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勃：告别“乡土中国”之后，这代人怎么办

源济

曹东勃：告别“乡土中国”之后，这代人怎么办 

原创 2016-10-26 曹东勃 大家

文 | 曹东勃

▍一

最近一个月，我所居住的小区正经历一场“革命”：业主们通过合法程序建立了新一届业主委员会，一致决定把在此经营了七八年之久的物业公司“炒掉”，另请高明。

风起于青萍之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老物业公司对小区安防设施疏于维护，部分摄像头形同虚设，终至在“偷盗界”名声在外，引来一波又一波窃贼光顾，每到晚间，更是成了警察巡逻车辆灯光所及的焦点。除此之外，老物业公司对属于全体小区业主共同共有的地面车位停车秩序的维持也乏善可陈，占道停车搞得怨声载道。于是有了开头所说的业委会炒掉物业公司的决定。

老物业公司的撤离也显得颇为“奇葩”。经过人们事后诸葛亮的反察，他们大约提前一周就开始做“光荣撤退”的准备，将所有信息资料销毁，在中秋节前夜半夜鸡叫，撒手逃离。一个月来，前半段是彻底的“无组织状态”，后半段新物业公司接手，另起炉灶，一点一点拼图，逐渐整理出整个小区600多户人家的基本情况。

▲ 新闻图片：成都某小区业主委员会成立

在这个过渡时期的紧急状态中，业委会建了包括数百个小区业主在内的微信大群。凡决大事，必群中讨论，集思广益；但见陋俗，也立此存照，张榜公示。在这个平台基础上，业主们的沟通互动延伸到线下，每到晚上，三三两两的志愿者与新的保安人员一道夜巡，各项公共设施的修缮和道闸维护也重新启动。

因为对社区生活空间和未来命运的共同关切，平素毫无往来的个体忽然间有机团结起来，并不断激发出某种集体行动，的确令人兴奋。

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叫做“加强社区共治，激发多元主体活力”。多元共治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其中的多元，主要是“三驾马车”：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这三者两两制约，互相之间都各有一些共同职能，也都各有一些天然的对抗之处。比如，居委会代表居民，业委会代表业主，物业公司代表企业。业主与居民的身份可能一致，但在大流动的时代也很可能分离。业主拥有房屋所有权，居民拥有房屋居住权（承租权），而物业拥有小区的“实际管理权”。城市小区里的这种所有权、居住权和管理权的三权分离，像极了农村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三权分离，也很像历史上业权与佃权之间的角力。三权分离的另一面，其实是三权平衡。所谓“多元共治”“创新社会治理”，无非是想把这门平衡术练得更加精益求精、炉火纯青。

可是这三者的关系往往错综复杂，不容易理顺。业主大会是一个权力机构，业委会是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居委会是一个致力于社区事务的居民自治组织，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应当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这里面很关键的角色是业委会。如果物业不作为，业委会又不及时终止变更委托代理关系，那么业主权利就会受损。而如果业委会亲力亲为、亲自操刀，深度介入小区管理，则可能把业委会变成了一个议行合一的机构，这种管理的质量和可持续性也值得怀疑。

我父母所在的小区，这三方的制衡与协同比较到位，任何一方都不敢不负责任。每年底这三家就密密麻麻往业主信箱里塞各种年度报告，汇报这一年的房屋维修资金怎么花的，花到什么地方了。遇到麻烦之处，也把问题和盘托出，把球踢给业主，让他们自己裁决，而不敢有所僭越。比如有车的人嫌地面车位不够，要求新辟车位，没车的人和有环保意识的车主则反对再占用绿地、减少公共空间。像这种事，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就把问题列出清单，利弊都讲清楚，请业主自己表决。最后业主们提了建议，要求居委会出头联系上面相关部门，提出把小区侧门一条马路划成夜间免费停车地点的请求。这就是一个运转得比较有效的机制。

▍二

社区，本是一个泛指意义上的社会学术语，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今译《共同体与社会》）中译出后开始被广泛使用。滕尼斯意义上的社区是在区域、利益、社会交往和文化方面具有某种共同点和一定认同感的“小共同体”，基于这样的共同点和认同感，能够产生某些“集体行动”。在今天，社区一词则被广泛使用于城市甚至农村社会治理之中，对应着特定的行政层级。类似XX社区、XX社区委员会、农村新型社区的字样比比皆是，给人们的理解带来不少困扰。

社区的行政化，在计划经济时期似乎并无不妥，甚至可说是相当匹配。在低流动性的年代，农村人口与公社制绑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锁定了生产队作为农民的基本认同单位和行动单位；城市人口则与单位制绑定，除了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普遍的工业化冲动造就的大大小小的工矿企业，也在城市中形成了错落有致的单元房。生产节奏与生活节奏无缝对接，工作场所与居住空间比邻而建。城乡、工农，到处一派同质化的景观。公社下发通知，工厂传达指示，挨家挨户敲门肯定是一个不少。这时的社区，本身就是单位的延伸，是一种不自觉的被行政化。

▲ 1949年后从苏联东欧引入的筒子楼

这种行政化的惯性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后，就导致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巨大背离。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多种所有制形式催生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民办非企业、社会中介组织等新兴社会组织，相应地形成了个体户、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等新兴社会阶层。这些“增量”部分的出现和“存量”部分的改革，消解了单位制的经济基础。二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的住房商品化改革与城市规划和开发进程的加快，使原有的固着于特定人事、身份关系的社区内角色，在新的房屋产权的契约关系基础上重新洗牌并自由组合。这些“增量”空间结构的出现和“存量”空间结构的调整，打乱了单位制的传统布局。上述二端叠加，造就了城市快速扩张过程中社区数量和结构的根本性改变，令传统基于单位制的行政化管理手段难于应对。

为什么发达地区人际交往频度、亲密关系程度都很低？这是特定行业或部门的共性，还是特定区域的特性？路径依赖强化了这种淡薄的交往程度。以学校为例，当新教工入职后，会看到其他人结婚后发喜糖而不是摆喜宴发通知，那么，当你自己要结婚的时候，也就一定要遵循此一惯例，这既是文化上的沿袭，更确保利益上的平衡（互不相欠）。同事的直系亲属生病、去世，好像也无须凑份子或探望，这都是个体化范围内的事情。如果要过问、慰问，有组织（工会、党）在。可以说，这是与发达地区集体制特别是严密的单位制率先瓦解密切相关。

作为生产组织的城市单位、农村公社几乎同时瓦解，但作为生活空间的农村社区仍然还在起作用，而城市居委会则几乎不起作用。发达地区不需要那些宗族性较强或传统性较强的传统文化资源来支撑吗？貌似不需要。这么做也有好处，简单，其前提是自食其力，不添乱就是帮忙，也就是其实不需要帮什么忙。那么，难道中西部地区如今还保有的这种风俗，仅仅反映了他们很落后，还需要互助、帮忙？恐怕也不能这么说。还是有一定的社会网络建构的作用。

▲ 始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已成为文保单位的上海隆昌公寓

个人的自由流动、自由更换职业与身份，在瓦解了旧秩序的同时，却并未建立新的有机联系，产生新的集体行动，达致新的稳态。所以，我们会倾向于不和陌生人说话；对住了几年的邻居一无所知，忘记买葱了也不好意思像老辈人在筒子楼或弄堂里那样找街坊邻居去借；每天只有遛狗的时候才会注意到其他同样遛狗的住户，而实际上很可能狗与狗之间都已经气味相投了，人与人之间却还没有混得脸熟。

▍三

个体化的时代，人们对“公共人的衰落”习以为常。上述情形，与美国社会学家帕特南在其名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所描述的场景颇为神似。这本书的名字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保龄球运动的背后隐含着社会交往的深层含义，人们在运动之余休息时可以喝啤酒、吃甜点、谈天气、谈理想，这使得它成为一种公共空间。一个人独自打保龄，指的就是公共性的丧失。

由僵硬的传统社区匆忙一跃，进入碎片化的后现代社区，如何在呵护个体自主性的同时，重建社区的公共性？这需要对公共空间的营造、公共利益的关切和公共活动的设计。

一些有远见的开发商开始在小区内部公共空间规划和建设上做文章，不只是绿地，还可以有健身场所、广场乃至食堂餐厅。这种服务延伸，在老龄化的背景下，似乎总被人们认为是一种养老概念的炒作，民政系统也只注意所谓老年配餐，这是视野太狭窄了。要看到大家都懒得动手、一大批人整体性地在变懒这个现实。英国的快餐业是工业革命后出现的，日本的便当也是明治维新后出现的，都是一批原来的自给自足者被卷入城市化后，把原属家庭内务的部分外包出去，形成了一个巨大服务业空间和市场需求。所以，如果说五十年前人民公社搞大食堂是超前的、强迫性的、注定失败的，现在办社区食堂、社会食堂，是真有需求。而开发商之所以能够赚钱，正是填补了政府退出（卸载公共服务责任）和私人蜕变（分工细化）后仍存在巨大需求的社会空间。

人类的真正生活须臾离不开社区。在个体化的现代社会，人们对共同体的追求一仍其旧。“原子式的个人”这种说法，其实深究起来是一种同义反复。因为Individual（个体）这个词，从造词的结构上来看，前面的in意味着否定，否定什么？否定后面那个dividual。这不就是“不可再分”（原子）的意思吗？

人们从宗法社会的强力束缚中走出，来到城市呼吸自由的空气，然而这种独立和自由的感觉并不牢靠，可能还会有更大的无助和无奈，需要在自由人的基础上重建新的共同体。在一盘散沙的原子化个体间重建自组织的能力，在陌生人社会中重建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物质丰裕的年代重建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的内生联系。这是一项宏大却也富有意义的计划。

原标题：自由人的联合与公共性的复兴

【作者简介】

曹东勃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