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普利策奖的揭晓，“每一条牛仔裤的背后”的讨论再度搅动了消费者的良知，虽然人们在读完之后依然可以快乐地继续品尝东南亚海鲜美食，继续在H&M、ZARA、LEVI'S之间比较哪个品牌的牛仔裤更塑身。但这场讨论至少让沉浸在柴米油盐中的人们，看到这些日常用品的背后那漫长的全球跨国生产和消费的链环，如此遥远而又如此具有切身感。“牛仔裤”这个议题通过“血汗工厂”和“生态破坏”两层内涵，让人们的内心泛起“良知”的微澜，却又转瞬即逝，而日子依然、世界依然，其中包含的不公平依然得不到改变。是这个世界分秒变幻的信息万千争夺了人们的眼球，还是全球化中微小个体难以承受如此的道德重量而选择逃避、忽视和遗忘？
▲ 德国纪录片《牛仔裤的代价》，2012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和转移，很多拉丁美洲、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承接了来自发达国家的加工和制造业，成为世界工厂，中国也不例外。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经营主要以金融资本的流动为主，并直接表现为在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其背后的动力仍然是资本的本性：追逐利润，寻求产出的最大化和投入成本的最小化。为了寻求经济发展、人口就业、提高税收，众多发展中国家努力以放松污染管制、消除工会影响、低工资、较差的劳动环境为条件，吸引这些海外投资。否则，那些全球知名的跨国公司就会转移生产线、撤走订单，用脚投票，在全球其他地方寻求更廉价更低成本的生产地点。发展中国家为了争取海外投资的竞争，直接导致了“血汗工厂”和“生态破坏”的后果，这种“竞次”策略核心就在于，就看谁提供的投资环境和政策“更差”，谁就更能赢得跨国资本的喜好。
在资本发展史上，血汗工厂和生态破坏由来已久，所以说一直伴随着来自民间环保和工会组织的反抗。尤其是在20世纪西方世界福利国家兴起的同时，社会环保和工会组织获得了蓬勃的发展空间。但是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福利国家难以维系，纷纷改弦易辙走上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改革路径，放松对于公司市场行为的管制，工会组织和NGO组织受到来自政府和跨国公司的双重打压，资本驾着追逐利润的列车，几乎一路畅通无阻。这其中的原因是多重的。
首先是民间组织与大型跨国公司的妥协。在20世纪的劳资关系史上，工会与公司之间的斗争此起彼伏，更多地表现为直接的对立和冲突，而合作是少有的。但是近三十年来，上述局面发生了逆转。一方面跨国公司伴随着产品市场的全球化，需要树立统一的公司形象。面对来自全球舆论对于“血汗工厂”的指责，跨国公司需要重新建设公司全球声誉、赢得社会信任、提升品牌价值，因此一改以前与民间社会运动组织的对抗关系，而更多地采用吸纳社会组织参与公司董事会、提供发展基金进行治理、许可社会运动组织共同合作的方式达成妥协。而社会运动组织自从新自由主义盛行以来遭受到政府、跨国公司的打压之后，也急需获取稳定资金生存下去以保持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随之而来：一旦提供给社会运动组织的基金项目化运作，就必需按照基金提供方，也就是跨国公司的要求开展组织活动：项目可行性方案、财务透明、项目效率和绩效评估、组织运作的精简等等。为了满足这些要求，社会组织不得不改变以往斗争的策略，而选择改造自身以赢得基金谋求生存发展。
这种妥协合作的局面形成之后，跨国公司答应与社会运动组织合作，纷纷高调以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发展伦理等公关策略来声明企业不是唯利是图，而是有着对员工的人道关怀和环境保护的责任担当。社会运动组织也把原来的斗争策略转变为务实的解决问题的策略。所以这种妥协关系的关键之处在于，不再有人追问为什么劳资关系的不平等持续存在，为什么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只是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这种资本的内在紧张结构被社会运动组织的问题化、项目化、技术化的修修补补策略所掩盖。结构性矛盾消散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琐碎的解决问题的行动之中。政府更希望保持社会稳定，所以纷纷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对社会组织进行引导、规训，以将其纳入“体制化”的管理轨道。
▲ 紫色的高锰酸钾破坏着周边的水质
其次，与上述跨国公司与社会运动组织相伴而行的是，整个20世纪劳资矛盾和冲突，虽然不断，但是工人斗争主体性日渐消解。许多解释认为再也不存在你死我活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是变成了占社会主流的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在劳动生产过程中，资方也渐渐地借助人性化的修辞转换、意识形态的霸权、技术流程的中立化，把对工人的控制从有形的、强制的方式转换为隐形的、柔性的方式。劳资冲突中，为了提高工资待遇的“经济主义”工运策略和以解构劳资不平等关系“斗争策略”相伴随，然而前者逐渐成为主流，后者遥遥无期。时至今日，工人日渐认可了这种劳资框架。即便如此，这一切大多是发生在发达国家。对于继续吸引外资的发展中国家，“血汗工厂”中工人的处境依然如“牛仔裤”生产中那样恶劣，但是政府和跨国公司的合作是同一阵线，经济增长、就业和税收是政府倾向支持跨国公司的动力源。
跨国公司为了摆脱“血汗工厂”和“生态破坏”的恶名，纷纷采取策略，对其遍布全球的供应分包商、二级分包商提出“公平生产”、“绿色生产”的要求，并拒绝与违反此标准的工厂续签订单合同。然而全球化的成本竞争的惨烈使得这些要求只是口号，但无法变成硬约束。
第三，消费者的“良知抚慰”。跨国公司不仅仅将社会运动组织对于资本不平等结构的挑战化解成修补性的策略，还通过参与社会环保运动来建构消费者的“良知抚慰”。可口可乐公司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合作，消费者每购买一罐，就能为WWF捐出1美元。调查显示，消费者购买意愿和购买能力更强。此外还有H&M面向全球55个国家和地区的“回收旧衣计划”公益活动。消费者基于个体体验，通过参与跨国公司联合社会运动组织开展的“公益活动”而消解了内心因消费而带来的“良知紧张”。然后这种“良知抚慰”的背后是基于不间断的产品认可与购买、生产过程和消费终端的空间隔离和生产链的全球化弥散。在这个过程中，“良知”成为提升产品附加值的“生产要素”，同情式的情感成为商品本身，促成了资本的利润。遥远的生产线上的血汗和挣扎被个体化的“良知参与”救赎了，人们可以心安理得地继续消费。
问题在于在全球化的生产图景中，远离生产过程的碎片式的消费者不应担责并成为对抗“血汗工厂”和“生态破坏”的主要力量，建构“消费良心”本质上是对资本“吸血”本性和政府庇护资本的掩盖。所有那些用倡导、劝说、道德感化想让消费者不要买那些“血汗工厂”的产品、让跨国公司对工人好一点的想法都是天真和幼稚的。那些对于层出不穷的“血汗工厂”和“生态破坏”问题进行修修补补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和稀泥”。资本追逐利润、吞噬一切的不平等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这种结构是双重的，一重是公司内部的劳资不平等，另一重是发达国家的跨国资本对欠发达国家基于国际生产分工地位的不平等。
通俗观点对于马克思主义最多的质疑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并没有导致其解体，而资本主义却已经在全球化范围内攻城略地。这样的不平等结构真的难以改变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理论家南希·弗雷泽认为当前局面依然如此，所以她认为一个社会正义的框架需要首先承认社会结构的不平等，所以要重点关注再分配；其次要承认多元化的社会身份；最后需要通过民主参与的方式推进社会公平。
然后社会运动组织的历史证明，他们抗争过但无效，当下更多的社会组织被政府和跨国公司吸纳、收编并达成妥协。由于社会抗争组织的科层趋势和易于腐败，很多无政府主义取向的社会运动组织采取各种占领的方式，这既是一种抗议行动的表达，又是一种基于财产权的直接占领。但是“占领华尔街”运动最终的无疾而终，恰恰证明了缺失组织所导致的运动的不可持续。面对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运动最后只能演变成“为表达抗议而抗议”的表达，分散在全球各地的、没有组织的社会抗争运动只能构成一次又一次的对于“不平等社会结构”的敲打、表意和解构，而无法形成建构性的力量。这又构成了另一种无结果的困境。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的表意性社会运动组织，被其对手看作一只警告意义上的“牛虻”，看作一个防止社会过于不平等而分裂的“安全阀”，最终成为促使资本和政府进行调适自我行为的反面刺激力量，一旦调适成功，反而成了有助于“不平等社会结构”存续和再生产的帮手。
不可否认的是，过去几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早期原始资本主义的血汗工厂经过漫长的发展的确得到了改观，资方在改变、政府在干预，其背后的动力来自于劳资之间一次又一次的博弈。没人能够预知结果，唯有努力为之。然而在此之前，至少需要走进迷雾看清楚，而不是漂浮在“良知抚慰”的表层，因为每个人都既是生产者、消费者，又是行动者。
本文原标题为《抗争、妥协与抚慰：走进牛仔裤的“良知迷雾”》
狗仔卡
发表于 2016-4-27 02:1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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