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医学史》一书中写道：“人们从来没有活得这么久，活得这么健康，医学也从来没有这么成就斐然。然而矛盾的是，医学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招致人们强烈的怀疑和不满。”在如今这个时代，对于“医疗对我们仍然有利吗？”这个问题，我们很难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一方面，先进的现代医疗惠及了大部分人：人类的寿命上限不断突破，许多不治之症得以根治或缓解，精神疾病的治疗也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另一方面，我们也为医疗进步付出了代价：抗生素耐药性、阿片类药物成瘾、用药过量成了新的医学噩梦，资本与医学科学合谋将医疗服务与产品卖给每一个人，各个国家疲于应对日益增加的高额医疗成本……
在我们为每种病痛寻求医药疗法时，自然的生命体验是否被过度“医疗化”了呢？
发达国家天文数字的医疗开销是否进一步拉大了全球的不平等？
医疗对我们仍然有利吗？
在《医疗对我们仍然有利吗？》一书中，伦理学家朱利安·希瑟梳理了西方医疗发展史，指出了现代医疗的利弊，呼吁我们对现代医疗做出改变。
以下内容节选自《医疗对我们仍然有利吗？》，略有删改。
在漫长的几千年里，当医学无能为力的时候，医疗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那些危及生命或扰乱思想的问题。除此之外的问题则交给牧师、草药医生以及我们对不适的忍耐能力解决。
但是医学已经取得了更多成功，我们对人体功能的认识也得到了扩展。我们希望摆脱越来越多阻碍我们幸福的因素。
医药产品和服务的供应商推动了医药市场的扩大，从而扩大了医疗利益的范围。此过程即为医疗化。
纽约最受欢迎的药店杜安里德（Duane Reade），美国人是世界上最大的处方药适用人群之一
简而言之，医疗化是将人类发生的状况判定为医学问题的过程。
例如分娩、儿童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酗酒、更年期、老年男性勃起功能障碍、衰老、不孕、悲伤、肥胖、秃顶和死亡本身。
医疗化也延伸到了人类的行为上。虐待儿童、家庭暴力、赌博和滥交——性瘾——都已成为医学界关注的话题。
奥地利哲学家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1926—2002）在其经典著作《医疗报应》（Medical Nemesis，1975）一书中，对现代社会的工业化医疗化进行了猛烈抨击。
一旦一个社会可因人们在胎儿期、新生儿期、更年期或处于其他“危险年龄”而有组织地将其转变成病人，那么人们就不可避免地将一部分自主权交给了医者。
医生手术室的大量宣传单，我们越来越多的因一些疑似医疗问题求助医生
《医疗报应》仍然是一本令人振奋的必备读物，不过它已经过时了。目前，医疗化被认为是一系列极为复杂过程的结果。
今天，医疗化是多维度的。医疗行业仍然很重要，虽然它既可以促进医疗化，也可以作为公费医疗服务的守门人，努力遏制医疗化。
但其他参与者也很重要。社会性活动，包括患者群体参与的，可以为疾病寻求一种医学建构——即“诊断”。
医学诊断可以赋予某种症状合法性并抵制耻辱感，特别当有证据表明这种症状只是心理问题时（但有证据表明，将精神疾病归因于生理因素会增加耻辱感）。
社会支持，如残障津贴、特教设施或改换工作场所，都需要医学证明。医疗保险需要诊断结果才能给予支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看看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哌甲酯的非凡旅程，其商品名利他林更为人所知。
不过在关注这种化合物之前，我们需要看看它主要解决的问题：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俗称多动症。正如这里的许多问题一样，我们正步入争议地带。
来自大脑成像的证据表明，多动症患者的额叶前皮质存在异常。研究还提出了遗传因素的影响。多动症患者对治疗反应良好，但临床上仍存在分歧。
尽管一些医生认识到问题真实存在，但并不认为这种情况是一种疾病。他们认为多动症是指一系列行为。
在大多数情况下，哌甲酯可有效治疗，但有副作用：限制生长和抑制食欲。然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有一个独立的疾病实体——存在于行为背后并导致它们发生。这些行为被贴上了多动症的标签。
无论是否有疾病实体，多动症的诊断都有显著增加。在美国，它现在是仅次于哮喘的第二大最常见的儿童疾病。在2004—2014年期间，英国诊断的多动症病例翻了一番；2014年，这一数字接近100万。
许多人认为这是因为人们对多动症的认知增加了。批评者认为，我们面临着将普通人类行为医疗化的风险，尤其是对于男孩。
我们正在治疗一种医学疾病，还是在将教师和父母认为难以管教的一种行为医疗化？争论仍在继续。
近年来利他林的使用激增，最初主要用于治疗在校儿童多动症，现在日益成为那些寻求增强心理效能表现者的日常用药
毫无疑问，哌甲酯的销量相当可观这是因为它的确有效。儿童们反应迅速：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度增加了，冲动控制改善了，破坏性行为减少了。
但其有效性并不仅限于儿童。成年人，尤其是美国的成年人，正越来越多地被诊断患有多动症。他们越来越多地进行自我诊断，认识到自身行为或性格中不受欢迎的方面，并寻求诊断和药物治疗。
而对那些自认为或被认为存在认知能力缺陷的人来说灵验的药物，也适用于一些自认为正常，却希望能更好的人。
哌甲酯能增强健康人的记忆力和注意力。通常用于治疗睡眠障碍的莫达非尼（Modanafil），据称可使认知能力提高10%，包括记忆力、计划能力和冲动控制能力。
跟其他认知增强剂一样，这些药物越来越多地能从网上购买。学生们在紧张的学习或考试期间服用它们，以提高表现并希望提高成绩。
认知增强剂莫达非尼成为潜在的赚钱机器
尽管医学界对此持怀疑态度并不愿意参与，但利用医疗干预来改善正常功能表明，原则上人类功能的任何方面都能被医疗化。只要有市场，有满足需要的产品，其使用就可以大范围传播。
医疗化并非总是坏事。对妊娠和分娩的医疗干预范围的扩大带来了巨大益处，即婴儿和产妇的死亡率降低。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范围内婴儿死亡率（即每千名活产婴儿中的死亡人数）已从1990年的64.8人，降至2016年的30.5人。
同期，产妇死亡率下降了44%——从385人/10万次分娩减少到216人/10万次分娩。
并非所有这一切都与医学的介入有关——而且关于妊娠和分娩医学的干预范围仍存在争议——但医学毋庸置疑是有所贡献的。
同样，人类生殖的医疗化——避孕药的开发、堕胎的可行性——极大地提高了妇女控制生殖选择的能力。
医疗化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医学是否具有适当的研究领域，即区分出什么是应该医疗化的，什么是不适合的。
人们很容易认为，对特定病原体或疾病（丝状病毒、癌症或糖尿病）的研究是适当的医疗，而对“普通”或“自然的”不幸则不然。
也就是说，医学应该关注适当的器质性疾病：那些具有可识别性或生物标志物的疾病。然而，科学的发展正在破坏这种区别。
科学家越来越多地把疾病视为一个型谱中的一个或几个阶段。疾病状态（医疗关注的适当焦点）与“正常”或“自然”状态之间的区别正在消失。
我们不能再依靠自然来判断什么是疾病，什么不是。越来越需要依靠我们自己来做出决定了。
虽然这是解决耻辱的有力工具，但它也为更多人类体验的医疗化打开了大门。我们可能没有令人绝望的病痛，我们可能尚无症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在疾病的型谱上。医疗利益的范围和潜在医疗市场的规模都在扩大。
但这一定是个问题吗？如果分娩的医疗化带来了巨大好处，为什么不将所有人类的痛苦（无论其原因如何）都医疗化呢？
如果我们正在遭受疼痛，而药物可以缓解，那么为什么担心这种疼痛症状是否被狭隘地医疗化了呢？如果一种药物可以从极度痛苦（尽管是完全自然的）中消除一些疼痛，那为什么不服用它呢？
与美国的阿片类药物危机一样，一个实际的原因是药物具有副作用，有些药物的副作用还非常可怕。伴随而来的痛苦通常旷日持久，对止痛药的依赖肯定是一种风险。
但是如果我们发现一种药物没有或只有轻微的副作用，为什么不使用它呢？
虽然这有点自相矛盾，但有些痛苦可能对我们有益，甚至是必需的。尽管科技很发达，人类却惊人地脆弱。
一些痛苦的经历可能会让我们变得更强大，只是因为克服痛苦的经验会让我们在下一次痛苦来临时可以更好地应对它。绝大多数痛苦具有随意性，是无意义的、不公平的，但体验和克服痛苦的知识具有正面意义。
正如伊凡·伊里奇所说，通过对我们经历的更多方面进行医疗化，我们也面临着将更多的生活控制权移交给专业人员的风险。
我们失去了知识、自主权和适应性。更多人类经验的医疗化也可以改变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
吞下药丸以消除痛苦，有可能使我们错失痛苦的经历对我们产生的意义。悲伤可以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需要以及与他人的关系。它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的价值所在。
我们之所以需要体验是有原因的，医疗化却将体验变成了需要生化修复的脑化学异常。我们开始认为自己不是有理由去感受、去体验的主体，而是把自己看成需要修复故障的对象。
我们应该选择手术，并承担所有风险，还是考虑进行社会变革？
医疗化及其悖论是现代医学驱动力的复杂核心。
一些人从中获得了纯粹的好处，而另一些人则朝向危害经济、牺牲个人健康和幸福的方向推动着它。其中商业行为参与者所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药品和医疗器械公司希望扩大其市场。
20世纪70年代，时任制药巨头默克（Merck）首席执行官的亨利·加兹登（Henry Gadsden）对《财富》（Fortune）杂志表示，他对只将药品卖给病人而感到沮丧。
他希望药品能像箭牌口香糖一样被广泛使用。他的野心是把药品卖给每一个人。
加兹登不仅使默克公司的收入翻了四倍，他还改变了西方人对健康和疾病的看法。
他们充分运用现代营销技术，利用人们对疾病、孤独、痛苦和衰老的恐惧，使得人们，特别是健康的美国人对药品的需求达到了顶点。
本应受客观性和科学中立性指导的科学研究，正日益受到诸如拜耳和孟山都等强大商家引入的利益冲突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无论这个人看上去多么健康，诱导其服药都并非不可能。
与此相关的是，对疗效的预期不断攀升，这种情况部分是由商业营销所驱动，部分由医学的非凡成就所驱动。
疾病和痛苦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人生的失常或失败，无端地中断了生命中与生俱来的健康、幸福和安逸的晚年。
即便你没有明显的病痛，为什么要被动地全盘接受大自然所施加于我们的状态呢？如果美好的生活有赖于身心健康，而医疗技术可以改善身心状态，我们为什么不对其多加利用呢？
为什么不要求增强我们在充满激烈竞争、唯物主义和超个人主义的现代资本主义丛林中茁壮成长所必需的能力呢？
将这些力量与商业性的有偿医疗卫生服务相结合，已经为医疗干预的大规模扩张奠定了基础——大部分是不必要的，且其中有些难免有害。
医学正逐渐被用于有利可图的非治疗性用途，图为2018年巴黎整形外科大会上展示的3D软件解决方案
随着医疗化的影响以及医学干预的手段大大增加，有关成本的问题日益严峻，在其当前的发展轨迹和假设驱动下，现代医学的成本令人难以负担。
变革是必需的，也是极为艰巨的，但我们的卫生系统迫切需要进行全面的改革。
我们必须逆流而上，防病于未然，并尽我们所能养成平淡日常的习惯。这听起来很老套，但是我们确实需要多吃蔬菜和锻炼身体。简单的事情却很难实现，承担起这种社会力量在政治上并不容易，但我们需要这样去做。
我们必须了解医疗的本质，即医疗是技艺最为高超的工具。
正义要求我们必须竭力使分配更加平等。全球卫生不平等的存在堪称丑闻，但这是可以补救的。我们必须承认，永远不要指望医疗来解决所有疾病。
按照目前医疗卫生的发展趋势，它有可能变得有害而危及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健康越来越取决于我们自己。
最后，乐观地说，我们需要改变对医疗的看法。我们需要改正对技术的热情偏向，投资于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人性化医疗保健：这种保健才是家庭医疗的支柱。
鉴于目前疾病负担的形式，我们需要重新强调的是普遍化而非专业化、具有人文主义的关怀而非寻求治愈的全面战争。
我们需要一定程度地接受遗憾和一定程度地谦卑。我们总是抱有疾病是可以战胜的、死亡是几乎可以消灭的极大幻想，但幻想终究只是幻想而已。
书名：《医疗对我们仍然有利吗？》
定价：68.00元
ISBN：978-7-5217-2123-2
作者：[英] 朱利安·希瑟著 / [英] 马修·泰勒编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先进的现代医疗让大部分人受益，但医疗的进步是有代价的：抗生素耐药性、超级细菌、医用鸦片制剂成瘾……
每一个代价都可能是未来的隐患。先进的现代医疗大大延长了人们的平均寿命，但费用高昂的临终积极治疗也延长了生命的痛苦。美容手术、减肥药物、补品与健康补剂……
医疗服务与药品商致力于扩大医疗的范围，将服务与产品卖给每个健康人。
本书紧密贴合医疗领域的热点新闻事件，如今年的新冠大流行、近年来的医患关系紧张、减肥医美养生热潮等，具有广泛讨论价值与深远影响力。
朱利安·希瑟，伦理学家，在多个顶尖国际医疗组织中担任道德和人权顾问，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无国界医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他主要关注健康和人权、人道主义道德、冲突时期的医疗道德、公共健康道德和英国国家健康服务（NHS）资源分配等领域的问题。
他是《今日医疗道德：英国医疗协会关于医疗道德和医疗法律的手册》的共同作者，也定期为《英国医疗》和《医疗道德》撰稿。
狗仔卡
发表于 2021-2-6 11:3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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