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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四人,军服、西服、长袍、中山装,恰好是当时国民政府内部派系庞杂,人品各异,新老不一的极好写照,也反映了中国社会虽然状如散沙,但在民族危亡关头仍能努力团结起来的事实。
七十年前老照片中的“庐山训练团”
看1937年7月的《良友》杂志,有些意外地发现当时中国社会政治重心不在南京,也不在上海,而是在庐山。
就在这个月,卢沟桥事变爆发。1937年7月17日,时任中华民国最高领袖的蒋中正在庐山发表题为“最后关头”的演说,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以此表明了对日作战的坚决决心。
《良友》杂志1937年第七期7曰15日定稿的时候,这份声明还没有发表。不过,此前相当长的时间里,庐山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的晴雨表,因此,该期杂志上关于庐山的内容并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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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庐山被称为国民政府的夏都。每到夏季,国民政府的要员便会到庐山的别墅群避暑,因此,蒋介石等便将一些重要会议、接见,乃至高级军官轮训都搬上了庐山。上庐山,便如古代上洛一样成为参与国事的象征。
《良友》杂志刊登的叶浅予先生漫画“小陈”系列中,便有这样一段关于上庐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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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典型的上海小开,小陈在政治上处于钻营边缘地带,蒋委员长在庐山处理国务当然没有他的事儿,不过他照样带上仆役太太大张旗鼓上庐山,网络时代的炒作方式,三十年代的人也是懂得。
《小陈》仅仅是一组讽刺漫画,真正从新闻角度体现庐山的,是专辑《新中国干部之摇篮》,它揭开了著名的“庐山训练班”之真面目。
1933年蒋介石创办“庐山军官训练团”,轮训军官,其嫡系部队以外,张学思等各路军阀派出的学员也在此受训。与此同时,在当地兴建庐山图书馆、庐山传习学舍、庐山大礼堂等作为训练地。蒋介石开设的庐山训练班其直接意义最初是为了“剿共”和拉拢军阀部队,中日关系日益紧张之下,逐渐转为培养抗日军政骨干。而深层意义则在于黄埔军校之后蒋介石深感国民党的向心力不足,缺乏基层干部的问题,他认识到自己在中层以下的军队和地方缺乏一个可靠的干部团体,因此试图通过庐山训练班建成一个在军中和政府中秉承自己意志的基本盘,所以,他下令调训的人员多为中下级军官。1936年开始,训练班扩大到军事、党务、军训、政训、县政等各个方面,称“庐山暑期训练团”。这些受训人员,大多数也成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的核心力量。对当时普通人来说,这一终南捷径般的训练班颇为神秘。所以,这一专辑披露出的庐山训练班照片,可说带有揭秘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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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习学舍,及训练班主体建筑,位于庐山牯岭掷笔峰下,背依猴子岭,东朝长冲河,顺坡而建,如今名为庐山大厦,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五十年代庐山会议很多代表下榻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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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中的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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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和全体教官、学员互相行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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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团的办公室、宿舍、教室、大礼堂等,大礼堂有“正人正心,革命革心”的对联,横批为黄埔校训“亲爱精诚”,隐约展现了蒋介石心中这一训练班和黄埔军校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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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高级教官——训练团团附何键(右,湘军军阀)和教育长陈诚(左,被称为“袖珍委员长”的蒋介石嫡系)
按说当时能够采写这段新闻和进行拍摄的记者,显然要具备一定素质,并且应该属于对国民政府来说比较忠诚的人员。然而,细看这些照片,竟然也有会让我们感到哭笑不得的,怀疑这等人物是不是也有混饭吃的或者有意拿老蒋砸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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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这一张,说明是“演讲后之蒋委员长,举手读军人读训”
然而,他身后很多人明显不是军人,也都在举拳跟着宣誓——你们跟着起什么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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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张,“蒋委员长,暨戴季陶,吴稚晖,俞飞鹏,吴鼎昌等于参加开学礼后留影”
此照片本来很有寓意——蒋介石身边这四名重臣在抗战前后都极有分量。
最右侧身着军服的是俞飞鹏是奉化人,辛亥革命时即为蒋介石的军需官,颇有才干。他此后一直在蒋介石军中负责后勤工作,职位重要,深受信任。其族侄俞济时亦为蒋介石亲信,曾担任侍卫长、警卫第一师师长等职。俞飞鹏此时担任交通部长,抗战开始后的战时交通预案便是出自他手,曾任军委会后勤部部长、中缅运输总局局长等职。
俞飞鹏与蒋介石之间身穿西服的是戴季陶。戴季陶笔名“天仇”,留日出身的国民党元老和理论家,曾任孙中山秘书,在日本留学时结交蒋介石,此后公私皆有密切交往,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便是自戴季陶处过继。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国民党右翼大佬却是中国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物。1937年他正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长。
蒋介石身边另一侧为身着长袍马褂的吴稚晖,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周恩来、陈毅等皆为其受益者。吴在国民党中地位极高,与孙中山也是平等论交,却又是个政治怪人,是国民党元老,却忠实于无政府主义,不肯做官,好骂人,好谈房事,力主抗战而又坚决反共。蒋介石对其无奈而又不得不礼敬三分。
吴稚晖另一侧身着中山装的为吴鼎昌,此时担任国府实业部部长。在国民党政府中,吴鼎昌是蒋介石“游离的心腹”,一方面他出身同盟会,善于理财,亦能治政,颇受蒋介石器重;另一方面,他曾在北洋政府内担任要职,又是民族资本家中的大金融家,还曾经创办《大公报》,在社会上名望高于国府内的任职。抗战中吴主政贵州,成就斐然。
此四人,军服、西服、长袍、中山装,恰好是当时国民政府内部派系庞杂,人品各异,新老不一的极好写照。这样不同的人物,在抗战中都能做到坚持抵抗到底,也反映了中国社会虽然状如散沙,但在民族危亡关头仍能努力团结起来的事实。
那么,这不是一张很好的新闻照片吗?
也不尽然,这张照片上有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戴季陶穿西服,算是他作为国民政府顶层团队中留洋群体代表的本色,但照片上的他却怎么看怎么别扭。这是因为按照常理,穿单排扣西服是不系扣子的,即便系,也只系第一个,而戴季陶却把所有的扣子都扣上了。这样穿法,大有邯郸学步的精妙,国民政府内多“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类人物,于此可见一斑。
庐山上此时经常可以见到一些特别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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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曾经和蒋委员长拜过把子又你死我活的冯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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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西安捉过老蒋,此时来缓和关系的杨虎城
杨虎城与张学良不同,事变后蒋迫于形势并未扣留他,也曾与之见面,杨此后以考察军事为名出国,本可善终,终因错判了其内心深处的恨意,试图回国掌兵抗战而步入死地,一憾。
能够捕捉到庐山上的杨虎城,可算记者功底深厚,但记者恐怕不知道,此刻还有一个神秘人物刚刚离开庐山,这就是西安事变后到此进行国共合作谈判的周恩来。
6月8日,周恩来到庐山与蒋谈判,双方立场未能统一。6月18日,周恩来离开庐山,返回延安。虽然没有谈成,但谈本身已是进步。
于此,忽然忆起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国共秘密谈判,曾有以庐山为蒋氏回归后“汤沐邑”的说法。虽不知真假,但可见庐山之于中国的政治意义。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不知明日庐山,又有怎样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