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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Z世代玩家手册”系列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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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20 10:31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要不是搞竞赛,我至于才念上海财经吗丨人间

 北风行 人间theLivings 2020-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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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和我一样没进省队的同学曾说,他从高一起就没想全部投入到竞赛里,早就觉得竞赛就是用一堆人的牺牲给那么几个金牌铺路,“最后陪跑的人结果如何,只能自己承受”。

这话,此前我是从来没听他说过的。



配图 |《小欢喜》剧照





初二即将结束的某周五,我妈说,“准备下,明天去博才中学考个试。”闻此,我内心并无波澜,虽说历来考试我几乎都是年级第一,但由于从没接受过任何超前补习或奥赛培训,这种特殊选拔考试我并不抱希望。
对于名校,我也没多大概念。我在乡下启蒙,四年级才跟父母来到了长沙县,小学毕业后,按微机派位去了县普通初中。依着这次考试,我从父母的闲聊中捋清了长沙市的四大名校体系——长郡、雅礼、一中、师大附中——都是湖南公认最好的高中,他们都有几所隶属于自己集团下的初中。我这场考试便是师大附中旗下的初中——博才中学组织的,为的是提前培养优秀生源,录取率极低,消息也是在市里工作的阿姨告诉我妈的。
出人意料的,试题都是我学过的内容,似乎也没有艰深的奥赛题,等到暑假,妈妈就接到了电话,之后兴奋地对我说:“初三就去博才读书。”这结果也令她始料未及。
那时,我的第一反应则是“那不用写暑假作业了”,随后才暗自祈祷去市里也要保持好成绩。
在博才,我们“空降班”的50多人被安排在一间“与世隔绝”的破陋教室里,同学们倒也发挥艰苦作风,从睁眼到闭眼都在学习——吃饭只用几分钟,午休做完几套卷,晚上默背英语入睡。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也比从前更努力了,除了第一次月考因适应不佳排在年级44名,随后的考试基本都稳居前三。
此外,我也参加了几场师大附中的“攀登杯”的考试,稀里糊涂地拿了几次一等奖,但我没拿这些成绩当回事——当时规定只有在博才学满3年且优秀的学生才可以直升到师大附中。
班主任亦时常敲打我们“空降班”,“只要想着中考就行,不要把精力放在其他地方。”偶尔,他还会补一句,“我觉得竞赛生和艺术生是一样的,都是走捷径。大家好好学习,一心准备中考、高考就好了。”
我当时听得懵懂,觉得竞赛生与艺术生都与自己无关,更没想到自己将来会走上一条这样的道路。


1


2016年6月,中考完第二天我便被打包送到师大附中参加夏令营。
夏令营100来人,都是从师大附中旗下各初中选出的佼佼者,有直升生、也有在“攀登杯”中获得好成绩的——我也算是歪打正着。开营首日,营长老师直言,师大附中新一届四个实验班基本都从我们当中选,另外,“所有实验班的同学在高一必须学一门竞赛,这是附中的传统”。听他的意思,夏令营的目的也是提前学习高中课程,为竞赛铺路。这倒是我此前未料到的,但既来之则安之吧。
课程听起来还是略吃力的,才上了两三天课,考试就来了。数学、物理都是竞赛题,我无从下手,化学只考了“物质的量”,几乎全是化学反应加上计算,勉强能做。成绩出来,几位平日不太认真的女孩,发现自己及格了,互相夸着“有天赋!有天赋!”而我拿着只有60来分的化学卷子,心情灰败。
此时,教化学的营长老师进来了,环视一周说,“如果你对这个成绩不满意的话,说明还有希望。”我心里一暖,暗暗为自己打气。
不久,中考成绩也出来了。长沙市的中考是等级制,6A可以稳进四大名校,而一个K——即单科在市内前千分之一名,可以抵消一个B,即4A+1K+1B=6A。比起总分制,等级制更需要全面发挥。有些没有达到6A的学生,只得离开夏令营。而我的成绩不仅是6A,数学和英语都是K,全长沙市仅12人有2个K,营长老师得知后,立刻邀我去他当教练的化学竞赛组。
高一,我进入师大附中实验班,也成了化学组的一员。彼时,我还不明白竞赛意味着什么,只想着以常规学习为重,空余时间放在化学上就行。每周二下午是兴趣课,大家可以自由选择。至于实验班的同学,照教练的话说,“竞赛不就是你们最大的兴趣吗?”此外,竞赛组周六也会上课——教练告诉我们,要在这学期教完高中化学。
那时,我们的节奏是“学一周考一周”。每天晚自习,我都想着怎么能早点完成常规作业、然后去学化学,可刚进高中每门课都需下苦功,每天做完作业都快到10点了。在这样的状态下,竞赛知识我一直学得并不通透,考试基本全凭上课记忆,成绩出来也就80来分,一时让我有些气馁。
国庆假期,我们考了整整七天的试,每场3小时,试题都是比较初级的竞赛卷子。满分100,好一点的同学三四十分,我每次只有十几二十分。这时我虽未把竞赛当作重心,但这个分数也令我郁闷不已。
和我一样心情的同学也不在少数,一学期后,化学组只剩20来人了,有自行离开的,也有被劝退的。
寒假,学习难度和任务量进一步增大,师大教授给我们上无机化学,要求大家随着课程进行把1000多页的教材提炼照抄一遍。我着实被惊着了,隐隐觉得“原来竞赛是这样啊”,同时我还发现身边同学们手中的化学教材越来越多了——有各大名校的化学教科书、各大制药公司出的参考书,以及各大化学泰斗的学术专著,中英文版都有——而我除了按时上课,唯一额外主动做过,大概就是洗衣服时背完了元素周期表。难怪我竞赛成绩一直不上不下。
我找到教练:“我觉得我不应该只有这种水平,也不会只有这种水平。”
“你早就应该明白了。”



2


等到下学期开始,上学期的苦功才算是见着了成效。应对常规课,我越发得心应手,比如作业最多的物理,我曾在40分钟内写完了24页《五年高考三年模拟》,正确率也在95%以上。很快,我就能在每晚7点半前完成常规课作业,再学上三四个小时化学。
竞赛没有指定教材,一般都是教练圈定课程、定期来指导一下,其余都靠自学。学习时间增加后,几次考试中我的排名都有所提升。临近期末,兴趣班改组,只留一个竞赛班,其余全部攻克高考。化学组只剩下15人,我是唯一的女生。
这原本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我却开始患得患失起来——因为除了我,留在竞赛组的人大多都已把精力全投入到了竞赛上,不太关心常规学习了——这也是长沙四大名校立志搞竞赛的人的传统。比如,物理组从高一刚入学就被要求不能在常规学习上花太多时间,维持三四百名已经算是很好的了(我们年级1000多名学生,一本率90%以上,所以维持基本的成绩,若能冲击到竞赛的好名次,也能上名校)。有很多物理大佬,综合成绩甚至掉到了五六百名,如果考得太好,反而会被教练约谈。
“我相信你们中总有人会把化学当作自己的事业,用对待事业的心去对待它。这样的人,会有强大的自律性,走到哪里都非常强大——而我最终需要的,也只有这些人。”化学组的教练也如此说。
而因着惯性,我仍专心于、也不敢放下常规学习,成绩稳居前十。为此,我一方面汗颜并未全身心投入竞赛,另一方面又觉得教练留下我只是因为我综合成绩入眼,并不是我多有天赋。更让我担心的是,若继续这样“三心二意”地学下去,或许我既成为不了教练需要的竞赛生,也不能保住常规学习的名次——毕竟一天只有24小时,我这时已经不知再如何挤出更多的时间了。
这种心思会写在脸上,我找教练谈话时,他一眼望穿,“我感觉你总觉得自己不够聪明,所以必须勤奋。但当你步入优秀行列时,又觉得只是别人懈怠了,只有他们努力就会赶上你?实在搞不懂,为什么考这么多次了,所有人都认为你很强,你还是这么不自信——你看看这个培训室里,谁不羡慕你?”
我内心这才稍微坚定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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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结束的暑假,我要求自己每天至少学习13个小时,一心一意投入竞赛中。我不断暗示自己:自己永远不会疲倦,只害怕落后。
暑假期间,化学组总共10天假,物理组只有2天。校园里空荡荡的,只是偶尔冷不丁冒出一个竞赛生来。某日看着两名生物竞赛生聚在一块,手里扶着门卫处的梯子,直接爬上2楼,就是为了去拿3楼培训室里的卷子,嘴上说着,“为了学习,不怕死啦!”化学组高二的学长听闻,诧异道:“傻啊!他们明明可以从相连那栋楼的窗户翻进去,何必搬梯子呢?”这段轶事一时在化学组传为笑谈。
回到学校后,所有人基本都保持在每天13小时的学习时间。唯一的放松,也就是课间谈论一会化学史的趣事——比如为了制取三氟化氮,几百年来化学家们前仆后继作出许多牺牲,第一位成功的化学家为此付出了一只眼睛和三根手指,而在获得诺贝尔奖不久后,他便去世了。
期间,我们还全体去了北京培训,在那里考了2次,考试内容我都很陌生,明显是比我所学的进度要快了不少,成绩不太理想,有大神分数是我的2倍多,讨论起做法来热火朝天,而我连题目都看不太懂。我不得不再次怀疑自己,不仅智商跟不上,时间也还没花足。
这种焦虑的状态下,失眠开始缠上我,我也用文字记录了下来——

凌晨三点整。

辗转难眠。

痛苦。

怀疑明天我能死在培训室里。

生生醒着挨过了四个小时。困到脑袋发疼,活像熬夜熬到极限——可我真的只是躺着,睡觉,睡不着。我疯了?

今天又开始考虑安眠药……不过一瞬而已,我理智尚存。

昨夜四点入眠。

两小时后又是一条好汉。

上午甚至刷了三套国初模拟题。

“你要进化了。”

——来自前排大佬的亲切问候。

……
现在想来,那时我可以选择退出竞赛,专心搞常规学习,只不过我当时有“偏见”,觉得搞竞赛才是“最厉害的”,不管是被劝退还是主动退出,都挺丢脸。于是,那个暑假后,即便身体已经在强烈抗议了,但我还是下定决心全力搞竞赛。



3


高二开始,我去了竞赛班。临走前,曾经的同桌对我说,他想考清华协和,成为一名医生。他曾是生物竞赛组的,因一次考试垫底被劝退了。我说,我想去北大,可读什么系还没想好。
往后,我把更多精力放在化学上。一开始,我学得很起劲,失眠仿佛也渐渐离我远去了。然而,一周后开学考试,我却又开始失眠了,脑子里一团浆糊,迷迷糊糊支撑着考完,结果出来,年级13名,竟然还好——这时几乎所有竞赛生的常规成绩都是两百名以后了。
教练告诉我不用急,中午好好休息,不用定闹钟,什么时候起来都行。爸妈也带我去医院拍了CT,没看出毛病。吃了医生开的中药,精神振奋了一两周,失眠又再度袭来,爸妈却说是药三分毒,不准我再吃了。
每天我都头痛欲裂,像是被锤子锤出一条缝,上课再很难集中精力。听着老师声音铿锵,自己却迟缓得像个木头人。眼看我最需要的时间,被失眠这个黑洞无情夺走,我变得愈发焦虑,而越焦虑越睡不好,这个恶性循环开始频繁在我生活中上演。
随后的月考更是一塌糊涂,最终落到年级一百来名,是我有史以来最差的成绩。
同学安慰我:“你现在不搞常规了,竞赛成绩要上来了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竞赛成绩确实是上来了一点,但没人能看出我无时无刻的头疼。这种状态下,好不容易提高的竞赛成绩又能持续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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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考后,竞赛组的常规课停了,我也开始常驻自己位于科学楼的培训室,从早上7点到晚上接近11点,基本都是自习时间。期间,同学们无非就是自己刷题看书。
竞赛和常规学习不同,学的东西有洞庭湖那么大,考的东西却只有桃子核那么点。每个人学习情况不同,竞赛组只是大体步调上保持一致,看什么书做什么题,全凭个人决定。
有同学把折叠床带到了培训室里,也有同学直言:“我有次自习完,抬头一看,凌晨2点了,楼都锁了,打电话给我妈,她说要开门就得打电话给年级组长。我说那怎么行?便沿着施工工棚爬了一段,从二楼跳了下来——事实证明,压根不会骨折,只是腿疼几个星期。”
有同学因为科学楼晚上会锁门,就借了国家集训队一楼的培训室,这样每次10点多下晚自习后,他就去一楼自习到12点再翻出学校——他从高一起就这样了。还有同学摇晃着头笑着说:“吃在培训室,学在培训室,睡在培训室,死在培训室!”
当我说,心理老师建议我每天用半个小时发呆时,同学不假思索地回道:“那你完了。”
对于需要大量阅读积累的化学学科,时间就是生命。所有人都追求极致,正如教练所说:“还可以就行——那不是竞赛班应有的作风。”
看着大家卯足了劲儿,仿佛只有我游离在外,每天一睁眼我就感觉身心俱疲。
不久后,我们每周末都要和四大名校的竞赛生一起,去师大上课。所有“竞争对手”齐聚一堂,现场有些新奇,倒也没有什么剑拔弩张的感觉。
回去的路上,同组的成员笑说:“雅礼的学生是各种资料都被他们扒过来用;长郡的学生是,一边告诉你这本书不好千万别看,一边转头就疯狂刷起了这本书。”大家纷纷同意,笑声四散开来。
附中化学组只有我一个女生,我和大家交流不多,在培训室里没有说得上话的朋友。下课,我看着他们打乒乓球、开“西地那非”(伟哥的学名)的玩笑时,内心毫无波动——这时的我好似被劈成了两半,一半看似正常地学习,一半被痛苦扼住了鼻息。
等师大的每周培训渐入尾声,我们将会迎来一个期末考。原本这个考试排名很重要,是清华北大提前飞签的重要指标,不过这一年,北大将举办首届化学春季联赛,这个考试成绩也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我依然陷入头疼中无法自拔,疼着考完了3场,最终在省里排名15,成绩算是还不错的。
寒假过去,情况也未见好转。长期疲劳头疼失眠后,我的身体又爆发出更严重的抗议。
“晚上10点21分。从早上开始,整整15个小时,我只干了一件事:忍受头痛。烟花的炸裂,金针的尖锐……轮番上阵,忍啊忍,看不到尽头。”这是2018年1月28日,头痛来势汹汹,我再也没有半分额外的精力,只得卧床一天。
5天后,就是第一轮北大春季联赛——接下来还有不间断的讲座和考试,我只能一如往常坚持。



4


春季联赛之后,优秀学生可以参加北大的寒假课堂,我也在其中。
寒假课堂之后就会有签约名额了。上一届我们校化学竞赛组就拿六七个A约——就是只要拿到省一等奖,便可降一本(即高考考到一本线,就可以进北大)——这对竞赛组的人来说,可谓手到擒来。但我们这一届情况却有些不同,果然,寒假课堂后,所有人都拿了B约——即进了省队就降一本线录取——这在别的省份难得,在我们湖南省却只是基础配置。
另一层面,这就相当于用一个B约网住所有学生,让我们继续激烈竞争——湖南是传统的竞赛强省,且与河北省衡水中学几乎独揽省队所有名额不同,湖南长沙四大名校竞争极度激烈,瓜分本就少的省队名额。
以化学竞赛为例,通常路径是预赛(省级比赛)——全国初赛——省内的省队选拔考试——全国决赛冬令营——选出国家集训队50人——选出国家队4人——国际比赛。对于省里的四大名校而言,预赛(省级比赛)形同虚设,全国初赛与选拔考试才是重中之重。在湖南,选拔考试只考实验,而只有全国初赛(理论考试)与选拔考试(实验考试)这两门考试综合起来成绩达到前15名的,才能进入省队,开始下一步的竞赛之路。
在这里,全国初赛的一等奖被称为“省一等奖”,只要在竞赛组待到1年没被淘汰的人,基本都能拿到;唯有通过了省队选拔考试进去了,才算成功。按照教练的说法,湖南的“省一等奖”,就是其他省队的水平了。B约也就因此形同虚设了。
我自知B约用处不大,进入省队还有很长的仗要打,可我的子弹——用以努力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了——失眠愈发严重,导致我不得不花更多时间休息。我很是颓丧,开始自暴自弃玩起手机来。在此之前,手机对我而言从来都只是接打电话而已。
这时我发现,看手机能让我一时忘了头疼,刷漫画、看小说,我读完了十来本东野圭吾,甚至把《长生殿》读了一遍。眼看着自己自制力与成绩一起滑落,到最后成绩到了竞赛组内的下游,我开始厌憎并害怕那间培训室起来。
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我突然惊醒似的,觉得再这样下去就真的要完了,便主动上交了手机。教练见我成天恹恹,也有点生气:“要么你就回去搞常规学习。你到底要怎样,要找到一个方向,再去做。”
我忽而有了种被抛弃的错觉,赶紧说,“不了,我觉得那个作息我更不适应。”竞赛时以自习居多,可以自己缓缓,要是回到常规学习,我不知这副模样如何跟进。我惶惶想着别说清北了,恐怕连一本都考不上。我说自己想回家待一周。教练同意了。


------
回家的日子并不好过,爸妈不让我在床上多躺一会,坚持每天拉着我起床,每天喋喋不休。我有点崩溃,哭诉一番,“失眠得够厉害了,为什么回家都不能放松休息?”
没想到,我爸轻轻吐出一句:“我以为你只是偶尔头痛呢。”
我想起小时候鼻炎引起神经性头疼时,他们也是随口问一句“很疼吗”,那以后,我就很少和他们诉说了。没想到,时隔这么多年,还是没变。
不到一周,教练打电话说,要提前开始实验教学,要我马上回学校。我说,医生说我这样下去容易神经衰弱,能不能不去了。教练说,你还是回来吧。听了教练的话,我妈在旁冷冷吐出一句:“要是老师都放弃你了,你就完了。”
我心灰意冷,回到校门前,根本不想踏入,好不容易走到培训室前,又死活不肯推开那扇熟悉的门。我妈在一旁突然就哭了:“你以前明明那么优秀……”
我忽然想,我都没哭,你哭什么?从小到大我妈就没有管过我学习,只是听着其他家长的赞美。没有哪个竞赛生的家长会这样。一直如此就罢了,凭什么现在还要横加指责?甚至一开始,她都不准我回家,只在电话里反复说“你根本不值得我信任。”——她觉得我堕落了,回家就是为了更好地玩手机。
我不想和她说话,赶忙进了教室。
“妈妈是着急了,”教练叹着气劝我,“我也看着急啊!我只是一个教你们3年的老师,或许你毕业后我便成了陌生人。我看着你和xx都着急,更何况是爸爸妈妈呢?”
他说的xx同学,平时一点都不突出,只是在师大培训考试中一鸣惊人,考了全省第二。这学期xx觉得压力过大,不愿意再来培训室了。大家都很诧异,我却觉得自己多少能理解他。



5


再往后清华的笔试与面试我都去了,依然是熟悉的头疼状态。
成绩出来,组里第一名签了A约,相当于稳进清华了。而我的笔试成绩是组里第二名,分数在四个学校里不算拔尖,面试也一般,没能签约。教练说,“你这个状态,只要调整起来,还是很有希望的。”可是我根本不相信。
再后来,我们参加了北大春季联赛的第二轮,在杭州二中,我只记住了西湖夜色很美。
第三轮在人大附中,我只记得北方早早亮起的天空以及学校旁边极其难喝的奶茶。
最终,据说同组有1个同学拿到了A约,因为怕影响大家的心情,这种消息大多公布得都比较低调。
很快到了学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由各省市组织,高中生只有通过学考才能获得高中毕业证。竞赛生大半年没有上过高中课,也没有参加高中常规学习的考试,大家对高中知识已经很陌生了。教练开玩笑对我们说,“你们还有14天自救。”回去第一次参加学考的模考时,我发现自己连等比数列求和公式都忘得差不多了。
考完学考,离全国初赛就只有60多天了。教练邀请全国各地的化学竞赛生到我校集中学习,大家每天上午考4、5个小时,下午轮流改卷讲解,晚上自习。我的成绩还是没有起色,唯一的区别就是从十几个人中唯一的女生变成了70多个人中唯一的女生。还有一点变化,就是我对排名靠后这件事已经不那么难受了,或者说已经有点麻木了,整个人反倒显得开朗了不少。
教练还因此安慰我说:“说明你成长了。很多时候,熬过去就好了。你不要以一个弱者的心态来看待自己。你要认为自己很强大,就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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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初赛后,不出意料,我们整个化学组在全国初赛中都拿到了“省一等奖”。然而,这70多个一等奖里,只有排名靠前的15名才有资格进入省队选拔考试。我们化学组只有5人拿到了资格,我因排名靠后并未入选——这意味着耗时2年的竞赛生涯,基本走到了尽头。
因为早早就自知省队无望,我没有过于难受,甚至还有种解脱的感觉,恨不得赶紧从这一团乱麻的状态里脱身。
没想到教练却说,“你们的竞赛还没有结束”,接下来还有一个“金秋营”——这是北大清华面向相关竞赛省一和省队的考生,表现优异的考生,也可提前获得签约的机会。我已经忘了这一茬,倒是其他同学有人已经飞快地准备冲刺了。
等高三一开学,爸妈就在校外租了房子来陪我,妈妈对于我长期拉锯式的竞赛学习也感到心有余悸,连连说着,“感觉你搞竞赛把人都搞傻了”,希望我考完金秋营后,能心无旁骛向高考冲刺。化学组中,有资格参加省队选拔的5名同学,已经开始准备省内实验考试。而我们另一波人则去全力准备“金秋营”——未入选省队的同学们最后的签约机会。
我机械地跟着大家去了趟北京的集训,考完就回来了。金秋营的成绩来得慢,我也压根不抱希望了,终于恢复了常规学习。



6


刚回来久违的教学楼的第二天,就是高三的第三次月考,我考了515.5分,比前一年的一本线高0.5,年级500多名。
仿佛是精力都被竞赛掏空了,接下来生活我都过得很散漫,不愿再逼自己了。平日看看杂志和文学作品,周末也绝不愿再去教室自习,甚至偶尔我还会出去逛逛街,想把前一年搞竞赛从未过过的周末都找回来。
渐渐地,我的失眠减少,头也没那么疼了。相反,我妈却很着急,怕我这样下去“就废了”,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我听了也只是窝在被窝哭一哭就完事。
高三常规课与竞赛截然不同,会有学校组织的讲座关注学生的心理状态,也会有安排好的任务表。当然,这种东西对我基本上没太大用处,所有的竞赛生都有了不少“后遗症”:比如更习惯自学,而且也学会了质疑。
比如,前两年我在化学组里见识到化学界乃至整个自然科学界的层层进步,一个个金字塔般的理论被后来者推翻或者存有争议而共存,普适性是难以达到的。其他组的竞赛生莫不如是,我们都习惯了去质疑、去思考、去进行复杂的计算,最后得到一个精确度可以被接受的结果。相比之下,高中理综如同简笔画,只是一个理想化的世界,一次粗浅的科普辅以简单的计算。
不过很快,我就习惯了常规学习的节奏。第五次月考,我就到了年级27名。竞赛的旧梦好像离我而去,刀光剑影一去不返。只是,当初离开培训室的xx同学,同样再也没有回过附中。在附中过了年,大年初一我爬到教学楼顶上的草坪晒太阳,大年初二我去爬了岳麓山。
来年3月,几乎所有学校的自招政策突变,只有省一等奖能进,但只降20分,往常省一等奖能在某些学校拿到降60分或直接降一本线的资格。不少人气愤不已,这对湖南的竞赛生打击太大,我却显得有点事不关己。高一的学妹倒是说,竞赛教练告诉他们,新高考选拔不出高校想要的人才,所以他们搞竞赛搞得更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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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最后一科考完,忽然下起瓢泼大雨,像一场谢幕。
原想着好好发挥至少有670,结果物理大题条件一开始就看错了,心态有点崩,最终只有646。同济的自招降了20分,但我最终还是没去:一来不是好专业,二来我裸分都能上同济,实属鸡肋。最终,我选择了上海财经大学,一个此前从未想过的方向,而与自然科学的缘分也就此了结。
除了我,我们化学组最后那15人中,有7个人在学纯化学,其余人也在与此相关的理工科专业,他们中也许会有人像教练说的“以化学为此生的事业”,继续探寻自然科学的魅力。



后记


如今,我很少失眠了。再回想起那段竞赛的日子,心平气和许多。除了偶尔会有一丝遗憾,总觉得,如果我不参加竞赛,是不是可以读上更好的大学——这也是我妈最大的心病——当然,这也只是如果,毕竟我那位立志要去清华的同桌,最后也因为一点意外去了复旦。而且,上财虽然不合我最初的期待,但也是不错的大学。
一位和我一样没进省队的同学曾说,他从高一起就没想全部投入到竞赛里,早就觉得竞赛就是用一堆人的牺牲给那么几个金牌铺路,“最后陪跑的人结果如何,只能自己承受”。这话,此前我是从来没听他说过的。
我也想起“空降班”老师的话,说搞竞赛是走捷径。
我想,至少对于我来说,参加竞赛班一开始只是随大流,并不清楚自己真正要什么,最终反而是把所谓的捷径走成了远路。何况在这里,竞赛的难度和艰苦程度远远大于高考。
当然,事情都有两面,即便竞赛这条路我没有走通,也是给我上了一堂漫长的“挫折”教育课,不仅让我内心更为强大,接受自己并不总会是第一,允许自己失败,也让我重建了自信,构建了自我认知——除去勤奋,我的确是在逻辑思维、记忆力上有一定优势,不应妄自菲薄。而这两点,或许能让我大学生活乃至往后的人生过得更加从容和舒心吧。
至于如果人生再来一次,我还会参加竞赛吗?我不知如何回答。
(编者注:因竞赛政策各地且每年都有不同,文中提及的相关竞赛政策仅为作者2016年至2019年在长沙的高中经历。)
编辑 | 唐糖



北 风 行

想要坚持读书写作的

新晋大学生

 楼主| 发表于 2021-10-31 11:04 AM | 显示全部楼层

从大厂逃离之后,我蛰居在玉林写小说 | 人间 · Z世代

 车璞汉 人间theLivings  2021-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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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就是让人活着的,不是让人实现阶层跃迁的。只是命运时不时会眷顾某些行业,让他们先赚多一点。一些埋头工作的人被命运带上了顺风车,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咋回事呢,就告诉别人:“奋斗就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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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请回答1988》剧照




Z世代玩家手册丨连载



1


此时此刻,被我玩没电了的手机,正躺在我旁边充电。它躺得很平,比我更平。大概等它充满后,我就会带着它去家附近的一个咖啡馆,继续写我的小说。
半年前,我还是杭州某头部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而现在,我在成都躺着做我的文学梦。我的简历可以用几句话概括:
1995年出生在成都玉林;
2017年985本科毕业后,在一家互联网大厂成都分部当程序员半年;
2018年起在杭州某互联网大厂当程序员;
2021年3月2号离职回成都。
躺平半年,没去工作,每天读书,最近写了一部小说马上要写完了。
决定离职是2021年春节那段时间。春节前,面对老板口中的“新的任务,新的挑战,新的场景,新的战场”(实际就是新的大饼),我对老板说:“春节放假的时候,我会好好想一下手上这块事情怎么做。看看如何才能:争取赋能业务部门,梳理新的打法,找到核心差异点做垂直切入,沉淀业务价值,最终反哺团队形成新的闭环。”
春节躺了7天之后,我告诉他:“我现在完全想清楚要怎么做了——我要离职。”
我给老板说的离职原因主要有3个:
1.想回成都发展了;
2.准备读读书,思考一下自己的未来;
3.职业规划上想调整一下节奏。
其实我没有在骗他,这是我当时内心真实的想法。不过我也隐去了第4点:现在做的事情很迷。我做的事情很大一部分是没啥价值的,对我们这些大头兵来说没有太多技术上的成长;我又没有股票期权,也是一个让我离开的负面因素。
不过客观来说,这些并不是真正的理由。我当时并没有想得很清楚。心中萦绕着一些想法,但没有办法用准确的语言形容,却又承担着其实际带来的痛苦。我为了解释这种痛苦,提出了这4点理由,麻痹了当时的自己。
在离职的那一天,我依然保留了一个互联网人的体面和尊严,用最狼性的方式push离职审批的每个节点。这辈子都被没我“钉”过的老板,享受了一下来自我的“钉”。我有一种作奸犯科般的离奇舒爽感觉。一般在大一点的互联网公司离职,都会在信息管理系统走离职流程,各个层级的老板都很忙,同时还要联系HR、行政、IT小哥各路人等,一天之内想要走完全部流程,要么是犯了法被警察带走,要么要靠刷月饼。大概没有人像我一样,当天提申请,当天就完成整个离职。工作交接?不存在的,这也导致了半年之后的今天,我还时不时收到之前维护的应用的告警短信。
我铁了心和大老板摊牌,大老板看实在拦不住我,最后就和我拥抱了一下。我头往左边侧,他头往右边侧,最后我俩差点直接吻到一起了。我不知道这个该叫有默契还是没默契。
离职的时候我发了一个朋友圈。那个时候的我还不能很好掌控文字,让现在的我来写的话,应该能让前同事全部把眼泪给我交出来,在工位上就哭出声来。我甚至想好了开头:“相见时短,相眷实多……”
离职当天,回到逼仄的出租屋,把背包像往常一样甩到床上的时候,我一瞬间百感交集:哇,原来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事,瞬间就和我没关系了。明天,我就不用走熟悉的路去上班了。说实话有点点伤感。
不过伤感也没持续多久,大概2分钟不到,这是台式机从开机到登陆进魔兽世界的时间。
房租还没到期是一个大问题。我的房租刚好交到月底,这就很尴尬。于是我硬是在杭州多待了接近半个月,就只是为了让自己的房租不要白交了。这半个月我每天就是打魔兽。没过多久,离职的所有伤感都被魔兽里面的坑X给转换成了愤怒——我真心想化身一道闪电顺着网线从浙江服务器游走全国,电麻那些坑人的崽种。
半个月之后,我就回了成都。



2


刚回成都的时候,我非常地坦然。
离职的时候我是裸辞,本来计划先玩一段时间。那家公司名气很大,也许找下个工作不会太困难,而且在离职前,我才获得了晋升,和同龄人比没有太大差距,等于有了一个事业上的合理空窗期。我家在成都有一个老破小的房子,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没有那种每个月交房租的压迫感,比较安稳——大概是这些构成了我心安的理由吧。
我决定先仔细看看我在成都的家:玉林。
这个词,作为地名,大概有两个含义:广西玉林市,成都玉林地区。前者以狗肉节出名,后者以一个民谣歌手唱的“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出名。这两个含义都和我产生了点关系。后者就不说了,土生土长在玉林,我也是从无线电一厂幼儿园、玉林小学、玉林中学一路读上来的。前者则是几天前,和一个德国人讨论问题的时候想到的,他一直问我吃狗肉的事情,当时我还没反应过来,想了很久,才琢磨出来大概他是搞混了两个地方。
那我有没有搞混“玉林”和“玉林”呢?
我想大概我也搞混了吧,3年没回来了,我成了玉林街头上的陌生人。在和发小逛街的时候,逛到新修的玉林西路酒吧街,竟有一种“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感觉。
还在惆怅时,我突然听到:“您好,能麻烦你让一下吗?”一看,是一个漂亮的女孩用普通话问我。
“哦哦,好的好的。”我赶紧用普通话回她。
原来这是一个很出名的小酒馆门口,骑着共享单车在门口东张西望的我像极了游客,挡住了那些真正的游客们拍照打卡。
我更惆怅了。
于是那几天,我都在玉林走街串巷,用玉林的现在寻找我的过去。说实话,这种对比有点尴尬,所谓“记忆中”也就是3年前,和古人那种“物是人非”比,差得有点多了。古人是蓦然回首,国家没了,我是蓦然回首,按摩店没了。玉林的变化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就是:拆了按摩店,修咖啡馆和酒吧。
自从那首民谣红了之后,玉林这块就真的以酒吧作为噱头重新翻修了。一时间涌入了无数网红小酒吧、小而美却总感觉似曾相识的咖啡馆。有些新店顺手接盘了之前满大街的按摩店的门店。这些老按摩店本身也属于严重的供大于求了(有条街至今还有老玉林存在过的痕迹,50米距离内有9家按摩店)。最开始,玉林都是成都最新的小区,不过后来一直没啥大的产业,逐渐从最时髦的街区,变成充满生活气息的街区,最后变成破败的老城区。按摩店的小姐姐变成了老妈妈,常去的顾客也越来越老,但点的套餐倒是越来越健康了。
回成都没几天,一次我和一个高中同学相约去附近走走看看聊聊天。结果走进一家书店,开启了我半年的读书之旅。
这家书店蛮出名的,在一条名字非常浪漫的街道上:彩虹街。我最开始的计划是列个书单,把几本书读完就收工。没想到后来越买越多,越看越不够。从政治,到经济,到哲学,最后一头扎入文学的大坑。
书店在门口放了几把椅子一张桌子,我从此就在上面安营扎寨了。几乎每天,我都骑大概一公里左右的共享单车到这家书店读书。到了之后把书包往街上摆着的椅子上一甩,就走进去点我最喜欢(实际上是最便宜)的20元的冰美式。点完咖啡,简单调戏下店员,就到门口去看书。
彩虹街和这个城市的性取向一样有点弯曲,风也是走了弯路过来的。道路两旁全是树。当风来的时候,你会先看见远方的树在抖动摇摆。这个时候最好放下书,抬头。当风吹过来,正好吻上风。风正在头顶的时,会吹落女贞树上的小花。小花像白色的炸弹,噼里啪啦掉在桌子上,书上,腿上,还有……咖啡杯里。风走远的时候,向街那边的人,投去祝福吧。风中有我和夏天的吻。
这里是个社交型的书店,经常举办各种分享会、读书会、艺术展和电影放映,而我对这些都不太感兴趣。不过偶尔碰上展览的开幕酒会,可能会全场啤酒免费。这是我最爽的时候。不管多么可耻,不管我多么看不懂这些展览到底展了个什么览,免费的酒该喝还是要喝的。只要是免费,我的酒量就直接逼近无穷大。打个酒嗝,笑着问店员,这酒可以带走吗?看到不善的眼神,赶紧大笑:“玩笑啦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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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玉林之后,我的生活节奏慢下来了。开始看书之后,我在精神上才真正慢下来。我终于不再用“别管那么多,先处理好眼前的事(全部互联网公司都需要这样一种表达,尤其是老板PUA下属的时候)”来麻痹自己,开始用书本把我的思想一帧一帧慢放,找出生活的低劣魔术表演露馅儿的那一帧。
我回想起杭州的生活,发现了很多个瞬间自己感觉不舒服,我不喜欢那种油腻的感觉,像是宿醉之后高度白酒在嘴巴里发酵的臭味。当大家都用“油腻”形容别人的时候,往往自己也已经油腻了,却不自知。简单油腻包括但不限于:鼓起来的肚子、脸上的油光、同事们相互客套装好人又在关键的时候图穷匕见、洗脚、酒桌上的推杯换盏。要说中国人油腻的集大成者,那一定在酒桌上。深夜路灯下,公司饭局上的中年人们,杯子碰到一起,除了碰杯应该发出的声音之外,啥也发不出来。
晋升之后的一次团建,我们去了一个看着很豪华的西湖边上的饭店。老板似乎对我在晋升答辩上的表现不是很满意,说他为了帮我通过费了好多口舌。然后他让我先喝一杯酒,说说晋升的感想。我端着这杯酒,说了一句废话。这个话题我真心不想聊,要问我为什么晋升的话,最主要还是“苦劳”吧。不过我也确实把“一件事”给做完了。在互联网公司待过的人,尤其是大厂,一定知道跨部门完整做完“一件事”有多麻烦。老板见状不满意,一定要我再喝一杯再说点。我无奈,又喝了一杯,然后我又开口说了一句废话。老板更不满意了,让我再喝一杯,再说。我端起第三杯酒,看着亮晶晶的酒杯,还有同事们的笑容,只有一个感觉:这个傻X酒店的灯光怎么他妈的这么亮,直晃得老子眼睛疼。
第三杯酒后,我一顿彩虹屁,终于过关。后来读了书,我时常懊恼不已。要是早读了这么些书,我肯定一杯酒就过关了,肯定一顿小马屁拍得全场舒舒服服的,自己能少受罪。
后来在成都的书店,我听到一个女士和一个男士的对话:
“我觉得你有点油。”
“我很油腻吗?”
“不不不,我不是说你油腻,你不是油腻的油。”
接下来的没听,但是我给她脑补了这句话的下半句:“你是油腻的腻。”
我想起了最后一次和我老板见面的时候,也就是我俩差点吻上那次。
他问我觉得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我脱口而出:“油腻。”
从他的反应上来看,这回答大概是伤了他的心了。我连忙解释,是“看着很油腻但是其实不油腻”,我就和书店遇到的那个女生一样,大概是第一时间说了心中最直接的看法,然后赶紧救场吧。
后来我细想,我老板真的帮助了我很多,也带给我很多成长,他答应的事情也都做到了,他是个好老板。我很希望在那家公司的第一个老板就是他,虽然他也有必须展示出自己油腻一面的时候。这是在一家互联网公司要活下去的必须。我愿意相信他其实是不油腻的,愿意相信他内心深处也许还是有一个白衬衫的少年。
至少离职的瞬间,我拥抱了这个少年。



3


我发现从杭州社畜程序员的身份转换成玉林街头上的一个彻底的无业游民,是有一个过程的,不是瞬间完成的。
微小的生活瞬间撑起了整个证据链:早上起床的时候,我一定要在床上仔仔细细地发会儿呆、吃家人煮的饭菜、睡到中午,看到阳光照在晾出去的衣服上,金灿灿的,想感慨一句“今天太阳真舒服”却发现没有谁可以告知;微信朋友圈里前同事点赞越来越稀疏直至消失,越来越多地和成都的朋友们约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聚会:“回来了哇?啥时候有空一起去吃酒哈!”
四川这边喜欢用“吃酒”。我喜欢这个词,准确来说,是我爱死这个词了。这个词细品一下有一种一往无前的冲动感,像套着大人白衬衫的瘦弱少年在灯光下攥紧了拳头——也许是这种冲动在我身上一瞬间消失了,弄得我有点晕头转向,我急着找补回来的原因吧。
我着实认真细想,这种“冲劲”应该就是杭州的生活和玉林的生活之间最大的差别。也许,我的生活本来只是一辆拖拉机,可我把它当成兰博基尼在开。一脚油门下去,感受不到跑车的推背感,倒是会先闻到柴油不充分燃烧的呛人气味。
“冲劲”的消失,也许就是一脚刹车太猛导致的。
之前在杭州,我活在边界感清晰的套子里面。生活就像一个模板,每天只是在为数不多的几个选项中排列组合一下:
早上睁开眼,选择是直接起床、刷微信还是刷快手。一般来说,直接起床最常见,但是很困,刷微信太费时间,刷快手超级醒神。在大清早让我彻底醒过来这件事上,快手永远不让我失望。
早餐很重要,直接影响一天怎么开启。最开始我喜欢那家开在文三路上的超级袖珍的煎饼果子店。它蜷缩在一个院子和“食其家牛丼饭”之间,大概只有几平米,里面只能站两个人,没有吃饭的地方,只有一个对外的窗口。店主是个中年壮汉,好像是河北人,又好像是山东人。他们一家子都会做煎饼果子。
对大多数人来说,总有那么一家店会奠定某种食物在你心中的标杆位置,我们叫:“XX就应该是这样!就像XX那家店一样!”他们做煎饼果子,能把薄脆炸成脆得有点扎嘴角。这是煎饼果子之所以是煎饼果子而不是卷饼果子的核心呀!那一口下去,薄脆在口腔里碎裂开来,牙齿一咬一撕,都是谷物熟透的香气,还有点味道——是加的鸡蛋、土豆丝、火腿肠、油条和葱。别说什么正宗不正宗,杭州文三路上的所有打工人都需要卡路里。
后来,这家店没了。不知道怎么没的,那张在一个有寒风的早晨贴出打印着“本店转让”四个大字的A4纸,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白月光。
煎饼果子没了之后,我像渣男一样无缝爱上了“甘其食”包子。我经常点自创的“四三二”套餐,4个包子,3个茶叶蛋,2杯豆浆。按理说,这段生活已经过去好久了,可是我满脑子都是一件事:甘其食少给了我2个茶叶蛋,有一天少给了,还有一天也少给了。它少我茶叶蛋的早晨,我的心碎得和茶叶蛋的蛋壳一样。我那两天整天都在心心念念:它怎么就少了我一个蛋?是手抖了还是错付了?它为啥就少我一个蛋不少别人,是我不够优秀吗?还是因为我起床气太大、脾气不好、表情管理失败惹打餐小姐姐生气了吗,所以用“一个蛋两个蛋”来惩罚我?我就像一个迷失的羔羊,在万塘路和黄姑山横路的交汇口失去了方向,失去了爱,更重要的是失去了蛋——两次!
如果重新让我再来一次,我会对打餐小姐姐说:“对不起,也许我没说清,但是我要3个蛋,不是1个蛋,不是2个蛋,是3个蛋哦。3个蛋,3个蛋里有我对生活的热爱,有我对明天的期许,有我的肉欲我的灵魂——我珍惜和热爱的一切美好食物包括茶叶蛋——尤其是茶叶蛋,绝不能被邪恶势力所践踏,谁也不行!”
第二次少了茶叶蛋,我憋着起床气和少了个蛋的double 气,气冲冲找到甘其食门口。
“今天还是4个包……”
“对不起,你们昨天少了我1个蛋。”
“啊?哦哦。可能是的,我们早上比较忙就手抖了。今天补你1个。”
我的怒火都融化在甘其食煮着茶叶的黑黢黢的汤里了。
后来甘其食也没了。因为疫情,那栋楼的物业好像出了什么事,整栋楼的商家都搬走了。甘其食好像搬去了附近的一个小区里面,太偏了。有一天那个小姐姐举个牌子,像古时候卖身葬父一样告诉大家,甘其食搬去哪里哪里了,希望大家过去买。
可太偏了,我不去。


------
我对早餐记得清楚是因为我不吃午饭,早上那一顿等于早午饭。我中午直接回家(我很疑惑,这里能不能用“家”这个字,我想了很久,还是决定用吧)去睡觉。中午躺在床上睡接近2个小时,这对我的颈椎和下午的精神大有好处。最重要的是,对我的心情有很大好处。
中午躺在自己的床上,舒适、安逸、软软的、臭臭的。那种在互联网公司忙中取闲的睡眠,甚至是超越之后躺平在家的睡眠的。在出租屋的硬床上,我打得出最软的鼾声。
再回家一般是晚上9点之后,这是互联网打工者相对较长的自由时光。
对不少人来说,他们会选择做很多充实的事情。但实际上,一个正常互联网公司的人,一般回到家就只剩下累了。一些选择,理论上存在,但我们实际上只会执行打发时间缓解自己疲惫的选项。我也许会打开PS4玩游戏,也许刷会快手。在我还有女朋友的时候,这个选项也有和女朋友相关的那部分。总之,这些可怜的几个选择拼接到一起,我们就称之为“自由”。
周末我最大的活动就是骑车去西湖边上的in77商圈逛逛。看着那些美丽的人们,看看美丽的西湖,在西湖边上认真地发呆。
西湖是杭州的海,倾听一切,不管你有什么故事都可以告诉它,又或者只简单又轻松地看着它。
我不能说杭州的太阳和成都的太阳有什么不同——因为成都压根就没有太阳。但是我能说,也许成都是没有“西湖”的,没有残霞金光映在湖面上星河滚烫,没有断桥苏堤名胜古迹。更重要的是,没有我的故事。
一次我和前女友在西湖边坐在椅子上对着日落的方向。太阳一点点沉下去,无数人望着正在被山吞噬的太阳,各怀心事。我也想跑去看,但是前女友在我肩头睡着了。当她醒来之后,我跑去岸边,却看到太阳已经落下去了。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看最后的太阳还是看她呢?也许有的故事就像句子末尾那个不太圆的句号一样扎眼,但那毕竟是我画上的句号,我书写的故事。
初到杭州,初到西湖边,我说:“这就是西湖?”
快离开杭州的时候,再到西湖边,我说:“这,就是西湖呀。”
我在杭州3年多的生活,主要是日复一日的平淡,还有一点点属于自己的精彩吧。平淡比辣子鸡里面的辣椒多,精彩比辣子鸡里面的鸡少。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篇就用了那个做针的例子说明,只有分工,不停地分工,更专业的分工,才是社会生产力提高的出路。这一方面促成了工业文明的伟大,也加速了人的螺丝钉化。螺丝钉是绝对扁平的,最好千篇一律没有误差。鱼哭了水知道,螺丝钉哭了谁知道?
当我脱离了螺丝钉的身份,突然就有了棱角,选择突然变得无穷多。
吃什么是问题,但什么时候去吃更是一个问题。我时常因为沉迷手中正在做的事情,直接忘记了吃饭,所以吃什么的问题变成了“这个时间(一般是下午4点、晚上11点)有什么可以吃”的问题。
下午4点,我去吃韩国烤肉。没人的时候,我会要求给我多烤两片——夸一夸大妈的红丝巾,看到大妈藏在脸上皱纹下的红晕,大妈一般都会应允;
晚上11点,我会去吃手撕烤兔。在没人的时候——好吧,手撕烤兔没有没人的时候,之前凌晨2点吃的时候人还是满的。大概也只有玉林,才能有24小时开业的烤兔店吧。这些凌晨吃烤兔的人身上,都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想到这里,我带着啤酒肚与希望重新上路了。工作3年多,内心汇聚的情绪和思考都变成我的倾述欲。我发现自己之前的人生也有太多需要重新审视的地方。我就像一个被闷了26年的臭屁,迫切需要释放。



4


直到回成都躺平了半年之后,我才真正搞清楚自己离职和痛苦的原因是什么。
那是一种没法回答“你的一生就要这样了吗?”带来的痛苦感。
离职其实只有一个原因:不爽。钱给得不够,当然不爽。精神层面上,满足不了人的价值感,也是不爽。
在杭州的时候,公司里有很多高职级的程序员,或者管理岗的人。我看着他们,实际等于看到了自己未来的一种模样。就这么走下去,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失业或者不失业、老婆爱或者不爱、帽子绿或者不绿、学区房买得起或者买不起、头秃或者不秃、肥胖或者不肥胖,在深夜的酒桌上吟诗还是来个黄段子,这些所有的选项,没有人能全部选择他们想要的那个。
当我想到我生命接下来的风景,都已经从别人身上看到过,就会有一种虚度光阴的痛苦感。也许对某些人来说,他们不会有这种痛苦感。但是对我来说,这种痛苦感确实存在,它不是象牙塔式空洞幼稚的理想主义海市蜃楼带来的饥渴感,也不是目标和现实差异过于巨大带来的撕裂感,而是我知道它却没有反抗它时,对自己勇气的质疑感。所以我称之为:我没法回答“你的一生就要这样了吗?”这个问题带来的痛苦感。
我害怕当我干杯的时候,酒杯里装满了我的懦弱。
在杭州的很多同事都是从小地方来的。问别人籍贯的时候,经常会体验到“中国原来如此之大”。他们身上不仅仅是个人的奋斗,也暗含了家族的希望。他们如果在北上广扎下根,下一代就立马是另外一种开局。同时,对于一些行业(比如互联网),是没有“家乡”可以回去的。回家要么考公务员,要么找个其他职业。不是大城市出身的人几乎所有决定的背后,都是一个同样的问题:去一线大城市发展,还是回老家?
而去一线城市发展,真的是越来越难了,这个现象被精准地形容为:内卷。一个从北京海淀区卷到成都的哥们儿,凌晨3点在玉林的街头对我说:“你丫知道吗?那些奋斗X周末全在工作,完全儿不休息!”这个长得像青年康熙的小伙子说完这句话之后,好像一下子苍老很多,直接老成了躺在病榻上马上要传位雍正的模样。在卷得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留北上广还是不留,要求的及格线越来越高,越来越难达到。于是人们从北京卷到杭州,又从杭州卷到成都。
刚毕业的年轻人加班到凌晨,举起工牌自拍一张美美的憔悴,发朋友圈骗老板一个赞。你知道这毫无意义。老板知道这毫无意义。但你俩还是在朋友圈相互捧场:
老板评论:“呀!这么晚了还在公司呀?”
你回复:“嗯嗯。还有点事情。”
老板回复:“辛苦了[大拇指][抱拳]”
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就像台上的话剧演员腰带断了裤子掉了,还要接着演下去。观众也得憋着不能笑,这才是最荒诞的。
后来我读了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结合现实,有一个粗浅的理解:工资就是让人活着的,不是让人实现阶层跃迁的。只是命运时不时会眷顾某些行业,让他们先赚多一点。一些埋头工作的人被命运带上了顺风车,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咋回事呢,就告诉别人:“奋斗就可以啦!”又或者,这个人直接是老板找人假扮的。在一个巨大的队伍中,就需要一两个这种人,且不管他们是真是假吧,反正是激励了大多数,作用达到了。
我的第一家公司(也是一家很大的互联网公司,毕业那一年在那儿工作)有次搞了一个员工“福利”内购,我们当时一票程序员可欢腾了。在紧张刺激中我终于刷开了网页,然后一看,内购的商品都是些桌椅板凳,最受欢迎(也最实用)的是一款护肝片。护肝片?可真够贴心的——哦,不对,贴肝的——连我们的未来都给安排好了:下次就是速效救心丸,再下次就是拐杖,再下次就是轮椅,最后就是棺材。也不知道棺材能不能送货上门、质保和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连互联网公司都知道了,996的结果就是护肝片给你打个折。
后来,我刷到一张图。这家公司北京的总部办公区的某个角落,放了一些免费避孕套,让员工自行领取。旁边写了四个大字:量力而行。
我更意难平了。


------
我躺平这半年看了很多书,一方面是扩展了我的理论边界,还培养了我曾经失去的阅读习惯和能力。
看了很多书后,我终于搞清楚了一个问题: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最开始,我想成为资本家。一想起能剥削别人,我就乐得浑身打颤。不过很快,我就看到了网上的言论。先不说当资本家的难度,当上之后也有这么大风险。于是我就光速放弃了自己资本家的梦。这是我羞耻的一生中,梦醒得最快的一次。
如果不当资本家,那就还是当程序员吧。有奶就是娘,给钱多我什么都干,钱给够了干我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这又没法解决我最开始的问题,我的一辈子就要当个程序员这么过去了吗?
于是,我想到了一个解法,这个解法,我称之为实现一个小目标:写本自己的小说(当然每个人的小目标不一样)。用一点点时间,实现一点点小理想,对我来说,就可以解决长达几年的痛苦感问题。所以我觉得躺平的时候顺带干这么一件事,算是有收益的。
那就干呗。
《李白》里面唱“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那至少我还能装装X,逗逗程序员同事:我写过小说,and you?眉毛一挑,尽是轻佻。
这部小说只为说一点自己想说的话。这在我看来是一件挺cool的事情,小说是自由甚至私人的,可以搞纯粹又浓厚的自我表达。而之前写代码肯定不能搞什么自我表达,否则同事们都想杀了你。
写小说和写代码有一点很相似,那就是在写的时候,我时刻在想一个问题:“我在写啥呢?”如果还要再加一点相似的地方,大概是,写代码我时常忘记自己之前写了啥,写小说我时常搞不清楚我接下来需要写啥。最不相似的一点大概是写完一段代码的时候,我时常感叹:“很完美,我写的代码到底为何会这么完美!”而写小说的时候,我时常感叹:“这几段也写的太差了吧!”
小说现在马上写完了。写完之后,我准备找个机会看能不能出本书,找个厂子印他个两百本送人玩。我不允许自己的臭袜子只有自己闻,我的朋友们有一个算一个都得闻闻看到底臭不臭。当然,如果有幸能火一把,我也是开心的。
我在书店经常看到那种,在我看来很糟糕一大摞根本卖不出去、却莫名其妙豆瓣评分9.2分的诗集。我想,这都可以,也许我也可以?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如果实现不了,就把梦想定低点。山不过来我就过去,出不了书我就去打印店打印自己订起来塞自己书柜里自娱自乐。
至于未来,我大概还是继续当程序员搬砖去。在成都买个房,谈一场双向奔赴的恋爱,结一段双向远离的婚姻,在厨房的柴米油盐中偶尔抬起头,回想起,我可耻的一生中,竟然还写过一本小说呢。

编辑 | 牛嘉宇    运营 | 梨梨



车 璞 汉

我叫车璞汉,

就叫我车璞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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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1-13 10:47 AM | 显示全部楼层

我用了整个青春,和身材羞耻告别 | 人间 · Z世代

 竹间 人间theLivings  202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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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自己正在一点点接受自己的身体,在未来的日子里我需要学会的是如何和它友好相处,而并不是为它感到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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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大饿》剧照



Z世代玩家手册丨连载



1


1996年11月,我出生在南方的一个农村家庭,母亲在我只有1岁多的时候就与父亲离婚了,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我从小和奶奶爷爷一起生活。在2011年去市里上学之前,我没有离开过这个小村庄。
我奶奶没有上过一天学,她总说“能吃是福”,永远觉得我还没有吃饱。她很胖,但是仿佛从来没有为体重问题困扰过。小时候我很挑食,只吃白米饭和炒土豆丝。进入青春期之后,我食欲猛涨,一顿可以吃掉半桌的菜外加两碗米饭。家里条件好转,零食也多了起来,最多的一次,我一天吃了7根小布丁雪糕,怕被大人发现之后挨骂,还把包装袋扔进土灶里“毁尸灭迹”。
机灵过头的后果就是发胖,初三那年暑假,由于贪吃和缺乏运动,我大概胖了20几斤。当时胖对我来说不是苦恼的源泉,更让我困扰不安的是,体重增加导致我原本就比同龄人发育得好的胸部更加突出。
我是小学升初中那年暑假开始发育的。一开始觉得胸部有微微的刺痛感,就像被针扎一样。我用手按压胸部,那痛感就像平时按压身上不知何时出现的淤青一样,以为是自己不小心在哪儿磕到了,于是晚上拿了红花油涂抹,期望第二天疼痛就会减轻。但是第二天,疼痛并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而且摸上去,感觉胸部里有一个肿块,这让我疑惑自己是不是生病了。
当时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几乎每天都会黏在一起,有一天,她鬼鬼祟祟地问我有没有感觉到胸部疼痛,我使劲点了点头。她又神秘兮兮地说,“因为我们的胸部开始发育了”,说完羞涩一笑。那时我的世界还很小,两个人就代表了全部,一听她也疼痛,我就放心了。
也是在那个暑假,一天天色黑下来后,我像往常一样去隔壁二爷爷(我爷爷的二弟)家玩,他家正在院子后面赶鸡进笼。我跑过去,二爷爷让我站开点,不要吓到鸡,然后用手推了我一下,正好碰到了我的左胸上。当时我感到惊恐和慌张,还有一种羞耻和恶心的感觉。凭借着直觉和从电视剧中得来的“男女有别”,我隐隐意识到这应该是对我的身体不利的行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二爷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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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秋季的余热未散,上了初中的我,乳房顶起胸前的短衫,像颗葡萄微微隆起,葡萄上还放着一粒米,我对此毫无知觉,奶奶似乎也没有发现她的小孙女身上正在发生的奇妙变化。
初一时,我在村里一位姐姐家玩的时候,她看着我的胸部,问我穿内衣没有。我问她内衣是什么,她把自己的内衣拿出来给我看,又告诉我内衣的作用和穿法。接着,她带我去了我们镇上,给我买了人生中的第一件内衣。我还记得,那件内衣的左胸上有一朵红色的玫瑰花。
回家后,我把内衣拿给奶奶看,她只是微微笑着,让我赶紧把衣服收好,神情与后来知道我第一次初潮时一样,既有欢喜,又有忌讳——而我关于月经的知识全部来源于我的小学同学,初三来月经时我还在住校,回家告诉奶奶时,她听后只是微笑点头,并没有告诉我要注意哪些问题。在家我用过的卫生巾,总会被她用根棍子压到垃圾桶最里面,让别人看不出来。现在工作后我再回到家里时,她也依然会这样做。
初三时我的胸部已经从葡萄长成了苹果,还穿着初一买的那件内衣,乳房在内衣里已经挤得很局促了。学校床铺紧张,一张床睡两个人,和我睡同一张床铺的是一个留级的学姐。一天晚上我脱了衣服之后,她不耐烦地和我说:“你能不能换件合适的内衣啊,你的胸部发育得太好,都要下垂了。”这或许是好意提醒,但是那种语气却让我觉得我的胸部犯了错,错在它们比同龄人的更加突出。我对身材的自卑与羞愧心理就此埋下了种子,在未来别人每一次或嘲笑或调侃的言语浇灌下生根发芽。
初中生物课本里有一章专门讲生理和生殖,我对这一章的印象只剩下两个:书页上的两个人体图,一个男性,一个女性;以及老师讲到这章时,课堂上的男同学们鬼哭狼嚎,一个个挤眉弄眼。老师匆匆忙忙地讲了两句就带着一脸尴尬地翻篇了,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如果这个时候老师能把这章讲明白,告诉我们女性胸部发育是和人饿了就得吃饭一样再正常不过的事——最好再告诉我们女性乳房的构成,造成胸部大小的因素,科普内衣的选购,以及我们该如何正视胸部发育这件事情——也许,我后来就不会为胸部的发育而感到羞愧和自卑了。



2


2011年,我从农村考入市里的高中,入校第一件事就是体检。我的体检单体重一栏里填着“62KG”,我偷偷瞟到同伴们的结果,都是40多。
这一瞟,让我第一次对于自己的“胖”有了概念。
此前有人说过我胖,但我从没放在心上。当时我对自己的身材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我认为胖瘦是天生的,胖的人生下来就一直胖,瘦的人将一直瘦,对于“每一个胖子都是一口一口吃出来的”这句话,我是长大之后才有了切肤的体会。
整个高中,我都在为自己的身体感到羞耻。为了让我的胸部看起来小一丁点儿,我总是弓着背走路,导致后来有点驼背。
有时我会去学校旁边的大型批发市场买内衣,总要逛很多家,试穿无数次——对于那时的我来说,能买到一件能够完全把胸部塞进去的内衣已经是件幸运的事了。我还不知道内衣有罩杯之分,以为只要穿得下就可以,总选那种勒得很紧的,导致了胸部湿疹。
如果看见哪家内衣店里有男性在,我会立马转头走得远远的。试穿时,老板娘总会盯着我的胸部,意味深长地说一句:“你发育得太好了。”——我最讨厌别人说这句话,即使是真心羡慕的语气,讲出来也让我浑身难受。我想要的不是羡慕,更不是嘲笑,而是毫不在意的态度,见怪不怪的尊重。
高中时期的同学关系被我处理得一塌糊涂。我为自己的身体感到羞愧和自卑,这种自卑又导致了我的敏感多疑。一旦聊天涉及到身材问题,我的自卑心就开始作祟,最后弄得双方都不愉快。在经历了几段失败的友谊之后,我把自己装进“爱学习”的套子里,尽量不和别人接触,每天除了学习就是学习,以此来维护我一击就破防的自尊心。
因为升学率更高,文理分科时我选了理科。理科班的男同学很多,每次下课他们都会成群结队地躲在教室后面看书,不时发出惊呼声。一次,我从卫生间回来,朝他们的方向不经意地一瞥,瞥见他们正捧着一本封面上印着身材丰满妖娆、穿着性感火辣女郎的杂志,津津有味地看着。我登时感觉就像有人在我脖子底下套了根绳,把血液挤到了脸上一样——我好像瞬间感受到男性对女性的某种渴望,而且这种渴望与女性的乳房有着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让我觉得恶心又厌恶,觉得自己的这对乳房是有罪的。
从那以后,我去卫生间经过男生旁边时,总会感觉他们在看我、对我评头论足。为了躲避他们的目光,我甚至要绕路。我对班上的男同学都起了厌恶之心,认为他们的思想是肮脏的。班上有些男同学总是公开开一些带颜色的玩笑,不堪入耳,还有个别女同学会附和他们的玩笑。这不仅让我感到恶心,更让我害怕他们把我当作调侃的对象。作为班上成绩数一数二的好学生,我尽量避免和他们产生交集,虽然没有听见过他们公开对我的身材进行评论和调侃,但是我心里对他们却依旧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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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桌是一个高个儿、黑瘦的男孩,总会问我一些他不会做的数学题。我觉得他和那群在教室后面看杂志的男生不一样,总会很细心地给他讲题。有一天他问我有没有看过《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我摇摇头。他说很好看,然后把他的MP4塞进我手里,跟我说一定要看,又告诉我MP4的使用方法。
那天晚上在寝室,我第一次没有开夜车学习,而是带着好奇心拿出MP4打开了视频。电影是未删减版,刚开始没多久,画面上出现了一个骑着自行车的男生勃起的下体。我想自己的脸当时肯定一下子红了,立马把视频关掉。那帧画面让我感到羞耻,认为前桌男生让我看这种视频,已经严重地冒犯到了我。
我把MP4还给他时,他问我看电影了吗,我头也没抬,冷冰冰地回了他“没看”。他又问我为什么没看,我毫无感情地回了句“没时间”。我向班主任提出要调换座位,说前面的男同学太高,挡到我看黑板了。班主任怕真的影响到我的成绩,就答应了。
下课后,那个男同学还会来找我问题目,我总是找各种借口回避,久而久之,他就不再来找我了。
多年后看这部电影,我才突然意识到什么。而当我再次联系这个男同学时,看到照片上他怀里那个笑得很甜的女孩,我知道,那些年追过的女孩已经和他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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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知道自己已经胖到被别人称为“胖子”的程度,是在高三操场上。有一段时间,下晚自习之后我会去操场跑步解压。有一晚我正在跑圈,围栏外有几个放学回家的走读生对着我大喊:“胖子,加油跑啊,多跑几圈你也可以瘦下来的!”听见他们的喊声后,我下意识地左右看了一下,发现整个操场只有我一个人在跑步。
高考之后,我去叔叔婶婶家玩。逛公园的时候,叔叔说让我减减肥。我开玩笑回应我不是胖,是“丰满”,然后看见了叔叔婶婶两人轻蔑地相视一笑。
虽然那时的我离成年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但我已经能够区分清楚什么是善意,什么是嘲笑了。



3


2014年,我去北京读大学。第一次去公共澡堂的时候,刚进门,就看见一个光溜溜的姑娘面对我走过来,我吓了一跳,立马从澡堂里退了出来。在门外定了定神,我告诉自己,大家都这样,没什么好羞耻的。9月的北京还很热,不洗澡人真的受不了,可我还硬是在门外磨叽了半天,才下定决心走进去。
在澡堂里,我等所有人都在柜子处脱完衣服进了冲洗区,才慌手慌脚地把衣服一股脑全脱了,生怕又有人过来,急忙进到冲洗区。当我发现每个冲洗隔间都只是用磨砂玻璃板隔开、根本没有门的时候,才认命自己真是躲无可躲逃无可逃了。放好洗漱用品,刷了卡,我战战兢兢地洗起来,一边洗一边左顾右盼,生怕别人对着我的胸部指指点点。观察了一阵子,发现根本没有人关注我,我的心情才逐步放松下来。
洗完之后,我光着身子去穿衣服——没有一个人对我流露出异样的眼光,大家都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情——我着实松了口气。
现在回想起来,这一次洗澡,让我思想里某些固有观念开始松动了,我开始敢于将自己以前拼命遮掩的身体在同性面前展示,不再感到局促不安。
不过,这次经历只是在我对身体和性的认知观念上面砸开了一个小孔。
北京的寒冷干燥让我不舒服,趁2015年春节回老家过年,我去一家医院看病,医生说我已经发展成了慢性咽炎,需要做微创手术治疗。
做手术之前要检查心电图。走进检查室,一群年轻的男实习医生围着一个中年男医生正在讨论问题。一个男医生让我躺在床上,其余的年轻男医生们都围过来,让我把上衣撩起来。我犹豫了,想着不能讳疾忌医,还是把上衣撩了起来。他们又让我把内衣解开,我却怎么也不愿意了。那个操作的男医生说:“你不解开我们没法做啊。”听到这话,我立刻呜呜地哭了起来,眼泪鼻涕流了一床。
那个一直坐在椅子上的中年医生站了起来,将那些年轻医生都“赶”了出去,轻声细语地对我说:“你看,他们都出去了,你放轻松点,心电图一会儿就做完了。”我解开内衣,第一次让自己的乳房袒露在一个男性面前。他脸上没有任何异样地做完了心电图。
这次经历对我的观念又是一次冲击,我第一次觉得,也许我的胸部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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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和大学舍友的关系日渐亲密,她们说话开始肆无忌惮,经常拿我的胸部开玩笑。我内心十分抵触,但每次都只是用微笑抗争。有一次我室友在自己朋友圈翻出一张照片,说把这张照片给她妈妈看了,她妈妈随即就说“这姑娘胸真大”,然后她问我,“你看看她胸是不是和你一样大”。
随着室友们玩笑的次数增多,我决心要减肥。只吃早饭,中午吃一个水果,晚上不吃,1个月就减了10斤。那段时间,我饿得前胸贴后背,像着了魔一样只想“上秤”——从食物那里失去的快乐只能从秤上找回来。每天早上睁开眼的第一件事是上秤,上趟卫生间回来再称一次,深更半夜饿得翻来覆去睡不着时,就从床上爬起来去体重秤上称一下,看到日渐下降的数字后,才能忍住饥饿感入眠。
同学们都说我瘦了,舍友开玩笑说我的胸部肉眼可见地小了一个罩杯。可惜好景不长,一次社团聚餐让我的减肥大计功亏一篑。再次让体会到碳水的美味后,我开始报复性地饮食,每天难以控制地摄入大量碳水,只用了5天,之前减掉的体重一斤不落地全长了回来。
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减肥以失败告终,并且由于节食,胃出现了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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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时,我学会了用网盘,还掌握了搜索资源的方法,我闯入了另外一片领域,补充了自己的知识盲区。
在过往21年的人生经验里,我虽然知道男女之间有情爱,也在电视剧里看过洞房花烛夜男女主人公相拥在一起亲吻、女主人公被脱到只剩一件肚兜的情景,但是接下来,我却只知道蜡烛被吹灭,床帘放了下来,接着就到了第二天早晨。所以我一直以为,男女之间脱了衣服睡在一起,他们就有了夫妻之实。
我看的第一部涉及到性的电影是没有删减的《色,戒》。我很喜欢张爱玲的小说,也带着那么点对男女之事的好奇。看完这部电影,我只留下两个印象,一个是汤唯很美,一个就是原来电视剧里拉上床帘之后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啊。我对性的感知不再是恶心,但依然带有某种避之不及的态度。之后,我又陆续看了《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情书》《朗读者》,也读了一些涉及男女之事的小说,它们都逐步改变着我原本的观念。
待网上掀起普及性教育热潮、网友晒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的小学性教育书籍时,我正好在看《老友记》,里面有一个片段我记得特别清楚:乔伊在瑞秋的卧室里发现了一本小黄书,他拿着那本书质问瑞秋是不是她的,没想到瑞秋大大方方地承认了,并说女性有这方面的需求很正常,她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这句台词对我的影响很大——原来性并不是我以为的那么污秽不堪,可以是一件很美好、正大光明的事。
对性的观念改变之后,我对自己的身体也宽容了很多,很少苦恼,也很少痛苦自责。我不再自我设困,但来自外界的评价仍然会让我感到难受和不自在。
如果之前我的身体羞耻来自于我自己的思想包袱,那么之后则更多来源于近几年网络上的身材焦虑。每天打开各类APP,里面总是充满着减肥贴,或诉说自己的减肥血泪史,或痛批自己因为肥胖受到的白眼和歧视。短视频里的网红大多是身材纤瘦,唯一出现的胖子可能还是个搞笑角色。我身边开始有更多人注重身材和体重,嚷嚷着要减肥,发出“要么瘦,要么死”的减肥宣言。
大四那年,我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落榜。我想再考一次,但鉴于家庭经济拮据,于是决定在毕业之前兼职赚点钱。在同学的介绍下,我进入了一家奢侈品商店当迎宾员,负责站在门口对顾客说“欢迎光临”。
那里的店员大都青春靓丽,和她们站在一起的我显得格外“突出”。一天店里一位销售姐姐说我该减减肥了,我说自己从小跟着奶奶长大,稍微吃少一点就要被念叨,总说减肥对身体不好,让我不要减肥。结果,她口气生硬地揶揄我:“你现在上大学,你奶奶没在你身边,也没见你瘦下来啊。”
那一刻,虽然我讨厌她说话的语气,但是我觉得她说得对。
店里有一位销售姐姐的胸部比我更加突出,但和我萝卜般粗壮的双腿不一样,她的腿很细,走起路来有点像小鸭子一样一摆一摆的。有一位男店员看见她在店里忙前忙后的样子,说“她怎么跟个怪胎一样”。
我心底冒出一股愤怒与厌恶,但是我却不敢当面反驳他,因为我害怕他再把矛头指向我。
我选择了明哲保身,装作没有听见他说的话,但心里却十分难过。



4


2018年大学毕业,我回家准备考研,每天骑自行车去2公里外的一所大学的图书馆自习。备考的最后2个月压力大,吃得少睡得晚,我瘦了下来。没有刻意节食,没有体重焦虑,瘦得如此轻松,以至于我以为自己以后都不会再胖回去了。但是考试一结束,我恢复到以往的作息和饮食习惯,又胖回了原先的样子。
考研再次落榜,2019年4月我在老家工作了。工作稳定之后,我试图通过考研时的办法减肥,每天晚上吃很少,然后骑上共享单车在外面溜一圈,结果2个月下来,体重纹丝不动。11月时,我进入本地一所大专工作。
工作1年之后,我有了一点积蓄,办了张健身卡,每天晚上跑到健身房健身,还跟一个瑜伽教练买了20节瑜伽私教课。2020年暑假,我上午学私教,下午去健身房,一来二去,又瘦了10斤。越瘦我就越有干劲,健身房去得更勤了,锻炼的时间也越久了。
就在我以为自己能够从此瘦成一道闪电的时候,我突然细菌感染了,整张脸又红又肿,在医院打了10多天青霉素。“可喜”的是,生病不能锻炼的这段时间,体重非但没有反弹,还瘦了2斤,数值减到了自高中以来最小的一次,只有103斤,整个人看起来轻巧灵动。
但是病一好,这2斤立马就胖了回去。
这年7月,减肥成功之际,我的人生仿佛也开了挂——我考进了省城一家大专任教,赢得了身边人的赞美,也总被人夸漂亮,虚荣心得到了小小的满足。
新单位的工作非常忙,没有时间健身,每天吃得也多,但我的体重还是保持在一个稳定的范围内。但不知什么原因,我患上了特异性皮炎,以前皮肤非常好,现在每天脸上又痒又红。那段时间生不如死,我一度怀疑是自己减肥导致免疫力下降。我开始后悔减肥,甚至觉得当初要是没有减肥成功该多好,只要身体健康,胖就胖吧。
于是,在2021年寒假,我疯狂摄入碳水,饿了就吃,甚至希望自己能再胖回去。我固执地认为胖回去了免疫力就能提高,皮肤就能好起来。
寒假过后,我如愿胖了回去,但是脸上的皮炎却依旧没好。更痛苦的是胸部又大了,整个人显得虎背熊腰,还会收到很多来自他人的奇异目光——这种目光多来自同性。
听从医生的建议,我又报了一个瑜伽班,每天下班后去做瑜伽。班里的会员身材一个比一个好,练习的时候穿得少,我的身材暴露无遗。和别人的横向对比,再和自己寒假之前的身材纵向对比,我又陷入了深深的自卑。我深切地体会到,人一旦减肥成功过,便很难接受自己再胖回去的样子。但我还是想表现出不在乎自己身材的样子,告诉自己健康最重要。
有一次我穿着瑜伽服跑了几步,胸前“波涛汹涌”。一个女会员一直盯着我的胸看,当我注意到她的目光时,之前所做的心理建设一瞬间全部崩塌,又开始弓着背,缩起身子。偏偏瑜伽馆的教练对于“不良体态”有一种偏执的纠正欲,老是让我把背挺直。另一个会员就开着玩笑说,大概是她胸前的压力太大了,所以把背压弯了。当时还有一位男士在场,我尴尬得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但又不能表现出我生气,反倒显得我小气。
在寻求心灵平静和慰藉的瑜伽馆里,我度日如年,每次去都心绪不宁,老是害怕别人下一秒就开始谈论我的胸。一天,馆里的教练和会员们聚在一起吃午饭,我外卖叫了两个菜一碗饭。为了表示友好,我问教练要不要吃点我的菜,结果她瞟了一眼我的菜,不屑地说了一句:“你怎么吃这么多啊?”
我总会听见瑜伽馆里的教练夸哪位会员又瘦了,哪位会员身材真好,她们还有意无意向我们灌输“私教的减肥效果更好”。这些话每天在我耳边回响,让我更觉得自己一定要瘦下来,甚至动了购买私教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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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在老家的瑜伽教练来省城进修,我去找她叙旧。她看见我之后,问我怎么胖了,是不是单位食堂伙食太好了。我说到了新单位后,一直状态不太好,只能用食物发泄情绪。她的脸色瞬间就变了,冷哼一声说:“压力大的人多了,怎么就偏偏你胖了呢?”
“你难道就不想趁年轻浪一把?”她说。
我问她“怎么浪”,她答:“瘦了之后穿漂亮性感的衣服去街上拉风啊。”还问我:“难道看见街上那些漂亮的小姐姐一点都不羡慕?”
我没有回答她。
第二天,她发了一条朋友圈,说一个女人灵魂再有趣,要是没有好看的皮囊也是白搭,配的是一张她自己练瑜伽时的照片。看完之后,我就将她拉黑了。
我发现她们正是煽动身材焦虑的那群人。在工作中,很少有同事会对我的身材指指点点,我想大概因为我们单位大都是已经生儿育女的女性,明白生活的艰辛,柴米油盐的琐碎,而保持身材和年轻的秘诀,无非就是花钱。但被生活所累的她们,既没有时间更没有闲钱。
想明白了这点,我放弃了花钱报私教的念头。我要锻炼身体,但我不想把钱花在一个煽动身材焦虑的地方。



5


今年6月,单位安排教职员工体检,项目中有乳房B超。检查时,B超室里有一位女医生和一位年轻的男医生,看见那位男医生的时候,我犹豫了一秒,但还是坚定地走了进去。我躺在床上,撩起上衣,解开内衣,将内衣推上去,完全露出我的胸脯。跟随女医生的话语指引,一步步将她提及的动作做好,没有犹豫,心情很平静。
给我做B超的女医生说,我胸部里全是脂肪,如果减肥的话,胸部形状会很漂亮,还说像我这种“脂肪会认路”的人,她们羡慕都羡慕不过来。然后还向我科普了一些乳腺增生方面的知识。这是第一次别人公开谈论我的乳房,不知道是因为医院的神圣氛围,还是因为医生的语气温柔,我没有感到气愤,也没有感到羞愧——尽管旁边还坐着一位负责图像收集的男医生,
回家之后,我在网上搜索关于乳房的知识,在B站上看科普视频时,里面提到乳房可以分泌乳汁、哺育婴儿,让我想起2017年大三暑假回家,生了二胎的婶婶在家里撩起衣服给小弟弟喂奶的情形——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女性的乳房还承担哺育人类幼崽存活的大任。一说到乳房便联想到性,是多么的肤浅幼稚啊,以前我正是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才导致了后来的偏见和苦恼。在一篇关于乳腺癌的文章中,提到了女性失去乳房的痛苦,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要为自己的胸部感到羞愧?如果能在小学升初中的那个暑假,或者更早之前熟悉关于乳房的生理知识,那我会不会在最好的青春年华里活得开心一点,而不是自卑胆怯?我会不会在高中的校园里就可以挺起胸膛走路,而不是弓着身子前行?我会不会拥有一段美好难忘的校园恋爱,而不是给一位少年的心留下重重困惑?
我也在网上看见过一些大胸女孩分享出国之后的感想,她们说在大街上想怎么穿就怎么穿,以前在国内不敢穿的吊带、抹胸,都可以大大方方地穿出来,因为不会有人盯着她们看。
她们真正地摆脱了身材焦虑,实现了穿衣自由,可以“挺起胸膛”做人了。我特别羡慕,因为我之前出门从来都是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但裹得越严实就越显得臃肿。即使我现在不再为我的胸部感到羞愧,我也没法不顾旁人的眼光,想穿什么就穿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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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在我之前加入的一个拳击运动微信群里,群主(同时也是拳击馆的老板娘)发了两个网红来拳击馆里上体验课程的视频。群里有个男士要求发两个网红的正面照,看完之后,一个男士说俩主播好丑,另一个男士马上说了句“身材还是可以的”,甚至有男士在群里开起了黄腔。
我鼓起勇气在群里说了一句:“对女性身材、长相评头论足指指点点,过分了。”说完之后,我的心砰砰直跳,这是我第一次公开表明我对于身材羞耻的反抗,我觉得那一刻自己像个英雄,高举着抗议的旗帜。
有两个女士也支持我的说法,站出来抨击他们的说辞。其中一个男士见我们反应这么激烈,回了句:“不要太认真,男人嘛,就喜欢如此。过过嘴瘾。”
一听他说这句话,本来不打算说话的我立马炸了,发了一长段文字来表达我对他言辞的不满。我告诉他,没有女性愿意看见男性在公共空间对其他女性评头论足,即使被评论的不是我们自己,我们仍会感觉受到了冒犯,所谓开玩笑并不能抹除一切。我问他,为什么群里有那么多男性,却只有他们几位表达出“男人的天性”,其他男性就没有所谓的“男人的天性”了吗?不,是他们懂得尊重女性,懂得约束自己的行为,而不是任由自己活得像动物一样。
说完之后,群里几位女性都表示支持我,我也感觉受到了鼓舞,而那个男士却不再说话了。
第一次,面对身材羞辱,我勇于站出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仿佛倾倒出了这么多年压抑在我心中的苦水——即使这种表达是躲在屏幕后面的。我知道自己正在一点点接受自己的身体,在未来的日子里我需要学会的是如何和它友好相处,而并不是为它感到羞愧。
编辑 | 牛嘉宇   运营 | 梨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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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1-27 10:55 AM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主动与世界断联的这一年 | 人间 · Z世代

 三月 人间theLivings  2021-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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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熬点夜吧,熬夜伤肝时间长了不好。”

“都熬习惯了啊哈哈哈,你咋这么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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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中国医生》剧照



Z世代玩家手册丨连载



1


2020年的夏天是我与这个世界断联的开始,当时我考研失败,就快要拿到大学毕业证书,正在一家电商公司实习,每天早上赶7点半的那趟公交,抱着沉甸甸的保温餐盒坐在公车座位上摇摇晃晃,从东边城乡结合部的窄巷子里一路绕到城北。下车就要飞奔,直到手机接收到写字楼上班打卡的信号,才能长舒一口气随着人流慢慢挤进电梯。
我的实习工作主要是负责产品平台宣传,每天跟着组长研究受众喜好,经过一段时间摸索后渐入佳境,只等着拿到毕业证书转正入职,开启社畜萌新生活。
但没想到,期待中的新生活,竟然是人生一场噩梦的开始。
我从小身体健康,虽然是个运动废柴,但抵抗力还算优秀,即便在流感肆虐的冬天也能在大学宿舍里全身而退,从来没有住过院。
起初只是喉咙疼,当时我还在专心考研,每天对着成堆的备考资料,以为只是压力太大导致的上火,便没放在心上。
症状持续了半年都没有缓解,甚至说话发声都变得异常困难,有时半夜还会被喉咙里的剧痛疼醒。8月我去医院做了喉镜,医生说我声带下长了“新生物”,让我吃药看看情况。我边实习边吃药,最后彻底说不了话了。我每天冷汗从后背透到前胸,开始用本子和笔与别人交流,不断适应着成为“哑巴”的自己。
9月我换了一家医院看专家门诊,医生戴着巨大的口罩和帽子,用瞪得快要掉出眼镜的那双眼珠子直直地看着我,没有任何感情波动地说:“你可能是喉结核,我们这里治不了,你去专科传染医院吧。”
我的心在那一刻停跳了半秒,我僵住了,直到出了医院坐在车站旁的阶梯上都没有缓过来,一种突然的无力和失重笼罩着全身。
当天下午,我和父母一起去了省结核中心。省结核中心在城南,换了几路地铁又坐上乡间大巴,我们从满是学生的大学城一直坐到靠近山岭的乡镇。在车上看着越来越少的楼和远处越来越清晰的山脉,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要被送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了。看着不远处那块写着“结核防治院”的牌匾,我联想到的是监狱和精神病院。
“69号,在这儿。”
护士朝病房里新加的病床一指,快速地套上被子和床单,我一脸无措地站在一旁,病房里其他的病友齐刷刷地看着我:一个胖胖的正在吃香蕉的妇女,一个戴着眼镜看书的学生,还有一个头发花白干瘦的老人。等护士走后,她们问起我的病,我尴尬地摇了摇手,指了指喉咙,示意自己不能说话。因为我是比较少见的“失音喉结核”病人,床头被贴上了语言障碍的标牌。查房时医生对我议论纷纷,护士也表现得异常好奇,每次都故意关心我一句,看看我的反应。
住院第二天清晨不到6点,被抽了有20多管血。我第一次感受到抽血被抽干,站起身,脚像踩在棉花上,从胳膊到手都没有半点力气,只能躺在病床上按着棉签一动不敢动,看着护士拿着一堆贴满标签的试管走了。
下午又是一波抽血,巨长的针头扎进皮肤的一瞬间,我硬是忍住了迸出来的生理性眼泪,可结束的阵痛让我只能任由眼泪喷涌。隔壁病床的大姐安慰我:“才开始抽都这样,像我已经抽麻木了,肿起来了。”
在这里,每个肺结核病人最重要的检查标本是痰,通过查痰,可以判断病人是否存在结核杆菌、是否处于排菌的感染期。检查需要的是早晨从肺里咳出来的深痰,清晨医院走廊里,患者们都在拼命咳痰,为了赶在检查标本柜收走前把咳好的痰瓶放好。
初来时,我接过护士递过来的7个空瓶直发愣,用力咳了咳,只咳出来一堆唾液,咳得声带一阵疼。像我一样不怎么会咳痰、也咳不出来痰的患者很多,但咳不出痰就无法鉴别是否仍存在结核菌,医生会安排患者做气管镜肺部灌洗检查。
气管镜检查是结核病院里最恐怖的存在,很多人在前几次都会选择全麻或者半麻,由于麻醉的费用高昂,后期再做气管镜治疗时,都直接局麻。听到主治医生给我安排了全麻后,我舒了一口气,恐惧被“全麻之后什么感觉都没有”的心理暗示抵消了。
检查当天我拿着麻药和卫生纸走进检查室,却被告知喉结核因为涉及声带,只能做局麻。我的大脑顿时一片空白,陪着我的母亲犹豫地看着我,我心一横:“那就局麻吧。”
气管镜检查室里面围着四五个穿着手术服的医生,“过来,躺下”,嘴里被喷了几下麻药,舌根处渐渐麻了。
“把你的口罩往上面放,遮住眼睛。”医生助手在我嘴上铺上一层层纸巾,在我手指上夹上心跳监控器,“平稳地张嘴呼吸。”
我跟着指令,感受到一根管子从鼻子塞进去,穿过喉咙伸进呼吸道里——我要窒息了——局麻的作用微乎其微,我身体的瞬间反应是把插进嘴里的管子吐出来。我开始干呕,呕出来的唾液浸湿了嘴上的纸巾,护士连忙又往我嘴上铺纸。我大口地用嘴吸气,喘不过气后本能地往外呕,身体刚不受控制地蜷曲起来,又被旁边的护士按了回去。
“哎呀,别紧张,平稳呼吸啊。”操作的医生有些埋怨,我每一次挣扎地喘气都导致了管子错位,他必须要扶正再操作。
我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几秒钟后我感到一根插进肺里的管子吸走了些什么,我又再喘气,喘不过气后又开始干呕……直到管子终于从我的鼻孔里拿出来,这一切才结束。
“好了,你可以起来了。”身旁的护士提醒我。
我坐起身,劫后余生般出了一头的汗,眼泪流了满脸,拿着纸巾捂住正在流血的鼻孔走出操作室。推开门,母亲接过护士手里的标本,我一直在擦拭流鼻血的鼻子。回病房的路上,我看到母亲哭了,可能是被我的样子吓到了。
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肺部灌洗液标本为阳性,我被正式确诊为肺结核合并喉结核,开启了漫长而痛苦的抗结核治疗。



2


结核防治院建在人烟稀少的山脚下,早中晚准时紫外线杀毒。我每天早上6点多去水房接水后,会迎着有些凉意的山风站在户外,卸下戴了整晚的口罩,呼吸片刻的新鲜空气。
结核病是全身性传染疾病,我和病友们患病的种类各有不同,但多多少少都感染了肺结核,因此戴口罩防止交叉感染成了一进医院就必须遵守的规定。可即使这样,很多患者依旧会随便吐痰在路边下水道里。我总是小心翼翼地绕过路上的痰液,心里埋怨着自己说不定就是被哪个随地吐痰的人给传染的。
结核防治院里的病人大多面黄肌瘦、呼吸气短,走得异常缓慢。每天清晨都有一行人围着医院内院一圈圈地走,远看过去像是一群很久没有食人的僵尸。下午是挂“利福平(治疗结核病的一线药物的时间,吊瓶有大有小,颜色鲜红通透,远看过去像是一瓶瓶血,“僵尸”们经常开玩笑说:“咱们又该补充血了。”
病友们人人抱着暖水袋,随着天气越来越凉,液体流进胳膊的感觉越来越明显,我手背上一针针扎过的痕迹也越来越重叠,针孔处长了新肉,形成了一条条疤。
同病房的刘阿姨的手臂干瘦,手扎多了针后很容易鼓包,每次护士从一号床扎到最后一床时,她就已经跑针了,只能重新扎,扎在手腕上、胳膊上,针头就在肉皮上颤颤巍巍地悬挂着。为了防止跑针后又要重新扎针,我们在扎针前都会疯狂地拍自己的手背,或者把手放进热水里泡着,让扎得僵硬的血管暴起来。为了保持血管处于良好状态,我每天都在手臂上贴4至6小时的医院自制药膏,一贴几十块钱,我不舍得浪费,就一直贴着,直到药膏干硬了才取下,贴得太久,皮肤上出了疹子。
住院后期,我两只手背的血管已经被扎得没了弹性,护士会直接扎到我胳膊上。技术高超的护士会扎在小血管上,针头悬在半空中,我的手臂只能一动也不敢动地僵直着。也可以选择在手臂上扎滞留针,但每天的护理费也远超普通针,很多病友尝试了几次后便不再继续。
除了每天必要的输液,我还要坚持做雾化治疗(将药物经吸入装置分散成悬浮于气体中的雾粒或微粒,通过吸入的方式使药物沉淀于呼吸道)。早上护士将药放进雾化试管里后,我一只手挂着针,另一只手打开机器,咬着管口不断深呼吸,药雾包裹着我的声带被吸进气管。入院时我几乎完全失声,医生的那句“你以后声带可能恢复不了”让我深深地恐惧,于是每次我都用尽全力地吸,20分钟的雾化吸到最后,只觉大脑缺氧,腮帮子咬得僵硬。我想,如果每天坚持用最正确的方式做雾化治疗,药就能快点吸收,我就大概率不会变成哑巴了。
10月的山脚下已经开始降温,国庆节连着下了好几场雨,大部分医生放了长假,也少了一些护士的面孔,医院显得有些冷清。我与外面的世界已经断联了1个月,躺在病床上,望着电视发呆。看着一天天往后加零的账单,大家心里都清楚,这医院就像一个牢笼,囚禁着身体也摧残着精神。靠近门口床位的女孩每天扎完针都要感慨一遍:“唉,什么时候能出院啊,我这手肿得都跑针了。”
“忍忍吧,会越来越好的。”刘阿姨安慰她。
我的床位靠窗,每天都能听到其他病房传来的声音。隔壁病房住着一个“特护”的老年病人,需要全天24小时监控心跳,安静的时候,能听到机器一直发出的“滴滴”声。老人床边经常坐着一个男孩,20岁左右的样子,我入院几十天,只见他一个人在,坐在病床边,睡觉吃饭一刻也不敢离开。他一直握着老人的手,我每次经过病房门口,都能感受到他的害怕和疲惫,想必老人是他很重要的亲人吧。
有天晚上护士查房查得晚,我迷迷糊糊快到12点才入睡,没过多久,就被楼道里的动静惊醒了——是那种病床滚轮快速推动发出的巨大摩擦声。我听见值班护士大声地喊着:“呼吸!吸气!吸气!”
随即传来主任急匆匆问话的声音,言语间的紧张彻底打破了夜晚的平静。第二天一早,我听到路上有人在讨论昨夜的抢救,听说是隔壁病房的老人。
我第一次感觉死亡和我如此接近,就隔着一堵墙,一道门。
后来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守病房的男孩。有人说老人转院了,有人说去世了,流言真真假假传得越来越悲凉。待在医院,看到的人生百态比平时更残忍直接,小小方寸之地,有人失声痛哭,有人愁眉不展,有人冷漠淡然。



3


经过治疗,我的声带恢复了一些,能发出声音那天,我激动地说了好多话,忍着疼痛证明自己不是个哑巴。病房里的病友都惊喜地望着我:“你能说话了?!”我感觉自己重获新生,给我扎针换药的护士也都激动地祝福我:“平时多吃点有营养的,体重上来了就好得更快了。”
除了挂针和雾化,我还要坚持每天吃药。“药不能停”在结核病院里是每天实实在在的写照。彩色的胶囊和各种形状的药片被塑封在药袋子里,倒在手里一大把,有的药片发酸,有的胶囊发臭,有时药太多卡在嗓子里,我灌水送药撑得胃难受不已,吃完就已经饱了。
结核病的高消耗迫使我一边吃大把的药,一边补充恢复期必须的营养。香蕉、苹果、弥胡桃是病房里最受欢迎的食物。医院的饭少盐少油索然无味,母亲在医院附近村子里租了一间房给我做饭,是一个村民自住房的二楼,一个月500块钱,比住在宾馆里便宜很多。
沿着窄窄的楼梯经过走廊,有个小院子,有5间房,住满了住院病人的家属。房间里通常陈列着一张床和一张桌子,桌子上自己带的锅和炉子连着窗户外的插线板,墙上钉着根贯穿整个房间的铁丝,挂着毛巾和口罩。一近中午,家家窗前便开始油烟夹杂着饭香一起翻腾,味道能一直飘到村头。
租的房子隔壁住了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女孩,叫任玥。她得了肺合并气管结核,每天咳个没完,说几句话就轻轻地咳几声。由于顺路,我和她一来二去地熟悉起来——说起来也算有缘,我俩的主治医生是同一个。
那位叫崔敏的见习医生,身高中等,体态微胖,戴着圆圆的金属边眼镜,走起路来慢腾腾的,负责的病人大多是很年轻或者基础病很少的中年人。她是病区里比较出名的医生——别的医生靠经验和地位出名,她则是靠病人一传十十传百的吐槽而出名。
医生办公室设在一楼走廊,门口经常站满了等待询问病情和想要看CT片子的病人。病人们每天还没到医生上班的时间,就望眼欲穿地盯着办公室的门,门推开的那一刻,如果自己的主治医生刚好出来,就能询问一下病情和治疗安排。我和任玥也在门口等过,想要问一问各自的治疗方案,崔敏总是三言两语打发我们,清冷的声音像是飘过来的,边说边退,整个人完全进了办公室后就快速关上门,自顾自说话的声音跟着身影消失在门缝里。她只要看到病人探头进了办公室,便会直接喊道:“出去出去,别进来!”
她总是来得晚,走得早,护士们装好吊瓶催促扎针之前很难见到她,我只能躺在病房里扎着针等她来查房。往往快到中午时她才轻飘飘地走过来,医生帽将头发裹得严严实实,面无表情地问一句:“今天咋样啊?”然后迅速结束对话,在本上画勾后飘走。刘阿姨和病友们有时也觉得她过于冷淡,同情地看着我:“你的医生每次来咋啥都不说啊?”
由于病种特殊,医生跟病人保持距离是可以理解的,但相比主任把病人带进办公室耐心讲解,崔敏的冷淡难免让人觉得心寒。
刘阿姨的主治医生姓胡,是个戴黑框眼镜的瘦高男人,每次来的时候总是笑盈盈地对身边的助手吩咐检查内容。刘阿姨的胃不舒服,吃不下饭,总是一遍遍地问他:“我现在为啥吃不下饭啊?我为啥会得这种病呢?”胡医生就笑笑:“没事,阿姨,肠胃有反应是药物的副作用,你就安心养病,这又不是什么治不好的病。我给你安排了这几个检查,检查一做咱们看结果再看需要添什么药。”然后用手帮刘阿姨掖好被子,随即取出上衣口袋的酒精朝手上喷了喷。
隔壁病床女生的主治医生是个有些发福的大叔,他常用轻松的语气安慰自己的病人:“没事儿,没多大的事儿,别放在心上,这是很正常的。”也会在她做气管镜的时候说:“你做气管镜局麻就可以了,因为你还年轻,全麻对身体不好。一会儿我让护士给你把需要的药拿过来。”
崔敏冷淡和寡言少语的风格让病中本就敏感多疑的病人们越来越不满,私下互相哭诉的事情不少。一次在办公室门口的走廊里,一个中年女人对着崔敏哭得歇斯底里:“我已经等了这么久,要到什么时候?你为什么不说清楚呢?”
“你不想做就别做了嘛,做检查的钱又不是进了我兜里。你问我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气管镜室的人。”崔敏也不认输,声调扬得高高的。我和几个病友站在一旁被她看到,她扭过头,用有些尖锐的声音对我们说:“看什么看啊,别在这儿看!”

“医生,我这个胳膊起了点红疹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那加个过敏药吧。”

“我最近感觉有点盗汗没事吧?”

“那给你开个止汗贴吧。”

“我最近有点感冒,不知道会不会感染影响病情啊?”

“感冒就吃药啊。”

崔敏不仅不苟言笑,也不怎么说治疗的安排和方案,我的声带没有完全恢复,和她的沟通愈加简短生硬,很多安排都是护士通知后我才知道的。虽然我安慰自己:没事,只要她能治好我就好。可看着病友们与各自的医生交流顺畅,我却对自己病情的发展充满了担忧和焦虑。我用一天都不怎么说话的声带想要和她交流时,总是会得到冷冷的回复。病友们有时候也会当着我面感慨:“幸亏我不是你这个医生,要不然我要气死了。”
我只能默默地拉上帘子,几度控制不住地哭。我寄托在医生身上的期望彻底崩盘,我希望听到几句病情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的话,哪怕是敷衍几句,我也能用它安慰自己一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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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楼的二楼是耐药病区,这意味着这里的病人们要承受比普通病友更高价格、更强副作用的药物压力。一次我去接水,经过楼梯拐角时看到一个瘦得皮包骨的中年男人缩在角落里抽泣,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但在医院里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他们孤身一人吃饭、锻炼、取药,付着每天不断增加的医药费。
看多了悲凉,一点温暖都变得弥足珍贵。
我们所在的病区有一对情侣,每天在病房前拥抱,拉手去医院的食堂,没有因为怕对方传染而心有芥蒂,反而每天笑嘻嘻地告别又再见。我在水房接水时看到过他们隔着口罩接吻,一旁接水的阿姨看到两人的举动后满脸嫌弃。
“多大了还不知道注意,在医院都得病了还搂搂抱抱。”
我和旁边的女生不约而同地相视一笑,看到了彼此眼里的一丝丝羡慕,共同经历病痛的感情,会更难得纯粹吧?
在我住院不久后,病房又住进了个藏族大姐,她的后背上鼓起了个大包,由于压迫气管,每次睡觉呼吸时发出像公鸡打鸣一样的声音,有时候像是会在半夜直接睡过去。她不会说普通话,但有一个会说汉语的弟妹,和她挤在狭窄的单人病床上照顾她。她们每天刷着短视频,里面反复播放着藏族歌曲,有时跟唱几句,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害怕她吃不惯医院的饭,弟妹会在外烧好饭送进来,跟过来巡房的医生翻译她的病情。这样的亲情让我触动,想起母亲给我送饭的时候——两层的饭桶打开,里面放着我最爱吃鸡腿和米粥。看着病房里其他人羡慕的眼神,难以名状的感动和幸福一瞬间哽在我的心头。
无论什么时候,只有父母是最疼爱我的人,最关心我吃得好不好,心情好不好,身体力行照顾我。微信里都是他们的问候:声带好点了吗?护士今天扎针疼不疼啊?医生今天有没有说你检查的情况啊?他们是我在面对病痛折磨感到害怕孤独时,永远坚定地温暖我、照亮我的港湾。我感恩他们,永远爱他们。



4


11月的时候,我住院2个月了。期间接过一次朋友的电话,忍着声带的疼痛,和她断断续续说了将尽10分钟的话,能简短就简短,能不说就不说。我不敢告诉她我生了什么病,只说嗓子出了点问题在住院。朋友叮嘱两句叫我好好休息,便忙自己的事去了。
藏族大姐做手术转院后,新来的女孩睡在了我旁边,是个准研究生。看着每天挂着针的手,她哭笑不得:“我同学还有我们村的人都以为我已经读研了,谁知道我在医院天天挂针呢……”晚饭后我经常听到她和朋友打电话:“我现在读研时间少,就晚上有点时间……我最近没怎么发朋友圈……”她不敢告诉朋友自己得了结核,只好一个个地隐瞒。每次放下电话后又头痛不已:“我恐怕出院了也回不了家,村里的人说不定会以为我退学了。”
结核病院里充满了各种各样这类谎言。
刘阿姨在家排行老五,得了传染病害怕被家人知道,不接姐妹们的电话。4个姐妹一个接一个地给她打电话,她只好不是说自己工作忙,就是推说假日不休息,闹出了一连串笑话,最后被识破谎言,只好哭着把实情全说了——从根儿上,我们这些结核病患者都觉得自己不是正常人,要不,谁会天天戴口罩睡觉呢?
因为结核病院没有复查喉咙的设备,我回了市里一次。那天下着雨,我打车往地铁站赶,刚好赶上晚高峰,出租车堵在乡间集市的小道上,雨水声混在交通拥堵的泥泞里,嘈杂一片。我忍着刚挂完点滴没有吃饭的恶心稍微把车窗摇下去了点,风带着水汽拍打在我的视线上,断联了2个月的我又触碰到这个世界了,却觉得与之格格不入。
地铁上一如往常地拥挤,我挤坐在座位的角落,看着地铁上的乘客——有闺蜜聚在一起聊天的,有下班疲惫不堪的,有带着耳机打游戏的,有讨论考研复习的。我把沉甸甸的包放在腿上,里面装着我的药和病例报告。
我是回到人潮涌动的都市了,但我没有一点安全感,我突然觉得只有医院才是我应该待着的地方——那里大家都有病,都不能正常地生活。我忍着饥饿感带来的反胃,一遍一遍地把想要夺眶而出的眼泪往肚子里吞。下了地铁,我坐在饭馆里开始哭,控制不住地大哭。可能是太饿了,又或者是被刺激到了,我指着菜单上的饭示意着服务员,却听到他们在低声讨论我一定是谈恋爱被甩了。
硬是混着眼泪把饭吃完了,那是我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哭得忘乎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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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过半,我的声带又恢复了一些,已经可以长时间正常说话了,喉镜检查的结果显示,“新生物”已经消失,紧接着我又被安排做了气管镜。
崔敏让我填告知单的时候给我写了“全麻”,我抬头对她说:“我要做局麻!”
“局麻?”
“麻醉师说喉结核不能做全麻。”
我比上一次检查更紧张。我坐在检查室门口的走廊里一遍一遍告诉自己:你已经有经验了,一定会比上次更加轻松。但当我躺在操作台上的那一刻,心却狂跳不已,身体抑制不住地发抖。被口罩遮住眼睛的我,在迷糊中听到身旁的医生说:“你紧张干啥嘛,心跳跳那么快。”紧接着又是窒息般的吸气干呕,我不由自主地蜷起身体,“不要动!不要动!我给你上药呢!”挣扎间我紧紧抓住了护士按住我的手,就像抓住救命的稻草。“快好了,快好了……”她安慰我道。我眼泪纵横,心里祈祷着再也不要做气管镜了,再也不要。
这次气管镜检查过后没几天,我的痰检被告知呈阴性,终于被允许出院吃药治疗。办理完出院手续,我和病房的病友告别,大家都互相许愿说和医院再也不见。
11月末的天气已经彻底凉了下来,我穿着羽绒服打车回家的时候夜风习习,望着窗外家家户户点起的灯火,我心里雀跃不已。
我回家了,我终于逃离那个可怕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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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结核病院(作者供图)



5


从医院回家后,我依然是被隔离的对象,在家一直戴着口罩,吃饭也单独在自己的房间里,每天用紫外线灯做着消杀。我自认为是个积极阳光的人,但养病期间令我“破防”的事却时时发生。
“破防”的主要原因是同辈间的压力。之前我是朋友们的情绪垃圾桶,有什么烦恼他们都和我说,我也能积极回馈鼓励。但现在,他们发消息和我说起职场、读研、情感压力,我通通都不想回复——只要健健康康活着都已经是最幸福的事了啊,我没有多余的心力去安慰任何人,于是主动和他们断联了。想到已经工作的朋友经历职场获得了经济独立,考研的朋友提升学历钻研知识去了,而我还在每天与病魔斗争,就对袭击身体的各种反应诚惶诚恐。
过年期间我几乎抑郁了,桌子上的一排药换了一瓶又一瓶,我每天都面无表情地吞下一把胶囊。长时间吃有毒性的药让我的身体苦不堪言,胃出现了问题,每天吃完药都疼得要裂开,半夜也会疼得醒过来,辗转反侧间心脏也疼得更厉害。吃不下油腻的东西,看不了世界的美好,我的身体和心灵都疲惫不堪,一到夜晚就恐慌,开始害怕睡觉。
除夕当晚,全家人各自在房间吃完饭,我坐在沙发的一角远远地看着春晚,自动与其他人隔开距离。一年过去了,又是新的一年开始,一切会好起来吗?我不知道。
零点的爆竹和烟花声突然变大,我复制着“新年快乐,祝你健康平安快乐”给我通讯录里的每一个人。有的人回了,有的人悄无音讯。朋友发消息说:“大年除夕我又要熬夜了,昨天熬到3点,今天不知道要几点。”我回她:“少熬点夜吧,熬夜伤肝时间长了不好。”她回我说:“都熬习惯了啊哈哈哈,你咋这么养生?”
确实,健康是在平时正常人的许愿清单最微不足道的愿望。不知道他们会怎么看待我的祝福,但在那一刻,我真真切切地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不要体会到生病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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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春天来了,风都暖了起来。我看了一部叫《天赋异禀》的纪录片,讲述来自全球各地患有罕见疾病的人的故事,这些人生来就面对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却依然勇敢乐观地活出人生。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严重到睡觉都需要机器维持的患者,他让我联想到了每天不敢睡觉的自己,看着他带着呼吸面罩艰难地喘气,我突然觉得,相比于他,我的病又算得了什么呢?一个连睡觉都无比艰难的人依旧这么乐观坚强地活着,我一个可以治愈疾病、只是现阶段停滞不前的人有什么理由郁郁寡欢呢?
从那之后,我迫使自己下楼晒太阳。春日阳光温暖和煦,白云软成温柔的团子,连成片的粉色桃花和从石缝里钻出的小草让一切都生机勃勃。我在公园里看到一个腿脚不好的女孩做康复训练,双手支撑着铁架一步步挪着向前走。猛然想起《有匪》里谢允对阿翡说的:“你手握利器,只要刀尖向前就能披荆斩棘,这还不够幸运吗?”
是啊,有为美好未来拼搏的资格,本来就是一种幸运了。活着,才有希望,活着,不就可以期待美好吗?既然现在人生已经跌入低谷了,那之后的路怎么走不都是向上吗?
我开始按着菜谱学着给自己做饭,读了在书架上没开封过的书,学了一直想尝试的尤克里里,等到断断续续能弹上几首曲子的时候,已经过了炎热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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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中旬,我与这个世界整整断联了一年。医生看过了检查结果后宣布:可以停药了。
当天晚上,我吃了一年都没敢碰的鱼,买了楼下花店刚到的向日葵,发了一年没怎么发的朋友圈。朋友私信我打趣:“好久没见你冒泡了,原来你还健在啊。”
是啊,我一直都在。经历了一次有点不敢回忆但永远记忆犹新的病痛折磨,经历了一次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停滞,明白了不管经历什么苦难,只要这个世界依然存在,爱你的人依然存在,你对美好的向往依然存在,就永远不会与这个世界断联。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编辑 | 牛嘉宇    运营 | 梨梨


三 月

努力爬坡95后,

间歇性悲观的乐观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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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2-11 08:17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今年22岁,打工7年,不想回家 | 人间 · Z世代

 柴胜男 人间theLivings  2021-12-11 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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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确实快乐了,我呢?我“跨年”这一天被冷风吹得嘴唇子都裂了,脸也皴了,大鼻涕都快流出来了,我快乐个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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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我要我们在一起》剧照




1


我的籍贯是大理,白族,但我和妹妹出生在西双版纳的景洪。我爸是建筑工人,常年拖家带口在各个工地上干活,一个工程干完就奔着下一个工程去,所以我们经常搬家。我从小跟着大人辗转于景洪周边的勐满、勐海、勐养,其中在勐养待的时间最长,在镇上的小学从二年级读到五年级。
在西双版纳,最忘不了的是泼水节。这是件大事,学校会给我们放7天假,还能上街玩水。泼水节当天镇上大多数店铺都会关门,穿着明黄和赭红色僧袍的和尚会从庙里涌出来,结成方阵吹吹打打地绕着镇子游行,边走边用叶子蘸水甩向路人。他们念的什么经我们孩子听不明白,也不往心里去,我的兴趣只在于拿水枪玩打仗游戏。节日就好像天赋神力,让我在这一天有了个不挨批评的特权,拿着水枪在外面疯玩了一天后湿漉漉地回家,老妈非但不会骂我,反而还会任劳任怨地帮我换衣服洗澡。
我们白族有另一个民族节日,叫做三月街,亦称观音市。三月街主要形式就是赶集,被人称为“千年赶一街”。过节时会在马路上搭起绵延数十米的大棚,以供摊贩们做生意,还会有赛马舞狮,持续7天。我记得幼时妈妈总是在节日的末尾才带我们去凑热闹,因为那时集市上的东西会比较便宜。
小学五年级下学期,我爸把我和妹妹转学回了老家,留下妈妈照顾我们,自己一个人外出打工。我老家在大理市18公里外的一个小镇喜洲。喜洲的开化程度远远不如西双版纳,学校里的孩子们普遍早熟,好勇斗狠,相互之间打架斗殴是常有的事。本地的孩子上学晚,我当时是五年级里年龄最小的学生。和我同班的学生中有不少人是根本不学习的,他们的人生规划通常是:小学毕业后就不上学了,先打工、务农,然后等年龄一到,就应征入伍。
我在学校挨了不少揍,被迫帮同学写作业是常有的事,最夸张时,我书包里能有10本练习册,里面只有1本是我的。我每天写作业到凌晨,开始写不完急得直哭,后来也就习惯了。在这种变相的题海战术折磨下,我的分数扶摇直上,到六年级时,已经稳定在前5名了。
后来我妈发现了我受欺负的事,到学校里大闹了一次,让我写作业的那些同学都挨了老师的体罚,当然,后来他们又把拳脚还到我身上了。不过,从此之后没人再让我写作业了,别人要写到晚上9点的作业,我6点半就能写完了。
不过伤害还是留下来,2011年小学毕业之后我到医院测了眼睛,左眼近视200,右眼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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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毕业后我进了大理市一所挺好的中学,学校位于大理古城,当时附近还有不少报刊亭和书店,不像现在,人民路上全都在卖旅游纪念品和小吃,都是宰游客的。
但学校没有宿舍,所以像我这样从镇子赶来上学的孩子,只能在校外租房子住。我爸妈给我找了一间小单间,一年只需1000块钱,在一栋很老的楼房里,一楼是砖石结构,二楼就全是木板和篾席了,毫无隔音可言,没有卫生间,只能出去上公厕,洗澡亦然。
我在这间陋室里一住就是3年,每周回家1次。一个人住没人管,我迷上了漫画和小说。我妈一星期给我的70块钱生活费,有将近一半花在买齐那几家杂志社的连载漫画。小说太贵了,买不起,只能借同学的来看。
我看的第一本小说是《斗破苍穹》,当时它还没完本,很火。我入迷得很,又因为借来之后很快要还,所以就废寝忘食地看。回家了看,下课了看,上课的时候也要偷偷看。这样一来,语数外政史地物化生9门课,除了文科以外,我通通考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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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上学期的一个周五,我刚回到家准备吃饭,两位伯父就带着一堆亲戚来敲门了。只看见他们同我妈说了几句话,我妈就开始哭,然后拿着家里的几千块现金和银行卡,没来得及跟我说几句话,就收拾东西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爸在工地上突发心肌梗塞,送医院抢救了。
没救回来。
我觉得很不真实,连我爸的骨灰被带回来送到山上埋了,我都没有那种失去至亲的痛苦。直到我回到学校,发现老师同学看我的眼神不一样了,才在校外自己租的小房子里哭出来。可青春期的我,觉得男人是不能哭的,所以又咬牙忍住了。
我连续几个晚上做了跟我爸有关的梦,大多都忘了,只有一个印象深刻:他在山上泡温泉,温泉水是金色的,很暖和。我妈带着我和妹妹去找他,爬山,爬着爬着只剩我一个人了。我爬到山顶发现他不在山上,而是在山下的一个院子里泡温泉,于是又下山。好不容易到他身边,我正准备进池子,他突然说,“先去洗个澡再下水”。
我就去卫生间淋浴,洗着洗着我就醒了,到底是没泡上温泉。



2


我妈独力抚养我和妹妹后,压力很大,基本上一天到晚都没好话,一张嘴就是骂人。她说自己在外面干活的时候都是高高兴兴的,一回家就怒从心头起。
2014年初中毕业后,我没考上好高中。而我妈已经明摆着不会继续供我上学了——当时家里欠着外债,确实困难,于是我很快在镇上的家具店找了份工作,月薪1200。那家店挺大,一楼卖家用电器,二楼卖家具。我最初是售货员,但那时人很内向,根本不堪此任,然后就被派到二楼干体力活了。
家具店老板是个离了婚的胖男人,每天要睡到中午才起床,然后穿着T恤短裤坐在柜台后面玩手机。店里的经营是另一位瘦主管在抓,此人精明强干,属于那种在社会上混了很久的老油条。
店里还有一个专职送货的师傅阿波,快30岁了。他很照顾我,因为我年纪小,就喊他“波哥”。波哥跟主管是同一种人,但还有一点贪玩和意气用事。店里个刚满20岁的女售货员,他居然没几天就给追到手了,两人搞对象的事在店里经常被大家开玩笑。过了几个月,他和售货员同时请了几天假,说要去办点私事,后来我们才知道,售货员怀孕了,他们两个是去做人流。
有一天波哥和售货员在店里大吵了一架,起因是波哥逼售货员删掉微信里的男性朋友。这个事搞得店里气氛很僵,那天下班时间都没到,波哥就悄悄走了,然后再也没有回来上班——
他和售货员当然也就此分手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波哥主动联系我,说他开了个洗车场,缺人,想让我跟他一起干。他给我开月薪1500的工资。我在家具店干了快一年,月薪慢慢涨到了1800。但老板对员工很刻薄,一直在压我们的工资,陆续逼走了很多人。因为工资低,招人费劲,于是多出来的工作就分配到仅剩的几个员工身上,搞得我们都有怨气。所以,波哥叫我过去时,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打电话给老板说了一声,就算离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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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我开始在洗车场上班。
这份工作一开始非常悠闲,因为压根儿没有生意。波哥给我画了好大一张饼,说洗车场将来做大做强了,就让我当合伙人,我们一起当老板。但事实上,他每天入不敷出,一直亏钱。平日里好歹有几辆车上门让我们服务,下雨天则完全没人,鉴于洗车场只有他这个老板和我这一个员工,所以他索性关门,给我放假。
那时我每天都盼着下雨天,这样就不用上班,可以到网吧打一整天游戏。我在上学的时候就进网吧了,先是玩《穿越火线》,后来打《英雄联盟》,打得不好,但很上瘾。毕业工作后我吃住都在家里,所以工资的大头要交给我妈,每个月几百块钱的零花,基本都被我花在网吧里了。好在我从始至终都没有养成为游戏充钱的习惯,直到如今我还是“0氪”。
几个月后洗车场的生意渐渐好了起来,一天能有几十辆车来,光靠我和波哥根本忙不过来。波哥舍不得雇人,于是叫亲戚来帮忙。这个时候,他变得要面子、摆架子了,有气就随便往我们身上撒,连他妈妈来洗车场帮忙的时候都被他恶语相向。
我的工资一直没涨,他说将来要培养我当管理者,但说实话,我不太相信自己在16岁的时候就能找到一份能干一辈子的工作。
我也不太想一辈子都干这个。



3


2016年,我跟着堂姐夫去了昆明,这是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城市。堂姐夫在五华区开汽修厂,但我并不是要去他那里工作——他帮我找了熟人,把我安排到修理厂附近的长安4S店,当漆工学徒。
我跟的两位师傅,一位姓李,一位姓何,李师傅主要教我手艺,何师傅给我发工资。刚去时我的工资只有600块钱,要不是店里包吃包住,真要活不下去。
4S店的生意分淡季和旺季。淡季一天就一两辆车来,铜工(钣金)先将车身上大的凹陷拉平,把损坏的配件换掉,然后再分给我们漆工。
漆工的工作很像泥瓦匠,先用一层腻子把车身表面填平,然后用不同型号的砂纸把多余的部分打磨掉,一开始打磨全靠手工,一张砂纸一桶水,要磨上几个小时。当然,刮好的腻子也可以机器打磨,当时整个4S店里只有2台干磨机,大家轮着用。这玩意倒是省时省力,但有一个巨大的缺点——扬尘。用它磨腻子,会把整个工作间弄得到处是灰,操控机器的人更是难以幸免,这种环境里,就算戴着防毒面具,尘肺病也可以说是指日可待。
待磨到车身表面没有凹凸不平的地方后,便可以调配底漆,覆盖在刮过腻子的地方;喷过底漆之后还要继续磨,把底漆磨到光滑为止,才能把车挪到喷漆房里,戴上防毒面具,用色漆和清漆对表面进行喷涂。等油漆晾干之后,理想情况下,这车会和新的一样。
但理想永远是遥不可及的。
这些工序每一步都很重要,可每一步都没有一个可视化的标准,衡量“好”与“不好”只靠一样东西:手感。我练了3年才练出这个鬼东西。说实话,我是有点笨,是这份工作让我感到折磨的原因之一,也是它逼我天天正视自己的无能,让我意识到原来我什么也做不好。
带我的两位师傅性格截然不同,何师傅较为反复无常,甚至有点口蜜腹剑。他惯于和别人做表面兄弟,别人对他有用的时候他就勾肩搭背,亲热得像一家人一样,一旦没用了就恶声恶气,经常背后说人坏话。相较之下,李师傅就耿直多了,有什么说什么,不论对领导还是同事都不假辞色。
所以当他骂我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真的没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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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店的旺季在年关时节,天气冷了,我们有条件的时候打磨都用热水。即便如此,皮肤皴裂和长冻疮也是免不了的。手上长了冻疮以后,皮肉就会肿起来,肿得不能再肿,就会裂开,然后汩汩流血,整个手又痒又痛。可我们组一天会分到十几辆车,活儿根本干不完,每天都要加班到晚上11点之后,最极端的时候曾经捱到凌晨2点。我那时候算过,冬天我平均一天要工作14个小时,基本上除了睡觉之外,所有时间都在干活。
业绩好也和我没关系,我的工资会涨,但拿不到提成,涨过了就是固定的。干汽修3年,我的工资从600涨到3500。李师傅的工资也是固定的,一个月6000,只有何师傅是拿提成的。
2019年初夏,4S店生意奇差无比,据说当时整个汽修行业都不好过。李师傅离职了,何师傅也想提桶跑路,跟我谈了两次,我也就辞职了。
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十分折磨,现在看来,学汽修3年,过一天算一天,纯属浪费生命。这3年因为没钱消费,我很少走出五华区。我的钱有一半存起来给了我妈,总算把家里前几年欠的债给还清了。
当时我堂姐夫沉迷比特币,为了发展下线,跟我提了好几次,想拉我入局。我给了他6000块钱买币,交易账号也在他和我堂姐手里。后来我们联系少了,他们也一直没跟我提这事,是赚是赔,我一点儿都不知道。
离开4S店之后,我不想再每天下班后身上都脏兮兮的了,很渴望做一份能穿着干净衣服干活的工作。我心里已经后悔自己没好好念书,以至于如今连找一份每天只干8小时的工作都成了奢侈,于是开始打听成人自考的事。
在昆明又找了一圈工作,没找到合适的,我妈干脆就让我回家,说趁此机会把驾照给考了。
2019年7月,我离开了昆明,我在这里并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



4


因为科目二结束之前每天早上都要去驾校练车,所以我就在大理的酒吧找了份夜班工作,每天下午3点上班,管饭,吃饭时间在下午3点、下午5点和晚上12点,月薪2800加卖酒的提成。
这家酒吧不大,但员工不少,分为销售、前厅服务员和舞台演员3类。
销售全是年轻漂亮、能说会道的女孩,她们主要在门口揽客,客人在酒吧的消费算做她们的业绩。
服务员全是男生,工作和餐馆里的传菜员一样,销售会把每桌客人要的东西记下来给我们,然后我们就给送过去。除此之外,我们还负责洗厕所、倒垃圾和打扫酒吧厅面的卫生。我们卖酒的机会其实不多,多半都要等已经点过一轮的顾客点第二轮时才有我们的份。
舞台演员都是俊男美女,他们白天在家里开直播,晚上5点到酒吧吃饭,然后准备上台表演。有时候白天也会来,因为要排新的节目。6、7个人轮番上,每人一晚上都要换7、8次衣服。酒吧里还有个调酒师,他每晚有个固定上台表演的节目,扔酒瓶子,有点类似杂技。
演员们的下班时间是最早的,11点就走了——大理古城很小,商业区和居民区挤在一起,11点之后就不让再放音乐,要防止噪音扰民。服务员和销售下班没个准点儿,客人什么时候走光就什么时候收拾,一般凌晨2、3点酒吧就没人了,但也不乏要在店里待到黎明的熬夜神仙。
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是过渡性质,2个月后驾照到手,我就辞职了。我打定主意要干一份收入稍微高点的工作,9月初在手机上注册了一个“美团众包”的账号,想要去送外卖。我妈觉得我学了3年汽修,这就放弃,有点可惜,但又害怕我在车间里天天吸粉尘油漆,将来会得病,就由着我去了。
“美团众包”一注册,就有人打电话联系我让去面试。第二天到了美团站点,人事看过我的身份证和健康证后,给我稍微讲了一下待遇和工作模式,面试就算通过了。我这才知道,原来美团在大理没有“众包“,只有“专送”。骑手一个月额定送单数目是600单,底薪3000,送一单外卖5块钱提成——不管天上下不下雨、路程远还是近,送一单就是5块钱,没有例外。现在看来,这有点“霸王条款”的意味,很容易就能辨别出站点对骑手们公开的“政策”里明显有不尽不实和隐瞒不报的部分。
但当时我觉得可以接受。我和一个初中同学一起租了个月租800块的房子,同学听说我在送外卖之后,他就来跟我一起干了。
第一个月,我们两个都非常勤奋,即便路不熟,最后也拿到了5000多的工资。一天送8小时,一个月休4天,相比之前我干过的那些出卖劳力的工作,送外卖简直可以说是悠闲和暴利。我甚至还有闲心利用空余时间背单词、学英语——可能是社会的毒打终于令我长大成人了吧,我觉得必须得给自己规划未来。得陇望蜀、得寸进尺,在我看来并不算是贬义词,人因为物欲旺盛、感情丰富,所以才有动力想改善自己的生活。
送外卖的第二个月,我一切如常,但同学懈怠了。骑手的上班时间是按工时计算的,系统派单也会优先派给离商家位置更近的骑手,所以只要我们离开美团站点负责的商家范围,就可以一直空耗时间而不用接单去送外卖。他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只在午高峰和晚高峰订单多的时候出去干活,剩余时间不是在家休息就是在网吧打游戏。
这个月,我领到5900的工资,而他只有3000多,但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只要他不找我借钱,我也没什么资格管他。
送餐高峰的时候,送外卖时间非常紧张,每个人都要学会单手扶电瓶车、低头看手机导航的本事。我们站里当时有一位同事在送餐途中出了车祸,挺严重的,住了很长时间的医院。我后来在站长宣传道路安全的时候见了同事那辆被撞坏的电瓶车,车身的塑料件碎得七零八落,连插在车上的钥匙都弯了。
除了这种大事故,平常我们小磕小碰也不少,我曾经就连人带车摔过好几次。入冬后,我在外裤里面还穿了一条棉裤,有次摔倒之后外裤没磨破,回家一看,里面的腿全是血。
外卖送了不过4个月,我就晒得跟鬼一样黑。那时候每天要打好几十个电话,见很多陌生人,我深切地感受到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大部分的商家和顾客都很友善,刻薄又难伺候的终究是少数。我感觉自己的心态在快速地变成熟,当时心想:我一定要把本科学历考出来,将来要舒舒服服坐在办公室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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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同学原本是平摊房租的,但后来他没钱了,我只好先垫上。令我不舒服的是,即便到了如此境地,他仍然不思进取,还带了个朋友回来过夜,往家里硬塞了一个人。他说这个朋友同家里闹矛盾,被父母赶出来了,身上又没钱,无处可去,于是只好收留他几天。明明是我在负担全部房租,他收留别人之前却不跟我商量,我很愤怒,但只能忍了下来。
早上,我和同学都要出门上班,那个朋友就留在我们的屋子里一天到晚用手机打游戏。我回来之后有两次发现他用了我的牙刷和毛巾,已经快爆炸了。后来这人连手机话费都充不起,上网还要靠我们给他开热点。我实在难以忍受,对同学说,赶紧让他走,否则你也搬出去吧。
同学面子挂不住了,收拾东西和朋友一起走了。我一个人住着月租800的房子,清静得不得了。
2020年元旦节那天,单子特别的多,所有骑手上满8小时班之后都不准下班,被站点强制留下来继续送外卖,否则就按开除清退处理。每个骑手同一时间段有近50份外卖要送,根本送不完,派单派得一团乱麻,每份外卖送出去都至少超时30分钟以上。“开除”后来被证实是唬人的,但我当天奔波到了凌晨4点,而微信群里通宵跑单的同事还大有人在。
那天晚上,我把外卖交到客户手里时,有人对我说“新年快乐”,我也回他一句“新年快乐”。但实际上,我的真实感受是“同人不同命”,你确实快乐了,我呢?我“跨年”这一天被冷风吹得嘴唇子都裂了,脸也皴了,大鼻涕都快流出来了,我快乐个屁。
之后没过多久,我辞职了,我已经看明白了,送外卖虽然赚的不少,但实在没有前途:站点用了不少严厉的政策,动辄就要罚款数百元;送外卖总会遇到超时的烂单、孤零零的远单,有的人在路上电动车突然坏了,他身上的外卖就得交给别人来背。
我想在家过完年再找新工作,不成想没过几天,新冠爆发了,所有人都被困在家里了。



5


那个年过得很煎熬,不让出门,连买菜都困难。家里每天除了米饭,唯一的菜就是炒土豆片或者土豆丝,后来连土豆都吃完了。猪肉的价格一度涨到30几块钱一斤,还特别难买。我妈在家缝十字绣,我妹每天睡到中午,下午学习,晚上看电视剧。我无所事事,只好看书,愣把村上春树的两本厚小说看完了。
不太喜欢,可能是因为我读不惯日译本。
我还入坑了剧本杀——那段时间估计除了一线的防疫人员,大家都很无聊,随便在微信群里喊一声,就能喊来7、8个人玩线上的剧本杀——复产复工之后,想叫人就困难多了。
在家待了3个月,封城解禁了,我妈极力推荐我去厂里上班,跟我说厂里待遇好,包吃包住,月薪也高,适合攒钱。就这样,2020年4月初,我从大理坐火车又到了昆明,先到中介公司报名,他们就拿出位于全国各地的招聘启事给我看,让我自己考虑想去哪儿。比对过时薪之后,我选择了一家在南京的电子厂,因为它能给到20块每小时。
然而,中介公司骗了我们,跟我们说在厂里是坐着上班的,日常只要穿工作服就好,不必穿无尘服。结果待我们一行几十个工人到了南京之后才知道,进车间必须穿无尘服,一天12个小时要一直站着。我们的身份证都被他们收走了,电子厂的领导对我们说:“就这个条件,爱干不干,不想干的人到我这交600块钱领身份证。”我们质问他凭啥收钱,他说这是公司把我们“运到南京”的路费。
可恨我当时没有录音。
大部分人留下来了,厂里给我们分配了宿舍,6个人一间屋子,上下铺。舍友们各有特点,相处还算比较融洽。我在他们之中大概算是最有行动力的一个了——虽然政府鼓励复产复工,但因为疫情原因,厂里经常放假,周末是不上班的,我就利用这点空闲时间在南京逛了一圈,把不要门票的著名景点都去了一遍。南京果然是个大城市,但没我想象当中那般繁华,绿化居然做得很好。人人都说云南山清水秀,可我觉得大理的风光远远不如南京。
工厂里的生活很单调,活不难做,机械重复,完全没有自己的个人时间,连上厕所都要向领导报告。后来我看过一个叫《山海情》的电视剧,里面讲宁夏的农村人到福建莆田的工厂打工,看完只觉得充满了童话色彩——在我看来,想和电视剧里那样靠在工厂打工赚钱出人头地根本是不可能的,当然,也许是时代背景不同吧,说不定在剧里的那个年代,工人的待遇就是有那么好。
我们拿的是时薪,由于厂里经常放假,第一个月下来,我只拿到了1000多。我和流水线上的领班混得很熟,打听了一下,发现连她也没有5000块钱工资,心里油然而生一种上当受骗的愤懑,当即就决定不干了。
上班一个月了,身份证早就还给了我们。我回去问舍友谁愿意跟我一起走,他们都很迟疑,犹犹豫豫,我直接收拾了行李独自离开。
我拖着行李在南京到处走,简直像在流浪。两天后,由于亟需一个住宿睡觉的地方,我去应聘了快捷酒店的前台,本来这个岗位一般都是要女性,但酒店长时间招不到人,就放宽了标准,连男生也要。
我在酒店入职是2020年的5月,距离我的21岁生日只剩1个月的时间。



6


这家快捷酒店在高铁站附近,以前客流量非常好,但受到疫情的冲击,生意比较惨淡。据说在我来之前,老板刚换过,新老板留下了所有的老员工。领导说,虽然在外面看着架子大而不倒,但新老板一直在亏钱。
酒店排班是“上二休二”,1天白班,1天夜班,然后休息2天,一班要上12小时,挺轻松的,甚至做个副业都绰绰有余——店里的厨子和工程师傅,都在兼职跑网约车。
不过员工宿舍的条件很差,在天台上,宽带、WiFi都是我们自己拉的。我和3个同事同住,宿舍没有窗户,光线全靠从门口进来,一天当中的大部分时间,屋子里都是黑乎乎的。宿舍里有台年岁久远的立式空调,好用,但很耗电。电费是均摊的,为了省电费,我们一般不开它,各自买了电风扇放在床头,一天到晚吹个不停。
我在这家酒店干了1年多,在同事里算时间比较长的了。酒店一直在招人,但服务业好像没人愿意干似的,招到的新人总是没过试用期就跑掉了。这就把我给“显”出来了,店长说,等招到人就升我做值班经理,待我也与别的同事不同。职还没升,我就渐渐接了一些管理的工作内容,日常也很操心,经常要陪同事们加班。
能力被大家认可了,我的自信心也加强了。我利用工作之余学习,在南京报了自考,到现在也过了几次考试,虽然分数不高,但都及格了,比我想象中要简单。


------
在酒店工作,我见识了各色人等,其中最难缠的是醉鬼和嫖客。醉鬼就不用说了,神志不清,开房时连登记手续都需要别人帮助完成。嫖客不一样,他们是清醒的,又分明地透出无耻。
一般都是在夜里,嫖客会先跟小姐谈好价格,然后自己先到酒店去开一个房间,等人进到房间里就给小姐打电话,把房号告诉她,让她自己进来。
酒店前台的登记系统和派出所是连通的,每个进房间的人都必须用身份证登记。小姐最怕这个,往往装得会理直气壮,让我们以为她们是已经登记过的客人。她们进酒店也不问前台房间在哪,自己没头苍蝇似地乱找,我们看到就会拦下来,逼她们登记。
到了这一步,要么小姐妥协了用身份证登记,要么就是和嫖客的生意就此告吹。吹了之后,嫖客肯定不甘心,往往要求退房退钱——酒店里一半的纠纷都是因为嫖客要求退房引起的。
我们酒店的保安是个老头,晚上12点之后就会在沙发上打瞌睡。有一次我上夜班,有嫖客来退房,我不同意,他当场就跟我吵起来了,吵完之后还打电话叫人,叫来一个“兄弟”,然后和我说:“我们到外面解决一下。”
言下之意,店里有监控,他想把我叫到外面打一顿。
我差点就跟着出去了,他骂了很多难听的话,不止他想揍我,我也想揍他两拳。但想了一想,还是不宜做亏本买卖。我甚至盼望他按捺不住在摄像头底下就动手打人,那就不用说别的了,我直接报警索赔。
后来他没敢动手,我还觉得有点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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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惜的是我最终没能等来升职。
酒店的员工一直在离职,今年清明节的时候生意回暖了一阵,但随后又冷清下来,就连紧随其后的端午节也没能提振士气。6月份的时候,领导突然通知我们说,老板还是把酒店转让了,下一个新老板要搞装修,我们这批员工一时间全部失业。
我们聚在一起说要申请劳动仲裁,但后来走的走,散的散,最后也只有我和另一个同事到劳动局去问了两次。劳动局的人刚开始说给我们调解,调解没成功就要打官司,听到这个,我们也没心情折腾了,最终各奔东西。



后记


很多很多年前,我最想去的地方是纽约,其次是上海。我当时看别人的杂记,说北京是砖做的城市,西安是石头做的,而上海是玻璃做的。彼时深以为然,一心想见识一下上海的繁华。
来南京之后,我的幻想破灭了,因为这里离上海很近,也是“新一线城市”,却与我想象当中完全不同。没来这里之前,我只能在视频和照片里面了解大城市,以为这里的人个个都衣着光鲜,纸醉金迷,就好像飘在云上一样。来了之后,我才知道,其实视频里的都是有钱人,穷人在哪里都要讨生活。
即便如此,南京依然比大理强多了。我今年22岁,工作已经7年,要我说一句真心话,我恐怕会说“不想回家”。
因为大城市不止有纸醉金迷,也有打工人每天在为了点外卖的时候省三四块钱、关注好几个公众号领优惠劵。
编辑 | 王朝辉    运营 | 梨梨


柴 胜 男

你是个有本事的人,

有什么好着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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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2-20 12:52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我在北京二环,一边卖义齿,一边成年 | 人间 · Z世代

 小孙 人间theLivings  2021-12-18 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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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龄人还在高三奋战,我却已经习惯了早上自然醒后再慢悠悠地出门,上班无非就是露个面、闲聊,下班遛狗,游玩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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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燃烧》剧照



Z世代玩家手册丨连载



1


2000年,我赤身来到新纪元。家中的柜子里压着一本《独生子女光荣证》,从小便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小学时的我从班长做起,初中也曾是个被寄予厚望的学生;但初中毕业后,出于对应试教育的厌恶和惨不忍睹的成绩,我选择进入中专深造技术。
2017年过完年,距离中专毕业还有一年时间,根据学校的学制要求,我和同学们开始了校外实习。
我所学的口腔医学技术专业,虽和“口腔医学”只有两字之差,但人家培养的是临床医生,在业内叫做“前台”;我们则是培养制作各种义齿修复体的技工,在业内称为“后台”。实习单位是深圳一家公司,是个大型义齿加工厂,由合作医院的医生将患者的口内模型邮寄过来,工厂加工制作完成后再发回。公司内采用流水线作业模式,将繁多的制作步骤打碎成一个个部门。
我们经过公司培训考核后便自行选择实习部门。我受不了枯燥的流水线加工工作,提出要进入业务部门。或许是我的动手能力只能算差强人意,公司在与学校沟通后同意了我的请求。
业务培训和生产培训是两种完全相反的模式,除了背下必要的产品特点和价格表,更多是组织我们“模拟”与客户沟通,其中最重要的训练是要客户结清加工费。比起以往每天用粉笔雕刻各颗牙的形态,这种培训模式令我乐在其中,周末特意转了3次公交,跑到书城买了2本讲销售的书籍——虽然到现在它们连塑封膜都没有撕开。
销售总监偶尔会亲自来培训我们,除了“分享一些业务经验”,更多时候是在大谈他如何带领团队一步步打开全国市场。一次培训中,他要求我们总结刚才提到的知识点,叫我回答问题:“那个东北小伙,站起来打个样儿——你是东北的吧,我听你说话像。”我对此深感疑惑:“你怎么听出我是东北的,我说的不就是普通话吗?”他哈哈笑了起来:“因为就咱东北人普通话说得溜。”
于是,在选择销售区域时,他把我和另一个他中意的学生叫到办公室里,问到我们想去哪个分销区。那个学生一早就决定了去杭州,我心里惦记着西安同学对我讲过的三秦大地上的美食还有好猫(香烟),但我不好意思直白地说出地名。
销售总监见我没吭声,便替我做了决定——去北京,这样离家也近一些。我向来不懂得如何拒绝,便没提出异议。既然去北京工作,我对未来的想象就变成了:被早高峰的人群裹挟着向前走着,上午等上许久才和忙碌的医生客户说上两句话,中午在路边随便吃一份快餐后紧接着前往下一个客户的地点,下午继续给发火的客户赔笑,直到一天结束在晚高峰人流里再游回逼仄昏暗的小屋。
我在深圳还在咒骂着湿漉漉的回南天时,北京的区域经理就已经定好了我的到岗时间。他简单地发来一个定位,不咸不淡地留下一句“到楼下告诉我就可以了”,让我对北京的不安又多了几分。
4月5日,临行前一天,我四处找快递邮寄行李到北京,打包好的衣物电脑没问题,唯独吉他,好话说尽,快递小哥也不肯给我寄。我只好背着吉他往回走,路上遇见了一个关系较好的培训导师,看到我这副样子,说我“还真有北漂寻梦青年的样子”,又拍了拍我的肩膀:“你从北方到南方,现在折腾一趟又回了北方,不过也好,北京的大夫,不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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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只给报销硬卧车票,我在车厢的晃动中,百般无聊地撕扯着胳膊上被太阳晒蜕的皮,想着到达北京的场景。
4月7日下午2点左右,我到达了北京西站。业务部实习群里的同学估摸着我下车的时间,纷纷发来问候——当时我年纪最小,大家都生怕我迷路或是被人拐走。我站在扶梯上对着人群拍了一张照片,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又飞快地收回了手机,看到四周没人注意我,才在手机上敲下字发了条朋友圈报了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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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的朋友圈(作者供图)

跟着指示牌绕了半天,终于找到出站口,踏出去的一刹那,我又收脚站在原地片刻,突然意识到:我脚下所踩着的地面,就是从小到大一直以来在课文中说的“北京”。尽管我没想象过这里的样子,不曾期待来到这里,但这一刻,脚下的实感,真切地向我传递着“我在北京”。
眼前像是蒙上一层薄薄的灰纱一样,一切都显得那么不切实际:汹涌的人流在我面前翻腾着,不时有人急匆匆地划过,扎入翻腾的队伍中。他们脸上没有旅途的疲惫或是归家的喜悦,全都在焦急地低着头走来走去,举着电话不停地说着什么,“嗡嗡”的回声与远处车轮的喧嚣混在一起挤向我,将我按在那里。临行前母亲在电话那端的声音又在我耳边回荡:“在北京要照顾好自己,家里的亲戚朋友虽然遍布全国,但刚好没有一个人在北京。”
那一刻,独自一人初次来到异地的不安涌了上来。
春末的北京已经很闷热,我觉得喘不过气来,即便掠过一阵风,也好像在死死地捂住我的口鼻不让我呼吸一样。公交车上人与人之间的压迫感混合着闷热,让我几近窒息。万幸的是,我没有遇到新闻上的北京堵车。车很快行驶到复兴门,人就少了许多。
我在白纸坊桥南下车时,那层灰纱已被斜阳刺破,闷热感也消失了。风柔和地划过耳畔,行李箱轮子与地面的摩擦声、偶有的鸣笛与街角棋摊的落子声飘进耳朵。我拖着行李箱的脚步变得轻快起来,心里那份惶恐不安减轻了几分。
站在宿舍楼下等经理下来的时候,一只白色的小狗围着我嗅来嗅去。我突然想到,会不会这里的业务部门也养了一只狗?一进屋,竟真听到了犬吠。经理问我怕不怕狗,我说没关系的,我家里也养了,也是只泰迪。
公司给我们这些业务员租了一间三居室——房子原本是两居室,房东自行在客厅中间打了一堵墙,改成了三居室。两张桌子就占去了客厅一半的空间,成箱的资料凌乱地堆在墙边,头顶一盏昏暗的白炽灯,“逼仄出租屋”的感觉扑面而来。卧室里面摆放着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小沙发,因为我的加入,床边又加了一个上下铺——即使这样,还是十分宽敞。
在经理和我讲业务情况时,门突然开了,一个同事看到我和经理坐在电脑前,愣了一下,忙说“回来取资料”,打过招呼,拿了几个册子就又出门了——后来跟他混熟了,才知道那天他是提前给自己下了班,只是没想着经理会在。
在经理讲完时,所有同事都回来了,经理走后,一个与我学长相识、提前打过招呼的业务员,张罗着大家晚上一起去吃了烤鱼。
我之前对北京美食的想象仅限于烤鸭。可在这段北漂之后,每次说到北京美食,我却总想起不属于京味特色的烤鱼——夹起一块鱼肉,浸满汤汁,齿间溜过滑嫩的感觉,焦香和鲜辣跃上舌尖。我们没有人能受得住辣味,每次却偏要点上一份辣口,仿佛没有烤鱼身上那层鲜红的辣椒,这菜便失去了灵魂。后来,我们常去吃的那家烤鱼店,穿围裙的服务员一路换装成了穿西装的经理,不知是我们常光顾的缘故,还是小店里的晋升太容易。



2


刚到北京工作的几天,我跟着同事去熟悉市场。
最早带我的业务员,负责朝阳一片的客户。早上我们先乘公交到方庄,再骑共享单车到达第一家门诊,如果大夫在忙,就简单地与前台沟通几句,取几个义齿模型后离开。等从第二家门诊出来后,他带着我四处转了转,吃了些小吃后,就到一个小区的凉亭坐下休息:“其实每天都不忙,大部分时间都是耗在路上的。等你摸清你的区域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时间就充实起来了。”
一连几天下来,我便摸清了“拜访客户”的规律——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路上或者是在公园、餐厅,真正见到客户的次数寥寥无几。
合作的客户都是口腔门诊与口腔医院,平日我们去的时候,医师都在接诊,顶多能见到护士或者前台。我们与护士攀谈几句,留下新产品或者活动政策,麻烦她们转告医生;而医生们则会把需要取走的义齿模型提前放在固定的位置,每次取走模型后,“拜访”就算告一段落。其中三成的客户甚至不需要我们拜访,就会自己将义齿模型邮寄至公司,对他们,只需要我们定期去露个脸,留下一些资料即可。
处理加急患者是我们与大夫们最常进行的业务往来,大夫会嘱咐我们盯紧点。但只要我们在设计单上注明“加急”,客服部门就会催促生产和出货部门,不会让业务员过多操心。如果是产品的模型技术出现问题,大部分大夫会直接与生产部门对接,基本不会通过我们这些业务员。
由于公司的规模和名气较大,一些大型门诊和医院也都有独立报价,所以客户基本上都是合作多年的稳定状态。北京的市场已经接近饱和,我们的业绩又长期霸据着公司业务部的榜首,“每月开展新客户”的要求基本上可有可无,就算在结款日,我们也只需要送达账单,等医生核对、付完加工费后直接转给公司,不需要过多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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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熟悉市场、分了自己负责的区域后,经理便只有每周二例会才出现。他住在昌平,除了开会,很少会特意来南城,就算需要什么资料,也会在自己要拜访客户的时候让其他业务员捎过去。在深圳的公司总部“天高皇帝远”,早上又不需要打卡,我彻底进入了悠闲的慢生活节奏。
每天早上9点钟我和业务的同事才会出发上班,美其名曰“避开早高峰,节省时间”。
我首站从南菜园坐83路到自新路,这里有一家大型医院,是每天固定要去的地方,出来后便开始计划这一天要如何打发时间:能坐公交尽量坐公交,不仅消磨时间,还能听歌看风景;哪个客户附近的小区有地方能坐着,可以去那儿,没准还能碰上个老大爷聊一会儿;好久没去哪家餐馆了,想吃那里的盖饭了……虽然偶尔会有些“突发情况”打乱计划,但是实习期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这样悠哉悠哉地度过一整天。
因为没有太大的业绩压力,时间又充裕,平日的生活娱乐更是丰富,牙科大夫们都不算严肃刻板,经常在一起聊天吹牛。有时候碰上大夫不忙,我们就会在一起聊上一会儿,除了业务,啥都聊。培训时听说过某区域的医生将模型砸在业务员身上撒气,业务员也因为账目问题对医生心生不满,俩人在办公室里撕扯了起来,但在北京,我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按照当时身份证上的年纪,我周岁还不足17岁,大夫们最感兴趣我的年龄,经常会问我算不算童工。在拜访一家门诊时,一个大夫明明手里还有患者,听旁边的护士说了一嘴我来了,就忙叫我进诊室去,非要看看我长啥样。护士带我走到诊室门前,他打量我一眼说:“一看就是个小孩嘛,不忙的话就来我这里,有空调能凉快一会儿。”当时我有一颗乳牙滞留,正好请大夫帮我拔除,他一看还是乳牙,更加坚信了我属于“童工”。
一次,两名大夫就我究竟属不属于违法雇佣的童工产生了争论,一位大夫坚持“未满18岁”就属于童工,而另一名大夫却说现行规定是“未满16岁”,把我夹在中间十分尴尬。好在其中一人的患者来了,争论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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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和我熟悉起来之前,这些大夫看我年纪小,又和公司里一些高层籍贯一样,都以为我是某高层亲戚家的孩子,纯是来体验生活的。后来知道我就是口腔医学技术专业的,都颇为惊奇。很多年轻大夫或者助理医师都喜欢问我一些后台技术方面的问题,一番接触下来,我才发现这些距离我们“后台”最近的“前台”,对于我们这个冷门专业的认知,也仅仅局限于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
我之前也觉得“假牙”不过是往一个模子里灌注点什么东西就成型了,其实“假牙”根据适应症会细分出很多不同类型——比如常说的“烤瓷牙”属于“固定义齿”(是修复牙列中一个或几个缺失牙的修复体,不能取戴)的一种,老年患者缺失牙齿过多的话,就得采用“活动义齿”,随着患者的审美需求,又衍生出了牙齿“美学修复”。传统的金属烤瓷牙真的是“烤”出来的,内部金属冠或是铸造或是激光打印铸成,外部的仿生瓷是通过高温凝结附着于金属冠的表面上。我刚实习那年,数字化加工技术已经逐渐成型,很多有实力的医院门诊都会招聘专业的技工、购买相应的数字化设备,更快捷准确地解决患者的问题。
因为有我这个“专业人员”在,一些大夫在面对形形色色的患者时省了不少口舌。一次一个患者看到修复体质保卡上印有“二矽酸锂”的字样,怀疑是某种有害物质,医生向我询问,我告诉他那只是“玻璃陶瓷”的学名,去网上一搜就能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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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年纪小并不总是为我带来周围人的照顾,在和公司同事的相处中,我的年轻气盛导致过业务部和公司两个出货部之间的一场争论。
当时出货部发到北京的货箱内,误将A门诊和B门诊的两份产品用订书钉钉在了一起。A门诊由我负责,B门诊由另一个同事负责,那天我早上出门时,看到一份产品贴着A门诊的标签,也没多检查,就把两份产品都放进包里,一同送到了A门诊。大夫忙于应对出诊,对拿到手中的产品也没有第一时间打开验收。
B门诊的产品因为我的失误凭空“消失”了,明明按照记录出货,可到处都找不到东西,最后同事只得对大夫如实告知。大夫发了一通脾气后,只得又和患者沟通,重新取了模型加急制作。第二次制作期间,A门诊的大夫给我打来了电话,说有一个B门诊的产品在他们这里,我一听,就意识到这正是前一阵子让全公司一顿苦寻的东西,赶紧将情况上报。
在业务与出货对接的工作群内,高层询问事情原委,出货部咬定是我拿错了。我直接在群里回复:“我晚上就把那两个订书钉的大窟窿眼儿给你拍过去,我看你能不能看着。”这下可是把出货部的人气疯了,不停怼我,我就在群里一直阴阳怪气地回他。几个早就对出货部不满的同事也趁机在群里反映了一些出货部平时的问题,还有一个区域经理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发了一堆“呲牙”的表情。
出货部只有两个对接人员在群里,无法招架我们这一堆业务员,最终总监发声让这事情就此打住,谁的责任也不追究。第二天开会的时候,我们经理还乐呵呵地点评了一番昨天群里的争辩。



3


初入夏季,简直是完美地复刻了老舍笔下的北京夏天。烈日下一切都毫无生机,风也懒得吹动树丛。我和那些野花一样,耷拉着头,身上所有的力气都像是被蒸发了,头都不愿意多抬一下。
对于义齿行业,盛夏是淡季,去门诊时我经常碰到大夫们在休息,便会坐在一起玩一会儿。细数下来,我拜访客户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在陪他们闲聊或是玩游戏。
那阵子我经常变着花样地折磨自己的头发,今天梳背头,明天就扎个辫子,每次见面,好几个大夫都会对我的发型评论一番,最后再表示一下羡慕,“如果哪天退休了也要蓄长发”。
这些大夫私下里都很活跃,是一群很有意思的人——有的喜欢打牌,我好几次碰见他用候诊室的电视观看扑克比赛,还拉着我一起看,听他“指点江山”;有的刚对患者说完吸烟对牙齿不好,转身就和我在卫生间里一人叼着一根烟相遇,也不嫌尴尬,很自然地向我抱怨保洁总不让他在厕所吸烟,还嘱咐我不要被人发现;有的喜欢打游戏,我在的时候他如果突然来了患者,就会直接把手机扔给我,让我继续帮他玩。
在我的朋友圈里,他们从不关注我发的公司活动和新产品的内容,更喜欢看我各种琐碎的日常生活。朋友圈里弹吉他的视频他们都和我提起过:吉他弹得不错,但下次咱不要唱歌了。我偶尔做了顿美食晒在朋友圈,也会获得差不多的评论:做得不错,除了刀工。
朋友圈里也暴露过一些秘密:有两名大夫同在一家大型门诊供职(但我们公司并没有与这家门诊合作),他们在休息日时会被一些中小门诊请去做一些有难度的手术,用的都是我们公司的产品。两人一直没对外提起过这些事情,却在我的朋友圈评论区相遇了。一个大夫留言,另一个大夫问了一句:“你怎么有小孙的微信?”情况尴尬,不言自明,我也知道酿成了错误,赶紧删了那条朋友圈。
经理后来提醒我:“公私分明,不然的话你再建一个工作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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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分区又来了个很不合群的新人。以往,我们几个同事在一起生活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规定,很默契地你买菜了那我做饭刷碗,你们弄吃的了那我就收拾房间,大家都像一家人一样,全凭自觉。
可这个新来的却不一样。起初我们比较客气,吃饭也会直接喊他一起,但他每次都是撂下碗筷就走。一周后我们话里话外暗示了一下他应该买菜了,结果第二天他就买了几个土豆、几个鸡蛋和两根胡萝卜。慢慢地,吃饭我们也不再叫他了,任由他自己叫外卖。有一回下水道堵塞,不停冒水,所有人都在擦地通下水,只有他端坐在客厅玩手机,直到水漫到他脚下才不紧不慢地收了手机进了卧室。
公司拨款给我们在光明桥租了一间房子,几个负责朝阳区客户的业务员搬了过去。一天我和另一名留在白纸坊的同事去串门,晚上回宿舍时,我和同事开玩笑:“你说那新来的那么爱玩游戏,会不会趁你不在偷玩你电脑?”同事迟疑了一下,说:“应该不会,他怎么也要提前和我说一声。”但等我俩进屋的时候,那个新人正慌慌张张地关着同事的电脑。同事脸上露出不悦之情,但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将电脑设置了密码。
不过,相比我们,那新人的工作态度却好得多,每日兢兢业业、朝九晚五。我们都十分羞愧,正准备痛改前非时,一天早上出门后突然内急的同事跑到附近网吧如厕,正巧碰到那新人端坐在电脑前准备“征程”。我们所有人的羞愧感顿时消散:原来他也只不过选择在不同的世界里度过悠闲的一天嘛!
一天下午我回到宿舍,看见经理在客厅坐着,打个招呼便回了卧室。一名同事正坐在卧室里,看我进来,小声问道:“经理走了没?”得到我否定的答复后,他叹了口气说:“他还不知道我在屋子里,还给我发微信让我早点回来。”我俩想了半天办法——但从阳台出去也不现实,毕竟住在18楼。最后只能让另外两名合住的同事赶紧一起回来,我去牵扯经理的注意力,他们合伙伪装出他刚回来的假象。
经理是否发现,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对于我们的“小伎俩”,他往往看破不说破,只是身体力行贯彻公司培训主管所说的:“你哪怕天天睡觉,但只要业绩好,我也不多说。”
之前公司为了加强管理,要求我们每次拜访客户后都拍一张照片发到群里,我们都会直接在地图上找到门店照片,去掉水印后发到群里。后来我们胆子更大了,最初还只敢闲逛到下午4、5点钟再回宿舍,后来基本2、3点钟就都回来了,有时干脆早上9点出门,中午12点就回来开火做饭,然后一起窝在沙发上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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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生活如此悠闲,我在面对客户时还要装作自己很忙的样子。
一次,一家门诊的前台护士好奇地问我:“你们平时空闲的时候可不可以找地方歇会儿?”我忙说:“不能的,很多客户要去拜访。”旁边正在喝茶的大夫却冷不丁突然冒出一句:“假的,我有好几次看到他在对面书店坐一下午才走。”此话一出,便引来一阵哄笑。我连忙红着脸说道:“只是去蹭空调。”
有的医院候诊区有很高大上的单人沙发,我中午的时候经常去那里找个角落睡一觉,醒了之后再取走模型回家。我一直以为没被人发现,直到有一次取完模型刚要走的时候,一个大夫把我叫住说道:“我还有个患者马上处理完,你一起拿走吧,不然你再去候诊区睡一会儿?”



4


不知不觉间,小一年就过去了,我在北京跨进了18岁。
临近年关前,迎来了久违的忙碌。年底是回款的高峰期,也需要去平时不经常拜访的客户那里访问一下,留一些小礼品。
很多大夫都因为患者探亲的行程安排,要求加急制作产品,好赶在除夕前完成治疗。他们跟生产同事对接完,生怕出现纰漏,又一遍遍地嘱咐我跟进生产。我第一次体验到了“人脉”的重要性——我那些留在生产部门实习的同学此时也都混得“风生水起”,我经常把患者信息交给他们,以便我的产品在能第一个制作,很多不太繁琐的方案,在我的协调下,生产基本都能缩短一小半的时间。
离春节还有一星期前的一个晚上,一个大夫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帮他个忙:他想跟医院请假提前回家,想把我微信的备注名改了,让我假扮成他的家人给他发信息,谎称老人需要护理,让他赶紧回家——实际情况是,他家里的老人脚崴了,静养几天就好了,这点心思不好让家里人和同事们知道,所以拜托我陪他演这出戏。我配合完之后,他跟我感叹了几句“请假不易”,隔天我去那家医院时,这大夫已经回家了。
除夕前几天,同事们纷纷买票,一个接一个回家。我因为实习生的身份,留在北京值班。我本来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毕竟公司里还有几百号实习生都不能回家。
大年三十儿当天上午,我想着给几个在深圳的同学打个视频聊天,接起来后,看到他们一大群人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的,看着不像是在宿舍,问起来才知道,公司组织留在深圳的实习生一起去度假村过年——最可气的是他们还把游玩的照片发在群里。
看着照片上他们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的样子,想到自己一个人在北京这座空城当中,我突然十分不甘。我给同是业务员、应该也在“值班”的同学打电话寻找心理平衡,结果发现人家的经理都悄悄地取消了春节值班的规定,也放了假——敢情只有我一个人按照规定独自留守值班。
我带着一肚子气去楼下超市买了点菜,回来的时候碰到住在同一小区的一个认识的大夫,他看到我很惊讶:“你家在这里吗?没有回家过年?”我气鼓鼓地说:“让我留下来值班,有什么好值的,所有医院门诊都放假了。”那大夫笑了半天,跟我说:“那我争取接几个患者,别让你白值班!”
下午,一个在北京实习的同学知道我独留北京后,喊我去陕西他家里一起过年,年后再一起回北京。我本想一走了之,可看了眼返程的机票,早已售空,只能自己闷头做了一下午年夜饭草草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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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除夕说说(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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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春节后没多久,公司在白纸坊鸭子桥租的房子到期了,要我们搬到菜户营。
搬家后,同事一直抱怨这个房子太老,装修带着老恐怖片的风格。但我却很喜欢这个房子,有种很质朴的感觉。因为西红门的火灾,我们原来的上下铺被丢掉了,拥有了一张单人床的我,每天头顶变成了窗户。小区里的老树与卧室的窗户齐肩,早起时斑驳的阳光煞是好看。我甚至打算在窗台外养一些爬山虎,却因容易招蚊子遭到了同事们的一致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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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雪的菜户营(作者供图)

菜户营和鸭子桥距离上只差一公里多,环境却大为不同:鸭子桥的小区密集,高大的楼宇遮天蔽日,地面总是尘土煽动,低矮的树丛一年到头也没见有几天绿色;菜户营的小区多是灰白色多层楼,挺秀的老树围绕着,工整错落,有的老树中间还包裹着一块圆形空地供人休闲。鸭子桥出了小区就是一条柏油路,早晚堵着的汽车噪音仿佛永无终止;而菜户营出了小区是宽阔的桥面,汽车和噪音飞快地掠过,从不停留,让人不觉得厌烦,反而多了一丝在古朴中掺杂现代感的惊奇。
穿过地下通道便是护城河边,回来得早的时候,我带着狗子一起去护城河边。初春的阳光让人十分惬意,波光粼粼的河面上泛起的微风拂过我的手臂,我坐在木制凉亭里,听上片刻大爷大妈们的歌声,狗子则在一边吐着舌头四处张望,只感觉到“阳光刚好,微风不燥,那一刻我很苍老”。
那是一天之中,我与狗子都很惬意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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遛狗(作者供图)

最让我享受的是菜户营附近大大小小的美食店。鸭子桥周边算来算去,不过只有几家面馆和菜馆,绝大部分都是网络订餐为主的小店面。而菜户营这里从火锅、烧烤再到各地特色菜系的风味馆子一应俱全。天气转暖后,巷子里的烧烤店老会在天擦黑后将碳火摆在店门外,摆上小桌小马扎,让顾客吹着晚风喝着小酒撸着小烧烤。
来北京这么久,我终于实现了在室外吃串喝酒的愿望。酒精使人微醺,我身处于喧闹惬意的烟火之中,点燃一根烟,回头去看桥面上仍不停掠过的车流。或是烟雾或是黯淡的光影,又或是我微醺的头脑,让这一切恍如两个世界,中间将其分割开的,是护栏上的一盏路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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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同龄的同学正值高三,他们被繁重的学习任务压弯脊梁,没有多余的精力留意身边的事情。我却已经习惯了早上自然醒后再慢悠悠地出门,路上的风景看多少次也不会腻,工作无非就是露个面、闲聊,下班遛狗,游玩喝酒。
我本以为所有在业务部实习的同学们都像我一样,但实际上在外地的他们,经历的却是“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很多区域的市场开发比北京晚,当地一些加工厂早已占据市场,我们公司的业务员要每天奔波于新老客户之间,背负着业绩压力。他们看到我轻松地聊着天,业绩却能高居不下,话里都会流露出羡慕。
我以前从未感觉到所谓的“快节奏生活”,直到看到了北京城里那奔腾的、仿佛永不枯竭的人流,看到我自己的步伐很少与那些人同频,看到身边的人都是低着头急匆匆地闪过。每当这时,即便我知道错过这班地铁也不会耽误行程,但也会不由自主地低下头、加快脚步挤进人流。
和一个大夫闲聊时,他问起我的薪资情况。除去实习期扣下的一部分业绩提成,我到手五六千左右。那大夫粗略算了一下,问:“你们没有住房压力,餐饮交通会有补助,基本都是自己做饭,你们公司还缺人不,我可不可以也去?”知道这就是个玩笑话,我只笑笑。大夫继续说:“你还小,过几年有女朋友了就会发现钱不够花了,不过,你有没有想过再去学习?”
离开学校太久,我一想到学校的氛围,心里自然是一百个不愿意。大夫或许是看出了我心里的想法,说:“只是闲聊啊——不过我总认为你和他们不一样。你还没有我孩子大,总觉得这样可惜了。”
我后来和一个离职同事说起了这事,那时他正准备提升学历的他也很赞成那大夫的观点:“你看咱们之前的那些人,只要有机会,大部分都会离开这里去提升自己,没有几个会在这里死守的。”
这让我意识到,自己口口声声的“慢生活”,令人羡慕的惬意,何尝不是一种温水煮蛙?慢慢地磨灭自己的意志罢了。
我突然很想离开,却又挣扎。不过不久后,我却不得不离开了北京。



5


2018年4月,已在北京待满一年的我临近毕业,接到学校通知需要回校考试。我请好假,买了机票,在出发前两天,却发现自己不在返校名单内。询问公司本部后,我才知道因为他们的疏忽,将我和在深圳实习的同学们一并报告成在了公司里进行考试。
我说,既然是公司的疏漏,那机票钱有没有什么说法?没想到负责人怒气冲冲地说:“你要什么说法?我们可没有疏忽。”又指责我没有接到通知就擅自买票。
我说学校通知的截图还在我手里,公司也没有通知我有变动,还是我自己发现的。可负责人依旧咬死自己没有疏忽,完全是我自作主张。
我那股子“艮”劲儿犯了上来,一定要事情有个合理说法。没成想,实习队长为了推脱,面对询问时称一早就通知了我,公司本部以此为由下了结论。我要求公司拿出通知我的证据,他们却一直转移话题怪我多事,我一时怒火中烧,在电话里对公司本部同事出言不逊。
5月初,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多个部门牵扯进来,连学校也派了专人来对接此事。公司试图将我打发走——当时公司规定实习期内一部分提成工资要扣押,转正后才可以发下来,我想着把这笔钱拿回来就辞职,却发觉本应在自己手里的合同,在签署当天就以“盖章”的名义被收走了,此后再也没有见过。我询问学校留存的第三方合同时,老师却质问我为什么问及此事,第二天,一直偏袒我的学校,也督促我尽快办理离职。
一周之内,我手里所有的客户都由其他同事接管了,经理比较照顾我,同意我继续在宿舍住,等待公司商讨结果。我每天喊同事中午一起放下客户出去喝大酒,还经常写一些打油诗发在朋友圈。酒桌上,一个同事无意间的提醒,让我突然找到了未来的方向,那是一条对“后台”来说很常见的路——将简历上“口腔医学技术”的“技术”二字拿掉,成为一名临床口腔医生。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伟大的理想,比如成为一名大夫、服务大众,也没想过口腔医生的高收入,虽然那真的高得让人眼红。我当时就是一种十分小心眼的想法:我要成为一名大夫,还接老东家的合作,我要疯狂找毛病让他们返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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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公司总经理出面与我进行电话联系。开始的时候,他一直轻蔑地让我赶快离职走人,声称合同在公司,我看不到。直到我说了几个公司存在的漏洞,小小地“要挟”了一下,他才严肃起来。其实很多不规范行为已经是业内心知肚明的“共识”——比如很多产品虽然质量达到标准,但按照规定需要补办相关证件,补办过程中本不该继续制作销售,但公司并未停止。恰好前不久刚有一家医院因为使用了一批存在此类问题的产品而被卫生部门查处,为了遏制这件事情的传播扩散,公司下了好大的力气。
总经理沉默了一会儿,同意将扣押我的绩效工资一并返还。这场电话谈话全程,经理就在我身边,开始的时候他听得一直皱眉,但听着我一点一点反击,直到“不经意”地说出了那些问题时,才笑了起来,冲我挑了一下大拇指——这些话也算是我早就准备好的,多亏了经理的帮助,那天他突然问我的“合同是否在手里”,我说没有,他看了我一眼,又不露声色地点点头,我才反应过来他是在“点我”。
5月9日签完离职协议后,我突然想起刚进公司时一个学长告诉过我:“无论什么协议,一定要拍照,不让拍你也要偷着拍。”此时惊觉已晚,离职合同我也没有拍到。
离职前,经理与我谈话,说起一开始因为觉得我年龄小就没有太重视,但几次谈话之后发现我有过人之处,可惜在离职的事情上业务部已经尽力了,碍于我的实习身份,公司的决策业务部也无法过多干涉。
次日,我发了一条朋友圈,宣告自己已经办理离职,一时间很多合作过的大夫都发来微信与我告别。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刚接触不到一个月的大夫,他一直向我表达感谢,说我是个尽职尽责的人,也是他从业以来合作过的最愉快的业务员。
这段记录还被我拿着向送我的同事炫耀——原来慢生活中的我也是个有用的人。
因为离职的不愉快,我一度对北京这座城市充满愤恨,但却又一次次在梦里回到这里,还是站在陶然亭的天桥上,一遍遍寻找我那张丢失的公交卡。
5月10日离开北京的那天,在车站,我和同事最后一起抽了根烟。升腾起的烟雾好像又给我眼前蒙上一层灰蒙蒙的纱,面前汹涌的人流仿佛从未休息过,接连拍击着这个城市的出入口。
现在这层纱随着时间被撕破,所有过往的时间又明亮了起来,我依稀看到,那天我与一个黝黑的少年擦肩而过,我顺着流向,他逆流而上。
我回到家乡,回归一个四线城市的生活,日子算不上慢,一切只是平淡的、反复的。我在当地一家大型口腔门诊从事策划及洽淡工作,不忙时,领导准许我站在医生旁边观摩学习。
我还是走上了无限期的备考、提升学历之路。或许未来某一天,我会拿下资格证,但不知道,到时的我还会不会纠结对老东家的小心眼。
编辑 | 牛嘉宇    运营 | 梨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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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8 09:15 PM | 显示全部楼层

人生第一堂生死课,来得猝不及防 | 人间 · Z世代

 扮猪吃兔子 人间theLivings  2022-01-08 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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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以后,找个安安稳稳的工作,下班后推着母亲,看看广场舞,在父母身边,日日陪伴,也算是人生一大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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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关于我妈的一切》剧照




Z世代玩家手册丨连载



2020年,一场猝不及防的疫情让无数大学生宅居家中,一宅就是半年。这一年我本科毕业,线上答辩,研究生线上复试,按道理应该开启一段相对平静的新学习之旅。
对所有人来说,那一年都是特别的;对我来说,除了特别,还掺杂着撕心裂肺的痛苦、暗无天日的等待。所有表达害怕的词语都不足以勾勒我的心境,那种无助,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感同身受。



1


在云南,烟草是税收的重要来源,也是许多农民摆脱贫困的主要选择。2016年我上大学,家里的开支一下增大,父亲和母亲商量后,拍板决定种烟,不再出门打工。
这几年天气时好时坏,父亲种烤烟技术又不成熟,每年都会烤坏两楼烟,比别的种烟人家多损失两三万,但收入可以维持生计,比外出打工划算。
我疫情时宅在家中的几个月,恰逢农忙时节。和所有疼爱孩子的长辈一样,父母从不要求我和他们一起出山。对于在外上学、假期不怎么回家的我来说,烤烟的艰辛从未亲历过。不过,看着年迈的父母早早起床干活,被窝即使再温暖,梦里即使有黄金,这个觉也是睡不下去的。于是,我也父母一样,每天早出晚归,裤子干了又湿,湿了又干。
6点起床,我们背着农药桶,一路步行到山里。地里茂盛的烟叶已经长到了我的大腿处,青油油的,像大白菜,尝一口——嗬,好家伙,苦的很。
这是我们家今年的指望,也是我明年学费和书费的指望。
从小我就是母亲的小尾巴,她干什么,我也干什么。母亲让我跟她分工协作,我在前面掰烟芽和烟花,她在后面抹药水。为了让烟的叶片长得更大更厚实,我们一般要先把烟花掰断,抑制烟茎生长,也要掰掉新长出的烟芽,不让它抢占烟叶的营养,最后再将药水抹到掰断的烟芽处,防止抽新芽。
没过多久,我的手上就沾满了烟油,变得黑漆漆的,咸腥的汗珠浸穿我的帽子,顺着脸颊一路滑下来。我回头看,母亲身上沉重的农药桶拖着她的身体往后拽,细细的背带扭成麻花往人肉里钻,像两条吸血的蚂蟥。
晚上回家后,母亲让我看看她的背,两条红红的印子赫然出现在她白生生的背上,触目惊心。我想着是背带太细了,于是把围巾裁成几段,用我那拙劣的女红将背带和围巾缝合在一起,相当于把背带加宽加粗,这样背着就舒服很多。
可母亲还没来得及用上我的“杰作”,意外就悄然而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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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过去了,我时常从梦中惊醒,梦里我又回到了8月初的那一天——我听见母亲呼喊我的名字,一声,两声,细若蚊蝇,气若游丝;她倒在血泊中的场景不断地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一遍,两遍,挥之不去,目不忍视。我趿着拖鞋,穿着睡衣,披头散发,哭着跑着,向邻居求助的画面还历历在目。在我的催促下,早早出门看烟的父亲奔跑着回家,我们将动弹不得的母亲抬到床上。
120救护车姗姗来迟,来到县医院,登记,拍片,检查,签字。
母亲从二楼摔下,除了皮肤组织从额头撕裂至颅顶外,颈椎和胸椎的骨折使她成为了高位截瘫患者。她以前就患有颈椎病,这次跌落让她病情进一步加重,随时面临生命危险。主治医生甚至交代:病人有什么心愿都满足她吧,有什么好吃好喝的,也都给她尝尝。
此话一出,父亲立即瘫软在地。我强装镇定,跟着医生签完字。可我不敢相信,昨天还生龙活虎的母亲,今天就被“判死刑”。来到病房卫生间,打开水龙头,山崩地裂的情绪再也隐藏不住了,我的五官皱在一起,眼泪从指缝里一滴滴滑落。但我必须克制,不能出声,不能让母亲发现异常。
我洗了把脸,来到母亲身旁,给她掖掖被角。她额头的伤口刚刚缝合好,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肉眼可见的红血丝爬满了她的颧骨,鼻梁、眼睛周围斑斑点点,是长期在太阳下暴晒的结果。她身上布满了管子,管子连接着测试生命体征的仪器,仪器上呈现着波浪图,冒着绿光,发出“嘟嘟”的声音。
我一边用纸巾给母亲擦干净脸上的血渍,一边安慰她:“妈,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你和我说,我让医生来看看。”
“就是胸口、手这些地方,麻疼麻疼的。”母亲缓缓地说,“其他地方感觉不到。”
“那可能是神经知觉没有恢复,等做了手术就好了。医生说你这个问题不大,他们还见过比你更严重的,所以你就放松心态,什么都不要想。”
尽管一再克制,我的声音颤抖得还是太过明显,我只好少说话,抬头看着天花板,眼泪老是背叛我,想要夺眶而出。



2


我决定请姑姑来帮忙照看母亲。
父亲已经一蹶不振了,只能我打起精神。我挨个人打电话,没有告诉姐姐们母亲的真实情况,只是通知她们来照顾几天;然后又通知舅舅和姨妈们,将医生的原话告诉他们,让他们做好见最后一面的打算。
傍晚,两个姐姐赶来了,看到我悲痛欲绝的样子,才明白情况远比我告诉她们的要糟糕。在母亲面前,我们都装作很轻松的样子,消息专拣好的说,是在安抚她,也是在自我安慰。我们三姐妹几乎寸步不离地守在母亲身边,姨妈们也在一旁嘘寒问暖。可悲伤的情绪难以忍受,不一会儿,我们便走出房门抹眼泪,再轮流进去看望母亲。
父亲在亲戚的轮番劝说下,回家去打理烟叶,毕竟医院是个“吞金兽”,随时随地要花钱。我们三姐妹留下来守夜,大姐和二姐在照顾母亲方面做得比我好很多,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和医生沟通母亲的情况。
晚上,大姐二姐端来热水,给母亲擦身体。之后我们轮番休息——说是休息,谁也不敢真正入睡,听到机器有任何的异常,母亲的病床传来任何响动,身体都会在大脑清醒之前先一步做出反应,赶紧奔到病床前。
凌晨2点钟,父亲、二叔、四叔,五叔、两个姑姑又连夜赶来。医院走廊上只有一盏灯发出微弱的光,一片死寂,值班护士也趴在桌上睡着了。我们一大家子围坐在椅子上,商量着如何应对母亲的病情。
因为病情复杂,治疗方案迟迟拿不出来,与华西医院的网上专家会诊最快也要3天,多数亲戚的意见是转院去昆明大医院。
大家的目光纷纷看向我,我一下成了拿主意的人。我又一次感受到了被现实逼着成长——从父亲在医院里瘫软的那刻开始,我眼里的泪就不能轻易落下了。
主治医生告诉过我,母亲意识虽然清醒,但生命体征微弱,经不起颠簸和折腾,一个轻微的震荡都有可能遇险——这话直接是堵死了我们转院的可能。
一时之间,我也没法抉择。父亲和亲戚们只好连夜赶回家,等着看母亲第二天的情况再做打算。
他们走了以后,轮到我们姐仨商量了。母亲的情况已经很糟糕了,县医院的水平我们心知肚明。最后,我们一横心,决定将母亲送往昆明——与其在县医院人财两失,不如冒险赌一把,将来即便母亲有个三长两短,好歹我们也尽力了,不至于有失落和遗憾。
听到我们转院的打算以后,母亲有些迟疑,问:“我的病是不是严重得很?”
“不是的妈,是我们想着你已经好多年没去昆明了,趁这个机会,咱们把病治好了,再好好的让你在昆明玩玩。”
“是呀,妈,你看你都是过苦日子,经历了这一灾,是要享福的人了。咱们去昆明,治好了病就每天好吃好喝的,过点好日子。”
我站在一旁,看着两个姐姐游说母亲。母亲的脸上看不出一丝光彩,我知道她在装作不知道自己的病情,我们瞒着她,她也瞒着我们。或许我们那些拙劣的掩盖早就被她看穿了,她可能是不想让我们失望,才尽力配合我们的表演。



3


第二天,我早早地办好出院手续,联系好救护车。交钱的时候,我和二姐都被救护车的价格震惊了——9800元。
后来我才知道,心疼钱的时候还没到。
姑姑、四姨妈、父亲和我,与母亲一起乘坐救护车,其他人乘坐小车。父亲草草吃了几块饼干,不一会儿便打起盹来,一晚上的奔波劳累,他坚持不住了。虽然从昨天到现在只是喝了一瓶水,但我没有饥饿感,也没有困顿感。一路上,我再三叮嘱救护车司机,千千万万要稳,说到最后,已经有些警告的意味。
路上虽有些许颠簸,好在没有对母亲造成伤害。7个小时后,我们总算到了昆明。看到大医院里步履匆匆的医生、整洁成列的设施、熙熙攘攘的患者和家属,想到这家医院的口碑,我的心安定下来,觉得母亲总算有救了。
一个矮矮胖胖、留着短碎发、带着口罩的医生走出ICU,这就是骨科住院部给母亲安排的主治医生,姓何。
还是一样的流程,询问病因,签字,盖章。因为疫情,家属每周最多能探望ICU里的病人两次。
我走到母亲床前,摸着她那粗粝不堪僵硬得像木棍一般的手,说:“妈,这里条件是不是看起来更好一些?你放心,在这里待不了多久咱们就能出院了。但是这里的医生说了,现在是疫情期间,这种病房又不能留家属在里面,我们就不能陪着你,但这里的医生和护士很多,还有护工,他们比我们专业得多的多,要是有什么问题你就叫他们……”
我自顾自地说了很多,说到了在外面等着的爸爸,说到了二姐,说到了今年的烤烟,直到护士催我出去,我才收住话头。
“你们要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不管我了吗?”母亲像一个被抛弃的小孩,问出了这样的话。
“妈,怎么会呢?不是丢,我们怎么会丢下你呢?是医院的规定就是这样,我再去和何大夫求求情,经常来看你,我们还要每天来给你送饭呢?别瞎想。”
护士又来催我,我只好一步三回头地告诉母亲,要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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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深夜,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脑海里全是和母亲相处的点滴:
和她一起上山干活,我骗她说水瓶里的水不是干净的溪流水,是牛脚印里的积水,她笑着不搭理我,咕咚几下将水喝干;
我和她说,以后让她和父亲就跟着我,我上班,她做点饭给我吃,不用干农活,不用干家务,等到节假日,我带着他们四处旅游,再给她买好多裙子;
我还和她说,以后我是不结婚的,也不能逼我找对象,我就陪着你们二老,要是逼我找对象,我就长年累月不回家了,当浪子去了;
……
那些无数的“我和她说”,也都只是说,还没来得做。



4


这家医院的医生拿出的治疗方案是:先观察一个星期,病情稳定了,马上就安排手术。
因为ICU探视人数要求,我们轮流着去看母亲。母亲见我见得最多,我就不去她跟前晃悠了,让两个姐姐多去。
我还有另外的任务——记账。每一笔开支的单据我都得收好,一星期不到,住院费、治疗费、营养费、陪护费,已经花去了3万多。那些在我包里还没捂热的钞票,就这样一沓一沓地送进了医院。
我想要申请精准扶贫“建档立卡”的名额,但按照相关规定,已经不能再有新增卡户。于是父亲去向亲戚们筹钱,我转而打听农村低保的事宜。亲戚们的仗义,让我见识到了家族力量的强大。2天时间,父亲就筹到了16万,加上二姐身上的5万,可以撑一阵子了。
乡上主管“新农合”的王同志是个厚道人,听闻母亲的病情,告诉我相关的帮助政策,并承诺如有新政策,会积极帮我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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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医生说下周二准备给母亲做手术,主刀医生姓张,我见过,一个斯文瘦削的中年男人。我还没高兴几秒,何医生的话又浇灭了我们刚燃起的希望:
“病人的年纪也不小了,52岁,颈椎、胸椎骨折,这是很严重的伤情,普通人一个颈椎骨折都要命,何况她这还加上胸椎呢。还有一个情况,颈椎手术手术成功后,如果病人情况不好,可能就要做‘气切’,戴呼吸机——这样说吧,一般做颈椎手术的病人多半都要气切的,都要戴呼吸机的,只是看戴的时间长还是短的问题,有的一个星期就脱机了,也有一两个月、甚至是一辈子都没能脱机的。呼吸机的价格不便宜,加上ICU的住院费各种费用的话,平均一天1万多,你们家属做好准备。”
何医生不带喘气地说出这段话,我们心情比过山车起伏还要大。
我们三姐妹商议,只和父亲说做手术的事情。气切、戴呼吸机都是概率事件,即使真戴呼吸机,万一母亲就是只戴几天的那种病人呢?谁也说不准,我们只能选择相信奇迹。
手术当天,父母两边的兄弟姐妹们都来了,在昆明的堂姐表妹们也全赶了过来,浩浩荡荡的一大群人,走到哪里都引起周围的关注。微信家族群里,大家都为母亲加油打气,你一言我一语的,都是祝福的话。
手术从早上8点半一直做到下午3点才结束,我们等得饥肠辘辘、坐立难安。好在手术做的还算成功,众人悬着的心也算着陆了。不过,母亲的情况依然危急,最后还是做了气切,确定以后要戴呼吸机。
晚上,一大家子坐在一起庆祝,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了下来,长辈们都喝了点小酒,我也刻意不去想何医生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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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中午,我从医院回到我姐家,看见大伙坐在客厅里,气氛沉闷,都丧着个脸。
原来是大家得知了母亲戴上了呼吸机的事。二叔和四姨妈认为花几十万打水漂是不明智的,如果母亲一星期不能脱机,那他们将不会再借钱给父亲。其他的亲戚虽然没说话,但是看着他们紧皱的眉头,我知道他们也不认可我们这种倾家荡产治病的做法。
但父亲坚持,说即使是卖房,也要给母亲续命,直到什么也不能卖的那天。我们三姐妹和父亲的意见一致。
“在县医院,医生说救不活了,让我们整点好吃好喝的给我妈吃,这话没吓着我。我总觉得有希望,你们也都支持我们家。而现在,情况好转了一点点,你们反而给打败了,都来劝我们——你们不借钱就不借钱吧,我和我爸的想法一样,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能坚持就坚持到最后。我不信我20多岁的年纪,以后还挣不了这几十万!”
我说完这番话,大家一阵沉默。过了一会儿,四叔打破了这份寂静,咬牙说道:“这样吧,我去信用社贷5万,如果大嫂能好的了,这钱你们就还我;要是大嫂有个三长两短,这钱我就自己兜着,也不要你们还。”
有了四叔做表率,二叔和四姨妈也表示可以再支持3万。
最后,我们与亲戚们达成一致:医完这笔钱,如果母亲还没能成功脱机,那我们也放弃。
我心里算了一下,现在已经有的,加上亲戚们再给的钱,母亲的治疗还能坚持1个月。我当然抱有期望,可知道也要做好心理准备,真到了那天,自己必须要做出抉择——母亲的生死竟然掌握在我的手里,残忍又无可奈何。
对母亲就医的讨论到此为止了,话题转移到我身上。不知道亲戚们从哪里听到我打算放弃读研的消息,养着3个大学生的四叔又一次施以援手,说要把他的大黄牛卖了,供我读书。
二叔则直接豪气地说,我的学费和生活费他给,将来工作了我再还他。其他亲戚也纷纷说必须读书,学费的事情不用担心。
我只能想,走着看吧,反正开学的日子还早。



5


母亲戴呼吸机的日子,是我们最煎熬的日子。以前我们见母亲的时候,多数时候我们说,她听着,偶尔还能应答我们几句。可眼下,只有我们说,她只能动动眼睛,也说不了话。
手术后的第二天下午,我和父亲进ICU看望母亲。她难受得不停挣扎,眼泪止不住。我们不知道她想要表达什么,她的模样生生刺痛了父亲和我,我们只能无助地站在她身边流泪。
那是我最失控的一次,整个ICU回荡着我和父亲的啜泣声。我不断地请求何医生时刻关注母亲的病情,每天打电话询问,有时候何医生都烦了。但她能理解我们做子女的心情,没有斥责我,只是委婉地说不能打那么多电话。
何医生担心病人情绪激动,减少了家属探访的次数。接下来的两天,我们没能再去探望。父亲被上次探病刺激到了,心灰意冷地和二叔他们回家了。我不时打电话告诉他母亲的情况,开导他:再苦再难,日子总还是要继续的。
幸运的是,母亲在3天后就成功脱机了。她的情况稍微稳定了一点,我们可以看望她的次数也增多了。
但这并没有让母亲振作。每次去看她时,我们像个话唠一样告诉她家里和周遭的事,她却对我们的话始终无动于衷,还有一天,我剪了短发,她都没认出我来,只是用茫然空洞的眼神看着天花板。
看着母亲一副将死之人的姿态,我们心如刀绞,意识到必须要把母亲接出来了,再这样下去,手术成功的意义也不大。
一天,我接到何医生的电话,跟两个姐姐急冲冲地冲到医院。等在CT室门口的何医生略微焦急地说:“你妈妈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我一直叫,她都没有睁开过眼睛,不知道是对我有情绪,还是身体不舒服。”
母亲被推出来后,二姐凑到她的耳边问:“妈,你能听到我说话不?是我,我是二妹,我们来看你了,你把眼睛睁开。”
何医生用手轻轻地掰开母亲的眼睛,没有什么异常,母亲也把眼睛睁开了,我们松了一口气。
检查一时半会看不到结果,何医生这次破天荒地让我们在病房待了很久,还叮嘱我们要做好母亲的思想工作。
为了刺激母亲求生的欲望,我们姐仨决定,将真实的花费毫无保留地告诉母亲,也让她知道我们为她所做的努力。
“妈,你可得好好养着,你现在值钱得很,二姐一辆车都砸在你身上了。她本来年底打算买车的,因为你出事,钱都投到你身上了。从县医院到现在,已经花了20多万了,要是你不振作,不好好配合何医生的治疗,怎么对得起我们?”
母亲偶尔摇摇头,有时眨眨眼,我也只能“软硬兼施”,让母亲再忍耐几天,说和何医生协商好以后把她接到外面做康复。
后来,母亲告诉我,她以为我是骗她的,毕竟这样的话在她住院后的一个多月里,我说了不下十次,每次都只是给她个盼头,却一直没能兑现。
我和何医生沟通了很多次,希望尽早将母亲接出去,她在ICU里面,什么待遇,我们一无所知。不久,何医生说,母亲可以出院做康复治疗了。她还说道:“像你妈妈这样年纪和病情的病人,要想恢复到以前几乎不可能,我见过康复的最好的病人,就是能坐在轮椅上的,多数病人只能长期卧床。”
她的言外之意我懂,就是叫我别抱太大希望。这话我没放在心上,毕竟事在人为,要有信心。但她反复强调“一定要找能报销的医院”进行康复治疗,我倒是听进去了。



6


等母亲可以做康复治疗的时候,我已经过了招聘的最佳时机,硬着头皮找工作并非明智之选,在四叔的反复劝说下,我还是决定继续读书。
开学将近,我得赶紧找好康复医院。大姐每天骑着电动车带着我探听各大医院的医疗条件和床位空余情况。听说圣约翰医院的康复科不错,我和大姐前去查看,结果遇到了一个老乡,住院康复1年多了,气切的管子都没拔掉,看着她干柴一般的身子骨,我和大姐心凉个透顶。
我们又找了昆医附一院、省三院、中医院等大医院,最后附二院成为首选。为了医院的床位,我们穷尽了人脉,托了好几拨人打听,最后打探到一个床位,欣喜不已。
联系好医生,安排好救护车,确定好转院时间以后,被晒黑了一层的我就去上学了。人在学校,可心还在牵挂着医院的事情。疫情封校,我只能不断地给姐姐们拨电话。好不容易等到晚上,接到了二姐打来的视频,我才得以见见母亲。母亲总算有了点神采,不再是死气沉沉的模样,想来也是待怕了,ICU里那种分不清白昼和黑夜的日子,想想都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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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前一所医院的日子是精神上的煎熬,那么在附二院的日子则是身体上的煎熬。
大姐和二姐轮流守夜,虽然雇了一个护工,但还是需要留个家属寸步不离地守着。因为孩子要上学,大姐只能白天来,二姐守夜,周末我钻洞溜出学校,陪着二姐一起。
守夜时,我索性就不睡了,来来回回地穿梭在走廊;我看着走廊上的钟表,从凌晨1点到清晨6点,听见医院从静谧无声到人声鼎沸;一天天过去,医院在我眼前从黑夜到白天,白天到黑夜,循环往复。
二姐长期熬夜,皮肤从白皙变得蜡黄,身体吃不消了,差点病倒。母亲看着,既心疼又自责。好在吃了一点药后,二姐恢复“上岗”。
长期卧床的母亲由于肺部感染,总有痰,但她没有力气完成咳痰,需要用吸管从已开刀的气切口处伸进去,借助吸痰器将痰液吸出来。频繁的吸痰会导致吸痰的管子更深入,病人会形成依赖,以后无法自主咳痰;可如果不把痰吸出来,病人就会难受。
白天还好,一到晚上,有时隔个三五分钟,有时隔半小时,就会听到母亲的气切口传来呼噜呼噜的声音,说明有痰堵住了。
最让人焦头烂额的是,明明已经听到了有痰的声音,但是用吸管却什么都吸不出来。每到这个时候,二姐、我和护工大姐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母亲难受得泪流满面,我们多番尝试,有时候吸管上都见红了,情况才勉强稳住。
一个周六晚上,我蜷缩在走廊的椅子上小睡,听到病房内传来窃窃私语的声音,知道又吸不出痰了。我直接跑到护士站请护士来帮忙,可护士来了之后,也没什么办法。母亲额头布满汗水,刚擦掉,又出一层。因为干呕,泪水也流个不停。护士只好叫来值班医生,医生用手按住母亲腹部,有规律地一下又一下引导她微微用力,痰才吸了出来。
我们都长舒了一口气,往后的日子,再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就依样画葫芦,百试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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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隔壁床有个也来看护老伴的嬢嬢,西双版纳的,人很好,她唤我“小乖”,我们经常聊天。嬢嬢的老伴因为脑梗变得痴痴傻傻,没有意识,只有眼珠会动。嬢嬢经常坐在病床旁,用手轻轻托着老伴的头,和声细语地和他说着退休以后的生活:“你快点好起来,再过几年我也要退休了,到时候我们就游山玩水,心情好的话给儿子带带娃,心情不好就懒得管,过咱们的二人世界……”
虽然老伴只是无神地看着远方,也不影响嬢嬢诉说的热情。
嬢嬢是个幼儿园老师,老伴生病之前在学校工作,每个月有1万多的工资,儿子看起来和我差不多大,有个对象,都快谈婚论嫁了。护工大姐私下悄悄地跟我说:“要是老头好不了,我看儿媳妇多半要打脱掉(跑了),现在的人啊,现实得很。”
护工大姐意思我们都懂,像这样的大病,随随便便都得一二十万打底,有积蓄的人尚且能短暂应付,没有积蓄的谁不是落下一屁股的账。
后来,嬢嬢的老伴情况更差了,查出脑袋里有瘤,要么做风险极大的开颅手术,要么就这样保持现状。学校那边的说法:“只要人活着,每个月的工资照领,但要是人没了,工资也没了。”
二选一的难关,两个都有可能是错的,嬢嬢不知道怎么办。



7


医院只能住15天,不过国庆放假,我们可以多住几天。主治医生是一个聒噪的女人,声音尖细刺耳,没有耐心,但人很负责,明确说在出院前拔管,将母亲的气切口堵上,这样,母亲就能说话了。
没想到周四那天,二姐打电话告诉我,母亲可以拔管说话了。
这本该是件喜事,可我却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因为母亲开口说的第一件事,竟是控诉在前一所医院受到的“特殊待遇”。她用沙哑的声音,一件一件地向我诉说当时护工和护士如何:不给她水喝,家属带进去的饭不给病人吃,咒骂病人为何不去死,擅自拔病人的输液管。
我听完后,愤怒的气血直冲天灵盖。怪不得母亲听到我们想要在那给她做康复时一直抗拒地摇头;怪不得那时我们去看她,她总是一副死气沉沉的模样;怪不得将她接出ICU的那天,她头顶破了皮,手肘也捂烂了。
我气不过,决心为母亲讨一个公道。我尽量让母亲回忆细节,将她所说的话记录下来,同时去找当时的病人,看能否寻求到更多支持。
将文档打印出来之后,我交到了前一所医院的投诉办,和投诉办的医生讲述母亲的遭遇过程中,免不了又一阵痛心和落泪。
听到消息的何医生赶紧打电话来向我求证,我追问她我母亲的情况是否是个例,她只是闪烁其词地说:“医院也就那样了。”
母亲说,何医生一直对她不错,所以我的投诉信只针对护工和护士。有一个姓周的护工,为了能让他对母亲稍微好点,即使他卖的护垫和卫生纸比外面超市的贵一倍,我也从未吝惜过,每次都从他那里买,但很明显,他没有拿钱好好办事;还有一个胖胖高高的男护工,母亲说,因为她那时只能小口吃饭,他喂得烦了,就把牛奶砸在地上,后来我们多次与他聊天,送了一点小礼,他才对母亲耐心起来。
前一所医院反复打电话来向我核实情况,说他们那边也在开展调查。周五,医院说要给我一个说法,我从学校几经周折直到傍晚才赶到那里。ICU主任、投诉办医生、何医生,ICU护士长几个人早早地等着我。
除了何医生和投诉办医生,ICU主任和护士长的话都让我很反感,他们反复强调我母亲说的不一定属实,他们也去访问了其他病人和家属,并没有发生我提及的事件。
母亲向来是个耿直的人,有一说一,绝不无中生有,受伤之后,除了肢体不能动弹,意识一直清醒,身上仅剩的几十块钱放在哪件衣服哪个口袋都一清二楚。联想到之前去病房看望母亲时,病人也对护士和护工破口大骂,母亲怎么可能说谎?
我们两方各持己见,场面一度僵持。最后,他们也只能说再去取证,我这边再和母亲核实细节。
出来的路上,何医生一路送我,我不知道是医院的意思,还是何医生自己的意思。
“你一个小姑娘,别动不动就说要登报纸、发到网上这样的话,这好歹是个省级医院,不是谁想告就能告的。你们都是乡下来的,在这里应该也没有什么有影响力的亲戚,你现在读着研,犯不着用自己的大好前途押在上面。”
可是她低估了做儿女的想要为母亲讨个公道的决心:“何医生,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孙小果,我就是拼着一口气,乘着这个东风,结局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我还是重申一下我的想法,我只要医院对相关涉事人员做出处罚即可,不上升到医院本身,但如果医院实在要包庇他们,那我只好连医院一起投诉了。”



8


母亲拔了管,堵了口,时常还是有痰,不过按照医生教的方法,已经好了许多。
输了快2个月的营养液,母亲说她都快记不得饭菜是什么味道了,每次吃也只是吃几小口,味同嚼蜡。138斤的人,瘦到100斤出头,脸颊两边凹陷下去了,几十年不见的锁骨也若隐若现。
我喂她饭的时候,总是要劝着她多吃几口。为了刺激她的味蕾,还买过烤面筋给她吃,被姐姐们知道了,免不了被骂。
康复的项目主要是动动手、抬抬腿、揉揉捏捏,加上针灸、占床,一天下来忙碌得很。一趟下来费用也不低,短短20天,就用去了3万多。幸好乡上的王同志每次都替我母亲打转院证明,报销了1万多。
附二院住院到期,在朋友的帮助下,我们联系到中医院,开始为母亲转院。嬢嬢的老伴过两天也要转院,我将手上大医院的医生联系电话都发给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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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转院后几天,何医生和那个ICU的护士长前来探望母亲。以前都是我对她们客客气气、“卑躬屈膝”,现在倒反过来了。我提前和何医生说好,如果她们是想过来追问母亲细节,就不必来了。何医生说,只是做个回访调查。
和母亲谈话的过程中,何医生遵照了约定。然而,就在她们回访完以后,给母亲做手术的张医生又打电话来,想劝我撤回投诉,还明里暗里地打听当时安排我们进医院的医生是谁。
他的电话也打到了我姐夫那里。为这事,大姐和姐夫大吵了一架,姐夫觉得我是恩将仇报,轻飘飘地说一句:“算了好歹人家帮过咱们。”
可我投诉的是那些苛待母亲的护工和护士!我们花了十几万,每天在外面提心吊胆、担惊受怕,虽然母亲的命保住了,但是她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我们连投诉的权利都没有吗?
在我的坚持下,医院那边对涉事护工做了停职处理。一天我刚下课,何医生打电话给我,说可以让护士过来给母亲道歉。我回绝了,母亲本来就讨厌他们,多看一眼心里都难受。
母亲看我每天折腾得累,好几次劝我算了,联想到何医生和张医生,我左思右想,松了口,就此作罢。
和那家医院的恩怨就这样勾销了,母亲的康复还是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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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眼到了10月,二姐因为店里面的事必须要去浙江了,她已经两个月没上班了,赚钱的事得提上日程了。
最忙的人的变成了大姐。到了中医院以后,我们就给母亲换了一个护工。之前附二院的护工大姐人很好,护理知识一点都不输护士,人也勤快。我们原本打算继续请她帮忙,但她希望工资能涨1300,相较而言她现在的工资(6000元)也不低,出于经济的考虑,我们只好另找他人。
在中医院细致的康复训练帮助下,母亲有了点起色,能坐轮椅了,右手可以用勺吃饭,也不是小猫的饭量了。
医院有个“换血”的康复项目,200元一次,主打“促进血液的再生功效”,听说还能美容淡斑,很多护士也会去做。过程并不繁琐,先将自身的血液抽出来装进血袋,再放到一个像公斤秤一样的特殊容器上,随着容器的晃动,整个血袋就在容器里颠来覆去,一两分钟后取下,将血重新输入病人的体内。
不知道这个项目有没有用,但只要有点希望,我都愿意试试。只是母亲遭罪,她血管太细,很多护士都找不到扎针的位置,总是要不断换着扎。即使护士长来,也要扎两针,血袋才得以装满。一次抽血下来,反倒像是把母亲的精气神抽走了,整个人都怏怏的。
中医院可以直接报销医疗费,附二院则要拿回病人所在地的乡镇报销。为了避免周转麻烦,我们打算在中医院常驻。16天住院期到了以后,办理自费;自费15天以后,又可以转为报销的住院,如此循环。



9


母亲在中医院住了快2个月,医保报销的比例已经达到上限了(一年15万),加上自费的钱,花了将近30万。母亲的左手依然是根僵硬的木棍,屈伸不利,腿上还是没知觉,准确地来说,是胸以下都没感觉,她只觉得内里烧疼,表皮还是麻。
骨科住院部的主任是个嗓门很大的中年男人,很高很壮硕,操着一口流利的昆明话,已经劝了我们3次了:“你们是钱多还是咋个呢?都给你们说出院了,再待在医院意义也不大,你妈这个病需要漫长的康复期,在里面只能是浪费钱,我这人心善,想着你们待在里面也是浪费钱,几天就是几大千,该是不心疼?接回去嘛每天给她按摩按摩,坐坐床,就行了嘛。”
去年1月,出于经济的考虑和主任的建议,我们决定将母亲暂时接到在昆明的大姐家休养一段时间,快到春节的时候再回老家——因为老家的冬天太冷了,不利于母亲康复。
大姐一个人忙不过来,我也不能时时都在,二姐只好回来帮忙,等到父亲卖完家中的烤烟,我再来接替她。
母亲住在大姐家里,除了偶尔身体不适外,心情还不错。二姐看着虚胖,实则体弱,光是每天给母亲活动身体就累得大汗淋漓,更别说抱母亲坐轮椅这样的体力活了。姐夫在家的日子,抱母亲坐轮椅是姐夫的活儿,姐夫不在家的日子,就靠大姐。大姐90斤不到,好在那时母亲也才100多斤。
我放假后,也抱母亲坐轮椅。我有力气,倒是不费劲,只是有天不知怎的,抱着母亲觉得费劲得很,就用肚子顶了一下,随后肚子就不舒服——后来卫生所的医生告诉我,可能是用力过度导致子宫下垂,这样的下垂在下次用力时会有明显的不适感——是的,我上个厕所微微用力都觉得费劲。
在母亲的指导下,二姐将我的肚子往上推一推,只用一次,疼痛就缓解了很多,第二次再推,就好得差不多了。
我去姐夫的亲戚家开的中医馆学习给母亲针灸,学得太粗浅,死死记住穴位来扎针的方法总觉得不妥,在同学的推荐下,买了几本医书,斗志昂扬地想要自学成才,奈何两天就歇菜了,还是只会医院里医生教的方法。
除了给母亲按摩针灸,我们还推着轮椅带母亲吃了很多她没吃过的东西。以前她总舍不得买来吃,买来穿,好吃的、好用的以我们为先。现在只要买得起的,只要母亲喜欢,我们毫不吝惜。
母亲在大姐生孩子的时候来过一次昆明,那是七八年前的事了,当时她身体康健,去哪里都用走;时过境迁,母亲现在哪里也走不了,只能任由我们推着,去海埂大坝喂鸥,去寺庙烧香祈福,去西山脚下散步。



10


母亲这场病治下来,我家欠信用社6万,欠亲戚16万,二姐还垫付了10万。
父亲这年的烟卖了14万,除去人工成本,还能剩个6万多,远不能抵债。于是父亲的兄弟姐妹们商量,想要办一场酒席,一则庆祝母亲重获新生,二则收点礼钱来还债。可是疫情期间,乡镇上有明文规定,大事简办,小事不办,我们家这个事,可大可小,要办也只能偷偷摸摸,于是看好的日子一拖再拖。
我和父亲商量,直接在镇上包一个馆子,请亲戚朋友们吃一顿就好了,不要整得那么复杂。父亲是个传统的人,他认为办酒席不在自己家里办传出去不好听,村里的人也不愿意跑到镇上去吃席——本来就图个热闹,这下好像是专门为了收钱,坏了名声。
商量来商量去,最后终于决定在元宵节前把酒席办了,还是在家里办。
不过这样的热闹我错过了。正月十四的那天晚上,我刚乘高铁到家,吃过饭就收到了第二天必须要交作业的通知,电脑和作业文件都在昆明的大姐家,当天晚上凌晨4点,我又坐车去昆明。
酒席一办,我们就不能陪在母亲身边了,只留下父亲一人照顾母亲。收到9万多的礼钱,父亲按照亲戚们的家庭条件和欠债的金额来分配:比较富裕的,就先还一部分,金额小的,也先还了。
见手里的钱不够还债,我提议:欠着的就欠着,剩下的我工作了再还。父亲执意再种一年的烤烟,将债还清就不种了。
可是家中只有他和母亲,忙起来连个做饭的人都没有,属实行不通。多番商量下来,我们决定:多数时候请人干活,可以少赚点,等到假期我们回家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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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暑假了,本烟农提前把作业写好,要回家收烟了。大姐带着两个孩子,让他们也去乡下体验体验。
早上6点出山,半小时不到,露珠将裤子全打湿,毫不夸张地讲,内裤都是湿的。8、9点,太阳升上来,暖洋洋地照在人身上,裤子渐渐被晒干,接下来的高温酷热烘烤得人难受,身上的水汽连带着精神气、力气都被太阳蒸干,只留无精打采的躯壳在烟地里机械地劳动着。
大姐好几次都要中暑的样子,连饭都吃不下,第二天头晕、犯恶心,还是坚持出山。母亲心疼的泪花在眼眶里打转。
我们几个小时候就比别家孩子悠闲,同龄人小小年纪就把农活摸了个遍,我们却玩泥巴、过家家,没干过什么重活、苦活、累活。现在,我是村里最苦的大学生,大姐是村里最苦的城里人。
我们都累瘫在床上或是沙发上,没时间给母亲按摩身体了,母亲就自己锻炼,她的右手越来越灵活了,能抓住床栏,活动身体。我给她买了一根粗绳系在床尾,她用手拉着,尽量让上半身撑起来,虽然每次都失败,也不气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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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之后,我和大姐都走了,家里的活还没干完,好在辛苦的部分干得差不多了,剩下一些收尾。
中秋节我又回了一趟家,和父亲处理烤烟,和去年一样,刨除人工,剩了6万多,父亲还了部分债,留下1万多。
母亲的腿仍然没有知觉,天气冷了毛病就多。我们商量将她接到昆明康复一段时间。她不想去,其实就是怕花钱,当然,康复效果也确实不明显。
但母亲可怜,被限制在小小的一方轮椅里,和坐牢无异。我打算打听一下成都华西医院,父亲也支持。我预约的是专家号,到了现场,缴费92元,问诊5分钟。我们和医生还没说上几句话,他就要赶人了。
我抓紧时间问:“医生,有没有治疗截瘫病人的医疗技术?”
“干细胞移植,这是目前治疗的一个方法,我给你个电话,你打去咨询一下。”
结果,去了一趟成都,我只得到一个到现在也打不通的电话。
回到昆明,我向何医生打听干细胞移植技术。何医生回复我:“这是个新技术,有什么隐患,目前还不知道,我的建议是你们每天给你妈妈按摩按摩就行了,如果真做了,到时候有什么并发症,得不偿失,她康复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个书,读着读着竟也读出几分滋味来,想要继续读个博,但一想到母亲,还是就此作罢。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我没有方向,所以也不远游了。少年时那些天马行空的梦想就埋藏在脚底吧,毕业以后,找个安安稳稳的工作,下班后推着母亲,看看广场舞,在父母身边,日日陪伴,也算是人生一大幸事。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王朝辉    运营 | 梨梨


扮 猪 吃 兔 子

好多堂堂皇皇的事情,

都是在黑灯瞎火里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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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2-12 03:56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毕业4年,5座城市,我读过的社会大学 | 人间 · Z世代

 阿黛 人间theLivings  2022-02-12 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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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20块稿费的时候,我一度激动得又哭又笑。20块钱,或许连一顿饭钱都不够,但我拿到手里,却觉得沉甸甸的。这20块,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也看到了一点点生活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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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路过未来》剧照




Z世代玩家手册丨连载



1


1997年3月,我出生在甘肃省平凉市威戎镇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2000年至2004年间,我的大妹妹、小妹妹和弟弟相继出生。因为接连生下我们姊妹几个女孩子,妈妈遭受了镇上不少人的白眼,等到弟弟出生后,闲言碎语才少了些。
虽然家里不富裕,却并不妨碍我拥有一个美好的童年——沿山盘绕着的公路带着清新的泥土芳香,大山深处的公路旁矗立着舅舅家独门独户的院子,我在那里度过了上山下坡、爬树抓鸟的童年。小时候的我喜欢在刮着北风的夜晚,听屋外大风刮过白桦树和枫树林的声音。
家中4个孩子等着养活,多病的爸爸不得不外出打工,每年只有过年才回来,平时我们只能从邻居家的电话里听到他的声音。随着我们姐弟不断长大,小学都没毕业的父母身上的担子更重了,爸爸不得不去更远的地方打工,妈妈也不得不在干完农活后继续做零工挣钱。妈妈总是早出晚归,常在我们睡熟后才回到家,早晨天没亮就又出去劳作,只有早晨厨房里温热的羊奶、烙饼以及院角高高摞起的羊草证明她昨晚回来过。
我很少跟同学和朋友提及我的家庭,也甚少带人到我家里玩,关系亲近些的朋友问及我们家里几个孩子时,我总是含糊地用一句“我有个弟弟”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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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的宗祠(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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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妈妈对我们的学业毫不含糊。2007年9月,爸爸因病回家小住,妈妈给了他80块钱去买药,但他用这笔钱买了一本厚厚的成语辞海,宝贝似地抱回家,被妈妈一顿数落,两人越吵越凶,甚至升级到了冷战的局面。当天爸爸连夜跑去兰州打工,除了路费以外身无分文。
爸爸后来在兰州的生活我不得而知,但自此他寄回家的书却源源不断,好些都是精装本。妈妈虽然表面上反对他买书,但每次都会将那些书仔细地收起来。那些年里,我翻遍了爸爸寄回来的每本书:《曾国藩谋略》、《鬼谷子》、《孙子兵法》、《警世通言》、《百科全书》……这些书给我贫瘠的世界打开了一扇窗,让我知道在自己不知道的地方,还存在着不同的美好事物。
在爸爸的影响下,我开始写日记。第一篇日记写于2006年,内容是“家里的一张老照片”——当时爸爸给我找来了他二舅的一张军装照。那是我正读小学三年级,在学校还没有上过作文课,短短200字,耗费了我一晚上才写出来,写的过程中还因为字迹潦草被爸爸撕掉了数十页纸。
从那以后,每天写一篇日记成了我的必修课,我渐渐习惯了在厚厚的笔记本上记下琐事,将自己上学放学途中遇见的小猫小狗都一一记录下来。邻居们总是说,让孩子读书写那些有什么用,还不如多帮家里干点活。但爸爸却很坚定,让我继续坚持。
我们提出要帮妈妈干活时,她总是一概拒绝,只叮嘱我们认真看书听课就可以了,脏活农活不用我们干。这导致我直至上初三时还不会正确抓握铁锹,缝缝补补的针线活也是一样都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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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时写的日记(作者供图)

两年后,我的作文开始隔三差五被当作范文全班朗诵,语文成绩逐渐成为全级的前两名。家里现在还保存着2009年时的一期校刊,第二页印着我参加作文比赛的一张照片——当时的我穿着绿色皮夹克,别着一枚小小的发夹,露出了一个羞涩的笑。那是我第一次登上校刊,心里高兴极了,然而比赛结果却是没有获奖。
进初中后,夹杂在众多尖子生中的我成绩平平,但还是坚持记日记,即便学业紧张,每天的活动课我都会去阅览室看一会儿书,也依然被推荐去参加各类作文竞赛,但仍拿不到名次。高中的学业更加紧张,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参加征文比赛了,只记日记和读书。那时我脸上起了好多青春痘,整个人非常自卑,就算是写了东西,也会刻意锁起来不想被别人看到。



2


2015年,我被河西学院录取,怀揣着满心的不甘踏上了西行的列车。同宿舍6个室友,都是带着对现实的妥协来这所二本大学报到的女孩。
学校里到处是报考第二学位的招生宣传,室友中包括我在内有3个人报了,我报的金融学,另两位舍友分别报了会计学和心理学。已经快开课了,我的课本却迟迟没有发,眼看着其他人都开始学习了,我急不可耐,生怕落在别人后面,于是便在学校的一个交友群里发了收双学位课本的信息。
不久后,微信上有人加我,自称是我们学校的学长,有我需要的书。我当即联系他说要去取,他发给我一个定位。当时是晚上8点钟,但我想到那个位置离学校挺近,便没多想,跟舍友说了一声便去了。到了约定位置的楼下后,对方说他在忙,让我上二楼的家里去取,还说他妈妈也在家。我没多想,跟他说了声“谢谢”后就上楼了。
我没想到,这会是我噩梦的开始。所谓的“学长”是一个大胡子的油腻中年男,我更没想到,喝完他递给我的一杯白开水后会人事不知。我只知道,当我一觉醒来,下半身传来撕裂般的剧痛强烈地提醒我:一切并不是一个梦,它真实发生了。当我浑浑噩噩走在大街上时,过去18年来世界展示给我的美好开始远去,命运以如此猝不及防的方式,将阴暗的一面撕扯给我看。
我觉得我不干净了,疯狂冲洗自己的身体,在滚烫的喷头下蜷缩成一团。当时的我被家里保护得太好了,没有一丝一毫保留证据的意识,更因为害怕事情公布出来后学校里的同学会拿有色眼镜看我,便没有想过报警。
可是第二天,那个男的发来我的裸照,威胁我晚上再去他那里,不然就把照片发到网上。我吓坏了,只得跟辅导员讲了这件事。她让我马上报警,“不然你一辈子就毁了”。我请求辅导员为我保密,结果她在课堂上讲给了全班同学,虽然没提我的名字,却是看着我讲的。我想,其他同学肯定也知道了。
最初去派出所报警时,一位女警察安慰了我,她让我去刑事科,并告诉我既然知道地址,一查都能查到,“会判个好几年的”。
可实际的情况并不像她所说的那样,我出示了微信聊天记录,也说了地址,刑事科负责的警察问我“证据还在不,内裤那些的”,我回答说洗掉了。他又问我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情况和要求,我问说这件事情能不能尽量别让别人知道。那位警察笑了一下后让我回去,告诉我“别再这么傻了”。
我追问他能否留个联系方式询问调查结果,他没给,“不用加(微信),这件事情就忘了吧,以后少相信别人”。做笔录全程中,一个年轻的男警察就站在门口,我说一句他笑一句。面对着刑事科巨大的摄像头诉说事件来龙去脉时,痛苦、羞耻、难过、恐惧一一涌过,不啻于又一场凌辱。
报警的结果,当然是石沉大海。
18岁的我独自在暗夜里哭嚎、难过、挣扎,写日记是唯一的发泄口。2015年11月,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新生现场作文大赛,分为初赛和复赛环节。初赛的作文题目是《玻璃》,我将之前遭遇强奸的经历写成了小说。复试题目是《墙》,我将听过的一个小女孩被父母亲抛弃后心墙高筑的故事写成了小说,最后得了优秀奖。
2016年元旦,学校组织了作文大赛的颁奖典礼,邀请获奖作者参加。在那个晚上,我认识了我的前男友。他在听到我的经历后哭了,所以我答应了和他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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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里的时光过得很快,我流连于学校的图书馆,业余时间勤工俭学,打扫过公寓楼卫生,也在学校食堂卖过包子。男友课余时间做初中物理家教,用赚来的钱给我买一些小礼物,这样一起前行的日子简单而美好,我们甚至都很少吵架。
但临近大学毕业,我们的矛盾尖锐地显现了出来——我一向是理想主义者,大学毕业后更想去远方看看,也想考研提升自己。但男友比较偏向于平淡的生活,大四一整年他都在劝我考“特岗”跟他回老家定西工作,也不支持我考研。
在对未来的抉择中,所有人都会选择更有利于自己的一方。
2019年5月16日,我和舍友参加了一个招聘会,应聘兰州一家培训学校的语文老师。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机会,但我还是想试一下。在顺利进行到签三方协议的环节时,我的协议书却戏剧性地找不到了。情急之下,我想起曾将协议交给男友保管,便打电话问他。当时他正在兰州为第二天的电力考试做准备,听说我的事后不管不顾地坐高铁回学校帮我。最后,我的协议书没找到,他的准考证也弄丢了。等他返回兰州找到准考证时,已经是夜里3点,第二天的考试结果可想而知。
这个意外不仅让我要签的工作没签成,他的考试也泡汤了。再次见面时,我们两人虽然面上和好如初,但心里多多少少有了一根刺,对未来的不同规划,也让这根刺越埋越深。



3


经过无数次地挣扎犹疑,我遵从自己内心的想法,决定去远方看看。一位相熟的老师和我朋友都在南昌,那里便顺理成章成了“远方”的最佳选择,我请求朋友帮忙留意下适合我的工作,在5月底买了一张火车票。
这是我第一次去南方。火车从张掖出发到南昌的途中,我见到了很多以往从未看过的景色。当火车经过长江大桥时,我心里的震撼与兴奋是从未有过的。那一刻,我再次感谢自己远行的决定。
抵达南昌站后,我愣是在里面转了半个小时才出来。出站的阳光洒在我身上,我仍觉得一切那么不真实。直到看到朋友居住的小区里结满柚子的果树时,我才咧嘴笑了起来——家乡是没有柚子树的。
6月1日到10日,朋友一直带我在南昌游玩,所有的花销都不让我出钱,最后我选了个价位差不多的礼物回赠他。他提出想推荐我进入他工作的连锁经营公司——事后他向我坦白,说如果当时我只是心安理得地白吃白喝,他一定不会想着留我,那样不懂礼貌的人一定不适合做他的“团队合伙人”。
我第一次在他的公司听到讲什么投资、创业时,心里嗤之以鼻,压根不信,只觉再待下去浪费时间。当时赶上学校通知我做教师资格证认证,我急着回去。朋友说不着急,他帮我买机票。结果他并没买,我错过了认证。但本着对朋友的信任,我决定留下再观察几天。
就这样,我加入成了底层业务员,跟另外两个男同事和一个女同事合租在电梯房里,房租均摊下来大概每人每月300元,水电费用由管理我的经理统一缴纳,吃饭由我们轮流做饭和收拾整理,费用自理。
入职培训时公司一直对我们强调:连锁经营行业本身涉猎广泛,十分复杂,行业保密性极高,又是国家重点扶持项目,很多方面的信息我们这个层级的业务员暂时还接触不到,只要先尽早找到合作伙伴构建创业团队,努力提高“份额”就好。
我用了一段时间才明确公司的运作方式:我们没有底薪,全靠说服更多人“投资”我们各自创业团队的“业务份额”赚取提成。1到84个“份额”的都是“业务员”,达到84个以上“份额”的晋升为“经理”,达到600个“份额”的晋升为“高级业务员”。一个“份额”对应3800元,每人最多给自己投资21份额,即79800元,这些钱会在创业项目落成后返还——此外,每个业务员需要找3个“合作伙伴”,通过资金和人脉的积累初步构建自己的团队,这也是为什么我的朋友要拉我“合伙”的原因。
公司培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我们主动交流,刚开始是训练我们打电话,打给同事“练习话术”。我一心一意将多拉份额和早日找到合作伙伴当成努力方向,时常在一众口若悬河的同事中感到自卑。这时,男友联系我,提出分手,说不能接受我的突然离开,也不能接受我在离家乡这么远的地方工作,强烈要求我回去。但我怎么可能回去?此时我妈妈已经生病住院两个月,一旦丢下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我不知道自己要再花多长时间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我俩吵得很凶,我第一次感受到现实的压力。那天我哭了,他也哭了,但谁都没有办法为对方做些什么。这场历时不到4年的爱情惨淡收尾,我们分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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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公司从南昌搬到了成都龙泉驿区,纪律更加严明:每天早上6点到7点,我们需要练习打电话话术,模拟练习邀请“经理”级别或其他“成功人士”为我们讲授成功经验,7点到9点是吃饭时间,9点到12点间安排两次对“经理”和“成功人士”的拜访,之后是午饭时间,从下午2点到4点也是固定的两次拜访,5点是晚饭时间。
周二和周四的晚上7点,一般是安排6个人做5分钟的脱稿演说,排好值班表大家轮流上台。每当这时,“听众”都要在台下坐得端正,女生需要手交叉放在腿上,男生则要把手放在身体两侧,专注听讲,不能笑场,动作不规范的将被罚款50元。需要去洗手间或者挪动身体都要请示,否则也会被罚款。周三的这个时间则是开全员大会,总结批评每个人的表现。
每天晚上7点半之后,我们需要回到房间写字数不少于500字的感谢信,按照固定的格式感谢上午拜访过的“经理”们。写完感谢信,我们再和各自的“投资人”、“客户”视频聊天,一般大家会工作到晚上12点,我总是想着更努力一点,会再晚半个小时。跟每个“投资人”最好聊天不超过半小时,聊天内容没有限制,主要是和对方建立亲近感和信任,可能的话再引导对方“打开格局”,具有一点创业的思维。
聊天期间的9点到9点半,会有负责人来检查我们的手机——看看有没有安装微博、知乎、小说或游戏APP,这些都不允许安装,主要为防止业务员们私下看小说、打游戏、浏览网页。公司强调我们是一个“短平快”的平台,一定要抓紧时间,争取早日创业成功。违者罚款50元,我就因为没删干净网页而被罚过。
为了自己的业绩,我求助以往的朋友们和银行贷款凑齐了21个“份额”,除了这些以外,我的业绩再也没有过起色。合作伙伴的环节也不顺利,前后邀请了13个人来南昌、成都游玩,试图留他们和我一起,都以失败告终。所以我一直没有提成,吃饭费用全靠介绍我来的那位朋友和“经理”帮助,也向别的朋友借过钱,林林总总加起来有个4万块。
与我同期的同事份额业绩量已经达到了151个,提成也拿得多,看着她每天换着不同风格的衣服和包包来上班,还穿着开裂的帆布鞋的我说不羡慕是假的。到底该怎么做?我日渐焦虑。
年底疫情来临时,我内心有一丝窃喜——因为大家都不用上班,我和同事之间的差距不会被拉大,可以为我争取了补救时间。疫情封闭宿舍的那段时间,我开启了疯狂工作的模式。同事打游戏时,我在跟客户聊天;同事做饭时,我也在跟客户聊天;同事睡觉时,我还在跟客户聊天。我深信:笨鸟先飞总能补上差距,甚至反超。
转眼2020年4月疫情缓解,公司复工,我也迎来了2020年的第一个客户。尽管事先做了充足的准备,但我在坐公交车去成都东站接客户的路上还是紧张得腿直抖。到公司后,客户还跟领导调侃我,“见到我时紧张得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放了”。尽管我对促成这次合作充满了期待,结果却并不如意。
我很沮丧,这次的失败相当于否定了我之前所有的努力。我焦虑又无助,也让我的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



4


2020年5月,堂姐从兰州到成都看我,这让我十分欣喜。当时公司里很多都是一起来应聘工作的朋友,我想着也劝堂姐来公司上班,我们两个人在异乡彼此依靠做个伴,在公司也能互相照应。
我带堂姐回我和同事合租的三室一厅后,堂姐当天一直举止异常——看到合租屋里有男生时,她止不住地发抖;晚上我起夜上厕所回来,她的身体也抖得不成样子。我询问安慰,她却显得更警惕。第二天,我带她去公司应聘,与领导谈话时,堂姐始终冷着脸一言不发,出来后望着我几次欲言又止,最后我只听见她一声长长的叹息。
来成都的第四天,堂姐便嚷着要回兰州,甚至丢下了自己的行李。我不想堂姐回去,希望她留下和我一起上班,为这个我俩在火车站大吵一架,激动之下,我撕碎了她的返程票。我固执地以为,这样我就能留下我从小的挚友、从来都呵护我的堂姐,但这只激化了我们之间的矛盾。
半个小时后,重新买票的堂姐进站离开,我的心空了一块。我心里隐约有种预感:堂姐的这次离开,会是永远的离开,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
坐上动车的堂姐发来长长的一段话,她之前种种怪异举动也有了答案。她说自己之前被信任的朋友骗去过传销组织,所以从进到我的出租房后就觉得不对劲,去公司见过领导后更令她笃定了——我是进了传销组织。她不敢再待下去,提醒我自己小心点。
传销?我来不及对堂姐的话做出反应。
上火车后,她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我爸爸。我见到爸爸是堂姐回去的第二天,晚上10点的成都,灯火通明,衣着单薄的他站在马路中央,来来往往的汽车贴着他的胳臂擦过。
“爸。”我怯懦又难过地喊了一声。
一瞬间,我发现爸爸老了,老的不仅是他两鬓的白发,更是他眼里的光芒。那天晚上他没有骂我,见到我后倒是松了一口气。我找了一家宾馆和他住一间房间,他在那个夜晚絮絮叨叨说了许多,也第一次在我面前哭泣,哭他的无能,哭他作为一个父亲却护不住自己的女儿。我也哭了,我知道自己为什么哭,但无法言说。
天亮后,爸爸就要带我回家。我的心里有无奈,有愤怒,更多的是难过。当时我想:假如我工作干得好的话,便不会让家人对我产生这样的误会了。我终究辜负了从小以来爸爸对我的期待。
到家后正赶上端午节,爸爸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依旧和从前一样给我买粽子,还有我爱吃的烤鸭。粽子是甜的,吃到我嘴里却是苦的,一直苦到我心里去。我上班这么长时间以来,没赚到钱给爸爸买一件新衣服,甚至爸爸到了成都只能带他住有蟑螂的旅社。这是我心里的痛。
这痛一直蔓延着,在奶奶和姥姥在同一天摔伤后扩展到了极致。我不想再在家待下去了,再待下去只会让这种痛更深。我又一次回到了成都,我要证明自己,也要给自己之前的努力一个交代,更要换我给家人以保障,哪怕此时他们都误会我。
我更加努力工作。同事都说我变了一个人,开朗了,也爱笑了。我不喜欢说话,但我克服心理阻碍与客户找话题;我不喜欢打电话,但还在一个接一个客户打电话。即便如此,我的业绩还是没有丝毫起色,一次次拜访,一次次失败。这时我同期的同事“业绩份额”达到了238个,我的业绩还是21个。
强烈的焦虑和家里的质疑声终于压垮了我,我也开始深深怀疑自己是不是进了传销组织,但看着身边那些友善互助的同事,始终很难说服自己。12月的一天,我独自哭了很久,为自己一直以来的努力得不到回报、也为自己一路颠沛流离却始终不得寸进而委屈,更对自己产生了深深的质疑:我真的适合这份工作吗?我真的能做好这份工作吗?
带着这样的质疑,我向领导请假回家散心,可这次之后我再没能回到公司——家人说什么也不许我再回去,多次交涉无果甚至被没收身份证后,我只能妥协去离家较近的银川打工。
去一个陌生的城市,可以暂时让我躲开家人们的质疑声。
在银川400块钱租了一个房子后,我开始了干两天兼职休息一天的日子,这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思考自己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有时候一天之内能找到两份兼职,我白天做完一份工短暂休息后紧接着赶去下一个。一次我白天做完电信客服后,赶去距离城区60公里的贺兰快递分拣中心干活,在流水线上干完下班已经是凌晨3点多钟了,偏僻的厂区根本打不到车,手机也在零下23度的郊外冻关了机。只穿着毛衣外套的我突然意识到:我很可能失温死在这里。我徒步走回60里开外的银川市区,直至早上5点,终于看见了一家牛肉面馆,这时我的口罩已经冻在了脸上。
撕下口罩,我心里涌出了泪。我不能再逃避了。



5


临近年关,我带着一身疲惫回了家。转年3月,我应家人的期待,应聘到了兰州的一个展览公司做陈设策划助理,每个月3000块钱工资。
入职后,一连4个月都没有什么重要的工作,每天上班就是浏览主任发给我的各类“学习文章”。我无法满足于这样暗无天日的平庸生活。
7月,兰州突发疫情,爸爸赖以为生的东部市场关停了7天,他四处张罗借钱,却筹不出小妹妹作为音乐生需要3万的文化课集训费,动辄埋怨我就成了常事。我不得已,用新办的信用卡借了5000元才凑够数目。经济与精神上的压力再次双重压向我,我又一次决定逃离。
我同学的同学在武汉开了一家公司,恰好在招展陈策划,经过引荐,我顺利得到这份工作。我仅用了一天办好离职手续,只身踏上了南去的火车。
从兰州到武汉,我坐了28个小时的火车。下车后,只觉得一股热气蒸腾而来,暴露在日头下的我瞬间汗水涔涔。
新老板是个95年的小哥哥,待人亲和,直属领导也很客气,我不懂的问题都会耐心给我讲解,有次带我出差时还帮我买了早餐。公司同事大都是模样俊俏的90后小哥哥,待人接物也极礼貌。
我本以为自己会在这家公司工作很久,每天上班都激情飞扬,也尽力将工作做到尽善尽美。1个月后,我租住的江夏区因为疫情而被封锁,只好跟领导申请居家办公,他很体贴地同意了。然而当天晚上6点,刚刚准备将做好的文件发给领导的我,却接到了HR的解聘通知。
那个瞬间,很久都没哭的我泪水决堤。我以为我这么努力了,生活会待我宽容一点,现实却用最残酷的方式将我又一次打入谷底。在武汉工作1个月的工资在还了银行借款后,所剩无几,房租没有着落,我被封锁在小区里面又无法重新面试找工作。
我很想回家,但我知道自己回不了家,不仅仅因为疫情,更因为我与家人已经有了隔阂,家早已不是我的避风港。直到现在,我都没跟家人没说起过独自在武汉的艰难,哪怕在我口袋里只剩1块钱硬币的时候都没有。
我蒙着被子在床上躺了两天,在掉了好多头发之后,认真做起了规划。我决定每天早上看书,下午到晚上写作。14天里,我写了11篇稿子,其中包括郑州一家公司的网文试稿。每天看到有公众号征稿符合我的稿件内容便投,不在乎稿费多少。11篇稿件中有6篇被采用,最低的稿费只有20块,最高的有600。最后,网文试稿也通过了。
收到20块稿费的时候,我一度激动得又哭又笑。这点钱,或许连一顿饭钱都不够,但我拿到手里,却觉得沉甸甸的。它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也看到了一点点生活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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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旬,小区解封,我用稿费交了房租,打印了一沓简历再次踏上找工作的路途。对比考虑之后,我选择去离我租的房最近、薪资最高的一家智能家居公司做文案策划,负责公司每天在各大平台的品牌宣传和软文包装,每月薪水7000块外加午餐。老板留过学,又在英国旅居多年,整个人透着一股富裕生活下的优雅和从容。那种气质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因此我写出来的软文难以达到老板的审美就很能理解了。
7天后,我又要找新的工作。屡次受挫,我没有了之前的自信,待一家公司的面试通过后,我就火速入职。
这份新媒体运营的工作我之前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第一天上班途中,我下载视频自学了一款编辑器的使用方法后,凭着之前自己一两次玩微信公众号的经验硬着头皮上阵了。最初的上班两天我特别紧张,上班路上都在一直给自己打鸡血,才有勇气走进公司坐到我的工位上。
这时,我也正式得到了那家网文公司的通知,开始写玄幻小说,每天必须更新6000字。我一边在视频上自学编辑器操作,一边趁着上厕所的功夫浏览老师发给我的“优秀玄幻小说”。中午午休1个半小时,我用1小时20分钟敲字,打字快一点的话,可以写2000字,这样我下班回家就只需要写4000字,能多点时间看看外国经典小说。
但每天的日更并不是总能轻松写完,每次写到文中的大场景时,我都会思路枯竭,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去学习其他作者的写法,有时会从四大名著中取取经,通常我写完6000字已是深夜。最迟的一晚,我写到凌晨3点,眼睛困得上下打架,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早上6点钟再爬起来继续上班。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着。我没有时间化妆,没有时间购物,也没有时间将武汉好好看看。从租来的房子到公司两点一线,一下班天往往已经黑透。我很喜欢夕阳落下的余晖,但三个多月以来,我看到的只有下班后遥遥亮起的灯光。而这个偌大的城市里,并没有一盏灯光为我亮起。
2021年是我的本命年,转眼我也是24岁的大姑娘了。我渐渐少了之前的悲观和感性,更加理性和坚强。但我仍不敢回头望我一路走来的坎坷与荆棘,想起之前自己独自承受的种种,还会瞬间破防。有段时间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我曾想:假如我此时此刻死在这里,估计也没人会发觉。那个晚上,我花了很大力气才将抑郁情绪压在心底。是的,我曾一度抑郁到自残,很多次。我深深地明白,要斗败内心深处那个要杀死自己的自己有多难。但幸好,我一路向前的路上还有文字陪伴我。



后记


年末,我没能回家,爸爸也没有。我们一家六口人分居三地,在视频中完成了给彼此的新年祝福。那一瞬间我很想流泪,因为想回家,但我更想将回家的路费省下来给上音乐学院的妹妹做学费。然而,生活又跟我开了个玩笑。大年二十九,我去医院检查胃病,却查出了腹部肿瘤。虽然是良性的,但让我寄钱回家的梦想成了泡影。
正月初七,我去武汉人民医院做完了手术。麻药散去的疼痛瞬间让我清醒,饥饿与难过浮上来的刹那,我几乎又要流泪了。我看到了窗外纷飞的落雪,听到汽车轧过马路的声音,这些让我想起童年时的故乡,想起躺在故乡冬日的床边看落雪、听汽车鸣笛声音的日子。恍然间,我仿佛回了一趟故乡,瞬间心安。
正月初八,手术后的第二天我便上班了。伤口的阵痛时时撕扯着我的神经,但我依然想为未来的自己争取点时间。我想考研,也想继续我的文学梦想,但前提是我有一定的收入和积蓄。
昨天爸爸打电话跟我讲:他在嘉峪关上班的工厂工作强度很大,而大妹妹今年6月份毕业,小妹妹开学又要30000块学费,弟弟六月份也要高考,他得再找个事做。听了爸爸的话,我即将要说出口的想辞职全力备战考研的事再次被压回心底。我不能想象,如果我辞职考研,万一作为家里主要经济来源的爸爸生病,弟弟妹妹们的学业又该如何继续?
这两天谷爱凌火爆全网,说真的,我非常羡慕她可以自由追逐自己所热爱的。但我并不妄自菲薄,也不气馁。尽管生活常常给我不好的遭遇,但我还是相信,只要坚持自己所热爱的,时间会给我想要的答案。
编辑 | 牛嘉宇    运营 | 梨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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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2-28 03:31 PM | 显示全部楼层

为了逃离“毕业即失业”,我做了3个月厂妹 | 人间 · Z世代

 遇雪 人间theLivings  2022-02-26 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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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忙碌于体力劳动的时候,人无法产生其余的情绪,没有力气也没有时间,每天只能重复手头的工作,生怕慢一点就被堆积的电池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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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山海情》




Z世代玩家手册丨连载



1


1998年我出生在重男轻女的西北农村,因为家里没有儿子、一直被人指指点点,好强的父母对作为“老大”的我寄予厚望。我也曾一度是“别人家的孩子”,可高中后便泯然众人,最终只考上本地一所普通二本学校。
我按部就班完成大学课程,成了最普通的那类大学生。2019年,大四的我开始为找工作焦虑,即便为学生会、社团活动奔波过,还是怎么也填不满简历上的空格。平日里一起插科打诨的同学大多在“考公”路上有所收获,室友们多是选择考研,剩下的室友也在家里的安排下签订了就业合同,眼看只剩我走向“毕业即失业”的不归路。
国庆假期,我和妈妈大吵,她说,我要是找不到工作,就像家里烂掉的百合,“白送都没人接”。这更让我求职心切,只要在公众号上看到招收所学专业的招聘就会立马投简历、约面试,我没有心仪的行业和岗位,只是盲目地希望拿到offer,随便一个就好。奔波在校招企业之间,我几乎是把“求您收留我”几个字写在脸上,只求HR将我的迫切收进眼底。赶上了逃课去面试,最怕突然收到室友“老师在点名,速来”的消息让我无功而返。然而一次又一次,听完冗长的公司介绍、做完变态的测试后,我的求职之路便戛然而止。
数次碰壁后,我终于通过了德罗技术公司的面试。终面那天下着小雨,氛围就像是聊天,另一个一同面试的女生把HR夸得心花怒放。我无心应答,随口附和几句。结束后,下午HR就让我们签合同。下楼的时候我特意走得很慢,忐忑地给妈妈打了一通电话,隐隐想要证明“我并没有那么糟糕”,可妈妈只叮嘱我确认下这个公司不是传销组织。
项目助理,安徽——完全陌生的岗位和未曾涉足的省份,郑重又草率地签完合同,我就这样决定了自己的去向。
过年期间,我突然接到HR的消息——公司广东总部文宣岗位有人员空缺,考虑到我是新闻专业,所以来询问我的转岗意愿。
广东曾是我心心念念的地方。追星的人总是不免对偶像的故乡心生向往,恨不得把“走他走过的路、吹他吹过的风”刻进DNA,高中的我每天脑补着“他会不会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的桥段,甚至绞尽脑汁构思措辞搭讪。这些事如今看来很是幼稚,但在高中很多个难熬的日子里,的确是这样的念头支撑着我,以至于高考报志愿的时候我选了很多广东的学校。
后来虽然不再喜欢那个明星,但我对广东的向往依旧。如今有一个机会摆在面前让我弥补遗憾,我又怎么可能拒绝?我欣然答应,这才开始憧憬自己的第一份工作。



2


2020年疫情来势汹汹,原定于2月的实习被无限延期,最终只得直接报到。
7月14日,我和隔壁学校3个临时“接头”的伙伴踏上了30多个小时的南下旅途。在此之前,我从未离开过兰州,这是我第一次出省,去一个和家乡截然不同的地方。
途中,我们说起公司会不会是传销组织或是骗我们去做廉价劳动力。这样的念头在我心里一闪而过,却一发不可收拾,之前的惊喜,在漫长的车程中被不安一点点打压,最后只剩对未知生活的恐惧。
出站后,我瞬间被扑面而来的热气包围。西北的热可以找阴凉地躲避,广东的热却像是身处蒸笼,让人无处可躲。坐在公司的大巴上,只觉得车越走越偏僻,窗外不变的绿得晃眼的植物,看上去触目惊心。
公司坐落在肇庆高新区,很偏僻,四周都是厂区,空气中不时传来莫名的酸臭味。厂区面积很大,里面有两个公司,一家生产电动车,一家生产电池,都是同一个老板的“家业”,除了3栋办公楼和3栋宿舍楼之外都是车间。厂区里种着很多植物,郁郁葱葱,道路一侧是周转电池的叉车来来往往,另一边则是花花绿绿的观光车。身处不知名的热带植物包围的车间,我的心又被提了起来。
抵达厂区后,我们挤挤攘攘着领好了工牌、工服,去往临时安排的招待所。招待所都是四人间,我们寝室有位同伴没来报到,两个到了的室友都是江西人。我刚收拾好行李、和家人报完平安,就被召集开会,宣布集训事项。
集训为期半个月,7月16日开始至7月31日结束。所有人被分成3个班,要求选出班干部并制定班规、班旗、口号——似乎又回到了大学刚入学的时候。我们每天早上6点半开始围着厂区跑步,周围车间的工人们都用新奇的目光打量我们。每当3个班比赛似地扯着嗓子喊口号,我都不禁感慨年轻人的精力充沛(除了我自己)。
即便在清晨,热气也没有丝毫消减,跑步后的大汗淋漓让人根本没有胃口吃饭,我匆忙冲洗后就去上课。课程从8点开始,内容五花八门,企业文化、电池构造、职场礼仪……进教室前我们统一将手机放置在门口的手机袋里,被发现带进课堂的话,就要扣“班级分”和“个人分”,并计入班级排名和个人结业成绩。授课老师都是公司的管理层领导们,讲课时总会提到“成功源于吃苦”的企业文化,用长篇大论来给我们“洗脑”——现在想来,大概是在为之后让我们进车间做铺垫。
我们中午12点排队去食堂吃饭,然后午休,下午2点到6点继续上课。短暂的晚饭后,还要继续考试、写每日总结或者参加各式各样的团建活动。鉴于考试成绩3次不及格就不能结业,我们每晚都只得拿着笔记认真背诵,完全不亚于大学的考试周。虽然每天被安排得满满当当,但似乎都不足以抵挡我们这些初入职场年轻人的激情。
直到有一天教官说,集训结束后,我们会被派往工厂开始为期6个月的实习,好让我们学会吃苦。这个消息仿佛投向我们的炮仗,炸开后火药味便逐渐在教室里弥漫开来。没有人能接受这个安排,哪有面试时不坦白、报到后才宣布的道理?这无疑是诈骗!有人当场提出质疑,也有人在每日总结里怨怼,还有人在公司贴吧里控诉,不过都无济于事。
从那天开始,不断有人带着行李离开。我也动摇了,打开招聘软件着手“后事”。可我不想回家,既不愿意像逃兵一样暴露在熟人面前,更担心灰溜溜地回去会被父母说三道四。同行的伙伴一个去了深圳投奔男友;一个打道回府,走前直言“直接回家也好过做廉价劳动力”。
一番纠结后,我和留下的伙伴决定:先待着观察一下,实在坚持不下去再做打算。当时我们想着,既然已经来了,就一定要坐到办公室,哪怕一天也行。
宿舍里人心涣散:室友A思量再三,决定等集训结束就离开;室友B突然接到通知,要在集训后调往安徽分部,她最终也决定先留下继续参加集训,但这样临时更换区域、岗位的调动,更让我们不满和心慌。
7月31日,我们分小组进行结业答辩,之后举办了一场晚会。我在结业仪式上做了朗诵,全文只记得结尾:“我在肇庆,你在江苏,他在安徽,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公司总部设立在肇庆,在安徽、江苏有分公司)。”
当时说出这句话的我略感心虚,只是还多多少少对集训后的日子残存着一丝希冀。



3


8月1日,我们冒着小雨搬宿舍、签合同、领工服,正式开启“厂妹”生活。宿舍在厂区另一头,靠近电动车生产厂的这边,搬完宿舍后,路痴的我艰难摸索,终于找对地方,赶在大巴开走前和要去安徽、江苏工厂的同学道别。
员工宿舍是上下铺的两人间,屋子虽小却五脏俱全。新室友是安徽人,是集训时许多人心中的“女神”,但还没等集训结束,就和我们班班长在一起了。自此,班长常来我们宿舍,逼仄的小空间容纳3个人本就有点拥挤,热恋期的他们旁若无人的亲热,更加让我尴尬。时间久了,班长常在我们宿舍洗衣服、上洗手间,甚至和室友在床上一起午睡。在一天清晨发现班长留宿我们宿舍后,我实在忍无可忍,发微信提醒室友注意一点,之后他们才有所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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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区共有6个车间,一车间是注塑车间,主要负责电池壳的制作;二车间是小密车间,主要生产小型电池;三、四车间是极板车间,生产电池所需的极板,但由于温度高、环境太过恶劣,不会安排我们去实习;五、六车间是中大密车间,主要生产汽车、太阳能等设备所需的大型电池。每个车间又被分出很多区块,同时进行不同的模块,组装、加充、容检、包装等。车间门口码放着包装好的电池,叉车来来往往,将电池送上去往各地的车。从门口望进去,依稀能够看到几乎和流水线融在一起的员工们在忙碌。
车间生活第一天,穿上统一蓝色工服的我们,一边等待着领导宣读分配名单,一边低声祈祷能分去轻松的岗位。
第一个月,我被安排到了小密车间。分工后,我们来到车间经理办公室,先听了一遍电池生产概况,接着就是一番自我介绍,最后宛如市场上的白菜一样等待着各流水线的“拉长”来挑选。“拉长”这个称呼让我一头雾水,又怕被人觉得我太无知,也不敢问,不明就里地跟着叫。很长时间后才明白,“拉长”就是指一条“拉线(流水线)”的负责人。
等待拉长来的时候,经理开着令人不适的玩笑,“指点”我们几个女生要发挥“优势”和拉长搞好关系,以轻松度过实习期。
我是最后被挑走的几个人之一。经理特意提了一嘴我是新闻专业的,谁选了我之后的“小作文”(指拉长要交的月度工作总结和表彰优秀员工的文章)就不用愁了。我被组装段的拉长带走了,他是个胖胖的、看起来还算可亲的大哥,我跟着他穿梭在弯弯绕绕的车间时,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电池。车间越往里走越闷热,夹带着奇奇怪怪的味道,对于路过的我们,工人抬眼瞥一下后便又埋头流水线,只和旁边人小声议论几句。
拉长把我带回流水线上,嘱咐一位工友大姐教我。顾名思义,“组装段”就是负责组装电池的框架轮廓,具体要做的,是从烤箱里把烤好的电池摆正、写上标记、塞好O型圈……这些成为我之后每天重复许多遍的工作。
从那之后,我周一到周六上班,每周只休息1天半。每天早上7点半,要到车间打扫卫生、开早会,7点45到11点45和下午2点15到6点15,要在生产线工作,周四晚上下班后还要参加培训、交周报。
我们这些校招来的学生必须严格遵守作息要求,实行和办公室一样的8小时工作制,虽然免去了加班和上夜班,但同样不能穿着工服进入公共区域,下班后要先换了衣服再去食堂吃饭。
我工作的流水线位于车间最靠里的地方,空气里含铅量最高,每天都必须戴上防护口罩。一天过后,我的脸开始泛红发痒,不得不多戴一层普通口罩。流水线上,热是最直观的感受。我这样一个不爱流汗的人,即便单薄的工服下只穿着内衣,也依旧大汗淋漓。我能感受到汗水从皮肤上一点点滑下,浸透了工服,却只能在繁忙之余偶尔抬手匆匆抹一把额头。旁边的大姐照顾我,把头顶的风口转向了我,间歇的来风对我来说,像是久旱逢甘霖。
如果我要不知道其他同伴的工作情况,我可能还会安慰自己咬牙坚持——同组同伴被安排到了仓库,每天都很清闲,我们下班去浴室换衣服时,她总是已经在等着我们了;另一个同伴在“容检”负责给待充电的电池接线,多多少少可以偷闲。
只有我在最累的岗位,对此我表面平静,私下却抱怨颇多,但是除了一天天的熬,也别无他法。


4


人的适应能力总是让自己惊讶。我从将托盘上6个电池挨个卸下来到能整盘端起,从手忙脚乱到能独自守一边流水线,甚至还可以手把手指导新来的员工,一共也就才几天时间。
组装段总是在赶进度,经常抽调人手来帮忙,我身旁常站着不同的伙伴。那段时间车间员工都被要求完成手机上的网课学习,所以经理安排了一些实习生每天负责收走手机,帮员工看视频。有实习生想叫上我,但拉长说线上缺人,怎么也不肯放我走。
一次热得受不了的时候,我挽起了工服袖口,旁边的大姐看到后,连忙让我拉好袖子。她掀开自己的袖口,手臂上全是大大小小的伤痕。她低声告诉我,电池组装过程中对人体伤害不小,我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要防护好,别给自己留下伤疤。偶尔空闲聊天,大姐说起她家里之前欠债不少,是她一个人辛辛苦苦赚钱还完的。如今虽然辛苦,但也算是苦尽甘来,她靠自己双手吃饭来得踏实,也说起下班后儿子会给她端洗脚水、按摩。每每说到儿子,防护面罩都掩不住她的笑意。
不久后,一位怀孕的大姐也来到我们线上。她和老公一起来打工,她上白班,老公上夜班,两人只能趁着简短的休息时间在水房碰面。她想喝凉水,老公就在水房提前帮她装在保温杯里。这个大姐说她身体一直不好,之前几次都意外流产了。大家纷纷劝她还是回去找个清闲点的工作,至少对身体没有伤害。于是几天后她不再来上班了,大概是又和老公回老家做生意了。
其实我和工友们的交流不算多,毕竟流水线周遭噪音大,又隔着口罩,不仅交流困难,手下忙碌的工作也不允许我们过多分心。但即便这样,我也断断续续听来了一些八卦。线上的大哥大姐们经常和拉长因为赶进度而吵架,也经常调侃一个姐姐和小哥。看相处,也能看出他们暗生情愫——小哥做完工作后会帮小姐姐,大家开玩笑的时候小姐姐会很娇羞地笑,也不知如今他俩在一起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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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总是缺工人,虽然一直有新员工入职,但也不断有人离开。总有新面孔来到我们条线,经过一天昏天黑地的赶进度后,次日便不见踪影——但能来干一天的都已经是很了不起了。有一次拉长让我带几个新入职的员工熟悉车间环境,一路走过来,他们几个已经颇有微词,等到了组装段的时候,他们对我直言:“小妹,这个环境我们受不了,你给领导说一声,我们干不了。”
很多时候,我手上进行着重复的动作,脑子里却在放空想别的事情,感觉自己只是一个重复肌肉记忆的躯壳。身边的人换了一波又一波,我在流水线上坚持了1个月后,旁边大姐时不时会夸我能吃苦。其实,要不是怕回家被父母责骂和想坐办公室的信念支撑着我,大概我也早离开了。
拉长没忘记当时经理说的话,让我写过工作总结和优秀员工表彰。实习期间刚好赶上公司举办写作竞赛,经理让我做了评委之一。毕竟和大家都是同事,这让我有些为难,最后好在我打的分数和领导给大家的评分相差不大,这才舒了一口气。我自己的作品也得了二等奖,在早会上领了证书和奖金。
公司担心我们实习员工遭不住车间的炎热,常会送来藿香正气水。因为觉得难喝,我从来没喝过,攒下了好多支。一次车间突然热闹起来,说是有人来发雪糕,大家都放下手里的活出去,我半信半疑跟着人群一起也出去了,看见大多数人都坐在草地上正吃着雪糕。普普通通的雪糕,对于我们来说就像是恩赐,那天我们都吃了好几根之后,才不情愿地回去工作。后来我们还常盼望着能有人来送雪糕,却再也没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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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期内,累,是自始至终都贯穿的感觉。
流水线从来不停歇,烤箱里源源不断地吐出一盘盘电池,稍不留意就堵住,塞得整条线“水泄不通”,根本没法偷懒。第一个月两周因为厂里缺人,我被拉长派去给电池盖“打胶”(其实就是挤胶水),然后其他员工再把电池盖和电池体黏合后送进烤箱。我负责两条线,电池盖不同大小,经常忙得晕头转向。面对年久失修、不时罢工的打胶机,常常捣鼓半天也不得要领,下班后工服上、手上都是胶水。我发现,忙碌于体力劳动的时候,人无法产生其余的情绪,没有力气也没有时间,每天只能重复手头的工作,生怕慢一点就被堆积的电池淹没。
室友在广州找到了更好的工作后,决然离开。宿舍只剩我一个人,糟糕的情绪被无限放大,周末休息躺在床上就会莫名其妙开始掉眼泪,天色逐渐昏暗,我也不开灯,就一个人坐着发呆。按理说,劳累了一天下班后理应精神振奋,可我却难以产生多余的情绪,连打开B站看自己爱豆的精力都没有了。
我像被拧着发条的机器人,麻木、机械地完成8小时的工作,结束后便耗尽了能量。白天的我是个正常人,下班后关上宿舍门的我就像一个见不得人的怪物,开始发烂发臭的生活。我甚至一度迷上了暴饮暴食然后催吐,常在下班后机械性地塞着食物直到胃里容不下任何东西,再吐掉食物,宛如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车间、食堂、宿舍三点一线,没有娱乐生活——万幸每天只需要工作8小时,不用跟着车间员工加班、倒夜班。偶尔遇见同来的实习同伴,我们还会互相勉励着那句:来都来了,至少也要坐过办公室再走,哪怕一天也行。
每周四晚上的例行培训,会议室从一开始坐得满满当当,到后来则是稀稀拉拉,点名时很多熟悉的名字念完后不再能听见“到”,留下的人越来越少。为了不影响转正,我照例交着周报,尽管纸上是越来越敷衍的字眼。



5


第一个月的实习结束,9月我们再次被洗牌重新派往不同的车间。这次我来到了大密六车间,被分配到后处理、加充段,这里承担电池加酸、充电流程之后的一系列处理程序,经过后处理的电池会送去码板、包装。
刚到流水线,我学习的是如何吹掉加过酸的电池表面残留的酸液,一旁观摩时我和示范操作的工友大哥攀谈了几句。他感慨:“()这么小,跑这么远来这里干这个,图啥?在老家考个公务员、考个老师或者随便找份工作不好吗?”当时我突然委屈得想落泪,强撑着告诉他我只是来实习的。
大哥示范后,让我自己上手负责条线,我总是把握不好吹气管,拿着不一会儿就会手酸。没有人轮岗替换,我无法休息,只能在有人短暂接替我的时候匆忙喝口水、上厕所。最初的几天手臂酸痛得抬不起来,下班后得过渡好一会儿才会觉得双腿重新属于自己。一次我往机器里加碱,却不小心沾到了衣服上,顿时感觉身上火辣辣的,碱液也连带着蹭到了脸上。幸好反应及时,不然整张脸都要毁了。
我一度因为吹酸时把酸沾到手上导致手蜕皮,赶不上进度时积压的电池经常把小小的流水线挤压得近乎变形,让我总是急得想哭,幸好有个工友大哥会在这时帮我疏通好然后再走开。
半个月后,车间终于招聘到的一个大姐来接替我的岗位,我才得以偷闲。有了之前的体验,工作时我经常会跟她轮换一下,让她有时间喝口水、上洗手间、歇口气。她不熟练时,每次电池堆积我都去帮忙,后来线上的大哥说以后让她自己解决,但我还是看不下去。好在几天后,大姐就已经熟练上手,不再那么需要我了。
拉长很少来流水线巡查,线上的大哥常说这个车间管理混乱、污染大、环境要求也不达标,让我有机会就赶紧离开。有几天逢环保局上门,我们一直被安排拖地、洒水,以此让车间通过检查。
新员工接替我的岗位后,我主要跟着线上的大哥打杂,帮码板的大哥装电池把手、检查产品外观,顺便闲聊几句。线上的质量检测员有时也会过来和我们聊天,给我安利附近好玩的地方。有时候他们去卸充完电的电池,就让我站在旁边把电池把手拨起来,好方便装卸。拉长安排我和另一个大哥给机器打黄油做好润滑,也会在抽空休息时去水房请我喝饮料。他总说我干活太老实,不知道偷懒,他经常看到其他实习生在仓库那里休息,就我傻不拉叽地没闲过。
其实那些活我不干肯定有别人去干,但什么也不干,我会觉得过意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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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的后半个月,我在大家的照拂下过得没那么难熬了,就这样迎来了难得的国庆中秋“双节”长假。那天下班看着周围雀跃的同事,我却没法提起兴致——路途遥远,票价昂贵,我没有回家的打算。
国庆那天,我出门走了许久,去买了菜,回来自己煮了简单的火锅,然后和家人视频。假期厂里人很少,我也很少出门,经常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不觉得孤独,只是有种钝钝的麻木感。
时间似乎真的在肉眼可见地一点点推移着,走过了每天都被太阳炙烤着的夏天,10月迎面飘来若有若无的风里,已经能够嗅到秋天的气息。一起集训过的人,大多都早已离开,每周四去培训的时候,总会发现人又变少了,只剩下了为数不多并肩战斗的伙伴。
我们也终于接到了好消息:车间实习缩短到3个月,这就意味着,只需要再熬1个月。
长假结束,还未收心,就又一次面临着洗牌。我回到了小密车间,幸运地来到了包装段,负责将成品电池通过电压测试、印上LOGO、擦拭干净后套上保护套,最后装到包装箱里。这里不用戴着防护口罩,不用整日站着,我的日子也多了些盼头。包装段的姐姐们年龄都比较小,氛围也比较轻松,她们经常在休息的时候分给我零食和水果。拉长年纪也轻,经常和大家一起说笑。
打纸箱、贴标签、码电池、装保护套、配螺丝……每天重复这些工作时,我都竖起耳朵听姐姐们讲八卦。每次给电池装保护套,我都困得宛如在上数学课,直到手磕在电池上才猛然惊醒。手上机械地重复一件事的时候太容易犯困了,闷热的车间更让人晕晕欲睡。后来经理办公室的同伴提前离开,导致了岗位空缺,我就被安排顶替他去统计每个拉线的产品情况和考勤,也算是提前坐到了办公室。
10月中旬,我们收到准备结业答辩的通知,通过便转正上岗。
答辩定在10月22日,恰好也是我的阳历生日。当天我们按顺序上台汇报实习期的工作内容、改进方法、竞聘岗位后,再回答评委提问。有评委向我提问:假如小密车间是标杆车间,你要如何进行宣传报道?我思考数秒后,开始了尴尬的“无实物表演”:“各位领导好,这里是我们公司的标杆车间,如大家所见……”我记不清自己说了什么,只记得最后大家都笑得很开心,而我尴尬得想让所有人失忆。
下来和同伴回忆尴尬时刻,我估计自己很难通过答辩,正说着时,我收到了次日去办公室报到的消息。我的“厂妹”生活随之结束,好像也没有预料之中的开心,只是紧绷着的那根弦,短暂松弛了一下。
值得庆幸的是,我在每条流水线都遇到了很好的人,他们包容和照顾我,也没有遭遇传闻中的老员工欺凌新人的情况。后来到岗后,我隔三岔五还会被派到车间帮忙赶订单,但是已经失去了当初实习时憋着一口气的干劲,常常干一整天只觉得十分无力,像泄气的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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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冬天是我从未想象过的冷,就像网上流传的:北方的冷是物理攻击,只要穿厚一点就能抵御;而南方的冷是魔法攻击,只能靠一身正气。
每天晚上10点多开完会回宿舍的路上,冷风一吹我就想掉眼泪。在室外晒着太阳还好,一到屋里便像进入冰窖,连进被窝都需要鼓足勇气。逢着回南天,阳台上都是水,衣服也晾不干,潮湿的空气像一层无形的网笼罩着我,压得我喘不过气。
曾令我日思夜想的广东,是光鲜亮丽、繁华璀璨的,但我的“厂妹”生活和想象中那一切相去甚远。无法忍受的,除了气候还有饮食,我始终吃不惯这里的面食和米饭,在食堂大多数时候只吃菜。后来爸爸给我寄了家里的土豆和百合,这样简单的吃食,对身在异乡的我来说就是山珍海味。我经常想念牛肉面的味道,尤其是大学附近那家清汤牛肉面,我分不清自己是在单纯地想食物还是在怀念曾经那些快乐的日子。可能只是人在内心萌生出对现实的抗拒时,就会无限放大对每一个细节的不满,不断啃噬自己筑起的防线。
强烈的落差感瓦解着我的心理防线,离开的想法不断生根发芽。我好像被圈禁在工厂里,抬头是四四方方的天空,目及之处不是电池就是搬运电池的叉车,这一切使我经常莫名其妙感到烦躁。和家里视频通话时,家人们不经意的一句话便会点燃我的怒火让我崩溃,为了不随意发泄自己的糟糕情绪,我总是匆匆挂掉视频。
一个周末,昏昏欲睡的我收到妹妹的消息,爸爸用切割机不小心伤了手,我心急如焚却无能为力,只能反复确认有没有伤到筋骨。
过年之前,疫情卷土重来,肇庆也有了确诊病例,我每天都在为能不能回家而忧心。一次妈妈安慰我说,村里很多人也不回去过年。挂了视频我就开始哭,我在这里没有家,甚至没有很熟悉的人,就算是死在宿舍也无人知晓。考虑到种种地域上的不适应和想家,如愿坐办公室不久后,我还是辞职了。



后记


2021年3月,我回到了兰州,每天被牛肉面的气息包围,一边找了份还算清闲的工作,一边准备“考公”,踏上了走向宇宙尽头的路。
下班路上我迎着晚霞去超市买菜、回家做饭,周末去县里看看读高中的妹妹,隔三岔五回家或者接妹妹来我租的房子一起烫火锅。最大的变化就是心情变好了,能感知到一些很小的幸福瞬间——和同事喝完酒回家抬头看到月亮,感受到迎面的风,坐公交时发现簌簌掉落的树叶,带妹妹一起逛街、吃麻辣烫……
如今,我还是会偶尔想起车间里电池散发的各种气味、永远赶不完的订单、空气里飘过的酸臭味道、抬头四四方方的天空、还有车间里那些模糊的脸。那短短3个月的“厂妹”生活、半年的“粤漂”经历,似乎都已经显得不太真切,有时候我也怀疑这一切是否只是自己一场并不华丽的梦。只是偶尔翻相册的时候,才发现一切真实地存在过。仔细回想,我已经记不清一些细枝末节了,大约是大脑自带过滤机制,把痛苦的记忆一点一点抹掉了。真怕自己某一天会把这段经历全然忘却,在此之前,我想记录下来。
8月,之前同部门的同伴发消息问我辞职事宜,她说大家基本都离开了,只剩下为数不多的人。新招的毕业生只需要在车间待半个月,终究还是我们这一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车间足足待了3个月。
不久前,看到微信消息闪烁,点开发现是集训的班群,仅剩的几个人也准备离职了。我又想起结业仪式那天的诗朗诵:天南海北,大家还是都应该有美好的未来。
(文中公司名为化名)
编辑 | 牛嘉宇    运营 | 梨梨


遇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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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3-13 07:39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大学毕业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做妈妈 | 人间

 陈皮四斤 人间theLivings 2022-03-12 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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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博主们常说要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我不知天天这样陪睡、陪吃、陪玩算不算“高质量”,只是感慨,自己堂堂一个大学生也沦落到了“三陪”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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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孩子》剧照




Z世代玩家手册丨连载



1


我生于1997年11月,还有个2006年出生的妹妹,从小爸爸就对我们很严厉,稍有犯错就会招来他的破口大骂。童年的记忆里,不是爸爸妈妈在吵架,就是奶奶和妈妈在吵。10岁起我开始学习舞蹈,家里条件不是很好,每年1500元的学费要拖好久才交得上,但音乐和舞蹈还是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初中毕业我去读了中专,碰上农村户口免学费的第一年,高考时又赶上了我们大学最后一年招收音乐、美术专业的夏季考生,进了师范类音乐专业。

2016年9月,我从淄博坐了20个小时的硬座火车到了赣州,开始了大学生活。入学后我从不睡懒觉,早起练琴,也从不把时间浪费在没有意义的社交上,只有两三个知心好友,整个大学生活,过得单纯自在。

2018年7月暑假回家,一个闺蜜把她男朋友的哥们介绍给了我。男友大我1岁,自己打拼,给别人贴壁纸。自那之后,我和男友天天在一起“鬼混”,去动物园、电影院,或者在商场奶茶店一坐就是一下午。七夕前,我看中一条项链,暗暗想着攒钱买下来,结果当晚男友说给我买了条项链,图片发过来,竟然就是我看中的那条。

暑假结束后,男友和我一起回了学校,一周后才回老家。我们开始了漫长的异地恋。2019年8月,我在校兼职没有回家,男友为省钱还车贷,坐硬座火车到赣州找我。国庆节,我们一起去威海度过了一个充实的假期。

2020年寒假回家,1月27日大年初三,我跟男友回他家过年,之后便被疫情隔离在了一起。4月4日是我爸爸的生日,男友提出两家人一起吃个饭。我爸十分抗拒,不过后来一起吃饭时他还是表现得很客气。

4月22日,我的生理期推迟了4天,有了怀孕的预感,一大早起来验尿,果不其然是两道杠。男友得知消息,告知他爸爸后,开车到我家同我商量起结婚的事。当晚他给我妈妈发消息说想跟我今年结婚,我妈妈就问我是不是怀孕了,在得到我肯定的回答后,她直说我“有病”。我提议去打掉孩子,她又说了句“有病”,问我知不知道第一次怀孕就流产会多容易导致生病。

我问她:“那怎么办?”

“结婚啊。”

当时我爸爸在他房间弹吉他,听到了这两个字,忙跑出来反对,“这才多大就要结婚?”

爸爸后面几天一直偷着跟我妈反对这事,但从来没当我面说过,最后还是妈妈告诉我,爸爸是在听到我怀孕的消息后默许我的婚事的。我为此很长时间里都一直对爸爸有意见,觉得他并不了解我和男友的感情,就胡乱表态。

五一,男友带着父母来我家提亲,双方都没意见,说定了两天后先订婚。可晚上我奶奶打来电话说:“他家穷,没钱,两三万的彩礼就能打发了你吗?”想着婆婆承诺的10万块彩礼,我直接回了句:“用不着你管。”奶奶又说:“他又没有房子,结婚还能住租的房子吗?”我只说房子早就买好了,但奶奶仍激动地说:“买了房子,买了那也是破房子!”

这句话我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很生气,因为我是女孩,奶奶从小到大对我并不好,长大后跟我的关系也一直不温不火。父母对我们订婚都没意见,她倒一直在反对,我很不痛快。好在男友家对我奶奶的拦阻并不介意。5月3日,我俩顺利订婚,没有大操大办,只是两家人找酒店吃了顿饭。

疫情导致公婆的生意不是很好,加上我怀孕的“突然袭击”,他们措不及防,原本计划好的10万块钱彩礼没有存够。我妈说不用非要10万,婆婆却说不行,一定要凑够10万零1块(意思是“万里挑一”)。公婆问亲戚们借了几万块钱,又去买了“三金”,坚持说别家的儿媳妇有的,也一定不能让我缺了,让我很是感动。订婚后,我妈妈留了1万块彩礼钱后,把剩下的钱都交给了我老公。

一周后,我和老公在民政局排了2个多小时的队,领了证,发了朋友圈,同学老师们都有些许震惊,有人调侃我结婚证是在两元超市买的,但更多的人还是发来了祝福。学校开学了,5月22日我从上火车返校,到了济南就下了车——我始终还是没有勇气独自面对,万一在学校里孕吐我该怎么解释?

6月30日,我们找了家自带婚庆业务的酒店,简简单单地办了婚礼。那天,我第一次见到爸爸哭。我和老公也没怎么说话,生怕一张嘴眼泪就控制不住。大学老师和同学们都跟做任务一样发了祝我新婚快乐的朋友圈,这让一直比较“特立独行”的我感到窝心又幸福。



2


婚后我们一直和公婆住在一起,公婆对我很好,但一起生活难免有矛盾,整个孕期,全家都因为我的饮食习惯争执不休。

婆婆坚持认为“吃辣上火”,会导致孩子有黄疸,我不太确定她说的对错,在网上查了查也没搞懂,直到后来才知道每个新生儿都会出黄疸,只要不是病理性的就没问题。老公也不懂,他既觉得他妈妈说得对,又只能对胃口不好的我妥协。孕晚期的一天中午,公公给我炖的鸡太油,我实在吃不下去,老公就加了点辣椒炒了炒。一场家庭大战由此爆发,老公摔门而出,公公也没吃午饭,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毕竟事情因我而起,我一整天都很愧疚,好在晚饭前老公回来和他爸爸道了歉,这件事才告一段落。

我不适应的还有老公一家每顿饭都要喝稀饭。我每天晨起都要喝杯温开水,婆婆为此常埋怨我“早上喝了一肚子水再吃饭,怪不得吃不多,稀饭也喝不进去”。怀孕中期我换了产检医院,助产士隔三差五提醒我控制体重,建议我少喝稀饭,我才知道原来稀饭糖分大,喝多了不光我容易血糖高,肚子里的女儿吸收太多糖分也会变胖,不利于生产。我跟婆婆沟通,但婆婆反过来说让我不要听医生的,“()弄的稀饭都是杂粮,里面各种营养都有,喝了以后对你也好对孩子也好”。我趴在床上哭了很久,既担心女儿长胖会影响顺产,又懊恼自己无法反驳婆婆的好意,更为老公就在旁边听着却一言不发而无助。

当时的我懦弱、胆小,像是老公的附属品,硬加入到他们家一样,连分家也不敢提,产检花了很多钱,心里还觉得愧疚。可身边没有朋友,很多事情我只能憋在心里。

老公也许是感觉到了些什么,有天晚上因为他睡觉打呼噜,我跑去睡沙发,他醒来时找不到我竟以为我跳楼了。虽然公婆、老公也都算包容我,但我在婆家一直谨小慎微。我理解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为我好,但在怀孕的敏感时期,很多时候还是会忍不住站在自己的角度上看待问题,对很多小的矛盾草木皆兵。

不过,整个孕期还算充实——我结了婚,在家完成了毕业论文,去考了教师编制(没有通过),没有孕吐,没长妊娠纹,没有水肿,不用忌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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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22日凌晨,怀孕39周零4天的我在睡梦中破了羊水,和老公收拾东西就去了医院,住进待产室。大夫检查发现我还没有开宫口,于是我继续睡到了早上7点,醒来就打上了催产素。

我特别怕痛,打完催产素后疼了一天,但仍迟迟没开宫口。那一天像是一个月那么漫长。因为羊水破了,我双腿间一直夹着三四张叠起来的刀纸(孕妇生孩子时垫在屁股底下吸收恶露的一次性用纸,像大点的卫生纸),下床走动也要时刻注意避免刀纸掉落。助产士来内检时,我疼得鬼哭狼嚎,旁边还站着3个实习护士观摩学习——这是我最没有尊严的经历了。

当晚我宫缩醒来,实习护士耐心地引导我放松呼吸,可我仍觉得太痛了,于是助产士给了我两个选择:要么坚持下去,等开到两指再打无痛;要么立马打上无痛缓解痛苦,但这可能会导致发烧,而且需要打两次,要花两针的钱。

在我犹豫不决时,助产士又去问我老公,老公不假思索:“既然疼到坚持不下去了就趁早打上。”

23日凌晨12点,我打了无痛,在待产室睡了这一年最舒服的一觉。早上7点,宫口依旧没开,做完检查我被推到另一个房间继续睡,2个小时后被叫醒检查时,已经宫口全开。

9点半进到产房,老公也换衣服进来了,我没戴眼镜,看不清他的表情,只记得他一直在旁边跟我说“别怕,加油”。他后来说,一进产房看到流血的我,他就忍不住眼泪了。

女儿出生后,护士擦干净她的身体,把她放在我的胸前。我看不清她的样子,但我知道,这是在我肚子里待了整整9个月的小宝贝。

怕给老人添麻烦,当天我和老公就把来医院的家人赶回去了,只剩我们俩带着女儿在医院住了3天。那3天度日如年,我累到随时随地都能睡着。女儿第一次吃奶就咬破了我的乳头,此后每次喂奶我都克制不住发出一阵嘶吼,也不知道是因为涨奶还是乳头皲裂,胸前像一直有一团烈火在烧。

出院前一天,大夫来给我检查身体、抽血,我光顾着给女儿喂奶,没有摁住针眼,肘窝附近出现了一大片淤青。大夫说:“看这当妈的,光顾着孩子了,自己也顾不上。”

那还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我这个当妈的还挺伟大。



3


婆婆说,月子里只要不见冷风,洗澡是没问题的。所以出院当天,我就把女儿交给婆婆带去洗头洗澡,自己也洗了澡。自那之后,每次我洗澡吹头发时,耳边总莫名听到女儿的哭声。

没几天,天气预报说要降温下大雪,婆婆提出要把我老公的爷爷从老家接过来一起住。之前婆婆提起这事,老公都是反对的,“接过来怎么住,你还让我们过日子吗?”可是那天,他却默许了。我对这事意见很大。不是我不想照顾老人,只是没有任何人在做决定时跟我商量——直到去接爷爷来的那天早晨,婆婆才正式“通知”我——除了答应,我还能说什么呢?

一家六口住在一起真的很不方便。爷爷上了年纪,耳背,跟他说话要扯着嗓子。我时不时要给女儿喂奶,爷爷和公公都在家的话,我还得把内衣穿好才能出卧室。

产后半个月,医院通知去免费测黄疸,那段时间女儿的睡眠质量不好,我也想带她顺便看看,公公却觉得我小题大做:“大夫也不一定什么都懂,不过你们要是不放心,就去看看吧。”之后老公给女儿起名的时候,公公也一直反对他的提议。

老公跟我说:“我必须得出去找房子让我爸他们搬走了,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

我以为这意味着我俩总算能过自己的小日子了,可在老公找到合适的房子后,只有爷爷和公公搬走了——婆婆在别人家做育儿嫂,只有周末才休息一天,但她每周回家的这一天,总会让我觉得十分难熬。她算是很好的人,在家总给我做很多好吃的,可毕竟不是亲妈,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和她亲近。

公公和爷爷刚搬走时,老公因为劳累,每晚都睡得很沉。有天晚上女儿闹着不肯睡,他却已经在床上响起鼾声。怎么哄女儿都不行,我把女儿放回床上,开始不受控制地打自己耳光,扯拽头发,还大喊大叫发泄情绪。那一刻,我讨厌极了床上的两个人——一个不让我睡觉,一个只知道自己睡觉。不知道是我的喊叫声还是女儿的哭闹声吵醒了老公,他赶紧起来抱着女儿去客厅哄睡,我这才得到了片刻安静。情绪平复后,我招呼他们爷俩进屋,给女儿吃上奶,折腾到凌晨3点才睡。

回想那天的场景,我还是非常想哭,我安慰自己:那只是产后激素迅速下降导致的情绪不稳定,不是产后抑郁。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一次次的情绪失控和自我安慰中度过。

月子期间,有一次女儿睡着了没吃奶,导致了我唯一一次堵奶,左边的乳房涨得像石头,非常烫手,像要随时爆炸一样。买的吸奶器很不好用,直到深夜,还是痛得不敢面向左边躺。第二天,老公拿热毛巾给我敷,帮我挤奶。之后连续两三次喂奶,我都让女儿先吃左边,这才慢慢缓解了我疼痛。

月子后期,女儿不再像之前那样吃了睡、睡了吃,开始需要人陪着玩。我和老公只能分开吃饭,中午我先吃,吃完就先带女儿午睡;晚上他先吃,饭后就抱着女儿走来走去、再哄睡,等我吃完再来“交接”,然后他会去刷碗、打扫卫生。我俩慢慢磨合出了点默契,他推掉酒局,暂时放下工作,回家给我做饭,给女儿擦屁股、洗尿布,偶尔趁我和女儿睡觉时抓紧打两把游戏放松。我们都在慢慢适应新的身份角色和生活习惯,一家三口都在慢慢长大。

随着女儿的长大,我和爸爸之间的隔阂也在逐渐消除,他盼着我带女儿回家,想跟外孙女一起玩。



4


老公权衡再三,决定开一家橱柜工厂,虽然要从头开始,但时间上会比较自由。

可他不在家的第一天,我就对自己带孩子产生了恐惧。中午无论我怎么哄,都无法让女儿安睡,我再次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甚至愤怒地对她说:“你爱睡不睡!”

我打电话给老公,让他听女儿大哭的声音,要求他立即回家,说完,我全然不顾哭得撕心裂肺的女儿,留她自己在卧室,狠狠地关上了门,冲进卫生间。我在卫生间里冷静了许久才回去继续抱孩子,给她喂奶。等老公回家后,女儿已经睡了。

那阵子,我吃不好睡不好,24小时面对一个总在哭闹的孩子,总是刚睡着就被哭声折磨得醒来,时刻都在情绪崩溃的边缘,隔几天就会爆发一次。我被情绪撕裂成两半,随时会抓狂,但看到女儿冲我笑,又忍不住感到幸福。

最让我受折磨的还是女儿的睡眠,我总担心睡不够会影响她的发育,从网上看了很多视频,也买了一些育儿书学习,立志要把她的睡眠搞好。

影响女儿睡眠的,是满月后总出现的肠胀气。我之前不是没有做功课,但依旧感到手足无措。孩子哭的时候不能一直喂奶,会加重胀气;也不能竖着抱,会伤害她的脊椎。无数个难以入眠的日子,我抱着手机在各个平台查“如何缓解宝宝胀气”,后来从朋友那里听来,可以带着孩子做“排气操”、通过放屁来缓解。之后每次喂奶,我一改之前的偷懒,耐心给女儿拍嗝,做排气操听到她放屁时,顿感小有成就。

之后是传说中的“婴儿睡眠倒退期”,不分白天晚上,女儿总是睡一会儿就醒来,折腾大人。白天,我掐着表在女儿快要醒来时给她轻拍“接觉”,或者提前把安抚奶嘴塞给她,还是不能“接觉”成功,就在她醒来时给她喂奶。有时折腾好久,女儿就是不睡,我只得一直抱着她溜达,走着走着,她就睡着了。晚上,女儿每小时都会醒来一次翻个身,有时因为翻不过去,会小声哼唧,我要搂着她,让她慢慢从1个小时变成了1个半小时、2个小时醒一次。若她能3个小时才醒一次,我会感动得一塌糊涂。

产后激素下降加上睡眠不足,导致我大量脱发,枕头下面全是头发,发际线也日益后退。


------

女儿出生的第四个月,我刚适应了独自带她,婆婆收工回来了。

婆婆喜欢研究养生,会些小儿推拿,每天早晨都给孩子“捏脊”,女儿每次都被捏得哼哼唧唧,感觉很疼的样子,可我认为这对孩子的健康没太大用处。

我产后第一次的生理期那天,正吃着早饭,婆婆又去卧室给女儿捏,我心情烦躁,扔下筷子“哎呦”一声就冲进了卧室。婆婆瞪着眼睛看着我说:“咋?”我没搭话,抱着女儿就出了卧室,然后继续吃饭。吃完后我抱着女儿在卧室里待了一上午,中午婆婆做完午饭,也没有叫我吃饭。

第二天,婆婆就回了她的娘家。我在家里幻想了很多——想着婆婆是去告我状了,她老娘听见我这么对她,让她受了委屈,该多生气啊。就在我和老公以为婆婆也会搬去公公那里住的时候,她又回来了,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只告诉我们,她又要去做住家育儿嫂了。

这让我心里一直很愧疚。



5


老公的橱柜厂在忙碌半年后终于小有起色,家里便想让我去济南学习设计橱柜的“云熙软件”。8月初,婆婆和我带着女儿去了济南。为了配合女儿的作息,我每天晚上7点多就睡觉,早上4、5点钟起床,没有午觉时间,每天都头昏脑胀。

这是女儿出生后我第一次每天能长时间见不到她。济南城区没有共享电动车,每天下课后为了快点见到孩子,我都把共享单车骑到飞起——即便只有短短十几分钟车程。女儿因为吃奶、喝水不够便秘,我说不出来的心疼,就想天天就守在她身边。在教了1个月之后,女儿学会了和我“再见”,第一次看见她冲我挥手时,我感觉又有了生活的动力。

9月中旬,我去了老公在淄博的工厂,正式开始工作,婆婆又去做了住家育儿嫂,我和老公只得一边工作一边轮流带女儿。办公室里没有床,女儿一天两次小睡,都是在车里趴在我身上。带孩子上班辛苦又不方便,我一个三脚猫,也无法满足工厂的对设计工作的要求,短短两周,我们吵了无数次。

月底,老公带着厂里的4个工人(公公也是其中之一)和客户一起吃饭。他举着筷子谈论着厂子未来的计划,跟着一起去的我要哄女儿,腾不出手,只能陪坐——这几乎成了我们每次外出吃饭的常态。本来已经到了女儿午睡的时间,可她在吃了小饼干之后一直吵闹。公公为了轮换我一下,一直在狼吞虎咽,我饿着肚子看老公在一旁“装死”,有些生气,把筷子重重地扔在桌子上。没想到,老公竟然皱着眉头对我说:“带她出去走走!”

我立马抱着女儿出了饭店包间的门,觉得他不能理解我的疲惫和委屈。公公在后面一直在追我们娘俩,路上遇到厂里的设计师量完房赶来吃饭,他停下来让我上车,但我还是不管不顾地继续走。

我生气又失望,可家钥匙在包里,包在办公室,我又没有办公室钥匙,只能抱着女儿顶着烈日漫无目的地走着,也不知该走到哪里去。走着走着,女儿睡着了,我坐在附近村庄小广场的秋千上抱着她睡,她醒后,我又继续走。看着过往的车辆,我幻想着老公在开着车焦急地找我们娘俩。我在外面2个小时,走累了,想回去找公公拿家里的钥匙回家了。好巧不巧,老公打来了电话,问我和孩子在哪里,我告诉他正在往回走,就挂了电话。

老公以为我从饭店出来就回家了,他吃完就直接回厂里了,在办公室看到了我的包,才想着我没带钥匙,赶紧给我打了电话。他给我发消息解释,我读完消息,抬头正看到他在路口等我,眼泪一下流了出来,心里五味杂陈,失望、委屈、难过、欣喜。我想抱抱他,告诉他我有多累,但我又想假装生气,让他感受到我的委屈。

这样的“出走”,在不到一周后就又发生了。因为设计图不行,我和老公吵架了,我又抱着女儿离开了办公室,叫了网约车,在不远处的树下等车。过了会儿,老公出来了,看到他,我往树后藏了一下,他开着车在路边停了一下,没看到我,就径直开了过去。

当时我甚至想好要怎么独自抚养孩子长大了。上了网约车后,我收到老公的短信:“好好看孩子吧,我想太多了,你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吧,(设计)这玩意你搞不懂。”之后连续几天,他总是加班,我偶尔就给他发条消息,说自己在家害怕,也不知道吃什么,一天天给自己加戏,那些不快也就慢慢过去了。

这次之后,我再没回工厂工作,又过起了在家专心带女儿的日子。有朋友问起我在家的原因,我和老公开玩笑地回,“再干下去今年年底就要离婚了”。

不知不觉间,我的心态发生了很大改变,我觉得自己该做些什么,不能只依附在老公身边,也不想再继续窝在家里了。



6


我父母要照顾还在上学的妹妹,在带孩子方面也帮不上我的忙。大学的同学和朋友都不在我身边,我唯一能接触到的,是在产检医院认识的两个妈妈。她们分别比我大5岁和6岁,都是工作很久后才怀孕生子,又辞职做了全职妈妈。我们仨建了个小群,每天聊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偶尔吐槽下身边看不惯的事情。

橙橙妈比我大5岁,她孩子比我女儿晚出生3天。她和老公都是独生子女,她常埋怨婆婆不帮忙带孩子,又嫌老人逢年过节也只给孩子几百块钱,太少。

我没问过她俩为什么会辞掉工作全职带孩子,我跟她们提了自己想出去工作的念头,她俩常常劝我:“孩子不能给老人带,会带坏的”“孩子前3年很重要,必须要有妈妈的陪伴”“孩子离不开妈妈”。

每当听到这些话,我就在心里吐槽:你们俩都快30岁了,也工作过那么久,可我才24岁,大学刚毕业都没进入过社会,出去工作怎么了?

作为妈妈,我可以说为孩子付出了很多,没有怨言。孩子的成长很重要,但是我呢?我就不重要了吗?父母、老师培养我这么多年,难道只是为了让我在家带孩子吗?

每一个睡不着的深夜,我都在反复问自己这几个问题。我没有觉得做全职妈妈不好,只是我觉得这不该是我现在和以后生活的全部。每个人都同时有照顾家庭的义务和选择生活的权利,都该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选择尝试着进入社会,也获得了全家人的支持。

为了保证有人照顾孩子,我在婆婆每周休息的那天去面试。看着女儿见到奶奶时的开心和对于我暂时离开的无动于衷,我还挺吃醋的,觉得自己辛辛苦苦带大的女儿就像个白眼狼。

我在招聘APP上投了很多简历,琴行教师、党建专员、新媒体运营、行政专员,有的杳无音信,有的面试邀请,我因为一些考量放弃了。

11月中旬,一家综合类教育机构要我去面试,给的待遇不错,不过是新开的,生源较少。面试很顺利,老板直接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经过协商,确定入职时间为12月10日。

11月底,我去一家琴行面试,老板知道了我的情况后,说了很多鼓励我的话:“你还年轻,一定要工作,不然会和社会脱节的”“自己带孩子很辛苦吧?”“给自己点时间,也给孩子点时间,慢慢适应一下”“你放心,我会教你的”。这些话让我在面试后哭了很久,老板像个善良的长辈一样给我温暖,我很想跟她学习,但无奈一个月1200的薪资实在太低。

到了快入职那个教育机构的日子,HR又联系我说年后再去报到。我发消息质疑对方是不是不想要我入职了,对方回复:“陈老师,不是不要你了,是暂缓入职,现在学员数量不多,你来了工作量也不大,所以才想着要不年后来,当时校长都答应让你入职的肯定就不会食言。”

可直到我找到新工作,也没有再收到过这个HR的消息。

12月17日,我去一个私立学校面试钢琴老师,因为没有工作经验而落选了。次日,我又去面试了另一家琴行,很顺利地通过了,因为老板的认可,我决定来这里工作——虽然我对于要不要找工作一直摇摆不定,对进入社会也心存恐惧,面试时甚至想着“大不了就继续回家带孩子”的念头,但所幸,这些煎熬结束了。

我现在的一个同事,之前刚从那家不要我的私立学校离职,她后来告诉我,其实那次面试,面我的老师都认为我是当天的面试者中表现最好的。回头想想,我也意识到了有了女儿之后自己的变化:上大学时的我脑袋空空,讲课也是照搬书本内容,一点新意都没有,考教师编制面试时,我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屁孩,弹琴讲课颤颤巍巍,回答考官问题大脑一片空白,什么都答不出来;但那次面试,我不但弹完了准备的钢琴曲目,跟面试官也对答如流,讲课时也能把课堂气氛都带活跃了,会和孩子们互动了。


------

12月23日,是女儿的一周岁生日,那天我带她下楼喂流浪猫,结果一不小心她就被猫挠了。老公约了朋友一起来给女儿庆生,家里还需要人做饭、打扫卫生,我赶紧带着女儿去医院打疫苗。

社区医院没有专门给周岁孩子用的疫苗,建议我去较近的口腔医院。途中女儿睡着了,到了口腔医院,结果大夫对我说:“你走吧,不是不给你打,是我们这里没有急救中心,如果过敏出了问题没办法处理。”

那句“你走吧”,差点让我眼泪流下来了。听起来确实很有道理,但我真想赖在那里直到他们给女儿打疫苗。万幸,我在离他们不远的中医院带女儿打上了狂犬疫苗。

疫苗一共要打5针,前面3针间隔时间都很短,打到女儿见到大夫就会哭,大腿上也留着小针眼。而这一切,明明都是可以避免的,我懊恼不已。

那天回家,老公说了一句话,我记得很深:“我们将心比心,以后我妈带娃的时候可能也会有疏忽的时候,你可别发太大的脾气。”

我忙答应下来。



7


回想磕磕绊绊带娃的这一年,我自认为生活是充实且重复的。

早上6点半醒来,难得睡懒觉,就赖床到7点半;给女儿洗漱、吃早饭后,老公会带女儿,我洗碗;8点半老公出门上班后,我和女儿再小睡个回笼觉,女儿9点半醒过来,我们就出去遛弯儿,天气不好就在家玩;午饭过后,1点左右开始午睡2个小时,起来后又是出门遛弯儿或在家玩;老公下班早的话,会在晚饭后带女儿,我打扫卫生;晚上7点半,我们准时洗漱上床,女儿8点睡,我9点睡。

网上说1岁之后孩子睡眠会变规律,可直到现在,女儿的睡觉问题还是令我饱受折磨。她每天凌晨2点必醒一次,这一醒,我也别想睡了,真不知道这场“睡眠争夺战”要到什么时候。

我每天都在围绕孩子做各种事情,常常顾不上自己的需求。为了“遛娃”,我基本上天天出门,戴好帽子口罩遮住没洗头发和脸,天气好时,和楼下带娃的大爷大妈们一起八卦下家长里短,或者带着女儿围着小区四处乱逛,抱着她用夸张的语气告诉她这个是大树,那个是冬青。

手机一天都不会响两声,偶尔响了,老公就调侃我:“谁还能给你打电话?”接起来后,果然是“早教”的推销。网易云听歌报告上写我的“音乐灵魂”是8岁,还问我是怎么发现《兔子舞》这首小众歌曲的;抖音报告说我最关注“亲子领域”,一共看了2812个育儿视频。

育儿博主们常说要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我不知天天这样陪睡、陪吃、陪玩算不算“高质量”,只是感慨,自己堂堂一个大学生也沦落到了“三陪”的地步。就像傅首尔说的,“你说一个小孩子他能干什么?的确,他什么都干不了,但他能让你什么都干不了”。

我上大学做家教的那家,女主人就是个全职妈妈,那时我跟她说:“好羡慕你,天天待在家里什么都不用做。”这一年里,同样的话,朋友也对我说过很多次。可我现在才能体会那种心情——虽然看上去只用在家,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但这些都是被迫的,照顾孩子的妈妈真想出去淋淋雨,都是件奢侈的事情。

我加入了抖音上一个妇产科医生的粉丝群,认识了来自天南地北的妈妈们,她们最小的才20岁,年长的有40岁,甚至有一胎、二胎甚至三胎家庭的。群里常有大夫解答一些育儿问题,起初群人数挺多,慢慢退到只剩107个人。

很多群友和我一样,24小时在家围着孩子转。有一个远嫁的群友,婆婆重男轻女,完全不待见她们母女俩,她出了月子就带女儿回娘家了。加上她微信后,我看她朋友圈里除了和我一样晒娃,就是做微商。她还发朋友圈问过哪里有能带着孩子一起上班的工作。

群里一个比我大2岁的姐姐,生完老大,一年半后又生了老二,老二6个月的时候,她又怀孕了。她在群里咨询上避孕环的事,妈妈们都炸了,不约而同地回复:“让你老公去结扎。”但真正结扎的男人却没几个,包括我老公,他也说过很多次要去结扎,但我知道他不会那样做,毕竟这会令他非常没有面子。

那次的讨论中,群里一个妈妈说:“不要戴安全套,那个也会怀孕,就得让男的去结扎才行。”我当时怒怼了她,说了安全套的重要性。可后来一次聊天中我才知道,她只有20岁——我脑子里20岁的生活,还是大学操场上的晚风,图书馆里的奋笔疾书,宿舍里和舍友们数不尽的八卦,或是一段羞涩的恋爱。可她的20岁,只剩下生活的鸡毛蒜皮和孩子的屎尿屁,我突然有些可怜她,也想到自己。

抛开女儿、姐姐、妻子、儿媳、母亲这些身份,我还是我自己,我有自己是否结婚、是否生育、甚至是否存在的权力。我应该要冲破所有束缚我的枷锁,生命只有一次,要永远为自己而活。



后记


2022年1月3日,是我第一天上班的日子。公司到家要半小时的骑行距离,公公给我买了辆电动车。

到公司先和老板聊了一上午工作内容,可还是因为想女儿而偷偷哭了。中午我申请回家吃饭,想趁机抱抱女儿。到家时,女儿正午睡,我没吵她,当收拾好准备出门时,她醒了,在床上哼哼唧唧伸着手要我抱,我的眼泪突然又止不住了。

爱情琴行有销售部、教学部、市场部和售后部,我现在正在各个部门轮岗,看哪个岗位更适合自己。工作的这2个月,我先是在售后部给客户打了一周电话约时间“调律”,又在教学部待了一周学习教学方式,又转到销售部系统学了钢琴的销售技巧。

现在,老公承担了更多家里的事,每天都会准备好我的一日三餐,让我省了不少力气。女儿很少生病,越来越省心。她现在完全听得懂我的话,不让做的事情就不做,有时还能帮我取些东西。她也开始有了自己的小脾气,偶尔会冲我和老公撒娇要抱抱。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家里有人帮衬着过日子,总归是一件幸福的事。

三八节早上,我看到了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个摄影师的作品“Becoming A Mother”,摄影师拍摄了33位女性怀孕期间和生产后的对照肖像,只拍摄面部,像是证件照。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总有人觉得养儿育女是件很容易的事,其实当中苦难数不胜数。”

我看着这些图中的女性,觉得以前在网上看到的“当妈妈的女人眼里就不再有光了”说得不对,明明她们做妈妈之后的眼神更加温柔坚定了。

我相信自己也正经历着这样的蜕变。
编辑 | 牛嘉宇    运营 | 梨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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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3-29 04:17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也曾想靠踢球上清北 · 上篇 | 人间 · Z世代

 孤者为木 人间theLivings  2022-03-26 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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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友总会问:“你什么时候转到我们这儿呀?”每当这时,我会恍然想起:我还没有真正成为八一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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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西小河的夏天》剧照




Z世代玩家手册丨连载



1


2011年春天,学校新来了足球专业的体育老师,姓王,组建了校队,小学三年级的我加入球队,开始踢球。和被球迷家长们按着脑袋参与进来的同学们不同,我是真喜欢足球,享受把球踢进球门的成就感,以及那些和队友配合默契的瞬间。

刚开始,我只管踢球,很少看电视上的足球比赛。直到2012年欧洲杯半决赛,意大利前锋巴洛特利的爆射破门,才将我彻底拉进了足球的世界——莫西干发型,精湛的技术,出色的身体素质,独特的气质,他的方方面面都令我崇拜。因为这个“坏小子”,我开始看意大利足球联赛,爱上了尤文图斯队。我搜遍了所有“尤文图斯”相关词条和新闻,用电视回看精彩集锦,球队一切的荣誉和球员事无巨细的信息都令我津津乐道。我也开始玩电脑上的足球游戏,又认识了很多球星。

可学校并不太支持搞足球,处理申请补助、聘请教练、沟通队员和家长、联络俱乐部洽谈合作等各项琐事,完全靠王老师一个人撑起来的,到我上五年级的时候,校队的队员和教练才基本固定,王老师请来的林教练很有耐心且经验丰富,训练也更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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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我和同年级队友、学弟们一起“为校出争”,参加全市比赛。当时全北京市有10多支队伍参赛,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学校足球队搞了多年,队员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第一次上场比赛,我整个人紧张又兴奋,在场上完全处于茫然状态,练过的动作和教练的话早都抛到了脑后,球去哪儿我跟到哪儿,运气好碰着球了,就卯足劲儿踢一脚。队友们的表现也和我大差不差,在被对手狂轰两位数的进球之后,我们都懵了。赛后,很多队友心灰意冷,纷纷放弃了踢足球,家长也不再支持他们留在校队了。但我依旧想坚持,父母也很支持——毕竟,这个爱好锻炼出了我的好身体。因为我学习成绩又一贯不错,对口的中学也都挺好,所以“小升初”的压力没有成为我继续留在校队踢球的阻碍。

但我的确萌生过放弃的念头。那是2014年春天一次分队比赛训练的时候,那天我传球失误多,跑动也犹豫,引来了操场边一个观众的不满:“你这就不是踢球的样子,训练都吊儿郎当的!”

说话的人就站在林教练旁边,我知道他,是个家长,也是个资深球迷,他儿子是小我两届的队友,他妻子是我们学校的主任。后来和他们一家熟络后,我才知道他是在教练缺人手的时候主动请缨帮忙来的,但那句话确实很伤人。

那晚回家后,我情绪低落:“他又不是教练,有什么资格这么说,我不想踢了。”父母了解事情原委后,告诉我,是否继续踢球,完全取决于我。但又说,对于自己热爱的事,不需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尽力就好了。

从那之后,我在球场上自信了不少,对于教练的批评,我虚心接受,面对别人的批评和责骂,也不再轻易逃避,只有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去回应。

那年夏天,足球世界最盛大的比赛在巴西举行。那是我看的第一届世界杯,狂热的球迷,充满激情的主教练,拿出自己最好精神面貌的球员,都让我印象深刻。我支持巴西队,每天凌晨,被闹钟叫醒的我,迷糊着打开电视,一场不落地看完了他们的每场比赛。最终,巴西队在自家门口以7球惨败于德国,让我伤心了好几天,久久难以释怀。 



2


对于00后来说,“小升初”也绝对算是一场人生的重大比赛。  

六年级开学前,一位和校队合作的老教练私下和家长们聊过升学的事。他说,我们这些“小球员”基本只有三条出路:放弃学业去职业队;成为足球特长生,通过“特招”进入中学;或者放弃足球、专攻文化课。权衡之下,我和父母选择了第二条路,这也意味着,我需要在六年级下半学期参加目标学校的足球测试才能获得入学资格,因此,提高球技,成了我必须要做的事。  

我爸是自由职业者,平时基本上都是他在照顾我。他经常来看我的训练和比赛,又很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和那个老教练逐渐熟络起来。老教练在足球圈的人脉丰富,推荐队员试训这种事,对他来说轻而易举。老教练也说他很看重我,想在升学方面帮我一把,愿意抽空给我开小灶,只需要去他家附近球场跟着他训练,为“小升初”的足球测试做准备。

他没提出其他条件,唯一的要求是我要认真练球,如此慷慨的建议,我爸无法拒绝。当时正赶上学校修操场,平时校队训练都成问题,我爸便每周3天带我去老教练家附近练球。训练的项目主要是传球和带球,老教练从国外的青少年足球训练内容中提取了10个单元的脚下技术动作,如脚底拉球、脚内侧来回敲球等,重点训练我的球感,以提高我在比赛中停球带球的速度和稳定性。北京秋冬季节非常干燥,风刮得脸生疼,我每天从晚上6点半练到8点,累,但效率极高。  

升入六年级,每次考试,我只有语文作文会扣两三分,数学和英语都恒定满分,所以在功课上没有太过紧张。那段时间的“小灶”,让我的球技突飞猛进,不仅带球过人更加轻松,跑动速度方面更有优势,比赛时的大局观和“控场意识”也更强了。

那年冬天的北京市甲组比赛中,我场均进两球,校队高歌猛进,一路杀进了决赛。对手是北京市小学里数一数二的强队,跟我们每年会踢将近20场友谊赛,彼此之间已经熟悉到了让对方小球员的家长会在赛前毫不避讳地站在我们旁边,讨论赛后的夺冠晚宴要如何庆祝。  

然而,骄兵必败。决赛开场1分钟,我就一个单骑闯关打入进球,瞬间灭了他们的气焰。之后的比赛里,我们一直被对手围攻,全员防守。尽管最后被扳平比分,进入点球大战,我们还是笑到了最后,前所未有地帮学校拿到了冠军。   

那个周日的傍晚我至今记忆犹新——回家路上,广播里播报了北京国安在中超联赛绝杀广州恒大的消息。第二天的升旗仪式上,学校破天荒地为我们校队举办了一场颁奖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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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是短暂的,这个冠军还不足以让我顺利进入招收足球特长生的理想学校。   

寒假期间,在家长们组织的庆功宴上,林教练也谈到了我们升学的事。北京只有人大附中三高和北京市八一学校接收足球特长生。这两所“足球传统校”在中国校园足球圈远近闻名,但是教学和管理模式差别很大:三高地处足球基地,基本都是特长生,住校训练,常年在外比赛,很少回家;八一则是传统的重点学校,特长生以学习为主,放学训练,实行走读管理制度,招收的足球特长生必须是北京本地生源。  

在中国足球发展的大环境下,“孩子不能为了踢球完全放弃学业”是家长们的普遍共识,因此,八一成为了我们几个六年级校队队员的理想学校。林教练的儿子就曾是八一毕业的足球特长生,有着这层关系,他和八一的教练们更是熟悉。   

教练可以帮忙推荐孩子去八一,对于别的家长来说是件难得的好事,对我来说,是相当于又多了一重保障——之前带我训练的老教练,早已答应举荐我到八一。

就在家长们想进一步和林教练讨论推荐事宜的时候,林教练提出了自己的条件:他准备组织球队去海南参加一项比赛,想获得他的推荐,孩子就必须去参赛。比赛是海南当地一个俱乐部的负责人自己举办的邀请赛,参赛队伍都是其圈内朋友找来的小学队伍,即使拿到冠军也没有任何价值。除了参赛要交的报名费,林教练还要求家长们购买他指定的一系列昂贵的机票、酒店消费。   

这突然的变脸,让林教练之前一年兢兢业业带队留下的好形象瞬间崩塌。有两位家长当即表示,自己的孩子不会去八一,也不会指望他帮忙。剩下的几位家长犹豫起来,后来我在房间里,听着父母在隔壁的讨论——那是年少的我第一次面对善变的人性,明白人心真的会如此险恶。不过,年幼的我还想不到太深奥的道理,仅仅希望自己可以去八一。   

最终,父母决定让我参加这次海南之行,不管怎样,两条腿走路都比一条腿要稳一些。林教练并没有跟我们去,只派了他儿子带队。我们参赛球员的年龄参差不齐,三年级到六年级的都有,甚至凑不齐上场的7个人。

我和我爸单独订了机票,到海南再与球队会合——与其说是比赛,倒更像是去旅游,我进了不少球,但输赢都无关痛痒。回来后,我成功跻身于林教练的“引荐名单”,父母认为这些花费是值得的。



3


2015年2月,从海南回北京的第二天,我一早就去了八一学校的六年级球队参加试训(指球员在正式加入球队前,跟球队一起训练一段时间相互熟悉适应的过程)。一同来的还有其他两个孩子,一个是我在校队的队友,另一个也是在老教练那里开小灶的孩子。我想着,自己能来试训,起码说明林教练是打过招呼的了。  

八一的训练很专业,教练会根据每个人的特点设计训练内容,以发挥我们各自的最大优势,包括传球、盘带、射门和一些简单的传球配合,最后还进行了一场队内的分队比赛。训练赛我不怵,我个子比一般的同龄人高出半头,在球场上跑得快、技术好,也有拼劲,利用速度优势突破射门,总能轻松进球。

一周下来,我的表现应该是得到了八一教练的认可。寒假的训练结束后,他允许我们3个新人继续跟队训练,于是六年级下学期,每天放学后我爸都要开车送我到八一训练。  

对于我来说,八一是个崭新的世界。这里是北京小学足球圈的“天花板”,标准尺寸的足球场草皮很厚很软,独立食堂里的饭菜,远好过我以前吃的那些闷了很久的盒饭,之前在学校里被视如“大餐”的土豆牛肉,在这里不过是家常便饭。  

一栋二层小楼专属于八一学校足球俱乐部,一层是储藏室和更衣室,我们的训练装备都存放在更衣室柜子里,二层是办公室和宿舍,家远的队员可以缴费入住。俱乐部的生活老师是一位中年女性,多年面对活分、好动特长生们,让她早没了教室里授课老师们的温柔,俱乐部规定不能在室内踢球、扔球,不能大声吵闹,每当有人违反时,靠门口的房间立马会传出她大声的责骂:“屋里别给我踢球,要踢就出去!”   

虽然听起来脾气很大,但她把俱乐部的内务处理得井井有条。晚上她会整理好更衣室所有的桌椅,检查每一处门窗,去一公里外的小学部接小队员们到俱乐部训练。她房里常备有多种运动饮料、零食和纸巾等,方便孩子们取用。队员们的生活杂费一应由她管理,孩子们都在她那里存钱、记账,每到月底或学期结束时,她会挨个清算钱款。我不属于正式队员,所以每次买东西都只能当场拿现金付账,有几次我忘带钱的时候,她都会很大方地送给我水,我会想着事后把钱补上。她听说我们学校的饭菜不好吃,每次盛饭都会多给我加菜,还叮嘱我“不够再来加”。这一切,让我感觉在八一的生活是那么美好。

我爸常来看我训练,很快就和教练们熟悉起来,因为他的活络,别的家长也不再只站在球场一角远眺孩子训练,纷纷来到场边围观、聊天,渐渐都和教练处得像朋友一样。八一的六年级球队有很多活动,每次夺冠或者重要赛事获胜后都有聚会,饭店的大包厢里,教练家长们坐一桌,我们小队员们坐一桌。

那几年流行“撕名牌”,我们在饭局后,就在附近的空地展开游戏。没有道具,象征性地点到为止。也会玩“抓人”的游戏,先手心手背选出一两个负责抓人的,再规定好活动范围,倒数10个数,开始游戏,被抓到的人再跟着一起抓人,抓完为止。有时经常玩着玩着就变成了捉迷藏,玩的次数越多,我们的技巧也越高。晚上借助阴影藏匿,借助周围建筑隐藏,大型餐厅、度假公园、宾馆民宿里都有过我们的身影。

那段时间,是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新集体里的队友们都有自己的偶像,对于世界足坛和每个球星的了解程度都远超过我小学校队的队友们。但我还是骄傲地发现,我比他们认识的球星都更多,随便提起一个球星,我对他们的事都如数家珍。在新队友们的“熏陶”之下,2015年6月我第一次在熬夜看了欧冠决赛的直播,比赛中的一方,正是我心爱的尤文图斯队。尽管那场比赛尤文图斯落败,屈居亚军,但欧冠决赛却自此成了我每年必看的一场球。每年决赛日这天,我都会设好闹钟,准备好零食和饮料后早早入睡,等到凌晨3:25,雷打不动地起来看球。 

我自认性格不错,跟新队友们相处得比较融洽。有时他们会单独私下跟我聊一些球队里的小秘密,比如谁的女友叫什么,或者是谁有哪些外号。我听到最多的问题就是:“你什么时候转到我们这儿呀?”我总是回答“快了吧”——其实我知道自己即将小学毕业,转学很困难,每当这时,我也会恍然想起:我还没有真正成为八一的一员。   

那段时间的晚上,我不再轻易入睡,开始思考新认识的人,新接触到的事,从中分辨是非,试图思考出一些更深刻的道理。小时候我妈总说我还没“开窍”,现在想想,我似乎就是从那时开始开窍的。



4


八一小学部的学生可以直升本校初中,不必进行特长生考试,因此参加考试的只有我。

那天的记忆至今依旧清晰鲜活——我爸说路边正绽放的花寓意着好运,我穿着自己最舒适的一身运动服踏入考场。考场上的教练都是平日里最熟悉的人,但我依然感觉有沉重的担子压在肩上,担子里装着的,是这一年来我的努力,我爸的付出,全家人的希望。   

好在这些没有给我带来太多压力,我按部就班地完成着每一个早已烂熟于心的考试项目——折返跑和30米跑,我再擅长不过;一分钟颠球120个,简直小菜一碟,我整整颠了223个;射门除了左上角没得分,剩下的都拿下(球门被线分割成6块,踢中下面3块位置均计1分,中上位置计2分,左右两个上角各计3分,每个位置各有1次机会)——最终,我以发挥稳定,通过了考试。 

2015年8月,我正式成为了曾以为可望而不可及的八一学校的一员,作为足球特长生,进入中学的球队。

我在场上的位置了发生变化,从前锋变成了防守型中场。带队的主教练陈指说,防守型中场在球队中是很重要的角色,我身体素质好,体能充沛,是很适合的人选。一开始,我并不适应,但几场训练赛后,我意识到,这个位置是球队的攻防枢纽,便开始在网上找了很多后腰球员的比赛、抢球和防守集锦,学习他们的动作和控球习惯。在训练中,陈指侧重教我防守抢球的技巧,随着防守能力的不断提高,我逐步完成了从“披荆斩棘的射手”到一个“硬朗凶狠的抢球机器”的转变。

伴随着日常训练,我和陈指也更加亲近。他有个两三岁的儿子,一家三口常到俱乐部来。我和队友们每次都会主动跟他妻子打招呼,她让我们不要叫她“阿姨”,要叫“姐姐”——这个称呼也一直保留到了现在。有次陈指的儿子被家里的宠物狗咬伤送去急诊,我爸也去医院帮忙,还有一天晚上他妻子被鱼刺卡到喉咙,当时家里又没人,我爸妈开车送她去了医院,又帮忙照顾小孩。一来二去,我们两家也熟悉起来,经常同关系亲近的队友家庭一起聚餐。 

陈指觉得我在20个队员中算是比较懂事的,私下里跟我爸和我都谈过,让我当队长,协助他带队。我爸表示尊重我的意愿,我则多次明确地回绝了,因为我不想因为地位变得特殊而和队友们关系疏远。   

队长袖标最后落到了我哥们徐亮的胳膊上。我六年级试训时就和他认识了,进到八一后,他就在我隔壁班,他家和我家又只相隔一个路口,我俩像久违地老友般一起厮混,常互相搭车上下学。初一600多个学生里,有200多人是从小学部直升的,徐亮的“人脉”遍布全年级,和他在学校里走路,走三两步就要打声招呼。跟着他在一起,我也成为了个“校园外交官”,时常能和对面的来人搭上几句。  

球队队友之间的关系和友谊是很多普通同学无法想象、也很难达到的。球队的人分散在十几个班,但经常会在校园里三五成群,任何空闲时间都会聚到一起,谈天说地。有一个人遇到困难或者受到威胁,往往是一群人都会为对方冲上去。记得一次有个又高又壮的学生欺负我们队一个又瘦又小的队员,隔壁班的队友第一时间给大家“散布”了消息,我们八九个队友纷纷赶到,根本不需要动手,光是用眼神注视,就让对方连连认错。从那之后,整个初中部再也没有人敢招惹我们队任何人了。借着这些队友,当时全年级18个班,每班我都能有至少有5个熟人,从来没有被借本书或者借张饭卡这种事儿困扰过。

在这顺风顺水的日子里,我偶然得知了之前试训推荐背后的事——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能来八一,既是靠着自己努力争气,更是因为有老教练和林教练两人的推荐,从心底感激他们帮了我这么多。这样的想法,一直持续到2016年春天的一次饭局。陈指在吃饭时说起当时老教练和林教练向他推荐球员的事,而当时被推荐的人里,压根没有我。当时陈指向他们询问我的情况,得到的回答是:“他啊,他要来的话,你们得出点儿……”要钱的手势代替了没说的话。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难以入眠。原来,人性是如此繁杂深邃,不可揣测。 



5


因为八一学校的足球俱乐部的名气,很多足球活动的开幕式会选在这里的操场,国外俱乐部的青训合作也会找上门来。初中每个年级都有一支队伍,每队15人左右,我们那届初一队实力很强,和高年级踢比赛毫不吃亏,因此俱乐部也愿意让我们队代表学校去参加各类比赛和活动。光是初一一年,我们就代表学校去英国合作签约,也代表中国去日本参加了世界U14(14岁以下)足球邀请赛,还和来自法国、巴西、德国等足球强国的中学生切磋交流过。

出国比赛时,父母都在万里之外,除了教练,我们可以依靠的就只有身边的队友了。时间长了,经常住同一个房间的队友会越来越熟悉,相互之间像对家人一样。外出比赛和训练中总免不了受伤,手臂扭伤或是腿脚伤了,吃饭或者背包就会变成一件困难的事,往往都是同住的队友自动为伤员带饭和拎包。我有几次我在外集训期间因为水土不服胃疼、头晕,都是室友帮忙带饭。还有队友在外期间出了水痘,教练带他从医院回来后安排他单独隔离,几个出过水痘的队友会给他带零食和饮料,我们其他人也经常开视频和他聊天。

除了彼此照顾,我们还常聚在一个房间里打桌游、搞娱乐,商量计划第二天比赛的打法,也会凑在一起给某些队友搭讪心仪女生“出谋划策”,亲密无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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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年的磨合,升入初二的我们,整期待着在北京市的比赛中展现身手,没想到却先接到了沉重打击。   

2016年9月3日,由于薪资待遇问题,陪伴球队3年的陈指要离职了。他离开前一天,在结束训练后和几个队里关系好的队员家长吃了顿饭。当时我也在场,听大人们的交谈,知道了陈指的薪酬已经无法保障他家里最基本的开支。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人在生活的压力下,情分也无法做主。  

第二天训练结束后,天色已黑,球场灯光下,陈指把我们集合起来,宣布自己要走。我看到了他眼角的泪光,他在尽全力克制自己、平复内心的伤感与不舍。当晚的朋友圈里,队友们纷纷发表了长文感谢和道别。相比之下,我发的字很少,我知道的陈指经历比其他队友多得多,我对于他的了解早已不再是片面的训练中的严厉,我们不仅是师徒,还是朋友,这样的关系不是一句“感谢”或“再见”就能收尾的。   

陈指离开后,俱乐部把我们和初三队合并了,由初三队的方指带队。我们面前是即将到来的北京市中学生足球比赛,参赛球队是北京16所校园足球队,采用淘汰赛赛制,想夺冠的话,几乎一场都不能输。  

队伍合并后,我们原班人马的首发11人中一定会有人失去主力位置,我就是其中之一。那是我第一次当替补球员,很痛苦,心里满是因技不如人而无法登场比赛的不甘。从陈指麾下最得力的“干将”到方指的“弃将”,巨大的落差让我甚至一度认为自己的足球生涯末日来了。   

那段时间,我们队分出了两个训练时间,初二队的队员4点放学后训练传球和配合,练到5点半,初三队员放学出来训练,我们几个参加比赛的初二队员继续跟着初三队训练到7点。

为了夺回主力位置,我在训练中付出双倍努力,在拼抢中比所有人更凶狠,传球时要求自己尽量做到零失误,在训练赛中我抓住一切机会插上、进球。但这个过程是漫长而艰辛的,那段时间,训练榨干了我所有的体力,晚上回家后,基本上没太多精力写作业,只能利用白天课间时间和训练前等待初三队员放学的间隙,以最高的效率完成作业。

和我一起努力夺回主力位置的队友有两三个,但是繁重的训练和学习任务,很快就让他们放弃了。我亲眼见证了他们的自暴自弃,训练中开始偷懒蒙混,白天在课堂上也心不在焉,作业更是很多都完不成,甚至还有人公开表达了对教练的不满,在训练场上顶撞教练后愤然离场——当然,事后自己自然还是吃亏的一方,不仅要承受俱乐部的停训惩罚,还要公开检讨,向教练道歉。



6


初一时陈指带队的战术主要以短传控球打法为主,而方指带队常用的战术是防守反击,喜欢利用边路球员的速度,因此长传球是必备的技能。而这恰好是我之前练习很少的技术,无论是踢球的部位还是要领的掌握,我都很欠缺。因为踢球脚法不标准,经常导致球踢不远、踢不准。

方指很快发现了我存在的问题,每次练习时都会花很长时间单独指导我。长传球是我那时每天的第一个训练项目,3个技术要领:首先是脚法,需要用脚内侧、也就是鞋带的偏内侧位置;其次是摆腿,要大腿带动小腿摆动;最后是支撑脚的位置和击球部位——支撑脚需要搭踏在距离球两个半拳头的位置,想把球踢得又高又远,则需要击球的中下部。

掌握这项技能的过程很漫长,在练习过程中,我因为腿部频繁地摆动和有时错误的姿势,导致了筋骨受伤。   

大腿内侧、靠近腹股沟的拉伤对我来说并不是新伤,我初一就因此休息过,但是直到练习长传复发后,我才去医院接受治疗。这个伤,主要体现在大腿根的抻拉疼痛,仔细感觉,更像是筋被拽动的疼。不光是走路、运动时疼,晚上静止不动、睡觉时也会疼,疼痛感虽然只有白天的四到五成,但是一直持续,经常让我彻夜难眠。医生说,我长期用右腿踢球,导致肌肉、韧带劳损和骨头扭伤错位,只能通过推拿复位筋骨,但是需要休息一段时间。  

休息的那段时间里,我不能跑步或者过多走动,可以在场边做一些平板支撑等核心力量练习。方指密切关注着我的伤势并且严格监督,怕我做不利于恢复的动作。

一周后,我的伤病恢复了,但是这个伤也在我的运动生涯中埋下了病根。

我继续以双倍的付出去训练,终于在十一假期外出集训比赛时,抓住替补登场的短暂时间,尽可能地展现了自己的能力。我拦截了对手多次传球,还送出了几次颇具威胁的传球。

教练决定把我挪到主力位置试试,我也早已为这一天做好准备。几场比赛下来,我是队里为数不多的几乎没有失误的球员,在防守端,被我盯防的对手有时一场比赛都挨不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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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步步坐稳主力的位置,终于等来了11月北京市的比赛。  

作为种子队,小组赛的对手和我们实力差距较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取胜——第一场我们就遇到了麻烦,对方教练申诉,说我们的球鞋不符合校园足球的安全标准。在争执后,方指选择“强队胸怀”,让我们换上了自己的旅游鞋。旅游鞋和足球鞋的形状、功能、脚感完全不一样,匡威的板鞋甚至连跑步都费劲,但对手此举已经成功地激怒了我们,就算不穿足球鞋,我们也12:0拿下了比赛的开门红。

经历近两个月的磨合期,我们已经基本适应了方指的战术体系。他和陈指的足球理念截然不同,相比于追求“美丽足球”,他更注重比赛结果。他总说这样一句话:“过程难看点无所谓,结果达到了就是胜利。”   

他喜欢让我们“抢开局”。完成这个布置,需要几个步骤:首先,在双方队长抛硬币决定是要选场地挑边权利、还是要发球权的时,队长要选“要发球”;第二步,开场之后,一脚长传打到对方后卫身后——初三队的队长是个边锋,速度非常快,由他迅速跑向对方后卫身后,以最快的速度射门或者传给身旁的队友射门。

这个战术非常有效,很多青少年球队都是“慢热”,开场的时候球员注意力经常不集中。依靠这个战术,我们成功在每场比赛的前3分钟内都进了球,然后打防守反击。  

方指对于人员的轮换有自己明确的原则和道理,半决赛的时候我拿到了一张黄牌,当时比分4:0,球队已经稳操胜券。为了保证我不被罚下、可以顺利参加决赛,他以最快的速度把我替换下场。

“你知道我这么做的目的。”下场时,他对我说。

“嗯,我知道。”我回答。

此时的我早已百分百信任这个新教练,我们的默契也开始产生。   

决赛前,方指在准备会上交给我了一个任务:“你负责盯住对方的10号球员,他去哪儿你去哪儿,一直纠缠他。”我带着任务上场,不得不说,方指的布置真的高明,对方10号球员是他们的队长,也是核心,我时刻贴着他,他没法接球,球传向他脚下的前一秒我就已经把球阻拦了。他拿不到球,就没法发挥能力,守住了他,对手几乎就哑火了。

比赛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像狗皮膏药一样纠缠终究还是激怒了他,在我再一次抢先一步截到球后,他在我背后恶意地踢了我的小腿,我摔倒翻滚出去,起身后,满腔怒火已经升到了喉咙。方指在场边的怒吼把我拉了回来:“别理他,好好踢球,别理他!”

那一瞬间,我想起了赛前方指千叮万嘱的话:“在比赛里吃亏了没关系,要为了集体的利益着想,不要为了一己私欲毁掉全队的努力!”   

我冷静下来,注视着裁判掏出红牌把对手罚下场。盯防对象“下班”了,我的任务也轻松了不少。在比赛的最后1分钟,我在对方守门员碰到球的前一秒触碰到足球,把球捅进了对方的球门,比分变成了1:0。 

那天是2016年11月23日,比赛时间已经超出了常规时间,裁判在吹完进球有效的哨声后,直接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声,我完成了绝杀,帮助球队夺得了冠军。

那一刻我甚至感觉有些不真实,我跑向替补席的方向庆祝,队友们在我身旁欢呼雀跃,我们终于拿下了北京市的冠军。这个冠军是那届初三队建队以来的第一个冠军,而一锤定音的是我这个初二的队员。那天,我让场边所有初三学生的家长都认识了我。   

返程的大巴车上,我们纵情高歌,我不确定英雄人物是否都会如此兴奋喜悦,但是我的体会是这样,和球队一起夺冠是人生中最美妙的事!



7


转过年来,等待我们的是繁忙的比赛。

2017年4月到8月底,球队被邀请参加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简称“青超联赛”,比赛规程和中超联赛的职业比赛一样,16支队打双循环,分主客场,最终按照联赛积分和净胜球数排名。我们的对手来自郑州、洛阳、青岛、潍坊、石家庄、涿州、天津、太原、长春等,这意味着这些城市我们都要去。那半年的时间里,我们几乎一直在路上,缺课成了常态。火车站集合,坐火车到另一个城市,再坐大巴到指定宾馆,这一套流程已经成为定式——当然,我们更在意的是比赛的场地、宾馆的WIFI和餐厅的食物。客场比赛基本都在周六,我们需要在周五中午出发,周六上午比赛,然后中午坐火车回北京。

回到北京,还有一项耐克杯的比赛也在同时进行,同样是主客场制,每周的周二或者周三,我们要么去北京各处学校踢客场比赛,要么提前放学到操场迎接主场作战,下午的课基本都上不了。在关键的比赛前,连上午的课也无法静心听,注意力早就转移到即将到来的比赛上了。

初二的物理老师发现我们班同学普遍在实验题上出错,决定在每周五下午的课上专讲实验题。可我每周五都缺席,只好在平时中午饭后去办公室找老师,一次次地问,反反复复地琢磨和做题,长此以往,实验题居然成了我物理上最擅长的题目。

4月到6月,全国中学生足球锦标赛东北赛区的比赛也要开打,几乎每周都有两场比赛,对我们身体的消耗很大,教练根据我们的疲劳情况,降低了训练课的强度,不再是以往的传球、射门、盘带、防守抢断和分队比赛的综合训练,而是以简单的短传和抢圈小游戏为主,训练时间也缩短到了1个小时。比赛前一天的训练基本就是角球、任意球这种定位球的进攻套路和防守站位训练,我们偶尔也会设计任点意球小套路来迷惑对手。

在淘汰赛前一天,教练还会安排罚点球练习,增加我们的抗压能力。我们在几项赛事淘汰赛的点球大战中全部获胜,除了训练的作用,也离不开守门员的功劳。我们都管他叫“门神”,他是一个神奇的人,在小学就展现了惊人的天赋,反应极快,在那时的点球大战里,他可以等对方球员把球踢出来后再根据球的方向把球扑出来。

门神的性格也是极具“反差萌”,球场上和平时生活中判若两人。平时他是个活宝,很多时候只需要一句话或者一个表情就可以把我们都逗乐;而到了球场上,他是出了名的闷油瓶,整场比赛几乎听不到他说任何话。

在职业足球比赛中,守门员站在最后面,可以纵观全局,需要经常大声呼喊提醒队友,而我们的门神却非常淡定,似乎在他看来,没有任何事值得着急。点球大战前,每个人的神色略微紧张甚至呆滞,而他依旧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可一对一的较量一旦开始,他平均每场都能扑出两个点球。都说一个好门将顶半支队,我们在北方赛区中以点球大战3:0比分淘汰对手进入四强,闯进了全国赛,门神3次扑出点球,直接让对手怀疑人生。  

那天,我们最高兴的不单是进入东北赛区四强,而是全国赛的日期接近初二下学期的期末考试,这意味着我们将不用参加学校的期末考试——尽管还会补考,但是那都是我们后面需要考虑的事了。晚上我们肆意庆祝,俱乐部的两名主任领导甚至亲自前往比赛地长春来为我们鼓劲。   

全国赛的比赛被安排在了北京三高基地,入住三高基地前,我们得到了短暂的假期,可以回家休息,此时,我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欧冠决赛。

那年的欧冠我格外期待,因为我的“主队”尤文图斯时隔两年再次闯入决赛。队友们大多都是C罗的球迷,而尤文图斯队的对手恰好就是C罗所在的皇家马德里。这场我满心期待的比赛,最终成为了我继2014年世界杯巴西队惨败后的第二场令我至今都不愿意再回顾的比赛。C罗的两粒进球在夜深人静的凌晨彻底击碎了我的欧冠梦。

赛后直播颁奖时,我看到画面里尤文的球员们站在颁奖台旁边看着对手狂欢,这种滋味很难受。我的求胜欲很强,我不喜欢输球,更不喜欢在决赛输球。


------

短暂休息后,我们入住了三高基地的宿舍,比赛之余,全队十几个人都扎堆在一间宿舍,围一大圈玩狼人杀。    

全国赛的对手都是中国校园足球顶尖的球队,16支球队,分4个小组开赛,不少家长们也来观看助威。几个月前曾在长春击败我们的对手,又被我们逐一击破,球队排名不断上升,最终锁定了全国第五名。

当时我们认为一定还有机会把这个名次再往前提,但直到现在,那也是我们最好的名次。 



8


全国中学生足球锦标赛落幕,球队把更多精力放在了耐克杯上,7月份的北京已经开始炎热,随着比赛越往后,对手也越难缠。

我们半决赛的对手是四十七中,他们主场作战。场地根本不算合格的球场,大小还没有标准球场一半大。比赛当天七级大风,借着风他们直接“刮”进了一球。领先后他们开始拖延时间,只拿了一个比赛用球,把球踢出界后,每次捡球就要花上20秒。方指干脆派我们自己的替补球员到场边捡球,可我们还是落败了。

第二回合是我们的主场,学校操场的看台上聚集了很多同学和老师。我们带着杀气踏上球场,上半场就3球领先。下半场对手心态开始崩了,变得急躁,失误增多。我抓住对方的一次失误,果断起脚,在距离球门30米开外一脚重炮直接轰开了球门。我的进球让场边看球的人沸腾了,赛后,场边的同学和老师给我发来很多祝福和给我拍的照片,狂喜的快感持续了很多天都没有消退。

决赛,我们面对实力远高于我们的回民中学,只能依靠整体防守来死守平局的比分。对手大部分时间都压在我们的半场围攻,整场比赛的射门次数远超过我们,但是我们守住了平局,在点球大战中战胜了对手,夺得冠军。将近两个小时的鏖战,让我们身心俱疲,但夺冠的喜悦打消了每个人的疲倦,更大的兴奋点,是那天的颁奖嘉宾——C罗。

那是C罗第一次“中国行”。因为在比赛中表现优异,我被教练安排到了和C罗互动的活动中。在离球门15米左右,挑战将球射入左右两个上角。

C罗先踢了6脚,进了3个球,然后参加比赛的高中组和初中组的孩子们,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尝试挑战,但没有一个人进球。  

轮到我出场,C罗表示想指导一下我们。他站在我身旁,弯腰指了指我脚背内侧的位置,说要用这里击球的中下部。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接触当今足球界顶级球星,早已让我神情恍惚,我根本没有太过留意他的指导,助跑,摆腿,射门,足球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飞入球门右上角。身旁主持人手持麦克风发出欢呼,站在我左边的C罗也高举双臂庆贺,然后伸出双手和我击掌,又单臂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后来我每次提起这个瞬间,都让身边的C罗球迷羡慕到死,可是说实话,当时我并没有那种热泪盈眶的激动——我当时确实很兴奋,但那是源自我的进球。至于C罗,我很欣赏他,可他前几天刚击败了我心爱的球队,我完全狂欢不起来。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靠踢足球上清北,有多难 · 下篇 》

明天待续……

编辑 | 牛嘉宇     运营 | 梨梨



孤 者 为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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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3-29 04:20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也曾想靠踢球上清北 · 下篇 | 人间 · Z世代

 孤者为木 人间theLivings  2022-03-27 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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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策实施后,最多只有1000多人可以通过足球特长生考试升学,同时还要达到各省高考分数线的要求。也就是说,要有1万9千多名足球考生,将会在这条路上成为陪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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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奇迹的夏天》剧照




Z世代玩家手册丨连载


点击阅读上篇《我也曾想靠踢球上清北 · 上篇》



1


耐克杯赛事结束了,但我们球队征程还没有到达终点。休息了一周后,我们又开始了青超联赛东奔西跑的主客场作战。最后一场比赛在开学前一天收官,我们在学校的操场上击败了青岛队,最终获得第三名。

来不及休息,我们就迎来了开学,升入初三,中考就近在眼前了。我赶上了中考改革的第一年,物化史地政生,6选3。中考对我来说压力并不算特别大,因为整个初中我的成绩一直都在中等偏上,在班里也可以排到前10。更让我心里有底的是,作为足球特长生,升入八一高中部会有一定的降分政策,以前的录取分数线会比普通学生降80分。

2018年3月,中考“百日誓师”之际,教练集合了球队开了动员会。他明确地告诉我们初三队员,今年高中部对我们的录取政策是只比正常录取线下降50分。这个消息对很多队员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体育特长生因人而异,有的人学习训练兼优,学习成绩甚至比实验班的学生更好,也有些不爱学习。八一高中部的录取分数线在北京市里算比较高的了,即使是下降50分,也不算很低。

好在初三上学期里我没有松懈,一直在补文化课。我很清楚,踢球已经让我比其他同学少了很多学习的时间,因此我必须要争分夺秒地学习才能弥补差距。教室中午关灯午休,我就到楼道亮的地方刷题,课间飞奔到老师办公室答疑,总之,抓紧一切时间学习。

作为足球特长生,我也得保持着每天放学后训练,毕竟,升入高中,还要继续踢球。

八一学校的初三校区独立在主校区的2公里以外,我每天放学后都要刷辆小黄车,骑去主校区,在校门口买块面包填下肚子再去训练。我们还有耐克杯的比赛任务,训练强度没有降低,周一周二主要是传球射门和比赛套路的基本训练,面对更高水平的比赛,我们需要把每项训练精益求精;周三的训练以“拉体能”为主,一般是45米的折返跑,两个来回为一组,跑20组,目的是为了储备充裕的体能并提高腿部力量;周四的训练量比较小,主要是分队比赛;周五则练习定位球的进攻与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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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一模”成绩出来了,按照以往录取的分数线,减掉50分,我的分数离“过线”还差10分左右。那一刻,我真正产生了危机感,远比3年前面对“小升初”的紧迫感更强。我没有选择,也别无退路,必须更刻苦更拼命地学习。

不过,在这之前,我还是询问了几个老师:“老师,从‘一模’到‘二模’和中考,我还有可能再提分吗?”

老师拿着我的试卷分析之后,回答是一致的:“当然,不光有,还有很大的空间。”

老师们的话给了我信心和希望,整理错题,刷题,答疑,训练,我的努力终于在“二模”后有了质的飞跃,成绩已经超过了“降50分”后的标准。我告诉自己不能松懈,满心期待着中考的到来。

“二模”出成绩一周后,我偶然间听到教练告诉队里一个学习成绩很差的队友,说降分政策还是80分,让他赶紧去补课,成绩够了就可以上高中。我这才明白, 他之前说“只降50分”是为了激励我们。那天教练发现了站在门口的我,希望我可以对其他队友守口如瓶,不要让大家失去备考的动力。我答应保密,但知道真相,我却感觉自己的心里再也紧不起来了——降80分的话,我的成绩已经比这条及格线高出了快60分,我还担心什么?

6月,我开始变得浮躁。尽管我自己很清楚,过早浮躁一定会出问题,但我依然无法让自己静下来——因为中考两天前,俄罗斯世界杯开幕了,这一次很多比赛不需要熬夜看了。 因为中考的缘故,我并没有完整地看完巴西队的每场比赛。我不敢想象“万一考砸”的后果,按部就班地完成了考试。

查成绩那天,网站一开我就进去了。我的分数刚刚卡在预估录取分数线降50分的位置,虽然不算完美,但是我能直升高中部了。那时我没仔细反思,只能感谢自己前期努力的积累。



2


升入高中后,足球彻底成为了我难以割舍的一部分。它不再仅是我的爱好,更是我升学的辅助,是一项事业,我必须更努力地踢球。

我初中时的球队一共有18个队员,其中5个队友因为是外地户口上不了高中,不得不离开。他们都通过学校俱乐部的推荐,以特长生的身份进了河北省的高中,还有3个队友早在初三前就选择了退出球队,有的准备出国留学,有的开始奋发学习,最终跟我一样进了八一高中的,只有10个人。

7月的暑假,又传来喜讯,那一年高中毕业的高三球队中,有2个师哥分别考入了清华和北大,他们都是通过了高校的足球测试后,在高考中达到了高校要求的成绩录取线。一时间,他俩的事迹火遍全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能够通过足球特长生的身份进入清华北大,绝对是中国每一个踢足球孩子做梦都希望的事。

这事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高中开学第一天,我在开学典礼上听完其中一个师哥的讲话之后,就在心里暗自定下了自己高中的终极目标:清华北大。我要为之付出一切努力。

有个远大而且明确的目标总是好的,但想要达到目标,难度可想而知,清华北大的足球特长生录取,不仅需要很高的文化课成绩,还需要过硬的球技。

早在开学前,有着丰富的高中班主任经验的邻居阿姨就告诉过我:“要想高三得到‘升华’,高一高二一定要打好基础。”为了我宏伟的求学计划,我每天打满十二分的精神上课,下午认真训练,晚上踏实地完成所有作业,没有一天在12点之前睡觉。

从高一第一周开始,物化生史地政,6科课每天都至少有4科会布置作业,作业量大不说,其中有一半的学科我初中没有选考,初三那一年基本都没学过,写起来真的很困难。查笔记,搜题,甚至就算瞎蒙着写,也需要不少时间。

开学一个多月后,我和班里的一个女同学聊天,她跟我说:“班里不少人都议论,从没见过你这么认真的学生,从没在一节课上睡过觉,听讲的时候也太认真了。”我当时也直接袒露心声:“我本来基础就不稳固,再加上每天要抽出2个多小时训练,不听讲晚上真就是写天书。”

但他们不知道,那段时间我整个人已经困倦到神魂颠倒了,每天挂着“三眼皮”上学,下午上课恨不得把眼睑用火柴棍儿撑起来,甚至足球训练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高中足球队的训练更累了。传球训练的距离变长了,这不仅意味着需要使出更大的力量,跑动的距离自然也变长了。身体进一步发育之后,比赛中的身体对抗变得更加频繁,对体力的消耗大幅增加。球队每周都会去学校的健身房训练,每次的力量练习几乎耗光我所有的力气,腰酸腿疼、胳膊无力的状态会持续好几天才会消退,没有充足的精力,这些训练根本扛不下来。为了保证训练时体力充沛,我强迫自己每天晚上12点必须上床睡觉,11点半必须“收摊”——作业就算写不完,也要收。

我们直升高中的10个人中,像我这样坚持兼顾学习、训练的,只有4个,剩下的人几乎都选择了放弃繁重的文化课学习。不过,上课认真归认真,有些学科我是真的学不明白,比如数学和物理,前几节课我还勉强跟得上,可讲着讲着,就忽然感觉变成听天书了。找老师答疑时,我惊奇地发现,自己做题中遇到的很多困惑,居然都是人家普通学生在做题时潜意识里就知道的东西。

同样是上课,为什么他们会我不会?

这个问题后来我和班里的好朋友聊完才搞懂。八一的高中录取分数线本来就不低,来这里的学生底子都相当好。朋友说,我们班80%的人都在外面上数学或者物理的补课班,学校里教的东西,人家在补课班里几天就差不多学会了,来学校上课,只能算是“再巩固一遍”。更何况,每天他们比我多学2个小时,还有很多人刷题,题刷多了自然“神”。

可即便知道了差距,我也依旧认真听,积极问,努力学,跟同学们的差距很难缩小了,但是至少可以让自己不彻底被落下吧。

文化课方面我尽最大努力让自己不掉队,在足球方面,我也得全力提升自己的能力,为球队夺取荣誉,也为自己争取拿到运动员证书。

可惜,因为户口问题,初中队的很多主力球员流失后,高中队的实力实际上是下降的。在北京市的比赛,即使拿到冠军也没法获得一级运动员证书,我唯一能够获得“一级证”的途径,只剩下中学生足球锦标赛(高中组)的全国赛了。



3


10月开始的全国赛上高手云集,这些球队的队员基本都是在校学生。24支球队,分为6个小组,在所有队伍到达比赛地完成注册之后,当晚每队会派人前往参与抽签分组仪式。一般选定城市之后,会有3、4块比赛场地,比赛日每块场地有3到4场比赛任务,每两个比赛日后会有一天的休息日。开幕式后,揭幕战立即打响,最后的决赛最后一个场次的闭幕式场地举办,届时,除去参加决赛的两支球队,各队教练和队员出席观看比赛后好参加闭幕式。

比赛进入八强,球队才可以获得3张一级运动员证书,名次越靠前,“一级证”的数量就越多,像清华北大这样的好大学,将来都需要“一级证”作为报考的门槛,所以,每场比赛对我们来说都是寸土必争的恶战。

我爸和队里一些队友的家长经常会跟随我们去比赛地点,更多是为了和教练吃饭,希望孩子在以后升学的时候,教练可以利用自己的人脉来帮忙推荐。我爸还会花更多时间留在酒店,和我们在一起,给生病的队员找药、帮赛前带错球衣的队员改号码(剪下训练服上同样字体的数字熨烫贴在比赛服上)等等。他会跟教练一起参加抽签分组仪式,每次都兜里装着、手里盘着类似毛主席像章这样“保佑好运”的吉祥物件。

但这样的方法也并不能每次都灵。

2018年深秋,我们在全国赛获得了第七名,拿到了3张“一级证”。球队三个年级的队员们都没有证书,但高三的师哥们即将面临高考,“一级证”要先紧着他们发。我们直升高一的10个人水平都还不错,哥几个一致认为,以后两年再打比赛,一定还有机会再拿到“一级证”。

可高三年级的师哥们即将高考,后续不再参加比赛,我们队的实力又下降了一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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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年2月,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们几人措手不及,也因此吃了大亏。

还是全国赛的小组赛,依旧是24支球队,6个组。第一场比赛里我们发挥了全部实力,以4:1大胜对手,暂时排名小组第一。赛后队里气氛高涨,所有人都摩拳擦掌,都希望到场上去碰一碰下一个实力更强的对手。第二场比赛前的一天晚上我们七八个主力球员聚集在队长房间,还商讨了明天比赛时的一些注意事项,我们都坚信,只要拼尽全力,是可以获得胜利的。

第二天一早,教练宣布首发名单时,换了几名替补球员上场,又将一直使用的4321阵型换成了541阵型——这种五后卫阵型通常用来龟缩防守,放弃进攻。他解释说,我们的实力比对手弱,需要加强防守,即使拿到平局的一分也是至关重要的。要把几名主力球员放在替补席上,下半场再上去“突袭”对手。

临场改变阵对于我们影响很大,很多练习时的配合和战术无法施展,防守站位也出现了漏洞,很快我们的球门就被洞穿,失去了争夺小组第一的机会。

小组赛的赛制是: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6个小组中有4支积分最高的小组第三明也可以晋级。小组赛常规比赛时间一旦平局,将会直接进入点球大战,在点球大战中获胜的球队得2分,失利的得1分。

最后一场小组赛,本应该是我们拼死也要拿下的一场球,却成为了我人生至暗的一场比赛。更坏的消息在第二天也随之到来,排名小组第一的球队以大比分输给了原本排在小组垫底的球队,这样一来,我们成了小组垫底,直接被淘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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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9年冬天的全国赛上,我们再一次陷入了这样的局面,别说八强,连小组赛出线都变得很吃力。

转眼间我已经上了高二,眼看获得“一级证”的机会越来越少。我妈问我还是否要继续踢球,说如果我厌倦了,完全可以放弃足球转而踏实学习。她甚至一度说了很多非常消极的话,让我压抑了许久的怒火大爆发了一次。

可是,就算这样,将来靠足球能上的大学,也绝对比我靠文化课考试成绩能去的学校要好,现在放弃的话,损失是巨大的。

我不会放弃,我坚信,才高二,我们还有机会。



4


2020年1月底,球队本来原计划会开展冬训,全力备战年后的全国赛。经历了之前的一切,我们决定抓住一切机会争取一级运动员证书。

然而一切计划赶不上变化。随着新冠疫情扩散到全国多地,别说比赛,就连学校的训练也被取消了。

从寒假直到6月,我都很少出门。逝去的是时间,丢失的也是我充沛的体能和肌肉力量,错失的是入选全国夏令营比赛和获得“一级证”的最好机会。

6月,高考也被推迟。在高三师哥们多得的1个月备考时间里,我们也在逐步调整进入高三的节奏。7月,学校召开了线上动员大会,俱乐部恢复训练的通知也接踵而至。为了应对高考大关和年底各大学的足球特长生测试,我必须马上恢复训练。

按往年师哥们的升学经验,12月份要先参加各大高校的足球特长生测试,入选高校的接收名单后,转年来直到高考前的6个月,要全身心备战文化课。一般情况下,这半年的时间,足够体育生们把接近二本线的成绩拔高到一个能上一本的分数。

高校足球测试的重点在于实战比赛项目,负责考察的教练们通过实战会清晰地看到每个球员的真实水平。但测试的评分和录取决定权,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校招生办和校队教练。很多高中球队的教练也都和高校的教练认识,每年都会推荐人才。

在去参加高校的足球测试前,2020年10月的全国赛,成了我们这届队员争夺“一级证”的最后机会。留给我们恢复和训练的时间很少,全国各地防疫情况不同,相比于外省市很多高中球队从5、6月份就开始恢复训练,我们直到8月才回到球场。这被耽误的半年,让我们各个方面能力和素质都在退化。球队里加入了新来的高一队员,但磨合期太短,我们踢起来毫无默契。

这次,我们被分进了死亡之组,和全国强队的几场比赛,我们全线溃败,又是小组垫底,彻底宣告了我们与“一级证”无缘。

这还不是比赛期间对我最痛苦的事。最后的排位赛里,我被对手侵犯受伤。那是我近几年中最严重的一次伤病。当时我和对方的后腰队员在争顶飞来的高空球,他身高将近1米9,在我背后起跳时双手压在我肩膀上,直接把我按着推了出去。那一瞬间,我感到右肩骨头的关节前后挫动了一下,有些麻,但是并不疼。我喊了一声,告诉裁判犯规了,见裁判没有吹哨,只好追上去一个倒地滑铲把球铲了出去。再起身时,右手撑地的那一下,肩膀处传来的尖锐的痛感,让我无法把微张的手臂自然收回,肩膀的位置好像卡住了一样。

场边的医疗队紧急给我诊断治疗,好消息是没有脱臼,坏消息是关节可能错位了,后面的比赛不一定能继续踢了。

教练随即把我替换下场,医疗队给我冰袋冷敷。

肩膀错位,不仅导致我无法正常跑步,右手更是连写作业都吃力。我白天把冰袋绑在肩膀上,冰敷到近乎冻伤,晚上喷云南白药,伴着药味睡去,期待着醒来时可以多恢复一点。

休息了3天后,疼痛感降低了不少,胳膊也能够轻微活动了,为了不让球队降级,作为主力,我还是带伤上场了。其实我可以一直休息到赛事结束的,但我想让教练看到我的责任心——尽管他和我爸说过很多次,一定会把我推荐给各大高校的教练并安排提前试训,我还是决定上场。

上场前,我用绷带把大臂和肩膀捆在一起固定住,再喷上冷冻喷雾麻痹疼痛,我知道,我要完成自己高中阶段最后的两场正式比赛。

受伤后再回到赛场后,对于再受伤的恐惧一直在心里作祟,我变得有些放不开。和身体捆绑在一起的手臂让我摆臂困难,无法快速奔跑,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肩关节处就会传来剧烈的疼痛。我不得不去琢磨该如何面对年底即将到来的高校足球测试,就为自己这一身的伤病,也暗自发誓,一定要作为足球特长生,考取一所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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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好了到各高校参加足球测试的准备,开始和考上大学的师哥们打听他们校队的情况。可10月15日,教育局发布了高考足球专业测试招生全面改革的消息。

以往的足球考试,一直分为“高水平考试”和“单招考试”两种,前者需要先后通过高校单独的足球测试和高考分数线要求,而后者要求应试者必须获得“一级证”,而且参加专项考试后将不能参加高考。

而这一次改革,把“高水平考试”改成了全国统一考试,高校不得单独进行考试。按以往的政策,足球特长生即便在一所高校的单独考试中发挥失误,还可以参与选择许多其他学校的测试,但改革后的全国统考,意味着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如果这一次考砸了,将与全国所有招收足球特长生的高校无缘。

不仅如此,政策还规定,每所高校只能招收足球特长生不超过10人。全国招收足球特长生的高校本就只有100所左右,也就是说,新政策实施后,最多只有1000多人可以通过足球特长生考试升学,同时还要达到各省高考分数线的要求。

然而,2021年,全国光是报考“高水平考试”的考生就2万多人,也就是说,要有1万9千多名足球考生,将会在这条路上成为陪跑者。

面对突如其来的改革,教练也帮不上我们什么。往年,他会为高三的队员和家长简单介绍北京和外省一些他熟悉的高校情况和校内足球测试的内容,也会根据队员们的意向,利用自己的人脉介绍他们去一些高校参加试训。可如今,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指导我们通过每一项测试需要运用的方法和一些技巧。他会定期给我们安排模拟考试,负责掐表,并登记分数。

我们也都明白,这次想通过高校的考试,最终只能靠自己了。 



5


足球统考的几个项目中,能够拉开考生之间差距的是绕杆、踢准、折返跑3个小项目。虽然实战比赛最能够体现一个球员能力和态度,但在考试中,每人只有10分钟的实战时间,很多人甚至拿不到一次球,最后所有人在实战上的得分上下差不出3分,根本没有区分度。很多应试者都在外面的专项训练营里每天专攻那3小项,像机器人一样很好很机械地完成规范动作,甚至可能根本没有上场踢过比赛,纯粹是为考试而考试的练习。

统考改革,对于已经上高三的我来说,不啻是个毁灭性的打击。政策出台时,开学已将近3个月,距离“大考”已经不到半年。面对越来越少的时间,我只能提高效率练习考试项目。

每天5点半放学后,我们几个高三生不再跟随球队训练。操场上要容纳3支初中队,1支高中队和1支小学队,留给我们几个的训练空间就只剩下一个角落。即便将绕杆项目的标志杆摆在场外宽1米多的草皮上,将30米射门的球门紧挨着场地的边线,我们还是经常会影响到旁边球队的训练。

我们的训练全凭自觉自律,来不来练、练多久、态度认不认真,根本没有人管。唯一盯着训练的人是我爸,他每天过来帮大家掐表计时,站在球门后面捡球。临近考试,初中队的2位教练以及俱乐部的顾问教练都来给我们进行动作指导,纠正脚法,调整足球的摆放位置,叮嘱考试前的一些注意事项,包括怎么做可以在实战比赛中更有效地获得高分。

足球是很灵活的运动项目,踢球过程中随时需要面对很多的外界干扰因素,比如球的充气量、草皮的摩擦力,还有更加难以控制的大风、冰雪等天气影响。例如“30米踢准”的考试中,要求球要在空中飞行30米落入球门,但这30米途中没有人可以控制球的走向,空气阻力和风向随时可能改变一切。考试中这个项目能踢6脚,满分20分,一旦失误1个球,4分的差距就出来了。

而这4分,很可能让我从上985变成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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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疫情仍在断续,学校经常停课。我需要每天进行项目练习保持脚感,因此我每天都到学校练球,风雨无阻。3月,北京经历了好几场超大型沙尘暴,整个城市漫天黄沙。可我不敢停止练习,依旧戴着口罩踢球、跑动。最需要我多加练习的就是30米踢准,毕竟它对稳定性的要求最高,分差的区分度也是最大的。

尽管我非常注重在准备活动时充分活动筋骨,可日复一日抡大腿踢球的动作还是让我的旧伤复发了。没办法,30米踢准的动作类似于练习长传球,使得我大腿根的韧带因劳损而疼痛。我又找到了帮我调理过无数次的那个中医,开始了复位治疗。主要的治疗方式是推拿,把筋骨通过推拉按揉的动作恢复到原来的位置,过程中有时筋骨会被掰得生疼,但我还是需要身体完全放松,等听到伤处关节响动,就基本完成了。

每次刚完成治疗时,我整个人都神清气爽,但大概10分钟后,那些被大力推拿的部位又会开始发疼,这样的疼痛一般会持续一整天。一般复位之后是最少需要休息3天到7天的,但临近统考,我没有太多时间来慢慢休息养伤,休息两天就赶紧开始恢复训练,这也导致了伤势反复,始终没有痊愈。

足球统考的考试时间一直没有确定,直到考试前的3周才下发通知,正好和“一模”考试冲突。于是,当所有高三学生跟着老师紧锣密鼓地备战“一模”时,我和队友们都在冲刺备战着足球统考。

身边的高三队友们情况各不相同,有3人和我每天一起出勤训练——我们太需要这次的测试成绩了。还有几个断断续续出勤,态度时好时坏,毕竟相比于足球技术,他们文化课的欠缺更多。还有偶尔来练几次的,但人家不指望足球考试,单凭学习成绩便能随随便便985,只不过是踢了这么多年,也想去参加一下测试而已。也有人在外面健身房找了私教冲刺训练,或者是找了专业人士指导测试项目。

但我仍在日复一日熟悉着每项的脚法和步伐。恐惧源自于未知,也源自于深知这次考试的重要性。哪怕我已经参加过那么多比赛,面对这个能将我的未来一锤定音的考试,我依然紧张到爆。

以往的好心态荡然无存,那段时间,我吃不下,睡不好,上课时脚下还在不时模拟着考试时的脚法和步伐。面对成堆的卷子,我无心刷题,满脑子都是对于足球考试的遐想。我不断幻想着最好的结果以及欢庆的喜悦,也不忘对最坏的结果提前做好心理建设。

日子过得格外慢,我几乎快要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内心的紧张让我没法踏实地做任何一件事。



6


4月6日,我来到了全国统考的考区沈阳,天气阴,大风七级。隔天登记签到之后,我领到了自己的考试时间——作为第一批考生,将在4月8日参加考试。

考前那晚,我根本无法入眠,宾馆周围的一丝一毫响动对我来说都是灾难,那是我即将崩溃的顶峰。

4月8日中午12点考试才开始。我10点左右垫了一口粥,啃了半口面包,就再也吃不下了,感觉自己体内的神经已经崩到了最紧。

我看着参加30米踢准的入场队伍,随着大风无情地乱吹,第一组几乎全军覆没,零分的考生比比皆是,我看着他们的脸庞,都能想象到他们内心的绝望。第一批考生,也是最不幸的一批,他们中很多人仅仅通过两项测试后,就已经宣告了今年的失败。

面无表情地走进考场,我极度平静地跟着考试队伍。第一项考试是绕杆,两次机会取最好成绩。我的方针很明确,第一次求稳,保证有分,第二次再放手一搏。第一趟我走得很顺利,射门为了求稳,放弃了球速,慢了0.02秒,差1分满分。我对这成绩已经很满意了。第二趟是我练习以来感觉最快的一次,我拿到了第一个20分满分。

来不及喜悦,就到了第二项考试,30米踢准,踢6次,只给6个球。球的质感差不多,我踩踩按按,感觉不出来充气量,只能深呼吸让自己放松。大风虽然小了一些,但是余威尚存,我第一脚就跟球门差之毫厘。好在后面的4球脚法稳定,统统得分。踢最后一球之前,我感觉到大腿根位置隐隐作痛,涌现出火辣辣的灼烧感。我忍着痛开始助跑,触球的一瞬间却顿感不妙——这个球亏气了!果然,球高出球门大约10厘米左右,我只拿到了16分。

接下来的折返跑被认为是没有人不能拿满分的项目。可我腿伤复发,肩伤也让我暗暗担忧,只怕自己拼尽全力也很难拿到满分。站在起跑点前,我告诉自己:就算是豁出条腿,也要拼命跑。我同组的人都很快,我是最后一个冲线的,虽然非常接近满分水平,但是零点几秒的分差就差出好几分——我只拿到了17分。

最后的实战考察,是随机分组,在赛前简单互相传球热身时我注意到,同组考生中有个人,无论是从接球还是传球动作来看,都肯定是个根本不会踢球的人,估计是从那种突击补课班训练营中出来的“专项怪”,只会那几种特定动作,可能根本没踢过真正的比赛。

实战里我在中场位置,而“专项怪”站在了右边锋位置,离我比较远,印象里他都没有碰过球。实战我总体表现还算不错,抢到了几次球,传球也没有失误,拿到了32分,最后的总分是85分。我记着“专项怪”背后的号码,签字确认成绩时,特意扫了一眼他的成绩——果然,他前3项就拿到了56分,加上实战的30分后,竟然比我还多了1分。

简单打听下周围考生的成绩,大多数人都只有70多分,我对自己的成绩比较满意。我们组的考生分数集中在70到80分之间,80分以上的有3人。随着更多人结束考试,我发现大家实战的平均成绩都可以达到35分。据一些有单招考试经验的复读生说,每个赛区第一天考试的比赛成绩都会存在压分的情况,这样一来,我的成绩就并不算太具有优势了。

我对大学的要求就一个,必须在北京,离家近,方便,有事还能给家里人帮忙,因此外省的学校我一个也没报。成绩名单公示后,我在所报几所北京大学中的排名处在第13名到30名之间不等,都没进前10。看到公示后,我感觉到了绝望,也能感觉到父母的失望。那种难受是说不出的,只能偶尔转化为愤怒——可又该向谁发火呢?每当这时,我都在心里暗骂,埋怨这令人措手不及的改革。

足球特长生升学这条路变得生死不明,高考,成了我最后的机会。

那段时间我拼了命地刷题,每天学习到凌晨两三点,白天上一天课也不觉得累。我暂时不再需要训练了,也没有任何比赛,但是和足球有关的一切,成了一棵被雷电劈倒的大树干,横堵在心里。我始终没法迈过这道坎,能做的只有用学习来麻痹自己,甚至一遍遍在心里告诉自己:“我不喜欢足球了,以后也再也不会踢球了。”

刻意用排斥足球的心理自我安慰,只是为了让自己稍感好受些。高考前,我不断做好最坏的打算,想着即便不靠足球升学,能考上个普普通通的一本也挺好的。我厌倦了低效乏味的训练,想要充足的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上街走走,看看从前没有闲情逸致享受的晚霞。我甚至赌气地想,即便没了足球,我的人生也一定会展开新的篇章。



7


6月初那几天,我的心态前所未有的平静,尽管我清楚这场高考绝不是无关痛痒的游戏,但我没有丝毫的紧张和焦虑,经历了足球统考的压力之后,仿佛没有什么可以再压倒我了。

6月25日,高考成绩出来了,530分,高出北京一本线20分左右。父母对我的成绩很满意,想着即便不作为足球特长生,我读个一本学校的好专业也不会太难了。

除了高考成绩带来的欣喜,考前切尔西在欧冠决赛夺冠也让我狂喜。出分后的那几天,我和我妈几乎把分数够得上的学校和专业都研究透了,无数次修改之后,完成了30个志愿的填报。那几天我有太多话憋在心里,想着这么多年父母的支持,却不能作为足球特长生升学,我就觉得于心有愧。

6月28日晚上11点多,我收到了一个师哥发来的消息:“我们学校有一个(足球特长生)名额,你考虑来吗?”

“能,志愿怎么填?!”

我压抑着所有激动,拨通了负责老师的电话,填完了特殊类型招生的信息,一切尘埃落定,那30个志愿瞬间没用了。

这所学校离我家很近,算是个全国闻名的学府,我从没想过排在第13位的我会得到这个名额——但我还是得到了。我永远忘不了告知父母这个消息后他们当时的表情。那是我近几年最骄傲的时刻,无数的量变终于引起了质变,我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

7月16日,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另外3个和我一起全勤训练的队友,也作为足球特长生都考取了北京的211大学。足球统考分数较低的2个队友,靠着高考成绩上了离家很近的二本。2个学霸队友并没有用足球特长生身份,但都没有悬念地进入了985学校。还有2人没有考过北京市本科线,选择了复读。

我们都进入了人生的新篇章,但依然保持着过生日时互相请客吃饭的习惯。

9月,我成了大学生,新的校园,新的球队,新的队友,一切是如此陌生又熟悉。我仍然是体育特长生,每天放学后雷打不动地训练,仍是那个追风少年。

我是幸运的,在万千考生中爬着上岸,每每回顾这一路,我都感概:体育特长生升学不仅靠腿和头脑,也靠时间和运气,更靠毅力和坚持,没有捷径,路都是每一个运动员用血和汗拼出来的。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牛嘉宇     运营 | 梨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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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4-9 07:01 PM | 显示全部楼层

裸辞回家,千里奔赴一场与父辈的决裂 | 人间 · Z世代

 罗雯 人间theLivings  2022-04-09 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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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到大,我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对谈,它们从来就不是带着互相理解的目的展开的,只是一场场说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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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我的姐姐》剧照




Z世代玩家手册丨连载



1


2020年8月,我走出大学校门,像很多英语专业的毕业生一样,踏入了跨境外贸这行。工作是在深圳最常见的小型贸易公司,规模不超过100人,经营3C产品,主要在亚马逊开展业务,供货渠道、跨境运输和线上运营都分别设立部门负责。我怀着对运营岗位的好奇与向往入了职,但囿于没有经验,只能先干文字工作,以及客服、后台、仓储里简单的活儿。

2020年9月提前转正时,领导看好我的语言组织能力和英语优势,调配我主管客服这块,彼时业务从亚马逊站内扩展到站外,独立站和一些小购物平台的客服也交由我负责:“后面我们还会再开店铺,公司规模只会越来越大,肯定还会要招客服,到时候,全权交由你负责哦。”

这张“将来提拔你做客服主管”的大饼,我并没放在心上——到一年多后我辞职走人,公司客服部始终是光杆司令一个,从没变化过。

入职半年,我顺利转成产品运营岗,“朝9晚6”变成“朝9晚9”,我的日常活动轨迹也缩到出租屋、公司和地铁公交“三点一线”。生活日益枯燥,星期一属于麦当劳,周二周三是公司楼下的达美乐,偶尔肯德基疯狂星期四——大多数的周五,只能流连在外卖软件上发愣,不知到底该点些什么才能算得上“犒劳自己”——毕竟,周六还要上班,“单休”不允许人随心所欲。我已经疲于拓展生活的多样性,将日子慢慢简化成一元二次方程,餐厅和出租屋的距离加上当天的心情值,组成了我重复单调的每一天。

偶尔在通勤的间隙点开朋友圈,翻看大学时各种色彩斑斓的照片,早已忘记工作后上一次这样开心是什么时候。我曾经那么向往自由,大三的时还认真考虑过做战地记者,毕业时差一点就签约去非洲当翻译——该死的疫情,毁掉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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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底,亚马逊开始加强对中国卖家的管制,在深圳做跨境电商的小公司,都将加班变成“入行须知”。我们在所有节假日都需要值班,每逢购物节或者新品发售还需要上早班,除了调休,没有任何额外补偿。除了每天日常的管理运维工作,我每天下班回到出租屋,还得和运输部门的同事确定发货数量,晚上10点回答主管对运营策略的提问,11点和夜班同事对接。而值夜班的同事遇到她不懂如何处理的情况,就会给每个产品的负责人打电话——这是来自总监的默许,绝不能让“意外”影响到当天的销售额。我有过3次凌晨4点钟被呼醒的经历,电话接起来,都是类似非盈利产品补货之类无关痛痒的问题。

有时候,在这样无可奈何的夜间,按灭手机或者电脑的刹那,我会哑然失笑。“每日误差不超过1件,每月误差不超过3天”,这种严苛的标准执行起来,带来的是各种无效加班。

12月的一天,此起彼伏的键盘敲击声中,有个新同事反馈,说一个产品的评论里提到尺寸问题,主管立刻如临大敌,立刻在工作群里@所有人:“整理一下各自产品提到边缘高度的评价。”

短短一句话,将会是2个小时的工作量。相熟的一个同事发来“汗颜”的表情包:“这个产品一天卖几万个,就那一条评论不和谐,模具来来回回改这么多次,每次都临时起意整理数据到半夜,这到底有什么意义?”

可没人敢这么问主管。虽然说是运营,但我们的权限小到,任何细微调整——好比关闭某个广告词的投放,更改广告组的预算分配——都需要事无巨细向主管说明,否则就会收到“死亡质问”。我回给同事一个耸肩的表情,在心里默默取消了今晚的达美乐计划,准备随便点个外卖应付一下,兴许能在8点半之前下班。

可头脑中,还是忍不住开始思考:“这到底有什么意义?”

付出了这么多时间,牺牲了这么多自由,被主管随时问询的压力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头上,每天承受着熬夜的摧残,体重激增了20斤,即便如此,最累的那个月,到手的提成也只有383块,还不及之前当站外客服时拿的零头。相比那些手握市场热门产品的同事,即使付出相同的努力,得到的也只能是完全不同的结果,而能拿到什么样的产品,从来不由我们自己决定。

公司禁止员工私下讨论薪酬,一经查实立即开除。因为一旦对比,员工就会发现收入差距是由运气和人脉把持的,而不是由能力和努力决定的。



2


严重的加班、不合理的制度、不明朗的职业前景以及领导打着“扁平化管理”旗号的剥削,让我沉下心来开始考虑转行和考研。

有时跟家里抱怨,说着说着,就泄漏了离职的想法。父亲首先急了,要我说清楚。母亲小心地提议:“要不要再坚持一下?可能刚毕业都是这样的?”

我坚持说,如果一份工作既不能带来舒适,也不能使人满足,那就是浪费,而我已经浪费一年半了。父亲大骂我昏头。

母亲在县城做超市售货员,每月2400元,父亲在工厂修了20年发电机,才拿到6000多块,他们无法理解,辛苦半辈子供我读出了一张211大学的毕业证书,我却执意要丢掉这份底薪8000元的工作,走向未知。我不知怎么向他们说明深圳和县城的区别,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说,如果仅仅只是这样生存,还不如初中毕业就去读师范中专。

视频框里,母亲安慰我:“没关系,年轻人就应该多闯闯。”父亲则大声叹气,说当时他本来就想我去读中专:“去村小当5年扶贫老师,这会儿都能调到县城里来了,有什么不好?”说完,他便失望地走出了手机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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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的最后一个月,我辞职了,裸的。面谈时,主管非要留我到月底,我差点要相信这种迟来的赏识——当然,这种错觉并不会持久——公司人员流动频繁,得有老员工带新人,才是更合理的解释。

转头就是2022,肆虐的疫情没有给人喘息的机会。年关在即,各路同学朋友纷纷返程。在母亲的催促下,大年三十,深圳一“摘星”,我马上买了最早的票,踏上归途。

回到湖南老家,并没能等到故友聚头。返乡的打工人都急着赶回乡下探亲访祖,只有留守工作的几个朋友还在县城。一个基层体制内的朋友向我大倒苦水,说税务局2000多的工资实在太低,工作内容也乏善可陈,“早知道当年还复读什么,随便读个大学,反正这活也不需要门槛”。我用自己的裸辞以示安慰,谁知道他根本不以为意,一问才知道,跟他同时间进入工作岗位的同学朋友,“基本全辞了,有的人都不知道换了多少个地方,小舒从北京一路换到云南;小王偷偷辞职,没敢告诉家里,躲起来考公务员;在家啃老的基本都在考研准备换跑道,在外啃老的基本都在机构学计算机想进IT业——只有我,想辞辞不了,想换岗位还要打报告批准”。

我听完只能叹息一声,体制内外,原来都那么难捱。



3


父亲的祖籍不在本地,和那边的亲戚鲜少走动。母亲的家族则在这个县城枝叶繁盛:她是老幺,上有2个姐姐1个哥哥,都是70年代生人,岁数相差不大。到了我们这一代,最大的表哥1990年出生,是小姨的独子,足足长我8岁有余;二表哥1992年出生,是大姨的儿子,大姨年轻时事业心强,外公频频催促,她才结婚生子;1997年,舅舅家也生了个小子;之后,1998年出生的我在一堆粗糙的哥哥中长大,后来开放二胎,家里盼星星盼月亮,2006年又得了个亲弟。

我家今年的年夜饭和去年一样,由住在老屋的小姨一家担当主力。老屋原本是大姨的家,我在这里度过了幼年时光,直到小学才回到父母身边。踏回熟悉的地方,行道树掩映下的篮球场里,那几个古老的篮球架终于被修缮一新,眼前又浮现出大姨靠在我妈的怀里在篮球架下晒着太阳的场景。

大姨已经因为肺癌去世,当年发现时就已是晚期,没在医院辗转多久就被打发回家。2014年到2016年,前后不过2年,她以惊人的速度衰败下去。那时我在上高中,每月只放半天假,最后一次陪着她时,就是在篮球架边晒太阳,我给她剥葡萄吃。那时她已无法言语,但尚有精神,水肿的双眼也不看我,微微眯着看向前方,轻轻拉着我的手。

推开3单元2楼的门,满满登登的一大家子映入眼帘。小姨围着大围裙,艰难而灵巧地在厨房和客厅之间的过道中穿梭,而过道被一台洗衣机和一张置物台塞得满满的。小姨喊,不用脱鞋,直接进来就行。

门口垒满了各家提来的过年礼,我和弟弟摆了好一会儿,才确保不会倒塌。转身,一张圆桌占据了整个客厅的2/3,上面已经摆好了整整18样菜,鱼虾肉蛋,琳琅满目;屋内唯一的长条沙发紧紧挨着桌子摆放,两面墙壁码着古朴的储物柜,组成一个V角,电视和瓜果零食饮料挤在一起。

早已落座的舅舅和姨夫陷在旧沙发里,大声招呼着姗姗来迟的我们。

这老屋是大姨90年代参加工作后单位分的。那时候各家的光景都是一副欣欣向荣的样子:大姨在体制内,好强能干,和同在县城干电工的大姨夫一起,小日子蒸蒸日上;小姨夫在效益好的事业单位上班,小姨就算闲着,每天也风风光光的,早早在县城安家置业;舅舅的单位是稳稳当当的水泥厂,和当老师的舅妈喜结连理,新房已经敲定;我父母在同一个国营厂里,刚刚相遇,姻缘在即,离我出生还有很久,母亲还不用因为生养孩子而被迫下岗。

2016年年底大姨去世后,二表哥结婚,又离婚,新房子到底还是没能让大姨看上一眼,儿媳妇的名字,也最终没有刻到大姨的碑石上。之后,父子俩也从老屋搬走了。

也是在2016年,大表哥搞对象,小姨把县城中心的老房子给了他作为谈婚论嫁的筹码。结果,大表哥把旧房子卖掉,订婚宴搞完排场,又拉着未婚妻去大西北玩了一圈,回来后两人却分了——女方看穿了小姨一家家底,旅游时嫌大表哥对自己不够贴心。大表哥则认为女方贪得无厌,订婚、礼金、蜜月,样样听她吩咐,她却不知听信了谁的煽风点火,转头就将彩礼层层加码。

房子没了,钱花了,却什么也没留下,剩下的钱也买不了合适的新房了,小姨夫跟大表哥几乎断绝父子关系。爷俩互相指责,父亲咒骂儿子一事无成,死要面子害得全家人活受罪;儿子反唇相讥:“她再要30万,你拿得出来吗?这就是没有钱非要结婚的下场。”

父子俩大吵一架之后,大表哥就消失在众人的视线里,小姨两口子则在远离城区的地方找了个廉租房,勉强过了半年,最终还是在2018年来到了老屋,回到姐姐曾经的羽翼下躲避风雨。

小姨在老屋负责照顾外公,偶尔打一些小短工,小姨夫继续在电网公司上班,幸好二人都有退休金,下半生的期望也就从儿子转到了“退休”上。没有人知道大表哥住在哪里,他只在家族聚会的时候偶尔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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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的关系图



4


经过快40年的积累,老屋里的东西,扔也扔不完,换也换不尽,如今的实用面积可能还不到30平,居然也硬生生为了团聚挤下十多口人。大家全部落座后,掉下一根筷子,也要花5分钟才能挪出空间弯腰捡起。

杯子举起来,波纹摇曳,颜色各异,可乐、橙汁、椰汁,还有7杯“白的”——去年还是6杯,小表哥在去年10月正式和女友见了双方家长,现在也举起了白酒杯。

每次在这个狭窄的客厅里推杯换盏,我都会陡生一种怅然。当年忙碌于厨房和客厅的人,还是生龙活虎的大姨,舅舅转身时不小心打翻一碟小菜,总是比主人还懊恼:“我说姐,该换个大房子了。”大姨端上新菜,佯装生气地叉腰指着二表哥:“你喊他快点结婚咯。”——大姨可真高大,足足有1米76,是家族里最高的人,在2008年大表哥离家去西藏当兵前照的全家福里,她一人就顶高了半边的天。

而现在,我们都格外小心,避免打碎任何一个器碟。

小姨夫举着杯子,声音洪亮地侃着大山,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一顶狗皮帽子常年罩在了他的头上。小姨靠在我座位旁的门框上,微笑着不说话。我瞪大眼睛看她,突然发现她掉了一颗牙,大概在门牙右边第四颗的位置。

小姨是家里最好看的女人,俏眼睛,弯眉毛,秀丽的鼻子,也是姐妹中最早结婚的。小姨夫年轻时帅气,胆识过人,能说会道擅推拉,在县城的官场混得如鱼得水,又是晋升又是副业。1996年前后,他因为捯饬煤矿发了一笔财,成了镇上第一个在县城买楼房的人。小学时的暑假,我都住在小姨家,她带我去上舞蹈课,带我去美容院,给我买裙子。我最初对于“美”的认知,是特属于小姨浮动在空气中的脂粉香水味。

岁月在父辈身上留下了太多痕迹,我连忙避开这个黑漆漆的空缺,看向表哥们。

小表哥本科毕业两年,在长沙做着令人艳羡的程序员工作,感情顺利稳当,是家族后辈的模范;靠倒卖电子游戏装备还着县城房贷的二表哥,除了失败的婚姻,过得也还算差强人意;唯有四处打零工、在老家还要租房住的大表哥不言不语,他像一堵宽阔却皲裂的树干,而沉默宛如紧紧缠绕在他身上的藤。

一个关于爱情的话题让大表哥一口闷掉了杯中的酒:“你要是没有钱,就是天仙,人家最多和你玩一玩,绝不会结婚。”

舅舅说:“首先你要把自己收拾干净,减减肥,才会有机会碰到缘分,你看看自己现在这副横相,两三百斤的样子,谁敢近身?”

小表哥连连赞同,舅舅搂着儿子的肩膀,继续兴致高昂地和小辈们争论——没有房子和钱,人们到底会不会结婚?

“舅舅你不懂,时代变了,现在的婚姻就是一场交易。你看我们有什么值得贪图的?要钱没钱,要本事也没本事。脾气还都种了()你们,硬是凑着结了婚又怎么样?还不是和我一样,结了再离。” 二表哥总是向着大表哥说话的——以前他们是都考不上本科的难兄难弟,现在他们同是感情世界里的失意青年。“前二嫂”离婚时发朋友圈说,“不怕路远,只怕志短”,话里话外,无非是嫌二表哥挣不了大钱;而在众亲人眼中,这长兄二人婚恋受挫,又没有体面的工作,也的确令人失望。所以,每当他们在聚会上出现,总会有一方低压盘旋在头顶。

舅舅反驳道:“我们再没本事,还不是养活了全家?你们呢?成家立业,你说你们办好哪件事了?”

小姨夫接力帮腔:“一事无成!自己没本事,就别怪种!”

这种饭桌上的争执,我们早已司空见惯。我和弟弟在一边偷偷玩着手机游戏,将声音调成静音,摩擦屏幕的手指都放缓了速度,生怕战火燎到我俩头顶。我母亲和舅妈在一旁当着和事佬:“好咯好咯,又开始了。”小姨则挪动着小姨夫的酒杯,不动声色地劝道:“都少喝点,嗓门越说越大了。”

“按我说,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生出你们这样的人!”小姨适时截住了小姨父的话头,把他拉去厕所洗脸。

我把目光撇向一边,静静挂在墙上的那张全家福,还记录着过去那个高挑清秀、即将入伍的少年大表哥。光明,挺拔,像雨后的青竹。大人们一直说,虽然他不好读书,但长得可谓一表人才。当年在送他去部队的站台上,他们也寄予了这样的期望:“好好当几年兵啊,回来大有可为!”

不知道是高原反应带来的病痛,还是漫长的叛逆期作祟,大表哥的意气飞扬在神圣的布达拉宫渐渐褪去。后来的几年,那个腰板挺直的青年从部队传来的消息,都是一些关于他日渐堕落散漫的只言片语:乱发脾气、砸坏一个又一个手机、吃穿无度、奢侈萎靡。

2012年,他被退军回家,我在饭桌上对他说:“我总觉得你变了。”

那时的大表哥还没有开始发胖,他随口答道:“哪变了?”

“你说家乡话,我总觉得有西藏腔。”我故作聪明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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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点过后,年夜饭在麻将局的声声催促中结束,我们转移阵地,在舅舅家鏖战直至凌晨4点。

舅舅喝多了酒,到家就歪在一旁打瞌睡,偶尔睁眼见我弟弟输了钱,就连忙起来塞给他几百块,说这是他入的股——终于,没到3点,他就进卧室睡了。

舅舅总是这样,我上大学那年,他借钱承包了一个水泥厂,工人变老板,一切都刚起步,正是资金紧张的时候,却总是突然给我转钱,还反复叮咛,不让我出去找乱七八糟的兼职(因为那时常常有女大学生贷款被胁的新闻)。几年过去,水泥厂效益稳定,去年他又承包了一处磷肥厂,加上小表哥和女友确定关系,本来喜事连连,可他看起来却没有轻松半分。

他的心里装着太多事,两个厂子用尽了他的积蓄,儿子的婚事因为首付、车子、嫁妆等悬而未决,还没有定期。他下半生的事业梦,和儿子的人生连接在了一起。

曾经他有大姐在前面顶着,实在不行还有二姐。每次在老屋里喝了点,回忆起往事,他就开玩笑说自己小时候犯了错也不怕,万事先往两个姐姐头上推,推不过了再跑。有一回不小心打翻了家里的饭碗,白花花的大米伴着翠白的瓷碗茬全碎在阳坑(阴沟)里,那时的粮食和碗都珍贵,外公回来了,他第一个扯谎,先说米是给大姐吃掉了一半,又说二姐把剩下的一半捎带碗都拿到田里去了。结果家里的鸡下去啄阳坑,被操持牲畜的外婆看见了坑里的米,舅舅撒腿就跑,满村乱窜——最后自然还是要挨打的,不过两个姐姐却都上来帮忙挡苕帚。

作为家中独子,他承认自己从小享受着外公的独宠,骑着摩托,来回自由自在。两个姐姐都比他的人生快一程,他帮不上忙,就只能加倍对比自己小的妹妹——也就是我母亲——故意对她好。母亲怀我弟弟那会儿,就是舅舅把我带走照顾了一年。

人到中年,大姐却没了,只留下一个没有着落的侄子。二姐的房子也丢了,另一个侄子更是不争气。这次回家,我才知道舅舅不知何时已经戒掉了烟,只剩下酒了。

大姨走后,舅舅主动承担起凝聚整个家族的重任,主张过年时大家必须聚在一起。每年母亲都会对集合过年的通知表达不满,她嫌麻烦,总是说分开过年,饭更好做。可舅舅一严肃起来,她就不敢再多说什么了。我也是这样,即使舅舅对我从来都和颜悦色,也不妨碍我害怕他。

凌晨回家时,父亲早已睡着。他是一个谨慎到有点刻板的人,防盗锁牢牢上了3层。他以为我们在舅舅家玩到半夜,必定会就地凑活一宿,然后固执地相信自己的判断,连个确认的电话也懒得打。我们敲了15分钟后,他不得不从被窝爬出来给我们开门。



5


出了热闹的除夕夜饭桌,大表哥、二表哥有时也会请客去夜宵,深夜的路边摊,桌下一盆炉火。同辈人在桌上各自吹牛,喝多后再各自诉苦。那些话讲出来时显得轻飘飘,只有年纪到了、经历过一番后,才会感到沉甸甸的垂坠感。

二表哥的人生选择,一开始就是长辈们公认的最优解——从热门的省内计算机专科毕业后,他顺从家里的意见在本地找对口的工作,顺从地拿着县城2000块的工资,顺从地结婚。离婚不到一年,前妻已经再婚,孩子都张罗起了满月酒。那晚他喝多了,笑说,是他没留住感情,不怪别的。

他马上而立了,从未离开过家乡,经历种种人生变故后,又被长辈们劝说到大城市找找机会。大姨还在世时,他像笼中的鸟儿渴望广阔的蓝天一样希望能出去闯闯,如今他却宁愿待在家里,帮人打游戏挣钱。他不再信那些美好蓝图了,又或者是那些画卷对他已经失去了吸引力。虽然他从未说过思念母亲,但后来离家甚远的我有时能模糊地感觉到,他或许也和我一样,疲惫时只想要拨通母亲的电话,委屈时只想听母亲坚定地说,“不行咱就不干了,回家来”——而他已经失去了那个最能依靠的人了,这一切,却简单地被长辈们定义为“怯懦”

再往前回忆,当初大表哥被小姨夫逼着从军复读“二选一”时,大人们凭借自己的经验判断,专科是摆烂没未来的,打工是低人一等的,而军人是光荣而充满希望的,好大学是光明而路途坦荡的,忽略可能的客观存在——并不是所有退伍军人都能有好工作的;而有些人,生来就是不适合在教室的。

小姨父曾花钱找关系,也要大表哥在高原上坚持,直到大表哥健康出现问题,打电话过来,从低声祈求,再到愤怒威胁,却依然没有人当真,觉得他是在闹脾气。他们口中这个“不成器的东西”,最终没能通过军队的年度体检,被退回原籍——如果不是小姨夫那么独断,信奉棍棒教育,也许大表哥就不会一蹶不振。有次夜宵摊上,大表哥喝着啤酒,给我们看朋友圈昔日学汽修专科的朋友,现在已经开上了大奔,他却羞于点上一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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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四是我家办饭的日子,母亲一大早就开始忙碌,到了下午,由我每家每户地发微信、打电话。

前天打麻将,小表哥赢了我800块,我伙同一起输钱的二表哥,意图强押发家致富的小表哥请我们去唱歌。谁知道小表哥根本没来,他的同学聚会刚好约在这天,一辆车把他拉去了外地。

晚上7点多,外公困了,大家已经喝得尽兴,也就作鸟兽散。舅妈早前被朋友三催四请,不得不把喝得正酣的舅舅放在我家,自己先行赴约。失算的我们兴致缺缺,过年物价飙涨,夜场KTV的价格翻了四番,小表哥不来付账,大家只能一拍两散——如果我知道后面会有那么大一场争吵,我发誓,就算KTV包厢要价800块,我也要自掏腰包去的。

父母和舅舅本来在和乐融融地讨论着冬奥会,不知道怎么,话题突然就转到我的辞职,气氛就像一架在最高点的过山车,不受控制地往谷底冲去。

舅舅问我今后的打算,我只说回深圳。见我不想多谈,他援引了小表哥的人生规划:维持稳定现状,逐年计划升迁,定存定销,规划首付和月供。

我听着这些,不由得有些同情作为码农的小表哥——这感觉和初中时我们被逼着写学习计划和考试目标如出一辙。也不知道当时那些保证我们做到了几个,人生这道题,也能这样攻克吗?

我的缄口不言,让守在附近的父亲开始急躁,他苦笑着:“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想好,你就辞职——你知道现在工作多难找吗?”想了想,他又补充他人的评价:“你汇丰哥(一个远房亲戚)老娘都直说你现在怎么是这种人了。”

事后我才意识到,舅舅应该是得了父亲的托付来做说客的。父亲想从我嘴里听到什么承诺呢?我大可以随口一说,无所谓做到做不到,来年还那么远,眼下皆大欢喜。而我可能也遗传了父亲的急躁,精准地抓到他话中让我刺痛的点:“以后我的事,你有意见就直接跟我说,不用到处张扬,是不是听到别人骂我你很开心?”

作为晚辈里唯一的女孩,每次聚会,大人们都会把我当成吉祥物一样反复夸赞。我一直生活在这种众星捧月中,那是一种过时的保护,他们想将自己与老一辈区别开,绝不“重男轻女”,刻意给予女孩更多关爱。所以,即使到了一口喝二两白酒的年纪,我仍然会在举杯的时候乖乖拿起椰汁。

后来当我去参加汇丰哥的搬家宴,迫于气氛不得不把酒杯一举再举时,就清晰地体会到一种失落。每当我敏感地察觉到有可能失去那种“被保护”时,焦躁、不安和害怕就会将我攫紧。

听见大人们吼叫着对哥哥们发脾气,我都会在心里颤抖:如果这个挨骂的人是我,该多可怕?

而眼下,就是了。



6


父亲用沉默把舅舅这个说客重新推到了台前。舅舅说,你爸爸只是想让你别辞职,你要考研究生什么的,也可以一边上班一边备考嘛。

我尝试让他们了解这种可能性的渺茫——单是工作一项,就让人累到一年进4次医院,如何分心备考?

但舅舅不接受这种说法:“我有个同学的朋友,他的儿子就是这样考上了,人家还是普本,跟他爸爸说挤时间,晚上下班,中午休息,早上起床——9点钟才上班,现在高中生都7点钟就上课了咧。”

熟悉的“我有一个朋友”句式,让人无力反驳:“好的,那我以后报喜不报忧。”

我的嘲讽激怒了他们,舅舅的嗓音开始高亢。他说起我母亲腰痛时爬不起来床的模样,说起我父亲曾经被一棵大树压断的背,又说起他给我转的那些钱:“你以为我是想对你好、想以后享你的福吗?我只是想让我妹妹轻松些啊!”

吵到这里,这场争执的方向早已偏移。

我表明已有足够的存款,可以支撑自己很长一段时间的独立生活,绝不会伸手向家里要钱。

也许是被“不会向家里要钱”这样过于赤裸的话刺痛,父亲指责我:“有点钱就在长辈面前这种态度,以后又将如何?”舅舅也跟着一起质问道:“你睁眼看过你大表哥、二表哥吗?你是不是也想变成那样?自私,无动于衷?” 

“舅舅,你有没有想过,他们如果有的选,难道愿意这样吗?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他们本来走的都是你们想他们走的路,只是最后走糟了而已。你有没有想过,也许那些有大出息的人都只是运气好。”

屋里静了。

我仿佛回到初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执意去上省城的高中,而县里的高中想用丰厚的补助留下我。当时也是这样,众人围在四周,轮番上场,希望用他们的唇枪舌剑劝我改变主意,谁的话语有力,还会得到其他人眼光里的认同。没有人会问“你为什么想去省城?”,他们只想说服我。

从小到大,我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对谈,它们从来就不是带着互相理解的目的展开的,只是一场场说服战。我知道怎样做是安全的——就像以前我最终还是去县高中那样,稍微闹几天,绝食躺掉军训,然后自己走出房间,和偷偷给省城招生办打电话交住宿费的母亲说,“我不上省城高中了,你别忙了”。

是的,我应该低眉顺眼,表示我会考虑一下隔壁县里老师的岗位,我应该退掉深圳的房子,回县城一边上班一边备考,考上了风平浪静,考不上再一次重复这样的对谈——可是这一次,我偏不愿意再对他们那一套社会规范和给我的社会角色照单全收。

过了半晌,父亲说了句:“算了你别跟她说了,你一说她就觉得谁都在跟她作对。”

舅舅听了,愠怒没有降温,反而升级了。母亲让父亲闭嘴,舅舅斥责她,说应该让我闭嘴。

这场始于我辞职的规劝,逐渐沦为一场话语权的争夺。最后,勃然大怒的舅舅跳起来,指着我的鼻子,告诉我,从此以后我的事和他再无关系,然后摔门而去。

盛怒中的舅舅,脸色红通一片,眼睛瞪得硕大,格外生动,仿佛下一秒就会冲上来给我一耳光。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却感到如释重负,好像以前那些格外重要的夸奖与表扬,此刻都烟消云散了。

恍然间想起,我跟父亲上一次大吵一架,是2019年寒假。当时弟弟和我大打出手,原因是他问父亲要钱的时候,父亲总是不满:“天天要钱,钱都被你姐姐用掉了,她总是花钱去做没必要的事情。”

他说的“没必要的事”,是我整个大学4年的愿望——刚进大学时,我交朋友总是很费劲,后来跟同学们熟悉了,他们才说,觉得我太冷漠了,“总是一副不正眼看人的样子”。这个反馈让我胆颤心惊,丢掉眼镜,我第一次发现,自己要非常努力才能睁大双眼。也正是因为那次对话,我才知道自己有轻微的“提肌无力”。爱美的天性最终占了上风,我犹豫了很久,绕开了父亲,支支吾吾对母亲说了我想割双眼皮,也许我的样子太恳切,她嗔怪几句就同意了,还专门来医院陪我。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开放氛围的家里而自得。而那次风波,让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纯粹的“我想”,在父亲眼里是“没有必要的事”。我顶着刚拆线的双眼皮哭了一夜,肿到睁不开眼。


------

弟弟被客厅的巨大声响惊醒,偷偷出来倒水喝。一种时空的交错感击中了我——我也曾是这个家族里最小最听话的孩子,偷看表哥们挨骂,听长辈们说着最难听的话,然后砸门而出。当时我会想,幸好那个人不是我。而此时此刻,我在想,我的今天也许就是弟弟的明天。

父亲跟着舅舅追了出去,我问留在家里的母亲:“我说错什么了吗?”

“他们都是为你好。”她回答我。

这一晚的争吵再次刺激了她脆弱的腰部,我只能拿个垫子让她躺下,正如当年我很想安慰大姨,却只会不停地扒葡萄喂到她嘴里——但是她应该能明白吧,她一直拉着我的手呢。

“我只是想先沉淀一段时间,好好想想未来的方向。我不愿意回来当老师。”我说。

母亲没说什么,只是拉过我的手,挨近温暖的炉火。



7


小表哥在匆匆回长沙之后发来微信,说我如果想转行,他支持我再去读研:“他们老了,经不起风险,你爸妈让我来和你多讨论。”

我俩聊了很多。同辈中,我和小表哥最为亲近,或许是因为年纪更近,也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听着相同的嘱咐长大,把两个表哥颠沛流离的人生视为前车之鉴,“不能像他们那样叛逆,不能像他们那样吃不得苦”。我们曾经隐晦地憎恨着哥哥们,认为他们不是游手好闲就是自暴自弃,也曾提心吊胆害怕自己带着和他们一样的颓废基因。

初九的晚上,刚从温暖的包厢出来,外面就下起了子弹般的雪籽。父亲初六就已经去上班了,这场雪没有如他所期望早点到达,好让他晚点复工。那场争吵后的第二天,他仿佛一切从未发生过似的招呼我吃饭,拼命给我布菜,被拒绝了也不恼怒。这是一个暗示我“遗忘”的姿态,我再熟悉不过。

隔天,舅舅看到老家的招聘启事,也还是会若无其事地发在家族群里。

但是两代人的矛盾真是这么轻易就能理顺的吗?如果我们也被迫选择自己不想走上的路,我们为此付出的尽头又会在哪里呢?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王朝辉    运营 | 梨梨



罗 雯

迷宫的入口,

有犹豫时

才闻得到的鲜花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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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4-17 09:47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全奖留美后,癌症两度闯入我的生活 | 人间 · Z世代

 什么鬼 人间theLivings  2022-04-16 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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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生命无价”,生命是世界上顶顶神圣的存在,可是在医院里,人命的价格就是可以按疗程被计算,用数据直观地呈现。人命有时候就是会被金钱绊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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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在一起》剧照




Z世代玩家手册丨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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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24日,结束了12个小时的飞行后,我趴在接泊车的车窗向外望去——高速公路坑坑洼洼的,很破旧,路旁是一望无际的绿色植被,安娜堡,和我预想的一样“村”。我心想:真好,这样宁静的小乡村,正好适合安静地钻研学问。这里将是我学术生涯的起点,我一定会度过充实又开心的两年。

那时,22岁的我刚获得了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全额奖学金,整个人踌躇满志,一心只想着读完硕士读博士,以美国为起点,去日韩上暑校,去欧洲交换,不断凭借自身努力走出国门,走遍世界。入学的第一个学期,我每天只睡4个小时,疯狂读书,和教授讨论,一直保持着满分的学分。

虽然学习生活繁忙而紧张,但我每周都会和妈妈视频聊天。到了11月末,妈妈突然失联了。我打给她的微信语音一直没有被接听,数次尝试无果后,我发消息向爸爸询问情况。爸爸回复说,妈妈回老家了,信号不好,让我不要担心。

直到12月我才再次见到妈妈,视频另一端的她异常憔悴,整个人透露出一种生命力的萎缩。我被一种玄乎的母女心电感应击中,心里“咯噔”一声,预感到家里出事了,只追问她身体如何。妈妈只说没事,却红了眼眶,还以为隔着视频我看不见。事后我向学医的朋友咨询了一下,她建议我先不要过分忧心,继续观察我妈妈的状态。但我那时足够无知,在后续视频连线中看到妈妈重新丰满起来的脸就以为万事大吉——其实那是激素治疗引起的面部浮肿。对家中情况一无所知的我,继续以充足的干劲悬梁苦读直到学期末。

2018年5月,我放假回国再见到妈妈时,彻底吃了一惊——她几乎瘦成了薄薄的一片,左臂因有放化疗药物的滞留针而运动不畅。直到这一刻,我才意识到,那种电视剧里才会上演的老套剧情,已经发生在我家里:妈妈在2017年11月确诊乳腺癌,因为怕耽误我学习,瞒着我做了手术,到目前已经完成了7个疗程的化疗,还剩下最后1个疗程。原本我打算去日本上期待已久的语言集训暑校,然后筹备申博,可看着妈妈的样子,我默默地放弃了奖学金,还有我的申博规划。

我去医院陪护妈妈,说“陪护”,其实是给自己脸上贴金了,之前的手术和化疗,都是家里的亲戚们轮流陪护,现在舅妈、姨妈也依旧每天送来病号餐,我妈也能够自理,我基本只负责端茶倒水和在化疗药物输完之后找护士换药。

那阵子,即便每天在肿瘤医院的乳腺病区来来往往,我依旧常常震惊于患者们需要忍受的痛苦:因为放疗而皮肤瘙痒、溃烂的患者众多;一个病患的内置针太靠近心脏,在消灭癌细胞前又患了心血管疾病;有人因为内分泌治理导致骨质疏松,浑身骨头疼痛;更不必说药物副作用导致的脱发和激素治疗后的水肿,从拥挤的病区走廊望过去,密密麻麻都是脸庞瘀肿、表情变形、忍耐着痛苦的的光头……我妈形象地把治疗中的各种症状称为“按下葫芦浮起瓢”,常念叨着说想要获得疗效总要付出些什么。我却很难淡定。

治疗最普遍的副作用就是人体免疫力下降,这使得一切传染病对妈妈都具有了致命的威胁。我每次听到“嗬——呸”的吐痰声都心惊胆战,生怕痰里充斥着流感或肺结核。病区里床位有限,有时不得不两人共处一室,与我妈同住的患者得了流感,害怕被传染,我妈天天都戴着口罩。我也开始戴口罩、注射流感疫苗,避免一切可能传染我妈生病的可能。

6月,妈妈终于完成了最后一个疗程的化疗。出院后,她彻底从“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患者”变成了“慢性病人”,需要长期服用抑制雌激素的药物,副作用是骨质疏松,需要提前补钙预防骨折。化疗结束后的一年内,每季度都要进行一次小检查,进行肿瘤标志物检测,在此基础上每年要有一次大检查,以检测肿瘤是否有复发和骨转移迹象。如果结果乐观,后续可逐渐降低检查频率,从每季度一次降低到半年一次,直至患者成为“5年生存率”“10年生存率”等预后数据的一部分。

国内外早中期乳腺癌的预后都相对精准,在美国乳腺癌的“5年生存率”为95%,中国也已经70%以上。可是再高的几率,也还是叫人提心吊胆,担心我妈会不会成为复发的1%。妈妈的病友群里常有这样的患者:某次小检查没事,3个月后B超一看,又复发了。我曾看过一个报道,是个跟我同龄的女生和她妈妈一起抗癌的故事,她妈妈也是乳腺癌,第一次化疗出院后时隔2年半又复发了,再也没能挺过去……看着这些信息,我每天都过得没有安全感。



2


妈妈自觉病情稳定后,要我马上回美国把最后一年书念完。我盘算着抓紧时间获得学位,好能回国工作多陪陪妈妈,于是回到安娜堡继续学业。可是妈妈这场大病给我带来的打击如影随形,对金钱的焦虑和对健康的担忧,一度改变了我的生活。

考虑到家里的情况,我也日渐悭吝,将重心完全转移到了开源节流上。我应聘助教,做自由翻译,争取学校的各项资助,一个星期只允许自己支出不超过50美元的饭钱,实在嘴馋,就去学校旁边的Walgreens,盯着想吃的酸奶10分钟,试图以此欺骗大脑“我吃过酸奶了”。安娜堡不是大城市,花销本就不多,我与朋友在郊区合租,自己做饭,上下学通勤坐学校的免费巴士,不买书、衣服、化妆品,不旅游,每个月除了住宿以外的生活费基本控制在200美元。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拮据度日并不是生活中最大的困难,最难受的是我这次回学校之后,对一直以来热爱的学术失去了动力,满脑子都是钱。

我学的是人文学科,学校主要的教学方式是seminar(研讨班,即几个学生和教授一起读书并讨论一些概念性的问题)。以往我一直对这种智力交锋乐在其中,可如今却时常感到这样的高谈阔论令人难以忍受:我想尖叫,想叫他们闭嘴,想告诉所有人“茴字有几种写法”这种问题除了闭门造车的学术界以外没有任何人关心。我从前强烈反对“文科无用论”,反对只为找工作而非育人为目的的大学教育,但从2018年以后遇见类似的争论时,我开始沉默。

为了应对奖学金的成绩要求,我依然保持着满绩的学分,但每次读论文的时候,脑子里都有一个声音反复问自己:这些玄而又玄的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呢?难道能帮你支付亲人的医疗费吗?如果妈妈进了ICU,你有钱让她住1个月吗?如果她需要靶向药治疗,你能承担得起每月几千到几万的药费吗?不能的话,现在做的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

9月,妈妈第一次的季度检查结果显示,癌胚抗原升高,第二次复查时依然高出正常水平不少——这意味着她既可能处于化疗刚结束后的正常机体调整,也可能是癌症复发的先兆。只能回家等着,看3个月后的检查结果是“大赦”还是复发。那段时间,全家都心惊胆战,每次和妈妈视频,我都要鼓起很大的勇气才敢询问检查结果,妈妈神色里的恐惧也肉眼可见。

我之前从不知道,即使是日新月异的现代医学,对疾病的检查和治疗也很有限而且充满不确定性。我曾经以为,“健康”是一个绝对的、可以恢复的状态,病人获得治疗,就会重新成为健康的人——但慢性病人似乎在这个标准之外。对于他们来说,“健康”仅仅意味着症状的暂时缓解,是病发之前的潜伏期,是死亡的前奏。我的家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健康”营造的风平浪静之下恐惧而担忧地生活着,妈妈癌症复发始终像达摩克利斯剑,悬在我们的头上。

想到这些,我总是很沮丧。现代社会的科技和医疗进步让人看上去似乎已经“控制”了很多东西,可就是这样近乎“全知全能”的人,也不过就是随机地生到这个世界上,随机地活着,到某一天随机地死去。面对生死,人能做的,甚至还不如运气多。作为一个控制狂,失控感紧紧攫住了我,人的物质性开始让我感到厌恶,人存在的随机性让我感到恐惧。

我一边面对着学业上的压力,一边生活在逐渐积累的恐惧、愤怒和悲痛里。在节俭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会报复性地购买甜食,胡吃海塞。一方面,食物让我感到愉悦,毕竟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上,吃是少数的几个确定的存在,吃下去的东西,经过消化吸收,一定会变成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我悲观地认定自己就是一个物质存在,情绪也具有物质性,它不过是我对特定化学物质的反应而已——巧克力促进人体分泌血清素,血清素清除负面情绪让大脑保持快乐,用中岛敦的话来讲就是:“老不吃饭觉得饿,到了冬天觉得冷。你,就是这么个玩意儿。”



3


2018年10月,我发现自己开始便血,时常伴有一些断断续续的腹痛。出于谨慎,我预约了校医院的医生。大学附属校医院向学生提供快捷免费的医疗服务,我在等待了两三天之后,获得了一位全科医生的接待。

美国实行医疗分级诊查制度,与国内病人一股脑地挤在三级医院、而一二级医院无人问津的情况不同,美国的初级保健医生(the primary provider)是全科医生或家庭医生,只有经过全科医生的职业判断,病人才会被转诊到专科医生或上级医院做进一步检查。这避免了医疗资源损耗,但也使得全科医生判断的变得“生死攸关”,一旦误诊,往往是致命的——如果患者的诉求被全科医生一票否决,那在医保可报销的范围内,就几乎没有进一步筛查的途径了。现实中,全科医生水平参差不齐,普遍会把患者的症状往轻了说,遇到母语不是英文的患者,医生往往倾向于怀疑患者描述症状的准确性。

我刚开始用英文就诊时非常艰难,便血的英文是“blood in stool”或者“fecal blood”,很简单,但除此之外,医生需要知道大便的形状、血的颜色是偏深黑色还是鲜红色以此判断出血位置(深黑色表明血经过氧化,出血位置可能是上消化道;如果比较鲜亮则可能是下消化道出现问题)、出血量多少等问题。虽然经历了托福和GRE的考验,但如此生活化场景中的表达,却实在令我措手不及。

经过我手舞足蹈地比划和磕磕巴巴的叙述后,医生给我做了一个肛门指检,她用手指在我的肛门里探查了一周,没有发现血迹,然后在肛门上发现了一个不流血的痔疮,以为找到了症结所在。她对我说:“便血的原因很多,你才23岁,结肠癌的可能性很小,我就不给你开肠镜检查了。你多吃点纤维,改善一下便秘,不要让痔疮流血,再观察看看。”说罢便想打发我走。

我担心便血不一定是外部痔疮造成的,和医生表达了我的担忧。她在思考后,给我开了3份大便潜血测试(fecal occult blood test)——在一个标着“生物危害(Bio hazard)”的小瓶子里封着一根细细的棍子,取出来后,在自己的粪便里均匀地戳6次进行取样,然后把小棍子放回瓶子里封好,把样本放回医院实验室的桌子上,等后续检测结果通知。这个化验存在“假阳性”和“假阴性”的情况,没有胃肠镜检查准确,但痛苦小,胜过不做检查。阳性意味着大便内部含有血(而不是痔疮流血粘在粪便表面),阴性就是没有。

我遵医嘱做了3次,前两次都呈阳性,只有第三次结果是阴性。医生再次搬出我只有23岁这件事情,认为我应该等待1个月再进行检测,没有必要盲目检查浪费医疗资源。

就像我妈的癌胚抗原结果异常一样,造成便血的原因多种多样,轻则痔疮和肛裂,中则良性息肉和溃疡,重则结肠癌。可是不进行胃肠镜检查的话就无法确诊,而全科医生的态度,意味着我无法转诊到消化内科,根本做不了胃肠镜。

我乖乖地等了1个月,在11月再次进行了潜血测试,这次的结果都是阴性。全科医生快活地告诉我,没事了,多吃点蔬菜就行。期间我因为半夜右下腹忽然疼痛,去了次急诊,在6个小时的等待后见到了急诊医生。急诊医生排除了阑尾炎(已切除过)、尿路感染(UTI)、生殖器感染等常见急症的可能性,告诉我B超显示我的卵巢一侧有一个小小的无回声区,疼痛可能是那处卵泡破裂引起的,吃点布洛芬止疼片就好了,然后把我转给了妇科医生;妇科医生认为卵巢上的无回声区是囊肿,这种情况很常见,不应该造成疼痛,由此判断我可能有肠易激综合征(IBS,Irritable Bowel Syndrome),这种病会让我在便秘和腹泻之间来回横跳,而因为目前我处于便秘期,所以才会时常腹痛。

就这样,看了3个医生,我得到3个诊断结果,回想吃布洛芬和解决便秘的医嘱,我又充分理解了医学的不确定性,决定回家自愈。



4


2018年12月初,我再度便血,同时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持续疼痛。我飞一般地跑去校医院,这次接待我的是另一个全科医生,我反复跟她强调我的便血是长期多次的,生怕她不让我做检查,她比较耐心地听了我的描述,当场说如果是反复性的便血,确实有必要进行胃肠镜检查,决定帮我转诊到大学城一所大医院的消化内科进行治疗。

我以为自己终于“得救”了,事实证明,转诊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校医院办公室里唯一一位负责转诊业务的,是个胖胖的拉丁裔残疾女人,面无表情地问我要了患者号,陆陆续续打了几通电话后,又面无表情地问我:最早的预约时间是明年2月,还不包括做肠镜,可不可以?担心小病拖成大病,我顶着她的扑克脸,解释了一下情况的紧急,询问能不能往前安排一下。闻言她又打了几通电话,最后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说:“目前我能订到的最早时间就是明年2月,这是消化内科门诊的电话,你回去后每天早上上班时间就打电话问下有没有人取消预约。记得每天都打,总会有人取消的,你就可以提前了。”

我依言回去每天“骚扰”门诊,在应对接线员语速和不认识的医学词汇中,口语和听力都得到了极大提升。经过将近1个月的电话轰炸,我成功地把预约提前到了2019年1月中旬。

接待我的是一个年轻的印度小哥,他自我介绍说,今年是他博士后奖学金的最后一年——这意味着他刚拿到自己的医学博士学位,正在接受博士后训练,要在导师的监督下行医。换而言之,我是他的小白鼠。转诊的大医院是我所在学校医学院的一个教学点,看病遇到实习医生的概率不小,牙科为了吸引足够多的“小白鼠”,更是提出了实习医生优惠:如果患者愿意让医学生练手修牙,费用可以打折,排期也更快。相比普通牙科治疗高昂的费用(保险不报销),实习医生执掌的牙科门诊也具有一定吸引力。我害怕误诊耽误治疗,并不太情愿看实习医生,但重新预约可能要等几个月,只得接受了这样的安排。

看诊时,印度小哥的导师并没有出席。我先填了个人信息和心理状态测评量表,他很和气地跟我从头到尾核对了一遍病史后,提出的方案是再做一次消化内科医生的传统艺能——肛门指检。因为是男医生检查女病人,所以按规定检查过程中需要一个女护士做检查陪伴(chaperone),一个女护士进来微笑着和我做了自我介绍,顺道带给我检查时穿的病号服,交代了穿戴方式后就和医生一起退出了房间,留给我换衣服的隐私空间。

和国内的病号服不同,美国的病号服是上下一体的,像个大号的围裙,系在身前,缝在身后,方便医生检查。在我穿好病号服,告知他们我准备好了后,医生和护士重新回来向我解释了什么是肛门指检,以及接下来医生要如何进行检查。这种事情一回生两回熟,我满脑子都只有“我不想死”,一点也不觉得尴尬。检查完毕后,他们又退出房间,留我换衣服,等我重新穿好衣服后,再进来同我谈话,全程都对我的隐私做出了保障。

医生再次告知我,我有一个已经愈合了的痔疮,但考虑到便血、疼痛和我出现的贫血,他认为不排除我消化道内出血的可能,所以还是会让我做一个胃肠镜检查。

我终于如愿以偿。

医生告知了我胃肠镜检查的风险,又询问了我的家族病史,针对我妈妈的病史和我的恐惧心理,他建议我做“乳腺癌易感基因”的筛查,然后给了我一份高纤维蔬菜清单和坐浴建议,用于缓解我的便秘和腹痛。他又给了我一份检查前的准备指南,包括7天饮食禁忌和吃泻药的指引,然后引导我预约了胃肠镜检测时间。

做完这一切,我们愉快地结束了40分钟的会面。我突然意识到,原来等待的时间久是因为医护人员对每个病人的病史、症状和心理关怀做得细致。我妈在国内复查时,每次与医生会面的时长约为5到10分钟,医生翻过病历和过往检查后就会开新的检查单,然后去排队和做检查,拿到检查结果后见缝插针地让医生看一眼结果,就去拿药。

最仓促的是2018年6月,我妈第八次化疗结束后去看医生,医生太忙了,草草翻过她的病历,只告诉她3个月后要来随访,然后就叫了下一号。还是我妈指出自己的分型是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需要长期内分泌治疗,医生才留意到这一点,给她开了内分泌治疗的药物。

没办法,省肿瘤医院聚集着全省的病患,医生一个上午可能要看百十来个病号,忙得喝不上一口水,分给单个病患的时间少之又少。我妈可能从来没有机会像我这样,时间充裕地与医生谈论病史、疾痛、以及恐惧。

结果那天中午,负责排期的女护士态度极好地问我,要不要预约4月的肠镜?在等待3个月终于看上消化内科的医生后,又要等待3个月才能做上肠镜,这消息对我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在我不解的目光中,女护士笑眯眯地说,因为医院的医疗水平排在全美TOP10,每天都有从全美甚至是世界各地赶来做肠镜的人,所以排期很长——不过我可以每天都给门诊打电话,问有没有人取消预约。



5


看诊结束后,我还收到了一封邮件提示,说我的心理状态测评量表显示我心情低落,濒临抑郁。邮件中附上了我校心理咨询中心的电话以及其他可利用的心理健康资源。

我先在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做了为期8周、每周1小时的咨询治疗,学校考虑到我国际学生的背景,给我配备了中文咨询师,一个和蔼可亲的中年大叔,台湾同胞。沟通的过程中,我发现似乎一切反而更难了——讲母语更易动情,我没法做到讲完一件事却不泪流满面。

我中英夹杂地向咨询师倾诉了这一年多来积累的疑惑和愤怒:为什么生病的是我妈妈?她每天坚持长跑几公里,吃饭干净又营养,从不吸烟喝酒,作息健康早起早睡,也没有家族病史、基因遗传,为什么偏偏是她?又为什么非得是我?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想要什么,我从小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从10岁起我就想做一个历史研究者,正巧我喜欢的我也擅长,我擅长的我也能实现,我好不容易才拿到这个奖学金来这里读书,为什么现在却突然告诉我,我可能只能走到这一步了?这不公平!

心理咨询师只是静静地听我讲述,偶尔会回应我。他说,认为锻炼身体就能保持健康是一种迷思,这背后是一个“正义世界”的假设:在一个正义的世界里,付出就有回报,努力就有收获,但现实中不是这样的,很多事情的发生是随机而缺乏因果的。

回过头看,心理治疗对我产生了很多帮助。但对当时的我而言,诊疗安排固然人性化,但如果不能尽快预约急需的肠胃镜检查,这些“好”就都是表面而无用的。

我对排期的焦虑不断加深,重启每天骚扰门诊的大业,终于在2月末把胃肠镜预约提前到了3月上旬。期间我的腹痛到了坐下写一页论文都很不舒服的程度,便血情况也更加严重,但是除了等,我也没别的办法——因为医疗保险不支持我去排期更快的私立医院,毕竟没有保险的医疗费用是天文数字,我不能冒着破产的风险。

我也想过回国看医生、做肠胃镜,可当时临近毕业,如果冒然回国后签证出现问题就不能按时毕业,如果为此延期又可能会丧失奖学金,没有奖学金的话学业只会更加难以为继。这样妈妈辛辛苦苦瞒过我6个月的心意就白费了。更何况,我在国内也没有医保,往返机票又如此昂贵,回国一趟也会让家里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

作为一名在外的穷留学生,我深知被金钱所制约的人,每天的生活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计算:是买原价的还是临期打折的食物?是选自己喜欢的还是便宜的东西?零下30度,等免费公交还是暖暖和和地打个Uber?可在真正大难临头时,可做的选择却少之又少——没有钱,如果我得的是结肠癌,这么拖下去,我可能会死;可是,也就只能如此了。

我对此并不感到难过,只是想起了妈妈的那些病友们。有一个阿姨和妈妈很要好,妈妈叫她叫“淑华”,俩人时常肩并肩去做检查,就像小学时女生们一起去厕所那样。那个阿姨出身农村,入院前经常遭到家暴,老公既不陪床,也不给医疗费,甚至定期来医院吵闹、伸手找她要钱。她女儿和我同岁,也不太会照顾人。医院里汇集着全省的肿瘤病人,很多周围乡镇的病人都和那位阿姨一样,有着相似的出身、困窘的经济条件和浓重的口音。我从她们的交谈中得知,最著名的“天价”乳腺癌靶向药“赫赛汀”在纳入医保后降价至7600元一支,而我所在的城市直至2020年,城镇人口可支配收入每月平均也只有3500元左右。

那时我偶尔会想,假如淑华阿姨那样家庭状况的病人有了靶点,会选择用靶向药物吗?还是索性放弃治疗呢?然后我又想到了自家,如果我妈妈有靶点,凭她一个月5000元的工资,还有一个在上学的我,我们家负担得起吗?我可以指望我读的那些书、用那些高谈阔论,赚来妈妈的救命钱吗?

我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生命无价”,是世界上顶顶神圣的存在,可是在医院里,人命的价格就是可以按疗程被计算,用数据直观地呈现。人命有时候就是会被金钱绊住。妈妈的病症以一种诡异的方式令我提前窥见了某些道理,让我在美国独自看病时得以自我劝慰,不至于太过煎熬。



6


2019年3月4日,我在医生的指示下去学校药店取了清肠道的泻药。刷过保险卡后支付了不到2美元,抱回家了一个4升的大桶。泻药粉装进塑料瓶里,直接向瓶中的注水线加入足够的温水,盖上瓶盖后摇晃均匀。美国的包装更懒人化一些,为了饮用方便,分装成500毫升/瓶的8个小瓶,每30分钟喝一瓶即可。

肠镜安排在了3月5日上午10点,肠道准备需要在术前2小时做好,我凌晨4点爬起来喝泻药,之前网上有人发帖说觉得泻药有股汽油味,把自己喝吐了,好在我对此已经事先做足了心理准备,倒也就不觉得太难以下咽。不过实在太多,为了防脱水,还要不断喝水。

早上8点,绝食一天加上喝完泻药黏在马桶圈上起不来的我,观察到粪便的性状成了纯透明的水,知道自己终于完成了肠道准备工作。美国施行全麻无痛的胃肠镜,全麻后48小时内感知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强制要求病人必须有人陪同。可室友们春假出游,朋友们多忙于毕业事宜,家人们更是远在万里之外,我只好求助于一个博士学姐。9点,学姐开车来接我去医院,肠镜的门诊接待员给了学姐一个圆形响铃,告诉她,如果我做完肠镜被推出来,响铃会闪光震动,就可以来接我了。

我被带到了准备室,护士跟我核对了姓名、年龄、用药史和过敏史等信息,又给了我一个大袋子封装个人衣物和手机。准备室是一个个单独的房间,每个里面都有很大的落地窗,可以看到窗外。外面风景宜人,我就多看了几眼,护士误以为我在担忧换病号服的时候会被外面的人看见,所以忙不迭地跟我解释道:你不要担心,这些都是单向玻璃,只有你能看见外面,外面看不到你。

说实话,我完全没有担忧到这一层。看病过程中,我已经渐渐学会了把自我意志剥离,将自己当作一块行走的、还没腐烂但最后无论如何都会腐烂的肉,任人摆置,但医护的举动和担忧明显显示出还是把我当人的,这让我都不免有点惊异。解释完后,她为我拉上了帘子出去了,我换上病号服后才再度走进来。这次她带学姐也进来了,我和学姐又聊了一会儿,渐渐缓解了自己等待的不安。

不一会儿,一位白人女麻醉师走进来自我介绍,再次跟我核对了药物过敏史后,让我躺上了两边有护栏的轮床。我被推进了肠胃镜室,里面冷气开得很足,仪器滴滴作响。一位印度裔的女医生过来自我介绍说是之前看诊医生的导师,也这次肠胃镜的主刀。一个护士上前指引我侧躺着,抱住膝盖,方便肠镜进入。麻醉师往静脉置留针里推药几秒钟后,我便人事不知了。中途我迷迷糊糊醒过一次,有个护士往我嘴里放了一个中空塑料片让我咬着,我依言咬着,然后大脑就又陷入一片空白。

再度醒来时,我已经躺在休息区的轮床上,周围是帘子隔出来的单间。一个护士递来一杯冰水给我喝,由于肠胃镜前2小时禁止喝水,腹泻又使我流失了大量水分,我迫不及待地一饮而下。护士又拿给我厚厚的两叠彩色打印报告,肠胃镜的各一份。刚从麻醉中醒来,我头昏脑胀双眼昏花,连讲英文都费劲儿,勉强看到第一页肠镜报告上有一个结肠示意图,上面五颜六色标注了10来个点。

护士跟我讲明了检查结果:胃镜显示一切正常,肠镜报告显示医生此次摘除了两个几毫米的息肉并送检,然后护士便示意学姐进来,又问我需不需要再喝点别的饮品,还有果汁、茶和其他口感更好的饮料。在我婉拒后,他示意我身体无异样就可以离开了。

临别时,我问护士这几天有无饮食禁忌,他根据“皮糙肉厚”的美国人一向的经验,心大地告诉我,“想吃什么吃什么”。出于谨慎,我回家草草吃了些稀粥流食后就直接休息了。



7


做完肠胃镜的第二天,我如常起床、上厕所,然后发现马桶里多了一滩鲜红色的血。

我吓坏了,急忙翻出昨天的报告,才看见上面提及术后第二天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便血,只要出血量不多于“一勺”就可以接受。看了看那一大滩血,我又感到肠子内一阵钝痛,忙联系了医院。电话里,接听的护士确认后转告我,主刀医生轮休,为了防止出血过多昏厥,她建议我直接去急诊。实在害怕路上昏厥没人知道,我不得不再次找可怜的学姐“充壮丁”了。因在准备博士资格考,为了完成当天的阅读任务,学姐搬了一本砖头一样的书带去急诊,一边陪我,一边埋头苦读。

那天排队时间不长,大概中午12点我入住了急诊病房。我躺在轮床上,旁边是身体数据检测仪器和一个呼叫器,房间冷气温度极低,穿着单薄病号服的我几乎变成了现实版的“裹紧我的小被子.jpg”表情包,每隔40分钟左右就会找护士要一块热烘过的新毛毯,以至于护士甚至把“换毛毯太过频繁”写进了我的出院报告里。

一般这种肠胃镜后出血的情况,入院后需要先做X光检查,看是否由于胃肠镜造成了消化道穿孔,再持续观察出血症状是否减缓。急诊先联系了我的主刀医生,却迟迟没等到任何回复,于是又联系了急诊部门的消化内科医生团队,在等候反馈期间,所有检查都不能推进。想着换一家急诊没准会等更久,我决定还是待在这里等下去。

百无聊赖的我将病房的设施研究了一圈,学姐完成了阅读任务后,同我一起鉴赏了脚踩式洗手池,感叹了设计干净又卫生,好想在家里也安一个。我甚至拿起遥控器,在HBO台的动画片和AMC台的超级英雄片之间不断调台,不考虑到术后出血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一切看上去都舒适而祥和。

下午4点左右,一位年轻的男医生才走进病房做自我介绍,说自己是肠胃科的急诊医生,来检查我的情况。此时距离我到医院已经过了6小时,生理盐水早就滴完了。

医生询问完病情后,要再给我做一次肛门指检。在一位女护士的见证下,我完成了检查。检查显示没有血迹存在,医生便想直接让我出院。我询问他是否需要做X光排除肠穿孔可能性,他犹豫了一下,表示需要问下他导师的参考建议。去请示导师,又是1个小时,下午5点左右,有护士推着我去做X光。6点左右,我被告知可以出院。

为做肠镜,我这3天几乎没有吃任何东西,来急诊后因为一直在等待医生回复,护士也只得禁止我吃饭。因为病痛的消耗,复查出院后,我已经到了虚脱的边缘。学姐带我去吃拉面,从停车的地方到拉面店一共只有10步,我却因为低血糖和失血举步维艰,最后眼前一黑,跌到了椅子上。

担忧第二天没有力气给自己做饭,吃完后我特意又打包了一份拉面带回家。为了防止一个人在出租屋有什么意外,我和学姐约定每天雷打不动在特定时间给她发微信报平安。接下来的几天里,失血让我特别容易疲倦,坐着看几页毕业论文都觉得费劲,但慢慢起坐、扶着墙慢慢走,到底也没出太大的差池——唯一的苦恼是冰箱里没菜了,自己没有力气出门采购,靠着亚马逊的“2小时送达”,好歹没算把自己饿死在家里。

头晕目眩地过了6天后,我的结肠息肉检测结果出来了。医生打来的电话我没有接到,语音邮箱里他的措辞让我升起了一股不祥的预感,我惴惴不安地跟他约好时间讨论肠镜病理报告结果。

等待医生再次致电的过程显得格外漫长,我心神不宁地守在手机旁,没心思干别的事情。几个小时后,医生如约来电告知诊断结果,说我结肠中的一个息肉,病理结果是“carcinoid”。

我不认识这个词,只好请求医生拼写一下。

C-A-R-C-I-N-O-I-D。他极有耐心地拼给我。

我看着纸上的这个词,不认识,但是背过的单词一闪而过——carcinogenetic(致癌的),carcinogen(致癌物)——癌症相关的词汇里,都有“carcin”这个词根。即使从没见过,也能凭借词根词缀猜出大致的结果。

我脱口而出:“所以我得了癌症?”

“并不完全是这样。”医生试图为我解释明白,癌症诊断需要满足两点,一是肿瘤病理结果为恶性,二是其快速增殖。“你的carcinoid是恶性的,但是它生长缓慢,是神经内分泌肿瘤,和结肠癌不一样。”

他说的专业词汇太多,我不太能理解。我更关心具体的问题,下一步怎么办呢?

这位新手医生很坦诚地告诉我,他需要谷歌一下,先和他的导师交流,之后再问问其他专精这个领域的同事。他希望和我约个下周的门诊,见面讨论后续治方案。

我除了答应又能说什么呢?我谷歌了一下自己的病,中文名是“类癌瘤”,意思是像癌症一样的肿瘤,像癌症的部分是指它的恶性肿瘤本质,和癌症的区别是它生长速度慢,预后良好。



8


我已经记不清等待会诊的那一个星期是怎么过的了,只记得给妈妈打了个视频电话。由于妈妈隐瞒我她患癌这件事的冲击太过强烈,我和她约定,以后不管有天大的事情,都不能再彼此隐瞒,却没想到率先出了意外、需要“坦诚相待”的,是我。

妈妈听了我的诊断后眉头紧皱,但看上去还算平静,她嘱咐我要好好吃饭,吃些补气血、有营养的食物。以前在国内我摔骨折了,妈妈担心得好几天睡不好觉,可这次她什么都没表现出来。她知道隔着万里重洋,即便再担心也没办法来照顾我,正如一年前她做手术化疗时,我再担心也没法抛下学业回家陪她,所以她选择不让我知道。

一年间,我们母女俩的处境形成了一个对称的镜像,虽然彼此记挂,但手都伸不过太平洋。

后面的几天,肠镜出血带来的眩晕成了一种福音。因为眩晕我没功夫想别的,成天卧床昏睡休息。

会诊时,医生告诉我,类癌瘤的发病相对罕见,在美国的发病率是0.3 ‱——也就是0.00003。我换算了一下,也就是说,去买大乐透,大概可以中三等奖。医生慢慢解释道,结肠癌多是家族变异基因或自然衰老的产物,但任何人在任何年龄段都可能会诱发类癌瘤,一般症状是脸色发红,腹泻,血清素水平异常——这些症状我一个都没有。类癌瘤是恶性的,意味着它会转移,美国的记录是类癌瘤达到1.2厘米时会转移,我这个是几毫米的,应当是原位的,还没来得及转移,所以不需要额外放疗化疗治疗。但他说需要再给我做一次肠镜,对上次的切口取样,确保类癌瘤已经被切除干净。

又是同样的步骤,预约肠镜,领泻药,喝泻药,被推进去。可能因为有了确切的恶性诊断,等待期没有上次那么长,至少没有3个月那么夸张,但我也要等1个月左右。

这期间我除了写毕业论文,几乎无事可做,所以总胡思乱想,今天觉得身体舒服,就乐观地猜测第二次肠镜结果肯定好,明天肚子痛,就猜疑恶性肿瘤是不是在悄悄长大。由于失血眩晕,我一个人做饭很吃力,就经常买些超市里的半成品加热。我最喜欢的一家超市叫“缺德舅”(Trader Joe's ),它是一家小而美的连锁超市,里面出售很多物美价廉的亚洲半成品菜。它的标准客户画像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穷学生,我在那里购物常能碰到同学。

在做完肠镜后第一次去“缺德舅”时,就在门口碰到了个学弟,他看我虚弱地拎着大包小包的食物,主动提出开车送我回去。路上我们相谈甚欢,他是个开朗健谈的人,本科学历史,研究生想专攻中国近代史,一直在努力学习中文。虽然是学弟,他却比我大3岁,本科毕业先工作了3年,结婚后才重回校园,他和太太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这两年我过得艰难,个人经历乏善可陈,也没有心力客套,就简要讲了讲我妈和我的病痛。学弟听完之后,很认真地对我说:“以后,我和我太太会为你祷告的。”

也许是长时间的孤独和病痛,我一瞬间不知所措,然后就崩溃了,眼睛突然成了坏掉的水龙头。学弟被我吓坏了,停下车手足无措地安慰我。我好不容易才止住哭泣,为在别人面前情绪崩溃而感到丢人,低着头灰溜溜地下车,想赶快躲进自己家里。学弟却打开车门追了上来,给了我一个温暖而坚实的拥抱,他用力地拍着我的背,说:“Hang in there(坚持下去).”

我抬起头向他致歉,为自己的情绪崩溃。他温和地回应,不要这么说,你在我面前暴露自己的脆弱,我很感谢你的这份信任。

我想我会永远记得那一瞬间感到的善意。



9


4月11日,为我做肠镜检查的还是上次主刀的印度裔医生,进手术室之前她过来拍了拍我,特意安慰我说,“都会没事的,没有需要焦虑的”。针对上次出现的麻醉呕吐情况,麻醉师为我换了一款麻醉药,同时为了防止上次的术后出血,主刀医生在结肠取样后,额外在创面放了一个用于止血的黑色小圈圈。

在美国的社会环境中,非白人女性在职场上想要被认真对待,往往要变得不苟言笑、特别强势,主刀医生看上去也像是这种人,但实际接触下来,我总能感受到她在细节处的关怀和体贴。但这次肠镜检测后第二天,我又出现了术后出血症状。出血量没有上次多,考虑到急诊实在太贵,我索性没有理会,在家休息了一天后,就又爬起来写毕业论文、买菜做饭了。

7天的等待后,医生告知我这次的病理结果是正常,上次的肠镜切除得很干净,我应该已经没事了。4月28日再会诊,他和主刀医生详细地向我解释了这次的病理结果和类癌瘤相关的注意事项,总得来说,基本都是好消息。我这才终于松了一口气,不禁感慨在23岁这一年,自己侥幸和恶性肿瘤擦肩而过。

这两次肠镜检测后,我收到了一张10000美元的账单,保险报销了90%,剩下的金额自付——基本相当于我1个月房租和生活费的总和。我查了一下手头可以申请的援助资金,发现学校允许每个学生在2年内为自己或者直系亲属的医疗问题申请一次紧急救济金,只要申请金额不超过2500美元就比较容易获得援助。看完相关申请条款,我用看病过程中锻炼出的医学英语飞快地写了一篇申请,解释了我的病史和境况,很顺利地得到了校方的批准,为我支付了80%的自付费用。

我自己扣扣嗖嗖地凑出了剩下的200美元,这才彻底熬过此劫。

得知我之前经历的医生和朋友,都喜欢和我聊聊中美医疗系统中看病体验的差异,对话的最后,往往都演变成了对美国医疗系统的“低效”和“昂贵”的吐槽。在美国求医时,我想念国内医院的高效和便捷;但回国后,当面对流感疫苗、宫颈癌疫苗“一苗难求”时,我又会想起美国丰富的人均医疗资源,想起走进路边药店、亮出保险卡就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的时候,想念27岁以下男女都可以免费接种9价宫颈癌疫苗的平等,检查做到一半遇到男患者闯入掀帘子时,也会想念那个告诉我“别担心,这是单向玻璃,外面看不见你”的护士。

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完美的制度,但多的是我这样两头好处都想要的贪心人。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平心静气地讲述这些,只是因为“幸存者偏差”的运气——妈妈恰好没有被仓促误诊,我恰好没有因为拖延的预约耽误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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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我毕业回国后陪妈妈参加了她的“年检”,她的各项指标终于回归了正常水平,唯独骨密度不均匀,我吓得百度了无数次“乳腺癌骨转移”“骨转移预后““骨转移生存期”,直到后续检查确认只是因为骨骼有炎症,不是癌细胞转移的缘故,全家人才松了一口气。

回国的第一年,我在家一边休养身体,一边陪伴母亲。2020年初爆发新冠疫情时,我并没感到好好的人生被疫情打断了——因为我的人生在此之前就已经被打断了。经过疾病的洗礼,我终于领悟了,面对随机的灾难是“活着”的必修课,一个人不管是踌躇满志还是安于眼下,有时都要承受命运突如其来的无理推搡。

2020年12月,我接下了一家大厂的游戏策划岗位offer,生活开始逐步走上正轨。工作后,我又自费做了乳腺癌结肠癌胰腺癌等多项癌症的基因筛查,报告说我没有携带任何已知的基因变异。为了安全起见,我在2021年10月又做了一次肠胃镜筛查,复查显示一切如常,我才终于放心。2018和2019年经历的一切担惊受怕仿佛都像类癌瘤本身那样,来得偶然,去得也偶然。

我现在的生活充实而平静,只是偶尔还是会想起刚到安娜堡时的日子。尽管不想再经历一遍当时捉襟见肘的生活,但我想念自己当时年轻的心态,那种对未来仍怀有期待的感觉,恍如隔世。

编辑 | 牛嘉宇     运营 | 梨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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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5-9 09:15 PM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个二本学生被考研支配的四年 | 人间 · Z世代

 曲港跳鱼 人间theLivings  2022-05-07 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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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的努力没给她带来心安,反而更让她觉得未来渺茫。其实她对自己并不了解,对未来也并没有实质性的规划,想来想去,她决定还是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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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29+1》剧照




Z世代玩家手册丨连载



当我正和论文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时,阿汤给我发来了消息,说今年的调剂后,“棺材板已经钉死了,这回真的要放弃了”。

作为旁观者,想想她毕业3年来的考研经历,看着她不断“在棺材里仰卧起坐”,我实在觉得她是个狠人。



1


我来自德阳,阿汤是成都人,我俩都是成都中医药大学2015届的学生。她的专业是应用心理学,前3年半时间里除了公共课和心理学专业课,还要必修中医学基础、人体解剖学和推拿学。

我主修中医学,先在新校区待了3年学完中西医的各类基础课,再搬去附属医院旁边的校区学1年临床课,最后去医院实习1年才能毕业。我俩有缘做了一年室友,一起加入了校读书社团,平日相谈甚多。即使后来我换了寝室搬了校区,我们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阿汤被心理学吸引,是受到中学时看的各种影视作品的影响,尤其是《心理罪》里的主角方木那从蛛丝马迹中看穿人心的能力,令她羡慕崇拜。所以填高考志愿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个专业。后来她回高中看老师,班主任听闻此事后,很是恨铁不成钢:“哎呀,喊你们不要靠近心理学的嘛”。但阿汤并没有后悔,她喜欢自己的专业,更想未来某天也能像方木一样厉害。

真的进了大学,才会发现不是所有的专业都和想象中一样。除了身体力行“坚决不挂科”的原则,我俩在看书、上课之余用功不算多。阿汤闲时最爱泡在散打社,和一堆男子汉近身肉搏。估计散打社的潜规则是“打人不打脸”,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阿汤还挺厉害的,后来才听一个朋友说起,她和体院那些男孩子打架没讨到一点好,身上都青一块紫一块的。我从那时意识到,看起来白净斯文的阿汤比我想象中更加拼命,但凡喜欢的就会执着追求。

2018年春天,我发现阿汤爱上了自习,正式加入了考研大军。她不再像大一大二那样随心所欲,作息也全跟着课表来。9点到12点,14点到18点,19点再到21点,有课上课,下课自习。当时她要上的课不算多,常有大段连续的时间可用来复习专业课,其余散碎时间则奋战英语和政治。

那时新校区图书馆还没修好,任何一间没有在上课的教室都会成阿汤的自习室,虽然经常遭遇“这间教室被征用,请各位上自习的同学另寻他处”的驱逐,但阿汤还是在教学楼里辗转,耐着性子慢慢啃书。她想着自己有专业基础,就没看任何的复习视频,只等着靠专业课本、辅导书、练习题和背功,在12月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上一击即中。

7月,我搬了校区,每天都打起十二分精神学习临床技能。至此,我俩都和悠闲的校园生活彻底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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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为阿汤成竹在胸,10月,我却听闻她要放弃考研。原来,她在7月中旬考完期末考试回家后,失去了在学校的浓厚学习氛围,又为了“抓住本科最后一个珍贵暑假”,选择了彻底给自己放假休息。

对于考研这种长时间的拉力赛来说,没到终点就说暂停,无疑是中场退出战局。9月开学回来继续复习计划时,阿汤悲伤地发现:之前看过的专业书已经忘得差不多了;由于之前的盲目自信,完美错过了报考研班的好时机。放下了英语、政治好几年,本是文科生的她,对原以为熟悉的知识点的印象也不深了。连续的“暴击”之下,背不完书的压力如影随形,最终导致了阿汤的身体状况直线下降。她先是腿抖腿痛,后来是腰疼,紧接着又出现了耳鸣。

这些症状刚出现的时候,她和我提过,当时我以为都只是她躲避紧张复习任务的借口。可她去校医院检查后,被诊断为神经性耳鸣,经过了几次针灸治疗和中药调理后,病情也没有太大改善——治疗这种症状,中医针灸疗效明显,我们校医院的水平也是有口皆碑,如果种种治疗都无效,说明阿汤的身体状况属实值得担忧。

那段时间,她总念叨着自己复习不完,背不住,学不进。无限的迷茫和不自信,令她无法安抚自己的紧张情绪,即使家人安慰也毫无作用。一进入安静的自习室,她就觉得耳边的“嗡嗡”声无法忽视,书上的字只是用眼睛看过,却不能进入脑子。时间有限,心理学的专业知识需要大段背诵,但心慌和害怕让她根本不能专心复习,压力之下,她真的快不行了。

决定放弃后,阿汤和我说了她的心路历程:早在2017年三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被取消后,她就一度在对未来的迷茫中打转。本科老师们的职业建议也都明里暗里透露着,“不考研不深造,在成都基本是不可能找到正规的心理咨询相关工作的”。所以在大三选择考研时,仍没有想清楚自己未来规划的阿汤随大流地陷入“大家都考所以我也考”的境地,再被卷到无力承受压力,临阵脱逃。

她发现,只要坚持不学习,耳鸣就自然而然不治而愈,身体也不再有任何的不舒服。看来,一切真的是情志影响。年纪轻轻又没有基础疾病的小姑娘,如果不是压力太大思虑过多导致的耳鸣,还能是因为什么?看来就算学心理学的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疏导自己的心理问题。之前虚假的努力没给她带来心安,反而更让她觉得未来渺茫。她对自己并不了解,对未来也没有实质性的规划,想来想去,决定还是先工作。身体无碍后,她找了一家单位做起了HR助理,工作内容基本就是打杂,她也没有更多期望,就等着熬过实习期后,离职回去准备毕业论文。

阿汤就这样和2018的考研说了再见。那时的她估计也没想到,往后很多年,她都在为这次的放弃做补救。



2


2019年6月,我进入省中医院实习,在五脏六腑各个科室间轮岗时,阿汤毕业了。她想离开家乡出去看看,便跑去了重庆一家心理咨询机构做咨询师助理,每月工资4000元,租房花去900。我们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坚持着,偶尔互相吐槽,之后又加油打气,鼓励着彼此继续熬下去。

一年到头有那么多考试,唯独12月对于广大考生来说最是艰难——公务员考试和研究生考试的两座大山,上百万人在较劲攀爬。相比本科毕业直接进入社会摸爬滚打,这两条竞争白热化的道路,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却都是更保险的选择,尤其是医学生,基本没有不想考研的,我也不能免俗。

本科阶段我就为中医的博大精深而着迷,实习期在病房里、围观抢救时的经历更让我对拯救生命有了具象的认知。我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够对他人的生命产生影响,一想到那样的时刻,就充满了成就感和愉悦。因此,不论是出于深造提高自己能力的强烈意愿,还是“起码得是硕士才能进入市级医院工作”的现实考虑,考研对我而言都是必经之路。

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远在天边的目标”——上海中医药大学曙光医院。建国后,4所中医药大学分别在中医学底蕴深厚、名医云集的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建立,就目前的综合资源来说,前3个优于后1个。作为有志青年,我自然想去另一所“老四所”中医药大学深造。

然而上中医的报考风险极大,学校要求在报考时就选好导师,所有过线的初试考生一起参与复试,复试成绩与初试成绩叠加后,成绩最高者录取,其余人都只能调剂。好在家人尊重并支持我的决定,免去了我很多后顾之忧,所以我当时只期望能顺利“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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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通过考试,我只得在实习之余勉力复习。

我每天8点到科室,午休2个小时,晚上6点前后下班回学校。实习生每月轮岗一个新科室,由于运气实在“太好”,前半年我被轮到的多是急诊、心血管、普外、肝胆这种让人心跳加速的科室,有时候白天工作太累,我下班回寝室后都会先补个觉养足精神,再利用晚上的黄金时间“文火慢炖”搞复习。

从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这些基础课开始,然后是方剂学、针灸学、中医内科这些临床治疗学科,在理解的基础上背诵,再到一册又一册的辅导书、练习题。我拒绝了一切娱乐项目,除了实习就是看书。

医院的实习生一切按照科室安排上班值班,没有休假。虽然上完夜班第二天上午查房后就能下班,但我却并没有多出个白天的时间复习——在没有好好睡一觉之前,我是不可能学得进去的。熬夜,我不是对手,更怕猝死。

等我转到耳鼻喉科,才有了稍稍喘息的机会。我发现自己的发量正在急剧减少,体会到了去年阿汤正遭受着怎样的心理折磨。平心而论,考研大军每年都在扩大,能报考的学校就那么多,想“上岸”、家里又没什么人脉的人,谁没有压力?

考试前一个多月,学校“大发善心”放了考研假,让我们直至考研前都可以暂时不用实习,专心备考。终于挨过了那乏善无味的重复学习过程,考完初试的我,开始了昏天黑地地放空。中医综合考试结束,我回去吃了午饭,总算是睡了一个毫无压力的、长长的觉。小半年没有在网上快乐冲浪的我,在之后几天里把这一年出的爆款电视剧以及自己错过的大瓜都疯狂刷完,这才又觉得自己回到了年轻人的世界。

之前的“禁娱”都是值得的,我的初试成绩超出校线近30分。


------

那几个月里,阿汤也在一边干着咨询师助理的工作一边备考。

因为工作缘故,她接触到了很多咨询师和心理医生,虽然每天只是做些帮咨询师整理文件、预约等杂事,职业氛围还是唤起了她就读心理学专业的初心,重燃了她的考研斗志。

8月末,她再次加入了考研大军,这次她有了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西南大学应用心理系。

她也和我一样,只能榨取晚上下班后不多的时间背单词和刷题,继续背去年那些没有背完的书。但在12月考完初试后,阿汤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是过不了线的,便又埋头工作。不久后,距离复试线差21分的成绩证明了她的预感。

经历了去年的考研备战,阿汤如今更在意自己的身心健康,对这次考试也是抱着见见试题、看看流程的态度。她将一切希望寄托在了下一年。年底时,她的工作也有了起色,从助理升为了新媒体运营,负责公司公众号的推文撰写。不过这样的变动脱离了阿汤原先的规划,使她既疲惫又无奈。

在一位咨询师的建议下,阿汤还做了心理咨询,核心话题是“为什么我做什么都不成功”——为什么写不好工作要求的文章?为什么做事不够细心?为什么考研考不上?他们聊了很多,但阿汤只记住了咨询师说:“你要是现在可以写出很好的东西,做很完美的事,那对那些40多岁的人岂不是很不公平……”

这样的心理咨询进行了6次,阿汤也说不上这个过程对她有没有帮助,但这句话多少让她重拾了信心,在沸腾的生活中继续挣扎。



3


2020年1月,我再次回到医院实习,又回归了每天收病人、写病历、带病人做检查的日常。当我在呼吸科按部就班打杂时,突如其来的疫情将人们的生活秩序完全打乱。医院勒令实习生“非必要不许到岗”,于是23日除夕之前,我回家开始了最后半学期的“家里蹲”大学时光。

我在家一边通过上网课赚学分换取毕业资格,一边等候着复试的消息。复试通知一拖,我的耐心消磨殆尽,心态逐渐崩溃。

5月,终于等来了线上复试,我本就紧张,面对快节奏的问答时,失去了一贯的沉稳。面试结束后没几个小时,录取名单就公布了,上面没有我的名字。

我心里一沉,很多念头一股脑涌上来:我考研真的失败了?复试老师怎么这么没有慧眼!深造的愿望就此破灭了?我是不是报名的时候就不应该冒险,该在母校的荫蔽下直接考本校?

结束面试的那个晚上,从来睡眠好得像个猪的我,翻来覆去,天不亮就醒了,在家里走来走去。第二天我接到电话通知,招生科老师说,虽然我没被目标导师选中,但是总分排名还行,就问我意愿接不接受院内调剂。

我又参加了一轮调剂——也没什么好准备的,老师就是和我聊聊天。最终调剂也失败了,不过我本来也没有对那些专业很心动,难过程度远不及一志愿复试面试。

医学生的考研深造选择多,需求与目标决定了选择。选择“专硕”,除了考虑找工作容易和发展空间,还要兼顾科室的选择——比如肿瘤科肯定是既有中医特色又有发展前途的;肛肠科的中医疗法也独树一帜;皮肤科相比其他科室更轻松,还不愁赚钱,但以后找工作小医院里可能不设这个科室。如果想进医馆或者门诊,读“学硕”其实也不亏,能有更多自己的时间跟老师出门诊和看书,更符合传统中医的教学。

我的第一志愿是专硕,也接受调剂到理论基础研究的学硕,但我不喜欢做实验,可中医类调剂名额最多的往往就是实验类的专业。一般情况下好点的学校名额紧俏,根本不会把调剂名额放到系统上,多是直接院内或校内消化。

经历复试的打击后,我去了重庆散心,看望了阿汤。本来出去玩是抱着“不要想了,先快乐再说”的念头,但朋友们和师兄师姐们都纷纷劝我,说这个分数不积极争取调剂很可惜,他们告诫我,“千万不要太挑剔”,还跟我举出身边例子,中心思想都一样——“研究生终归比本科生选择多些”。这种场景真的很像被催婚的翻版。

其实我心里很慌,我知道自己有好多的选择:调剂,“二战”,或者直接去医院“规培”……只是有点怕,怕一不小心就会做出让自己后悔终生的选择。

多亏了高出国家线60多分的初试成绩“保命”,经过一段时间的挑拣后,我成功调剂“上岸”,被外省一所中医药大学录取。由于坚决不想做实验弄死小白鼠,我选择继续攻读中医临床基础学,研究《伤寒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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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边,阿汤也过得十分煎熬。由于公司人事调动,她有了新上司。这是个对事业充满干劲的领导,上任后不仅要求她日更公众号,还要她积极地在各类社交平台上推广公司的商业广告。

阿汤实在难以应对上司要求的工作内容,饱受琐碎工作的折磨,有时一篇推送文章只因排版不符合上司的审美,就被打回来返工。物色一个新工作逐渐被提上日程,最终在4月,她选择了离职。

5月,阿汤入职了一家创业公司做视频剪辑。接受这个新的考验纯属巧合——受疫情影响,很多公司面临倒闭,找工作也愈发困难。辞职后宅在出租屋的阿汤在B站上学了几期视频剪辑课程,正想上手实操一下时,就赶上了这个刚成立没几天的新公司招人。虽然每月工资只有3000块,但因为员工少,工作氛围轻松,工作也不累,阿汤每天只需要用公司的素材剪视频,更新账号内容。

这一次,阿汤提前规划起了复习计划。她决心每个月存一笔钱,为最后3个月脱产考研做准备。

这是个相当破釜沉舟的决定,意味着她将没有任何退路。我身边坚持考研的朋友,大多是边工作边考研,既逃脱了父母的担心和唠叨,也不至于断了经济收入,又能在考研失败后小小地安慰自己一下——是我没有全力以赴,毕竟还要兼顾工作。这样,他们还能怀着信心,继续参加明年的考试。

但阿汤还没等到计划实施,新公司就先倒闭了。6月末的一天,房东在上班时间来赶人,他们这些员工才知道公司的办公室到期了。老板叫他们先回去等待,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这是阿汤第一次遭遇“下岗”,她深切体会到,在充满各种不确定性的后疫情时代,进入大公司拥有一个铁饭碗的重要性。可即便如此,她依旧没有放弃考研的念头。



4


开学了,读研生活没有带给我太多新鲜感,我始终放不下调剂带来的心不甘情不愿。我只能埋怨自己不够优秀,否则,应该也不至于只能在命运的限制安排下做出“退一步”的选择。

阿汤安慰我,说有书读就好,“不管怎样,至少能有研究生学位,找工作也容易点儿”。她在求职和工作经历中逐步意识到,“专业性”不强的本科生,看上去什么工作都可以做,实际上是什么都不能做。助理,视频剪辑,哪一个用上她的专业知识了?哪一个又非得是本科生才能胜任的?工作让她痛苦迷茫——核心信息没接触到,值得学习的技能也几乎没有,她从来没有找到让自己满意的工作,只能一直在“将就”和“不差”之间徘徊。只有备战考研会让她对未来充满信心——考上研究生,是换工作的有力加持,让她能触到更高的工作门槛,过上有所选择的生活。

8月底,求职屡屡碰壁的阿汤离开了重庆,回到中医药大学,和学妹们一起合租,每天家、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早出晚归,只为年底的考试奋力一搏。

之前阿汤报考的西南大学用的是全国卷,只有考试大纲,里面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专业课。为了减轻背诵压力,她这次将目标改为重庆医科大应用心理学系——学校自主命题,专业综合考试科目只有医学心理学和行为医学。背诵任务不再像以前那样繁重,脱产后充足的复习时间也让她干劲十足。为了得个“好彩头”,她去染了一头绿毛,迫切地希望自己能转转运——她相信,绿色代表幸运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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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学校按部就班地上课,学习,看书,写论文,跟老师出门诊。导师是个热心实在的老大爷,平时一面坐诊,一面在学校还有行政职务,常在学校找我们几个同门谈话,上小课,费心督促我们。从调剂的盲选结果来说,我觉得自己还是幸运的,好过摊上我室友那个“名医传承人”导师——忙,基本不主动搭理学生,帮一个学生修改论文,一年都没有任何反馈。

我在远方为阿汤打call。只可惜,这一年,她离复试分数线仍差了2分。

脱产考研的再次失败没有令阿汤消沉。她下定决心要从事心理学相关工作,于是重新给自己规划了2个职业方向——进医院成为精神科医生,或者去学校或社区医院的心理咨询室做咨询师。

复盘过往的经验,阿汤认定自己不适合死记硬背。经过一番调研,她再次将目标锁定在了重庆医科大学,只不过把这次想考取的专业换成了精神病与精神卫生。这个专业额外接收应用心理学专业的本科生,虽然是学校自主命题,但考试科目中的西医综合却只有选择题!阿汤想着这样不仅能减轻学习压力,也增加了毕业后拥有一份稳定职业的可能,满心欢喜自己终于找到条充满光明的路。

2021年,阿汤准备就在成都找份工作,就地备考。经过一番寻觅,她入职了链家做房产销售。公司的招新政策保障了新人在入职后3个月的试用期内每月有5000块保底工资,过了试用期才按照绩效获取收入——这正是阿汤想要的。略有社交恐惧症的阿汤根本不相信自己能够凭一张嘴卖出房子,她只想老老实实干些力所能及的活,把3个月待满,拿了保底就走人——吸取了之前的教训,她想提前预留出半年时间复习。

阿汤借住在离门店不远的亲戚家里,除了在门店熟悉业务和基本话术之外,也在负责的周边小区里转悠,寻找潜在客户,带看房子。这种不太费脑子的工作令她比之前轻松了不少。虽然有时也忙得晕头转向,没有多余的精力备考,但这份工作实实在在让她存下了不少余钱。

试用期过后的6月,看着到手的1700元“绩效”,她心平气和地如期离职,按着计划回到母校附近开始毫无牵挂地备考。这一次,她没有再给自己安排任何的休息日。每天早上8点半之前就会到图书馆占座,三餐直接在学校食堂解决,直到晚上9点40图书馆闭馆才会回出租屋。有一段时间疫情反弹,学校封校,她逼不得已,伙同租房室友一起翻墙进出。早出晚归,看书,刷题,黄皮书,“肖四肖八”,这些共同构成了她的下半年。

因为换了报考专业方向,考试科目也有所变化,阿汤需要重新学自己并不是很熟悉的生理学和生物化学。她先看一遍网上的专业课视频讲解,根据考点做好笔记,有针对性地重看一遍教材后,再逐章刷题;后期,每天只剩下看书刷题,整理错题,巩固薄弱点。

有时看着图书馆里一起学习的学弟学妹们,阿汤也会萌生年龄焦虑——身边熟识的同龄人,有的已经结婚生子离婚,有的手握好工作高薪酬,都在各自的人生轨道上不断前进。每每想到别人的道路看起来是那么光明,而自己居然还在“三战”,焦虑、害怕、伤心就不时向她袭来。

阿汤跟我说,还好有朋友可以倾诉,似乎只要说出来心里就好受多了,焦虑过后还是要定心继续备考。她心里明白,失败的人也有很多,她只是其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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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1月,饱受毕业论文开题折磨的我,也没忘了关心阿汤的备考情况。她很高兴地告诉我,今年状态比往年好太多:“简直是学霸附体。”听到这样的话,我很替她开心,毕竟这几年里最常从她嘴里说出的是:“我不行,我真的不行。”

可一个月过去,阿汤又突然和我说,她在刷政治选择题的时候错了很多,心里顿时慌了。

我只能佯装镇定地告诉她,慌就对了,这才说明她这次用心了,是因为害怕努力都落空才会这样。然后,我发给她我考研前夕的自我反省,想着用亲身经历向她表明:你看,我当时和你一样慌,也考上了。最重要的前期工作已经铺垫好了,剩下的就是调整心态,你要相信自己之前背过的书、看过的题,它们已经在你的脑子里了。

临考试前一天下午,阿汤像以往一样去吃饭,注意到一群学生在图书馆门口聚集,像在谋划一场公开表白。那匆匆的一眼让她感叹,“真是青春啊”。结果晚上闭馆收拾东西回家,发现那群人还在那儿站着。已经紧绷一天的阿汤忍不住靠近,想假装不经意路过,看看牌子上写的是哪位幸运儿。天太黑,她还没看清字,那群学生中站在最边上的一个女孩突然对她说:给个拥抱吧!犹豫了一秒钟,阿汤就走上前去抱了抱她,那个女孩在她耳边说了句:“加油!”来自陌生人的善意,治愈了阿汤被困在千篇一律的琐碎与重复中的疲惫和倦怠,也稍稍缓解了她临考前的紧张。

平安夜是初试第一天,当晚我向阿汤发去了祝福。两天后,考完初试的她姗姗回复,说起在考场上连专业课卷子都做了两遍,之前从来没有过这样充足的答题和检查时间。

听到她这样说,我深感欣慰。

1月,阿汤向我打听复试的流程。虽然我们专业不同,但我也倾囊而授,不厌其烦地嘱咐她去找目标院校同专业的师姐师兄,再不济也要是同方向的学长学姐,礼貌地旁敲侧击一下复试的具体过程和题型;还要好好准备英语自我介绍,让自己的口语显得更厉害一些;除此之外就是复习专业知识,一定要抱好佛脚,这是最基本的……

她听完很是受用,对我说这次她自我感觉还行,还向我列举了很多吉兆:比如茶水间里的正能量贴纸、从没说过话的同学给的鼓励小纸条等等。我很想笑,但转念一想,这些都至少说明阿汤这次确实很乐观积极,心态很好。



5


出成绩当天,面对“337”这个数字,阿汤瞬间心凉了一半,心底有个声音清晰地告诉她:跟第一志愿无缘了。

这个分数虽然超过了国家线不少,却远低于阿汤的预期。她不愿意相信这个结果,甚至陷入了深深的质疑:难道那些“天降吉象”都是假的吗?她马上找了一直信任的算命先生解惑,只有一个疑问:这次到底有没有希望?那个“小神仙”说,有六成把握。闻言,阿汤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

3月,校线分数线公布,345。看着自己低了8分的成绩,阿汤悲伤又遗憾,甚至想:总有人当最后一名(进入复试),为什么不能是我呢?

每次她离圆梦都差那么一点。“三战”失败后,阿汤无法不对自己的目标和能力产生怀疑。她承认自己有过偷奸耍滑投机取巧的想法,但真的不多,她也知错了,她好希望那些掌管好运的天神能睁开眼看看她,别把好运气都使劲往别人的篮子里放。

阿汤流泪反思,觉得自己是一步错,步步错——先是本科开始就没有早做规划,直到毕业进入社会后才想起来努力;在过往的备考中,从没有像网上鸡血考研贴中的主角一样,早起熬夜和不要命地复习,自律到严守每个时间段的复习计划,总是只给自己制定一个粗略目标,这让她一直无法更好地利用时间,只是慢条斯理地走在自己的蜗牛赛道上。

她觉得,这都是她考不上的重要原因。

唯一令她庆幸的是,失败了这么多次后,家人朋友们还都鼓励她:没关系,还有别的机会。

我也只能再次劝她千万不要放弃,毕竟调剂“上岸”也是“上岸”,该好好把握过了国家线的好机会,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前,先尽可能地去搜集调剂信息。

阿汤也明白,如果今年还想“上岸”,积极准备调剂是她唯一的选择。


------

4月6日,调剂系统开了,阿汤填了3个满足条件的志愿,但是左等右等,一天过去了,都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她在第二天挨个给学校打电话询问进展,其中广东的一所高校回复称,刚好有个学生拒绝了调剂复试通知,所以他们需要补上一个复试名额,按成绩顺延名额,让她继续关注后续通知。

没过一会儿,阿汤就收到了通知,她终于如愿进入复试名单,还幸运地成了最后一名入选者。虽然是“三进一”,但总算让她感到一线生机。

两天后的下午4点半,线上面试开始了。从准备打印复试材料到进入复试系统的监控页面,阿汤一直十分紧张。候考页面转成了屏幕中的考官老师后,阿汤磕磕绊绊地做了自我介绍,又凭残存的理智回答了英语翻译和专业课问题。

面试结束后,阿汤顿觉,自己今年又要凉了——她复试被调剂到该院校临床医学院的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而她本科并不是医学专业,初试时复习的也仅是重庆医学院的自主命题范围内的知识点,收到通知后时间也太过仓促,来不及多复习。这次调剂复试,对阿汤而言,没有任何优势。

当晚8点,就在阿汤沉浸于“我是个loser”的情绪中生不如死时,一同进复试的同学发消息告诉她,说自己拒绝了offer,阿汤可能很快会收到拟录取通知了。这个转折让阿汤又惊又喜,但随即想到了另一个竞争者。对面回复道:“我们两个都拒绝了,你放心吧,祝好运。”

阿汤看着屏幕上的字,不敢大口呼吸,生怕好运随着呼气被吐出去。这时的她选择性地忽视了为什么别人都拒绝了学校的offer——一心惦记着好运终于降临了,她高兴地像要飞上云端。

“‘小神仙’算得真准!”当她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我时,我也不禁在想,这一次真是峰回路转,果然阿汤以前的香火钱没白送。

可是两天过去了,拟录取通知并没有如期而至,心急的阿汤再次联系了学校询问情况,被告知“没有通过复试”。她心直口快地质问:“3个人面试,前面2人都拒绝了,为什么还不能顺延到我?”

对面只回答:导师们有自己的想法。

阿汤的心情就这样再次跌至谷底。

调剂并没至此结束,4月10日,阿汤接到了该校另一个老师的电话,称阿汤很符合学校接收心理学硕士研究生的要求,询问阿汤考不考虑调剂到心理学硕点,她可以去向学校申请名额。

阿汤的回复当然是:“我愿意!”我也为她高兴,波折的考研之路能这样惊喜收尾,也算得上是绝处逢生。只是距离这个喜讯没过2个小时,阿汤就收到那老师的消息:抱歉,学校没有指标了。

拒绝的消息发来后,阿汤彻底心冷了。隔天,她发来消息说,喝了点酒,纵了下欲,好些了。这下她真的不会再抱有任何期待了。生活或许就是这样,成功总是缺席,考验却一个不落。



6


几天后,阿汤重新找到了工作,在一家医院的精神科做文案编辑,实习期月薪4000元,转正后能再涨1000多块。虽然只是负责写些心理疾病的科普稿件,但总归是在医院工作,好歹离她之前的目标又近了些。

等工作再稳定一些后,阿汤想去参加心理咨询师培训。她好像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必须掌握一门技术,才能在职场中拥有更多的“不可替代性”,摆脱专业焦虑,获得更多的安全感和选择的机会。

说起来,阿汤算是我朋友中的一个特例。我的中学好友们本科毕业后,基本都回了家乡,职业不外乎老师和公务员,剩下的也多半是在考公的路上。本科的好友几乎全都在读研,不出意外的话,以后都会成为医生。西医或者中医,反正一经进入医院系统,面前的路,基本上也就已经看到头了,毫无新意。我不觉得这样稳稳当当的路不好,我很喜欢自己的专业,未来也想做一名医生,但我还是很佩服阿汤的选择。

我无意为阿汤辩解和开脱,她在考研和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存在自己的问题,但我认为她是在不断地按照自己的喜好和心意去“闯荡”,虽然不是为了飘向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但她总在主动选择想去的城市,想尝试的工作,随时调整目标和方向。即便是这几次世俗意义上失败的考研经历中,她也有在成长。

很多时候人做出新尝试想要获得什么,就必然要承受失败的风险,必然要消化失败后的负面情绪和自我怀疑。对于我这种抗击打能力不太强的人来说,不可能承受得住“三连败”的打击,而在阿汤的经历中,我感受到的是,年轻时候遭遇的挫折和失败,好像也是多了机会去探索自己的边界。

说到底,我和阿汤都不想放弃挣扎,只活在没有上进心的平庸里。我想起《新华字典》里的那个梗:“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我还是相信,只要年轻的我们还愿意奋斗拼搏,不管走上哪条路,进入哪个学校,都不会妨碍我们拥有光明的未来。

我问阿汤还会不会“四战”,她说,还是会考的吧。她还想再扑腾一下,不过她不会再脱产考研了,固定收入能保证她不至于太过焦虑或是感到挫败,她也不想再掐断自己的另一条路。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牛嘉宇   运营 | 梨梨    实习 | 澜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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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5-14 06:39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逃离家乡的工厂子弟,甩不掉父辈的影子 | 人间 · Z世代

 程惠子 人间theLivings  2022-05-14 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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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这层保护罩,曾让我们免于面对最残酷的现实,却也缺失了破釜沉舟的勇气。我们虽然并不愿意自己的人生道路也像祖父辈们一样保守,却也只想往前走一小步,也只敢往前走那一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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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黑处有什么》剧照



Z世代玩家手册丨连载



1


“三线建设”时期,爷爷工作的大连机车车辆厂在西安建设分厂。厂区坐落在西安市西郊的“三桥”,再往西就是大片的农村土地。工厂主要从事铁路罐车、客货车修造以及铁路车辆配件的生产经营业务,是全国当时唯一拥有设计、制造主导权的铁路罐车定点企业,也是西南、西北最大的铁路客车和火车修理厂家。

1966年,爷爷奶奶随厂来到了西安安家,次年我爸出生,两年后又有了我姑。之后奶奶便常年在家忙活着照顾孩子,只有爷爷出去上班。爷爷在厂里做电工,每月工资43块9,厂子发展蓬勃,效益可观,到了70年代末,工资涨到了80多块,在当时来说也不算少,但架不住要养活一家四口人。

家里条件有限,我爸还曾被送回大连老家托亲戚照顾,直到9岁才又回到西安和爷爷奶奶团聚。奶奶后来在车辆厂托儿所做过临时工,主要在厨房帮忙做饭,没有编制,时间也相对自由,不用天天都去,直到1978年,才找了份在西安市三桥木器厂做库房保管员的正式工作。

一家人就住在厂里分的筒子楼里,每户自带厨房,厕所3家共用一个。这楼又被称作“大连楼”,住的都是从大连一起搬来的职工家庭,互相知根知底,经常走动。因为奶奶不在工厂工作,爷爷就只算是个“单职工”家庭,失去过多次涨工资和分房子的福利,遗憾了很多年。

听我爸说,那时炼一方猪油可以吃很久,猪油渣更是珍贵无比,是爷爷独享的下酒菜。孩子难免有贪嘴的时候,家里的白糖被锁在柜子里,我爸和姑姑总是会想方设法撬了锁头,偷出白砂糖撒在纸上,整张脸埋进去吃,等被大人们发现后再挨好一顿打。

在他读书那会儿,放了学的小孩子们都是没边没沿儿地出去玩,顺便“打打牙祭”——拿弹弓打了麻雀,穿成一串烤了吃;去别人家地里偷西红柿,被农民伯伯抡着锄头在后面追;为了摘几颗酸枣,下到荆棘丛里去,扎了一身一手的刺。我常听他念叨那时候的白糖真好吃,麻雀真好吃,西红柿真好吃。

我爸从小到大从没考虑过什么未来和规划。对于当时的厂子弟们来说,进厂就是唯一的出路,家家都如此,没有例外。他高中毕业后去新疆当了3年兵,回来时正赶上厂里“新旧交替”,顺理成章地接了爷爷的班进厂工作。姑姑也是一样从“子弟”变为了新一代工人。

爷爷退休后,和奶奶一起搬进了厂里新盖的单元房。房子不大,但居住条件相比之前的筒子楼好了很多。

打我记事起,爷爷奶奶和邻居们之间始终保持着友好互动。左右邻居,楼上楼下互相见了面,都是一脸的亲切,家里蒸了槐花、炸了带鱼,奶奶也会给邻居家送一些。那时人情浓,即便是后来搬走的邻居,逢年过节也都还会互通个电话。每年大年三十晚上,在不间断的鞭炮声中,奶奶总是抱着电话打个不停,大声问候,“老邻居!老姊妹!过年好哇!”

我小时候有次去爷爷奶奶家玩,直等到下午才看到奶奶回家。我问她去哪儿了,她答,“楼下余老太太早上死了,我去帮她穿老衣服”,语气非常平静,像是在说去谁家串门做客一般平常。

我跟余奶奶没太多交集,只记得她独自住在奶奶家楼下,头发花白,脸常皱成一个核桃,从她身边经过时总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樟脑味。每次我碰见她时都会问声“余奶奶好”,她眯缝着眼睛,笑而不答,只点点头。她丈夫早死,只有一个儿子,那个叔叔有半面脸长着红色的胎记,跟我爸认识,也在厂里工作。

奶奶照旧忙活着她要干的家务活,又问了我一句,“过两天余老太太拉去火葬场,咱一块去看?”见我直摇头,奶奶便转身进了厨房做饭。我知道奶奶肯定是要去看的,她大概给很多人穿过最后的那件衣服吧。

长大后我和爸爸走在路上时,常会偶遇陌生的面孔。我一概不认识,只管跟着爸爸一起问好,等人走远了再打听是谁——十有八九都是奶奶家之前的老邻居们。我爸眉飞色舞地说着,谁家的谁谁那时候烫一个飞机头,最爱打麻将牌,经常又和谁谁凑成一桌。对话的结尾他总是说,“你不记得啦,你小时候她还来看过你呢”。刚打过照面的脸已经模糊不清,我时常茫然地想上好半天,脑海里也搜寻不出有关对方的丁点记忆。

我印象最深的,只有奶奶家后面的火车轨道。那时,铁路上常还有蒸汽火车驶过,在黑色车身的衬托下,红色的车轱辘显得分外醒目,像一张张血盆大口,远远拉响的汽笛,就是那口中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叫声。小时候的我总被这黑色的怪兽吓哭,长大了才慢慢知道,这条铁路是陇海线的一段,电力火车、内燃机车和蒸汽火车都在上面穿行而过。



2


随着初代“移民”的到来,西安分厂很快发展起来,工厂附属幼儿园、小学、中学、医院、职工供销合作社以及职工招待所也陆续配套建立,甚至还有一个专供人们休息娱乐的小花园,厂里人都叫它“小游园”。它们距离工厂都在步行15分钟的距离以内,围绕着工厂形成了一个基本完备的小社会,路上走两步就会遇到一个熟人。

我爸接班进厂做学徒时是电焊工,每月工资58块,后来换了岗,负责天天在厂里开车巡逻。外公和外婆也曾在厂属子弟学校和附属医院工作过,妈妈后来也在子弟小学做了老师,和我爸结婚后,他俩新组成了一个“双职工”家庭,分了房子,自立门户了。

工厂的上下班时间非常固定:早8点到12点,下午2点到6点。为方便家长接送,厂属幼儿园和学校每天都是6点半放学。我小时候不喜欢上幼儿园,哭过很多次,我爸也乐得娇惯着我,经常下午5点多就从厂里出来接我,他好像总有办法比别人早出来一点,从厂门口到幼儿园步行不过200米的距离,跟老师通融一句,就能提前把我接走。

“早退”的我们,常站在马路边上,等着看工人们下班的场景:下班铃响之后,工厂大门就像是变魔术一样向左右两侧缓缓拉开,穿着蓝色厂服的工人们骑着自行车鱼贯而出,速度飞快,汇成一股大潮,车铃伴着下班的电铃声响彻整个街道。

不远处家属区,新修的音乐喷泉也会准时向空中射出一道道水花。小摊贩停在路边,2块钱1个锅盔,1块钱4个蒸馍。叔叔阿姨们常在周围的菜市买些蔬果,他们三五成群,或骑着车或推着车边走边聊,有时还顺手从报摊买一份报纸放进车筐里。不久后,蓝色的潮水分散涌入附近的几个家属区里,新闻联播的片头音乐响起时,也是很多人家的晚餐时间。

有时我爸会让我骑在他的肩膀上,一回头就能看见工厂大门在夕阳下缓缓合上。厂门口两栋楼房顶上有一排大字: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那时我识字不多,但这几个字非常简单,手指点着念一遍,太阳就落山了。有时候我爸会给我买一支棉花糖,那种古老的棉花糖机器在小贩手里鼓出甜蜜的风,将糖浆一圈圈吹大,变成和天边的太阳一样的形状,我爸就会说,“太阳都回家了,我们也该回家了”。


------

2002年我6岁,刚刚上小学,还没有繁重的作业,每天放学后就和小伙伴在楼下玩。家里的大人们下了班都忙着做饭,没人管孩子。家属区楼下总有一群年龄参差的小学生聚在一起,从一年级到六年级,6岁到12岁,大的带小的,玩得不亦乐乎。踢沙包,跳格子,“红灯绿灯小白灯”,我们沉浸于游戏,稍不留心脚下,跑着闹着就会踩到狗屎。

那时候家属区里有的地方还是土路,年纪小的孩子们蹲在路边挖土挖沙子,一抬头一脸的泥。姑姑家的表弟比我小2岁,他家到我家只有10分钟的路,我们经常去他家门口“挖土”,挖出蚯蚓之后就伸手抓起来,顺手埋进家中的花盆,一点也不害怕。后来他家门口修了水泥路没有土了,我们又跑回我家门口继续挖。

我家对门住着一家三口,女儿米妮和我一样大,小学6年里我们一直是同班同学,她经常加入“挖土”队伍,也会和我们一起捉蚂蚱、蚯蚓或者蜜蜂,然后在土堆成的“锅”里“做饭”。

家里缺了葱姜蒜,爸妈就让我俩去对门要一份,哪家家长临时有事不在家,我和米妮也都会主动去敲对方家的门。我们总是穿着差不多的裙子,玩累了就跑去小卖部买1块钱1根的娃娃头雪糕。我从未觉得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后来才知道她爸是我爸的领导,她妈是医院里的护士长。

我家楼上是一对年轻夫妇,叔叔是工厂医院的医生,阿姨是护士。阿姨长得极其漂亮,一度是工厂电视台的新闻主持。我和米妮有阵子经常去她家玩,阿姨还没生小孩,乐得有我们解闷聊天,有时还留我俩在家吃饭。因为有了这两家在医院工作的邻居,我小时候有小病小痛基本不用去那座“四层小楼”(工厂医院),可以在家挂水,就算去医院,也总有邻居找熟人通融。

楼下也住着一家三口,那家的女孩比我大2岁,曾是我妈的学生。我上大学离家之后,有次家里闹老鼠,我爸在家里放了粘鼠板,半夜老鼠被当场粘住后,我妈害怕,面对还在不断挣扎的老鼠,我爸也没有处理的经验,只好去敲楼下邻居的门。据说那家叔叔胆大无比,进我家后抄起粘鼠板就把老鼠“送”走了。事后我妈埋怨我爸太笨,对出手相救的邻居很是感激。

因为在体制内工作,几乎家家户户都严格遵循计划生育政策。守着一枝苗,哪家都是可劲儿供着,童年的我从未在物质方面有过匮乏感。上小学时大家都喜欢用喝空后的饮料瓶当水杯,市面上每出一种新的饮料,我爸就会给我买,我的“水杯”也更换得非常频繁。

暑假的夏夜,家属院里的孩子们会聚集在院子里简陋的乒乓球台前,头顶一盏破旧的路灯,不超过50瓦的灯泡加上破烂的灯罩,支撑起黑暗中唯一的亮点。飞蛾们幽然地飘过来,凝聚在光晕里,那光的边缘轻薄得像一层灰。女孩们穿着塑料小凉鞋,男孩们穿着大红大绿的“大博文”胶底球鞋,你追我躲,嬉戏打闹直至大半夜,等楼上的大人纷纷打开窗户骂人才会各自回家。



3


原本厂子弟小学和中学在本地的升学率是数一数二的,周边的居民都想把小孩送来读书。小时候经过中学的校门口,常能看到张贴在外的高考红榜,一连串的名字后面写着“上海交大”或者“西安交大”。我那时对于大学没有什么概念,只知道那都是很好很难考取的学校,也曾带着小小的虚荣心幻想过:我的名字以后也能出现在这张红榜上吗?

2007年,我小升初的关口,厂里传出工厂附属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及医院一并划归市里的政策,这意味着这些地方将不再是专属于工厂职工及家属的生活配套设施和机构,任何人都可以来上学、就医、工作。厂里职工一贯将它们称为“咱厂医院”“咱厂学校”,但从此之后,对厂里人而言,这些都不再是“咱厂”的了。

早在正式文件下发前两年,这些变动在厂里已经隐隐露出了些迹象:周边乡、县上很多人都疏通了关系,或是把人塞进工厂捧起了铁饭碗,或把孩子送进了厂属子弟学校。我们这些工厂子弟的父母与老师大多熟识,不认识的往往七拐八绕也能套出一些关系。我们这些从小就在家属院里长大的小孩,父母是老实的工人,按时上下班,拿一份死工资,教育起孩子无外乎“听话”二字,在学校更是如此。但转来的学生,父母或是在本地做些小本买卖,或是早早随着时代大潮南下外出务工,少有管孩子的时间和精力,家里大多是老人带着孩子,那些同学自小无拘无束,操着一口陕西方言,完全不懂普通话,连听课都成问题。

老师们习惯了厂子弟学生们,教起这些转学来的学生们总有些手足无措。他们一般也都不太服管,学校里打架斗殴、惹是生非的事逐渐多了起来,风气急转直下。小学受到的影响不大,但中学的高考红榜却一年比一年难看,“上海交大”在上面早已经年不见,渐渐地,“西安交大”也变得凤毛麟角。眼看着升学率掉得惨不忍睹,各个职工家长都动了心思,要把孩子送到外面的中学读书。

我们中考升学如果想不按学区划分考去外校,是一定要考奥数和英语的。自那时起,家属区里扎堆开满了补习机构,小学生们一到周末就开始疯狂补课。我妈在小学当老师,一早看出了子弟中学的颓势,又觉得家附近的补课班质量都不高,不过是临时搭台找大学生和年轻老师授课赚快钱的。她思来想去,在试听了多家补习机构后,最后为我确定了一家资质过硬、经验丰富的补课班,每周六都陪我穿越整个城市去补习。

那时我家还没有买车,西安也没有地铁,我去补习,往返全靠坐公交。早上8点的课,6点就要起床,坐223路,再转7路。冬天天亮得晚,出门时星星月亮还挂在天上,我妈总念叨,“现在比别人努力,以后一定会比别人收获更多”。冰冻三尺,呵气成霜,我妈带着我披星戴月去上课,颇有些悲壮。

有了这份气氛滤镜的加持,我自然也将我妈的“努力论”奉为圭臬。我常在公交车上大声背诵《剑桥少儿英语》的课文和单词,随着年龄和能力的增长,背诵的内容逐渐升级为《新概念英语》第二册。背诵的间隙,混着汽油味,我将早饭草草解决。上课回来后我还要复习,偶尔楼下有小伙伴喊我出去玩,我妈也会押着我在房间里学习,“别人玩的时间你用来学习,以后一定比别人收获更多”。

后来我的剑桥英语二级和三级都考出了很好的成绩,但当我和我妈再走在街上遇到熟人,对方当众夸奖议论我时,努力又似乎成了一种不值得张扬的品质,我妈每次都只是摆摆手,嘴里直说:“哪有哪有,她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啦!”


------

爸妈对我的成绩看得很重,任何无关学习的想法都会受到指责。

小学五年级,班里有女生剪了刘海,我觉得很漂亮,在剪头发时扭捏地表示自己也想剪一个。谁料到刘海剪好不久后,我就在一次考试中考砸了,爸妈的批评竟向着那片刘海袭来:“看别人剪了也想剪,小小年纪就学会爱美了,看看考成什么样,剪个刘海剪得心都飞了。” 我不敢作声,心中委屈,却也不自觉地将考砸的原因归咎到刘海上——这个刘海是多么费事,长了还要剪,都怪它挡在眼前,影响了我的考试发挥。那之后,我把刘海用卡子别了上去,只露着一个光光的脑门,甚至还以这样的形象拍了小学毕业照,心里怀着几分疏于学习的自省和破釜沉舟以示决心的悲壮。

六年级的寒假前,我终于被一所重点私立中学录取,我妈这下才放下心。之后表弟也一路沿着我的补课路线学下来,也考取了重点中学。但米妮的父母工作太忙,只让她在家门口上补课班,她的小升初的成绩并不理想。可即便如此,她爸妈也没有让她直接升学到子弟中学,而是想尽办法把她送到了离家较近的另一所学校。

2008年,我妈他们的厂属小学划归市里管辖后,需要重新评级、评职称,调整一系列组织结构和人员变动,为此,整整19个月没有发过工资。中学和医院的职工也陆续面临同样的情况。

汶川大地震刚刚过去,北京奥运轰轰烈烈地展开,宏大叙事的洪流中,这似乎只是一件再小不过的事。刚开始几个月,邻里邻居见面还能把这件事当玩笑说说,甚至憧憬着划归到市里后会不会涨工资。直到1年过去了,始终没有等来收入的老师们才真慌了。有门路的老师,有的跳槽去了其他学校,有的私下开了补课班,还有的把没发工资的事爆料到了论坛上,声称要罢课闹事。我补课班的奥数老师和我妈认识,她听说这事后,不光在我妈来交学费时死活不肯收钱,还硬生生地把我妈推出了门外,只说让我们以后再补上。奥数班里还有一个女孩的妈妈在厂属医院工作,那段时间经常去外面的医院推销各种医疗产品补贴家用。

一时间,厂子要改制、裁人的传言像幽灵一样飘在家属区的上空,大人们见面三两句话之后便就绕回到这个话题上,每个人脸上都挂着惶恐和不忿,但最终也没有谁去闹事。在硬生生地熬到第20个月时,工资补发了,出现过的不安瞬间消失,一切再次归于平静。神奇的是,我没听说过任何一家的小孩因为家长工资停发而停上了补课班,不管用什么办法,似乎每家都坚持了下来,甚至有些家庭还因此更加热衷于给孩子补习了,把改变的希望都押在了下一代身上。

回头想想,那时我们原本身处的“小社会”已经在缓慢瓦解,人们之前仰赖的一切都在逐渐松动,但面对这些变动,我爸妈他们那一代工人们,也只会象征性地抗议一番,发几句牢骚,然后就将注意力转移到下一代身上,以求我们这代人能走出更稳更光明的道路。

他们是隐忍的一代,即使时代的砖头真的砸到身上,谁也不会多哼一声,默默认下也就罢了。



4


小学毕业后的那个假期,爸妈总会在我面前有意无意地提及攀比吃穿、早恋和贪玩的恶果。他们认为,我之所以能考上重点中学,毫无疑问是凭借着经年累月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如果我在以后的求学过程中“误入歧途”,那么既往成果必将毁于一旦。

那所重点高中的录取标准不仅要求学生超过指定分数线,每人还必须上缴28800元的“赞助费”。这笔费用一直是我的心魔。为了减轻一点负担,我爸妈曾去和校领导协商过,提出,既然我的成绩超过分数线10多分,那么是否应该在“赞助费”上享受一定的减免。校方的回答是:一分钱都不能少,后面有的是人排着队想进这里读书。

交了钱之后,爸妈曾同我反复提起这笔钱,试图以此鞭策我一心向学、心无旁骛。他们一遍遍向我解释,我直接升入厂属子弟中学的话是不用交钱的,如果去附近其他单位的子弟中学读书,也不用一次性交这么多“赞助费”。2008年,他俩每月的工资只有3、4千块,而一次性支出这么大一笔钱,就是为了让我能够在这所重点中学获得更好的教育——28800元,我必须认真学习,不得松懈,哪怕是只为了这笔钱。

在我初高中的整整6年里,爸妈没有再带我出门旅游过一次,我的每个假期都是在补课中度过的。我坚持穿着爸妈早就选好买好的衣服,绑最普通的马尾,在食堂吃固定的一荤一素,并坚定地认为自己的朴素和坚持无比正确。

初中坐在我后排的女同学,在假期跟父母一起去了香港迪士尼玩,她带回来的那些缤纷可爱的卡通文具盒和各种模样精致的圆珠笔,引得班里一众女生纷纷围观。我离她只有一张桌子的距离,却真情实感地不为所动。在当时的我看来,那些都不值得放在眼里,笔再好看又有什么用,能在考试时多加几分吗?

有一次,一张纸条传到我手里,上面写着:XX怎么这么丑这么土,她好像又胖了。XX是我的名字,纸条显然是找错了主人才到了我的手里。我虽然有一丝生气,却并没有因此伤心自卑,而是倚仗着成绩优势,鄙夷起纸条的主人来——外貌打扮有什么重要的?能在考试时加分吗?

那是我在不断被教育之下形成的观念:只要成绩好,我的一切行为都有正当性。

初二,我有了一个很喜欢的男生,也是个成绩很好的学生。当我察觉出自己对他的喜欢之后,第一反应竟是恐惧——我居然生出这样的“邪念”!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拼命压制住这种“邪念”,故意不去看他,故意回避与他有关的事。这个过程让我十分痛苦,但下手自我阉割这种朦胧的情愫,还是被我归为了一种必须执行的“政治正确”。那种本能而自然的朦胧感情,都只会成为破坏我成绩稳定性的因素,和我小时的那片刘海一样,会阻碍我成绩名列前茅。我每一次的考试成绩,就像爸妈每月的工资,必须稳定,而且没有任何干扰存在,全家人才能够心安。保持我的成绩优势,是不可撼动也是不能撼动的目标,是和谐家庭氛围的保障,一旦受到影响,我的未来也会随之摇摇欲坠。

我被那些身世贫寒又品学兼优的例子鼓舞着,或者说,是被长辈们灌输着那些想法——人生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要毫不怀疑地向着一个方向、一条道路努力,就一定会有稳定的回报。这是我爸妈的人生信条,他们老老实实地执行了下去,从来不去想,也不敢去想其他的事。面对工厂的改制,他们不会下海,不会耍心思另找渠道挣钱。在他们既定的认知中,这些都是不可靠的,是破坏稳定的因素,正如爱美和恋爱等因素于我一样。

高分的成绩为我的生活持续输出着安定感,但面对来自他人的夸奖和肯定时,出于习惯,我也只会像我妈那样回一句“都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而已”。在我妈的言传身教和严格要求、甚至是不时的挑刺打击之下,所有艳羡的目光都一度让我非常不安。我是真的将这句话听进心里了,常陷在患得患失的情绪里,觉得自己取得了荣誉都只是运气好,谁知道下一次会怎么样。



5


中考我发挥得不错,超过高中部录取分数线很多,可即便如此,想直升学校的高中部,也还需要另缴一笔54000元的“赞助费”。家里本打算让我去另一所公办重点高中读书,但因为我成绩不错,学校同意了为我免去这笔钱。

升入高中后,知识难度陡然提升,身边的同学又都是精英,我渐渐力不从心起来,成绩勉强稳定在中游水平。

2013年,我读高二时,铁道部被正式撤销,原铁道部下属管理范围内的西安车辆厂被划入了北车集团。没有了“部里”每年定量分配的任务,订单全都要靠厂里自己去谈。出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厂里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熄工”状态,没有订单,车间里自然分不到活儿。工人们每天上班都只能干坐着,到最后连打卡都不用了,全都窝在了家里。长此以往,工资自然也发不出来,一应福利全部取消,最底层的一线工人每月只能拿到几百块保底工资。

考虑到我还有一年就要高考,为了保证我的休息时间,爸妈在我学校附近租了一套房,52平米的一室一厅,月租金1800块。每天下午,他们都会开车到这边给我做饭,晚上我妈留下来陪我,我爸再开车回三桥,第二天一早来接我妈上班。房租又一次让我在精神上倍感压力,特别是在知道厂里的状态后。

爸妈有意淡化这些影响,营造出家中开销一切如常的假象。我爸还会经常买回各种饮料、冰淇淋填满冰箱——以往这些都是厂里统一发的。那些成箱成件的营养快线曾让我喝到彻底厌倦,康师傅绿茶、冰红茶也是每个夏天的标配。厂里还发过一种自制的奶油冰棍,奶味极浓,估计比市面上任何一种冰淇淋都要真材实料。转眼,这些都成了过眼云烟,成了我生活里的一个窟窿,又被我爸用超市买来的各种替代品不动声色地填补上。他尽量让发不出工资这件事看起来无足轻重,甚至开玩笑说,“熄工”的时间非常合适,使得他能为我高考提供更好的“后勤保障服务”。我试图旁敲侧击套出他每个月的工资降到了多少,他却总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要我少操闲心,专心高考,“家里够你吃呢”。

可情绪几乎总是一触即发。我妈也会提起工厂的情况,有时他俩之间说上三言两语就会爆发一场家庭战争。有次我妈半开玩笑地感慨了一句,说幸好家里还能靠她的那一份工资支撑着,否则两人要是都没有收入,岂不是要全家人都去喝西北风。我爸听完登时生气了,理直气壮道:“没工资怎么了?两口子都在厂里的那不是都没工资?这种家庭那么多,人家不也活得好好的?”

如果我妈暗示我爸可以像别人一样再去外面寻一份兼职,我爸也会发作:“干了那么多年,好不容易歇一回,就不兴在家多待两天?那么着急让我去外面赚钱,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家里就这么缺这份钱吗?!”我妈听完也急了,气得快要掉眼泪,说她“就是提个建议”,是看我爸天天在家焦虑得直转圈,为了他好才这么说的,谁知道他那么敏感。她后来私下跟我抱怨,说那时候的我爸就像“一个被炸药填满的神经病”。

爷爷奶奶、姥爷姥姥也挂心着这件事。好在他们退休之后每个月都能领到固定的工资,没有受到太大的现实影响。他们也听闻了工厂改制要有动作,毕竟是自己工作了一辈子的单位,子女至今也还在里面上班,想到这些,难免有些心慌。

考虑到我家的经济条件,两家的老人经常出钱“赞助”我。奶奶经常包饺子或者炖了肉汤让爸妈带给我,还坚持每个月给我50块钱买零食,姥爷姥姥私下问过我妈好几次缺不缺钱,我知道他们肯定偷偷补贴过我家——我妈去医院看牙,姥爷说他也要去看,到了医院便提出要帮我妈缴费。那次我妈推辞半天,最终还是没能拗过姥爷,回到家之后她将这件事讲给我听,我俩都忍不住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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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算再迟钝也能感觉到,那份发不出来的工资,牵动着我爸自尊的神经和我妈对于未来的焦虑。尽管家里还有积蓄,但工薪阶层对收入减少的不安,和蚂蚁在地震前的不安恐惧如出一辙。我爸妈他们这代人习惯于囤积,执着于稳定,对于下一代的期待也是如此。他们只希望我将来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最好再能拥有比他们更高的社会地位。在填报志愿之前,我爸对我未来的职业设想完全贴合这样设定:进部队、学医或者当公务员。

这种生活场景不只存在于我们一家,变革的阵痛几乎波及到厂区里的每一户。大人们隐忍着,相互安慰,“大家都是这样,哪家不是这样?”他们寄希望于这一切快些过去,即使有点经济损失也不要紧。工厂改制已是既定的事实,尽管没有大规模的下岗裁员,但铁饭碗之“铁”已不复存在,旱涝保收成为历史,日后收入高低与福利待遇都是未知数,并且可能处于持久的波动之中。

工厂像一个渐渐冷却的保温箱,凉意波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中学红榜上的成绩一年不如一年,考出去的厂里子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从小学开始就把孩子送了出去读书,哪怕要忍受漫长的通勤,也要换取孩子小升初的时候能有一个更高的起点。

我爸妈最常跟我说起的就是:“你只管好好学习,其他什么都不要管。”他们坚信读书会给我一个好的结果,正如他们坚信只要等下去,厂里的改革和收入也一定会有个结果一样。在这场变动中,我成了他们能抓住的最牢固的存在。他们希望我踏实、坚定地朝着既定好的道路迈进,避免因为任何事情而分心。任何不专注都会阻碍我的好前途,包括爱打扮、贪玩、谈恋爱等等,都可以被统一扣上“丢人”的帽子。

好好学习就是唯一的正道,沿着它一直往前走就能到达终点。而我道路的终点,就应该是一个比工厂更大的保温箱,到达那里,继续安稳度日,就是胜利了。



6


刚搬到出租房时,面对新鲜的高三生活,我常和我妈聊起班里的种种趣闻八卦。可在一次发挥不佳的模拟考后,我妈冷冷地丢下一句:“你最近也太关心你们班的事了吧?是太浮躁了吧?从跟你聊天的语气里就感到你浮躁了。”我怔在原地不知道说什么好,有一个瞬间,我也深深觉得,是自己真的太“浮躁”了才没考好。

“浮躁”是一个很诡异的词,被老师和家长们广泛使用,可以放在任何一个没有满足他们期待的小孩身上,盖棺定论为没有达到要求、没有全力以赴的理由。从那之后,我再没和我妈说起过班里的事,战战兢兢地向着那个既定的好成绩、好学校、稳定工作的终点走去。学业压力让我喘不过气来,整个人急速胖了20斤,脸上也开始长痘。但我一如既往对自己的外在变化置之不理,一心只想把控住自己的成绩。

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很多事并不是付出就会有回报的无力感。

几次模拟考,我的成绩都不是很稳定,我妈帮我整理错题,还把我每次的成绩记录在一张表上,放在错题夹的第一页。每次出成绩之后,她探询的眼神都让我感到不适,考好了就是又一次“碰上死耗子”,考砸了就要总结原因。每天一出校门,我就要对上一双满怀希望的眼睛,一双满是关心的眼睛,我讨厌被期望和被关心,无论成绩好与坏,我都抵触地不想开口谈论成绩。

一切在我高考失利后变了样。我没被自己的目标院校北京大学录取,考取了B志愿南京大学。我一度不能接受这个结果,坚持要复读,却没想到爸妈反倒来劝慰我尽人事听天命,“能做的我们都做了,南大也是很好的学校,要接受结果”。

仿佛就在一夜之间,他们对我的高要求消失了,对已有的现实满足了,即使和目标还有差距,也心平气和地接受了。“乖小孩”的我最终也妥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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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大学,在地理和心理上都与父母脱钩之后,我好像才开始真正成长。我慢慢地了解关注到学习以外的事情,发狠地把体重减到90多斤,认认真真打扮自己,烫头发、买衣服、看时尚杂志。对过去那个主动洗脑、自我阉割的自己,我难以克制地懊恼,对自己愤怒,意识到错过了太多想做的事情。在离开了养育我18年的车辆厂大院之后,一个新的、真正的我好像才开始慢慢形成。

在相对开放的大学生活里,我利用课余时间摸索着玩相机,开始写小说,又报复般地看了大量“无用”的电影。沉迷在自己建构的这个新世界里,我听见心里某个锁头轻轻松动的声音。虽然好像还是很难得体地面对所谓的“成功”和“失败”,但我还是感受到了难以言说的欣喜,而后又有些长久的遗憾和怅然。在《楚门的世界》里,主角在走出那扇门后见到了广阔天地,一切仿佛都来得及,但我相信,一定有某一部分,消亡在他的无意识中,永远沉睡下去了。

我与曾经的工厂大院的生活越来越远,只是从爸妈口中零星听到了一些消息:工厂的效益极度不稳定,经常在几个月没有订单后,又突然迎来了大量的工作,忙起来的时候直至半夜,很多人都干脆住进了厂里。不论工作量多少,再也没有了固定的下班铃,也没有了那波蓝色的下班大潮,“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的12字标语也被拆掉,不知流落何处。

我妈那所小学生源越来越杂,很多学生入学后都是一口方言,连基本的交流都困难。中学的处境更是每况愈下,周边乡县生源大量涌入,暴力事件时有发生,每年中高考后,校门口最活跃的是复读机构。红榜不再更新了,因为现在一个年级能考上“一本”的基本不到10人。

随着集体制的湮灭,工厂大院里的熟人社会再难维系,老一代工人渐次去世,家属区里的人际关系日益陌生。厂里给新人的待遇极低,又不似当年能分到福利房,大院里的子弟们大多散落各地,鲜有人回厂“接班”了。

为了减轻高考压力,我表弟报考了飞行员,他文化课成绩不上不下,但身体素质好,很快通过了体检。这类院校大多是定向培养,大一便会跟航空公司签合同,一毕业便直接进入公司工作,具体工作城市等毕业后会由公司随机分配。表弟在做选择时只盯着学校合作的航空公司,随机分配的工作城市里包括西安的,他一概没有考虑,甚至也为此排除了北航,把他那个盼着提升“985”升学率的班主任气了个半死。但我是有些理解他的选择的。

本科毕业时,恰好有机会保研,这一次我终于被北京大学录取。在报考阶段,我妈反复询问我是否稳妥,又劝我留在本校直博也很好——在我高考之后,她好像就彻底放弃了对我从小到大的严格要求,我曾以为父母要我必须做个拔尖儿的人,慢慢才意识到,其实他们能够接受我的平庸。

可他们不知道,从小一味被告知要努力、要争气的我,在漫长的“被驯化”的教育中,只学会了努力去达到目标,却从来没有学会如何面对结果。从来没有人教过我如何坦然地放过自己。我发现,虽然他们可以接受我“退而求其次”,但我却不能,或许关于心态的这一课,我终究是难以补上了。



7


读研期间,我提前做好了未来的职业规划——做一名老师,工作稳定有保障,又有假期可以回家——便考了教师资格证。秋招时,我投了广州一所重点中学的语文老师岗位,走过家乡西安、南京和北京,我想自己还是属于“南方体质”,也想去还没有去过的地方看一看。面试很顺利,我就这样定下了工作。爸妈觉得广州离家太远,但尚且满意我的这份工作,也没有太多阻拦我。

回家过年,我和我妈出门时遇到了米妮一家三口。米妮出落得十分漂亮,瘦高的身材,穿着过膝的羊毛外套,卷发精致,与父母站在一起,显得格外出挑,不像一个“车辆厂人”。她爸妈很骄傲地说,她在南郊找到了一份工作,收入可观,接着又叹了口气说:“她哪儿会回来?都在外面玩,平时哪愿意回来?”

我妈接过话:“还不都是一样,孩子大了,不愿意在身边待了。”

米妮爸妈又感慨着:“其实回来也挺好的,跟爸妈住一块,下班回家就有饭吃,单位又近,咱们不都是这样的?哪像现在折腾这么老远?”

“一代跟一代不一样啦。”

我和米妮始终没能插上一句话,只互相递了个眼神,彼此心领神会。之后,我们约在了市中心一家咖啡馆见面。我俩中学之后就没有见过几次面,“挖土”已经是很遥远的记忆,但童年的那点关联还是让我们比一般人更亲近熟悉。米妮留在西安读了一所普通大学,后来又倾全家之力去英国读了研究生。毕业后,她回到西安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做英语老师,但工作地点却远在城市的另一端,平时也住在那附近,每个月还是会回家几次,只是不想住在家里。

我问她,你以后还考虑回厂区这边工作吗?她涂着精致的指甲油,笑着说“怎么可能”,还让我找对象的时候千万警惕,谈之前先问问对方家里几代人里有没有车辆厂的,“不能找厂里人,不然就活回去了”。

这像是一个隐秘却又公开的认知,所有人不宣于口,但都心知肚明:出走是正确的、成功的,而留下则是可耻的。我能感觉到,我们渴望衣锦时还乡,但好像也都在逃避着什么。

每次我回到熟悉的工厂大院,我爸总是一下班就急忙回家做饭。我妈常埋怨,“搁在你不回来的时候,你爸才不急着回来呢,今天跟战友吃饭,明天跟发小吃饭,饭局多的是”。我妈对我爸出去和朋友聚餐喝酒颇有微辞,我爸每次都说不去不合适,“都是朋友,从小一块长大的,这么多年了”。

说归说,我妈也有很多要好的女同学,她们计划着退休后一起跳健美操。每次回家,我爸都要我“没事儿多跟家属院里的朋友们出去玩,多聚一聚”。我想了想,家属区里跟我小升初的朋友不超过10人,而后又升入同一所高中的不过5人,上了大学之后我们之间的联系更少了,我没有一个像我爸我妈他们那代人一样一起长大、至今友谊长存的朋友,同龄人大多因为求学轨迹不同而中途失散。工作之后,我日常保持联系的朋友一只手就数得过来,甚至也本能性地排斥与同事们进行工作之外的深交。

当然,我爸不能理解“社恐”的含义,不懂我为什么不愿意参加超过4人的饭局,也无法理解我为什么对自己周边的邻居们都一无所知。和爸妈走在熟悉的路上,我们总能遇上熟人问我在哪儿读书、哪儿工作,我一律用“在北京上学”随口带过。从小父母耳提面命要我谦虚,经常打击我努力取得的成果,也从不曾在家夸奖我,更不要说是当着外人面前,这让我一直很难保持自信。在熟悉的家属区里,每次这种场合下我最担心的,就是听到我的“经验”的小孩子们也会重复我之前的成长轨迹,那在我看来,是种不幸。

但我和米妮也并不能代表工厂子弟的全部。一次聊天时,表弟说:“感觉从咱们车辆厂走出去的孩子都挺老实的,不爱惹事,但也不太出挑。”我问他怎么评价这种性格,他倒是聊起了别的,说他现在改变了想法,反倒是想离家更近一点。

我惊讶于他在短短几年间的变化。他笑笑:“现在想想回来也挺好的,没什么不好,你看咱们厂区的物价多便宜,肉夹馍涨了几次价格了,涨到8块钱,但还是全市最低;北花园那一串摆摊的小吃我也挺喜欢,凉皮米线锅贴都好吃,我在外地训练的时候,就想着回来把这一串摊位全吃一遍……”

我与表弟终归是不同的,我没那么恋家,三桥的小吃对我构不成诱惑。但我还是偶尔会怀念起过去和爸爸一起看工厂下班时的夕阳,怀念那时所有人都不用加班的那种秩序下的温情。作为工厂大院里的最后一代,我生在制度保障下最后的沉静时期,眼看着熟悉的一切旧规则瓦解,新秩序重构。网上一位博主将工厂大院存在的时期称为“一个充满了钝感的年代”,那种“钝感”存在于我们一代代厂子弟的身上,形塑着我们,也限制着我们。

我爸妈那一辈人当年在体制瓦解之后,对于生活近乎于敷衍,不求自己再有什么改变,而把希望转移到下一代身上,不吝惜任何的教育投资,只求我们也能走入更稳定的体制内,获得庇护。他们爱自己的子女,也极力想在子女面前保全作为家长的体面。我能理解这样的心情,但依旧被这样的爱压得喘不过气来。

工厂这层保护罩,曾让我们免于面对最残酷的现实,却也缺失了破釜沉舟的勇气。这样环境下成长的我们,没有精英家庭后代的卓识远见,却也不曾在社会底层挣扎过,普通又有些幸运。我们虽然并不愿意自己的人生道路也像祖父辈们一样保守,却也只想往前走一小步,也只敢往前走那一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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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毕业前2个月,我已经提交了毕业论文,工作也尘埃落定,只等答辩后启程。爸妈清楚我的计划,但时不时还会在语音聊天时自问自答一句:“真不打算回西安工作了吗?确定不回来了?我们也知道你是不会回来了。”

那天我在电影资料馆看了张大磊导演的作品《八月》。黑白影像温柔静美,情节淡淡,弥散出梦幻般的安恬气氛,那些场景犹如一场白日梦,与我记忆中的那些夏夜渐渐重合。在电影中,立秋之后,工厂不复从前,主人公的童年也结束了。

故乡就像血管一样,盘根错节地生长在一个人血肉之躯的最深处,今生今世,不可分割。对于西安,对于工厂大院,我不够爱也说不上恨,只是或许我终将背负这样的成长环境留在我身上的烙印,习惯性地遵循那些谨小慎微的行为准则。

岭南的夏季漫长,树木葱茏,水汽氤氲,没有沙尘和雾霾,只有街边的猪肉粽和甜豆花。

我住在闹市的角落里,看不到火车,身边没有熟人。有意无意间,我选择了一个和家乡截然相反的地方,却又在某种程度上做出了与父辈类似的选择。我知道自己是在逃离家乡,逃离曾经大院里的一切,但可能恰恰因为这些对我的影响太深,难以割裂,也难以释然,我才选择了远离。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牛嘉宇   营 | 梨梨



程 惠 子

“为理想扮贞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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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5-28 10:58 AM | 显示全部楼层

学霸、学渣和我的高中3年 | 人间 · Z世代

 W 人间theLivings  2022-05-28 08: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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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典礼当天,我们每个新生都分到了一只写着“清华”或“北大”的气球。那天天朗气清,我们站在操场上看着600个气球黑压压地升空,仿佛放飞的是各自的无量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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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美国女孩》剧照




Z世代玩家手册丨连载



高中毕业多年后,某天晚上我躺在自己的单身公寓里,梦到了曾经一次又一次走过的那条从校门通往教学楼的林荫道。梅雨季的天空是灰黄的,路边人工移植的花卉鲜艳夺目。梦醒时,我再一次哭到上气不接下气,嗓子哑得说不出话。

我的高中时代,那个本该被感恩和怀念的3年,对如今的我来说,依然是个挥之不去的噩梦。



1


高三时我常常梦到自己用美工刀割开了手腕,我妈抱着我的尸体坐在地上大哭。

惊醒时,往往是午休时间,教室里很暗,同学们也正七扭八歪地趴在桌上。电扇的声音混杂着鼾声,靠窗的同学占尽天时地利,把自己裹进窗帘布里面偷偷写作业。我的余悸很快被困意冲淡,头一低,便又失去了意识。

学校秉持“中午不休息,下午没动力”理念,强制所有学生每天12点半开始午睡半小时,午休前5分钟,有巡查老师到各班先清点人数。除了那几个一年到头也见不着几面的体育特长生以外,我们班只有2个人是不用午睡、可以免于计入缺席的。

一个是赵祺,她倒是情愿休息片刻,但作为校长家亲戚的孩子,各科老师都对她“关怀备至”,连开小灶都要争个先来后到。另一个是沛沛,她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谣言,坚信趴着睡觉会折寿,于是每天中午都一定会抱着毛毯去多媒体教室躺着午睡,她践踏规则的资本,是统考中全市第一名的名次。

而这2个人,是我高中时最好的朋友。赵祺和沛沛是同桌,坐在教室的第一排,我则坐在她俩的正后方。班主任安排她俩同桌的本意是让赵祺耳濡目染,提高成绩,却意外地促成了我们仨成了“狐朋狗友”。

午休结束的铃声是学校特意设置的,尖锐到好像即便是死人也能被叫醒。我每次在又困又清醒的状态中被迫睁开眼皮时,总是看到沛沛正在把毛毯塞回她的柜子,赵祺则提着数学书从门口走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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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赵祺扶不上墙的成绩和稀巴烂的音乐水平,大家都默认了她是被校长“办”进学校的,因此对她疏离和轻慢。可她并不是不努力的人,在死记硬背上,她甚至可以花费10倍的时间来比沛沛做得更好,但考试的难度却总是超出她的理解能力,她说有时即便来回读上5遍题目,每一个字都进了眼睛,也没法理解那些字构成的句子——一次次这样的受挫,慢慢让她厌恶起学习来。

比起沛沛那种只要集中起精神就可以屏蔽一切外界杂音的怪物,赵祺每分每秒都能因为无关紧要的风吹草动分心,可她耳听八方却并不机警——比如,学校里不让带手机,但没人看管的自习课往往是大家顶风作案的高发时段,她总是正大光明地从兜里把手机掏出来。这种坦然没人敢模仿,一般同学都是立起书的一侧或拉开衣襟的半边,看几眼屏幕,就抬头扫一眼周边,好躲过巡查的老师。但赵祺却因此被收过2个手机,为了保护最后剩下的“独苗”,宿管阿姨查寝时,她情急之下把手机塞进了胸口才逃过一劫,这事被同寝的女生笑了许久。

赵祺很少提起她家里的事情,我从她的只言片语和别人口中的传闻里东拼西凑,只知道她爸很凶——她手机被没收的那天,班主任曾说了一句“让她爸爸来收拾她”,当时坐在后面的我,清楚地看到她身体哆嗦了一下。

由于成绩常年倒数,家里决定让赵祺走“艺考”,她空闲时不是在音乐教室练习打鼓,就是被各科老师们带去补习。其实她心里极其厌恶这种搞特殊——她是我认识的所有教职工子女中,唯一一个宁愿在学生食堂排长队,也不拿着家长的饭卡跑到“地广人稀”的教工食堂去的人。

学生食堂排队时间很久,如果从教室晚出发20分钟,就有菜被打完只能吃白饭的风险。有些同学会自己带饭,有人会在自习课上提前去排队,也有些人干脆不吃了,只用一些零食垫肚子。赵祺有过几次不去吃饭的时候,然而每次校长都能及时地获知消息,然后来到教学楼亲自送饭。赵祺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下,接过装食物的袋子走回自己的座位,额前的头发挡住了她的表情,只能看见抿住的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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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资平平的我们相比,沛沛是数学、物理天才,也是怪咖。很难想象,高三一整年盘踞在年级前5名的“学神”,在高一时曾是全年级倒数50名,生物38分,化学26分——即便如此,年级组长也依然打电话给她爸妈,积极劝说让她学理科。每次提起这事,沛沛都直呼“荒谬”。

高一未同班时,我对沛沛的印象,就是那种隔壁班看起来很温柔、但实际上很不好相处的女生。那时她还不是全年级的“风云人物”,我记住她完全出于偶然。

学校每周由各班轮流值班,负责校门口看门、检查眼保健操、巡查自习课等各种管理琐事。发冬季校服的次日,刚好是我在校门口值班,沛沛因为没穿校服被教导主任堵在门口。她解释说,昨天发校服时,全班独缺了她那件。教导主任指着她的额头反问:“还没到冬天,穿上夏季校服你会冻死吗?上午发的校服,你有将近一整天的时间解决这个问题,你是废物吗?”穿着呢子大衣沛沛语气很冲,说她找过了后勤部、计财处,甚至去了团委学生会:“这么大个学校,你们倒是推个人出来处理啊!”

教导主任怒了,从尊师重道骂到沟通能力,最后让她在校门口罚站直到早读结束。

沛沛罚站的时候,几个高年级的男生提着竞赛书进了学校,没穿校裤,教导主任却只是语气略生硬地提醒他们“下次注意”,便放他们回班了。我比沛沛矮一些,看见了她刘海下藏着的眼神,那时候我想,如果明天教导主任被人杀了,我一定得向警察检举她。



2


时至今日,我的高中依旧是全省最好的3所重点中学之一,除了有口皆碑的升学率,学校凭借效法“衡水模式”的军事化管理和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理综”成绩闻名全省,还经常联合省内高中自发组织起声势浩大的“7校联考”“15校模拟考”等测试,方方面面时刻紧抓成绩。进入这所学校的孩子,都是家长眼中“半只脚踏进985”的存在。

我是靠中考时人品爆发超常发挥,才勉强混进来的。开学典礼当天,我们每个新生都分到了一只写着“清华”或“北大”的气球。我们站在操场上看着600个气球黑压压地升上晴空,仿佛放飞的是各自的无量前途。

然而,经过摸底考试,我毫无悬念地旁落末流的普通班。虽然学校声称除了竞赛班之外,其他班级没有差别,但几次考试后看着全年级榜单上各班之间悬殊的差距,很多东西便不言自明。

我们正好赶上了“新高考选科制度”试点的初期阶段,光荣地成为了小白鼠——以往一刀切的文理分科综合类考试,被“7选3”的考试替代,除了必考的数学、语文、英语之外,我们可以任意从政治、地理、历史、物理、化学、生物和信息技术中选择3门参与考试,并最终以“赋分分值”(不采用直接得分,该科考试排名的前1%该科成绩均记为100分,前2%-3%记为97分……最后1%计为43分,以此类推)计入高考综合类测试成绩。

除选考之外,我们还需要通过以上10门科目的“学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才能顺利毕业。很多大学在自主招生时,要求学生的各科学考成绩均达到全A(该科考试排名的前15%),因此学校要求我们在高一学年进行全科学习,打好基础,高二再根据各自的选考科目重新分班。

我们那届的选考和学考每年有2次报考机会,分别在4月和10月考试,当时的政策允许高二的考生参加选考,因此我们就有了更多的“刷分”机会——等到我们后一届的同学高考时,政策要求他们要等到高三才能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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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突然而巨大的高考改革,学校非常重视。我们高一时,便要求填写过3次选考意向表。

新制度似乎缩短了备考的时间,升入高二,“马上要高考”的既视感扑面而来。在某种程度上,考试变成了一场更具策略性和技巧性的赌博。我听过、也见过身边很多人成功碰运气、钻空子——比如选择信息技术课轻松满分,或是正好赶上某场考试人数很少,于是在折算赋分时所有考生都计了满分——便也盘算着选信息技术轻松“飘过”,然后在擅长的文理科科目各选一门。

但学校并没能让我如愿行使选择权。我成绩本就一般,在一次的选考意向表上填了“2文1理”后,班主任隔天便拨通了我妈妈的电话。在罚站般僵持了1小时后,我妥协松口,依旧选“文科3科”,班主任这才满意地笑了:“老师没有逼你。”

在诸如此类“自由选择”下,最终全年级“混选”的学生从起初的240余人逐步减至30人左右。为了捍卫升学率,学校比学生们更不敢承担试错的风险,选考意向表更像是筛选“劝退对象”的辅助道具。学校希望我们严格遵循文理分科界限,不要混选,这样从各方面的安排上,都可以维持原本的教学方式和管理安排。我们学校一向是“理科强校”,理科师资雄厚,很多老师也都在积极劝说自己班学生学理科,或许太多学生混选,会不利于保留和发扬学校这方面的优势。



3


全年级最后果然只稀稀拉拉凑出2个文科班,其中我们班又被称作“半文科班”——班里多是体育、艺术特长生和一些“入学关系户”,还有几个“冥顽不灵”坚持混考的同学,以及成绩垫底的差生们。课表上固定的选考课程是“政史地”,选考其他科目的人会被安排去别的班蹭课。我们班排在“竞赛班—实验班—普通班—文科班”鄙视链后的最末位,班里各科的平均分就连实验班的一半都达不到,学校恨不得像送瘟神一样把我们全送走,生怕我们会让这届的“一本率”刷新历年新低。

从分班开始,我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变了。为了避免我们成为学校高考升学率的破坏因素,老师们为我们指了3条“明路”:艺考、出国、借读——选哪一个,都能让我们不用被纳入升学率计算基数里面。

艺考靠技术,借读靠门路,在学校眼里,只有出国是大部分家庭“咬咬牙”就能为孩子谋划的“更好的出路”,也是班主任约谈时的重点宣传内容。我能感受到,老师们对学校升学率的在意,远超过我们这些学生到底会变成啥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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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分班后,新数学老师用半节课的时间宣讲“女生能学好数学”,让沛沛深受鼓舞。在平均分35分的高难度全校数学摸底考试中,她考了58分,班里只有2个60分以上的男生压她一头,其中一个还是数学竞赛生。

那天晚自习,沛沛抱着习题册在数学老师办公室门口等了半个小时,直到老师终于和他心爱的数竞男生结束了愉快的交流,她才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向这个看起来真诚而热情的老师,询问起了困扰自己已久的“更优解”问题。

数学老师并不知道,在沛沛的问题背后,藏着多少她的认可和期待。或许是被能在差班里得到一个数学竞赛生的意外之喜冲昏了头脑,也可能他从未关心过60分以下的学生的名单,在花了10秒钟扫读题目后,他告诉沛沛:“你不需要知道这么难的题,考试的时候遇到就直接跳过,你做不出来,只是浪费时间而已。”

之后,沛沛再没有主动走进过数学办公室,她对待数学课的态度变得敷衍又冷淡,而数学老师对她的态度也一样。后面2年,隔着一张窄窄的讲台,当科老师和当科成绩最好的学生,仿佛一直在一种沉默的气氛中诡异地对峙着。

赵祺心思单纯,对什么话该说什么话该瞒,常常不能做出准确判断。有回上课,她俩讲小话,数学老师只点了赵祺的名字,课后还找了她谈话。谈话内容被赵祺大大咧咧地转述给了沛沛——“以后不要搭理同桌”。我当时脑子一抽,也搭腔说上个月数学老师给我妈妈打了电话,说沛沛带坏了我。我记得当时沛沛笑了,看上去很释然。

我并不知道沛沛到底有没有听数学课,她即使在课上偷偷写物理作业,也会“很给面子”地压在数学卷子下面。二轮复习开始后,数学老师每天课上都在讲解“如何蒙对答案”,或是告诉我们遇到不会做的题时可以拿到更多分数的考试技巧,张口闭口都是“你们女生做不出最后三问”。在这样的几节课后,沛沛彻底从数学课上消失了,数学老师也只当她这个人不存在,一次也没有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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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没放弃我们这些差生的老师。

历史老师是位在学校教了10年的老教师,60岁左右,平时讲话严厉,笑起来却和蔼,讲知识点总是一针见血。赵祺见了他就像老鼠见了猫,沛沛却最喜欢他。他从不嫌弃我们这个由学渣和刺头组成的半文不理混合班,他看着人头稀稀拉拉的教室说:“你们做我的最后一届学生,我很荣幸。”

在我们高二、高三那2年,学校又开了2所分校,本部也在大规模扩招,在有限的师资力量之下,教育资源无限地向优等班级倾斜,我们班则成了甄选新教师的实验室。班里分到的几乎都是刚刚毕业的新老师,他们有时教不了多久的课就会被换掉,还有几位甚至还没有考下来教师资格证。

高二下半学期刚开学才1个月,历史老师就突然离职了。当时学校里疯传说他是被校长的亲信挤走的。新来的历史老师刚大学毕业,赵祺没心没肺地开玩笑说:“要不把语文老师也换了,这样我们所有任课老师就都是第一年调来(上课)的了。”

沛沛嗤笑一声,翻出了一篇赞美学校、夸校长“治校有方”的文章,署名正是我们语文老师。他是个颇有资历的老师,还带着一个竞赛班。在我眼里,他教我们,已经是“学校的恩赐”了,只觉得沛沛对老师的看法有失偏颇。

一次月考后,我的想法有些动摇了——我们班一位从小只练字、不读书的足球特长生,写了一篇狗屁不通的作文,竟然莫名其妙拿了全班最高分。语文老师直接将他的考卷复印出来,贴在了教室后面的白板上。路过的同学都会一边嘲笑内容的离谱,一边赞叹卷面的精美。语文老师可能没细看过内容吧,想着学校对外那所谓“拥有全市最好的师资力量”的“人设”,我有一瞬间觉得荒唐。



4


学校追求军事化管理,每年都组织考察团去衡水中学观摩学习。“衡水”就像是真理的代名词,老师们考察回来后,觉得我们和那些就算学校爆炸都能雷打不动写卷子的衡水学生比,简直就是一滩滩的烂泥,于是也更加严格要求守纪律。

这种严格直接体现在学校对我们跑操的管理要求上。

因为校园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除了行政楼、教学楼、学生宿舍和食堂之外,留给操场的空间捉襟见肘,跑个800米测试都要绕操场跑上近3圈。每次“大课间(跑操)”,全校将近2000学生扎堆在这个螺丝壳里,每班一个方阵,“摩肩接踵”,踩到前面同学鞋子是常事。按规定,跑过主席台的时我们要喊上4句励志口号,后面同学吐气就喷在前面人汗涔涔的脖子上。

女生只有生理期时才能不跑操,学校允许每个女生每月请假1天,但需要去医务室开假条。其他逃避跑操的办法,包括躲厕所、系鞋带之类的,都被严防死守。不用跑步的特权,只有赵祺有。但这对她来说并不算是优待,而是一种折磨,所有的“大课间(跑操)”和体育课,都成了她专属的开小灶时间,甚至早自习时也会被抓去练鼓。

沛沛是那种被陌生人碰到会整个人弹开、连食堂排队都自动保持1米距离的人。面对这样的跑操方阵,她每次都蹭在队伍最外侧。后来老师们嫌学生身高参差不齐,让方阵显得混乱,又要求每班都按身高重新排序。沛沛只又跑了两次,就在体育课上扭伤了脚,伤好之后,“脚伤未愈”成了她不参加跑操的合理借口,即使所有人都知道她每天回家前会先在操场跑两圈,也没有人去拆穿——她的确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受的伤,校医检查后送她去了医院,可我却被一个想法吓到了,自己为什么会在有一个瞬间怀疑沛沛在自残?

我从小体育不好,长跑测试时,都是跟“大部队”隔着半个操场艰难挪动,是个让全班同学一起给我喊加油的困难户。对我来说,15分钟跑操的步调和速度,既不是慢跑也不是冲刺,夹在人群中间,怎么跑都不舒服。我时常跑完就腹痛难忍,习惯成自然之后,有一天洗澡的时候,我看着自己的大腿,突然想,如果这里开一条口子的话……我赶紧给了自己一巴掌停止想象,觉得自己一定是疯了。

高三上半学期,一次我痛经到直不起腰,找校医请假,只听到一句:“你这个月的假已经用掉了”。

那天凌晨1点多,我在家赤脚摸进厨房,怕用菜刀会感染,只敢洗了水果刀。月光被防盗窗栅截成一道道的,寂静中只能隐隐听到我爸的鼾声。我把脚架上灶台,闭着眼划了下去。想象之中的疼痛并没有到来,我又来回割了好几下,腿上只留下了几条浅浅伤口,状似手指被纸张边缘割伤之后的样子。

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因为我并不敢用力。我把刀洗干净又放了回去,躺回床上把自己裹进毯子,泪水流了出来,逐渐不能控制,哭出了声。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对跑操如此介意,或许只是因为当时学校的压抑气氛让我始终难以找到出口,才频频想法极端,情绪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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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益繁重的学业压力下,我们的晚自习时间变得更长,作业也越来越多,不住校的同学也必须要上晚自习。有个女生提出,她无法在晚上10点半结束自习后独自一人坐地铁1个小时回郊区的家里,也被“学成归来”的老师们用一句“叫家长来接”堵了回去。

我有很严重的“飞蛾恐惧症”,每次看到教室窗户上趴着的一团团飞蛾时,都会感到灭顶般的恶心。我不知道这种恐惧在医学上是否有定义,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可以克服的无病呻吟或是过度焦虑的一种外在表现,我只知道每天晚自习时自己都处在崩溃的边缘。我向班主任提出了回家自习,班主任只回了我:“就算病得起不了床,也得给我爬来晚自习,何况你这点不痛不痒的毛病。”

沛沛却总能轻易地从晚自习的牢笼中大变活人般消失,甚至没有递交过正式的假条。有时巡查的校领导问起教室第一排正中间的空座位是怎么回事,老师们就掩饰说那个座位本来就没有人。

我有时候觉得沛沛像个暴发户,她总是不吝啬展示自己拥有的,在学校里活得张扬,有时候又能感觉到她行为的刻意,似乎有意把自己与别人之间的差别待遇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嫉妒她。

沛沛好像什么出格的事都做了,却又都做得不太过分。学校纵容她,不仅因为她成绩拔尖,也因为她从不带着旁人一起搞事。

高二寒假补课一直补到除夕当天,有几个同学气不过,想向教育局联名举报学校。他们邀请沛沛一起加入,但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后来我听说,真有学长把举报信递到了教育局,这让我们的假期延长了几天,但那几个同学也被一一揪了出来。

我有时觉得沛沛的分寸感已经到了冷血的程度。她从不对别人的事仗义执言,拔河比赛的时候不热血沸腾,运动会干脆不到场,就连原定的秋游被安排成了月考,全班群情激愤,她也只是平静地抬抬眼皮。我听她初中的同学说过,她在初中时是班长兼学生会主席,每个老师都认识她、喜欢她,甚至全校同学都知道她。这让我很困惑:一个人进入新的环境,真的会改变得如此彻底吗?



5


升入高三后的气氛日益压抑,是那种不管你做什么都觉得累的压抑。学校有个没什么人知道的心理咨询中心,但排队预约需要等上1个半月。

班上转来一个学姐,班主任说她是两年前因病休学的,今年继续回学校来准备继续参加高考。我们都知道那个“病”是抑郁症。学姐看起来精神不完全正常,加上成绩垫底,亲近她的同学很少,但沛沛却很照顾她。

高三下学期开学不久后,赵祺突然告诉我,她喜欢上了同寝室的一个隔壁班的女生。我以为她是在开玩笑,沛沛也说她只是压力太大在发疯,她却说自己从高一就很喜欢那个女生。赵祺明明之前交过两任男友,我和沛沛都见识过,她跟哪个都海誓山盟天崩地裂似的。这次的“新女友”我们也见了几面,女生说自己的性取向并不是同性,只是喜欢赵祺,所以愿意接受,这更让我和沛沛觉得她俩就是不成熟的小打小闹。

半个月后,赵祺和那个女生去开房了,开始偷偷钻研一些奇怪的成人课题,午休时会突然哭,有时甚至愣愣地放空大半节课。她越来越多的时间都不在教室里待着了,跑去隔壁班找那个女生,称病回寝室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她俩的情况太过显眼,很快引起了学校的关注。或许因为这并不是普通的早恋问题,又或许因为赵祺的身份特殊,学校并没有简单粗暴地勒令她们分手。捕风捉影的话不可信,班主任便从我和沛沛身上下手,试图确认些什么。找沛沛,被她用一句“不知道”打发了,于是他就认准了我。我没有沛沛的敏感聪慧,被班主任高超的谈话技巧带跑,说漏了赵祺的一些事,顿时夹在了学校和赵祺之间,处境尴尬。

这样的“实锤”将事情闹到了校长那里,听说赵祺在家里遭了一顿毒打,回学校后也不再和我说话了。我多次主动跟她聊天未果,在一次我又主动跟她示好时,她彻底冲我发火了,那次之后我们再没说过话。

我一方面为自己委屈,一方面也知道的确是自己出卖了她。回家后我坐在床边大哭,希望爸妈能心疼我,想以此逃避回到学校面对尴尬的处境。我也的确开口这样恳求了,但爸妈说我应该拿出直面问题的勇气,他们相信我是个足够坚强的孩子。

可我真的是吗?

在这种时候,我只能向自己当时的男友倾诉。我们相处了1年多,经常互相倾诉高考的压力和在学校的压抑,每周末或平时有机会,都会出学校约会一下——也就是牵牵手,散散步,聊聊天什么的,相比于互相喜欢,我们之间更像是彼此都需要在压抑的、充满管束与限制的生活中抓住的一点慰藉。

和赵祺闹掰之后的一个周日,我和男友照例出去约会,但我们被发现了。学校对早恋抓得很紧,曾经发生过男女生在学校周围牵手被其他老师看到后拍照发在年级群里问是哪个班学生的情况。我们学校各个学年的校服有颜色差别,缩小“嫌疑人”范围并不难,周一早读时,班主任找到了我,还联系了我爸妈。

我和男友轮番被叫进办公室接受所有老师的“公开处刑”。我本来不觉得有什么,但班主任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把我弄懵了:“他是借读生,马上要去西藏参加高考的,你以为你们这是什么真爱吗?”他说我幼稚,要我们立刻分手,让我抓紧操心自己的高考。我从不知道这事,想到和我一起抱怨考试压力的人马上要借着政策去占分数线便宜,我就一阵恶心。

男友的班主任是个严厉的中年女老师,她批评我:“人家家里有钱有势,玩玩不要紧,你呢,你凭什么?”她从“女孩子要自尊自爱”说到“上了大学想怎么谈恋爱都可以”,这些话我好像听见了又没听到,想说话却没办法控制自己的嘴巴。

那天办公室里的一切好像都是模糊的,我没办法把视线聚焦在某样具体的物体上。我感觉自己像个笑话。那个梦境浮现在我眼前——我妈抱着我的尸体大哭,地上都是血,她声嘶力竭地质问我,为什么这么不负责任,为什么不为父母想一想。



6


那天老师和我家长沟通时,我走向了学校的顶楼,但通往天台的门是锁着的。我拿出手机搜索从6楼跳下去是不是一定会死,看到的回答是“不一定”。我坐在通向天台的楼梯上,校服袖子上一半沾着灰尘,一半是眼泪。

沛沛翘课来找我,第一次和我说,她有一段时间特别想自杀。她想好了要站在学校综合楼楼顶,贴着墙跳下去,这样每一层栏杆外伸出来的装饰花纹,就会把她的皮肤切割得血肉模糊,“打扫起来一定会很不方便吧”。

她用了一节课的时间来讲述自己匪夷所思的自杀计划,想好了各种细节:譬如,要把日子选在家长开放日,要提前联系记者,要留下什么内容可疑的遗书,要如何伪装成被谋杀……她想要一场被人注视着的死亡。

我说你这不是想自杀,你只是想报复学校,然后又问她是怎么想通的。她说,“之前教师节回初中看老师的时候,他们都说我长大了”。她没有继续说下去,无声地哭了。我们心中还藏着一些只要想起便会觉得能够为之活下去的东西,这何其幸运。

早恋事件的后续并没什么特别,老师本想让家长把我领回家好好教育,离高考也不剩几天了,好好劝我收收心,我妈却还是要我在学校继续上课。

那段时间我所有的压力都累加到一起,感觉自己随时要崩溃,开始厌学、厌食、厌一切。我再次想要逃避。以往我想要逃离时,爸妈都会鼓励我要靠自己的努力跨越高考这道高墙,这一次他们却默许了,同意了班主任的建议,决定送我出国。可能他们听说了年级里有同学自杀未遂正在抢救的消息,也担心我做出傻事。

于是,跑操和高考的煎熬都终止于高考前2个月。确认要出国之后我心里轻松了很多,日子开始变得不那么难熬。不再有人管我跑不跑操了,但每次听到大课间的跑操音乐,我还是会有肚子疼的生理反应。

正当我想着怎么再跟赵祺好好道歉赔罪时,她却休学了。

自打恋情被发现后,赵祺开始不太在学校出现,我一度怀疑她的精神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她社交软件上的消息还是往常那样轻快的语气。直到有一天,她突然在QQ空间里发了自己的全身裸照,照片上她染着绿色的头发,头发剪短了很多,不过1个月,看起来也瘦了很多很多,我几乎认不出是她。

那段时间我不再用上课,整天穿梭在行政楼里,被出国手续的签字盖章弄得焦头烂额。我敲过几百次办公室的门,整整跑了17天才集齐学校各大部门的各种签名盖章。那时我才大概明白了高一时沛沛在“追讨”校服时究竟经历了什么。但我猜她早已记不清那些感受了,毕竟现在校长顶着烈日亲自来给她送签好字的自招材料也是常有的事,即便从校长室到教学楼,不过10分钟的路程。

那阵子我跟沛沛各忙各的,只有几次在午后的操场上,我瞥见她挽着转学学姐的手坐在树荫下。我心中有嫉妒划过,但只要再想到赵祺,妒火便像被人迎头浇了一盆冷水,冷却得只剩酸涩。

5月,赵祺休学了。我们的生活没有为此发生变化,老师们的表情和语气照旧,就好像这个人其实只在我的梦里出现过一样。自习课上,班主任没有特意宣布她离校的消息,他忙着大发雷霆,让英语作文写不出“衡水体”的同学抄100页字帖。

赵祺的储物柜被清空了,她前排的座位被分配给别人的那天,我没上晚自习就走了,没人拦着我。

我才知道放学时的天色并不比晚自习结束时亮多少,篮球场上有一大滩积水,路灯的光昏昏沉沉地倒映在上面。我一时无法分辨自己心中是轻松多一些还是沉重多一些。我的高中生活,就这样淹没在这滩半明半暗的死水里。

高考前几天,我回校参加了毕业典礼。每个人上台,从校长手中接过自己的毕业证。我站在台边,听着校长和年级组长鼓励每一个即将参加高考的同学放平心态、轻松应考。只有轮到沛沛时,他们说:“你可一定要考个状元回来。”

时至今日,沛沛仍记得当时的场景,她说,类似这种“搞心态”的话,在她高考当天进入考场之前,都一直有老师在不断向她重复。



尾声


我目前还在国外读书,除了因为疫情不能回国让我更加想念父母以外,很享受现在的自由。

我和沛沛依然保持着联系,她考进了本省的王牌985学校,学了自己喜欢的专业。正因为没有听学校的规劝,选考了自己擅长的物理、政治和历史,她才真正成为了新高考选科中的受益者。

高中毕业3年后,那位学姐似乎已经彻底摆脱了抑郁,她发了一条朋友圈,说能看到这条的人,你们都是我真正的朋友——我是通过沛沛知道的,我不在她“可见”的名单里。

赵祺几乎不再跟任何高中同学联系,我听说她没有复读。起初我还能看到她朋友圈里发的一些很露骨的话或者照片,后来她把我和沛沛都删除了。没跟她道过歉,是我一直以来的遗憾。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牛嘉宇    运营 | 梨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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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6-19 11:06 AM | 显示全部楼层

追星第1600天,我从数据女工变成了格子间里的社畜 | 人间 · Z世代

 林小槐 人间theLivings  2022-06-18 08: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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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似乎已经过了能在凌晨5点去音乐节现场排队的年纪,也不再有冲动坐一整夜的卧铺“为爱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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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流星》剧照




Z世代玩家手册丨连载



上午10点钟多,结束了早会,打开手机,发现微博的“特别关注”里,在12分钟前弹出了新的一条消息提示,点开一看,评论区已经盖起了高楼。

原来是我的“爱豆”时隔9个月后带着“专辑先行曲”回归了,MV里的他,穿着朋克服装,扮演着超级英雄,或在旷野的舞台上弹着火焰吉他,或在沙漠里开着摩托纵横疾驰,唱着热血澎湃的歌词,恣意张扬地痛击“反派”——看来,他又一次做到了之前承诺的“把自己做好”,一步一步慢慢实现着他的“音乐梦想”。

摇滚乐的音符撞击着我的耳膜,入职一年半的我,穿着统一的制服,愣愣地坐在工位上,久违地有些激动,试图像以前一样给他评论——可能是许久没有关注他的动态,我过去引以为傲的“铁粉”标识已经掉了,我这才意识到,那段狂热的追星日子,已经远去很久了。



1


2018年,我在西安上大学,一心想读汉语言文学的我被调剂到了图书馆学专业,课业轻松。我对于未来的人生没有太多规划,偶尔去图书馆借两本小说,除此之外就是闷在宿舍追剧、睡觉,习惯于这种散漫的生活。

寒假,我从学校回到家里,一时无聊,抱着找点乐子的心态,打开了当时因为“导师表情包”而频上热搜的一档网络选秀节目。很久没有一次性看到这么多年轻好看的面孔了,一开始我觉得新奇不已,待后面出场的选手多了,各种表演目不暇接。正当我看得有些审美疲劳时,我的爱豆出现了——他留着一头脏辫,满脸写着桀骜,像是一头凶猛的小兽,眼睛格外明亮,显出刚成年不久的意气天真,是我从小就喜欢的野性坏男孩类型。

他甫一登场,其他“练习生”们纷纷认出,他是此前另一档大火说唱综艺的选手。团体表演结束后,他又主动要求单人加演。我先入为主地认为他要表演说唱,可出乎意料的是,他选择的是个人舞蹈的“solo”。在节目组随机播放的背景音乐辅助下,他有节奏地踏着节拍,自如地舞动双臂,整个动作浑然一体、动感俏皮,连那个速来以严格著称的导师,在表演结束后都明确肯定了他的舞蹈韵律——原来他的才华不只是说唱。

看完这期节目,我开始搜寻有关他的采访和物料,发现舞台内外的他截然不同:表演时的他,游刃有余、洒脱不羁,是舞台的精灵;台下的他,眼睛滴溜溜地转着,有时像邻家弟弟一般稚气调皮,有着初生牛犊的勇气与鲜活。粉丝们将他身上的这种矛盾总结为“奶痞”,这种反差,让我更加想要深入他的世界。

于是我去了解他之前的人生轨迹和他最喜欢的Hip-hop文化。与我前20年乖顺蹈矩的人生不同,他从小就很有自己的主意,在14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每天一放学就去练舞,后面则是签公司、做练习生,参加各种节目和比赛。

这种“自由”和“追梦”的感觉是我以前从未有过的,但这并不是我沦陷的全部理由。

2月,那个选秀节目组组织了一个“选手抽信读信”的活动,要求粉丝去到北京进行线下信件投递。我翻出高中以后就没再用过的花花绿绿的信纸,开始提笔。那封信写得啰嗦,一半在倾诉我自己的理想——想成为一名作家,另一半则盛放着我对他的土味情话彩虹屁。大年初六,我软磨硬泡,让妈妈同意了我去送信的请求,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还帮其他几个追星的同好也带了信过去。

从北京回来后不久,寒假结束返校。读信节目播出后的一个下午,我下课回到宿舍,室友们都忙于社团活动和学习,只有我一个人百无聊赖,看到视频网站上两天前更新了视频,抱着想看爱豆新鲜动态的心思,我点开了。不知道是我的祈祷过于虔诚,还是帮忙带信的举动真的有积攒到人品值,他真的从一叠厚厚的粉丝来信中抽中了我的!我听着他一字一句地读着我的少女心事,每读完一句停顿一下,进行点评反馈,还比了一个salute(致敬)手势。

第一次,我见到自己的爱意被偶像接收到,那一刻,世界仿佛失去了其他声音,我站起来连着在宿舍里蹦了三圈才平静下来——原来世界上真的有“心脏被击中”这回事。

彼时的我还不知道“营业”(指偶像的工作安排)这个词,只是看见我的爱豆在屏幕那端有些不好意思地抿起嘴,似乎有些意外,笨拙地组织语言回复着粉丝的喜爱,甚至有些语无伦次。我的心中涌起无限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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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为了能为爱豆做更多事情,我加入了一个“数据群”——给爱豆在选秀综艺节目上投票刷数据的——群名末尾的编号是5。

那些由表情符号和字母缩写堆砌起来的群文件,我花了很久才读懂:特定的emoji符号代表我爱豆,账号则是用“老鼠”或者是“小号”图案代替,节目里其他选手的名字,只能打首字母缩写。为了防止“对家”(别的选手的粉丝)冒充我爱豆的粉丝身份“偷票”,新入群成员需要给管理员发送自己微博主页、超话等级、以及之前的投票记录等截图,等身份审核通过之后,就可以去领号(那个视频平台的账号)投票了。

账号一般是50个“起领”——群管理员从淘宝商家处批量购买视频平台账号,然后统一分配发放给我们。账号都是淘宝卖家提供的手机号,密码被设置成了统一的,挨个输入进去,每天每个账号都能给爱豆投上一票,运气好的话,会发现某个账号还开了那个视频平台的会员,就可以多投两票。

群内有不少“劳模”用手机、电脑、平板同时进行“高效投票”,还有做程序员的粉丝给大家提供了可以“自动连点”的小程序,但很快又被管理员否决了——因为视频平台的计票系统若判定是“机器人投票”的话,不计入数据,所以还是“人工点击”的方法最保险。

我看不懂那些“高端”的操作,就还是拿着手机用最笨的方法,一个个来,投几票以后,就打开飞行模式,再关闭重启手机——听说这样才能投出“有效票”。

从早上8点坐在教室里开始,我记完两笔笔记,就赶紧切换账号,遇到“水课”,干脆头也不抬,全神贯注给爱豆做数据,吃饭取快递的时候也在埋头投票——饶是如此,我一天最多也只能切换200个账号。偶尔迷茫地抬起头,看着屏幕上正在学小猴子动作的爱豆,我也会怀疑这样做的意义。

但每天都有真情实感的“小作文”被发布在群内和“超话”里,管理员总是有所谓的“内部消息”:我们的爱豆,只是“资本随便扔出来的一枚棋子”,他的公司根本不在意他出不出道。

之前我也算喜欢过明星,但从没有像追我爱豆一样全情投入:十几年前也看过一些“古早选秀”,在小超市里买过印着选秀前几名选手身高体重血型喜好的书皮;再后来喜欢上了一个演员,也只是专门找他的综艺和剪辑看看,最多就是他演话剧时候买了张一等票,他拍的电影,还要看质量才决定是否去看。

虽然对“饭圈”的一些话术早有所耳闻,但一旦身处其中,还是很难逃开群体效应。有时候我想要反驳,但环顾四周,如果所有人都在这样做,而我不做,就感觉我的爱豆一定拿不到好的名次。

后来,我发现了更加省力的投票方式——当时赞助节目的饮料品牌推出活动,每购买一箱就赠送1个投票码,1个投票码相当于96票,比一个一个“切号”快多了。于是,我宿舍的阳台上堆了好几箱花花绿绿的饮料,那半年我一直拿这个饮料当水喝。还好宿舍其他不追星的舍友们都很体贴,把我这儿当成了小卖部,体育课时也拿这饮料解渴,再给我微信发个红包,或是在食堂请我一顿臊子面。

我到底为爱豆投出多少“有效票”,无从得知,最忙碌的时候,电脑上放着节目,我却没心思去看,那串用作密码的数字,几乎成为了刻在我指尖的肌肉记忆。

随着选秀赛程的进行,竞争日益激烈,投票机制改变,我也开始着急起来,潜移默化地认同那些“小作文”:我的这一票一定很重要,万一少了我投出的这些票,爱豆就不能出道了怎么办?他情真意切地读过我的信,我应该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报答,我一定要帮他逆天改命……

快到总决赛时,“超话”里更是有流言传出,说他不可能出道的,公司并没有把他推进“出道位”的打算。言外之意,是资本随时可能会把他放弃,公司不会为他想办法或是花钱,只有我们粉丝才能帮助他实现梦想。我心疼极了,投票投得更狠了,每天一睁眼就拿起手机“做数据”,很多时候上课也在头不抬手不停地“打投”。

总决赛那天下午,我在校门口的热干面摊前一边排队一边投票,“切号”太过投入,以至于都没有发现男朋友走到自己跟前。他很生气,觉得我追星太疯狂,忽视了他的感受,我们当即大吵一架。

当晚,虽然还在因为吵架难受,但我依然准时守候在屏幕前。节目现场的应援灯光和尖叫声此起彼伏,我们学校的女生宿舍楼也出现了空前的盛况——随着每一个选秀选手名字的公布,就会传来一阵尖叫或者哭声。我爱豆的名字是第一个被宣布的,我的视线也随之模糊——虽然没有前面几次比赛的名次好,但是还好没拿到传说中的“祭天剧本”,第一个被宣布出来,反而让我觉得松了一口气。我推开宿舍门,混在自发欢呼的人群里嚎啕大哭,分不清自己的眼泪是在为谁而流。



3


爱豆出道了。

我本以为机械重复的“做数据”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然而,很快“数据群”里又发布了新的投票链接,同时,我们要处理的事情也又多了一项——“反黑打卡”——就是对那些发布爱豆负面信息的微博和用户进行举报,好把他们账号封掉。为此,我还买了几个微博“小号”。

我自认为是个比较理智的人,从来不参与网络骂战,但是每次打开链接的时候,猝不及防看到“对家”辱骂爱豆的难听字眼,还是会觉得极度不适。这个“反黑打卡”甚至一度影响到了我每天的心情状态。最终,我也可以做到操作熟练,眼睛自动屏蔽污言秽语,直接举报。

2个月以后,我开始考虑考研的事情,不想再把精力放在这种无意义的“数据女工”劳作上,这只会消磨我的爱意。我很快找到了一些新的替代方式,比“做数据”更能在饭圈中立足。

第一个,就是给我的爱豆花钱——虽然这些钱,并不是直接进他的口袋——爱豆上了封面的时尚杂志,要买;爱豆的代言产品,买;爱豆的演唱会,看。就这样,我买了很多自己根本不爱喝的咖啡,包装扎破我手指的护肤品,还有毕业时已经扛不动了的一堆杂志。

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集资”链接等着我打款——演唱会的应援,生日会的礼物,这些都需要钱。这些链接由后援会或者其他的粉丝“个站”(专门发特定明星图片、消息、行程、周边、应援的粉丝个人账号)发布,多开设在专门集资的APP上,还会按排名显示每个人的“参与金额”,有时候看见自己的ID排名在前100之内,我就会觉得很满足。大多数时候,我只参加后援会的集资活动,毕竟是“官方组织”,钱款的去向能看到公示——那时候经常有别的明星的粉丝“站子”(明星的粉丝对于明星官网、后援会、粉丝论坛等的称呼)卷钱跑路的传闻。

在爱豆开第一场个人音乐会的时候,我忍痛花了1000多块钱,为自己争取到“优先购买前排门票”的权利。

我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不允许我拿着父母的钱去挥霍,好在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签约写短篇小说,偶尔也接一些商稿软文,还在帮一家教育机构运营公众号——这些收入被我全部投入到了这一场浩大的应援之中。现在想来,那个时候似乎被这个圈层PUA了一样,陷入了“花钱才是真爱”的吊诡逻辑,似乎这样,才能够证明自己对爱豆的爱意货真价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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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氪金晒单”以外,我还会做一些“二()创()内容”帮爱豆宣传。我不时会把他的精彩舞台表演和MV精华段落剪辑成视频,发布在微博和B站;也会用他的歌曲剪辑时下热门的影视剧,希望能“安利”到路人成为爱豆的粉丝。

与此同时,因为一些表白“小作文”,我在粉丝群体中拥有了一些小小的知名度。2018年3月,有粉丝“个站”联络我加入他们的“文案组”。这个“个站”当时已经积累了5000多个粉丝,由10几个粉丝在经营,比起拍摄前线“出片”的“站姐”(使用相机拍摄偶像的粉丝)和负责修图的美工,文案的工作较为轻松,除了编辑公告文字,就是欣赏完爱豆新出的美图后吹一波彩虹屁,这正是我的拿手好戏。

在我们的经营之下,“个站”的粉丝数很快达到了2万,这让我感到骄傲,还在新闻摄影选修课的课前以此为案例,向老师和同学们分享一个粉丝“个站”是如何分工运营的。

老师迷惑不解地问:“他们做这个事业,能赚到钱吗?”

事实上,确实也有人能赚到钱——有一些人会把这项工作经营成一摊生意,做明星周边或者做“代拍”卖照片。我也买过不少“站子”制作的PB(photobook,由站姐拍的明星照片排版而成的小册子),赠送的“手幅”(粉丝应援时手中拿的小型海报)、徽章、钥匙扣一类的小东西,除了收藏起来吃灰之外,毫无用处。

那时候的我并不知道,我以为的“用爱发电”,不过是某些人的敛财手段。直到粉丝“超话”里陆续有“挂人”(在某个平台上面将别人的相关身份放出来让其他人都可以看到)的帖子出现,我才知道自己辛辛苦苦兼职赚来的钱,大都流入了一些“大粉()”的口袋。



4


比起线上为爱豆应援,参加他的线下活动更让我兴奋激动,不仅能亲眼见到爱豆真身,还能认识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好。

2018年9月,我买了3盒爱豆代言的咖啡,抽中了他“上海见面会”的门票。男朋友一直反对我追星,从“打投”时起就因为我抽不出时间陪他经常和我闹别扭。得知我中了门票以后,他更是强烈反对我去上海——我本打算偷偷地去,但没忍住在朋友圈分享了这份喜悦,结果忘了屏蔽他的好友。

“是不是如果他明天和你告白,你今天就会和我分手?!”男友气急败坏地问。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只觉得以前心目中风度翩翩的男神竟然变得如此普通自信又胡搅蛮缠。

“当然。”留下这句话以后,我转身就走。

手机震动着,男朋友还在尝试给我讲道理:“我真的不懂,从前你看电视剧夸男演员好看我也没有拒绝让你看,可是你现在喜欢他的范畴很显然已经超过了那个度,包括你在朋友圈发定位‘在XX床上’之类的表情包,都让我很不舒服。”

回到宿舍后,我把男朋友的联系方式暂时拖进了黑名单。以前他怎么吃醋,我都只当是闹小脾气,也承认他说的一些话其实也很有道理。可是这次是我中奖得到的见爱豆的机会诶,是我和爱豆之间幸运小默契的延续,他怎么能让我放弃呢?

周四下午没课,我翘掉了周五上午的课,独自坐了一夜的软卧,一大早被定好的闹钟叫醒,在晃动的卧铺上化妆。不知道是因为火车摇晃还是因为太过激动,我的手一直在抖,一截短短的眼线,反复擦了又化。我那时以为爱豆喜欢乖巧型的女孩,所以那天打扮得并不swag(Hip-hop圈常见的用来夸一个人“很酷很厉害”的词),只是在眼皮上涂了很闪的眼影,希望灯光打到的时候,他能多看我一眼。

一下火车我就直奔见面会所在的商场,刚好赶上开门。找到见面会会场时,已经有不少人到了,我赶紧占了一个靠前的位置。

漫长的等待过程中,我和其他粉丝交换了“手幅”、贴纸等周边。得到入场资格的大约有200人,大多数都是女孩子,偶尔能见到一两个男粉。抬起头,还能看见二楼三楼也同样围满了人,手里举着印着爱豆头像的“手幅”,时不时因为商场屏幕上滚动出现的爱豆广告而尖叫。

然而爱豆出场的时间一拖再拖,从中午拖到了下午。那2个小时显得格外难熬,我频频看表,担心误了飞机——第二天虽然是周六,但是有我辅修的第二学位的考试。

等爱豆真的出现在我面前时,考试什么的都成为了无足轻重的琐事。他真人比节目上帅气很多,看着他就在我10米左右的地方谈谈笑笑,我有种不真实的恍惚感——然而,当看到“购买金额前三名”的富婆粉丝可以直接走上台和他面对面说话,还有签名照等额外福利拿时,我的心里还是泛起浓浓的酸味。

见面会结束以后,我踩着晕乎乎的脚步,差点在机场走错了方向。虽然为了考试不挂科,我返程这一路到考试前再没有合眼,但坐在考场时,心里还是装满了幸福感。我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我和所有定位为‘女友粉’的粉丝一样,曾短暂相信过自己是真的和偶像恋爱了的错觉幻想。”

最开始让我“入坑”的那封信的隔空互动,带来的连锁反应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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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和男朋友分手了,尽管分开时一地鸡毛,心中却还是有些难过。爱豆在音乐平台上有一个“私人歌单”,简介里写了对粉丝说过的话,收藏了很多甜蜜歌曲。于是我给他的音乐账号私信道:“能不能推荐几首和失恋有关的歌啊,我心情不好。”

第二天,歌单第一首赫然出现了一首与分手有关的英文歌,和他从前收藏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我有些惊喜,此后就把这个歌单当成了我和他心照不宣的游戏。我想,微博等主流媒体的留言,他应该很难看见,但是如果在音乐平台私信的人不多,他是不是有机会看到我呢?

带着这样的幻想,我坚持留言,然后在次日打开看爱豆更新收藏的歌单。对不上的时候,我假装没看到,对得上的时候,我就欣喜若狂。

那段时间,恰好爱豆的微博又放出一段demo,歌词唱着分手后劝女孩多出去走走,别理会渣男。我几乎感动得要哭出来——我前20年培养出来的理智被感性击溃了,我想,他一定也是记得我的,只是碍于爱豆的身份,所以才选择这样的方式,默默守护着他的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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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春天的时候,爱豆开始自己的音乐会巡演。

3月,他来到西安参加音乐节,在这场活动中,我结识了一个99年的“女友粉”,是我学妹的好友。我俩加了好友之后,几乎天天聊天,分享爱豆的最新动态和自己写的“梦女(幻想自己和偶像发生互动的女孩子)小剧场”,她笑说,让我叫她“X妃(X是爱豆名字)”。

5月,我因为之前集资时的出色表现,获得了“优先选购前排门票”的资格。这次再没有人阻拦我的追星之旅了,我也学会了早做安排。我先在粉丝群中招揽一起去的小伙伴,然后大家一起讨论住什么酒店和拼房的方案。

在酒店大厅和大家碰头时,偶尔会“社()恐()”的我,居然主动向前一步,看着她们行李箱上花花绿绿的应援物打起招呼:“你们一定也是‘X姐姐’吧?”

演出那天下午,我点了冰沙奶茶,美滋滋地小口啜饮着,心里憧憬着:晚上演出的互动环节,会不会幸运地让爱豆挑到我呢?

演出现场,的确有让人艳羡的互动环节,却没有挑中我——明明已经扮成了他喜欢的动漫角色,特意拿彩色的喷雾把发尾喷成了一红一蓝,希望他能多看我一眼,甚至在他从舞台走到我这边观众席挑人的时候,有那么一刻,我们目光对上,我不安地低下头,不敢举手,也不敢多看他一眼,只是听着自己如擂鼓般的心跳,颤抖着手在备忘录敲下自己当时的感想:他真人真的好好看他看过来啦可是我好紧张能不能抽中我求求了。

那一瞬间,我甚至感觉他也愣了一下——虽然极有可能是我的错觉。

那天晚上回去以后,我彻夜失眠,幸福感和失落感交织在一起,让我变得亢奋无比,我单曲循环那场演出的歌曲直到深夜。那一刻,我忽然觉得那些熬夜打投的票、深夜听歌流的眼泪、熬夜码字省吃俭用给他花的钱,都有了意义。

关于去现场见他这事,我也有些遗憾——2019年他出道以后的第二个“生日会”,想着考研任务重,我没有去参加。那时我默默许愿,就这一次了,往后每一年的“生日会”我都不会再错过。

谁知道在那之后,竟然再也没有一场线下“生日会”能如期举行了,我后面再也没去过现场见他。



5


2019年的后半年,大四上学期,我终于开始踏实准备考研,主动戒断追星,放弃了很多近在咫尺的爱豆见面活动。手机里装了“FOREST”(提高专注力的一款APP),每天一睁眼就要跑去图书馆抢占座位,12小时的学习时长,让我无法在海量的单词和专业课知识点当中分出太多心思给予爱豆关注了。排队买麻辣拌的时候,在路边小店里听到一首他的新歌,我会激动地拿起手机录下来,算是属于备考时的小小快乐。

后来这样的时刻也越来越少——为了节省更多时间学习,我一天只吃两顿饭,学习的时候也不再听歌了,因为理想的院校近两年加起来只招收不到5个研究生,我实在没有自信成为其中之一。

从这个时候起,我的人生漫过了无忧无虑的时期,考研、论文、毕业、就业、落户,一个又一个的挑战接踵而来,让我恨不得一天有48小时。我不再每天抓着手机一天看爱豆几百遍,想着能为他做点什么,也不再津津乐道自己的粉丝身份,而仅仅把他作为一个支持着我奋斗下去的意象,像月亮一样挂在那里。

有的时候看见网上的段子说:“不要心疼哥哥了,哥哥比你有钱多了。”我也不由得跟着自嘲般苦笑:他的音乐之路在步入正轨,而我的未来,还不知道能不能拨开眼前的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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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春季,我考研失败,由于疫情在家里躺了半年,连毕业照都没能回到学校去拍。

爱豆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迷你专辑”,我刷到手酸才终于抢到一张,截图发了个朋友圈。收获了无数与我同样蹲守了一晚上的粉丝们的评论,有和我一样抢到的幸运者,也有没抢到的唉声叹气。

那似乎是我在这个所谓的饭圈中最后一次际遇。再后来,铺天盖地的疫情新闻,让共情能力比较强的我进入了一段抑郁状态,每天除了刷搞笑综艺和睡觉,对于别的一切都提不起精神,对爱豆的关注也进一步降温。

本来以为到了夏天疫情便会好转,可是6月疫情的反复,再次让我的心情跌落谷底。我在家里复习考研“二战”,选择了一门更好考的专业。可心里满满都是迷茫:这一年的荒废,可以当做gap year,也可以“甩锅”给疫情,但到了明年呢?

这么一想,我便去参加了一个适合我专业的体制内岗位考试。没想到,过了。后面的面试、体检、政审都算顺利,我也就放弃了“二战”。

2021年1月,我迷迷糊糊地开始了入职培训,接触了一些还不错的同事和朋友。他们多数是研究生和博士毕业,比我大一些,就算有喜欢的明星,也不曾像我过去那样疯狂和投入。还有些人几乎连我爱豆的名字都没太听过,倒是知道选秀节目里排名更高的选手,平时也提起过对疯狂粉丝行为的不解。尽管我自认为是个“理智粉”,但鉴于大部分人谈起追星族都会有些先入为主的印象,于是便很识趣地把追星这个话题永远埋藏在了心里。

经过短暂的适应期后,要学习的东西一下子多了起来。我从学生变成了真正的大人,疲惫不堪地应付着每天到来的任务和领导的要求,给个人生活分配的时间压了又压,用在追星的时间更是所剩无几。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肆意染发、化夸张妆容,我变得一点也不swag,和前辈打交道时会戴上乖巧的假面,生怕哪个言行举止甚至是打扮太跳脱,会被同事们背后议论。 

周末时间,我也多数用来在单位周边走走,和同事聚个餐,不然就是窝在床上看书刷剧睡觉,或者写写文章补贴一下在北京显得极其微薄的工资。那些挥动着荧光棒,在台下声嘶力竭的记忆,从此变得离我很远很远。

当初做文案的“站子”,在疫情来之前就关闭了,“前线站姐”也要去考试,大家没有资金去买“代拍”维持更新了,就这样,在我记不得的一个普通日子,“站子”解散了。

曾经一起“工作”过的“站姐”、美工、文案,都四散在我的微信列表中,有的由于没有备注,可能也就在某一天清理联系人的时候删掉了。一起日夜讨论爱豆、痛骂娱乐公司不作为的同好们,有的人考上了大学后就不如高中时有空闲时间追星了,有的人像我一样毕业上班,加入了普通的社畜生活,还有几位仍然奋斗在追星一线的,也早已换了爱豆,去了别的粉丝圈子。曾经关系最好的“X妃”,也早已失去联络,我看她换了别的头像和朋友圈背景图,点开她的朋友圈,只剩下一条短短的横线。

只有在爱豆发新歌时朋友圈出现的一波小小的刷屏,才让我意识到有些人原来也没完全离开。有时候兴奋地评论一句“原来你也喜欢XX!”,发现对方其实曾是一起蹦过音乐现场的“姐妹”。大家互相笑笑,又各自散在人海。



6


打开“倒数日APP”,它告诉我今天是我喜欢爱豆的第1600天,而距离我最后一次去活动现场见他,已经过去了1000多天。

像livehouse这样的娱乐场所和大型演出,现在都是防疫的重中之重,我已经快要记不清身处livehouse的粉丝之中是什么样的感受了。想想,就算在邻市有场演唱会又如何——申请出京的表格该如何填写,领导会同意吗,万一疫情有变,我需要隔离多少天?

似乎只要动一下这个念头,紧接着而来的一连串问题就会把我击倒了。我似乎已经过了能在凌晨5点去音乐节现场排队的年纪,也不再有冲动坐一整夜的卧铺“为爱奔赴”。那颗曾被他点亮过的少女心,似乎已在短暂跳动之后回归平静。

距离2018年的选秀大潮似乎已经过去很久,但不可否认,那段日子在我生命里留下了不少印记,时不时地会突然从某个时间角落跳出来攻击我。

我再也没有看过别的选秀。我终于能够平衡好工作和个人时间,花费更多的时间用来提升文笔,写些小说文章,大概也算是对得起当年给爱豆写信时许下的写作梦想。看到他在MV里闪耀的模样,好像我当初我想要为他写的那本小说里的男主角啊!

编辑 | 王朝辉    运营 | 梨梨



林 小 槐

“天气好极了,钱几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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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7-2 09:1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被导师PUA的3年 | 人间 · Z世代

 梅子汤 人间theLivings  2022-07-02 08:07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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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年的折磨,我发现老板最在意的只有一件事:在课题组里,她的权威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挑衅,所有人都必须对她的命令言听计从。什么学术和科研,在这条“铁律”面前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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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偶然与想象》剧照




Z世代玩家手册丨连载



2021年6月17日,是我研究生毕业的日子。这一天,我已经期盼太久了。当火车开动的那一刻,我给同门小薇发去微信:“走了,车开了。”她回复:“走吧,3年了,终于解脱了,以后我们都会越来越好。”

南方的梅雨季,车厢里人潮拥挤。正望着车窗上被风吹得斜向后流去的雨滴,突然感到手机震动,打开一看,是辅导员在年级群里通知“21日举行毕业典礼”。我烦躁地关掉手机,塞进包里——这场毕业典礼,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参加(小薇也是),不去的理由只有一个:不愿意再见到我们称之为“老板”的导师。

几天后,小薇发来消息,兴奋地告诉我:在毕业典礼上,其他学生都在和自己的导师合影留念,只有她满场乱转,寻找我俩的身影,遍寻无果后,还对辅导员大发脾气。

我哈哈一笑,回复了两个字:“活该。”



1


我曾经在心里无数次地幻想:在毕业答辩那天,当评审老师宣布我审查合格,准许毕业的时候,我将会是怎样的兴奋与激动。然而在现实中真的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却心里没一丝波澜,平静到自己都有些意外。

毕竟,临毕业前3个月,我还在被导师威胁延期毕业。

被威胁延毕的原因,说起来匪夷所思——我又一次因为打扫办公室卫生不彻底而被挑毛病。导师将我喊到办公室,指着水杯底部的一个指纹印问我,“为什么不清洗干净?”我习惯性地向她认错,道歉,告诉她我下次会注意。那阵子我正因为毕业论文忙得焦头烂额,实在没有多余的力气去应对她的无理指责,反正这样的事情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无论我做得好坏,她总是会挑出些毛病的。

也许是我稍显不耐烦的态度激怒了她,突然间,她将水杯重重地砸在桌上,开始厉声数落我的不是。从我打扫卫生不认真,到我写的论文像垃圾,再到我的态度问题,最后又重新提起了我研一时想要换导师的事情——提及此事,她内心的怒火再次被彻底点燃,她恶狠狠地看着我,说道:“你延毕吧!”

这四个字犹如一道惊雷从我的脑中劈过,泪水瞬间夺眶而出。我深知这3年来她想尽办法漠视我,打压我,辱骂我,这些我都认了,也都受着,全是为了可以顺利毕业的这一点希望。如今我绝不能连这点希望都失去。我颤抖着声音向她连声道歉:“对不起,林老师,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保证我绝对不会再有下一次,请不要让我延毕,我承受不住。”

“什么叫你承受不住?承受不住怎么办?你要怎么办?跳楼吗?咱俩一块跳吧,好吗?还是你要到医院去,开个抑郁证明,啊?你是在威胁我吗?”她厉声说道。

我用尽全力压制住自己的泪水,平复自己的嗓音回答她:“我没有!”

几分钟的沉默过后,她抬起头告诉我:“我再给你1个月的时间证明自己,做不好的话,你知道后果——我说得不仅是打扫卫生的事儿,听懂了吗?”

我连忙点头:“听懂了,谢谢老师。”

她不耐烦地摆了摆手,示意我出去。

我不知道自己那天是怎样从办公楼回到宿舍的,恐惧使我的身体止不住地颤抖,我感觉自己好累,累到了极点,我用尽全力爬上床,任凭泪水落下。

上一次我这样哭,还是研一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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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16日,我带着录取通知书来到学校报到。学校里到处是红色横幅,上面写着“欢迎新同学”,一片喜气洋洋。4个多月艰难备考后的成功上岸,继续攻读医学技术类方向,我对自己的研究生生活充满了期待。

办理入学手续后,我第一时间联系了我的导师。读研阶段,导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仅手握学生毕业的“生杀大权”,更影响着我们在校时的研究方向、实验项目内容、奖学金评选、学术成果发表等方方面面,有些导师甚至能够在弟子求职时依旧“余威尚存”。因此,我在暑假便专门跑到学校提前准备,本已经跟一位老师取得了联系,确定开学进入他的“门下”,但谁知,这时他却告诉我,今年他组里已经招了一个女生了,需要再招一个男生,不能再收我了。为了表示歉意,他将我推荐给了我后来的导师——林教授。

我对林教授的研究方向兴趣不大,但所有导师的学生名额几乎都满员了。无奈之下,我只得妥协。

我和林教授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她的办公室。我去时屋门大开,她正坐在一张宽大的红木办公桌前对着电脑敲击键盘。我敲了敲门,说了声:“老师好,我是刚刚跟您联系的王欣。”她头也没抬只回复了一个字:“进!”我慢慢走到她身边,约莫等待了有2分钟,她才停下手中的工作,抬头看了我一眼后让我坐下。

林教授留着干练的短发,带着一副半包边的眼镜,言语犀利简短,没有多余的废话。我们之间的交流很短暂,她就问了我两个问题:一是,你能不能吃苦?二是,你每天睡几个小时?也许是被她的气场吓到了,我结结巴巴地回答道:“我、我能吃苦,不怕吃苦,我每天睡、睡大概7、8个小时吧。”

她没再说话,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让我先到门外等着。等待期间,屋里断断续续传来她讲电话的声音,具体说了什么我不得而知。挂了电话之后,她再次喊我进去,说:“我给你一个微信,你去Z大找这个王教授,跟他见面聊聊,具体他收不收你,看你自己。”

Z大是本省最好的985大学,很多科目在全国都首屈一指,科研排名更是甩开我们学校不知几条街。这是她不收我的意思吗?让我去Z大?Z大的教授能要我?带着满腹疑惑,我战战兢兢地联系了那个王教授。当时接近中午,路上有点堵车,我怕打扰了老师午休,便在微信上表明了歉意。他很快回复:“没关系,慢慢来。”这友善的样子,跟凌厉的林教授大相径庭,让我有点出乎意料。

与王教授聊完之后,我感觉他的研究方向对我来说实在太难,心里有点犹豫。正当我思考怎么回复时,微信提示我已经被拉进了课题组群,群里涌现出一条条的欢迎新人进组的消息。着急寻找导师的焦躁夹杂着Z大这所顶级高校的光茫,让我一瞬间冲昏了头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进了组。



2


几天后,研二的许妍师姐将我拉进了另外一个课题组的群,群名显示,这是由王教授和林教授共同管理的实验群。我正奇怪为什么两位老师会有一个共同的群组时,微信提示音响起,有人在群里@我,让我第二天下午去实验楼整理材料。

那天我第一次见到了课题组里的所有人,也慢慢厘清了两位老师之间的合作关系:凭着强硬的人脉后台一路坐到院长位置的林教授,这些年工作重心一直放在行政上,科研方面建树寥寥,她本人也越来越无心无力去钻研。听师兄师姐们吐槽,如果按照科研实力排名,林教授一定是垫底的。至于王教授,许妍师姐告诉我,他去年刚刚被聘请回国,迫切地需要做出成果,好能在藏龙卧虎的Z大站稳脚跟,他既需要人力来帮忙干活、做实验,也需要资金与项目的支持。

各有所长的两人一拍即合,各取所需——林教授这边借着行政权力和带的学生,支援王教授的教研,而王教授则以科研成果回报,但苦的是本校和Z大之间两边跑的学生们。课题组里的每届学生都被林教授要求去Z大“学习历练”至少3个月,而我作为王教授面见过的“亲”学生,更是要长期驻扎在Z大。

尽管如此,我还是对未来的研究生生活抱有无限期待。毕竟那里是Z大啊!学生都是千挑万选的优秀人才,能够和他们一起学习、共事,我一定会进步的很快吧。我甚至觉得,只要自己足够努力,3年内发一篇sci应该不是什么难事。退一万步说,就算最后没有文章,但是能够在Z大“熏陶”3年,想来也是一件受益终身的事了。

可事情并不如我所料,此后我每次去Z大,都在干杂活,不是搬桌子,就是打扫卫生,要不就是“奉命”去结识隔壁实验室的学生,美其名曰“扩大人脉,掌握动向”。虽不情愿,但考虑到王教授的实验室目前正处于搭建阶段,起初我并没有多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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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意识到事情不对劲,是因为我的“校外导师师生协议”被Z大行政部门驳回了。

按照我们学校选导师的制度,每个研究生都可以选择一位校内或者校外导师,但选择校外导师的同学,需要额外签署一份师生协议,协议上要注明在读研期间,校外导师会对学生的学业和科研负责,并按时出席开题和毕业答辩。这份协议不仅需要导师本人签字,还需要其所在工作单位的盖章。与此同时,选择校外导师的学生,仍需要有一位校内导师,算作校内的学业负责人。按照我目前的情况,我的校外导师就是Z大的王教授,而校内挂名的导师则是林教授。

然而,当我拿着这份协议去Z大盖章时,负责的老师告诉我,Z大没有收到“联合培养”手续,这种情况下王教授收我进课题组,纯属他的“私人行为”,和学校无关,所以这个章不能盖。王教授的助理拉着负责人争论了老半天,最后这个章也没盖成。

我联系本校教务处老师说明了情况,询问后续处理方式,只收到回复说:“那就不交(校外师生协议)吧。”这件事之后,“私人行为”4个字就一直缠绕在我心头,想起师姐们之前说的老师之间的利益交换,我隐隐有了些不好的感觉。

很快,我迎来了进组后的第一次训话。

当天,我正在帮博士师姐收集实验材料,协助进行受试者的采血工作。工作结束后,下午就收到了林教授通知我去办公室找她的微信。小薇偷偷告诉我,是另一个研一的同门张丽,举报我和师姐干活儿不认真,一直唠闲话,让我去见导师的时候小心点。

见面后,林教授不问缘由,劈头盖脸将我数落了一顿,随后说:“你以为你签到王教授那里,就只归王教授管吗?错了!咱们两个组是兄弟组,我也是你的导师,明白吗?两边的活儿都干干,多学学,是为你好,不要每天就知道偷懒!”直到我低头认了错,才被“大赦”出来。

回宿舍的路上,我想明白了林教授的意思:名义上我是王教授的学生,但也只是个没有经过学校认证的“黑户”,实际上我归两位导师“共同所有”,两边的课题组的活儿我都要干,两位教授的话我都要听。今天的数据收集是林教授这边的工作,她是怕我“厚此薄彼”,不用心做事,这才要“提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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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后,这种一仆侍二主、夹缝求生的日子成为了我的日常。

因为专业的特殊性,我研一的课程相对较多,不单要应对理论课,还要上许多的实验课反复实操训练。但王教授规定,课题组里外校的学生,只要是没课,都必须待在Z大的实验室里,还让我们上交了各自的课程表,让师姐监督我们的“到岗情况”。

从那之后,同处研一的我和小薇,每天开始骑着共享单车往返于两所大学之间。到了Z大,我俩也经常面临设备准备不充分、实验实验无法开展的情况,只能在实验室看文献。不过实验室里人声嘈杂,看文献的效率并不高。

我们学校下午1点开课,Z大实验室规定中午12点之后才可以离开,于是我俩经常上午在学校上完2节课后骑半个小时单车奔往Z大,看上不到2个小时的文献,又要骑车回来继续上下午的课,根本来不及吃午饭。我们被这样的规定折腾得精疲力竭,但都敢怒不敢言。

很快,我发现两边人际关系的复杂和微妙,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不仅导师们逐渐展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专制与无理,师兄师姐们也是极难相处。明面上,两个课题组都在一个实验室工作,但是暗地里的“学术鄙视链”,隐隐地刺伤着我们这些“外来户”。Z大的同门始终瞧不上我们,态度一直高高在上,我们在人家的屋檐下做事,也不得不低头,每次只要实验出现了任何差错,一定都会算在我们头上。

一次,Z大博士一年级的师姐教全组学习使用移液器的时候,因为手不稳,一下子污染了好多个吸头(每个吸头大概两毛钱)。王教授到实验室的时候,我刚好就站在那堆吸头前面,当场就被他数落了一顿,还被定义为“最差的学生”,甚至被警告“如果下次再这样,浪费的耗材由你补上”。我有口难言,只能受着,那个师姐却在此时事不关己地附和道:“接下来实验室一周的卫生由你打扫。”

还有一次,王教授安排另一个博士师姐去机场给一位专家送资料,但是她推说自己有实验没完成,离不开,强行将这件事塞给了我。因为当天有课,我拒绝了,她却很强硬:“这我不管,你要是不去的话,就去跟老师讲吧,让他再安排别人去。”

我只得翘了课去送资料,但还是得罪了这位师姐,她不仅朋友圈屏蔽了我,就连微信消息也经常故意不回。慢慢地,我意识到,整个课题组都是在为这几个博士师兄师姐们服务的,毕竟他们才是写论文的主力,我们这些啥也不懂的新人,只能打好配合。他们对刚刚进组的新生最大的要求,就只有乖乖服从命令。

但最让我心累的,依旧是和导师们研究方向不对口的情况,师姐们安排我看的文献中有许多专业知识都需要我重新学起,这让我倍感压力。

一切都与我的想象背道而驰,我开始感到疲惫,厌倦,力不从心,第一次萌生了想要逃离的想法。



3


我不记得是听谁说起过,签了导师之后的1个月内时可以申请更换。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换导师”的想法就在我心里生了根,越扎越深。

那是我第一次跟着师姐去动物房学习老鼠跑台实验,她发现其中一笼里有几只老鼠没有断气,但躺在笼子里不怎么活动。我没有经验,问师姐:“这几只还能跑吗?”师姐说:“不要紧,拿出来跑跑吧。”但是拿出来后,这几只老鼠依然没有什么反应。在征求了师姐的意见后,我又将它们放回了笼子,但第二天这几只老鼠就断了气。

林教授知道老鼠死了后很生气,向师姐询问缘由,师姐没有直面回答,只说:“我昨天带着王欣去跑老鼠,她第一次,不太会,可能手重了,不是故意的。”我百口莫辩,也不敢当着导师的面和她争执,只能憋着气扛下了这个雷。林教授就在课题组群里公开宣布,不允许我再进动物房,不允许我再接触动物实验。

这些不愉快积攒起来,让我做出了一个懊悔终生的决定。我将换导师的想法告诉了当时无比信任的金宇师姐——她是林教授最喜欢的学生,也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我们班的班导。为人圆滑,八面玲珑,处理起所有事都游刃有余,平时可以一边享受着林教授的庇佑与偏爱,一边在私下狠狠地吐槽林教授管理上的专制与科研上的白痴。

得知我的想法后,金宇没有一丝犹豫地支持我做这个决定。她告诉我,这个课题组不是什么好地方,能走就赶快走,又建议我先去找辅导员说明情况,还向我推荐了另外一个导师,方教授。

方教授很快答应见我,耿直又单纯的我当面直言道出了自己的种种委屈。方教授静静地听我说完后,屏退了身旁的其他学生,留下我一个人单独谈话。她说,王教授和林教授有很多她没有的实验项目和人脉资源,如果我到她这里,一定会后悔的。她劝我留在现在的课题组,还安慰我说,所有的挫折都只是一时的。她言辞恳切,目光温柔,和我的导师们形成鲜明对比,让我产生了强烈的信任感,我答应她会重新考虑。

从她那里出来后,辅导员也找了我,耐心地告诉我,本科和研究生的生活本身就有很大差异,我服务于2个老师,往返于2所学校,还要应对日常的上课和考试,一时之间不适应是很正常的,等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发现,大家的生活都差不多的。

仔细思考方教授和辅导员的话,我觉得也有道理,也许真的是自己想多了,只是眼前一时不适应。而且,Z大的光芒还在我心头萦绕,导师们手里的科研项目听起来也确实高大上。思虑再三,我决定留在原本的课题组里好好学习,好好做科研。我安慰自己,即使前路艰难,但也许会磨练出一个更加坚强的我,不走到最后,谁又能判断这一切到底是福是祸呢?

调整好心态后,我不再东想西想,还买了2本跟项目相关的书籍,打算从头开始学起。我给辅导员和方教授发去了微信,告诉了她们我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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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慢慢追赶大家的脚步、觉得一切都重新有了奔头的时候,一件意外让所有的事情急转直下。

一天晚上,林教授找了我。她一反常态,笑眯眯地看着我,轻声让我坐下,然后温柔地询问我最近怎么样,生活和实验都是否顺利。

我有些疑惑且尴尬地点了点头,随后她的脸色一变,问道:“你对我那么有意见,为什么不直接找我说呢,你去找别的老师讲是什么意思?”

我顿感惊慌,不知所措,她接着说:“咱俩是老乡,你知道吗?”

我点了点头。

“看在咱俩是老乡的份儿上,我再给你个机会——你不要在我们课题组了,这里不适合你,我把你推荐到北京去吧,那里有一个老师,跟你的专业一致。你考虑一下,尽快答复我。”

说完,她不给我任何辩解的机会,就让我出去了。

在回宿舍的路上,我整个人都是懵的。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金宇师姐打来电话,她告诉我,是方教授跑去林教授那里将我想要换导师并且私底下联系过她的事情全盘托出!

这个消息就像是一击重锤,将我钉在原地。一时间,所有的情绪涌上心头,彷徨,无助,惊恐,迷茫,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失魂落魄地回到宿舍,我看到微信里的消息显示,我已经被王教授移出群聊。

第二天,一个研三的师姐找到我,告诉我,北京不能去,去了之后就永远毕不了业了。她说前几年也有个学生跟我一样被林教授推荐去了北京,但那边课题组的成员都很难相处,她无论如何都融入不进去,工作量也是多到脚不沾地,还要天天被骂,最后也是延期1年才毕业。师姐说:“林老师什么样,想必你现在心里已经有数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北京的那个是她的朋友,你想想会是什么人呢?其实林老师就是觉得你让她丢了面子,你就多找她两次,跟她道歉,这件事就会过去了。”

我照着师姐说的,几度前往林教授的办公室向她道歉,每一次都被她羞辱一番后灰溜溜地走出来。我至今都记得她那洋洋得意又高高在上的模样——背靠在宽大的办公椅上,两手端着一个透明的水杯,翘着二郎腿,斜着眼睛看我:“你不用跟我道歉,你这样的学生我教不了,你走吧,方教授那里不要你,北京你也不去,我这里也不要你,你去找别的老师吧,好吗?”

随后她起身在身后的柜子里拿了几本书,翻了半天之后,又说:“你也不想想,我是院长,从我这里退出去的学生谁敢接着?这个学院里看不惯我的人多了去了,可是他们照样得听我的。”

整个过程,我始终低着头强忍着泪水,两只手无力地揉搓着衣角,我感觉自己的自尊和脸面被她踩在地上狠狠地践踏,从来都没有那么无地自容过。

事已至此,我自知在她这里事情已经没有转圜的余地,便也不再卑微地乞求她的原谅,我抬头对她说了句“对不起,打扰您了”,然后就离开了。



4


几天之后,辅导员带我去见了学院书记,那是一个年近半百的中年男人,面容和言语都慈祥和蔼。他没有批评我的不是,反而安慰我说,像我这样大的孩子,尽管年纪成人了,但是心理还不成熟,年轻人犯点错误很正常,让我不要放在心上,还说我的情况他都了解了,学院会解决的,让我安心等消息,不要想那么多。

很快,我收到了林教授的消息,她推给了我一位校外导师的名片。那位沈老师恰好是我本科一个师姐的导师,那个师姐比我高一年级,也考到我现在的学校读研。我去找她打听,她说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不建议我转来,还提醒我说,相比林教授,沈老师对学生的过分程度有过之无不及。

“沈老师也是个很不讲情面的人,我之前因为实验的原因一年多没回过家了,就找了个周末,没告诉她,偷偷跑回了家。结果她发现了,打电话过来骂我,说我不尊重她。那时候我刚到家,行李箱都没打开呢,就又拎着走了。我回来之后,她好长时间都不见我,奖学金申请表也不给我签字,我今年没有奖学金你知道吗?”

师姐又给我推荐给了一位外省的许教授,加上许教授的微信后,我直接提出想请他做我的导师。他说微信里说不清楚,想跟我见面聊。

在我准备去见许教授那天早上6点多,方教授打来了电话,直接告诉我,她在学校东门等我。我推辞不过,穿上衣服去了。她开车载着我,和她学生、我同门一个研三的师姐和张丽,去她家一起熬制阿胶,整个过程中她都在如慈母般地开解我,但她的每句话在我听来都充满了虚伪和鄙夷,我想不明白她在出卖了我之后再这样做到底是什么意思。

下午回来之后,我带上简历和所有的资料,踏上了前往外省的火车。我一路祈祷,希望此行一切顺利。见到许教授之后,一切都如我希望的一般顺利,他当即答应收我,也帮我签了导师同意书。

我满心欢喜地踏上了回程,路上我给沈老师发去消息,感谢她给我机会,但是我不打算去她那里了,并且表达了我的歉意。接着,我几乎同时收到了两条消息,一条是来自沈老师的“知道了,没关系”,另一条是来自许教授的“抱歉,我不能收你了,你另找他人吧”。

我盯着这条信息看了好久,才想起来给许教授回微信和打电话,但都没有收到任何回复。我呆坐在人潮拥挤的车厢里,听不见周围的任何声音,也看不清周围的一切,我仿佛置身巨大的漩涡当中,滔天的水力裹挟着我的全身,让我喘不过气来。泪水瞬间夺眶而出,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爬上了3层的卧铺,只记得自己哭了整整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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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回到学校,学院书记再一次找我,告诉了我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在我走后,许教授联系了我们学校的张教授打听我的情况。两人师出同门,又是多年的好友,而那个张教授跟出卖我的方教授在同一个办公室。可能许教授知道了我的情况后,不愿意趟这滩浑水。

我只能叹气,我以为所有被称为“老师”的人都是好人,他们会像课本里介绍的那样永远以学生为中心,我从来没想到,老师和学生之间也是会相互算计的。

就在我焦头烂额之际,张丽也找了林教授,提出要换导师。辅导员找到我,质问我为什么要把张丽搅进来。我百口莫辩——这个时候最不希望节外生枝的人应该是我才对啊,为什么会怀疑我呢?后来小薇告诉我,可能因为我跟张丽要换导师的事情让辅导员被领导骂了,所以辅导员才会拿我撒气。

张丽和小薇比我进组早,早在暑假期间就已经开始帮忙干活了。张丽这个人爬高踩低,总是有意无意地排挤我。不过她确实努力,甚至努力得都有点过了头。这次她提出换导师的理由是扛不住课题组的压力,想换个环境。林教授大发雷霆,将她骂了一顿,之后张丽跟了沈老师,听说她换了导师后日子也不好过。

那一个月,我每天浑浑噩噩地去上课,下课就躲在寝室不出门,既不敢去图书馆,也不想在校园里多逗留。每次出门我都害怕见人,更害怕同学之间聊起导师的话题,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也说不出口那句“我没有导师”。没有导师,就意味着没有课题组,没有实验项目和经费,没有理由进实验室,更没有同门。我觉得自己丢脸到了极点。

在我行尸走肉般的那段日子里,从每一次和舍友、“前师姐”、“前同门”的交谈和哭诉中,我渐渐整理清楚了自己的处境——

舍友小李在入学之前就把学校里所有的导师都打听了一遍,她一开始就知道最不能选的就是林教授;金宇师姐之所以会给我推荐方教授,是因为她研一的时候也想过换导师,也找过方教授,只不过那时候方教授没有出卖她,她才以为方教授可靠;而这次,我赶上了方教授的亲戚想要进学校工作,需要林教授帮忙推荐,所以她才会去向林教授求助,并且顺带“帮”我说了几句话(那天在她家里做的阿胶,就是要送给林教授的);而林教授能有今天的院长位置,完全因为她当年的导师是我们现在的校长。

我想起了第一次正式去Z大实验室见王教授的时候他对我说的话:“你记住了,你来这里不是来读研的,你是来上班的,这里就是一个小型社会,这里没有你的师兄师姐,有的只是你的同事。”

当时我还不是很明白,但我现在明白了。我想,如果这是一场宫斗戏的话,我一定是死得最惨的那一个吧。



5


12月11日晚上,正在上课的我收到了金宇师姐的消息,让我到林教授的办公室一趟,我不敢耽搁,当即溜出教室。

见面后,林教授直接问我:“想清楚了没有?”我点了点头。然后她指着金宇师姐对我说:“以后你就跟着她,有什么事情你都找她,不管是生活还是学习上的,你不要找我,我没有空管你,我很忙的,听清楚了吗?”

从办公室出来后,金宇师姐告诉我,这是书记的意思,让我还是跟着林教授。她拍了拍我的后背说:“没关系的,先去上课吧,以后有什么事找我就行了。”

从被发现要换导师开始,折腾了这么一大圈,我还是回到了原点,心情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自寻苦果后免不了被针对,从那之后,“老板”对我的厌恶毫不收敛,很多原本属于我的科研机会一再被剥夺,但干杂活、打扫卫生却几乎次次有我。有时候,我甚至不觉得我和小薇是来学习深造的,我们就像丫鬟一样被她支使。我常觉得自己少学了很多知识,也没有获得真正的锻炼机会,每天都在体会得罪导师之后的代价。

2019年,研一下学期,李师姐让我准备林教授下学期给本科生讲的课程。这是课题组一直以来给本科生讲课的课时任务,每年都是由研究生代讲,以此锻炼我们的能力和胆量。当时小薇已经接下了另一个师姐负责的实验课,所以这门理论课就“传”给我了。李师姐即将毕业,她提醒我提前备课。

为了尽可能做得完善,我花了1个月的时间准备,所有的PPT和课程资料整理妥当后,老板一句话就让我的努力变得毫无意义——她在开组会的时候,让我把所有课程资料都给其他人,不用再负责这件事了。

不仅如此,她像是后悔留下我了一样,一直在找各种机会想把我丢给其他项目组。

6月,北京某个研究机构需要2名学生去帮忙做项目,这是个每年都有的常规合作。按照惯例都是派研三的学生,如果表现好的话,就有机会留下工作。但这一次,老板找到了研一的我。

那天我收到她的消息后就赶去了她的办公室,在门口正好碰见她和新调来的书记。看见我之后,她开门见山:“告诉你一个事情,是个好事儿。北京那边呢现在有一个工作机会,我打算派你过去,你到那边之后要好好学习,以后你的研究和你的毕业呢就到那里去完成。具体的事情,你听这个老师的安排。”她指了指新书记,然后就离开了。

随后,新书记跟我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我似懂非懂地听着,快结束的时候,书记问我:“你愿意去吗?”

我不愿意,可是我不敢说,就犹豫着没有回答。

见状书记又说:“那这样吧,你先回去想想吧,咱们再联系。”

我回去之后打听了一圈,要到了一个研三师姐的电话。那个师姐当时就在北京的那个机构里实习,她告诉我,学校派来的学生在这个机构里做的都是些办公室跑腿打杂的活,很难接触到项目,更别说用人家的项目毕业了。我当即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

新书记看出了我的不情愿,所以在我走后就让辅导员帮忙找了其他学生,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一次组会上,老板想起了这件事,问我进展到哪一步了,我回答书记找了其他学生去了。她当即脸色一变,大声说道:“那你是干什么吃的!自己的事情自己都不上心,你将来能成什么事!猪脑子吗?送到手的机会都不知道把握!你是傻子吗?”

我没说话,忍了下来。反正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我早就在各种大事小情发生之后,习惯了她指着我的脑门问我“你是傻子吗”。

9月,研二刚刚开学,我协助师姐开始准备队列项目,在组会上听师姐汇报了项目情况后,老板瞟了一眼坐在角落里的我,丢下两个字:“换人。”散会后,师姐又找到我,告诉我还是正常跟进项目,只是项目书上需要划掉我的名字。我不想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日复一日,科研和各种杂事,我都照做不误,但都没有得到过任何的肯定,甚至会被抹杀所有付出的痕迹。

月底,老板又一次找到我,说准备将我送出去锻炼一下,去的地方不远,就在周边的一个县。我需要在那里独自完成毕业论文,包括选题、实验设计、人员和设备安排、数据收集等,基本就是我的毕业设计她不准备管了的意思。

结果,项目合作方在看了我的简历之后,以我是个女生为由将我拒了,因为他们机构里全是男生,我一个女生过去有点不方便。为了不驳她的面子,人家答应在年后让我过去帮忙。但过了年就出现了疫情,这件事也就没有再被提及。



6


疫情像是一个缓冲,让我有了短暂的喘息空间。但为了毕业,文献和实验是躲不过去的。

再次开学回到课题组的时候,老板进行慕课改革立项,在组会散会回宿舍的路上,小薇给我看了微信——老板新建了一个教改的群,课题组上上下下十几个人都在群里,唯独没有我。

慢慢地,老板开始觉得就这样“架空”我让我闲着有点太便宜我了,于是每隔几天她就会发一些公众号的文章给我,让我做成PPT。最过分的一次,我熬了一整个晚上做了100多页的PPT,她连看都没看过。

开组会的时候,只要她想骂我,任何事情都能成为借口,比如凳子多搬了一张,关窗户的时候声音太大,空调的风叶没有向上折等等。很多无关紧要的小事,她都能揪着不放,骂我白长了个脑子,啥都干不好。任何时候她看见我,望过来的永远是一双白眼。她曾经以我打扫办公室不认真为由,让我连续打扫了4个月的卫生,期间有一次,她将我喊到办公室,让我帮她打理绿植,我蹲在地上整整干了2个小时。一次下雨天,我得跑到医院里花一上午的时间去帮她买药,还得去她儿子的学校帮忙取作业本。她会将自己穿过的旧拖鞋送给我,说这些都是大牌,让我别客气。

小薇的日子也并不比我好过,组里所有跑腿、卖力气的活基本都是她干。她跟我说过,研一刚开学不久,有一次为了帮老板搬东西,在办公楼4楼与停车场之间一共往返了7趟,最后连声“谢谢”都没有听到,还被指责办事不细心碰坏了东西。取快递也是小薇的工作,有次不知道是谁给老板寄了两大箱水果,小薇搬不动,无奈之下打电话让我去帮忙,我们俩一人搬着一箱水果,从学校的西门到东门,一路走走停停,好不容易扛上了4楼,老板就只回了3个字:“放那儿吧。”小薇陪着老板出去录制视频课,录制过程中因为老板自己背稿子不顺利,导致录制几度暂停,小薇就成了出气筒,被她当场责骂“办事像个蠢货”。

印象最深的一次,小薇给我打电话,哭得很大声——她替老板给本科生上课,因为不熟悉实验仪器,课程也有些难度,所以提前联系了另外一个课题组的师兄前来帮忙,但是课堂上的一个仪器还是出现了故障,导致几名同学的实验未能完成。下课之后,老板当着师兄的面,指着小薇鼻子骂道:“废物!”

这件事之前,老板曾多次将小薇和师妹们一起喊到办公室,让师妹们说出小薇的缺点,再对小薇大声责骂。师妹们非常清楚我和小薇在课题组的地位,指责小薇的时候毫不留情。

我常常在想,即便做的真的不好,我们这些能力有限的人,是不是也不应该被这样对待?更何况,这些杂事,真的是我和小薇的工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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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年的折磨,我发现老板最在意的只有一件事:在课题组里,她的权威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挑衅,所有人都必须对她的命令言听计从。什么学术和科研,在这条“铁律”面前不值一提。

金宇师姐毕业的时候,我恭喜她终于离开了这个畸形的课题组。她毕业之前,因为论文写得不顺利,心情焦灼,而老板却接二连三地给她派各种任务,终于有一次,她没忍住脾气,指着其中一件事,跟老板直言没法办。

这件事之后,金宇师姐被老板移出了各种项目群,在组会上,老板也不再对金宇师姐好声说话了,甚至曾当场让她离开。金宇师姐找的第一份工作也被老板的一个电话搅黄了。其他师姐也遭受过这种待遇,因为反驳拒绝了老板的要求而在组会上被她无视,散会后也在组会群里被挑毛病针对。

坦白说,如果导师真的能在科研方面给我指导和领路,那我觉得即便态度不好或者帮忙干点杂活,也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实际情况是,她无法解决我在科研方面的任何困惑,这让我觉得自己曾经为了考研而付出的努力就是一个笑话。

研一上学期,我还是个科研小白,老板让我讲一篇IF十几分(文章是从基因层面论述的,对研一的我来说真的很难理解)的文献,组会上我直接说出了论文中有一些地方我没看懂,希望她给讲解一下,却被她劈头盖脸一顿臭骂。过后金宇师姐跟我说,那是因为老板自己也不懂,我提问只会让她下不来台。

我和小薇合写了论文,请老板修改,她骂我们写得像狗屎,却不说到底是哪里写得有问题。师姐们开题答辩的时候,别的老师都在针对实验思路和设计点评,我们的导师却永远只会盯着看PPT是否精美、字体大小是否合适等无关紧要的问题。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同门之间也只能心照不宣,装聋作哑。每个人的日子都不好过。除了老板的学术能力不容置疑之外,组里的不公平大家也都已经见怪不怪了。当师兄师姐们写论文投期刊时,我和小薇一起帮着从几千篇文献中筛选出来几十篇,还参与了一部分的论文撰写,但在文章发表时,我俩的名字从没有出现在作者栏一次。

时间久了,面对组里的压抑气氛,大家也都麻木了。这一切让我筋疲力尽,毕业是我唯一的指望。



7


2020年11月,所有人都在忙着写毕业论文的时候,老板以“历练”我为由,将我派往一个公司“打白工”了1个月。期间,我每天早起搭最早的那班地铁出门,奔波一天之后,再搭末班车回学校,每日光通勤就要4个半小时。

身体上的疲惫并不是最让我痛苦的,精神上的折磨才最致命。共事一段时间后,一次聊天之中,那个公司的直属领导向我透露,我之所以被派来充当免费劳动力,是因为林教授想要接他们公司的一个项目,双方谈了很多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林教授需要提供必要的“人员支持”。

对于这种被喊来喊去打杂的情况,我已经习以为常,懒得计较了,我只想好好写论文,顺利毕业。但没想到,我本打算写论文用的实验数据,因为老板的一句话,全部转给了师兄写论文用了。然后,她以“实验数据不充足,不足以支撑两篇毕业论文”为由,让我再重新开始做毕业设计——那个被换走的项目我跟了2年,马上要结题了,之前的辛苦就全白费了,所有的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那一刻,我真的心如死灰。

这次,老板给我换了个完全不同方向的研究项目,因为涉及我在基因层面的知识盲区,我又需要重头开始学。在某天轮番被她和师姐责骂之后,我在一个饭局上当着正在协助项目的公司领导的面哭了出来,毕业的无望,让我感到深深恐惧。

即便我已经被踢出了之前跟进的项目,在师兄向老板做结题汇报时,她还是将这个项目的主要参与人员都骂了一顿,尤其是我。接到老板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外面工作,一顿痛骂之后,我还没缓过神来,就又收到了博士二年级师姐的微信电话,质问我为什么上午的论文会议没有参加。

自从把实验转给师兄、开始新实验之后,负责指导我毕业论文的人就换成了这位师姐。我说:“师姐,林老师最近让我在外面帮忙干活,我跟你说过的,我白天真的没有办法参加会议。”她冷冷地回道:“反正开会讨论的是你毕业论文的事情,你自己看着办吧!”说完就挂了电话。

在老板让博二师姐负责指导我之前,我一直觉得她算是课题组里讲道理、热心肠的人,永远笑眯眯地讲话,还曾多次跟我说,如果生化方面有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问她,千万别客气。

在我们这次密切沟通之后,我才发现她是个那么难说话的人,架子派头都足得很,对于我的所有询问都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答,看似经常找我开会讨论我毕业的事,实际上却没进行过什么学术上的交流,每次讨论我的论文,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就连我写完综述后请她修改,她也只会指出我的错别字,或者让我写得再长一点。写论文的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晚上都熬到凌晨1、2点,长时间盯着电脑,眼睛痛到睁不开,也不敢哭,哭了只会更痛。

我不敢去想象,如果真的不能按时毕业,后面的日子要怎么熬。这个压抑的课题组,多待一秒都会让人窒息,组里面有太多的无理的规定,比如组里所有人之间不许称呼“师兄”“师姐”,都要直呼姓名;手机要永远开机,微信要秒回;群里面除了回复“收到”,从来不能有任何其他交谈;每个人要定期去结识别的课题组的学生,并且要添加对方的微信;老板办讲座,需要人撑场面的时候,每个人要再带3名自己的同学去,如果带的人不够,就会被骂;组里进行实验所需要的设备,基本都靠借;每个人都有的3000元实验经费也不能用于科研,至于这笔钱都花到了哪里,我至今都不知道,唯一意外得知的一件事,是一个师妹曾经买过一副羽毛球拍,走了我的账……最重要的一条规定是,不许谈恋爱。老板还会不时地挨个询问组里我们每个人,让大家说出其他人的优缺点和最近在做什么,这种例行公事必须回答的问询,常让人有一种互相监视的感觉。

在课题组里待得久了,我的心开始变得坚硬,我慢慢地学会了揣度人心,不敢再去轻易地相信他人,从自己嘴里说出的每一个字都要再三思考。我变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总觉得每一个人脸上的笑容背后都藏着另一层含义。我开始强迫性地反复核对自己做过的每一件事情,确保万无一失。

在被老板威胁延毕之后,每一次单独见她,我都会打开手机录音,我不知道自己这样做到底有何意义,因为即使她真的不让我毕业,我也没有勇气将这些散布出去。我从来都无意伤害任何人,只是想保护自己。


------

但不管导师如何打压我,我还是想证明自己的能力,我不想因为她的压迫而就此放弃自己。我认真阅读文献,认真学习,积极地在投入到实验之中。

我还记得自己读研阶段的“高光时刻”——一位新加坡高校的教授被请来指导线上虚拟仿真实验,在最后的交流提问环节中,我指出了一个核心问题,说完之后,那名教授当即竖起了大拇指,他说我的问题问到了关键,这个问题目前正是他手下一个博士在做的课题。事后,他询问了我的名字,还对老板说我是个很棒的学生,思维很开阔。而她听到之后,只是尴尬地笑了笑。

其实,在我跟了2年的项目里,我从来没有出过差错,结束实验的时候,受试者也多半对我是正面评价。在被派出“置换资源”的时候,我的工作能力也得到了那个公司领导的肯定。我迫切渴望得到夸赞,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我才会短暂地忘记来自于导师的辱骂与否定,才会觉得原来自己并非一无是处。

人终究是生活在阳光之下的动物,苦中作乐成为我和小薇之间的默契。每一次我们俩被骂的时候,都会寻个机会出去走走。有时在商业街上,看着闪闪发光、设计精巧的建筑,我都会抚着胸口安慰自己:“没关系,至少我还在这个城市里活着。”

2021年元旦,我和小薇凑在一起默默许愿:只求顺利毕业。直到5月26日毕业答辩结束,我们终于能自在地出来放风,心里一块大石头这才算重重落地。那天,太阳透过树梢落下斑驳光点,让人无比平静。有一瞬间,我觉得,我真的走出来了。



后记


自从被威胁延毕之后,我就在宿舍的书桌前贴了一张便利贴,上面写着“王欣,一定会毕业!”每一次坐在书桌前,只要抬头就可以看到,它像是一股强大的信念支撑着我走下去,直到这句话真的被实现。

如今,距离毕业已经整整1年,我的生活也开始慢慢步入正轨。我与小薇依然保持着联系,我们闲聊的话题也从对导师的抱怨开始逐渐转移到日常工作的琐碎、明星的八卦、拆家的二哈以及阳台上满满的花草,我们都开始对未来抱有更大的期待。

我依然保持着以前的习惯,在自己的书桌前贴上许多的便利贴,写上许多鼓励自己的话,以此带给自己勇气和力量。我最喜欢的是村上春树的一段话:“不必太纠结当下,也不必太忧虑未来,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以后,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人生没有无用的经历,只要我们一直朝前走,天总会亮。”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牛嘉宇    运营 | 梨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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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睡早起,蹦蹦跳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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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7-23 02:12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高中毕业想做自由撰稿人的我,活成了“软文机器” | 人间 · Z世代

 琦王花生 人间theLivings 2022-07-23 08:09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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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布和男友甜蜜日常的账号,早已被用来大量推广母婴产品,发布随笔的账号里满是卖课的信息,一手做起来的新账号借着“独立女性”人设,不断在更新售卖床单和床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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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二十不惑》剧照




Z世代玩家手册丨连载



2022年3月,我从干了一年有余的公司离职了。

离职前,我已经是公司的头牌写手,一天能产出5、6篇知识平台需要的广告软文,每月文章的浏览量都破百万。老板执意挽留我,甚至又一次搬出了“没你公司要倒”的感情牌和薪资翻倍的诱人条件,可我依旧不为所动。

离职的想法,早已在我心里酝酿了半年。自从做这份工作开始,我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花香鸟鸣,每天过着和男朋友宛如合租床位、与家人也毫无沟通的生活,动辄被困在小小的电脑前近15个小时。我入职时心里那句玩笑般的自嘲愈发清晰——“我手里的笔杆子,不是品牌方的枪杆子”。

提交离职报告1个月后,我直接退出了公司群,再没回过老板的消息。



1


2016年,读高二的我语文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获得了学校作文比赛一等奖后,心里开始种下了“以后要做一个自由撰稿人”的念头。

学校里没有电脑,我把故事和散文写在日记本里,等周末放假回家再把写的文字输进电脑,向《花火》《意林少年版》等杂志投稿。偶尔的几篇过稿,得到的稿费让我身怀“巨款”,更坚定了自己以后不坐班工作、靠写字为生的理想。

我用“文艺青年”来标榜自己,班主任也把戏称我为“全班最文艺的人”。班里还有一位“男文青”,和我疯狂抢夺语文成绩第一的位置,本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想法,我以“共同进步”为理由,央求班主任把我们俩的座位调到了一起。谁料,我俩一拍即合,从暗自较量谁刷的语文题多,发展到一起在自习课上偷偷看小说,躲着教导主任逃课翻墙去学校后边看桃花,坐在草地上聊马尔克斯和川端康成。短短一个月,我们就在图书馆里确定了恋爱关系。时至今日,我还记得自己“官宣”的说说(QQ空间心情):“与你和文字在一起虚度时光,就是我梦想中的爱情。”

2017年高考结束,男友通过艺考考入中国传媒大学,而我只有语文成绩能看得过去,总分勉勉强强够上个河北省内的三本。“至少是个本科,去读一读嘛,反正我也自由了。”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入学前连攻略都没做,一门心思计划着怎么和男友每周末都能见面。

结果开学第一天,我就过敏了,严重的鼻炎让我喘不过来气。大三的带班学姐带我去了校医院,医生说我只是“普通的扁桃体发炎”。我拿出以前的诊断证明和医生争论起来,学姐白我一眼,扔下一句“矫情”,扬长而去。那是刚刚成年的我第一次感受到来自生活的委屈,回到寝室后,堵着鼻子喘着气,我打给男朋友哭诉了一场。

学校里的管理规定比高中还严苛——每天早晚都有自习,即便没课,也要待在教室里上自习,出校门要等辅导员和带班学姐审批。倔强地向往着自由的我喘不过来气,一气之下带着行李逃离了这所美其名曰“军事化管理”的大学。

我不想继续待在这所压抑人性的学校,回家之后就开始和父母扯皮,要窝在家里专心写作:“我现在一个月也能赚个两三千块钱稿费,在家里待着可以自己承担自己的生活,说不定我以后火了,就是知名作家了。”

我态度强硬地和家人谈判,辅以绝食、离家出走等手段。父母拗不过我,只得妥协,同意我先在家“休息半年”,试一试,看可不可以靠写作养活自己,如果收入还好,就先办个休学,等以后想读书了再回去。男朋友也赞同我的决定,说在我的处境下,他也会做出相同的选择。他让我有时间就去北京找他玩,一起体验正常的大学生活。

我欣然应下,在家乡小城开启了自己全新的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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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的半年,没有了学业压力和父母的限制,我每天在电脑前一坐就是10个小时。

我先是一边专心给纸媒投散文,一边给一些小公众号投稿。那时每篇稿子我都要“精雕细琢”,一周才能写出一篇3000到5000字的成稿。后来随着自媒体兴起,纸媒的投稿回复变得越来越慢,编辑的修改建议也愈加随意和漫不经心,经常要等上半年才能过稿。而那些公众号的过稿速度却很快,字数也更短,1500到2000字左右就好,每篇收入100到200元不等。我给一些“情感向”公众号投递“情感励志鸡汤”,基本1天之内就能过稿2篇。因为过稿太过容易,我每天上午写完东西,可以再安心睡上一下午。慢慢地,我不再向纸媒投稿了。

虽然收到的报酬都来自一些第三方平台的小公众号,但父母也算看见了我努力的成效,就没再逼我回去上学。

我加入了很多“写手群”,公众号、头条号、网文投稿,来者不拒。要想在一众写手中脱颖而出,需要先和这些能够到“发稿方”的群主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然后只要能做到出活快、接活多、效果爆,就好办了。

在我“打开场面”之后,一些只要浏览量高就有提成收益的头条号和百家号群主们,会直接把文章分给我写,有时一篇几百字的标题党短文,就能赚到300到500块,甚至更多。这种东西不用过脑子,不到1个月,我就写出了“男人出轨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最后一种一定要小心”“学会以下三种方法,你的孩子也能轻松变学霸”之类的爆款。一次,我写了一篇“出轨的三种情况”,文章达到了几十万的浏览量,除了稿费,还获得了1000块的奖金。

群主们看着爆文,对我大肆夸赞,把大量的“头条单”都给了我。但我毕竟“资历”尚浅,有些文章自己感觉能“写得很爆”,可浏览量却不尽如人意。每当这时,“慕名前来”的“甲方”就会瞬间变得趾高气昂,虽然他们也同样不知道没有踩中“流量密码”的原因,但仍会颐指气使地对我指点发泄一番,哭着喊着说“钱没花在刀刃上”“你们骗钱”“数据不好你们必须负责”……渐渐地,我自己就把“头条变现”的路掐死了。

我也尝试过签约一些公司写网文——先提交1到2万字的故事大纲,公司审核通过后,就会单本买断,然后我只需要每天持续更新内容。听说有的小说全本更完后能达到100万字左右,但是千字只有20块的收入,实在太少了。我的小说从来都没有坚持更完过,好在公司会联系其他写手结合之前的大纲跟进完稿,我也就没再关心过自己“断更”留下的那些“坑”。

没有严格规定的工作日程,我每天睡醒了就写东西,困了就继续睡,没接到活儿就窝在阳台看书。住在家里,吃喝不愁,活得自在,朋友们都在学校,没人和我一起出去娱乐,除了不时去看男友的花销,每月我都能攒下两三千的稿费。我这样平静安适的生活,惹来身边还在读书的朋友们一片羡慕。



2


但事实上,“当个十八线小作家”也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

长期坐在电脑前,让我有了颈椎病和肩周炎,有时刚敲键盘2个小时,整个人就快要站不起来了。对自己文字水平的质疑更是如影随形,在简书、“老福特”、知乎等平台精心创作的小故事,不仅没让我“小火一把”,还给我积累了一大堆“黑粉”。打开那些账号的私信和评论区,入眼的全是“作者一点三观都没有”“浪费感情”,直接搞到我心态爆炸。

灵感枯竭的时候,我会坐上大巴去北京找男友。当时还没有疫情,我们在中传校园里散步,一起坐在教室后排听喜欢的文学课。有一次,我和男友去听讲座,主讲人的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为什么现在没有诗人?因为诗人都是敏感细腻的。但我们这个时代最不需要的感情,就是敏感细腻。”讲座结束,我们溜达着回校门口的如家,我抬头问男友:“你有想过以后吗,我觉得写作不是一件长久的事情。”他揽着我的肩膀,只告诉我:“人也不必一直现实地活着。”

那时的我,还是个文艺简单、不谙世事、满怀浪漫的小女孩,只想谈着自己的恋爱,做着特立独行的事情。不过心底对未来的担忧,也会令我隐隐感到一丝恐惧和迷茫。

最让我难过的还是父母的态度。每当别人问起我的近况,他们都只是打哈哈回复说孩子身体不好在家休学,病好了就回去读书。在小城里,考上一个本科却又不去读,是让所有人都费解的事情,所以每次家里聚会,我都要演着一个“女大学生”的角色,与亲戚们讲述大学生活。为了保全颜面、不泄露我休学的真正理由,我妈还会严格监视我的朋友圈和微博内容。

有一次,我晒了和男朋友在南锣鼓巷的“逛吃照”,不到1个小时,我妈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你是不是想让全世界都知道你不读书了?”

“你的朋友圈快点给我删掉,以后我怎么跟大家解释?”

接电话的时候,我正和男友挤在“北京地铁牌的沙丁鱼罐头”里。我一只手抓着男友的衣服,一只手握着手机,摇摇晃晃地告诉我妈:“大学生都是这样的啊。”

我妈的语气依旧:“反正你快点删掉,没有谁大学不读书成天和男朋友在一起的!”

我满腹委屈,删掉了那条朋友圈,又偷偷发了微博。

回家后,有天晚饭时我妈冷着脸一言不发,饭后,冷不丁地甩给我一句:“你微博发的是什么破东西!”

我心里一惊,点开微博一看,才明白是那张合照的定位出卖了我。

我妈继续凶巴巴地问道:“今天我同事问我,我才看见,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一定要搞得人尽皆知是吗?”

我试图解释,正常的大学生也会去外地看男友。可我妈却充耳不闻,在她的世界里,似乎我做的一切都会掀开她的“遮羞布”,让她成为众人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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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我就“家里蹲”了2年。

2019年,我的“稿虫”生涯进入瓶颈期,“文字变现”的收益每况愈下。我越来越体会到“甲方”不再需要也容不下敏感、细腻、柔和的文字了,“标题党”、“强力吸睛”的开头和“看起来有趣的灵魂”开始攻城略地占据手机屏幕。想用写稿“淘金”的人越来越多,受制于阅历,刚20岁的我很难适应“内容行业”的这种变化,有一段时间,修改意见和委婉的退稿话术填满了我的对话框。

此时男友进了“互联网大厂”实习,开始和我谈婚论嫁,我却突然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干什么了。人总不能一直靠梦想活着——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生活的重量压在自己身上。

父母看出了我的疲惫,明里暗里劝我“回去读书”。但我实在不想回到那所学校,便决定再战一次高考。我不想回到高中教室承受重压,也不想父母再花钱求人送我进其他学校复读,便干脆用自己的存款买了网课,推掉了大部分工作,在家复习备考。

男友让我不要放弃坚持了这么多年的写作梦想,建议我准备艺考,报考编导专业,又帮我推荐了几个本地还不错的艺考机构。那半年里,我周末去上专业课,平时窝在自习室里疯狂复习。每天天刚蒙蒙亮就出门,回家时已经华灯初上。有时凌晨时分看着窗外,我暗自感慨,似乎在规则和体制内活着,也是件有意思的事情。

12月,临近艺考,我到专业机构“全托”,开始封闭式集训。噩梦般的“文艺文学常识”让我经常背到凌晨3、4点,早上7点起床后继续背,每天做梦都是那些拗口的人名和电影名,留的作业影评和故事根本写不完,一周下来改过数次的文章把活页本塞得鼓鼓囊囊。我不知道累每天被咖啡吊着一口气,一心只想考到北京去。

即便男友帮着“连夜突击复习”,我最后还是以一道选择题之差,折在了中传的文史哲初试上;而南京艺术学院的线下考试前,我又被狗咬了,最后顶着38度的高烧去参加戏剧导演专业的考试,也挂在了初试;中央戏剧学院的线上考试,我也因为紧张而发挥失常,上传的考试视频一团糟。

最终,在经历了疫情封城、艺考取消和高考延期等一系列坎坷后,我考到了艺考时“打死都不想再来第二次”的南京,去一所学校读编导专业。我又重新成为了父母的骄傲,从那之后,他们出门在外提起我,都是说:“(我家女儿)2年没学习,考了个一本,现在又学习又工作,可厉害了。”

从大一开始,我就赶上了“自愿不返校”的居家网课。我跑去了南京,在学校门口租了房子,像以前一样窝在房间里,一边挂着网课,一边写文章、看书、看电影,还“诓骗”马上毕业的男友也来南京发展。恋爱4年的首次同居,我们像新婚小夫妻一样甜蜜,白天他去工作,我就窝在家里写东西,下班之后我们手牵手去买菜做饭。 



3


线上授课让我“自由撰稿人”的工作得以延续。到了2021年年初,公众号过稿越来越难,收益也一般,网文写作也遭遇了瓶颈。可网课又实在让我太过清闲,偶尔我会想起离家前父母的告诫:“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你已经长大了,不能再任性地做决定,以后到了工作岗位上,不如人意的事情会更多。”

我也觉得自己不能再感情用事任性而为、追求纯粹的自由了。到了3月,想着“大学毕业换份正经工作”的我,接到了一位之前合作过的编辑的邀请,问我考不考虑去她公司兼职写软文。她说,自己的公司与一个势头正旺的“大厂平台”建立了合作关系,现在我属于在校期间,可以给我开实习证明,毕业就能转正。

她没有过多介绍具体的工作,只含混说是“写广告”。我也没多想,以为是自己在她说的那个知识平台的账号做得风生水起,被当作了“人才”——事后才明白,自己不过就是被她“广撒网,多捞鱼”抓壮丁了。

我一心想着,这份工作和自己的“老本行”相关,又不用线下办公,还能与“大厂”建立合作关系,当下就同意了。公司老板对我进行了简单的线上面试——先给我发了几篇例文,我扫一眼之后直呼“简单”,向老板表示并不难写;问及个人经历时,我讲评书一般全盘托出,老板听得津津有味;最后,她整个人都怼在电脑屏幕前,两眼放光,说跟我“一见如故”,拍着桌子说“你就是我的朋友,有什么困难大可以来找我”,甚至邀请我去杭州工作,包吃包住。

老板给我发了合同,问我有没有意向签约。鉴于之前做写手的经历,以及我自己在平台有几个等级很高的账号,我可以和公司签约成为A级写手,单篇稿费120元,月供稿满10篇奖励200元,满50篇奖励5000元。

老板告诉我:“以后你的写手等级还会升的,一定要好好努力,咱们公司福利大大的。”我没经历过被人画饼,看着合同上单篇稿费和奖励机制,暗想自己“是不是遇见了一个好老板”,心里斗志满满。

这份合同后来又数次出现在我和老板的聊天对话里,她每次问我,我都表示愿意签约,但总是在需要提供地址寄送合同回公司的时候,老板就会突然推说忙或者“下次再说”,最后直到我离职时,还没有正式和公司签过合同——好在因为工资一直没被拖欠,我也没有太纠结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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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后次日,在没有经过入职培训,也没有加入公司工作群,我就接到了第一个工作——写一篇“安利”筋膜枪的文章。

老板把和甲方沟通“需求”的聊天记录合并后转发给我,我打开一看,甲方态度极其强硬,要求写手全篇稿子都得拉踩其他品牌的竞品,还要从电机、振幅深度等方面逐一对比举例,最后还财大气粗地补了一句“(文章)被举报就加钱”——一般情况下,在平台上发表恶意攻击其他品牌的文章会被撤稿处理,但这个金主显得毫不在意。

可尴尬的是,我从不健身,对筋膜枪一无所知,只得先去刷平台上已经发布的各种选购指南和合集,学习借鉴。一上午的“资料”看下来,稿子没写出几个字,但我觉得自己已经可以直接入职筋膜枪公司去当销售了。

初入“职场”,当然想给老板留下个好印象。当天下午,我光速开工,靠着之前编故事的功力,以一个“专业健身教练”人设,把市面上常见的筋膜枪吐槽了个遍,最后结合自己东奔西找扒来的资料,言之凿凿地说:“以我5年健身教练的工作经验作保,达到我和客户的日常需求的,只有他们家的筋膜枪,其他的牌子大家细品吧。”

这篇速成软文交上去时,我心里还在打鼓,生怕自己写的不对。没想到不久后,老板接连发来一串感叹号,随之而来的还有一条长语音:“宝贝你写得真的太棒了,我就知道你可以的!比我们公司的人写得都要好!”老板还自动代入进闺蜜的角色,鼓励我:“你现在还不熟练,以后文章会越写越快的,我相信你。”

我确实被鼓励到了,瞬间动力满满,像电视剧里的小实习生一样,坚定地告诉她:“我会努力的呀!”

虽然这篇筋膜枪软文我自己觉得编得云里雾里,像随便交差,但没想到,在平台上线之后,浏览数据比我想象中好太多,加上“水军”的评论和诱导,插件点击率超过了50%,甚至评论区里还有很多“求更多分享”“感谢教练安利”的回复。

甲方非常满意,我也凭着这一篇软文“入职即巅峰”。虽然只有120元稿费,也没有数据提成,但我感觉自己找到了人生的价值——毕竟,我的文字已经很久没有被夸赞过了。老板把我拉进了公司大群,群里的同事们纷纷夸我厉害,还打趣说:“新来的都这么卷,让我们怎么活呀。”我嘻嘻哈哈地圆过去,回复道:“大家一起努力。”

虽然“开门红”的软文,让老板和客户都直呼挖到了宝,但一番social(交际)之后,我心里却不怎么舒服——之前我写下的文字,都是给人力量或者让人开心的,可这份工作完全不一样,我敲下的那些文字,更像是品牌方刺向用户的“一把枪”,没有太多自我表达的空间,这和我写作的初衷大相径庭。

那天晚上,我在朋友圈里写下“我手里的笔杆子,不是品牌方的枪杆子”,以此来表达对这份工作的不理解和不认同,但又担心对公司影响不好,还是一字字地删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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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软文的工作对我来说并不算难——既不用费脑子研究故事的合理性,也不会在写的过程中戳到自己的伤心事难过半天,只要按着甲方给的产品介绍编造出“使用体验”就好了。之前的写稿经验,让我在做这份工作时得心应手,和老板说的一样,我的出稿速度越来越快,每天8小时工作时间内能写2到3篇,晚上还有充足的时间做饭和追剧。每周结算工资的时候,甚至让我一度产生了“自己真有钱”的错觉。

1个月过去,公司之前积攒的客户软文订单都被我写完了,这种“出活儿”速度直接给公司吸引来了更多订单。客户评价我们“稿件质量高”“内容产出快”,疯狂下单。每天我睁眼醒来,老板催单的消息就如期而至:“XXX公司又来了5单”“宝子,XX筋膜枪3篇”……我的“狼性写作”带动着全公司欣欣向荣。老板每天追着我叫“宝贝”“宝子”,要和我成为“朋友”“闺蜜”,更让我一度认不清自己的位置,有了一种“我是公司的一份子”“公司做起来必然有我的一杯羹”的错觉。

慢慢地,我才在工作和与“闺蜜老板”的畅聊中,捋清了公司与那个“大厂平台”之间的合作方式——像我们这样和平台签约的公司不在少数,都要一次性上缴10万元的“保证金”,还需要认证5个自营的“4级账号”挂靠为“机构号”。

我们公司有3个账号是老板“自营”的:1个是专门发布各类公众号推广引流信息的;1个是走“男学霸”人设路线的学习类账号,主要用于推广网课;还有1个账号算是个“其他类”大箩筐,起初发过美妆产品推广,后续又更新了很多的考证信息。

入职前,我自己有2个平台账号,粉丝也不少,1个用来发布我和男友的甜蜜日常,1个随手发一些小故事或者突发奇想的随笔。“闺蜜老板”知道后,软磨硬泡“征用”了我的账号,还让我再帮她“从0开始”打造一个全新的“都市独立女性”人设账号。没什么自我保护意识的我被“闺蜜情”冲昏了头脑,没纠结工作量和薪酬,一股脑地应承了下来。

而平台会同时对接各种品牌方和我们这样的软文公司,平台先从品牌方那里接到产品推广的“总包”合同,再把写稿的工作“分包”给各软文公司。通常三方都是“默认”1周内出稿,但在实际对接的过程中,品牌方往往希望“隔天”就要看到成稿。我出稿速度快,不光帮公司“卷”掉了诸多竞争对手、一跃成为品牌方们的“心头好”,也让平台将更多的订单推给了我们公司。

订单变多后,很多其他写手不想写的工作任务就都压到了我身上,我每天的工作量变成了6到7篇软文,睁开眼就开始工作,3杯咖啡打底,只在下午吃1顿饭,最晚写到过凌晨4点。和男友在一起4周年的纪念日,我都是坐在电脑前度过的。



4


2021年10月,学校恢复了线下课,公司也进入了“转型升级期”。令我措手不及的是,随着公司的发展,订单软文的复杂程度也“水涨船高”。

老板害怕竞争对手也能找到优秀写手,于是一拍脑袋决定公司要成为“优质内容生产商”。之前我们给客户交上软文就算完成任务,虽然工作量大,但每次写完稿子就有钱赚。而现在公司硬性规定,“所有写手都必须产出爆款文章”,要达到“1000赞”或者“1500收藏”以上的数据才行,发布后没有“爆”的稿子,一律打回来重新修改。

从那之后,每篇软文都要严格遵循固定格式:

开篇200字,先吸引用户点击,再加上一段“插件引导语”和第一个产品购买链接。插件引导语要涵盖产品卖点和功效,还要让人产生购物欲,稍有纰漏就要返工,随之而来的还有“闺蜜老板”劈头盖脸的一顿责骂。之后的段落,再详细介绍产品成分、作用等“科普干货”,同时文中继续多次放置“插件引导语”。

其次,老板要求我们的软文内容“必须结合自身感受”,要把自己根本没用过的产品编得“像用过一样”。对我来说,转换男性视角写软文倒不难,但有时需要代入“皮肤科医生”“高考690分的理科男”“MCN美妆博主”等根本不了解的“专业角色”,真的很头疼。毕竟,“人设”是虚构的,稍有不慎就会露馅儿,所以必须在“专业领域的知识性分享内容”上不能出现一丁点的错误。

有一次,我需要扮演一个“高考690分的理科男”来“安利”某教培机构的网课,客户给到的资料全是“干货”和“知识点梳理”,为了软文的逻辑通顺和“真实”,我不得不百度高考理科知识点,在页面上一条一条地筛选,整理出了一份“理综必考指南”。当时我一遍整理一边暗想:要是高三我这么努力,现在早就985、211了吧?

我自己对这篇稿子很满意,但没想到软文在平台上发布后,一条留言毫不客气:“不对,一看就是营销号,根本没参加过高考。”老板的电话立刻打了过来,怒斥道:“你真让我失望!”并要求我“复盘”发布的那些理科知识考点到底有没有问题。

我道歉,又花了1天时间找课程、查资料,还给高考考了630分、学理科的弟弟求证分享的知识点到底有没有漏洞。这些“证明材料”都被发送给了品牌方,证明不是我的工作失误后,这件事在老板淡淡的一句“下次注意”中彻底翻篇儿。

那阵子,我每天从出租屋带上自己重重的游戏笔记本去上课,在教室找到能充电的角落后,就开始在课堂上疯狂“赶工”。南京夏天的阳光火辣辣的,尽管路程只有1.3公里,我却要在途中休息两次,才能攒足力气拎动电脑,几次走到学校时我都濒临晕倒,到了教学楼都要猛喝一杯冰美式才能缓过来。

这期间,老板的催稿微信也不会停,永远都是“宝贝好了吗”“品牌方在催了”“能不能快点宝贝”。我一边勉强应付着老板,一边和笨重的电脑抗争着,觉得自己像个女强人,财务自由的同时也背负着莫大的压力——但看着银行卡里日渐上涨的余额,心里说不出的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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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容平台严苛的审核制度也让人更加焦虑,公司所服务的那个“大厂平台”,开始对合作的软文公司展开培训,每周3个小时,培训师在腾讯会议上,对着PPT照本宣科“如何吸引眼球”“如何推产品”。这些培训原本我们公司从不参加,但在“转型”之后,老板开始疯狂在工作群里@我们这群写手,让我们参加培训,还会对相关知识点进行提问。

一次课后,培训师发到群里一篇文章,里边全是软文中需要规避的、会被系统审核为“广告内容”的关键词,例如:刷酸要写成“刷suan”;“药”字坚决不能提到;涉及到卖课,也不能直接写“推荐课程”,而是要“美化”成“学习资料包”……这种形势之下,我们既要满足甲方的“引导购买”的需求,又要避免平台对的关键词屏蔽,写文难度直线上升,但凡接到写药妆、治疗颈椎病的枕头、按摩椅等产品的推广软文,动辄一改就要5、6个小时。

软文配图也让人伤脑筋——我经常需要到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上搜罗图片,有时还会直接使用淘宝的买家秀。挑选图片有很强的技巧性,画面不能丑到难以入目,还要小心避开大V、KOL和其他点赞过多的图片。最让人为难的,是药妆这类带人脸的“使用对比图”——已经用过的都不能再次使用,一旦被发现,肯定会收获平台用户对品牌方的一众质疑。但一篇护肤品软文,往往需要3到5张人脸对比图,既需要美观好看的人脸照,而且照片还必须看起来是同一个人。

寻找适配的图片如大海捞针,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自己上阵做模特。谁知道这样也不行,老板说我的脸用多了,太重复了,要让我再找没用过的好看的“素人照”。我在微信聊天框里应下,心里却把老板骂了八百遍。到后来,我只能东拼西凑,把好几张照片拼在一起,有些不太像的部分,就自己P图到相近的程度,有时一张配图就能耗掉我将近1小时,让薪水的性价比大打折扣。

几番调整之后,就最让我焦虑的审稿环节。老板的评判标准是:能够令她“产生购买欲望”,一篇文章才给过稿。这样模糊抽象的标准,直接体现在匮乏的修改意见上,很多时候,老板也说不出稿子的具体问题,但就会一直打回来要我改。我一天收入150块,却要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

一次要交一篇男士护肤品的推广软文,我按照例文形式讲故事,文末胡扯到,自己因为使用这款护肤品“脱单”了。老板看后生气了:“男人都喜欢看‘短平快’的,直球的,你讲什么故事?说什么脱单?”我解释说是严格按照例文格式来的,可老板却说,例文中没有一句废话,而我的稿子却通篇废话,人家发布例文的账号粉丝量更大,我写成这样发在我们的账号上,效果肯定不好。

我实在厌倦了和她争吵,只得再用一整个下午重新写了一篇自认为符合她要求的稿子。她很快看过,先轻描淡写地回了我一句“算了,我自己重写吧”,还补了一句“这篇不算稿费”,让我生气到不知道如何回复。不过,她也没有给我扯皮的时间,就又安排了3篇“晚上的任务”。

渐渐地,我被巨大的工作压力搞到崩溃,每次文章发给老板后都要深呼吸、抽根烟,才能面对通篇的修改意见。

生日当天,我特意发了一条朋友圈:“22岁如约而至,祝自己生日快乐,没有工作!”老板却在早上10点按时给我发了微信:“今天你生日,咱们写3篇就可以啦。”还顺便画了个饼:“你坚持一下,公司发展壮大之后,福利多多的。”我没法拒绝,只能背上电脑去学校,窝在教室里写完了2篇软文,期间还一直被老板打回来重复修改。

那天,我把电脑带到了晚上聚会的酒吧。作为寿星的我,告诉朋友们“你们先玩”,自己则窝在角落,在聒噪的音乐里修改着稿件。灯光映射在电脑屏幕上,我压抑着“去他妈的工作”的心情,一直到将近12点,才写完发给了老板。

结束工作,我烦躁地回到卡座,切了一块蛋糕,把面前的酒一饮而尽。我清楚地记得,那一瞬间,理智还在告诉我:不能喝醉,晚上回家还要修改稿子。

那几个月,我做梦都是写稿子和改稿子。每天睁开眼之后就是老板和甲方的轮流疯狂轰炸,带着满满批注的文档给了我巨大的压力,我再一次想到了离职。

可又转念一想,离开了这个岗位我还能做什么呢?再回去写公众号、写网文,挣的会有写软文多吗?想起“家里蹲”那几年父母的眼神和每天对着点击率焦虑的日子,没挣过大钱的我,又一次劝说自己放弃了。

我告诉自己,要在这家公司“安身立命干下去”,说不定以后公司发展了,我作为“元老”被提拔了,就可以像老板一样,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修改别人的稿子了。



5


我对这份工作的态度转变,发生在那学期期末。

按照惯例,编导专业的期末作业是2部完整的微电影作品。整个学期我都在忙于写软文,作品进展基本为零,躺在了挂科的边缘。我艰难地抽出了一周时间分给作业,并且提前态度坚决地告诉老板:“我现在要搞作业,接不了()了。”“闺蜜老板”发来一连串“可怜”表情包:“公司没你活不了啊宝贝。”

她央求我再写几篇。出于“闺蜜情面”,我又心软应下,一边忙着赶软文,一边见缝插针地面试演员、挑选场地。为了能在剧组开拍的同时不耽误写软文,2部微电影,我都选择了内景戏。

12月,在距离交作业不到一周的时候,我挑了个软文少的周末,订好了民宿,开始拍摄。片场里,摄影机器镜头在左,我的电脑在右,我一个人分身乏术,力图两边兼顾。

这样一心二用,效果可想而知。晚上10点,我交上第一篇稿子后,老板兴师问罪的电话直接打来:“你这写的什么东西啊?10点了就给我交这么一篇?你让我和品牌方怎么办?”我看着面前的电脑和摄影机,想爆发却又不得不压抑住怒火,回了她一句:“嗯嗯马上改。”带着剧组熬到凌晨4点拍完作业之后,我又撑到第二天早上10点,写完了老板布置的任务。我意识到,一觉睡醒之后,又会有写不完的“订单”压过来。这份工作没有休息、没有节假日,只有无尽、不停歇的“又下单了”。

那天我睡醒时已是晚上8点,我第一次向老板提出了离职。老板大气地把我的薪资从单篇120块提到150块。我偷偷算了下,提薪之后,我一个月收入接近1万5,就没再提离职的事情。

老板再次给我“画饼”,说公司已经进入高速发展的正轨,一切操作都要更正规,从本月开始,工资不再周结,改为每月15日月结。但这份“正规”并没有坚持多久——工资的确调整为月结,但发薪日基本全看老板的心情。碍于情面,我一直不好意思开口问那些从来没有兑现过的“月度奖金”,不过只要不拖欠工资,我也不再抱有更多的期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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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底,因为我稿子煽动性比较强,老板把我调去处理灰色地带产品的软文——比如推广号称能变现的配音课、考取家庭教育师证书、咸鱼无货源电商、被变现课程骗了之后的维权机构、还有能让男人“精力十足”的丸药、动辄几千块的抗癌保健品、让宝宝更健康的冲剂等……

我本以为这些“故事广告”大家都只是看个乐呵,没想到信的人真的不在少数:那些赚不了钱的变现课,推广稿下的评论区里充斥着“大神求带”“希望自己能成功”;推广保健品文章的评论区里,好多人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刷着“最后一试”……直到现在,我那些平台账号里都还能不定时地收到“想要链接”“求求姐姐带带我”之类的私信。

这种纯靠编故事的软文更加符合我讲故事的“老本行”,我做起来得心应手,却在每一篇文章上线时都受到了良心的谴责。

有一次,金主的是一家主做培训机构退费官司的律师事务所,我要冒充一个被考研机构欺骗的大学生,讲述律所帮我维权成功的故事。当时被工作冲昏头脑的我,为公司卖命一般地把稿子发在了自己的个人账号上,结果因为经历贴切、粉丝匹配度高,那篇稿子成为了爆文。一个又一个被各种机构欺骗的大学生给我发来私信,字句里全是绝望,希望这家律师事务所能帮他们一把。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被我亲手“创作”的故事带入另一个漩涡。我想要带给人力量的文字,现在彻底成为了伤人的武器。

如果说假装“素人用户”推荐一些自己没用过的产品还可以勉强接受,那现在我在做的事情,就真的有些触及底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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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大年初三那天,在家过年的我被老板的电话吵醒。她火急火燎地通知我又有品牌下单了,央求我过年期间接几个任务。

假期的家族聚会上,我光顾着抱着电脑赶稿子,父母和我聊天时我也没停下写那些骗人的鬼话。我不知道怎么和父母亲戚们描述我的职业和工作——既不是个作家,也不是一个正常的上班族。

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过于优秀”,所以全公司除了我之外,大家都放了1个月的年假。虽然我的“加班工资”确实按照3倍标准给了,可我却没能有时间和家人好好相处,就匆匆踏上了回南京的返程。

我简单算了一下,过年的几天里,我写了将近30篇软文,薪酬加起来有6000多块钱,刚好贴补了我过年回家的路费和带给家人的礼物。虽然心里有委屈,但在金钱的诱惑面前,我还是把离职的话吞了回去。

正月十一那天,我告诉老板,明天要开车回南京,接不了任何工作。老板却央求我再写2篇,又可怜兮兮地表现出了一副“你这样我真的没办法”的样子,又“通融”我,说第二天晚上给她就行。我算了下时间,感觉时间差不多够用就答应了。

没想到年后高速特别堵,本来10多个小时的路程,我开了两天才进江苏。老板的催稿电话时间间隔越来越短,质问我“你让我怎么办”,不停地告诉我甲方在催。我的注意力集中于和老板对线,没注意到前方亮了一片的刹车灯,直接追了前车车尾。处理完事故到南京,已经凌晨12点了。我拖着开了2天车的身体熬了个通宵,把稿子赶完交给了老板。第二天睡醒,发现标红的文档早已填满了对话框。

之后的元宵和情人节,楼下人声鼎沸,提早下班想陪我过节的男友在客厅里坐了一夜,而我只能蜗居在阳台,在咖啡和烟雾的陪伴下一篇又一篇毫无感情地码字。每次我说“要好了”、他准备带我出门下楼逛街的时候,老板的新任务或修改建议总会及时出现在我的电脑上。我很想爆发,很想找她吵架,可她每次的“我们是朋友啊”“帮帮忙嘛”,又轻而易举地把我的怒火熄灭了。

我已经不记得我和男友有多久没有一起做饭了,明明我们的薪资收入差不多,但他却要为我做好饭,很多时候又只能看着放在电脑前的热菜一点点变凉。我不知道楼下的商场新开了什么店,也不知道哪家奶茶店出了新品,我的世界里只有软文,只有写不完的需求和无休止的修改。

有天凌晨,我终于写完了那天的5篇稿子,经历了疯狂修改后的我像是被抽走了灵魂,行尸走肉一般地倒在了床上。男友一边习惯性地给我按压着肩颈,一边突然说要和我谈一谈。

他说,他好像看不到之前的我了,他不太明白,为什么我俩没有了正常的生活,为什么我要这么疯狂地工作。我大抵明白,他感觉我变了,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可能是因为我对“闺蜜老板”太过心软,也可能是我不想再任性地追求自由,也可能是写软文回报的薪水让我有了动力,我把自己彻底圈死在了这份工作里。

但那天因为太累了,我甚至还没组织好语言回应男朋友,就睡着了。



6


2月20日,因为牙套突然出现了问题,需要去医院复诊,我提前和老板请好了假。为了这次复诊,我前一天熬到凌晨3点写完了8篇软文,提前完成了第二天的任务。结果在医院时,我又收到了老板的消息,她理所当然地质问我:“你什么时候搞完,回家就可以继续写了吧?”

压抑着怒火,我回复她牙套还要处理很久,我也已经好几个月没有休息了,今天不想再接活儿了。

她却再次反问:“这个搞不了一天吧,你不写我没办法了。”

于是,前一天晚上的赶工又白费了,和男友从医院出来后,我们没有去订好的餐厅吃西餐,也退掉了电影票,只能默默回家。我继续工作,他继续看着我工作。

从那天开始,男友对我的态度变得冷淡了。我明白,他在和我生闷气,可是我没有时间去聊天安慰他,甚至连给他冲一杯咖啡都是奢望。我陷在无止境的软文循环里,疯狂地输出着那些骗人的话。

终于,在一个写完3篇稿子后又被安排了5篇“任务”的下午,我和老板爆发了。

她给我发来一篇只有900字左右的“参考爆文”,我问她是不是可以同样只写这些字,她却直接给我甩下一句:“你又不能像爆文一样不写废话,必须2000()!”

可是,是不是废话,是被用户定义的,而不是老板和品牌方啊!用户为文字买单,是我的故事和文字打动人,而不是产品卖点全不全、产品提及频率够不够高啊!

我终于崩溃了,给她打过去了电话:

“我也需要生活啊。”

“为什么要一直让我骗人呢?”

“我这一个月和我男朋友说的话不超过十句。”

电话那头的老板态度很冷淡:“我不管,反正品牌方今天晚上就要。”

挂掉电话后,我关掉了手机。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在这个行业、这家公司里,我并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个没有思想的软文机器,我需要不停地产出满足品牌广告需求的内容,成为那些品牌敛财的一把刀。我就像一个流水线工人,一个AI,不需要有感受,只要会煽动用户就可以,我手里的笔,最终还是成为了品牌方和老板手里的枪。

而这,不是我原本提笔创作的初衷。

那个崩溃的下午,我在电脑前哭了一场,然后保存了那5篇打开的、还没动笔的文档,写了一份离职申请发给老板。晚上7点,我最终还是有些于心不忍,连夜写完了那5篇软文发给老板——而第二天,就是男友调任杭州公司、要和我开始“异地”的日子。他自愿调走的理由也很简单:与其两个人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毫无对话,不如各自安好,各自生活,这种委婉的、成年人之间的分手,我大概听得懂。相恋6年,我和他之间最后的记忆,停留在了大半年毫无沟通的同居生活里。

那天之后,我开始减少自己的工作量,回避老板的消息。3月底,我自动离职,告别了奋斗了一年的软文行业。临走时,我还“体面”地给公司推荐了2个想挣钱的、不错的写手,并且把我一手做起来的3个上万粉丝量的平台账号免费留给了公司——我发布和男友甜蜜日常的账号,早已被用来大量推广母婴产品,发布随笔的账号里满是卖课的信息,一手做起来的新账号借着“独立女性”人设,不断在更新售卖床单和床垫——这样的账号,即使索要回来,我也不想再用了。

步步求稳、为老板卖命、把挣钱当作人生的第一奥义的日子,被我和付诸全部心血的账号一起,丢在了脑后。我不是一个会孤注一掷“裸辞”的人,更不是会甘心狠心丢下自己“心血”的人,可是,我真的太想离开了。

老板并没有同意我离职的意思,一次又一次地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继续工作。这次她的卖惨和央求,都被我打个哈哈应付过去了。她再一次地提出给我加薪,但这次我没再理会她的“画饼”——从我“入职”到现在,她承诺的“供稿满额奖励”、“流量奖励”都从未兑现过,单篇150元的稿费也被她因为莫须有的“质量问题”降到了100或120元。1年前被骗得团团转还为老板卖命的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有些可笑。

终于,在又一次的“求我回去”未果后,老板发了一个“事不过三”的朋友圈。

事不过三?我又容忍你几次了呢?后来听其他人说起,我才知道,原来在我来公司后,老板每天只写1篇软文,剩下时间都只做一个转发聊天记录的骂人机器。我不知道如果当时几近崩溃的自己早已知道这件事会怎样,也不想再计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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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之后,我每天靠着8粒褪黑素才能入眠,梦里满满的都是写不完的软文、回不完的消息、和各种各样的“不行”“需要修改”。

但梦醒之后的我是快乐的。我去骑车,去听歌,用大把的时间和家人视频、和朋友们聚会,开始坐在电脑前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而不是把自己圈在赚钱的牢笼之中。

4月,我在前老板朋友圈里看到了一条:“太难了,我现在做梦都是软文。”当时,我正坐在老门东的独立书店里喝着咖啡看小说,冷笑了几声后锁屏了手机。她永远不会知道,做梦都是软文的生活,已经在我的生活里存在了大半年。

我报复性地恢复了正常作息,每天晚10点半准时睡觉,早6点半准时起床,起床之后学英语,拍VLOG,给自己买了私教课,每晚雷打不动去健身,努力把生活变得精致充实。我希望自己的生活能越来越有意思,而不只是被困在电脑和键盘前。我甚至还面试了少儿周末户外营的带队老师,每周末就带着小朋友们去游山玩水,陪伴他们的同时,我也在治愈曾经那个被困住、被品牌方左右的自己。

几天前,一个被我推荐去了前东家的朋友把她新写的软文发给了我,跟我说:“改不下去了,姐姐帮帮忙吧。”

出于朋友道义,我打开了那篇稿子,帮她按着老板的批注逐一改好,发回她后,我把之前编辑告诉我的话发给了她:“加油吧姑娘,不行咱们就跑。”



后记


近期我听说,为了进驻另一家目前风头正盛的社交媒体平台分一杯羹,前东家又要转型成MCN公司。这是我还未离开公司时就听老板提过的规划,想起自己之前力劝“闺蜜老板”不要这样烧钱赶潮流,现在只为如今这些破事都与我无关而感到轻松。

有一天,想起之前被“无偿捐献”给前公司的账号,我还是有些不甘心,想着是不是可以登录后改个密码再抢回来。但在用验证码成功登陆上之前我和男友的秀恩爱账号之后,评论区和私信栏里满屏的谩骂和诅咒让我措手不及。翻了几条之后,我默默地退出了账号。

借着“你暑假要不要回家”的蹩脚理由,前男友和我恢复了联系,我们重新过回了异地情侣的生活。我依旧每天窝在自己在南京的出租屋里写作,一切似乎都回到了我没有开始写软文时的日子。

周末和他谈及未来,我说之前本来想毕业后出国学广告,没想到现在听到“广告”两个字就反胃,他笑我“因为一份工作,否定了一个行业”。我说其实不是否定整个行业的意思。只是本来应该就是广而告之、买不买随意的宣传方式,现在却异化成了贩卖焦虑、利益至上的资本游戏。

被困在这个行业里一年之久,逃离后,我还是觉得自己不应该动摇追求自由和真实写作的本心,要去做一点真正有意义的、让别人开心也让自己开心的事情,也希望自己在以后的工作中意识到,工作只是一份工作,不能让它再次占据我全部的生活。


编辑 | 牛嘉宇   运营 | 梨梨


琦 王 花 生

90后末班车少女

正在努力找到和别人不一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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