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宇：有人可以千万逃税，这些孩子们却在喝着浑水

源济

刘新宇：有人可以千万逃税，这些孩子们却在喝着浑水

原创： 刘新宇 大家  今天

在去往学校的路上，山路崎岖，雨雾升腾，远处金沙江隐现

我们的车在狭窄的道路上左盘右绕，外面下着雨，山间云雾如海，翻腾不休。

此行，我们是要去拜访一所金沙江畔的乡村小学，六一了，上学路上作为一个公益机构，去看看孩子们，给他们送上儿童节的礼物。

从昆明长水机场到县城，要2小时，从县城到镇里再4小时，从镇里到村小还要1小时。同行的当地小伙子告诉我，两年前这里还没有路，只能骑马或徒步。车子不时钻进团雾，能见度陡降，有些180度的急弯，要倒车顺一下才能通过。

这是一所藏在大山深处的小学，百多个孩子，6位老师，附近是彝、苗、傈僳聚集区，孩子们只能在此上到4年级，之后就要去镇上的中心小学，除了为数不多家在村里的孩子，大部分都住校，一周回一次家，远的要走5个小时。

但这还不是最让人揪心的——当地鄙俗，女孩子往往十来岁就结婚当妈妈，因此辍学者众多，每当开学前，老师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翻山越岭，挨家挨户去“连哄带骗”的动员孩子们上学。

学校是村子里一个普普通通的院子，除了一栋教学楼外，其余都是土坯房，老师们把水泥房子让给学生做宿舍，自己住的是四处漏风的土屋——“漏雨幸亏修好了，但冬天特别冷”。

学校的外墙，在村庄里毫不起眼，不是墙上“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标语，你很难联想到里面学习生活着百多个孩子

走进孩子们的宿舍，一间小屋子摆的满满当当都是上下床，实在没办法，一张床上睡俩孩子。条件虽然艰苦，但进屋前，所有孩子都要把鞋子脱在门口，牙缸放在窗台，无论鞋子还是牙缸，摆的整整齐齐。

宿舍门口的鞋，条件虽然艰苦，但“规矩”二字执行的不含糊

已是初夏，但所有床上都只有棉被，有些挂着蚊帐，但还有大概三分之一的估计是没钱买，不知道孩子晚上怎么跟那些又黑又大的蚊子搏斗。

实在没有地方，只好俩孩子一张床

教室里，去年新添置的课桌显得很“豪华”，旧桌子也没全扔，放在教室的角落，老师因为没有办公室，跟孩子们挤在一起，在这些黑黝黝的老桌上备课、批作业。

教室后墙立着一排不锈钢的碗柜，这些本来应该放在食堂里的家伙为啥在这里呢？孩子们给我打开，原来里面放着他们的课外书——食堂没有建好，不仅碗柜无处安身，孩子们吃饭也只能露天。

午饭很简单，米饭、玉米粒、素菜和肉菜，但好些孩子只要了米饭+玉米，这么节省没有别的原因，家长为了在孩子毕业时多拿到一点补助的结余，就让孩子别点肉和菜，说起这个，老师也无可奈何。

没有食堂，孩子们在操场空地上蹲着吃饭，可以看到，大部分人只有白饭和玉米粒

天又渐渐阴起来了，雨点开始零星落下，刚刚蹲在空地上吃饭的孩子们，匆匆扒拉两口便一窝蜂跑去洗碗，我跟过去看看，才发现因为村子里通的不是真正的自来水，所以龙头里流出的是浑水……

这还远不是全部，当下午跟孩子的活动结束后，在老师的座谈会上，本来担心乡村教师比较拘谨，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却是发言踊跃，原本计划半小时的会最后延长了3倍，有的老师甚至当场落泪。

我们是一家做留守儿童帮扶的公益机构，5年来，一直在做一件事——关注孩子们的心理健康——童年缺乏父母陪伴实在是一件违逆天性、异常残酷、而又贻害无穷的事情，因此只要有机会，我们就会邀请心理专家一起同行，到乡下去看望孩子们。

此次组织老师座谈的目的，本来是想咨询一下平日教学中，老师们遇到哪些不好解决的孩子心理异常，开始时，如料想中一样，大家摆出一副“你说我听”的姿态，就连主持会议的校长亲自带头提了两个问题，也没能形成示范效应。没法子，同行的北师大的李教授只好顺着大家的意思，把座谈默默变成讲座，介绍这几年来，我们共同研究发布的《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

当他讲到去年我们发现有10%的留守儿童在调查中声称“自己的爸/妈在一个月内去世”——这个情况显然与事实不符（中国年自然死亡率为千分之七），而这种反常，唯一的解释就是——这其实体现了孩子内心中对父母的怨恨——突然，坐在第一排的一位年轻女教师举起了手。

她是一位年轻的老师，有个女儿，2岁。说是在同一个地区，但由于山高路远，她所在的学校距离自己的家，坐车要4小时以上，平时只能在周末去和孩子团聚一下。但最近，地方上在搞什么活动，取消了双休日，她已经两周没有回过家、见过孩子了。

“本来我的女儿每次回去都很粘我，但是昨天”，她的声音有些颤抖“我打电话回去，让她喊妈妈”——“可她就是不喊”，说到这里，早已在眼镜后闪烁的泪水终于顺着脸颊流淌下来，但她没有去擦，而是努力控制着自己的声音，“我想问一下李教授，遇到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

为了帮助老师们更好的跟自己的孩子沟通，我们回来后给学校寄送了一批《如何给远方的孩子打电话》指导手册，因为这次走访我们认识到，不仅是封面上象征的农民工，我们的乡村基层老师们同样也是留守儿童的父母

她的问题仿佛打开了一扇门，其他的老师仿佛受到了鼓励，也纷纷说起自己和孩子的故事——

一位男老师，妻子也是老师，但在临县教书，孩子2岁，他们平时都很忙，陪孩子少，主要是老人带，结果孩子“爱抓人、掐人”，平时跟老人还算乖，但是一见他们俩，就“特别容易发脾气”。

还有他们的学生里，一个三年级的孩子，父母离异，谁都不管孩子，把孩子甩给爷爷奶奶，孩子平时在小伙伴们玩耍的时候，要做很多农活，最大的问题是，在学校他是个出名的“捣蛋分子”——“哪里有人干啥干的好好的，他非要去捣乱一下。”

还有俩兄弟，父母4年多没回家，哥哥很聪明，成绩很好，但就是跟人交流时很“呆”，课上多动；弟弟情况更严重，大小便无法自理，每天都得有同学帮他洗裤子……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们这些衣着朴素的乡村老师们，他们身上其实担负着两种身份——他们不仅是留守孩子们的老师，教授孩子知识和文化；同时，他们也是留守儿童的父母，跟我们在工厂里、工地上看到的那些农民工兄弟一样，有着对自己孩子深深的歉疚，对生活重负的无可奈何，还有内心中无法排解的焦虑——也许因为他们了解的信息更多，这种焦虑或许更加强烈。

时间过的很快，像以往每次一样，临行时，我们心里有孩子们美好的笑脸，也有面对问题的倍感无力。最后合影时，4年级的班主任找到我们，有些不好意思的问我能不能帮他们班单独拍些照片。

借用我们的相机，毕业班的孩子们拍了他们的毕业照

原来，这个学校唯一的4年级班就要毕业，老师想跟孩子们“用好相机拍一张毕业照，要不还要去镇上求人”。

11个女孩，13个男孩，在学校里唯一的水泥教学楼前，整整齐齐站成两排，背景是他们画的色彩斑斓的图画和他们朝夕相处的老师。在被高原的阳光晒得红红黑黑的一张张脸庞上，所有人都露出了纯净的、满足的笑容。

离别时，孩子们站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在狭窄巷道两侧，唱歌为我们送行，感谢我们微不足道的付出，这实在让我惭愧，让我感念至深——因为他们其实不知道，我从他们那里获得的远为更多、更深厚。

和孩子们做互动游戏，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