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后，文学史将怎样谈起李敖

源济

五百年后，文学史将怎样谈起李敖 

原创 2018-03-18 唐山 华文好书

读者需要李敖，因为他代言了他们心中的不满。所以李敖绝不能停下来，绝不能成为建构者，他只有变得更加犀利、更加决然，才能赢得更多的掌声。李敖的批评往往指名道姓，往往沉醉于对具体人的羞辱，而非对人类普遍命运的沉思。

撰文 唐山

“五十年、五百年中国白话文的前三名，都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在《独白下的传统》扉页上，李敖写下这段话。

终于，李敖无法再为自己辩护了，由此留下一道巨大的难题：文学史将怎样给李敖定位？他真能列入前三名吗？

就此话题，可能会争论上许多年。

 

他是一个无法定义的作家

 

李敖一生著述甚丰，《李敖大全集》多达80卷，共计3000万字。他自称：“比梁启超、鲁迅、胡适，我比他们写得多得多。什么原因呢？因为我很单纯，我跟别人不来往，婚丧喜庆不喜欢，吃喝嫖赌也不参加，所以我很多时间都在写作。”

李敖的创作是一笔很难评估的遗产。

从杂文角度看，李敖写作自成风格，对一代读者影响甚深，太多年轻人因李敖的文章而猛醒，开启了寻找自我、建构自我之路。

从文学自身角度看，杂文是易碎品，随着时代背景改变，作者与读者“心心相印”“尽在不言中”的默契也将消散，面对文本，后人难免陷入无法达诂的困境中。

杂文是匕首和投枪，短期有效用，代价是牺牲长期效用。

李敖写过小说，据他自称，曾正式接到诺贝文学奖审核小组通知，《法源寺》已被提名。

且不论诺奖评审是否有发通知这个环节，单从技术角度去读《法源寺》，实在难以恭维——其中绝少刻画与描写，完全由人物的大段议论拼成。李敖无意将读者带入故事中，而是沉浸于思想左右互搏的表演中。这种写法，恐怕只有退回巴尔扎克时代才成立。

李敖小说写的不算好，诗写得也不太好，比如这首《我将归来开放》：

因为我从来是那样，

所以你以为我永远是那样。

我改变得令你难以想象，

坏的终能变得好，

弱的总会变得壮。

谁能想到丑陋的一个蛹，

却会变成翩翩的蝴蝶模样。

像一朵入夜的荷花，

像一只归巢的宿鸟，

或像一个隐居的老哲人，

我消逝了我所有锋芒与光亮。

漆黑的隧道终会凿穿，

千仞的高冈必被爬上，

当百花凋谢的日子，

我将归来开放。

直白、浅露之外，措辞僵硬，韵脚也极呆板。这首诗写于22岁，完全看不出“少年天才”的气息。

李敖自命“文化空中飞人”，对具体而微的专业性向来不感兴趣。他的文章不中绳墨，却为何能赢得读者的喜欢？

 

李敖为什么这么沉迷于“骂”

 

李敖文章魅力来自“骂”，它们以泼辣、大胆、犀利著称，却又暗含规范。

李敖打出的旗号是“顽皮的自由主义者”，努力接续胡适、殷海光、雷震所造就的传统——李敖不仅秉持近似立场，且同样注重证据的扎实、经验逻辑的运用和语言的明晰。

王崇武曾称赞李敖早期文章有“陈独秀的气势，胡适之的明畅，鲁迅的锋利”，李敖将此语写进寄给恋人王尚勤的信中，可见他认同这种结合。

奇怪的是，在李敖的文章中，“胡适之的明畅”渐渐推后，“陈独秀的气势”“鲁迅的锋利”渐渐凸显，体现在三方面：

首先，别人批评处，他必然要彻底推翻。

其二，对伦理、文化中的含混论题，如怎样看待“孝”等，必然彻底否定。

其三，于常情处欠宽容。对父亲，对自己的精神偶像胡适，对授业恩师姚从吾，李敖皆有讽评。

凡此种种，均给人“为反抗而反抗”的印象，“反抗”成了李敖创作中最坚挺的商标，究其根本动力，可能来自两方面：

一方面，李敖少年漂泊，半生困顿，人生最初的成功皆由反抗而成，这使他产生了路径依赖。李敖能成名，全靠在《文星》上与胡秋原、徐复观打笔仗，他曾批评旧《文星》的风格：“那样温吞吞地办上四年，不能鼓动风潮，不能造成时势，不能一言而为天下法，不能使老顽固血压高。”在笔战中，李敖融学术讨论与人身攻击于一炉，终使《文星》被勒令停刊。

另一方面，李敖早熟，饱受性压抑的折磨。他10岁开始手淫，20岁时才与同学罗君若有了真正的性经验，不久又与罗分手，从此产生严重的“厌女症”。焦虑、迷惘、失衡等心理创伤曾长期陪伴李敖。

李敖投靠胡适思想，是为了反抗社会，但在反抗心理催逼下，他找不到继续反抗的目标，只好反抗胡适，这使李敖不得不走向“顽皮”。

 

时代征用了李敖的“顽皮”

 

正是“顽皮”，而不是骂，为李敖赢得而读者的青睐。

毕竟，从没有一个时代，年轻人被赋予如此大的压力——他既要接受传统文化（那被称为家园，谁拒绝接受，谁就无法获得文化身份），还要接受现代文化（否则就被认为没能完成“人的现代化”，失去安身立命的根本）。这些压力以民族、国家的名义被施加，可真正走出校门，才发现养活自己并不是件容易事，那些关于永恒与人类命运的思考，其实无法充抵成现金，以代稻粱谋。

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撕裂了人们的现实感，他们需要一把锤子，以砸碎“不得不如此”“合乎逻辑”的外壳，即使里面并无真相。

于是，李敖的犀利成为稀缺品。

在胡适、殷海光等人的眼中，李敖是万马齐喑中的一个变数。他们不在乎他是否完美，只是需要他的搅动，他们没意识到：李敖的批评并非自由主义，而是后现代主义，即使没有具体主张，李敖的批评也是成立的。

读者需要李敖，因为他代言了他们心中的不满。所以李敖绝不能停下来，绝不能成为建构者，他只有变得更加犀利、更加决然，才能赢得更多的掌声。李敖的批评往往指名道姓，往往沉醉于对具体人的羞辱，而非对人类普遍命运的沉思。

当法律没收了以往熟人社会中可以任意施用的暴力时，李敖文章成了一种代偿。

有多少人能忘怀第一次阅读李敖时的那种畅快呢？又有多少人曾被李敖的铺张扬厉所震撼？

对于被封闭在课堂、格子间、家庭中的人们，李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只要够本事，那么想骂谁就可以骂谁，你可以将自己的价值原则凌驾在别人之上，而那些所谓的圣人文章、道德律条，其实都是纸老虎，根本没有约束力。

李敖行文尚气，不论长短，总能一气呵成。每至一个高潮，李敖不是闲笔荡开，而是继续加重文气，将文章推上新的高潮。因此颇有咄咄逼人、浩瀚无垠的气势。

李敖批评余光中“文高于学，学高于诗，诗高于品”，批评三毛“无非是白虎星式的克夫、白云乡式的逃世、白血病式的国际路线和白开水式的泛滥感情而已，她是伪善的”，都有让人无法应对处，因为这些批评跨越范式，从批观点蔓延到批道德，最终以人格侮辱为结，直接探到读书人的底线。

杨照先生曾说：“如果生在一个正常、宽容的时代。李敖可能以他的聪明才智完成传世史著，也可能以他的叛逆精神闯出一番名号来，然而他就是一个史家、一个叛逆者。正因为有这样一个不宽容的时代，才真正彻底激发出李敖绝对个性中所有的天才能量，才让李敖变成一个没有头衔却已不需要头衔、超越头衔的、独一无二的李敖。”“不宽容的时代造就了一个不宽容的反叛者。”

其实杨照先生忽略了，在后现代社会，宽容没有市场价值，只有不宽容，才更有消费性，才能挠中大众心中的痒。我们喜欢李敖，恰恰是因为那份粗野，抵消了现实生活的过分精致。

 

我们都还没找到“应该做的事”

 

时代塑造了李敖，并迫使他只破不立。

因为，现代化是强行挤入我们生活的，它是我们想拒斥而未能成功的异端，它与我们的历史毫无接续，与我们的心灵毫无沟通。即使会为迅速步入现代世界感到一点点自豪，在内心深处，我们依然对其缺乏成就感。

换言之，过去百年只是异态，它更像一挫折，而非一个成功。

在此背景下，说“不”永远比说“是”更贴近实情。在《回忆录》中，李敖这样形容自己：倨傲不逊、卓尔不群、六亲不认、豪放不羁、当仁不让、守正不阿、和而不同、抗志不屈、百折不挠、勇者不惧、玩世不恭、说一不二、无人不骂、无书不读、金刚不坏、精神不死——居然用了整整16个“不”，但用了这么多“不”，真能拼出一个完整的自我吗？

知道什么是不乐见的，却不知道什么是乐见的。在否定中，每个人都在艰难地摸索着自我，而这个摸索以虚无主义开场，注定会以虚无主义结束。

1967年，李敖写下了《我们相信》，它不算太好，却很真诚：

我们相信

我们会等到那一天

我们会制造那一天

而我们

不是阴天的烈士

或是

逆流的殉葬者

我们不单是为唾弃

他们而生

我们有我们要做的事

一代传奇终于落幕，而李敖的“相信”有多少落实了？他是否真的找到了“我们要做的事”？都还是未知数。

也许，只要这些惶惑尚无答案，则李敖的写作就会长期保存下去，就会有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