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 | “60岁出走美国”系列

源济

人过六十，在美国做农民 | 美国梦 01 

原创 2017-02-15 罗四鸰 人间theLivings

图 | 关斌斌 网易插画师

我一直觉得印度人和日本人的英语最难懂，可是老师能听懂他们的，却听不懂我的。我才知道，我说的是世界上最难懂的英语。

前言

中美建交后，失散多年的父亲和二哥有了消息。1977年，分别30多年的二哥从美国回来探亲，表达了帮我移民美国的意愿，我没有答应，当时我在江苏省地质矿产局下属的第一地质勘探大队工作，对工作充满热情。

但到了1988年初，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我还是提出了移民申请。移民申请排期到时，我刚好60岁，办完退休手续就立即开始了移民。

1999年1月19日，我和妻子禹模正式移民美国，从上海抵达波士顿。

早在1984年，我的二姐三姐就在二哥的帮助下移民了美国，她们起初都是在二哥的农场和餐馆做事。我和禹模也不例外，我开启了自己的美国农场生涯，而禹模去了餐馆做“巴士”。

本文为“60岁出走美国”系列第一篇。

 

1

我二哥张作诚一家住在美国马萨诸塞州西部的阿姆斯特镇，他有四个农场，一个闲置，两个出租，自己只经营一个。农场位于Hedley镇。此外，他还在阿姆斯特镇上，开了一个中国餐馆“安城中国饭店”。

阿姆斯特镇是马州西部的一个很重要的小镇，以阿姆斯特镇为中心的康乃狄克河流域，是当时美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美国著名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就隐居在此处，她的故居如今依然是马州的旅游热点。

在这附近，还有1863年成立的马萨诸塞州立大学，这是一个有三万多学生的综合性大学，周边又陆续建立了六所学院。阿姆斯特镇很自然地成为马州大学的社会服务中心，二哥的饭店就开在中心，几十年来生意一直很红火。

二哥张作诚自幼立志务农，五十年代在台湾大学农学系毕业后，在台湾糖业公司研究所工作达十年之久，后来在一个美国教授的帮助下来留学美国。

获得博士学位后，谢绝了化学公司的聘请，走上自己创业的道路。他在台湾和美国的研究项目，都是化学除草剂，可没多久，他却从理念上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决心远离除草剂，生产无公害的农产品，遂自己开办农场。

为了给办农场筹集资金，他先在镇上开了个小餐馆，到朋友那里学了4天，就回来自己当主厨，带着妻子和两个上小学的儿子日夜劳作，餐馆经营得蒸蒸日上，也从一间房扩到四间，而最重要的信誉，也一天天高涨——银行找上门给他贷款，餐馆的房东宁愿少卖几万元，也乐意把房子卖给他。

有了资金后，他开始买农场，他看上了康乃狄克河边一块最好的农田，土壤肥沃，水源优质。农田主人认为，这么好的土地，不能用来做商业开发，而要用来种地，张作诚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把土地卖给了他。这便是二哥的农场ChangFarm。

农场中间有一条公路穿过，公路东面是“高河漫滩”，西面是“阶地”，农场的房屋建筑都盖在西面的“阶地”上。以前，农场全部种植蔬菜，使用机械化生产。后来农场盖了一间豆芽厂，经治效益比种地高得多。

不过，二哥希望种植有保健作用的经济作物，只留少部分土地种植有机蔬菜，主要供应自己的餐馆，剩余有多的菜便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卖。

最终，合适的经济作物被确定为五味子。1999年1月我来农场的时候，正赶上这一时期。

 

2

农场虽然很大，但是用来种菜的土地却不多，大约六英亩多（合中国三十多亩）。真正负责种地的固定工人就我一个，其余都是豆芽厂的工人。农忙季节也会有一两个临时工，一般都是从中国来探亲的学生家属。

农场打工虽然挣钱少些，却无人打扰，只有在犁地、做垄等需要动用大机械时，才请豆芽厂的墨西哥工人帮助。

很快，我也学会了使用大机械，于是只有遇到难度高一点的工作，才请他们过来，其余都由我自己来做。

马州西部只有120多天的无霜期，作物生长期短。春天从3月就要在温室里育苗，怕霜的植物要在5月底才能移植到室外。11月开始下霜，夏季蔬菜都会枯死，但是不怕霜的秋季蔬菜可以一直生长到12月初，真正的农闲时间只有1月和2月，其余时间都挺忙。

最多的时候，我种了17种蔬菜。春天播种和育苗；夏天田间管理和采摘，一部分给餐馆，一部分拿到市场上去卖。露天市场每周六开放，所以周五是最忙的日子，采摘、清洗、打包装车，第二天一大早拉到市场上去。

记得那时，我刚学会开车不久，开着一辆破旧的福特面包车到菜市场卖菜。夏季常有雷阵雨，那辆面包车的雨刷不灵，要打方向灯它才动，于是我就不停地打方向灯，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很是狼狈。

在菜市场，我认识了很多人。有顾客是马州大学农学系的学生，还会问我是否农业系毕业的。

为了让蔬菜稳定供应，我想出很多办法，有些在温室里种植的叶类蔬菜，过去收获是连根拔起，我改成用镰刀割，这样每周可以收获一次，既省事又提高了产量；把香椿芽、雪里蕻腌成咸菜卖，也很受欢迎；我还试着用杜仲树叶和五味子叶制成茶叶，利用五味子榨汁后的残渣做酒，也很不错。

农场工作不能计较时间。早上和傍晚是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刻，所以起早贪黑是平常的事情。

最难熬的是夏天高温季节。虽然马州的夏天与中国的四大火炉相比要凉爽得多，但是因为美国的空气透明度好，阳光直射到皮肤上，像是直接在火上烤。不管温度有多高，到田里干活都要穿长衣长裤或者抹防晒霜。我不喜欢搽防晒霜，但也不可能避开中午不去下田，因为中午太阳光最强烈时才是除草效率最高的时刻，除草后杂草很快被晒死。若在早晚除草，有一部分杂草还能活过来。

因为不用除草剂，人工除草成为很重的工作，夏日里杂草的生长速度比蔬菜快好几倍。

 

3

除了工作，在美国，学英语和开车也是两项重要任务，不会这两项就好像没有嘴也没有腿。

来美国之前，我在滁县学习了半个月驾驶，也可以说略知一二。至于英语，则是从七十年代开始自学的。

我报了一个驾驶学习班，老师用英语讲课，我基本上听不懂。同学都是一些十几岁的高中生，而我可能比老师的爸爸还要老。那些高中生大多数已经从家长那里学会了开车，上课根本不想听，只等着一周理论课结束，再去完成一周实习课，然后就能得到一个合格证。而我因为听不懂，也是只等着实习课。

平时有空的时候，我就用二嫂的汽车练习，围着农场的房子转，练习各项考试项目。后来二姐的小儿子送给我一辆旧的福特车，有了自己的汽车，我几乎每天都在练习。

二哥专门请了私人教练带我上路练习过三次。经过不懈的努力，我总共考了四次才取得了马州驾驶执照，那时我已经62岁。

●  ●  ●

学英语要比学驾驶难得多，估计这也是我的后半生都无法完成的任务。在美国每个城市都有针对新移民开办的免费英语学习班，相当于扫盲班，我和禹模都去报了名。

经过摸底测验，我进了中级班，禹模进了初级班。班上的同学来自世界各国，说着南腔北调的英语。我觉得印度人和日本人的英语最难懂，可是老师能听懂他们的，却听不懂我的英语。原来我说的是世界上最难懂的英语。

首先没有人能叫出我的名字，张作训三个字的汉语拼音用英语读起来非常可笑，我当场就给自己起了个英文名：Rock（劳克）。因为我干地质工作，常年与岩石打交道，我就把岩石的英文发音当作我的英文名。

后来劳克就成了我的笔名，在我给别人画像时也签“劳克”。但是美国人对劳克这个词的理解，并不是岩石而是滚石音乐。所以后来，我开店画像，有人以为我是卖唱片的。

在英语班的学习活泼又快乐，在我62岁生日那天，英语学习班还专门为我庆祝了一番，使我大感意外。

禹模为了给我一个惊喜，事先和老师通了气。于是，老师就在上课中间，安排了一次防火演习，要求大家都下楼在院子里等五分钟再回教室。这次演习是专门为我安排的，当我回到教室时，课桌上已摆好了点心、蛋糕、饮料，大家唱起了生日快乐歌，着实让我感动。

 

4

与我相比，禹模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来到美国后，她去了二哥的餐馆工作，做“巴士”。所谓的“巴士”，是比喻这份工作像公共汽车一样不停地跑，以维持餐馆的运转。她在全餐馆年龄最大，干的却是最苦最累的工作。客人来前要准备每个餐位上的餐具，来了后要倒水倒茶，走了再收拾餐桌，打扫干净后迎接下一批客人，下班以后还要负责倒垃圾和打扫厕所。

巴士与招待生的比例是1:2或1:3。也就是说一个巴士要为两个或三个招待生做辅助工作，而小费的分配比例是，服务生拿百分之八十，收银员拿百分之五，巴士拿百分之十五。收银员拿固定工资，服务生和巴士的收入主要则靠小费。

这种显然不合理的分配却能一直延续下去，当然有其原因。巴士不需要与顾客有较多的交谈，只要打个招呼即可。而招待员则不然，不但要熟悉菜单和价格，快速记录下客人的要求，甚至要熟悉一些常客的习惯，可见对英语水平要求较高。

在不断有新移民涌入美国的那些年，英语水平低的劳动力比比皆是，好的招待生却不多。到餐馆干活会很辛苦，是早已预料之中的事，意料之外的，却是新来的经理处处刁难，让她苦上加苦。

新来的经理姓黄，英文名叫珍妮，台湾人，十八岁嫁人，生有一女，但很快就离了婚。离婚时，一位法官帮助她获得了家产，她对那个法官感激不尽，后来又做了法官的情人。

这位法官也是二哥的朋友，二哥对他也很钦佩。因为他原来只有小学文化，凭自己的努力当上了法官，最后晋升为高级法院院长。后来珍妮来了美国，十几年前曾在二哥餐馆打工，那时二嫂管厨房，珍妮在前台，后来因为她与二哥关系暧昧，被二嫂伙同厨房其他人一起赶走了。

我和禹模来美国的时候，刚巧二哥做出了他人生中一次比较重大的决定：他决定把珍妮重新请回餐馆当经理，并与她共同生活。但他没有与二嫂离婚，按二哥的说法是：“如果离婚，别人会欺负她”。

在这之前，二哥已经到台湾与那位法官进行了“交接”，据二哥说，他们都是重感情的人。我们来美国的第二天，二哥把我和禹模以及大哥的女儿敬民叫到一起，宣布了他的重要决定，也警告我们不要干涉他的私人生活。

我们三人保证不管他的事，但心里却都同情二嫂，特别是禹模，她一向在男女问题上保守而又固执，难免流露出对珍妮的不屑。所以，她和珍妮相处得很不愉快。

珍妮上任经理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二嫂请出厨房。这件事可能是二哥早有铺垫，所以很快就办成。

之后，她又常刁难禹模。禹模与其他人相比，确实年纪大，身体弱，工作生疏，所以很容易找出毛病。但珍妮却总是夸大其词加倍处罚。别人吃饭时她仍要工作，别人下班时她还要打扫厕所，下班回家要搭别人的汽车，也要看脸色。

珍妮向二哥告状，二哥总是批评禹模。因为二哥有个传统，就是要求自己的亲人比外人严格。

●  ●  ●

二哥最讨厌或者说最害怕别人讲他与珍妮的关系，有一次为珍妮欺负禹模的事，我实在忍不住，大声对他说：“她就是个坏女人！”二哥马上瞪大了眼睛问我为什么？我说：“她欺负人，就是坏女人。”

二哥是个诚实的人，他对珍妮欺负禹模心知肚明，马上态度软了下来，嘴里嘟囔了一句：“是啊，她欺负人。”

又有一次，禹模因在前台当“巴士”体力不支，二哥建议她到厨房切菜。可是进去一天就又被赶了出来，理由是禹模拿刀的姿势不对。实际上厨房的人手已经够了，如果禹模在厨房固定下来，就需要一个人到前台当“巴士”。厨房的人都不愿意，就联手把禹模赶走。

不过，使禹模下决心离开餐馆，离开我，独自到波士顿另谋出路的是另一件更让她伤心的事。

我在农场工作时，每天早上要给餐馆采菜。有一次禹模下班后告诉我，说二哥通知明天早上要采雪豆苗。于是，第二天我们俩就到田里采了一筐雪豆苗。

当晚二哥请客，请的是马州大学知名教授。二哥特地向教授介绍农场的雪豆苗是如何如何好。可是，等菜端上桌以后，才发现那雪豆苗老得像驴草。

二哥把一肚子怒火发到禹模身上，骂她为什么采这么老的菜。禹模一时摸不着头脑，只好连声道歉，并答应把菜连夜重择一下。她到厨房冷库准备去拿菜，一开门赫然看到我们采的那一筐菜就放在地上未动，厨房炒的是另外一批雪豆苗。她马上想起半个月前，有人曾问老板，有一批墨西哥工人采的雪豆苗不能用，是否把它倒掉。当时我和禹模都在场，老板不置可否，这批雪豆苗就留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我和禹模一起到餐馆，直接到冷库把我们采的雪豆苗拿出来摆在二哥面前。对于此事我得理不饶人，要求二哥给禹模道歉。他点头了，给禹模写了一封信。信中却列举了一大堆禹模的缺点，几乎看不到有道歉的词句。

这件事让禹模坚定了回国的念头。

就这样，2000年春节，由于工作不顺心，禹模又非常想念孩子们，我们回国了。

 

5

我和禹模回中国过春节，家住波士顿的二姐劝我们不要回去，她说刚到美国都会有些不适应，一定要坚持下去，二姐夫也说：“我们爹死娘死都没有回家。”

我们还是回国住了一个月，可因为儿女们对移民美国的期盼，我们又回到了美国。

征得二哥同意后，禹模离开了餐馆，住在波士顿的二姐家中，在波士顿开始艰难的谋生。我则继续留在二哥的农场。

在农场最艰难的，其实不是体力上的疲劳，而是人员关系上的不协调。

首先是在农场经营方向上，二哥与他儿子张心怡意见相左。二哥要发展五味子，再种少量有机蔬菜，张心怡却反对。

多年来，种五味子只投资没有收益，种蔬菜也不赚钱。因为规模小，采用半手工作业，需要添置小型手扶拖拉机。小型机并不便宜，效率还低，很不划算。心怡曾对外说，是豆芽厂在养活我们这些人，我听了很难受。

张心怡很能干，脾气也很暴躁，十几岁时放弃了大学学业，全身心投入农场管理。他对农场的活无一不精，在他管理下没有一人敢偷懒。在我之前，五味子的培育由高镇生管理。他原是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的，专门从事人参种植方面研究，通过二哥的关系移民到美国，培育五味子对他而言算是才尽其用。

可是张心怡却不这么想，在他看来，正是在高镇生的怂恿下，他爸爸才迷上了这个赔钱的五味子，于是他处处找高镇生的麻烦。

在二哥回中国时那段时间，他们的矛盾终于爆发了。据说，因高镇生不听指挥，张心怡一时火头上来，回宿舍拿了枪，高镇生吓得直接跑了。等二哥回美国后，事情已无法挽回，高镇生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也许是看在我是他亲叔叔的面子上，心怡对我往往是不予理睬，也算是态度平和得多。

●  ●  ● 

随着农场工作的加重，二哥认为我每周两次去学英语，每次加上路上的时间要三个多小时，太耽误时间，建议我停止去学习班。但是我觉得停下来太可惜，就改成中午班，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去学英语，带着面包和水在路上吃，只占用一个多小时工作时间。

二哥发现后很生气，命令我停止去上课。

冬天，农场没有活干，我也在餐馆帮忙打“巴士”。“巴士”要比其他人提前半个小时上班，做准备工作。可是中午，我在在中午班学英语，要晚半个小时才能上班。为此我向经理打过招呼，希望别人能帮助做一下准备工作。经理心里不高兴，又碍于我是老板的弟弟没有当面拒绝，却把一肚子火发到二哥身上。二哥觉得自己的亲人不能搞特殊化，立刻把火烧到我的身上。

有一次，二哥冲进我的教室，没有向老师打招呼直接把我叫出去回餐馆工作。他的这一举动使全体师生感到愕然——在美国的确很少见到这样粗鲁的行为。

从这一天起，我再也没有回到英语补习班。

 

6

不过，2002年秋季，我也离开了二哥的农场，因为我的腰椎受了伤，第三、四、五腰椎和第一骶椎都有严重病变，最严重的一处是第四与第五腰椎之间，由于椎间盘向内突出，使椎管变狭窄，压迫神经造成腰腿痛。

二哥找了一个医生，是中国人，问他此病怎样治疗。他建议给我打针，四十天打一次，共打三次。于是，二哥就让我到附近的一个专门治疼痛的诊所打针，打针的药水是打在骨髓腔里，打了针就不知道痛，我继续下地干活，二哥也很高兴。可是几天以后药效过了，痛得却更厉害，我只打了两针，第三针没再打。

后来二哥又听说游泳可以治疗此病，就给我买了月票，经常带我去游泳。从理论上讲游泳时对脊椎没有垂直压力，有利于机能恢复。但是我这病怕冷，游泳池的水对我来说太凉了。

实际上不管是用什么方法治疗，首先是不能再参加劳动了。如果一边治疗一边劳动，只能越来越严重。二哥希望我能继续留在农场，不干活或少干活帮助管理管理。可是，农场根本就没有只动嘴不动腿的活，说留在那里可以不干活那只是骗自己而已。

于是我毅然离开了农场，至于离开后怎么办完全来不及考虑。

（本文由张作训口述，罗四鸰整理）

编辑：侯思铭

源济

在美国摆摊，哪国人的生意最难做 | 美国梦02 

原创 2017-02-21 罗四鸰 人间theLivings

图 | 关斌斌

黑人花钱大方，计划性差，我曾看到一个黑人妇女带着四个孩子一家五口到鞋店各买一双运动鞋，随即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大家一起换上新鞋，把原来穿来的半新的鞋都扔进垃圾桶里。

前言

中美建交后，失散多年的父亲和二哥有了消息。1977年，分别30多年的二哥从美国回来探亲，表达了帮我移民美国的意愿，我没有答应。

但到了1988年初，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我还是提出了移民申请。移民申请排期到时，我刚好60岁，办完退休手续就立即开始移民。1999年1月19日，我和妻子禹模正式移民美国，从上海抵达波士顿。

起初，我在二哥的农场做事，而禹模则去了餐馆做“巴士”。2002年，我们从那里离开。

文本为“60岁出走美国”系列第二篇。

2002年秋，我因腰椎病离开二哥的农场，住在波士顿的二姐家。此时，妻子禹模已在中国城的爱群幼儿园找到工作，星期天在剑桥中文学校教书。她忙得不可开交，而我却赋闲在家。

这不是长久之计，禹模建议我星期天去中文学校给她当助手。几个月后，我成为美术老师程远安的助手。

程远安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擅长画北京胡同，出国前就小有名气。他的妻子到美国留学，他则在国内一个人把儿子带到六岁，好不容易带着儿子移民美国，妻子却提出了离婚，儿子也被判给妻子。

多亏了绘画，程老师才得以在美国谋生。而除了剑桥中文学校的教学工作，他还在商场里开了一家画像店。

生意不忙时，他就请人在星期天帮忙看摊，自己到中文学校教学。这一年圣诞节期间，画像生意应接不暇，中文学校的课便由我在给他代了。

对于意外得来的这份工作，我很珍惜。工作不忙的时候，也会跟着学生一起画。程老师看了我的画之后，建议我可以去画像赚些钱。

美国人喜欢给朋友或亲人画一张肖像，作为礼物送给对方，各个节日都是送礼的旺季。而著名歌星、演员和运动员的肖像也是畅销品。

程老师说，在商场给客人画像，一般都是用粉笔，粉笔作画速度快，画出来还有油画般的质感。通常一张个人照收费100美元，人多再加倍。

我听了以后跃跃欲试，便向他讨教画粉笔画的基本要领，又在杂志上找到一张迈克·乔丹的相片，画了三个小时。画完后我问程老师：“你看这能卖钱吗？”

陈老师说：“很好，只是还有些粗糙，再修饰一下就可以了。”他还告诉我一个秘诀：画摊上画像的底稿都是用幻灯机投影出来的，节省了打草稿的时间，而且准确无误。这个小秘密加深了我的信心。

 

1

我决定先到地铁站摆摊试试。

那天，我拉着一个买菜用的小车，扛着自制的画架，小车里面装着绘画工具和几张明星画片（但都是别人画的），还带了一个小板凳。

我在地铁站大厅里找到一处人虽不多，但很显眼的地方，把明星画片沿着墙根一字排开，然后支起画架，坐在小板凳上就开始画。我画的还是迈克·乔丹。

大厅里，上下地铁的人一阵阵走过，大家都非常匆忙，很少有人驻足观看。大厅里还有两个售货亭和一个洗衣店，其中一个售货亭卖花和报纸，另一个卖爆米花、汽水之类的小食品。他们多少都有些生意，可我在那里呆了两天，却一无所获。

终于到了第三天，我开张了。

第一笔生意来自一个白人姑娘，她拿来一张老照片，那是她爷爷奶奶年轻时的风景照，黑白照片已经变成了灰黄色，人像偏小，面部表情也不清晰，她要求画成黑白画，所有背景全要。

第二笔生意来自一个白人老太太，她拿来两张孙子的头像，是照相馆的彩色标准像，非常清晰。

两位客人的要求不同，但都对我的画表示满意，这让我信心大增，更令人兴奋的是，后面几天的生意也渐渐好了起来。可就在我得意忘形之时，一个警察站在我的面前。他说，“地铁站不许摆摊，要摆摊，必须到总公司去申请。”

我一边收摊走人，一边在心里纳闷：明明前几天就有警察走来走去，为什么直到今天才管？

最后，还是卖爆米花的墨西哥妇女悄悄告诉我：“是卖花的告发的，他们兄弟都很坏。”

不过，虽然地铁站的画摊生意戛然而止，但一个星期内，我赚到340美元，我用这笔钱买下一台幻灯机，一些粉笔和纸，下定决心干这行了。

 

●   ●   ●

下一步怎么干，有几种选择：

第一，是在大商场里租一个售货亭，贵一些的全年租金大约5万美元，一般的也要2万至3万。

第二，是在小商场里租个门面，全年租金约2万美元。

第三，是到地铁总公司申请一个许可证，在地铁站租一个售货亭，每月租金只要500美元。

但不巧的是，此时正值9·11事件之后，为了反恐需要，政府正在清理地铁站的摊贩，摊位只准减少，不准增加，我只能选择商场。

而这并非易事。再加上，即使解决了摊位问题，还要解决交通问题，这就意味着我必须买车了。

起初，我骑着自行车在剑桥市附近的几个小市镇转了两天，寻找合适的车店。在禹模的坚持下，我没有买旧车，而是选择了一辆车内空间较大，适合装货，四轮驱动越野车型，最重要的是价格便宜，只需1.7万美元。为了省钱，除了空调以外，其他附加配置一概不要。

有了车，寻找营业场所就方便多了，最后，我在波士顿西郊water镇的一家商场租到一个售货亭。这个售货亭很大，只是地点偏僻，因此租金便宜，风险也就小了。我给自己的小店起名叫“劳克画室”（我的英文名是rock），并到water镇政府处花50美元办了营业执照。

 

2

这一年，正值波士顿的橄榄球队“爱国者”争夺“超级碗”总冠军，人们疯狂地抢购该队著名球星的画像，是个难得的商机。

我找不到球星们的清晰照片做样底，就在报纸上找到几张新闻图片，把这些图片经过取舍放大并画了出来，复制了若干份摆在店里，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这一年，还遇上了海地革命，有一位海地男子拿来4张从旧报纸上剪下来的老照片——几百年前海地独立时的民族英雄，有皇帝，有海军司令等。他要我把它们放大画成肖像，每个肖像复印几百张，因为数量大，价格只能是半价，但即使这样，也有不少利润。

后来我又遇到一个海地人，自称是个艺术家。我看过他的作品，钢笔画不错，还会用树皮贴出一幅波士顿的风景画。可他就是不会画人物肖像，也对粉笔画感到新奇，就经常跑来看我作画，还批评我把海地英雄们画得太丑。

不过没过多久，他却拿来两张图片要我画，那是附近一个社区学院的宣传广告。海地人就在这个学院工作，他要把这两幅画作为圣诞礼物送给校长夫妇，并强调：不许签名。

2003年圣诞节期间，我画的最大的一幅画是为一名爱尔兰小伙子画的。他拿来一张家人的照片，一共8个人，要我编排在一幅画里，成为一张全家福。我画完后，又找来一块大玻璃，自己制作了一个大木框把它镶起来。

小伙子看后非常满意，连声说：“这是最好的圣诞礼物”。

他自己没有车，我便开车把这重达几十斤的画像送到他住的地方。他住在叔叔家，叔叔是个酒鬼，而他就在叔叔经营的加油站打工。

我担心地问他：“这么大的画，你怎么带回爱尔兰？”

他说准备花钱让人把它包装好再上飞机，上飞机就意味着还要再花一笔。我算了算，为了这张画，小伙子花掉了他半年的辛苦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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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圣诞节后，我有了3000美元的净利润，这点钱与程老师相比只是个零头，但我已经很满足了。

圣诞节过后，商场里的活动售货亭空出很多位子，我换到更好的位置，虽然租金贵了一倍，但预计生意也会增加。平时卖画的生意不好时，我就进一些工艺品卖。

再到一年的圣诞期间，生意果然又好了，我一个人忙不过来，还请过两个中国留学生，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帮我卖画。

 

3

卖画的工作并不轻松，首先要熟悉美国众多的文艺明星和体育明星的名字，这样，当顾客提出要哪张画时，你能很快把它找到；如果你有不同版本，还要向客人介绍以供选择。

有时我听不懂客人要什么，只好把目录给他们自己找，没有耐心的客人就一走了之。年轻人在这方面显然比我懂得多。

除了圣诞节前的旺季，平时的画像生意并不多，这时候，我就会降低收费，甚至以半价给客户画像。因为画像赚的是功夫钱，即使打了折，材料费也只占十分之一。

圣诞节前却不然，生意非常忙，很多画师都会涨价。我虽然没有随便涨价，但也要限定时间和数量。如果估计在圣诞节前画不完，就不能接活，除非顾客同意在圣诞后交货。

节前一个星期是最忙的时间，从早上8点到晚上11点，连续工作15个小时，再加上路上花费的时间和回家以后的准备工作，每天只有五六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但再苦再累也要拼命干，因为这最后几天，才是一年的利润所在。

 

●   ●   ●

9·11事件以后，美国的经济连年下滑，商场的生意越来越差，下滑最明显的是礼品生意，这就包括我的绘画。因此，我必须想办法扩大经营范围，保留绘画业务的同时，也转向生活用品和玩具。

现有的售货亭面积太小，不可能多种经营，我打算寻找新的店面。负责管理售货亭的经理介绍我到波士顿北面的另一个商场，那里有一个中等大小的店面，闲置没人租，可以按售货亭的价格租给我。这令我喜出望外，赶快与他签了合同。

新店虽然没有增加租金，却有不少附加费用。开店前要先装潢，为了省钱，我只换了灯泡，可门前的牌子不换不行，这就花了1000多美元；售货亭不用付水电费，店铺要自己付水电费。

除了开销大以外，生意也比售货亭难做，售货亭都在商场的走廊上，来往客人多，容易招揽生意。而商店则必须有足够的吸引力，才能让客人走进去。

但商店也有许多好处，首先是面积大，我新进了箱包、玩具、首饰和盆景；其次，新店前面一半是店面，后面可以做仓库，自来水、厕所也都齐全；原来在售货亭卖画时，每次上厕所都要请相邻的售货亭帮忙照看，现在不用愁了；过去，货物只能堆在家里，送货人把货送到居民楼下，我还要自己搬上十九楼，现在则可以直接送进仓库；售货亭晚上要收摊，最快也得花掉十几分钟。但顾客都有一个癖好，越在下班时越要来买，但商场里的工作时间规定得很严，超过10分钟就要罚款，有了店铺，到了下班时间一落锁就能走人，非常方便。

有了店面以后，我的工作也轻松多了。

然而，店里的临时合同一年到期后，商场却不愿意与我续签。根据他们上级公司的指示，要把我这个店面改造成商场保安们的活动室。

于是，管合同的经理又帮我找了另一个店面，面积比原来的还大，租金不变，也是一年合同。因为店面大，我又多进了许多货，可还不到三个月，商场的经营经理又发来通知，限期我在一个月内搬出。

我这才知道，在美国，商场管理分两个渠道，一个是合同订立，一个是经营。合同又分临时合同和长期合同，长期合同一般都是十年，价格定得很高，适合经济上升期。但美国经济下滑以后，店家一个个都叫苦，说房租吃不消。

临时合同都是一年，主要针对售货亭，偶尔有租不出去的店面，也可以订临时合同，我是后一种。这种临时店面合同，他不在乎你出多少租金，而是一旦有了长期租用人，经营经理就有权要求你在一个月内搬出。

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只好自认倒霉，开始大减价处理货物。那一个月内，我卖出的商品比平时多好几倍，因为薄利多销，倒也没有损失。只是剩余的货要寻找储存地点，有些颇费周折。

剩货中占地方最大的是箱包，批发商是济南来的一个小伙子，看在老乡的面子上，他同意退货，总算把我的损失降到了最低。

 

4

在商场开店的时候，我认识了李晓明和他的太太杨华，当时他们新婚不久。李是国内某报社的摄影记者，在国内还有一个儿子，来美国还没有找到工作。杨华是来美多年的留学生，在联邦政府教育部工作，也生过一个儿子。

在我从第一个店搬到第二个店时，他们夫妇俩热情地帮我搬家。在我的店关停之后，李晓明还帮我在自由市场处理剩货，所得的利润我们平分。

经过一段时间摸索，我感觉在自由市场做生意比在商场里容易，租金低，风险小，只需要周末工作两天，人又不会太累。所以我又继续进货，同李晓明一起在自由市场卖。只有在圣诞节期间，我才到商场里去租售货亭，平时经营玩具，圣诞节期间经营画像。两人一起合作了约两三年时间。

李晓明生在旧军人家庭，爷爷是阎锡山手下的一名少将，投降解放军后做文职工作，父亲是解放军中的一名文艺工作者。

他自幼多少受到一些文艺熏陶，除了喜欢摄影外，会唱歌、拉手风琴，还做过游泳教练。只可惜英语水平太差，使他的一身本领无法在美国施展。最让人丧气的是，没几年，杨华就与他离婚了，其实他们离婚并不是因为感情破裂，而是社会地位不匹配——杨华的父母在中国时都是大学教授，这对老夫妻不喜欢这个女婿。最让他们难以忍受的是，李晓明除了帮我卖货以外，其他时间还常到地铁站去拉手风琴，杨华也怕同事或朋友看到她的丈夫在地铁站卖艺。

离婚不久，李晓明回中国去了，据说后来又回到美国，但是我与他失去了联系。

 

5

做生意时，我可以接触到美国社会各色人种，因为我卖的都是低档货，接触的顾客也多是社会下层的人物。他们来自世界各地。

美国白人买东西计划性强，一般都比较理智。一般要么不买，要买就不还价。

黑人花钱大方，计划性差，在我看来，他们也太浪费。我曾看到一个黑人妇女带着四个孩子一家五口到鞋店各买一双运动鞋，随即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大家一起换上新鞋，把原来穿来的半新的鞋都扔进垃圾桶里。

说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美国人多数比较穷，但他们舍得给孩子买东西，所以我卖玩具主要做的是黑人或南美人的生意。卖画和画像主要是做美国白人生意，也有少数黑人买画。不过在圣诞节前最后几天，黑人的钱都已经花光了，主要是白人在买东西。

当时的亚洲人买东西，以韩国人和日本人最大方，印度人、中国人、越南人、柬埔寨人买起来就比较挑剔。

有时也会遇到白人买东西，看起来举止文雅，却拼命砍价，那往往是俄罗斯人，他们都是新移民，经济条件薄弱。

我最喜欢与巴西人打交道，他们买东西从不砍价，而且一次会买很多。其原因可能是巴西限制进口，物价比美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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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8年，我们的女儿和儿子两家人都先后移民美国，他们五人全由禹模和我出具经济担保。虽然二哥也曾经表示愿意帮助我们，但我们还是想尽量靠自己实现经济自立。

也是在2008年，我退休了。

这一年，是我来美国十周年。之后，我的“劳克画室 ”又维持了四年，待到儿女们都自立以后，2013年，我停止了卖货，和禹模彻底退了休。

（本文由张作训口述，罗四鸰整理）

编辑：侯思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