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乡村抑郁症

源济

摄影：吴皓 编辑 | 秦翼     新浪图片出品 2016-04-09

乡村抑郁症

图/文 吴皓
编辑 秦翼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每年有80万人死于自杀，由于对自杀的歧视、缺乏可靠的自杀登记程序等，实际死亡人数估计要高于这个数字。我国每年自杀死亡的人数至少13万，再加上10倍以上的自杀未遂人数，采取自杀行为的人有数百万之多。

　　抑郁症常被视为城里人的“娇气病”和乡村似乎没有关系。事实上，抑郁症发病率与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成反比。在我国，农村抑郁者自杀率是城市的两倍，超九成患者从未就医。

　　“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只想死。”

　　“抑郁症吞噬人的灵性，让人困在自己情绪的迷宫里，丧失对生活的向往和动力……”，身穿休闲T恤和牛仔裤的李铭躺在山西运城市精神病医院的病床上，不断重复着一句他从新闻专题片里看到的话。这部关于抑郁症的专题片里，一位抑郁症患者的亲人和朋友正在各自讲述，这名青年演员患病自杀的经历，过程让人唏嘘。李铭则对片中的这句话印象深刻，此刻的他已经被抑郁症折磨了将近18年。

　　在这个小小的精神病医院里有三栋低矮的住院楼，正中央是一个种满植物的花园，花园旁的重症病房里传出精神分裂症患者低沉的哀嚎，不时有穿着白大褂的医生经过，和坐在花园里休息的病人们低声交流着病情。

　　这已经是李铭第二次因抑郁症住进医院，大部分时间里李铭都显得很沉默，面容疲倦，目光低垂，从他的眼睛里看不到正常人应有的神采。每天上午九点，护士就会来到病房，给他打吊瓶补充营养，这也是一天中最令他开心的时候，因为可以和前来换吊瓶的护士拉上几句家常，好让自己感觉不那么孤独。

　　住院期间，除了每日的吊瓶，李铭还要接受一天两次的电疗，从病房走到电疗室的距离不到500米，但李铭每次都走得异常缓慢。在他看来医院的电疗只能起到放松的作用，并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思维缓慢，头脑混乱，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不知道该如何去做。“放佛身边的一切都不存在了，脑子里一片空白。”这是他患病时最常见的感受。

　　结束了一天的治疗，已经接近傍晚时分，医院里变得更加安静。晚饭后李铭回到自己的病房，把两片抗抑郁药片用温水服下后便重新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我听医生说这个病（抑郁症）只要连续吃药五年以上，复发过两回就很难彻底恢复了，基本一辈子只能通过药物来维持，我觉得我还年轻，总想去做点什么改变命运，可是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只想死。”

　　“害怕别人知道我精神出了问题，在村里会被取笑的。”

　　今年36岁的李铭出生于山西省运城市的农村，父母都是农民，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从来没有机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不像别村大的部分年轻农民都外出打工，在李铭的村子里，村民们更多选择留守在这片干燥的土地上，终年种植着西红柿，黄瓜，生菜等农作物。

　　“我们村产的西红柿在全国都很有名气，是粉红色的品种，不酸口感特别好。”说起西红柿，李铭的脸上终于流露出一些喜悦的神情，但很快就被沉默所取代，“我的童年和其他农村孩子区别不大，也是整天在土坑里蹦蹦跳跳的，上高中时我开始出现失眠头痛症状，当时也不知道是得了什么病，只好吃了些治头疼的药，但没有任何效果，记忆力也变得很差。”内向的性格加上突如其来的病症让李铭逐渐远离了班集体的生活，他变得越来越孤立，直到高三那年他选择了退学。

　　退学之后的李铭在运城市周边的一家电厂打工，做设备安装维护工作，本以为换个环境就能改变人生的他感到自己的状态越来越差，每天都晕乎乎的，经常在工作中走神，有好几次差点酿成大祸，电厂负责人不得不勒令他停止工作，2003年，极度困惑下的李铭只好辞掉工作，带着一千多元钱来到北京的医院就诊，结果诊断为重度抑郁症，“我当时都不知道抑郁症是什么病，医生让我马上接受住院治疗，我都没敢告诉家里人，也很害怕被别人知道我精神出了问题，这在村里会被取笑的，有一回我到医院拿药碰到同村的一个老乡，当时没想太多就打了声招呼，可他见我后掉头就走，之后在村里见到再也不和我打招呼了……”

　　“让家人真正理解我的病，是一种奢望。”

　　在运城市精神病医院治疗了半个月后，李铭感觉状态好了一些，他提前结束了治疗并返回农村的家中，随着农忙时节的到来，家里要忙的事情实在太多。家里的十余亩地全靠李铭和他的父母3人耕种，妻子则在家照顾2个孩子，每年全家人的收入大概有5万多元，“上小学四年级的大女儿每年学费就要将近一万元，两岁的小儿子每年的花销也不小，加上我治疗买药的费用，生活压力太大了，如果没有这个病再辛苦我也能支撑，但现在我感觉每天都在勉强坚持地活着。”

　　每天早上7点多李铭就开着摩托车和父亲到地里干农活，9点他们回到家，母亲已经准备好了早餐，一碗玉米汤，一盘咸菜和几个大馒头对父子二人来说就是美味佳肴。吃饱后，他们又要下地里，一直到太阳下山才能回来吃晚饭。日复一日的繁忙耕种对于深陷抑郁的李铭而言是一种难以表达的痛苦。除了身体上的疲惫外，他还得在同村人面前用笑容来掩饰自己的苦闷。“如果他们知道我得了这个病，肯定都会疏远我的，也会让家里抬不起头，我的父母都知道我得了病，他们觉得是我想太多了，我也知道让他们真正理解我，是一种奢望。”

　　“我希望……”

　　抑郁症的成因在国际医学界还存在许多争议，总体来看抑郁症主要和遗传，童年经历，社会环境，个人性格和心理承受力等因素有关，因为家族里没有其他亲戚有精神病史。

　　李铭自己不能确定为什么会患上抑郁症，在他看来，性格因素是造成抑郁的最大诱因：“受家庭环境影响，我从小就胆小，性格也内向，直到高中还不善交际，明明很想融集体，但就是做不到，久而久之我也变得越来越自闭孤僻，很多时候，生活就像卡住了一样无法进行下去，现在回想起来，我不是突然患上抑郁症的，是日常的压抑心情让我越陷越深，无法自拔。”难受的时候，李铭说他会跑到一片远离村子的土地上大声嘶吼，这样会缓解一下心里压力。“如果能回到过去，我会试着去接纳自己的性格，让自己活得更自在一些，但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

　　在李铭看来，抑郁不仅吞噬了自己的灵性，还吞噬了自己的情感。“我很希望能融入家庭生活，帮助父母减轻家庭负担，但我现在只能用理性去关心家人，很难感受到那种自然流露的爱。一天的劳作之后，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看到孩子开心的笑容，但我却没有力气和他们一起玩耍……”

　　与抑郁症共同生活了十几年，对于李铭来说现在最大的愿望是能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他说如果今年收成好一些能省下钱的话就去北京看病，也很希望社会能越来越重视抑郁症患者的生活现状，并能够提供一些合适这个群体的工作机会，让他们能够回归社会，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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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运城的农村，开春农忙时节，李铭（右、化名）和父母趁着田里没事赶紧吃了顿不早不午的饭。饭桌上一家人的话很少，偶尔有几句也是关于耕种和收成。李铭膝下还有一儿一女，祖孙三代住在一起。这是乡村生活中一顿寻常的饭，一个寻常的家庭，如果李铭没有得抑郁症的话。





村里的村民主要以种植大棚蔬菜为生，李铭家也不例外。大棚作物受气候影响较小，但这也意味着劳作时间的延长。李铭（中）在地里与同村人一块给蔬菜大棚覆膜。平日里，李铭和父亲每天6点就要下地耕作，一直忙到中午吃饭，体力和心理的双重折磨让他苦不堪言。





一天的劳动结束后，李铭在自家大棚前与两位村民聊天。他一直不敢和村里人说自己得了抑郁症，在农村，人们对抑郁症普遍缺乏了解，有些人把它等同于精神病，避而远之，有些人觉得就是心情不快，这不能算是病，而更多是嘲讽和歧视。很多时候李铭只能强颜欢笑。





日落时分，李铭坐在搭好的大棚上吸烟。李铭家有十余亩地，全靠他和父母3人耕种，妻子在家照顾孩子，家庭年收入大概5万多元。“孩子每年学费就要近1万元，加上我每个月500元的治疗买药费，生活压力太大了，如果没有得这个病，再辛苦我也还能支撑，现在只能是勉强地活着。”





李铭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刚上小学四年级的女儿，另一个是不到两岁的儿子，在外人看来，儿女双全好不幸福。但大多数时候，李铭都深陷抑郁症的泥潭，没有动力和家人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如果不是为了家庭和孩子，我也许早就去死了。”李铭常用这句话表达对孩子的爱。





忙碌了一天，李铭躺在床上，但仍是失眠。其实李铭今年刚刚36岁，这个看上去已到中年的男人患上抑郁症已经有18年。一直以来李铭很少与父母家人交流病情。李铭知道要让在地里劳作了一辈子的老父母和没出过远门的爱人理解什么是抑郁症太难了。





这是李铭第二次因抑郁症发病住进山西运城市精神病院。在住院的大部分时间里，李铭都很沉默。他面容疲倦，目光低垂：“我听医生说，这个病（抑郁症）只要复发过两回，就很难彻底恢复了，基本一辈子只能通过药物维持。我觉得我还年轻，总想去做点什么改变命运，可是我现在只想死。”





“抑郁症吞噬人的灵性，让人困在自己的情绪迷宫里，丧失对生活的向往和动力……”李铭坐在精神病医院的病床上，不断重复着这句从抑郁症专题片里看到的话。住院楼的中央是一个小花园，花园旁的重症病房里传出精神分裂症患者低沉的哀嚎，不时有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从门前经过。





每天上午9点，会有护士来到病房，给他打吊瓶补充营养。这是一天中最令他开心的时候，因为有时候一些开朗外向的护士会和他聊天，让他觉得在医院不那么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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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期间，除了每日的吊瓶，李铭还要接受一天两次的电疗。从病房走到电疗室的距离不到500米，但李铭每次都走得异常缓慢。“电疗仪产生的电流不强，就像有人在给你按摩太阳穴一样。”在李铭看来，电疗的作用不大，只能起到放松的作用，并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





治疗期间，李铭独自跑到运城市里散心。在商业街头，李铭被一个街头促销活动所吸引。在主持人的的起哄下，李铭含蓄地举起手臂要求参加活动。说起如此意外的举动，李铭解释，他希望能领两个免费毛绒玩具，治理结束后带回家送给自己的两个孩子。





一个阶段的治疗结束后，李铭与几位病友相约去ktv唱歌。李铭说，状态好的时候，自己很喜欢唱歌，因为唱歌可以释放自己的压抑情绪，让自己感觉好一些。





八月的夜晚天气炎热，李铭回到自己的病房，借着温水服下两片药片后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他只好起身来到医院的小花园乘凉。“思维缓慢，头脑混乱，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仿佛身边的一切都不存在了，脑子里一片空白。”李铭说这就是他最日常的感受。





在运城市精神病医院治疗了半个月后，李铭说感觉好了一些，想提前结束治疗返回家中，家里要忙的事情实在太多。回家前他来到运城市郊著名的盐湖边散心，由于湖水含盐量高，运城盐湖有“中国死海”的称号，李铭说自己目前的状态就如同一片死海，沉不下去也游不起来。





李铭并不确定自己是如何患上了抑郁症的：“我从小胆小，性格内向，上了高中还不善交际，久而久之我开始变得越来越自闭孤僻，内心很敏感，现在回想起来，我不是突然患上抑郁症的，是日常的压抑心情让我越陷越深。”





李铭偶尔会来到村里的基督教堂进行祷告，他说自己并不信教，但来这里能让他感到周围人的相互关怀。李铭高三退学后到运城周边的一家电厂打工，但他经常在工作中走神，有好几次差点酿成大祸。2003年，李铭丢了工作，带了一千多元钱来到北京就诊，结果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





李铭回到家直接躺在了卧室的床上，好像渐渐睡着了。“精神出了问题，这在村里会被取笑的，有一回，我到医院拿药碰到同村的一个老乡，当时没想太多就打了声招呼，可他见我后掉头就走，之后在村里见到再也不和我打招呼了……”





平日里干完农活后，李铭没有什么其他活动，就捧着手机与网友聊天，他的加了许多“益友”（抑郁症病友群体的别称）群，大家在群里相互述说自己的病情和遭遇，也分享恢复的过程，李铭说这是他一天中唯一可以放松的时候，但自己身处农村，很难参加城里“益友”们的线下聚会。





元宵节当天村里争着放起烟花。晚饭后，李铭一人跑到自家阳台，用手机与“益友”聊天。又与抑郁症相伴生活了一年，李铭说自己许了个愿望，就是希望今年地里的收成能好一些，能省下钱去北京看病。李铭希望，社会上能有一些合适抑郁症群体的工作机会，也好过上相对正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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