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发粉肤、高挑知性的日耳曼女郎一直是全球男性幻想中的温柔乡。而纳粹统治者鼓动了整整一代德国年轻女性参与了种族灭绝行动,把姑娘们异化成了野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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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主妇Erna Petri看到乡间小道蜷缩着6个几近赤裸的小男孩,眼中满是恐惧。她马上意识到,这些孩子是从开往集中营的火车上逃出来的犹太儿童——她从身为德国党卫军军官的丈夫那里听说过。
她把这些挨饿受惊的孩子带回家,安抚他们,给他们食物。随后,这6个犹太儿童(最小的6岁,最大的12岁)被Erna带到树林,排成一排,她用手枪有条不紊地从脖子后面一一射死。
Erna Petri
上一秒还是充满爱心的母亲,下一秒却变成冷血杀手,纳粹统治下精神分裂式的德国女性,正是本文所讨论的对象。
人们通常认为大屠杀都是男性所为,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希特勒领导下,部分纳粹德国女性同样也在干着道德沦丧的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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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陷入罪恶之网的是专业医护人员,历史学家称她们为“大屠杀的主要见证人”。
纳粹执行“雅利安种族纯洁论”后,无数受到蛊惑的护士在围裙下藏着吗啡瓶子和针头,如例行公事一样屠杀残疾人或精神缺陷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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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Pauline Kneissler曾就职于德国南部一家安乐死“教堂”。她经常来回于各家精神病医院,每天都要选出70名病人,把这些病人集中起来,然后用毒气杀害他们,因为她认为“死于毒气不会遭受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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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恐怖的暴行则发生在“疯狂的东部”(波兰、乌克兰等希特勒新征服的地区)。至少有50万以上年轻德国女性参与了殖民活动,成为大规模种族灭绝行动的共犯。
比如,很多女性作为秘书,传送杀人命令并把屠杀记录归档。这使她们成为纳粹屠杀机器的核心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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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把那些被运回德国的纳粹战利品称为“史上最大有组织的抢劫所得”,而这些德国女性则是抢劫中的主要代理人和受益人。
比如秘书Liselotte Meier,和男人们一样,她也跟随党卫军上级一起在野地射杀犹太人,以此取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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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枪毙只是屠杀的初期形式。Liselotte Meier在白俄罗斯工作期间,不仅协助安排了各种屠杀形式,甚至还可以决定谁死谁活——比如她放了(也仅仅放了)给她做头发的、未给她织完毛衣的两名犹太女人一条生路。
冷血杀手Liselotte Meier1940年还是一位阳光向上的赛艇选手(右二)
这些秘书还有另一个重要角色:每次行动后,党卫军的杀手们都要集体酗酒,随后到女人的住处寻找安慰——跟秘书们发生关系或者倾诉衷肠。这些德国女人会专门给党卫军安排休息放松的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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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令人震惊的还是那些参与杀人的已婚妇女,Lisel Willhaus是一个集中营指挥官夫人。她曾在阳台上拿着来福枪对犹太囚犯大开杀戒。
Lisel Willhaus
Wohlauf也在波兰呆过,她丈夫Julius是治安大队的长官。1942年,她丈夫以清洁人种为由,曾把一个小镇上的11000名犹太居民送进灭绝营。
战前的少女Wohlauf
战时的治安大队长夫人Wohlauf
站在灭绝营的广场,她对近千名因为中暑不能行走的犹太人挥舞鞭子,直到把他们打死。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她当时还有着身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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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残忍只会换来残忍,战争结束后,大批德国女性遭到报复,未经审判就被动用私刑,在凌辱后吊死街头,将悲剧延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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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集中营看守长的Irma Grese 是少数被军事法庭审判的女性。Grese曾是个护士,但由于在集中营的表现嗜血且无情,她18岁时就获得了铁十字勋章,在19岁时又被破格晋升为女囚集中营的看守长。
下图为绰号“美女野兽”的 Irma Grese与奥斯威辛集中营指挥官 Joseph Kramer的合影。她在1945年被绞死,而 Joseph则在1946年被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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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se之所以被推上断头台,在于虐杀了成百上千的女囚。她会仅仅因为女囚犯长得比她漂亮就痛下杀手;她时常亲自动手,把女囚的乳房抽烂,至少50名女囚的乳房被她无情毁掉,然后死在其枪下;而面对怀孕的女囚,她会用脚踢到流产,接着送进毒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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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坐上了被告席,Grese才感觉到后怕。她大喊冤枉,把锅甩给上峰。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无济于事。负责审判她的法官表示:“姑娘,我根本没法帮你,你犯下了滔天的罪恶。”
时年22岁的Grese(图中9号标签)在接受审判
战争期间,超过230万德国女性加入了纳粹党、青年团、少女联盟等法西斯团体,其中6000多个女青年化身集中营和灭绝营的看守。用皮鞭、子弹和毒气制造死亡。在那个疯狂年代里,她们的美貌早已黯然失色。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