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的性爱手册：《亚里士多德的杰作》

源济

17世纪的性爱手册：《亚里士多德的杰作》 

2016-09-25 Fissell 利维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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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按：亚里士多德也够倒霉的……无缘无故成了性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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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Mary Fissell

译/袁萍

校对/石炜

原文/publicdomainreview.org/2015/08/19/when-the-birds-and-the-bees-were-not-enough-aristotles-masterpiece/

1597年出生法国的一个“毛孩”，他前额上长出了脐带。1831年版《亚里士多德的杰作》

约翰·坎农（John Cannon）是位乡下农民，他在1700年花一先令买了本书，名为《亚里士多德的杰作》（Aristotle’s Masterpiece）。他通常读的是《福图内特斯和他的钱袋》（Fortunatus）和《浮士德博士》（Dr Faustus）这类的畅销故事书，而买《亚里士多德的杰作》是为了“探寻自然的，尤其女性的秘密”。从书里学来的东西激发了他的兴趣，于是他开始偷窥家中如厕的女仆。他在墙上掏洞，以便“清楚地看到”书中讨论的那些部位。

坎农热爱的这本书，既非亚里士多德所著，通常也不认为是杰作。但这是英国出版过最畅销的有关性和受孕的书籍之一，于1684年首次在伦敦出版，之后在英国和美国发行了数百种不同版本。到20世纪30年代，这本书仍在销售，内容也基本没有变化。我们不时能看到各类历史记录对这本书的引用。书的版本众多，引用率极高，说明早在性教育的概念提出前，这本书已为大众提供了另一种性教育。

关于前现代社会的人们如何认识性，我们曾做出许多假设，而《亚里士多德的杰作》如此高的普及率，让我们开始质疑这些假设。我们以为像约翰 · 坎农这样的农村人是不会从书本上了解性知识的；他们住的地方足够“亲近自然”，能把农场所见运用到卧房之中。西方人关于性知识最常见的委婉说法是“鸟与蜜蜂”，这一说法早在1825年由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提出，那时英国城市人口第一次超出农村人口。从坎农和其他读者的经历可知，数个世纪以来，英美读者一直从这本廉价的册子里获取性知识，而这些信息的确很难通过观察自然界总结出来。

《亚里士多德的杰作》卷首插画。一个学者（推测应该是亚里士多德），正坐在桌子后头写着什么，而边上身披薄纱的裸女则许诺将赠予读者性知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药历史协会）

《亚里士多德的杰作》在1684年被编成一本书，包括不少早期助产学与自然哲学的内容。这本书几乎一夜成名。第一位出版人约翰·豪（John How）照例把书注册在皇家特许出版公司名下，之后这本书很快脱离了各种监管。在出版的第一年，盗版就出现了。不少印刷商，出版商推出了各种版本，而只有部分印刷商和出版商愿意在扉页上署名。

到18世纪中叶，《亚里士多德的杰作》的版本比其他所有畅销书的重印版本加在一起还多。它在北美销量稳定，到19世纪70年代康斯托克法案（Comstock Acts）出台，销量才有所减少。在英国，到上世纪30年代，这本书仍在重印。

 1728年英国版本的扉页

该书被归为亚里士多德之作或许是为了披上学术权威的外衣，但更可能是为了暗指亚里士多德在流行文化中性学专家的名声。亚里士多德之所以会扮演这一角色是由于早期一份伪造的文本——《亚里士多德的问题》（Aristotle’s Problems）。1595年，这部《亚里士多德的问题》在英国出版，其以浅显易懂的问答体探讨性知识，例如，“什么是肉体的交媾？”和“雌雄同体是如何产生的？”之后的十年，伦敦的戏剧舞台上，亚里士多德这个名字总是暗指性知识。对爱逛书摊的人，看到书名中亚里士多德的字眼，便立刻明白这是和性有关的书。

《亚里士多德的杰作》标题奇特，卷首插画总是一个近乎全裸的女人，预告了书里撩人的内容。此书最流行的版本里有首挑逗性的诗，看来是新郎读给新娘，唤她上床睡觉的，比如，“现在我的爱人触摸着每个角落，我们光着身子彼此摩擦”。和书里其他诗作一样，这首并非原创，而是集托马斯·卡鲁（Thomas Carew，英国诗人）的早期诗句而成。这本书确认了性交会给男性和女性都带去欢愉，并解释道双方的欢乐对怀孕是必须的。每个章节都有简洁的诗句加以概括：

因此，我们可见人类最高贵之处的描述； 

（这一代的部分人是这样的；） 

那些仔细研究的人会发现，

人体的每一部分都是设计好的功用，

如若我们留心，便可发现最纯净的血液， 

存在于睾丸变作的种子里；

书中内容使读者确信，人体构造是为了激起“爱欲中的斗士”“更多的欢愉”。这些打油诗也让人想到早期初等教育里的某些教学策略。

1704年《亚里士多德的杰作》早期版本的卷首插画

19世纪20年代，《亚里士多德的杰作》的卷首插画；到这时，图上裸女已不再多毛、怪异，身旁不见了黑色小孩。（来自菲斯尔的私人收藏）

1846年，纽约版的卷首插画成了彩色版画

毫无疑问，书中挑逗的诗歌、裸女版画及性知识必会吸引许多像约翰·坎农这些的青春期男性。但这书也为怀孕、分娩和婴儿健康提供了牢固的知识框架。书中详述了怀孕迹象，如何判断是否临产，胎儿可能出现的位置等。因为本书抄袭了另一部助产学著作，所以书中讨论这些内容不足为奇。

本书的散文风格让读者感到医学知识并不艰深。例如，在探讨不孕症（即“不孕不育”）的病因是否和男性伴侣的畸形有关时，书中说，“显然这事与双方都有关。” 18世纪早期，这本书最流行版本附上了几十种家庭偏方和面相学指南。在这些方面，《亚里士多德的杰作》可谓是今天《孕期指南》这类书的始祖。

18世纪中期，英国激进派人士弗朗西斯·普莱斯（Francis Place）在学生时代就读了《亚里士多德的杰作》。他回忆，当读到受孕原理时，他开始怀疑圣经里孕育耶稣的说法。像约翰·坎农一样，普莱斯热衷学习性知识；他曾是伦敦二手书摊的常客，在那儿浏览医学著作，找寻让他兴奋的解剖图，直到愤怒的老板把他轰走。

1512年，出生意大利拉文纳（Ravenna）的“怪物”：它身上的XY的字样与人类性染色体的命名惊人地相符。

《亚里士多德的杰作》的读者并非只有青春期男生。宾夕法尼亚大学收藏了本书第一版，书里一系列题词呈现出一个不同的故事。第一处是求婚誓言，是一对生活在萨默塞特乡下的伴侣，乔治·霍尔（George Hoare）和伊丽莎白·文森特（Elizabeth Vincent）之间的承诺。1684年，他们相互约定，而这年《亚里士多德的杰作》首次出版。1685年12月12日，他们在书上写下誓言，彼此承诺，“如果违背誓言，我将终身穷困潦倒”。在1687年6月29日，他们又在下一页立誓，不过这次乔治还送了伊丽莎白一件银器礼物。这类礼物是婚姻忠贞的保障。在他们初次起誓九年之后的节礼日，乔治和伊丽莎白在道利什韦克（Dowlish Wake）结为夫妻；十个月后，他们的儿子威廉在同一教区受洗。这本书记录了这对夫妻对婚后生活（特别是性生活）的美好愿景，是一份有形的承诺。

对于其他人，《亚里士多德的杰作》像是一本家庭圣经。一个叫做萨拉·法克拉尔（Sarah Fackerall）的女人在书的封底记录了子女的出生：威廉（1805年）； 又一个威廉（1806年）；约翰（1808年）；安（1809年）；夏洛（1812年）。莎拉说，这本书是她姑姑送的，姑姑住在柯里赖弗尔（Curry Rivel），离道利什韦克只有十英里。当然，不是只有法克拉尔用这本关于生育的书记录子女出生。1832年，爱德华·韦特（Edward Wiett）在田纳西州的法庭上为自己争取一笔养老金。他在独立战争时服过兵役，但弄丢了相关文件，于是需要证明自己的真实年龄。法庭记录里，“一本名为《亚里士多德的杰作》的书上有韦特年龄的记载”，说明韦特的家人也用这本书记录孩子出生。最后，法院被说服了，直到1843年，韦特都在领取养老金。

这本书的众多读者，既有历史人物，也有默默无名的老百姓。1761年，一个水手在《亚里士多德的杰作》上记下采购清单：一件夹克，两顶帽子，一条马裤和一双鞋，共计13.6英镑。而大英图书馆里收藏的《亚里士多德的杰作》，原主人是英国皇家海军邦提号（HMS Bounty）哗变事件的核心人物——威廉·布莱（William Bligh）船长。1872年，一位叫做百丽·戈登（Belle Gordon）的寡妇恳求印第安纳法院将女儿的监护权判给自己，但女孩的监护人声称戈登道德败坏，证据就是戈登持有的一本节育书和《亚里士多德的杰作》。

19世纪后期，这本书似乎走向了低端市场，但它仍然吸引着许多读者。书中经常插入粗糙的彩色石印画，画中多是困在鲜红子宫里的婴儿（见下图）。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利奥波德·布卢姆（Leopold Bloom）在都柏林一家书摊前，看着《亚里士多德的杰作》并描述了这样一幅画面——“婴儿蜷缩在血色的子宫里，像是被宰之牛的肝脏”。莫莉·布卢姆（Molly Bloom）早拥有了一本《亚里士多德的杰作》，她称之为“贵族的杰作”。

乔伊斯提到的“血色的”彩色石印画。此书其他版本的插画不是印刷，而是手绘的。

曼切斯特一位名叫玛丽·伯滕肖（Mary Bertenshaw）的14岁女孩，她在工作的制帽工厂看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杰作》。那时正值一战。书是她朋友格拉迪斯（Gladys）带来的，玛丽把它称作“秘密书籍”。她和格拉迪斯常一边吃午餐，一边看《亚里士多德的杰作》，不时地发出阵阵笑声。有天，老板抓到了她们正在看《亚里士多德的杰作》，她们觉得非常羞耻。看过这本书后，她们对男人“感到怀疑”，留意避免接近当地的性病诊所。历史学家们发现，像她们这样的工薪阶层女孩都喜欢假装对性事一无所知，以彰显美德。这个故事表明，女孩可能会装无知，但其实她们渴求性知识。一年后，玛丽的母亲再次怀孕。玛丽回忆，她会照着《亚里士多德的杰作》的插图想象母亲体内胎儿的模样。对于玛丽·伯滕肖来说，《亚里士多德的杰作》有多重功能：既是娱乐，又是羞耻感与生物学知识的来源。

阅读此书的不仅有玛丽这样的城里姑娘。著名的莎士比亚学者卢维斯（A. L. Rowse）也是《亚里士多德的杰作》的读者之一。他在上世纪20年代初考上了牛津大学，但他从未告诉母亲自己研究的对象是亚里士多德。他解释说，因为亚里士多德这个名字“对于我母亲，就像他名义下的生育书籍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一样：不可告人”。但卢维斯知道，母亲在康沃尔郡乡下老家的衣柜里藏了本《亚里士多德的杰作》。

1788年纽约版的卷首插画

《亚里士多德的杰作》是几代人性启蒙的标志。伊夫林·沃的《邪恶的肉体》（1930年）中的一个情节：一位海关官员的办公室墙上“列着走私色情作品”，他正在检查亚当·芬威克-赛姆的作品，确保不会放过一本禁书。他手上有一份书单，开头便是“亚里士多德的作品（有插图）”。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亚里士多德的杰作》的复印本在查令十字街书店出售，其书堆之高仅次于旁边的玛丽·斯特普（Marie Stope）《婚姻中的爱》（1918年）。70年代，东英格兰一位农民告诉收集口述历史的采访人，她所有的生理知识都来自一本“哈利·托特尔的小册子”（Harry Tottle’s little book，即《亚里士多德的杰作》）。

虽然《亚里士多德的杰作》如今已鲜为人知，但它却是英国和美国几代男女读者性知识与受孕知识的启蒙书。关于生殖与生育的医学理论早已发展，这本书却仍继续带给读者以隐藏的秘密与挑逗性的细节，它似乎一直保持着明亮的光泽，直至昨日仍是如此。

1831年版《亚里士多德的杰作》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