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走出时间

源济

杨绛走出时间 

2016-05-25 徐泓 人物

5月25日凌晨，著名作家、学者和文学翻译家杨绛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105岁。正如卡尔维诺所说：「生命的沉重必须以轻盈的姿态来承担」。跨越一个世纪的沉重，杨绛先生始终以轻盈的姿态和佛家涅槃般的智慧与时间和平共处，择高处而立，就平地而坐，正如她自己所言：「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丈夫钱钟书赞誉杨绛为「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并认为杨绛「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这对文坛伉俪的爱情是一段「不寻常的遇合」，他们一起经历生活的隐痛，相守相伴。在《我们仨》这本书中，杨绛写尽了她对逝去的丈夫和女儿的深切怀念，她说：「现在我们仨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而她也早就借瓦特·兰德的诗写下自己的心声：「我和谁都不争 / 和谁争我都不屑 / 我爱大自然 / 其次就是艺术 /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 火萎了 / 我也准备走了。」如今，生命之火燃尽，她便决定去与失散的家人团聚了。

中国著名记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徐泓，她的父亲徐献瑜与杨绛曾为东吴大学同窗，晚年保持书信往来，互递问候。 「 杨绛先生，在我的父亲口中，始终唤她『季康』。而杨绛先生称呼父亲『献瑜学长』。」1991年，因为父亲的原因，徐泓曾令钱钟书夫妇打破不接受记者采访的惯例，独得信任，以中国新闻社记者身份到两位先生家中拜访，写下《超尘脱俗的钱钟书伉俪》。25年后的今日，徐泓在得知杨绛先生去世后，第一时间写下悼念，送别先生。

今天我们通过徐泓老师的新旧文字，以及她珍藏的独家书信及图片，表达对杨绛先生的缅怀。

超尘脱俗的钱钟书伉俪

文 | 徐泓

中国的名人谱里不乏珠联璧合的夫妇，其中大学者钱钟书与夫人杨绛，当属天设地造的结合。夏衍老曾赞叹道：「这真是一对特殊的人物！」

北京的新闻界或许最领教他们立身处世的特殊：他们从来谢绝一切采访，也从不在任何会议上露面，竟蜗居书斋，杜门避嚣，专心治学，仿佛过着出世般的生活。

去年初冬，根据钱老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围城》播映，又恰逢他80华诞。我原以为这两桩大事会打破他们的宁静与淡泊，至少让他们回到世间来「曝曝光」，因为太多的读者和荧屏前的观众渴望了解他们，结果却一切如故。他们逃名如逃役，还是让他们逃掉了。

《围城》的女导演黄蜀芹在拜会钱钟书夫妇后曾很带劲地说：「做知识分子就要像他们一样！」我也深有同感。我有幸与他们有过一两次交往，止不住想写下点滴印象，记一记这对博学睿智、可敬可爱的老人。

嗜书如命

第一次走进钱宅，只觉满室书香。他们的客厅与书房合二而一了，主要空间都被书柜书桌占据着，两张老式的单人沙发挤在一隅，权且待客。

简朴的房间里最醒目的是大小书柜里站满的书籍：中文与外文、古典与现代杂陈，显示着主人中西文化的贯通。《围城》的英、俄、德、日文译本也在其中。

杨绛曾称钱老为「书痴」，其实夫妇两人均嗜书如命。记得杨绛在那本《干校六记》中有这样一段：有一次她指着菜园里玉米秸搭盖的窝棚问钱钟书：「给咱们这样一个窝棚住行吗?」钱认真地想了一下说：「没有书。」杨绛感慨地写道：「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舍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

现在他们依然在孜孜读书，乐此不疲。新的、旧的、中文的、外文的，但凡到手都要翻翻看看。好在供他们阅读的书，如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外文书刊也从未断炊。只要手中有点外汇，他们就张罗着买书，国外出版社的稿酬，他们一般不取现金，而是开出书单子，请对方实物支付。

除了书柜，屋里必不可少的还有书桌。一横一竖两张旧书桌，大的面西，是钱钟书的；小的临窗向南的，是杨绛的。

「为什么一大一小不一样呢?」我问。

「他的名气大，当然用大的，我的名气小，只好用小的！」杨绛回答。

　　

钱老马上抗议：「这样说好像我在搞大男子主义，是因为我的东西多！」

　　

杨绛笑吟吟地改口：「对，对，他的来往信件比我多，需要用大书桌。」我看到钱老的案头确实堆满信札和文稿。他坐在桌旁，举着毛笔告诉我：「每天要回数封信，都是叩头道歉，谢绝来访。」

　　

复信几乎成了他俩每日都要做的功课。络泽不绝的来信，有相识的，也有从未谋面的人写的。钱老惯用毛笔，杨绛则持钢笔。杨说：「他复得快，我复得慢。」钱老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起笔一挥而就，如果是八行笺，几次抬头，写来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这般功夫据说还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想当年他的额头上为此挨过不少「爆栗子」呢！

钱钟书写作中

淡泊名利

　　

对身外之物，他们看得很淡泊。《围城》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后，电视台付给原著者万余元稿酬，钱老执意不收。国内18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当代中华文化名人录》，钱老被列入第一批的36人中，他也婉言谢绝了。当得知被拍摄者会有一笔酬金时，钱老莞尔一笑：「我都姓了一辈子钱，难道还迷信钱吗?」

　　

至于在当今滚滚红尘中世人所熟衷营求的许多东西，他们都淡然置之。杨绛说：「我无名无位活到老，活得很自在。」这几年他们谢绝了众多的国外邀请。她说，她和钟书已打定主意，今后哪儿也不去，就在家里看书写字，很惬意的日子么？她风趣地补充了一句：「我们好像老红木家具，搬一搬就要散架了。」

　　

即使国内的活动，他们也极少露面。钱老从不参加任何会议是出了名的，对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各种学会他也一律谢绝挂名，杨绛因翻译《唐 · 吉诃德》而获西班牙政府颁发的大奖，西班牙驻华使馆请她，第一任大使邀请，她谢绝了；第二任大使送来正式的书面邀请，她正式地书面谢绝了；第三任大使通过原社科院院长马洪去请，她才赖不掉了。钱老不无得意地告诉我：「三个大使才请动她！」

　　

他俩也从不做寿。去年11月钱老八旬初度，家中的电话一度闹翻了天。学士通人，亲朋好友，机关团体，纷纷要给他祝寿。他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准备为他开一个纪念会或学术讨论全，但钱老一律坚辞。对这类活动，他早已有言在先：「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

　　

我因不知钱老的生日是这个月里的哪一天，曾向钱宅打过一次电话。杨绛诙谐地回答我：「没有哪一天啦！」她接着连连诉苦：「我整天为他挡事、挡客，人家说我像挡路狗。有些人真没办法，事先不通知，敲门就进来；我们在外边散步，他们就来捉。有时我挡了，有时我陪着，很累，干不成什么事。单位要给他过生日，我们好不容易辞掉了。」后来我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了一篇记钱钟书先生的文字，大意是，对钱先生最好的纪念，莫过于潜心研究他的「钱学」和尊重他的自甘淡泊。此话是很有道理的。

钱钟书杨绛夫妇在阅读

著作等身

这几年先海外后国内，「钱学」日益受到重视。学术界公认，钱钟书壁立千仞的著作《谈艺录》、《管锥篇》，使中国的文学研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内容的丰富（涵盖古今）和方法的新颖（打通中西）都是前所未有的。他在40年代写就的小说《围城》，重新在文坛上获得应有的地位，一再重版仍供不应求，海外学者甚至称此书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

　　

但无论钱学冷也好，热也好，钱老始终安如泰山，锲而不舍地守着他的摊子，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他说：「听其自然最好，经吹嘘后成为重要了，必然庸俗化。」

　　

我听说夏衍老还有一句名言：「你们捧钟书，我捧杨绛！」杨绛确实可与她的丈夫并驾齐驱。她青年时代就是才女，从欧洲留学归来，先以写剧作脱颖，后以翻译家成名。她精通英文、法文，1958年又自学西班牙文。两大厚卷的世界名著《唐 · 吉诃德》的中译本，就是她从西班牙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她还擅长写散文，《干校六记》获全国散文一等奖。我极喜欢她的文笔：清如水，明若镜，看似平淡却奇崛。也难忘她那生动的调侃自己的幽默感，从中能体验到一位可敬的知识女性在动乱的年月里，以冷峻对狂热，以不变应万变的风骨。

　　

杨绛也写小说。两年前她18万字的《洗澡》问世，我曾采访过她。我觉得《洗澡》好像《围城》的姊妹篇，有同样的幽默隽永，机巧犀利，同样是一本耐读的学者小说，只不过更多了一些女性的细腻和宽容。此书已在香港、台湾出版，并有了法文译本。

　　

钱老写《围城》时，杨绛曾甘做「灶下婢」，包揽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家务。两年里钱「锱铢积累」地写，杨「锱铢积累」地读，读完后夫妇相视大笑。我好奇地问杨绛：「那么你写小说，也是一段段地让钱老读吗?」她摇摇头：「不，我总是全部写完才给他看，他说好，就算完成了；他说不好，我就扔下了。」我暗暗地想，「扔下的」大约屈指可数吧!

　　

杨绛已出版的《干校六记》、《将饮茶》、《洗澡》等集子都由钱老题签，他还为《干校六记》作了序。我也曾问过「为什么不给《洗澡》写序呢?」他说：「《干校六记》写出来，可能要得罪一些人，我写个序，替她分担一半责任，何况她确实少写了一记——记愧。现在她羽翼丰满了，用不着我写！」

　　

智慧世界

　　

听两位老人谈话，妙语清言，议论风生，真是一种享受。尤其那逸兴遄飞的淘气话儿，时不时地似珠玉般涌出，令人忍俊不禁。他们的幽默与众不同，有一股洞达世情又超然物外的味道，使人仿佛置身在一个智慧世界里。

　　

我告诉钱老，不少人看过《干校六记》，都觉得杨绛是个非常可爱的人。钱老在厚厚的眼镜片里闪动着狡狯的目光：「可爱与否，要由她的老公来说。」

　　

钱钟书夫妇的感情融洽早已传作佳话。自1935年结为百年之好，半个世纪以来相濡以沫。有时他们不得已分开，总是书信不断。杨绛有文章记叙：抗战期间，钱去内地，杨留在上海，钱一路上都有诗寄给夫人；十年动乱中，钱作为先遣队员先下干校，杨暂时留在北京待命，钱到乡下后得空就写家信，三言两语，断断续续，白天黑夜都写。不知这些精彩的「两地书」能否在某一天里公布于世。

　　

两位老人待客热情，毫无架子。那天我落座不久，钱老就很周到地提醒杨绛：「人家写了你，让你笔下扬名，笔下超生，该贿赂一下，送人一本《洗澡》呀！」杨绛赶忙快步走进里屋，取书、题字，然后交给我：「这是我送的第一本！」

　　

话题不知怎么转到「中西文化比较」，那段时间正以此为时髦，许多人赶浪头似的大谈「比较」。钱老生平最憎恶这种学风，他忿忿然起来：「有些人连中文、西文都不懂，谈得上什么比较？戈培尔说过，有人和我谈文化，我就拔出手枪来。现在要是有人和我谈中西文化比较，如果我有手枪的话，我也一定要拔出来！」在一旁的杨绛马上伶俐地从书桌的笔筒里抽出一把锋利的裁纸刀塞进他手里：「没有手枪用这个也行。」两位年已耄耋的老人，思想与应答的机敏，竟如年轻人一般。

　　

我有一年多没有再见他们了，电话里问起过他们的起居与健康，杨绛说：「纸老虎！我说身体不好，别人不相信。钟书白天见了客人很兴奋，高谈阔论，晚上就睡不好觉了，失眠，咳嗽，血压高。」他们对门原来住着国务委员邹家华夫妇，他们教会了杨绛做大雁功，杨再教给丈夫。现在两位老人常常做大雁功以健身，有时他们也出去散步，但要选好时间，否则碰到熟人朋友学生，又难免一场应酬了。

　　

我衷心祝愿他们健康长寿。

新婚时期的钱钟书杨绛夫妇

那次采访25年后的今日，徐泓老师写下的文字

杨绛先生与父亲

文 | 徐泓

一

杨绛先生，在我的父亲口中，始终唤她「季康」。而杨绛先生称呼父亲「献瑜学长」。

他们之间有过一段大学的同窗之谊。

 更巧的是他们的生日相隔一天。父亲是7月16日，杨绛先生是7月17日。

杨绛先生和父亲说：「你九十大寿之后，我才知道你的生日和我只差一天。不过年份不同，你庚戌，我辛亥。」

2010年父亲过百岁生日，之前很早就收到了杨绛先生的贺卡：

好一尊老寿星

多 福、多寿、多子、多孙

 一家人和和顺顺无比温馨

今日寿星百岁生辰

料想贺客盈门

人人喜笑欢欣

我也一片至诚

祝贺您

万福万寿万事如意称心

二

1928年，杨绛先生从苏州振华女中，父亲徐献瑜从湖州海岛中学，同时考入设在苏州天赐庄的东吴大学。第一年入学的新生只分文理科。一年的学业修成，杨绛先生是文科第一名，父亲是理科第一名。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国土沦丧、时局混乱，学潮风涌，东吴大学于此际停课。1932年2月下旬，杨绛先生和父亲、沈福彭、孙令衔、周芬等五人结伴北上，来到北平燕京大学寄读。

在吴学昭的《听杨绛谈往事》一书中，对这段行程有过记述：他们是坐火车到南京，由渡船摆渡过长江，改乘津浦路火车路上走了三天，到北平已经是2月27日。费孝通（父亲的东吴大学、燕京大学双重校友   ）接站，到燕京大学东门外一家饭馆吃晚饭，饭后踏冰过未名湖，父亲等三个男生住进未名湖北岸的男生宿舍备斋，杨绛先生与周芬住进了未名湖南畔的女生宿舍二院。

 杨绛先生在6年前写给我父亲的一封信中感慨：「我们同到燕京借读的五人，如今只剩你我俩个了。」

父亲向我讲过五人中的沈福彭先生。他和父亲是湖州同乡，中学时就曾一起结社，把湖州世界书局的新书几乎都看遍了。他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理学院化学系，1937年获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39年，和在美国留学的父亲同一年，他俩都放弃了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返回祖国。沈福彭先生是山东大学医学院的创始人之一，但1957年在其49岁年富力强的时候，被错划为「右派」，被迫离开了讲台， 1979年错案才得以彻底纠正。

杨绛先生和父亲回忆更多的是五人中的孙令衔先生，他是钱钟书先生的表弟，后来与杨绛先生的妹妹杨青结为夫妻，和我们家同住在燕东园多年。孙先生1934年获燕京大学理学硕士学位。1937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也是在1939年前后回国任教，是精细有机化工方面的专家。文化革命中不堪凌辱，自杀三次未遂，历经折磨去世。

杨绛先生和父亲感叹五人中他俩是幸存者。

三

父母亲从此和他们有了联系。通过我的信互相传递着问候。

钱钟书先生的签名很独特，三个字合一。他用毛笔写，杨绛先生用钢笔写，一手娟秀，柔中有刚的小字。

1990年我的母亲病逝。这以后，杨绛先生还时有信函问候父亲，7月酷夏，她在信中说：「请问候你爸爸，天气闷热，希望他善自珍摄，你自己也保重.。」

1998年钱钟书先生病逝。2003年杨绛先生出版了《我们仨》。

这本书刚一面世，父亲就催着我们马上买回来。这本书在他手里停留的时间很长，经常不忍卒读，长长叹气。反复看完以后，他让我们收起来，此后再也不去翻动。

2009年以后，杨绛先生和我父亲开始通信往来，她给父亲寄来几张自己的照片，信中一一注明这是那一年拍摄的。其中1997年的一张照片，背后写着几行字：

「1997年一月在三里河南沙沟寓所，钱钟书在医院里，1998年12月去世（北京医院）女儿在西山脚下医院里1997年3月去世。1996年11月我方知她病情。学校、医院和女婿都一直瞒得紧腾腾，我以为她的病一定会好，到病危时方才告诉我，但我还是很镇静。」

父亲反复看，喃喃自语：「季康啊，季康。」

四

2010年7月16日，父亲百岁生日。

 第二天，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生日，父亲特意打电话问候。两位老人因耳朵都已不大灵光，没有多谈，但从父亲的第一句问候：「季康，你好勿啦」两人就开始用吴侬软语交谈。

三天以后，父亲因肺炎高烧住院，三个月以后，10月23日父亲病逝。

所以，这是父亲生前打过的最后一个电话。

在病重住院期间，父亲高烧时曾有幻觉，总觉得他对面的墙上有字。其中幻觉之一：他问：这是季康的信啊，你们回了吗？

父亲收到杨绛先生的最后一封信，大约是在当年5月里，信挺长的，两页纸，说了不少老古话忆旧，还问了一些当年的问题，杨绛先生特意说明：「你不耐一一回答，让你任何儿女代答，或打个电话就行。」

 父亲办事从来认真，何况是对老同学老朋友的来信，于是他口述，让我妹妹代笔回复，还特别叮嘱我看看，话说的是否妥当，回答的问题有否遗漏。

 回信早已发出。但冥冥之中，父亲最后还在牵挂。

父亲去世后，我和杨绛先生通过几次电话，一直想和妹妹们去看看她。她都以「见到你们会难过的」婉拒了。

她在电话中说：「1933年同到燕京大学借读的5个人，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如今，杨绛先生也走了。

（本文略有删节。今日微信标题图片及《徐泓：送别杨绛先生》一文中的图片，均为徐泓老师独家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