间衬托得更加拥挤。办公桌后坐着一个中年男人,个头不高,身材略微发福,国字脸上架着一副眼镜,看起来憨憨胖胖的,唯一彰显身份的是那件驼色多口袋马甲——女工作人员介绍说,他是试戏的导演。
工作人员交代完便退了出去,还顺手带上了门,小九心里暗自紧张。导演说要给她布置一道情景题:“现在想象一下,你正在一个公交车站,请表演一个等公交车的片段。”说话的同时,他站起身,朝小九的方向慢慢踱去。
小九很快进入了角色。她轻轻跺脚,假装自己在公交站,又神色焦躁地看了看手腕上的手表,抻着脖子望向假定的方向。一套动作演下来,导演正好在她面前站定,她用余光瞥见对方正从上而下将她打量了一番。
那年小九18岁,还不像后来这样胖,那天她穿了一件带拉链的高领卫衣,已经成熟的身材曲线在衣服轮廓里若隐若现,即使穿着款式简单的牛仔裤,也掩盖不住青春美好的气息。
中年男人率先打破沉默:“你热不热呀?”说着突然伸出手,将小九的拉链从颈部解至胸口。那一刻,小九脑袋瞬间空白,她本能地后退一步,赶紧又把拉链提到了下巴,闷闷地说“我不热”。中年男人并不罢休,又一次凑过来,伸手要解小九裤子上的纽扣,嘴上假装一本正经:“我看看你这个裤子扣。”这下小九彻底清醒了,她惊恐地躲到离男人最远的角落,双手扣上敞开的扣子,死死捂住裤腰,厉声问道:“还要不要演?”
男人的脸瞬间冷了下来,没了之前的兴致,“不用”。说完便回到办公桌后。小九转身逃了出去,看见母亲正坐在外间的沙发上等她,一时间,屈辱和愤怒一并喷涌而出,她恨不得当场发作,把所有的痛苦化成几个响亮的耳光,甩在男人的脸上。可演员证还没到手,她最终还是强忍着厌恶,按工作人员的指示交了1000块钱办了手续。
几分钟后,“演员证”下来了,和同学那张一模一样。她把它塞进钱包,拽上母亲,飞奔着逃出了北影厂。
回宾馆的路上,无论母亲如何逼问,小九都一言不发。若说出实情,母亲肯定不会再让她来北京寻梦。回到宾馆,她难受极了,感觉大腿也跟着刺痒起来,但她没在意,闷头倒在床上打算装睡。母亲更心急了,一个劲儿地数落她。小九最终忍无可忍,从床上窜起大声说出了实情,并当即下了狠心:“我不当演员了!”
得知真相的母亲惊得一言不发,回家的路上,母女俩也没有过多交谈。回到沈阳,小九大腿刺痒的症状越发严重,她去医院检查,被诊断为过敏性紫癜。医生说大概率是在北京期间引起的,程度不轻,嘱咐她一定要卧床休息,不能过多走动,否则过敏加重,会有生命危险。
之后半年,她休学在家养病,每天靠打激素、吃中药治疗,体重从90斤飙升至130斤。第一次在镜子里看到发胖的自己,小九“哇”一声哭开了。母亲安慰说,激素发胖很快就能瘦回来了。小九听不进去,她哭的不是一身肥肉,她哭的是自己的坏运气。



2


发胖之后,小九性情大变。
屡屡减肥失败,她意识到自己离“演员”越来越遥远。原本摆在钱包里的演员证,也被她锁进了抽屉深处的小铁盒。后来,她从办过演员证的同学那得知,所谓的“演员证”实则是个骗局——同学在几个剧组里当过群演,问圈内人,都说“这个证没什么用”。
大学毕业后,小九待业家中,3年间渐渐和朋友失去了共同话题,昔日的玩伴也渐行渐远。家里蹲的第三个年头,她终于意识到自己不能再混下去了,于是打定主意去北京学影视配音:“做幕后表演挺好,不用担心身材,不会有人嫌弃我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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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小九初识,就是在配音班。
2012年,我萌生了学配音的念头,于是报名了某著名配音员开办的培训课程。录取面试在一间小教室进行,人群中,一个打扮庸俗的女孩正活跃地找人唠嗑,教室本来就小,她臃肿的身形煞是惹眼。再加上一口浓重的口音,又高又粗,本就不悦耳的声线,彻底成了恼人的噪音。
我没有理由以貌取人,但心底却不可遏制地涌出一股厌恶感,更没想到的是,后来我们竟双双通过了考核,成了同班同学。很快,我和她被分到同一组搭戏。
按照剧本,我饰演“大妈”,小九则扮演我的年轻邻居。试戏的时候,大概是察觉到我放不开,她主动提出把低难度的“邻居”角色让给我。饶是如此,我依旧发挥不佳,第一次在众人面前表演,我的肢体僵硬,舌头结巴,台词念得像朗诵一样。余光中,我瞥见周围观众的讪笑,觉得自己把一切都搞砸了。就在这时,小九登场了。她先是亮出高亢的嗓音——“哎呦!”台词一出,她便成了十足的“大妈”。接着,她踱着不紧不慢的步子,精确地停在了台中央。
死水一潭的局面被瞬间点燃。在接下来的情节里,小九的嗓门时高时低,语速时急时缓,甚至还一边说台词,一边自如地绕着我走动,表情配合着调度变化。说实话,我被她折服了,竟然忘了要接戏,像个观众一样贪婪地欣赏起她的表演来。
自那以后,我对小九的印象改观了。因为经常被分配到同一组,还一起从初级配音班考进了高级配音班,我俩渐渐熟络起来。她告诉我自己正过着“双城生活”——每周五从锦州坐火车到北京,住招待所;周末课程结束后,再坐火车回锦州。遇上进棚实习,一周还得跑上两三个来回。如果火车能像飞机一样算里程,她肯定排名全锦州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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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小九在录音棚里学习配音。(受访者供图)

就这样跑了半年后,她决定定居北京,在通州一处偏僻的老旧居民区租了一个开间,又在旅行社谋了一份文职工作,朝九晚五,压力只增不减,可好歹算是离开了父母的“供养”。
每逢周末下课,我们经常相约下馆子,边吃边计划彼此的未来,我常常鼓励她:“你很有表演天赋。”在我看来,她不该躲在幕后配音,她应该走到台前,去当一名演员。 
“可拉倒吧,我没那个命。”小九鼻子一哼,“最适合我的是先学会怎么养活自己。”
我哈哈笑了,以为这是属于东北人的幽默。没想到,后来她真的因为“养活自己”而放弃了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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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的夏天,小九突然给我发信息,说她把通州的房子退掉了,下周回锦州准备结婚。这消息让我很吃惊,我顾不上手头的工作,立刻打电话把她叫了出来。
我们约在鼓楼附近一家云南菜馆见面。在二层露台,小九把数月来发生的事情向我娓娓道来。
早在半年前,我的配音课程顺利完结,但遗憾的是,小九没能和我一同毕业。定居北京后,她因为气候原因经常犯鼻炎,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影响到了课程进度。临近毕业,小九身体不支,请假回锦州治病,等病好了回来,原来的班级早已学成,她成了唯一一个没结课的人。
为了完成课业,小九只好跟着新的班级学习。因为这件事,她一度情绪低落。彼时我也面临着自己的困境,作为毕了业的老学员,我进棚录制的机会越来越少,很快就被新学员替代。小九知道后一直为我想办法。在课程接近尾声时,她得到不少进棚录制的机会,还好几次帮我申请通告。碍于面子,老师勉强同意了,但事后却当着所有工作人员的面,把她狠狠数落了一顿。这件事以后,原本有机会饰演“女主配”的小九逐渐被边缘化,没多久,老师宣布她结课毕业,这意味着,她即将和我一样,今后很难再有配音的机会。
为了加入新的配音团队,小九四处投简历,但都石沉大海。教配音的老师说过,配音这行当,是三百六十五行之外的一行,没有统一的行业规范,没有稳定的出入机制,行业里仍旧遵循着几十年前的方式,靠“传帮带”和稳定的熟人团队运作。新人拼上三五年,顶多只是触到门槛,想真正融入圈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听了小九的遭遇,我一时哑口,盯着一桌凉了的菜,竟没了半点吃的兴致。
小九察觉到我的愧疚,解释说,回家结婚不完全是因为这个原因:“我28岁了,最好的这些年都浪费在当演员这件事上,结果演员没当成,配音演员也没戏。我不像你在北京有家有工作,我又懒又没斗志,不愿意上班,现在回家结婚还能找个条件不错的人,这是我最好的出路。”
“已经有这个人了?”我再次惊讶。
小九点点头,说是同学介绍的,和她家住得很近。对方有车有婚房,家庭环境不错。
“你喜欢他?”
她轻轻一笑:“我喜欢他的条件。”
我陷入了更深的自责:“我帮你找工作,我帮你适应北京的生活,能不能别放弃?”
小九认真思考了片刻,反问道:“那你的配音梦呢?”
“配音不是一时半刻能做成的事。”
“表演也不是!”她突然起了高腔。
“但你有表演天赋,我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我眼里,你配音的天赋更高,我们曾经也有过机会,不还是一样失败了?”
“这不一样!”
小九听后一改往日的笑颜,瞪大双眼望向我:
“为了当演员,我从9岁就开始谋划,可你看,我现在得到什么?再耽误下去,我可能连唯一一次翻盘的机会都没了。”
“你可以说我是因为世俗的压力结婚,但这是我唯一的出路。”
“这些年我一直靠家里,结婚是我现在唯一能给父母的交代,我没得选。”
……
离开了饭馆,我又留她劝了整整一宿,还是没能改变她的决定。天亮了,我们都早已疲乏不堪,带她吃过早饭,我便径直送她去搭地铁。
在地铁站入口,小九对我说:“婚礼的请柬已经发出去了,到时你也来锦州参加我的婚礼吧。”我一时不知如何应答,抬手给她指了指不远处的地铁站入口,默然道别。小九也默契地没再开口,顺着台阶钻进入口。我看着她的背影混进通勤的人流,一级一级移出了我的视线。



3


自从小九回了锦州,我们之间的联系渐渐少了,平时互传信息,也大多是嘘寒问暖。后来我意外得到一次放长假的机会,决定去锦州看望她。
2014年的锦州,房价还维持在几千块一平米的水平。一顿地道的锦州烧烤,价格也只有北京的一半。下了高铁,我闻到一股似曾相识的味道,是空气中混杂着的油脂味和北方冬天特有的煤灰味,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烟火气,在北京,我有10年没闻过了。
婚后,小九和丈夫住进了锦州一套两室一厅。房子按照小九的意愿装修,家具也是她最喜欢的简约黑白色系。屋内一尘不染,尤其是厨房,从家里走路到婆家和娘家都只要十几分钟,夫妻俩常常去蹭饭,很少开火。每到周末,俩人会自驾去海边散心,或者去超市采购。丈夫工资虽不算高,但即便小九不上班,也管够一家人的生活。
在很多人眼里,这就是令人艳羡的生活,但直到和她见了面,我才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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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九拍摄的锦州海边晚霞。(受访者供图)

小九告诉我,结婚没多久,自己就患上了失眠症。每到夜晚,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开着电视,并不看,独自呆坐到天亮。丈夫倒是睡得很准时,每天醒来,发现旁边的床铺是空的,拉开卧室门,妻子就坐在沙发上,一脸憔悴。面对默然的妻子,他选择一言不发,默默去洗漱,然后照常出门上班。
这样的日子一直重复到我来的那天。小九憔悴了许多,她陷在沙发里,电视屏幕的光影变幻打在她脸上,长期昼夜颠倒引发的水肿,让她看起来更胖了。那天,她向我坦白说,自己后悔了。
住进这所房子,人生便从此被框定在“妻子”的角色里,繁琐的家务、未来的育儿责任,每一样都压得她喘不过气:“一想到我还没真正上台表演过,就变成家庭妇女了,我真的不甘心。”
我瞥了眼拾掇得井井有条的房间,想象着她每天围着这几十平米打转,擦地、打扫、洗衣、换床单,旋即陷入深深的自责——为什么当初会被她的自欺欺人说服,为什么不干脆把她绑在北京…… 
小九掏出手机,点开了配音班一位同学的朋友圈。她指着屏幕说:“可能就是这张照片让我开始失眠的。”我接过手机,那是一张舞台剧剧照,照片里,同学全副戏里扮相,动作和表情都是大开大合的。
“她去演话剧了?” 
小九点点头:“她考上挺有名的一家话剧社,已经签约长期演员了。”
我一时哑然,心想,这对小九的打击程度绝非一般,毕竟明眼人都知道,小九的演技不逊于她。
我问小九有什么想法,她垂着眼皮,声音也低了下去:“我觉得挺讽刺的,我以前怎么遇不到这么好的机会?现在我结婚了,守着这个两室一厅,机会又来了。我查过了,明年夏天这个话剧社开培训班,只要考上就能免费学表演,我打算去试试。”
说完她停下来,等待我的反应。我的反应就是惊讶。
“在北京培训?”
她点点头。
“跟你老公说过么?”
她摇摇头。
说实话,我犹豫了,不知道是否应该支持她放手一搏。
不等我回答,她又自顾自思索起来:“你说我该怎么准备?” 
“你打算怎么跟你老公说?”
听了我的话,她索性把身体扭了过来,双腿收在身下,语气严肃地盯着我说:“你说他们会考什么?我是不是该学几个经典片段?还是干脆自己写小品?要不你给我写,这个你擅长。”
我觉得她有些不冷静,大概率是失眠造成的。
见我不动声色,小九消停片刻,随后换上笃定的语气,说:“我不管他同不同意,我必须要去。一个天天看着我失眠,对我不闻不问的人,我有什么必要为他再断送自己一次?”
我觉得,她终于说出了失眠的主要原因。



4


30岁这年,小九做出了一个被全家人反对的决定:离开锦州,开始第二次北漂。
丈夫是第一个知道消息的人。结婚不到一年的妻子决定去当演员,还希望得到他的理解,他听得出来这不是在跟自己商量,而是通知,于是换上了谈判的口吻:“我可以同意,但只能给你半年时间”。
“够了。”小九脱口而出。半年不长不短,刚好能把自己逼向极限。
她和丈夫约定,如果半年后成功出道,就别再拦着她追梦。如果失败,她愿意回东北相夫教子,永远断了当演员的念想。
再次到达北京,小九一头扎进了话剧,开始筹备录取考试。临近考核,我来到她的住处,陪她把小品再磨一磨。
那天晚上,小九有些焦虑不安。有几句关键台词,她前前后后换了不同的语气和节奏反复练习,然后一遍又一遍地问我的意见:这样是不是不够夸张?表情会不会很别扭?要不再试试这里语气重一些?
我不停地安慰她,一切都很好,只是你太紧张。
临睡前,小九忽然一脸认真地问我为什么会支持她:“我来之前,所有人,我爸妈、我老公,还有同学和朋友,没有一个人支持我,他们都觉得我是作,说我最后还是要灰溜溜地回去过日子。在所有人里,支持我来考试的,只有你一个。”
我平静地看了她一眼:“因为除了我,他们没人看过你的表演。我相信如果他们看过,会跟我一样支持你。” 
小九似乎吃下了一颗定心丸。第二天的考核,她发挥得不错,没多久就收到了话剧社的录取通知。在报喜的电话里,我听见她雀跃的声音,竟感觉有些陌生。我太久没见她这样高兴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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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两个月的学习称得上“艰苦”:小九每天6点出门,从城东南的住处赶去东北五环的剧场。早饭在路上凑合吃,吃不上就饿着肚子出早功,跑上5公里再回剧场练台词,练形体,排小品,一直到天黑透了才回家。
我和她再次见面,是在她汇报演出的舞台上。小九出演女主角,人消瘦了些,但精神状态很不错。
汇报演出的剧目是这家话剧社最经典的一出戏。小九穿着艳俗的紫粉色短襟上衣登场,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髻,脸颊抹了两片鲜艳的红晕,妆容浓得夸张。我忍不住笑了——她这次又扮大妈,是她的拿手好戏。
她依旧大着嗓门,从舞台的一端大跨步奔到另一端,全身的血肉骨骼和五官像被重塑过,她彻底成了一个北方农村妇女——笑时昂头放肆,闹时跺脚撒泼,诡谲的眼神盘算着自己的得失,一扭脸又是一副田埂里拾穗撒种的朴实面孔,嬉笑怒骂都在一张脸上,不藏半分。
我扭头看向旁边的观众,他们的眼神紧紧追着台上的小九,表情写满投入。看得出来,他们被这个农村女人牵引住了,大概也都忘了,这只是一场从未有过登台经验的演员们贡献的毕业汇演。
演出结束后,掌声不断。我飞奔上台把花束递到她怀里,朝她用力一笑就转头跑了。我们都知道,此刻的心情没有言语可以承载。
毕业汇演过后,小九的表演课正式结束。第二天,她收拾行李准备离开时,电话响了,对方自称是话剧社的制片人,毕业汇演那天也在现场,接下来的话单刀直入:“社里一幕经典话剧最近要重演,你有没有意向出演女一号?”
小九嘴比脑还快:“有!”
对方笑笑说很好,问她什么时候能进组排练,她瞟了眼打包好的行李,回答得很干脆:“立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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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小九(右一)出演话剧。(受访者供图)

12月,北京进入深冬,逢着和丈夫的半年之约,小九主演的话剧公映了,还一连演出10场。她买下剧场位置最好的一排座位,请全家人来北京看演出。
那时小九借住在朋友位于褡裢坡的公寓里。房子是自建房,出了地铁后要经过一条土路、穿过一座城中村才能到达。让小九没想到的是,抵京那天,家人们立刻提议去她的住处看看,她不好推脱,只好硬着头皮领他们去了。
一行人拐进了城中村,小九住的二层小楼就夹在修车铺子和小浴池中间,里面塞了20多户人。刚踏进门,家里人就被眼前的景象吓住了——一楼极其狭小,只容得下一张双人沙发和一只茶几,顺着简易楼梯来到二层,房间被一张双人床垫塞得满满当当,几乎没有下脚的空间。
他们没敢进去,堵在门口瞧了几眼,就讪讪离开了。临走前,二舅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住得这么差,还在北京演什么戏,回家吧,家里住得好吃得好,哪里不比这儿强。”但到了第二天,看过小九的演出后,二舅不再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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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剧社的毕业汇演上,小九(右二)与其他主演一同谢幕。(受访者供图

那天晚上,演出结束,全家人兴奋地拥到后台,把小九团团围住,激动得又是拥抱又是献花,场面比想象中还热闹。几分钟前还在台上接受鲜花与掌声的“明星”就站在眼前,一家人终于相信,小九不是“痴心妄想”。二舅兴奋地凑过来,说要收回之前的话:小九来北京学表演是苦是累,但很值得;母亲一把将小九揽进怀里,疼惜地拍拍她的后背,眼泪顺着脸颊,悄悄落到小九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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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九首次出演话剧,邀请全家人从锦州来北京看演出。图为全家人在后台合影留念。(受访者供图

从那之后,家里人不再反对小九当演员,丈夫甚至辞掉了锦州的工作,到北京当起了房产中介,陪小九追梦。
这本是个圆满的结局。但小九始终记得,演出结束那天,她和家人一起拍大合影,丈夫躲到远远的角落,像个局外人。那一刻她意识到,丈夫要的是一个平平凡凡的妻子,而不是一个光芒盖过他的女演员。
丈夫搬到北京时恰逢小九最繁忙的日子。她陆续接到几个不错的邀约,戏份也越来越多。起初,无论小九工作到多晚,丈夫总会给她留灯,为了打发时间,有时他会开一局游戏,有时还会主动到地铁口接小九。每次晚归,小九站在楼下,抬头就能望见出租屋里亮着的灯,心里感到很踏实。
但随着她晚归的次数越来越多,夫妻之间渐渐有了嫌隙。丈夫不再等了,夜深了直接就关灯睡觉。小九感到失落,后来也渐渐习惯了,钥匙拧开门,是扑面而来的漆黑和静默。
发展到后来,两人独处时常常说不上一句话,长久的漠然积蓄起怨怼,小九发现,丈夫骨子里始终保持着东北盛行的大男子主义。下了班约同事聚餐时,他经常提起自己有一个演戏的老婆,于是众人便起哄着让他把小九喊来。一开始,小九顾及他的面子,会配合着过去坐坐,次数多了就厌烦起来,偶尔受到男人们的调笑,她不愿再掩饰情绪,板起脸或直接离席。失了尊严的丈夫回到家大发脾气,摔门摔桌子,却不发一言,这样的冷战往往能持续半个月。到后来,小九已经分不清到底是夫妻之间无话可说,还是冷战尚未结束。
她再次患上了失眠症。睁眼躺在床上的夜晚,她想通了,身边熟睡的人,早在一年多前就不再是她的人生伴侣,她主动提出离婚。丈夫没有异议,他心里清楚,小九赢得半年赌约的那一刻,他们的婚姻就走到了尽头。



5


原本小九以为,重新开启的人生会顺风顺水。她像所有演员成名前一样,上网找信息,到处投简历,面试剧组,但半年多里,一个戏约都没接到,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那年冬天,她被确诊为癌前病变。接到消息时,她独自坐在摄影棚的化妆间里,盯着镜子里精致的妆容,她反复告诉自己:不能哭,不能软弱,哭了妆会花,会被人看不起。
录制结束后,她迅速换衣服离开,临走前却被副导演叫住,说几天后有一档综艺,问她有没有档期。小九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并坦诚地告诉对方,她要回家做手术。
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术后恢复那段时间,副导演又来电话问小九的情况。他的语气很迫切,以致于小九产生了错觉,误以为自己行情一片大好,于是再次不假思索地回绝了对方,还声称自己要恢复一个月。听她这么说,副导演有些不悦地挂掉了电话。
一个月后回京,小九找副导演商量开工事宜,对方却冷冷地丢下一句“没需求”,原来就在她离开的短短一个多月里,剧组找来了戏路相似的演员,把她给取代了。
积累了近两年的综艺资源付之一炬。此后整整一年,小九无戏可拍,她不断去跑组,但丝毫没进展。失败的次数多了,她产生了抵触情绪,不再投简历,也不去见剧组。半年后,她彻底成了一个懒惰而颓废的人,经常一周不出门,窝在出租屋里靠吃外卖和刷手机度日。电话一天比一天安静,她竟渐渐习惯了。
积蓄很快耗光,抑郁的边缘,她买了回锦州的车票。就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转机再次戏剧般地出现。经纪人打来电话,通知她第二天有个剧组试戏,是一部电视剧。小九从之前的萎靡里惊醒——这是翻盘的唯一机会,她太需要一个好消息了。
挂掉电话后,她立刻退掉车票。或许是因为破釜沉舟的心态,后来的试戏,她反倒比平常更收放自如,最终成功拿下了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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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年底,小九在剧组里的日常。

那两年,无论角色大小、片酬高低,只要有人愿意给机会,小九都毫不犹豫地答应。片酬打1折的戏她接过,1天的网综宣传片她接过,拍摄5天干等4天的戏她也接过。接的戏多了,她逐渐领会到,剧组里的生存法则冷冰而残酷。
第一次拍电视剧,她还不大会找镜头。跟一位知名戏骨搭戏时,她一连NG了几次,于是小声向对方道歉:“老师对不起,这是我第一次演戏。”简单一句话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自那以后,剧组工作人员不再称她“老师”,而是直呼其名,就连打光师和化妆师,也开始对她敷衍了事。事后小九才明白过来:“没名气的时候更要装名气、讲排场,这不是虚荣,是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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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小九接拍短剧。(受访者供图

后来她进入另一个剧组。副导演安排她和女主角的助理同住一屋。本以为没名气的小九会忍气吞声,不料她直接找到总导演,质问对方为什么安排她和别人同住,她没办法默戏。导演听说后,非但没生气,还立刻为小九安排了单间,一边道歉一边强调小九的演员身份,让剧组人员重视。那次之后,她意识到,“该硬气的时候不能怕,剧组有自己的生物链,怂了就会被下一级吞噬”。
“做这行挺有意思的,悲喜之间是没有过渡的。”小九说。她印象最深的是3年前第一次“上电视”的时候。她在一档知名综艺节目里争取到助演嘉宾的机会,还分到将近10句台词——这对于新人来说是个很好的开始,以致于她误以为自己真的挤进了娱乐圈。
节目播出前,她反复跟节目组确认过戏份,对方拍着胸脯保证:“你这个角色非常重要,不能删你的戏,放心吧!”可播出前2小时,节目组来通知了:“因为一些特殊原因,你的戏被删了。”
彼时全家人已经早早吃过晚饭,守在电视机前,他们在微信群里晒出自备的零食和水果,等着家里的“大明星”出场。小九不忍打击大家的热情,选择了沉默。接下来的1个半小时,没有人在电视里看到小九,直到全体演员逐一上台谢幕,那张熟悉的面孔才终于出现在角落里。但不等人看清,广告就猝不及防地插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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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九在剧组拍戏时发的朋友圈。(受访者供图

这段经历让小九变得敏感。去年春天,她出演的第一部网剧正式上线。开播前的几个月,她的心一直悬着,担心自己的戏份再次被删。
家里人一连等了两天,不见小九出场。第三天,小九决定不追更了,躲进卧房和朋友嘻嘻哈哈地聊电话。她想好了,无论当天播出的第五集有没有她的戏份,她都打算用这种方式掩饰自己:“让自己看起来专业些,别像第一次被删戏时那么在意。” 
晚上8点,第五集播出。十来分钟后,家族微信群开始骚动起来,小九意识到事情有了新进展,立刻挂断电话,点开了微信群。
“来了来了!”最先发话的是二舅。他一连在群里发了几个翻拍的剧情片段,视频里,小九穿着碎花连衣裙,挥舞着粗壮的手臂,小腹微隆,是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模样。
“我的天,你怎么胖成这样!”二舅的吐槽毫不留情,其他人也一言一语地讨论起来。
小九点开二舅发的视频,反复确认了几遍后,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她在群里回复了一个大笑的表情,接着手机一丢,扑倒在床上,如释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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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剧播出后热搜不断,小九成了锦州小有名气的人物。虽不至于走在街上被人叫住签名,但她的故事在这座城市里不胫而走。多年不联系的同学打电话给她:“我在电视上看见你了,比毕业的时候更胖了,但还是当上演员了,真有你的!”跟亲戚外出吃饭时,家里人总会炫耀:“这是我家的大明星!”他们不断地讲着这样一个胖丫头是如何执意学表演、跟家里对着干,又是如何在30多岁的年纪硬生生闯进了演艺圈。
他们说:“这不是奇迹,啥是奇迹啊!”
倒是小九很平静。疫情爆发后,她决定回锦州定居。和之前的逃离不同,这次,她经过了深思熟虑:“爸妈年龄越来越大,我在北京、锦州都是等戏约,还不如回老家去。反正北京和锦州之间高铁很快,有工作了我随时过来。”
离别在即,我们照旧吃了顿饭。席间我心血来潮问她:“你有没有算过,这些年为了当演员,你在锦州和北京之间往返过多少次?”她在心里默默数了数,说,往返都算上的话,差不多有100次,只多不少。我有些惊讶。北漂近10年,她经历过学配音,考话剧社,录综艺,演电视剧,我清楚知道,这100多张火车票对她的意义。
小九似乎领会到我神情里的复杂,宽慰我说:“刚出道4年,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已经很满足了,别为我担心。”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你以后戏约太多,没时间陪我吃饭聊天。”
“那不能够。”
她突然换上东北口音:“听说锦州到北京的高铁马上要提速,有工作了我过来,你想我了也一样能过来啊!没准你加个班的功夫我就到了,咱俩一起约个晚饭完了我再回去,这么往往返返的多有意思!下次你再问我,就不是100张票了,指定能攒到200!”
我笑笑没说话,只希望她攒到200张车票的时候,我随时打开视频就能看到她的表演。
(文中人物为化名)

编辑 | 简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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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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