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琦：什么样的社会更容易共度时艰？

源济

苏琦：什么样的社会更容易共度时艰？ 

原创 2016-05-22 苏琦 大家

当一个经济体身处长时段的发展时，对日本这种失落了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的国家，常常怀有鄙夷之情。当流年不利时，尤其是明明经济刚刚出现下滑的势头，各种社会矛盾就烽烟四起的时候，却往往发现这种虽不温不火但人民富足社会和谐的“失落”状态也颇有可令人艳羡之处。

换言之，作为一种压力测试，如何共度时艰，比如何促进发展，有时更能显示一个社会体制的竞争力。贫贱夫妻百事哀，能够熬得过长期的不景气而不翻脸，才能证明一个社会是否具有足够的凝聚力，是否有足够涵纳利益冲突的制度弹性，是否有足够的红利再生能力以避免迅速坐吃山空，以及是否能提供关于未来的愿景。

希腊民众一听闻要削减福利便要上街游行，而韩国民众亚洲危机期间却主动献金，有人据此认为东亚集体主义型社会，要比欧美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更能抵御经济危机，更能共度时艰。但这种分析解释不了亚洲危机十年前汉城奥运会时韩国在野势力的大规模抗争行为。在国家迎来荣耀时刻之际，韩国学生和工人却上街游行示威，将云集于首都的国际媒体的注意力，从报道亚运会转移到国内的政治纷争上来。这种别有用心的抹黑行为，实在和集体主义精神挂不上钩，也实在让人估摸不到十年后众志成城抗金融危机的韩国精神的出现。所以答案更更应该从这十年间韩国社会经历了什么样的政经转型来加以求解。

其实失落近三十年的日本社会也很难说是集体主义型社会，虽然他们在各种灾难来临之际的井然有序总是给人这种感觉。一个反例就是当年名古屋的市民居然投票反对举办奥运会，从而将“殊荣”拱手让给汉城，这样因一城之私不顾国家大局的行为，也很难和集体主义精神扯上边。而且和韩国学生与工人的好斗不遑多让的是，现在看似普遍温文尔雅的日本人，当年的抗争精神也一度让世人瞠目，至今提起“全共斗”还让人心有余悸。

因此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那些在经济突飞猛进、形势一片大好的岁月里却扰攘不已的社会，等到逆风来临时，反而更能共度时艰。而那些在红红火火搞发展的阶段借口先谈效率再讲公平，或先做大蛋糕再考虑分蛋糕的社会，从万众一心搞发展，到矛盾丛生充满戾气，再到堕入拉美化陷阱，往往只有一步之遥。这是因为越是在做蛋糕的阶段越是要谈好分蛋糕的买卖，否则等利益固化了，再谈分蛋糕，谈何容易？最可怕的是到最后连蛋糕也没得做了，那更得怒目或拔刀相向了。

所以那些认为能够共度时艰的社会都是因为福利制度搞得好的论断，不能说是错误的，但是流于浅表，而且隐含着福利社会一抓就灵的荒谬的自负。何时以及如何构建福利社会，取决于很多结构性和偶发性因素，涉及多集团长时段的博弈，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说干就能干成的事情。冀望以临时抱佛脚的方式匆忙构建福利体系来化解社会矛盾，反而可能更加激化矛盾：既得利益集团自然会拼命捍卫到手的果实，而那些长期充满被剥夺感的阶层，一旦开始尝到福利的甜头，其胃口也会越来越大，再加上陷入停滞状态的增长，整个社会面临的张力可想而知。

当然能够共度时艰的和谐社会并不一定意味着政坛的稳定，有时会出现恰恰相反的状况，比如日本就经常发生走马灯式换班子的情形。这是因为当一个社会的发展模式走到阶段性尽头，而新的模式和动力机制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也就是按照更学术的说法面临结构性转型挑战时，其实除了咬紧牙关苦熬，也没有太多立竿见影的办法。这时候政客们的上上下下更多是发挥“出气筒”的作用，让老百姓通过政务官们的轮换发泄一下挫败之感，进而以政务官团队的“不稳定”来换取事务官队伍的稳定，冀图后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并通过持续的努力走出困境。

这个时候的选民一般也特别绝情，并不会眷顾像自民党这样长期执政的党派过去几十年发展经济的功劳，反而必欲去之而后快。原因倒也简单：你们那一套已经用到尽了，必须改弦更张换人做了，越强调不能否定前几十年，越说明你们不愿放弃官商“勾结”的通产省模式，而那只会一条道走到黑。这和英国选民“抛弃”邱吉尔是一个道理：老英雄抗击法西斯劳苦功高，但要打造战后福利社会，贵族做派十足且瞧不起劳动人民的邱吉尔就不如工党来得牢靠。

与软弱的民主市场经济国家的统治集团相比，威权国家在危机之初的应对显得更为强悍有力，一方面资源动员能力比较强，可以通过大手笔投资对冲经济下滑，另一方面政局也比较稳定，因为有过去几十年发展的功绩和红利在握。

当然，这里强调的是危机之“初”。因为随着转型旷日持久，既有的红利会加快透支，越是全能型政府透支的越快，一方面是因为既然是全能政府，必然集万千期待于一身，加之没有外部制约，必然导致无法“节俭度日”，另一方面是因为威权国家的合法性更多与增长挂钩，有时为了当下的稳定难免有频频打鸡血的冲动。

此外，尽管面对紧迫的转型压力，威权国家还特别难以“推陈出新”，因为否定既往的发展模式，一方面会损害历史功绩和合法性，另一方面会伤及既有的统治联盟，因为任何发展模式都有相应的资源配置模式，都有着相应的受益者。然而正是由于不愿或无法做到与既往的发展模式做有效切割，威权国家在寻找新的增长红利方面往往更加艰难。

一方面是既有红利的加快透支，另一方面是新的红利苦苦难觅，随着时日迁延，威权国家面对的社会分化矛盾多发的挑战与压力会日甚一日，而由于此前全能型政府给社会组织预留的空间相对逼仄，各种社会和官民矛盾冲突又缺乏缓冲和调解机制，两相交加之下人们欲共度时艰而不可得。

完美地共度时艰需要同时具备几个不可多得的前提，比如轮流坐庄的政治制度来转移社会挫败感，弹性的社会体制来缓和冲突，相对完备的福利体系来维系社会凝聚力，相对清晰的新增红利和未来的愿景以提振士气等等。

客观而言，放眼全球能够完美共度时艰的社会几乎没有。比如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虽然社会和谐，但增长长期乏力，且面临严重的老龄化问题，长期债务负担最终如何解决不得而知。比如美国新增红利相对清晰，但全社会关于未来的愿景歧异较大。而希腊等陷入当期债务危机的国家，则社会和谐、新增红利和未来愿景皆不乐观，不过政治体制尚能承受一定当量的冲击，让人不致心生绝望。

最可怕的场景则是共度时艰所需具备的前提条件皆不存在，这应该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应该及早警惕并竭力避免的一种局面。

作者：苏琦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