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客》：巴勒斯坦妻子：我从监狱偷运丈夫精子

源济

看客：巴勒斯坦妻子：我从监狱偷运丈夫精子
网易图片  2018-03-08

我怀里抱着那管精子，就像抱着自己的儿子。



Razan不孕不育诊所昏暗的B超室内，Suhad Abu Fiad撩起她笨重的黑色长袍，平躺在检查床上。当屏幕显现出腹中婴儿的轮廓，以及那纤细的小手，Suhad瞬间热泪盈眶。对她而言，怀孕是一场“奇迹”。3年前，她的丈夫Samir因参与针对以色列人的恐怖袭击而入狱，Samir被判11年监禁，期间夫妻俩未曾有过任何肢体接触。




Suhad坚称，丈夫的精子通过某种方式绕过了以色列政府的重重监控，最终进入她的子宫。这样的状况在巴勒斯坦并不罕见。2012至2014两年之间，就有30多个婴儿在父亲缺席的情况下诞生。图为7个月身孕的Ralla Mather，她的丈夫被判刑11年。




尽管Suhad不愿透露具体的细节，但“怀孕”的方法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许多像Samir一样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的安全囚犯，想方设法从狱中“偷运精子”，再通过人工受孕的方式，由监狱之外的妻子十月怀胎生下孩子。图为一个通过人工受孕，出生于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小姑娘。




意大利摄影师Antonio Faccilongo跟拍了数个这样的家庭。在巴以冲突的背景下，一个孩子的诞生与成长，被赋予了比生育更多的意义。图为 39年过去了，Iman依然坚持将丈夫的衣服和鞋子留在原处，仿佛他只是外出工作，随时都能回家。




所谓“安全囚犯”，是指自1967年巴以“六日战争”以来，在大大小小的战争及袭击活动中被捕的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认为应将他们视为“战犯”，受到日内瓦公约的保护。而以色列政府则以恐怖分子、暴力犯或政治犯的标准来关押、审判这一群体，待遇甚至比普通罪犯更差。图为Manal Assaf，今年37岁，她的丈夫被判25年监禁。




几乎每个巴勒斯坦人，都有至少一名亲戚（或者自己）曾被关进以色列监狱。据统计，目前以色列关押着近7000名巴勒斯坦“安全囚犯”。在这之中，约1000人的刑期在20年以上，不少人被判终身监禁。图为Nawija展示手机里丈夫的的照片。他今年41岁，因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被判22年。




这些“安全囚犯”中不乏刚刚结婚、尚未生育的年轻人，以色列政府并未让他们享有配偶探视（即夫妻同床）的权利。这也意味着，他们被剥夺了生育的可能。“在我们的文化中，少子或无子的家庭将背负沉重的社会压力。”“偷运精子”的想法便应运而生。图为27岁的Hana El Zanen和1岁的儿子Hassan。




Tamer Al Zaanin是最早想到这个办法的犯人之一。“我只有45分钟的时间说服妻子同意这个计划。我还写信给父亲，当时我很紧张，害怕他们不会同意。” 彼时巴勒斯坦的人工授精技术并不发达，许多人对此更是闻所未闻。然而不久后，Tamer收到了父亲的回信，“你怎么不早点说呢？”图为一位巴勒斯坦囚犯在狱中用女儿的照片制作了一条心形项链。




对这些囚犯而言，唯一的机会是两周一次的亲属探视。图为犯人家属聚集在检查站，等待以色列士兵的检查。




出于安全考虑，男性亲属被禁止踏入以色列政府控制的区域，只有犯人的姐妹、母亲和6岁以下的孩童，才被允许前往探监。图为探监路上必经的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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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探访日，亲属们会驱车来到检查点，经过重重身份和安全检查后，搭乘红十字会的大巴会前往以色列政府管辖的监狱。图为前往探视的囚犯家属，她们时常在路途中相互扶持。




探视前夕，囚犯常常表现得紧张而兴奋，仿佛策划一场惊心动魄的越狱。每一个细节都会被反复考量，一旦计划暴露，囚犯将面临严厉的惩罚。图为一名走向监狱的女子，她的丈夫正在狱中等待。




整个探视过程将持续45分钟，囚犯和家属只能隔着玻璃通话，不能任何肢体接触。直到最后10分钟，孩子才被允许跟父亲拥抱，并从他手中接过小礼物。囚犯会提前将精液装进各式各样的“临时容器”内，如钢笔、眼药水滴管、糖纸、薯片包装袋等，藏在送给孩子们的礼物中。图为藏在巧克力中的一管精液。




拿到那管尚存着儿子体温的精液样本后，Asaad开车一路狂飚到诊所。“我怀里抱着那份样本，就好像抱着自己的儿子，把他带出监狱。”精子离开体外后，只能存活48小时，亲属们必须争分夺秒地将样本送到位于加沙或纳布卢斯的诊所进行处理。




就像是一场耗时耗力的接力赛，诊所的大夫也会24小时待命，以接待半夜送来精液样本的犯人家属。图为巴勒斯坦加沙一诊所的保温箱。




巴勒斯坦的诊所会为安全囚犯的妻子免去手续费及后续的产检费用。




尽管手术的成功率不低，整个家族都会小心翼翼地照料产妇，生怕得来不易的生命出现任何闪失。等到临盆在即，亲属们会聚集在医院里，眼含热泪祷告。随着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手术室外会唱起巴勒斯坦的传统民谣。




几小时前，39岁的Remah Bauod通过人工受孕产下一名女婴。她的丈夫Usama被判4项终身监禁罪名及50年监禁。




迎接产妇和新生儿回家，又是一场狂欢。不单是家属，整条街的邻居都会加入其中，将原本狭窄的巷道围得水泄不通。产妇和新生儿的车只能在人群中缓缓前行，车窗外是无休止的歌声、舞蹈、篝火和烟花。对巴勒斯坦人而言，一个安全囚犯后代的诞生，不仅在于繁衍后代，更意味着对抗以色列人的又一次胜利。




尽管“偷运精子”的想法最早萌芽于2004年，可直到2012年8月，第一个“监狱宝宝”才真正诞生。婴儿的母亲Dalal al-Zabin骄傲地向全世界的媒体宣布，要将这个孩子献给“巴勒斯坦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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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孩子也会被家人视若珍宝。Asaad便对来之不易的小孙子宠爱有加：“他出生后，我们把他安置在专属的房间内，母亲之外的任何人都不准靠近。”而2014年发生在加沙地区的冲突，更是让Asaad把心悬到了嗓子眼。当一架轰炸机从头顶飞过时，他用身体护住了孙子。




3岁的Majd和叔叔Mazen在拉姆安拉的大街上。2001年，Majd的父亲因刺杀以色列旅游部长而被捕入狱，判刑25年。




这份额外的关爱，不仅出于亲情，更是因为这些孩子被视作了抗争的延续与希望。“以色列人把我们关起来，希望能清除巴勒斯坦社会中的活跃分子，但他们未能如愿，英雄依然后继有人。”图为伯利恒一座纪念墙，墙面上是巴勒斯坦囚犯们的肖像。在巴勒斯坦，他们被当作烈士。




由于偷运的过程极为私密，相应的问题也接踵而至。为此，巴勒斯坦最高宗教委员会不得不出台了一系列规范。其中包括，双方家属中需有一人签署文件，以证明他们知晓整个计划，并相信精液确实来自丈夫。随着“监狱宝宝”的逐渐增多，2015年以色列政府进一步收紧了亲属的探视权限，“偷运”变得愈发艰难。图为隔开了以色列高速与巴勒斯坦山坡的栅栏。




此外，以色列政府还拒绝承认这些孩子的身份。清晨五点，Lydia叫醒仍在熟睡的儿子，踏上探望丈夫的路途，然而她在身份检查这一关被拦了下来。以色列官员宣称，这个孩子是非法的，无权探望自己的父亲。即便如此，Lydia依然坚持在每隔两周的探视时间内，滔滔不绝地向丈夫倾述有关儿子的点点滴滴，隔着玻璃展示Majd的照片。45分钟过去后，双方都哭肿了双眼。




“只要以色列人一直占领这片土地，这些孩子将永远无法拥有合法的身份。他们没有身份证件，没有民事档案，也不能去旅行……仿佛不曾存在于这个世界一样。”




Lydia家的客厅能俯瞰约旦河西岸的重山。五年前的一天，收割完橄榄后，全家人都聚集在这里，想要抱一抱初生的婴儿。Lydia坐在丈夫的肖像底下，向客人们展示一件纪念品。那是一块小马车形状的巧克力，上面写着一行字：“我来自狱中，穿越重重看守。见到我时，请向真主祷告。拥我入怀时，请赞美先知。”




“我们知道，Majd会成为一名男子汉，并热爱他的祖国，就像他的父亲一样。”而对于守望在高墙之外的妻子而言，与丈夫之间的距离似乎比海更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