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谁来帮“普遍脆弱的女性”做选择

源济

杨早：谁来帮“普遍脆弱的女性”做选择 

原创 2016-07-06 杨早 大家

文 | 杨早

朋友转了一篇批评我的文章《脆弱与能力：对女性“自愿裹小脚”的批判》（刘满新，“澎湃·思想市场”2016年7月5日），针对的是我2015年10月写的那篇《如果女性自愿裹小脚怎么办？》。批评文章的起源，居然是前一段沸沸扬扬的“南日记者强奸女实习生”事件。

作者引述李思磐2013年文章《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为何不支持女权主义？》，批评当下自由主义者并不关注女性议题，“男性知识分子整体缺乏对男性精英性别特权的自我反省，可能是自由主义对女权议题表现梳理和反动的主要原因”。还有“破土网”的文章《“强奸女实习生案”背后，如何看待自由主义和女权主义的矛盾？》，认为自由主义其实是一种“语言泡沫”，“正义从来都被这些居于高位的具备影响力的所谓知识分子们改写着”。

这一段你读晕了没？再往下看，文章大意是说，杨早认为女人自愿裹小脚，女权主义者就没有权利代言她们，这是“所谓自由主义自身对自由主义的误解，特别是对‘自由’的片面理解”。为什么呢？因为自由不是说没有受到暴力胁迫的自由选择，就保障了人的自由权利。这样理解是狭窄的。因为“能力”才是做出真正选择的基础，如果一个女性自愿裹小脚，她就“不能再做自由的选择”了，所以“自愿裹小脚”并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不准自愿裹小脚。

是不是很绕？有本事你去读读原文，比这更绕……但我还是读懂了文章的题旨：一个人能够自由选择，前提是TA有自由选择的能力，否则TA就是“脆弱”的，注意，重点来了！

而脆弱作为一种普遍的状态，需要由社会来提供帮助才得以满足。脆弱，意味着脆弱的人在基本能力方面的缺失，而这些缺失不仅仅只是先天的不幸，更多是社会安排导致的困难。自由主义女权追求的就是让每个女性都能摆脱各种脆弱，能够真正地自由选择。所以，自由主义女权需要去关注每个有血有肉的个人，要求社会和政府满足她们所缺失的基本能力，让她们能够真正成为自主的人。所以，自由主义女权不会同意自愿裹小脚，因为这种所谓的自愿选择极可能反映了认知上、社交上等等基本能力缺失，同时也会导致更多的脆弱。

作者是哲学硕士出身，让我来运用中文系的能力帮他翻译一下上面这段话：女性普遍是脆弱的。脆弱的女性其实不具备自由选择的能力。因此，她们的选择应当由“自由主义女权”代为做出，并且替她们向“社会和政府”要求帮助，由社会和政府来赋予她们做选择的能力，这样，她们就可以自己做选择了。

正如刘先生对《如果女性自愿裹小脚怎么办？》表示“无语”，我看懂他的意思之后，也是无语了良久。

都是套路……而且是多么熟悉的套路。诚如众多研究著述的那样，中国近代的反缠足运动，主要是由男性启蒙者发起的，而男性启蒙者突然关心起中国妇女的小脚来，并不是他们感受到了妇女长久的痛苦，而是基于西方列强入侵的刺激，中国亟需“强国”，而比照西方经验，作为“国民之母”，妇女的健壮程度，被视为一种重要的手段。反缠足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参见《“女子“为何在晚清突然变成重要议题》，腾讯网文化频道2016年6月27日）

我并没有说，反缠足运动没有解除中国妇女的痛苦。但是这种解除，并非基于妇女本位的选择，因此，这一运动疾风骤雨地推行，是一种“代言式的解放”。就是你同不同意，我都要解放你。站在今日的立场，我们当然可以认为这是妇女解放的大好事，但从“有血有肉的个人”出发，我们就不能不考虑那些承受转型代价的女性的付出：已缠足的女性，如果保持现状，有守旧的人家迎娶，从小天足的姑娘，可以学新派的自由恋爱，唯有“解放脚”的未嫁女性，处境最是无奈，不少人只好在家郁郁而终。

更重要的是，如果“代言式的解放”逻辑成立，实践可行，那么有什么样的自由选择不可以由“自由主义女权”—社会—政府代为决定呢？比如生育权，普遍脆弱的女性也未必有能力选择吧？我们是等到她们的脆弱问题解决了，再来做自由选择吗？可是，怎样才算是解决了脆弱问题呢？这可不好判定，索性，帮她们决定了吧。国家需要的时候，让她们当“英雄母亲”，国家有别的需要的时候，可以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权”，形势又变化了，再鼓励生二胎……总之，正如素质不够的人民不能享受民主权利，“基本能力缺失”的女性也不该有自由选择权。

我从来没说过，只要没有暴力胁迫，所有的自由选择都是正当的。因为“正当”是一个价值判断，不同立场的人心目中的“正当”自然也不同。缠足与整容，实质上都是对身体的修改。是否正当，或者说，程度有异，量变到质变的边界在哪里，每个人心中有一根标尺。吸烟与吸毒，也是同理。

既然如此，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岂不是没有是非？理想状态下，法律与各种规则，是提供一根公认的标尺。我们总说“法无明文即容许”，就是因为社会需要为自由选择设立一道围墙。而立法必须基于民意基础上的代议制，过程必须审慎且公开，也是要为不同的选择提供更多博弈的机会。

而所谓“基本能力缺乏”或“脆弱”的提出，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女权”的自我立法。一个成年女性，买买买也好，裹小脚（或整容）也好，谁有资格来判定她是不是一种理性的、有能力的选择？法律上认可的完全行为能力，如果不能涵盖“自由主义女权”提出的“基本能力”，那这些基本能力又该由什么个人或组织来进行认定呢？

我还是举柳岩事件为例。包贝尔的婚礼，由于邀请媒体记者，也有公关运作，可以认为是半公共场合。伴郎抛柳岩入水中，这种行为是否得体，每一个观看者可以自行判断。即使大部分人认为这种行为“不得体”，只要伴郎们抗得住掉粉的损失，法律并不会做出反应，因为没有受害人的究举。

然而一堆女权主义者（是否全属“自由主义女权”我不清楚，这些命名都乱得很）直接将这一事件定性为“性骚扰”。我当时就很疑惑，在群里问：性骚扰的认定，真的不需要被骚扰对象本人的确认吗？

按我朴素的想法，如果不需要本人确认，那就太可怕了。情感专栏女作家总是感叹中国男人不懂调情，可是只要不是二人世界，在酒会或饭局搞搞暧昧，被第三者举报性骚扰怎么办？渴望调情又得不到的女性是不是也举一块牌子“我可以骚，你可以扰，但他们不让”？

是的，女权主义者完全不需要柳岩本人的表态，因为她们说：柳岩还要在圈子里混，她不敢出来指认性骚扰的。这大概也是女明星的“脆弱”吧？可是，什么话都让你们说了，那些“有血有肉的个人”是不是太像木偶了？

前段时间有不少文章在争论胡适“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句话。从经验的角度出发，我是很赞成胡适这句话的。“自由主义女权”固然有他们分辨天下女性有没有“基本能力”，是否“脆弱”的自由，我们听了，笑笑便好；但如果这种思想，与权力达成了某种结合，则普遍脆弱的血肉女性，难免又要去再争一遍那些“法律赋予的自由选择的权利”，比如双十一剁手的权利，去韩国毁护照的权利。为防微杜渐计，我们还是从现今起推崇“容忍”的好，希望“自由主义女权”不要“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危言耸听么？莫忘鲁迅一言：“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作者简介】

杨早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知名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