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故事计划》第380期：卷一笔钱跑路回国，我是认真的

源济

卷一笔钱跑路回国，我是认真的

原创： 全民故事计划 全民故事计划 2019-07-03

“

他一直在找工作，那时制造业寒潮已然来临。新闻每天轮播坏消息，曾经辉煌一时的剑桥、基耶拿工业区里人去楼空。四四方方的厂房，如同一口口废弃的棺材。

— 全民故事计划的第380个故事 —

一

 

圭尔夫是一座精致的城市。每到夏日，树木绿了，道路两侧便开满了不知名的鲜花。阳光亦总是明媚，像万点金箔洒落在清澈的河面上。

 

本地人热情，远远看到对方就扬着手，嘴巴高高撅起来，笑得夸张，像傻瓜一样。

 

程玉说，他刚来这里时，每天都要这样和本地人打招呼。彼此都是陌生人，迎面走来点头示意，对方说一句“Hello”，他便微笑到极致，笑到嘴几乎成了一个半圆，字正腔圆地回应一声：“傻X”。 

 

我问他为什么现在不这么干了，他回答说：“现在他们都懂中文。你说句傻X，他们会真的把你揍成傻X一样。”

 

程玉又说：“李渔，现在和我当年出国的时候可不一样啦。”

 

我在2007年出国，而程玉比我早了整整十年。

 

一九九七年，香港刚刚回归，手机还没普及，程玉提着行李箱，独自一人登上客机，降落在多伦多皮尔逊机场。那一年程玉十八岁，孤独得像一条狗。

 

那时的圭尔夫格外荒凉，除了城中心稍显繁华，开车十分钟就到了城市边缘。

 

从程玉住的地方推开门，就能看到黑黝黝的丛林。有时还能看到母鹿带着小鹿闲逛，走着走着就突然停下来。程玉看着鹿，鹿看着程玉，彼此凝视，不知道谁才是外来者。

 

更难过的是想家。到了国外，程玉整夜整夜地失眠，躲在被窝里面偷偷流眼泪，万分想念远在上海的母亲炒的年糕和街头的小馄饨。程玉那时的房东太太是个华人，单身离异，大儿子像张学友，二儿子像汤姆克鲁斯，可几人全部不会中文，更不要说做中餐。

 

夜深人静时，房子中鼾声四起，程玉独自坐在床上，对着窗外的弦月莫名会想起“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程玉说，他以为自己无法坚持下来，可是没有想到，一晃过了这么多年。

圣乔治教堂河畔的夜晚 | 作者供图

 

程玉看着我，带着过来人的语气：“李渔，你现在的条件可比我那时强多了。你一定要努力，别像许多小孩子一样，整天混在留学生圈子里面，连英文都说不利索。”

 

他一边说，左手一边摸着自己右手小拇指上的钢铁戒指。每当说话时，他总是不自觉地摸那枚戒指。若是有人问起，程玉便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这枚戒指来历：那是一百年前，用倒塌的魁北克大桥主架做的工程师之戒。这些戒指只属于北美顶尖大学的工程系毕业生。

 

他脸上露出骄傲的神情。

 

二

 

我认识程玉，其实是我搬到圭尔夫之后的事情。

 

2008年的夏天，我独自乘着灰狗巴士，从多伦多南下一路停留在圭尔夫。七月份时，在当地的华人聚会上，程玉带着女友姗姗来迟。

 

他皮肤黝黑，浑身肌肉撑得衣服绷起，浮现出结实的线条。尤其是一对衣领高高立起，头发利索，像是电影中的社会成功人士。

 

“我叫程玉，程度的程，玉石的玉。”酒杯相碰，他一饮而尽杯中的可乐。那时我只知道他比我大五岁，参加工作多年，在基耶拿的一家工厂做工程师。老板是个埃及人。

 

和我们这些后辈们相比，那是份相当体面的工作。

 

那时，我正处于无业状态，日子过得焦头烂额。白天拿着简历跑遍了城市中的麦当劳、Tim Hortons、Marry Brown。当地人只会微笑：“我们一旦缺人，马上就联系你。”

 

然而从没有人真的联系过我。

 

每天的东奔西跑，工作没有找到，我倒是把自己晒得黝黑发亮。眼看到了八月初，下学期的生活费还没有着落，我的心情自然焦躁起来。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拨通了程玉的电话。没想到竟然等到了回音。电话中，程玉问我：“李渔，你要不要去日料店工作？”他和一位日料店老板认识多年，在他的举荐下，我成了日料店里的帮厨。

 

我们每天穿着劣质和服，见有客人进店门，齐声喊“一拉下你妈死”，中国人听了想骂人，日本人听了皱眉头，只有当地人不明所以。

 

我和程玉渐渐熟识起来。他住在城市中心最高的公寓楼，我住在城中心往南。刚过铁路桥，四人合租一栋老房子，相隔不算遥远。

 

程玉对我十分照顾，每到礼拜六下午休息，便开着车停在我家门口，接我去打球或是到他家里，打开电视，一人一瓶啤酒，边喝边看。

 

他向我说起他来加拿大的缘故。程玉的父亲是八十年代的公派留学生，本有机会留在美国，可最终还是为了他和他妈回了上海。这件事，成了他爸爸心中一辈子的遗憾。

 

程玉继承了他爸的理想，甚至连职业也一模一样，成了一名工程师。

 

读书时，程玉从不服输，天天泡在图书馆，半夜归来，路上只剩一人。圭尔夫的街头，白雪一片，落在头上，万籁俱寂，只有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刚来时，程玉也在工作上受本地人排挤，被嘲笑亚洲人搞不来机器。他咬着牙从一线工人做起，从默默无闻到被刮目相看，不过一年多的时间，硬是一步一步爬到了主管的位置。

 

“李渔，你想要在加拿大活出人样来，一定要拼搏。哪怕撞了南墙，也要把南墙撞塌了，”他把一切说得轻描淡写，“除非你自己上进，不然没人看得起你。”

 

二十五岁时，程玉去匈牙利出差，入境时被海关拦了下来。对方看看程玉，又看看护照，又看看邀请函，表情轻蔑。

 

“你知道吗，他当时问我来匈牙利干嘛？”程玉回忆起当时对方刻薄的语气，眼里是千帆过境的淡然。

 

“我说我来培训。他问我参加什么培训。我特淡定地告诉他，不，我不是来接受培训，我是来培训别人的。你真该看看他当时的表情。”

 

在2009年的春节前夕，窗外大雪纷飞，城市闪耀着银色的光芒。我们以为瑞雪兆丰年，音响中播放着范晓萱的《雪人》。没有人会联想到大雪一旦过去，天气只会更加寒冷。

 

三

 

那年春节，中国学生们冒着寒风，聚集在图书馆前，那棵古树枝丫繁茂，被挂上了红色丝带，远远看去，像开了满树杜鹃花。

 

大家苦中作乐，有人买来冷烟花，在大街上开心追逐，一直守到十二点端上来热腾腾的饺子。所有人守在一起，用家乡话互相举杯祝福。

 

只是新年一过，我就失业了。起因是晚上下班时，附近酒鬼对着女学生言语轻佻，甚至做起“活塞运动”。我和那几个人起了冲突，虽然最终不了了之，但老板怕招来麻烦，下了逐客令。

 

我重回无业游民的状态，挨家挨户敲门，身体前倾，咧着嘴笑，做出诚恳的表情：“不好意思，请问你们招人么？”得到的回应也是微笑，再就是拒绝。

 

没过多久，程玉也失业了。

 

四月的一个下午，程玉突然给我打电话：“李渔，你有空么？”片刻沉默，又说：“过来陪陪哥们，我的公司破产了。”

 

见到程玉，他一脸颓废，眼窝淤青，唇上胡茬稀疏，斜靠着沙发，流露出无法遮挡的疲惫感。我猜他失眠，他对此也不否认：“一夜一夜地睡不着，躺在床上就能听着秒针响，跟个小马达一样，一听就是一夜。”

 

他尝试过喝酒，也尝试听轻音乐催眠，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只要一闭上眼睛，准想起上学、工作上的事情，想着想着就更睡不着，干脆起来搬把椅子坐在阳台上面，风一吹人也精神了，坐到天亮，正好看日出。”

 

次贷危机持续发酵。工厂虽然生意不如往昔，但好歹也能维持。私下里，工人们早有议论，裁员潮已经向他们涌来。程玉虽工作5年，不算资历深厚，但他笃定自己在安全线以内。

 

没想到根本没有所谓的裁员，老板直接申请了破产清算。倒不是没有生意可做，程玉说，那时他们厂还有海外订单。银行突然釜底抽薪，紧急回收贷款以求自保，眼看着下游资金无法偿还，工厂里还有一票员工等着发薪。老板一不做二不休，才直接把工厂关了。

 

“其实哪怕是工厂关了，对老板也没什么损失。他不是没钱，这个工厂已经开五十年了，不知道赚了多少。他们那些人，出国只坐头等舱，年年换跑车，隔三差五到赌场玩一玩，输赢十几万都不眨一下眼。”

 

“他肯定计算过，与其注资救下工厂，倒不如把这些钱投到其他地方，钞票来得更快。至于我们……”程玉无奈地摊开双手，“不过是被随意丢弃的棋子。”

 

“就是可怜了那些老头儿。我师傅从二十岁就在那儿，干了三十几年，真是把工厂当自己家的生意，每颗螺丝要用砂纸打磨得闪闪发亮，谈起工厂产品像是说起自家的孩子一样自豪。没想到，到头来也没有躲过失业的命运。”

 

程玉形容那个白人老头把自己锁在丰田车里，抱着方向盘久久不愿启动。一直到天快黑了，程玉走过去敲了敲车窗。老头扭过头，双眼通红，哽咽着说了声：“It’s OK.”

圣乔治教堂的河畔 | 作者供图

 

程玉说完看着我，房间昏暗，他的话一字一顿，像是声长长的叹息：“李渔，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

 

四

 

失业之后，我的生活顿时困难起来，整天庸庸碌碌，和程玉见面也少。只能从他人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他的近况。

 

他一直在找工作，那时制造业寒潮已然来临。新闻每天轮播坏消息，曾经辉煌一时的剑桥、基耶拿工业区里，成片的工厂，人去楼空，只留下四四方方的厂房，了无人烟，如同一口口废弃的棺材。

 

程玉投了海量简历，始终没有回音。人也变得愈加颓废，整日板着脸不出门。他说他每天就坐在阳台上望着天边，坐累了就回到卧室，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发呆。饿了就做一锅咖喱，中午吃一顿，晚上吃一顿，一个月的时间，生生从一个健壮的年轻人变成一个浮肿的胖子。

 

女朋友劝他出门多走走，他像触电一样跳起来，歇斯底里般叫嚷：“你懂个屁！”嚷完又向女友道歉，把自己反锁在卫生间，打开花洒，水声压过了哭的声音。

 

“十几岁的时候，再艰难也很少苦，眼泪也争气。现在我真的是老了。”他不无玩笑地在电话里对我说。

 

最后，他终于开口向上学时的朋友寻求帮助，自己的境遇难以开口，只说公司经营不善。但经济危机下大家过得都不容易，不过是勉强维持着争取挨过寒冬，没有裁员已经是难得，更不要说招收新人了。

 

我和他再见面，已经是10月初。我跟着别人去多伦多，归来时停在城市边缘的星巴克，进门时见到程玉站在柜台后磨咖啡。他穿着身墨绿色的制服，动作娴熟地递出一杯拿铁，笑容可掬：“Have a nice day!”

 

等发现我时，他明显愣了一下，勉强挤出笑容：“李渔，你要喝什么？”

 

我发现他小拇指光秃秃的，不见那枚工程师戒指。程玉此刻歪着头，讪讪地笑：“戴着戒指工作不方便。”说完他把手背在身后，礼节性地说了一声：“Enjoy it !”

 

后来我跟朋友谈到这件事，那个深圳人无奈地摇头：“程玉实在太倔了，宁可自己一个人苦着，也不让家里人帮忙。”

 

我才得知，程玉卖掉了电视、空调、书架，换了一辆二手车，退掉了公寓，又回到了城市的西南区。

 

十年前，他刚到加拿大时就住在那个地方，那个华人房东的儿子相继毕业，离开了圭尔夫，奔向了大城市。程玉绕了一圈却又回到起点。

 

女友也离开了他。程玉变得更加乖僻，每天沉默寡言，把自己锁在房间中，谁也不接触，只有一条狗每天陪着。

 

他像是《卡拉是条狗》中的“老二”，每天裹着羽绒服，坐在后院台阶上。他坐左边，狗坐右边，他一只手揉着狗肚子，嘴中念念有词，分不清是在自言自语，还是在和狗说话。

 

五

 

后来，程玉不愿再见人，我们这群朋友中渐渐有奇怪的流言传出来。

 

有人说在滑铁卢见到程玉，他开着车，载着一个漂亮的女学生。两人停留在Mandarin吃自助，最后停在一家汽车旅馆。后来，我又听说他沾染性病，脸上起了大片的疹子，满目疮痍，像是被火烧过的荒原。

 

那一年的春节过后，程玉破天荒地约我见面。地点在城中心的魁北克购物中心，从正门一直走到尽头，有家不起眼的快餐店。

 

我要了一杯芬达，他要了一杯可乐，程玉比我上次见他瘦了很多，身材还算匀称，脸上并没有疹子的痕迹。

 

我问他工作找得怎么样了，他回答时语气平淡：“一直在找，但是现在经济环境就是这样。”

 

“我以前觉得努力就有回报，现在看来，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他曾经一度想不明白，明明没做错任何事情，为什么老天爷要这么对他，无论怎么努力，结果始终令人失望，甚至一度想要一死了之。

 

“本来想从尼亚加拉大瀑布上跳下去。”他笑了起来，“不过，最终还是没那么干。”

 

我一直听着他说，突然他问我：“李渔，你相信命运么？”

 

他说在他最绝望的时候，正巧路过一座庙宇。大殿中的师傅们正做着晚课，经文嘹亮，萦绕在香炉上的烟火，盘旋在脑海中久久回响。虽然不明其意，他却禁不住跪在大殿外面，泪水沿着双颊向下滑落。

 

我问他未来有什么打算。他说计划自己创业，在加拿大注册好了公司，做机械进出口贸易。他又露出了自信的笑容：“我家里认识一些企业，我也认识不少朋友，在这边也说得上话。还是做回老本行。”

 

“如果做得顺利……”他伸出一根手指，“一年一百万加币，是没有问题的。”说完他意兴盎然地看着我：“你要不要入股，一起来？”

 

六

 

我最终没有入股。

 

那天商场里空空荡荡，程玉心潮澎湃，像个激情四射的指挥家，整个大厅里回荡着他激昂的声音。其实我也动了心，只是我是真的没钱。

 

后来程玉又打过几次电话和我商量，见我态度强硬，此事就不了了之。

 

几个月后，我接到朋友电话，对方劈头盖脸地问我：“李渔，你最近见过程玉那孙子没有？”他左一句孙子右一句傻X。我才知道程玉出事了。

 

被程玉联系过的并不止我一人。他几乎搜刮遍了圭尔夫的圈子，一模一样的说辞，先聊佛学，再聊人生，谈谈自己想要自杀的往事，有个大师为他指点迷津，最后话题落到了创业上面。

 

按照朋友的说法，在程玉联系我的两个月后，他忽然人间蒸发。工作早已辞职，电话关机，大家去他家中找人，房东老太太一脸莫名奇妙。

 

程玉三个月前就已经搬离出去了，他搬着行李，只身一人去了多伦多。只有那条金毛留了下来，被房东太太照顾着。那条狗盘坐在地上，一脸无辜。

程玉养的名叫查理的狗 | 作者供图

 

“这傻X，别让我们碰到，碰到他非得废了丫一条腿。”人找不到，朋友只能过过嘴瘾。事后大家算了算，总共被他骗走了四万多加币。被骗得最多的是他前女友，借了他两万多。

 

我再也没见过程玉。只是偶尔听到债主们谈及到他。那些流言亦真亦假，难以分辨，一种说法是程玉卷钱回了国。更多的说法是程玉那时已经染上了毒瘾。

 

在最黑暗、最无助的时候，他开始吸食大麻，早期每天两根，后来他便尝试其他毒品。我不知道这两种说法哪种更加真实。可我宁愿相信前者。

 

他卷了一笔钱，回了国，回到了上海，吃到了他妈妈炒的年糕，还有上海街头的馄饨。

作者李渔，互联网从业人员

编辑 | 蒲末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