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车准备驶离衡阳站,刘钟探出脑袋再看孩子一眼。
撰文/夏偲婉「谷雨特约撰稿人」
编辑/ 秦旭东

普通列车员,突然成“网红”
这是一班从春天开往冬天的列车。从深圳开往乌鲁木齐的Z230次列车,全程4666千米,历时48小时59分,跨越广东、湖南、湖北、陕西、甘肃、青海、新疆七省区。
2月10日9点半,Z230次列车照常从深圳站发车。
刘钟站在2号车厢门口,完成了对上车乘客的检票,行注目礼,最后上车关紧车厢门。这是她春节之前最后一次出乘。顺利的话,她将在除夕当天中午抵达湖南衡阳的家。
一周之前,她还不知道,狗年之前的最后两班车,会受到媒体如此关注。一周之前,她还以为和往常一样普通地往返深圳乌鲁木齐两次,就开心地回家过年了。
此前的2月1日晚上,由陈可辛拍摄的短视频《三分钟》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视频里,一位作为母亲的列车员因为春运不能和儿子过年,列车在家乡的站台三分钟只停了三分钟。而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是广铁集团广九客运段女列车员刘钟。

视频-陈可辛《三分钟》原型接站 再现母子短暂相聚感人场面
刘钟是接到车长的电话后才知道《三分钟》这个短视频。“我之前都不知道陈可辛是谁,他让我突然一下变成网红,很幸运被他看中我的故事。”
穿着列车员制服的刘钟,瘦小,上车后便穿梭在2号车厢里,和其他列车员一样,开始查票换票。声音和她的脸一样,很普通,不容易被人记住。但是这一次不少乘客都抬头多看了刘钟一眼,因为跟在她后面的摄影机显得有些引人注意。
刘钟的表情倒是很淡然。这样的工作她已经做了快十一年了。第十年,也就是2017年的春运,因为排班原因,她要间隔十五天才能回家,这与平日里跑五天休五天的工作节奏,显得有点漫长。于是车长就对她说,“你这次路过衡阳站的时候,看能不能让老公带孩子来接车,也顺便看看孩子,开心一下。”
在得到老公和孩子的同意后,刘钟在2017年1月21号下午4点57分列车停靠在衡阳站时,见到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丁丁。


刘钟和丁丁母子在站台上相拥,去年的故事,今年重新演了一遍。
“那天丁丁并没有哭闹,他就是很开心,很兴奋。他牵着爸爸的手,没有追火车跑,没有在人流里穿梭。是我在乘客都上下车之后,蹲下来把手张开,他才往我怀抱里钻的,特别懂事。丁丁给我带来了在学校画的鸡年日历,还塞给我一颗糖。我也没有难过,当时就是特别开心,没有那种想哭的情绪。”
刘钟回忆起这一段时,眼睛笑弯了,“反倒是,看了《三分钟》之后,自己再想起来有点难过。”
刘钟谈论起《三分钟》的时候,像是在谈和自己没有太大关系的一件事情。在她内心里,《三分钟》里的主角不是她,而是和她一样在春运期间忙碌着的列车员们。像和她一同负责1号2号车厢的列车员孟春花,刚生完小孩,家住陕西,从广州南坐最快的火车回去,也要七个半小时。


刘钟和她的同事孟春花,她们一同负责1号2号车厢。
“我觉得真的是很普通很普通,我们都是这样生活的。上班在车上做好服务,下班就回家陪陪家人。只是春运期间,会忙碌一些。”刘钟的话,像这班2016年刚开通的列车一样,四平八稳地往北行驶。
终点乌鲁木齐,在车厢写作业
2月10日11点04分,Z230次列车抵达广州站,停车十五分钟。
从上车后就一直在埋头写作业的佳欣抬头看了眼车窗外。坐在她旁边的妈妈陈晓偶尔看看手机,偶尔看看女儿。
陈晓一家三口回乌鲁木齐老家过年,那也是这班列车的终点站。“我们选择坐这班火车的原因,一是因为返程的飞机票太贵了,二是想到女儿可以在卧铺车上写作业。”


佳欣正在列车车厢里写寒假作业。
听到妈妈这样说,佳欣忍不住笑着插嘴,“你知道吗我上车前一天还在补课,我们初三压力真的很大。”
陈晓是2001年来到深圳的,她和丈夫一起在深圳成家立业,现在是一家物业公司的负责人。深圳已经是他们的第二故乡了。
“刚到深圳的时候,还是没有很强的故乡感。每次一到过年城市就空了。这五六年,留守在深圳的人越来越多,我自己做物业管理,感触很深,现在过年小区家家都挂灯笼贴春联,我们反倒是越来越忙。”
在陈晓的观念里,她觉得只要踏实肯干,无论是在乌鲁木齐还是在深圳,都能做出一番事业。只是丈夫的家人们都在这边,她觉得一家人不能分开,便留了下来。
虽然陈晓已经将深圳看成她的第二故乡了,但是她依然觉得深圳就是一个来来往往的城市。她管理的员工中,越来越多的员工选择将孩子带在身边,也越来越多的员工因为孩子选择回家。
“我的一个班长,她来深圳做了几年了,我也特别舍不得她走,只是现在孩子要读初中了,她觉得这个阶段的教育很重要,也不想再缺失孩子的成长,决定回老家陪读孩子三年,要是高中住校了,就再回深圳。”
陈晓很能理解自己员工的离开,他们的离开,大多是因为孩子的教育,他们在陪伴孩子和更好的工作机会之间左右摇摆,“来来往往”。
不是所有人都能像陈晓这样在深圳扎根,并且提供给女儿良好的教育环境和稳定的陪伴时间。在陈晓看来,深圳优质的教育资源只是在个别学校,外来打工人员的子女能接触到的教育资源,可能还不如老家的好。这也是他们选择辞工回家的原因之一。


孩子要读初中了,陈晓准备从深圳回乌鲁木齐,陪读三年。
“中国应试教育不改变的情况下,每个家庭都是这样,重视教育上的陪伴。”妈妈说这句话的时候,佳欣拿着手上的笔,继续写了起来。

从西安到香港,“我们接孙团”
2月10日13点35分,Z230次列车抵达韶关东站,停车四分钟。
66岁的张大伯和64岁的蓝大妈从深圳上车后就开始和邻床的乘客聊天,全然不知列车已经行驶到哪儿,因为第二天列车才会抵达他们的目的西安站。
张大伯和蓝大妈都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从小学到大学,再到工作,都是在西安渡过的。只是两位老人家没有想到的是,年过花甲后,他们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香港度过。
“女儿和女婿都在香港工作,我们在孙子出生之前就过去帮忙了,现在孙子五岁半了,小孙女也三岁半了。”两位老人提起孙子,就一直咧着嘴。
这次春节,两位老人回老家西安和自己年近90的父母们一起过年,而他们的女儿则回女婿家乡北京过年。
张大伯和蓝大妈在香港的主要工作,就是接送孙儿孙女上下幼稚园。香港的幼稚园只需要上三个小时,所以上午小的上,下午大的上,中午两位老人就在地铁口做交接工作。孙儿孙女在幼稚园的三个小时里,老人们就会跑到隔壁的香港城市大学待着。
“那儿条件非常好,有网络,有空调,有开水。所以这帮接送小孩上下学的老人家都在那里玩。”张大伯操着一口标准的北方话,笑嘻嘻地说起这些,“我一天在外边,结识了一群送孙子上下学的,有北京的湖南的湖北的东北的江西的甘肃的……”他掰着手指头一个一个数,然后停顿了一下,“咦,好像还没有河南的!”
“总之,我们接孙团,都是大陆过去的,五湖四海。我们还有一个送孙群,四五十个人呢!”善于交际的张大伯在香港认识了不少大陆朋友。
相比之下,蓝大妈显得孤独一些。“我还是更喜欢西安。在西安,我们就住在公园对面,玩扇子,打拳,跳舞,我常常天一亮就到公园去。现在住在香港都快把我急死了。现在唱也没有地方唱,跳也没有地方跳。他们的语言我也听不太懂。”
但是为了自己的孩子的孩子,两位老人还是离开了自己更为熟悉的西安,在广东话和英语此起彼伏的香港住了下来。
在香港,有很多像他们这样的大陆老人,就像蓝大妈所说的那样,“不管之前地位多高,大家退休之后干的工作都是接孙儿孙女。我们都是为了孩子的孩子留了下来,没办法,他们忙。”

带孩子的妈妈,可以50个小时不睡觉
2月10日15点14分,Z230次列车抵达郴州站,停车三分钟。
“这才开这么久,就哭成这样了。”30岁出头的王丽晃动着手臂,想让怀里的小男娃安静下来。王丽的丈夫坐在她旁边。他的身上坐着一个长头发的小女孩,那是王丽五岁的大女儿。
Z230一共有三截硬座车厢,王丽一家四口坐在14号车厢的两个位置上。硬座车厢和卧铺车厢是天壤之别。在硬座车厢里,目之所及全部是人,寸步难行。车厢联结处,过道里都是人。这样的场景和10年前、20年前的春运火车,似乎并无差别。
不过,能上这列火车的,已经是赢家了。
14号车厢虽然塞满了人,但是却很是安静。孩子的哭闹声便也显得格外明显。王丽一家人明天下午五点到兰州,再坐上两三个小时的汽车,就能到老家了。
王丽面对哭闹的小孩,很是淡定。她说话速度很快,能想象出她做事情风风火火的样子。老二在深圳出生,刚满月的时候,她休了产假,一个人带着两个小孩,连轴坐了50多个小时的车,回了老家。“真的遇上事情了,我都能搞定,没有什么搞不定的。那五十多个小时我不睡觉,就看着他们两。”
2012年,王丽在深圳生下大女儿后,就把她送回老家。那年十一假期,王丽回老家看女儿,发现十个月大的女儿在姥姥姥爷的照看下,又黑又瘦,还很怕生,一见她就拼命地哭。王丽也跟着哭,当下就决定要把女儿带在身边,自己来带。
小儿子出生后,王丽更忙了。她和丈夫除了上班就是带孩子,其他什么娱乐活动都没有。上班的时候,就由孩子的爷爷奶奶轮流来深圳帮忙看着。
“我瞌睡轻。刚进厂的时候,我是上夜班。有时候白天带孩子去医院看病,看到下午三四点,我洗把脸就进厂上班,这样三四天不睡也没关系。”王丽说起这些时,很宠溺地看着孩子,“以前没有他们俩的时候,我看到小孩子烦的很。一看到小孩哭我恨不得两巴掌,现在我看到他们两哭我就跟着一起哭。”
王丽和丈夫是大学同学。刚来深圳发展的时候,他们都还很迷茫,不知道要不要留下来。后来两人觉得深圳机会多,薪资也高,要是回老家了,既没有自己能干的岗位,也干不过那些关系户。于是两人咬咬牙,留了下来。
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大学情侣已经成为两个孩子的父母。两人也在东莞买了房,决定过几年就去东莞定居。
也许这十年的辛苦,就像王丽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熬过的50个小时车程那样,“你真的遇上事情了,什么都能搞定”吧。

站台上的三分钟陪伴
2月10日16点57分,Z230次列车抵达衡阳站,停车三分钟。
这一天,刘钟的丈夫已经抱着孩子丁丁在站台上等待了,一家人在这里短暂地相遇。在车停稳之前,刘钟已经看到了站台上的孩子,她冲他兴奋地招手。
在衡阳站上下的乘客不太多,留给刘钟和她家人的时间多了几十秒。他们像《三分钟》里那样拥抱,注视彼此,不知道是刘钟还是丁丁,谁先红了眼睛,就看着丁丁小小的人儿,突然撇过头,埋在爸爸的肩膀里。
这三分多钟,好像变得格外地长,格外安静。
火车再次鸣笛,这样的声音在刘钟生命里响起了无数次,甚至构成了她对时间的概念。每一次鸣笛,都意味离开,她要做好安全检查工作,行注目礼,然后关门,上车,前往下一站。
刚谈恋爱的时候,刘钟的丈夫并不能理解这样一份“在路上”的工作,平日里还好,只是每年春运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团聚的时候,刘钟却不在家人身边。和刘钟成为夫妻、成为家人之后,他不再从乘客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他看到了这个社会运行时的铁路系统、公路系统,看到了春节前后都在忙碌的人。他明白,这是工作的一部分。
多数情况下,社会岗位与家庭身份多少都会有所冲突。但是作为父母,他们会争取每一分钟、每一秒的陪伴。被大多数人解读为舍小家为大家的站台三分钟,或许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一次母亲为孩子争取多三分钟的陪伴。
那位为了一家人起离开乌鲁木齐的陈晓,坐陈晓面对的因为孩子教育而离开深圳的员工,花甲之年跨越大半个中国来到香港的老夫妻,一个人带着两个小孩50多个小时车程不曾合眼的母亲,他们的普通故事,都是想让这种陪伴更久一些。
Z230次列车载着这群人继续前往乌鲁木齐,车上的人上上下下,怀揣着不一样的故事,和差不多对家、对新年的期待。
2月10号的Z230次列车将在2月12上午10点29分抵达乌鲁木齐,那里零下十一度。刘钟曾经和丁丁说起过那里的大雪,丁丁看着妈妈拍的照片说,“我也想去乌鲁木齐看大雪。”
(文中陈晓、佳欣、王丽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