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华人世界最有名的作家之一，龙应台的名字在这个时代足足活跃了四十年。
相信在许多人的童年、少年和青年里，龙应台的作品是不可绕过的文学滋养。在她的文字世界里，批评可以掷地有声、严酷犀利，故事可以娓娓道来、平心静气。
让今天的龙应台在文人中尤其显得与众不同的，是她的前台湾“文化部长”身份。
1999年夏天，台北市政府拟建文化局，时任市长马英九在一众文人中选中了龙应台：她拥有在华人世界的影响力，兼顾台湾本土和大格局下的历史文化，是首任文化局长的不二人选。
7月，定居在德国的龙应台接到台北市政府的来电，“请龙老师把履历寄到台北”。“文化局长是个什么官？”她半开玩笑，“我不求职递什么简历，马市长要了解我可以看我的书。”
最终，马英九登门拜访，如愿纳贤。龙应台不是没有犹豫，但还是选择把这次机会当作人生的田野调查，她有着传统知识分子的底色，拥有“书生报国”的理想。
13年后，伴随马英九就任新一届台湾地区领导人，开始第二个任期，她又再次登上台湾地区“文化部长”的位置。
她曾这样表达过对权力的认知：“如果我是一个艺术评论家，写一百篇文章呼吁台湾成立一个艺术银行，以开拓年轻艺术家的国际市场，可能无人理睬。身为部长，只要批一个‘可’字，艺术银行就成真的了。”
事实上，在让她响彻台湾文坛的《野火集》中，她对台湾社会的透视和批评就已暗藏了她不经意间的梦想——文化治理、古籍保护、民智教育……这部诞生于上世纪台湾解严前的杂文集犀利辛辣，在当时的台湾社会造成极大轰动。父亲曾提醒她，下笔三思，“小心被绑了扔进海里”。
龙应台没有退缩。当年不曾，而今不必。
两轮出仕中，不乏对她的文人性情和政治作为大有不满的人，称其是“马英九团队中最耀眼的花瓶”。
但在另一些人眼中，龙应台仍是“得到来自台湾文化界的拥抱远多于挤压”。
无论如何，在将自己的文化理念通过官僚机器的运作变成现实后，她又回归文坛，“事了拂袖去”的洒脱背影，自始就是她为文人从政设想好的结局。
无论在台湾还是大陆，都有一些不喜欢龙应台的人。她习惯做犀利、坚定的评价，深信自己的价值观，但少有多维度的剖析和推敲的仔细。自由、民主、平等的概念是她的常用母题，诚如一个网友一语道破，“启蒙时代已经过去，华人社会需要进步的、升级版的龙应台”。
但她又是可爱的。她渴望探究“背后的齿轮是如何运转的”，在经过实务的历练后，终于发现做官不能像作文那样“理直气壮”。
好友林青霞评价她，“笔下犀利 ，私底下是个傻大姐。”
她不修边幅，一条裤子可以穿25年。人前总是休闲装扮加一个双肩背。她快人快语，见到不合适的，就要说出来。她不想被官僚的一套束缚，穿球鞋进“立法院”，穿露趾凉鞋做演讲。
这一派作风惹来很多非议，但熟悉她的人不会对她苛求，懂得欣赏她可爱的地方——她孝顺慈爱，对年迈的母亲细语柔声，对孩子宽容体贴；她工作认真，时常在投入一本书的写作后就天昏地暗，不思寝食。
龙应台与儿子安德烈
但在工作之外，她又是灵动且充满魅力的。
“在香港，两个女人去行山，带一支红酒，两个酒杯，一些cheese、salami和牛肉片。爬到高处，喝一点。小孩子和狗过来了，给他们点小食。”
她与林青霞这一段全台皆知的闺蜜情，在我看来就是两个气味相投的人的惺惺相惜。表面上看来，她们是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一个是不修边幅的公知，一个是无死角精致的女明星。但她们都是少有的人到中（晚）年仍然目光清澈、保有纯真的女性。
林青霞与龙应台
和那一代大多数台湾知识分子一样，龙应台成长于台南的眷村，在“外省人”的乡愁中长大。她会因为听到湖南乡音而落泪，对所有操着乡音的父辈起立致敬。
因为父亲是公务员，三年轮换工作地，龙应台的童年一直在迁徙中度过。成人后，她又远渡留学，而后旅居欧洲。
她曾不止一次说过，“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哪里人”。
一个没有归属感的人，穷极一生寻找自己的坐标。于是我们在她的文学中看到她尝试找到与家国（《大江大海1949》）、与社会（《野火集》）、与家人（人生三部曲）的情感纽带。
最近一次由她引发的话题，是去年10月她在香港大学演讲，当问及台下“你的启蒙歌是什么”，台下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周伟立回答“《我的祖国》”，从而引发全场合唱。
这个小插曲却在网络发酵成为“龙应台被‘打脸’”，演讲动机被解读为“蓄意挑衅”。
事实上，在现场合唱《我的祖国》之前，在场的台湾听众用国语合唱了《绿岛小夜曲》，香港学生则用粤语合唱了《友谊之光》，氛围轻松和谐。
最终，龙应台专门发文回应此事，呼吁“抛开一切立场”来“守护自己的文化”，“大河就是大河，浪花只是浪花罢了。”
今天的龙应台正好65岁，在人生的这条大河中，她仍然坦荡从容。
狗仔卡
发表于 2017-2-12 08:18 PM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