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石：这种来自福建的茶碗，画出日本茶道七百年文化主线

源济

张石：这种来自福建的茶碗，画出日本茶道七百年文化主线 

原创 2016-03-16 张石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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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黑碗制造于宋代，持续到元初，以后就再没有制造过。但它从宋代中国来到日本，却成为日本茶道文化的一条主线。

日本美术史家冈仓天心在他的英文著作《茶之书》（The Book of Tea）一书中，把茶道定位为“得到世界承认的唯一的亚洲礼仪”，而日本茶道从日本镰仓时代（1185-1333）末期滥觞以来，至少有600多年的历史。在这600多年的历史中，福建的黑茶碗，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建盏”，作为一种凝聚着中日两国文化精髓的符号，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福建黑茶碗，为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形态——茶道，画出一条粗重的主线。

▍物心合一的精神文化——茶道

茶道日本传统的、仪式化的煮茶、点茶、用茶招待客人的方式。茶从平安时代从中国传到日本，在室町时代（1336-1573）初期，渐渐形成茶道的原型，在室町时代中期和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由村田珠光、武野绍鸥、千利休等人完成，原称为“茶汤”，千利休将茶道称为“数寄道”；安土桃时代到江户前期的大名、茶人、建筑家小堀政一（远州）将茶道称为“茶之道”，江户时代初期，开始使用“茶道”这个词。

虽然饮茶是茶道的中心，但是茶道的完整仪式则是由茶碗、茶叶筒等雅致的饮茶用具，茶室的壁龛里挂着的禅语、水墨画，装饰室内的花朵，茶室本身及茶室的庭院所形造的“和静清寂”的整体氛围构成的。

日本安土桃时代到江户时代前期的临济宗僧人、茶道家泽庵在他的著作《结绳记》中的一段话说出了日本茶道的精髓：

“茶道以天地中和之气为本，成治世安稳之风俗，然今人者，偏召其朋辈，作会谈之媒，饮食之快，成口腹之助也，且茶室尽其美，器皿尽其珍，夸人技之巧，而讽他人之拙，此皆非茶道之本意。而所谓茶者，置小室于竹荫树下，贮水石，植草木，（在室内）置其炭，掛其釜，插其花，饰其具，移山川自然之水石于一室中，赏四序风花雪月景，感草木繁荣之时，迎客而成礼敬。于釜中闻松风之飒飒，忘世中之念虑，瓶水涓涓流于一勺，洗心中之尘埃，直入人间之仙境也。礼之本为敬，其用以和为贵。此为孔子所言礼之体用之言辞，亦为茶道之心法也。贵人公子来坐，其交淡泊无谄，我之下辈会席，亦敬而不慢。此为空中有物则和而敬也。迦叶之微笑，曾子之一诺，真如玄妙之意味，不可说之理，发于所置茶处，所备茶具，会席衣类等。不陋而不尚华丽，以其具新其心，不忘四时之风景。不破、不贪、不奢，慎而不疏，直率真实，此乃茶道之本。是则赏天地自然之和气，移山川木石于炉旁，五行皆备，汲天地之流而品口中之味，是为大哉。以天地中和之气为乐，此乃茶道之法也。”[1]

由此可见，茶道是一种天人合一，物心一体的精神文化。

▍福建黑茶碗和日本茶道

建盏是中国传统名瓷，主要来自建窑。建窑是中国著名的古窑之一，是分布在以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水吉镇的古瓷窑为中心的建阳区各地（古时隶建宁府瓯宁县）的古窑，建立于唐代建宁府建安，后迁往建阳，宋、元达到极盛。建窑黑瓷为铁釉瓷器，瓷体较薄，色乌黑滋润，有“兔毫”“油滴”和“曜变”及“鹧鸪斑”等有名品种。被称为“曜变天目茶碗”的黑瓷碗则在乌黑的釉面上呈现出闪烁着银灰色金属光泽的小圆点，有的周围布满钢蓝色光晕，状如夜空的灿烂星辰；有的周围像春日黎明的彩霞，金光紫云。福建除了水吉镇的古瓷窑外，还有崇安县星村的玉林亭窑、光泽县的茅店窑、建阳市的大路后门窑、福清县的石坑村窑、半岭窑等。

▲ 宋代建窑黑釉兔毫盏，藏故宫博物院

建窑的制品在宋代已负盛名，宋时，斗茶——这种品评茶质优劣的比赛形式日炽，故除了需要提供称为优质的茶叶之外，还需要有最适于斗茶所用的茶具。建宁府宋时已出产许多贡茶，除了有“名冠天下”的北苑贡茶外，还有武夷山御茶等，而品质精良的建盏，成了皇室、士大夫等斗茶的珍品。

本来越窑系统的青瓷一直受到上层社会饮茶人的喜欢，但是到了宋代，建盏成了饮茶和斗茶新宠。北宋福建出身的政治家、书法家和茶学专家蔡襄（1012－1067）在送给仁宗皇帝《茶录》中说:“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最为要用。出他处者，火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之不用。”而北宋著名诗人苏轼在南屏山净慈寺的谦师禅师为其点茶后，吟咏题为《送南屏谦师》诗作：“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忽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凤液今安有。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可见建盏在当时颇受追捧。

▲ 五代越窑青釉菱花口盘，藏故宫博物院

镰仓时代以后，仿照中国的“斗茶”习惯，日本也流行在饮茶时猜沏茶之水产地的游戏，称为“斗水”，而猜茶的品种，被称为“斗茶”，这些都是一种博彩游戏，而中国的建盏，也是这个时代进入日本的。

据史料记载，当时镰仓幕府的执权金泽贞显（1278-1333）在书信中最早提到建盏，元德二年（1330）六月，他还写信给在京都的孩子，让他带回在京都茶会上被视为重宝的建盏。大约在同一时代，浙江省西北部临安市境内的天目山成为中国佛教名山之一，有“天目灵山”之称。天目山的禅寺把建盏名器中“油滴碗”作为供佛神器使用，而它独特的魅力也迷倒了到中国留学、去天目山参禅的日本僧人，他们把许多“油滴碗”拿到日本，并起名为“天目碗”，这种天目碗究竟是建盏中哪一类型的茶碗，学界有不同看法。在镰仓、室町及安土桃山时代，日本人常把建盏和天目分类为不同的茶碗，但是后来把这类中国铁釉黑茶碗统称“天目碗”。有的学者认为，日本的所谓“天目碗”，包括建窑的建盏和江西省吉安县吉州窑的玳皮盏、鳖盏，建盏中派生出“窑变天目”、“油滴天目”、“灰被天目”、“禾目天目”；吉州窑玳皮盏、鳖盏中派生出“禾目天目”、“文字天目”和“鸞天目”，而在茶道中主要使用的还是建盏。

从镰仓时代末期到室町时代初期，在武士和上流社会时兴以喝茶为中心的“茶寄合”，以南北朝时代为舞台，记录1318年（文保二年）至1368年（贞治六年）约50年间的军事事情的军事物语《太平记》中，记载了武将佐佐木道誉举行的“茶寄合”的情景。这样的茶会被称为“四头式茶礼”，以4个人为主宾，共招待36人饮茶。这种茶会模仿中国茶会礼仪，挂中国的水墨挂轴，用天目茶碗沏茶。

▲ 日本京都建仁寺“四头式茶礼”

室町时代日本“闲侘茶”的创始人村田珠光（1422-1502）在京都的大德寺师从禅师一休宗纯参禅，一休发给珠光证明他已“开悟”的证书，并授予他宋代著名禅僧圜悟克勤的墨迹。圜悟克勤根据北宋著名禅师雪窦重显（980-1052）的《颂古百则》，加以评唱，又经过他的门人编集，在宣和七年（1125）以《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成书，此书又称《碧岩录》或《碧岩集》，是中日禅宗的传世经典。

村田珠光专注于茶道后，把禅意和茶道结合，在茶室里挂圜悟克勤的墨迹，使用建盏等中国茶具。1472年，当时的幕府将军足利义政把将军之位让给儿子，自己去京都东山隐居，在隐居的地方建立了称为“东求堂”和“同仁斋”的日本最早的，被称为“书院茶”茶道形式的茶室，在简朴的四叠半“书院造”小屋内实行的禁欲茶礼，并在这里集中被称为“同朋众”（聚集在义政周围处理杂务的文化人等）的“唐物数寄”（中国产茶器等美术品的粉丝们），召开中国美术品的鉴赏会，由此确立了日本茶道的“书院茶”形态，而珠光经义政的“同朋众”之一能阿弥的介绍，成为义政的茶道师范，使他充分了解了东山“书院茶”并有机会接触到义政搜集的大量中国文物珍品。

当时的朝臣、古典学者一条兼良（1402-1481）在其著作《尺素往来》一书中说，当时的天下第一的茶碗，就是12-13世纪建窑烧造的曜变天目和油滴天目；据“同朋众”中的能阿弥（1397-1471）和相阿弥（？-1525）编著的记录将军宝物、指导将军家室内装饰及各种活动的著作《君台观左右帐记》，窑变天目是“建盏内无上也，世上无有之物也（中略），万疋之物也”。

▲ 金代油滴天目茶碗，藏东京国立博物馆

珠光对中国建盏系统的茶碗尊崇备至，他在给当时的茶道、连歌、谣曲的名手、奈良的土豪古市播磨澄胤（1459-1508）的信《心之文》中，对使用备前、信乐等日本茶碗行茶道，并沾沾自喜的茶人进行了批判，认为应该使用天目等中国正统的茶碗行茶道。

日本陶瓷史专家矢部良明指出：

“15至16世纪信奉‘冷、冻、寂、枯’的茶道家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中国陶瓷之上，虽然有时也会关心一下朝鲜半岛的陶瓷器，但是对于日本制茶具，只不过有时用一些水瓶、废水储水器、花瓶等‘配角’，而日本的茶碗，也就是所谓‘和物茶碗’，则没有成为他们所关心的对象。

现存有关茶会的记录，也就是所谓‘茶会记’，是从天文年间（1532-1555）开始，16世纪前叶以前的样子几乎无法知道。即便如此，在天文年间以后到天正元年（1573）以前的‘茶会记’中，有关日本茶碗（和物茶碗）的登场，只有很少几次。在天文年间几乎看不到，而在永禄六年（1563）年，伊势茶碗登场一次、永禄七年濑户茶碗一次、永禄十一年备前茶碗一次、永禄十二年濑户茶碗两次、元龟三年（1572）濑户茶碗一次，一共有六次，而占压倒多数的是中国天目茶碗和其他中国茶碗及高丽茶碗，与此相比日本茶碗简直就是九牛一毛。”[2]

而在珠光之后的日本茶道史上的最重要人物之一武野绍鸥（1502-1555），更是对以建盏茶碗为首的中国茶具尊崇备至，在茶道上彻底贯彻“唐物（中国陶瓷器）中心主义”，据后来的著名茶人千利休的弟子山上宗二在天正十七年所著《山上宗二记》，“天目，绍鸥所持一，天下三个之内，两个在关白。”就是说，在“天下”只有三个的天目碗中，有两个在丰臣秀吉手里，一个在武野绍鸥手里，可见武野绍鸥对建盏的尊崇程度。

当时，一种样子比较朴素的，被日本人称为“灰被天目”的建盏也十分受推崇，矢部良明认为这种“灰被天目”更适合日本人朴素的审美观。

▲ 南宋灰被天目茶碗，藏东京国立博物馆

由于天目碗十分有人气，从镰仓时代末期开始，日本的濑户就开始烧制仿造天目碗，但是在当时，根本没有引起日本茶人们的兴趣，矢部良明指出：“由于建盏、天目十分有人气，从镰仓时代末期开始，濑户烧就开始烧制仿造品，以后也一直在烧制，而且濑户的仿制品比灰被天目更为朴素，也是接近‘冷、冻、寂、枯’的茶道美学的，但是日本十五六世纪的茶人们几乎没有注意到濑户天目。”[3]

在织田信长称霸的时代，千利休成为著名的茶师，而织田信长在天正十年（1582）“本能寺之变”死去以后，千利休得到了新的霸者丰臣秀吉的宠信，成了天下第一茶人，他所领导的茶道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他不仅仅采用当时的日本国产茶具，而且自己也积极地设计茶具，参与、学习京都的乐烧茶具的制作。

利休让乐烧匠人长次郎烧造的茶碗被称作“今烧茶碗”，而当时的富商松屋久政在自己的茶道日记中称这种茶碗为“宗易形之茶碗”，“宗易”是千利休的法号。

在日本茶道中，有浓茶和淡茶之分，一般来说，浓茶的规格比较高，点浓茶的作法非常正规，而淡茶的地位比浓茶低，作法也比较轻松。据矢部良明的《茶道与陶瓷器》，在千利休的茶道规矩中，在天正十年（1582）年以前，浓茶需用中国的天目茶碗，而在天正十四年（1586）年前后，今烧茶碗被作为浓茶碗正式使用。据千利休的高徒山上宗二天正十六年（1588）所著《山上宗二记》一书所记：“所有的茶碗，唐茶碗、当代的高丽茶碗、濑户茶碗、甚至今烧茶碗，只要形状好，都可以成为风雅之茶道用具。”[4]

在千利休那里，虽然天目茶碗仍然具有很高的规格，但是在饮浓茶时，也可以用日本的茶碗了，这种茶道革新带动了日本茶具烧造业的大发展，也带来了桃山时代末期到江户时代前期茶道的大众化倾向，但是这种发源于桃山时代的茶道的世俗化、大众化和流行化的倾向，也来自坚持室町时代正统茶道观念的人们的抵抗，江户时代的德川将军们也对世俗化的茶道不感兴趣，这也造成了桃山茶陶的一时的没落和流行性茶道的一时性退潮，发源于千利休的千家系茶道，也由于其茶道地位的确立和理念的形式化，体现了向室町时代茶道美学回归的倾向。

“从陶瓷史的角度来看茶道的动向，在江户时代初期出现了相当激烈的逆反现象，具有象征意义的就是伊贺烧的消灭。关于曾尽情挥洒独一无二、浑然天成、雄伟庄重的创作的桃山茶道‘天赐之子’伊贺烧，土佐尾戸烧的陶工森田九卫门在延宝六年（1678年）曾经到访信乐，他在日记中写道：向与伊贺烧相邻，与伊贺烧有‘近亲关系’的信乐烧的庄屋（村长）善兵卫问起伊贺烧时，善兵卫答道：40年前还在烧制，现在已经不烧了。而且在元和（1615-1624）至宽永年间（1624-1642）年间，伊贺烧已遭废弃。

而从窑迹调查来看，美浓烧到了江户时代也面目全失，完全消沉，志野和织部同样是夕阳西下，而森田九卫门还写下很有意思的日记，他在访问濑户时，也顺便去了美浓，那里的山口小左卫门告诉他：‘美浓虽然还在生产白釉水瓶、花瓶和茶碗，但是禁止生产茶叶筒’，而且这里的陶器‘不是很好’。”[5]

在德川家康逝世的元和二年（1616年）后，家康传给儿子德川义直的藏品中，有许多是茶道用品，被记录在《骏府御分物御道具帐》中，这些也是现在的德川美术馆的主要藏品，而其茶具的主要藏品仍是灰被天目、唐物（中国货）茶壶等，桃山时代的日本创作茶器没有被作为名品收藏。

进入明治时代，封建制度崩溃，失去诸藩庇护的各茶道流派陷入财政困境。在这种困难的状态下，茶道里千家流派第十三代元能齐铁中一时迁居东京致力于茶道复兴，他的努力引起有影响力金融界人士们的关心，将茶道作为女子的教育科目编入了学校的教程中。

在这一过程中，茶道出现了两个倾向，一个是皇室、贵族、富商等仍然继承室町以来的茶道传统，而桃山美术的茶道革新精神，也在茶道的发展过程中传统化；另一方向就是随着茶道编入学校的教程，出现了普及化的倾向，而在茶器的使用上，皇室、贵族、富商仍然将中国的天目碗等“唐物茶器”等作为重宝，同时也珍重桃山时代日本的茶道名器，而参与茶道普及的庶民们所使用的茶器则越来越宽泛、自由。战后随着财阀的解体，茶道更加向庶民阶层渗透，使茶道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不断革新和平民化。天目碗等“唐物茶器”甚至桃山时代日本的茶道名器都已成为国家、地方、财团等美术馆的收藏品，使用这些古董茶具的茶会已经很少，绝大部分的茶会使用的是这些古董茶器的仿制品和继承传统陶窑的陶匠们的新制品。

▲ 电影《晚春》中的日本二战后平民茶会

而人们对天目茶碗的热情完全没有减退，陶艺家们仍然大量仿制天目茶碗。

日本在1950颁布了《日本文化财产产保护法》，根据该法第71条第2项，其中拥有官方认定的具有传统技能、技术的个人和团体，将被日本文部大臣指定为“重要无形文化财产保持者”，在日本通常称为“人间国宝”，国家给予他们一定的资助。在陶艺界，有37个被认定为“人间国宝”的个人与团体，他们中有许多人如井上万二、清水卯一、加藤孝造、石黑宗麿等，都致力于天目碗的仿制。而石黑宗麿之所以致力于陶艺，就是因为他在25岁的时候，看到静嘉堂文库美术馆所藏曜变天目碗。而宋代的曜变天目碗，现在全世界只有四个，全部在日本，分别在龙光院、静嘉堂文库、藤田美术馆和MIHOMUSEUM收藏。

▲ 静嘉堂藏宋曜变天目茶碗

曜变天目碗制造于宋代，持续到元初，以后就再没有制造过。中国明清时试图仿造，没有成功，日本则从江户时代就开始仿造，虽然生产出了美浓、濑户的“白天目”，但是曜变天目碗一直没有仿造出来。曜变天目碗形成机理是釉层中的氧化物经高温发生分解所致，但是从制作过程看，银灰色小圆点——群星的形成，是在釉药粘度大的地方，而周边的彩晕，却要在粘度小的地方出现，如何将这两个完全相反的条件统一，难坏了中日的能工巧匠，而日本陶艺家安藤在1974年48岁时，毅然辞去了有稳定收入的工作，开始了再现曜变天目碗的研制工作。终于在1977年成功，在安藤坚之后，又有日本陶艺家桶谷宁、林恭助再现曜变天目茶碗。

福建黑釉茶碗，从宋代的中国不远万里来到日本，以中国工匠赋予它的巧夺天工的品质和中日文人凝结在它身上深邃的文化内涵，成为日本茶道文化的一条主线，几百年来让日本人梦魂牵绕，深深沉醉。

▍“冷、冻、寂、枯”的美学与建盏

福建黑茶碗之所以能成为日本茶道文化的主线，也由禅宗文化在日本的勃兴有关，13世纪以来，中国禅僧兰溪道隆、一山一宁、无学祖元等中国禅僧相继来到日本，他们把系统的禅宗文化连同宋元时代的书籍、绘画及包括陶瓷在内的各种艺术作品一起带到日本，并把汉诗文及书画等也作为禅僧日常教养的"必修科目"在日本禅林普及。

而禅宗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低熵文化”，这种“减熵美学”使禅僧在自己的艺术与审美中不愿意去表现那些有强烈刺激性，撩拨欲望的事物和色彩，他们更喜欢静观中的寂悦，因此形成了静、清、寒、幽的艺术境界。他们的艺术中少有世俗文人经常铺陈的那千树万树的桃花，那饱胀着春光的红杏，绮罗，锦绣，美女怨妇……

这正如闻一多先生在评论诗人贾岛，也就是僧人无本时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该记得贾岛曾一度是僧无本。我们若承认一个人前辈子的蒲团生涯，不能因一旦返俗，便与他后半辈子无关。则现在的贾岛，形貌虽是个儒生，骨子里恐怕还是一个释子在，所有一切属于人生背面的、消极的、与常情背道而驰的趣味，都可以溯源到早年在禅房的教育背景。……他爱静、爱瘦、爱冷，也爱这些情调的象征——鹤、石、冰雪，黄昏和秋景是传统诗人的时间和季候，但他爱深夜过于黄昏，爱冬过于秋。他甚至爱贫、病、丑和恐怖。”[6]

禅宗的这种审美意识传到日本后，和日本传统中与此相似的审美观融合，对日本镰仓时代以后的思想、文化及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日本的茶道师们，基本上都是禅僧，在这种审美意识的指导下，他们创出了日本茶道中最基本的观念——“闲侘”。

谓“侘”、“寂”，就是在贫乏、简陋、不足中发现充足的美学。在古汉语中原为“佗傺”二字，出自《楚辞·屈原·离骚》：“怀信侘傺，忽乎吾将行兮”；“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王逸注曰：“侘傺，失志貌。”也就是形容失魂落魄的样子。

但是茶道中的“侘”、“寂”，则有了崭新的内涵，也就与禅宗美学相联系的“冷、冻、寂、枯”的美学观，而福建黑茶碗幽深的黑色、钝黯的光泽、冷寂的触感，与当时还只能生产没有釉药的“暖陶”的日本陶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日本人在福建黑茶碗中寄托了遥远的乡愁和崭新的美学理想。

冷冻寂枯中
苦吟
昏鸦老树
淡淡茶烟里
飘出
绿色禅悟
何处去寻
乡愁与美的
归宿
漆黑建盏中
流出一条
弯弯曲曲的
小路

注释：
[1]铃木大拙《铃木大拙说禅》，张石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236-237页。
[2]矢部良明《茶道与陶瓷器》，角川书店，2007年，146页。
[3]矢部良明《茶道与陶瓷器》，角川书店，2007年，93页。
[4]矢部良明《茶道与陶瓷器》，角川书店，2007年，148页。
[5]矢部良明《茶道与陶瓷器》，角川书店，2007年，293-294页。
[6]《闻一多全集》，第三册，1982年版，37-43页。

作者：张石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