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思想错误”与“组织错误”

源济

李鸿章的“思想错误”与“组织错误”
2016-01-18 雷颐 东方历史评论

西方“立国政教”

甲午战争中国军队惨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宣告了使李鸿章位望日隆、进行了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最终失败；而他代表清政府赴日“和谈”，签订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更是万夫所指。中国政治文化中“反贪官不反皇帝”、“骂昏官不骂昏君”的传统，使他几乎是独自承担了整个王朝、起码朝廷本应由承担更多却丝毫都不承担的罪责。当然，朝廷从来都乐得让臣属替自己承担骂名，所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完万人痛骂的“马关条约”后，入京晋见光绪帝时遭到割地赔款是“失民心、伤国体”的严责，仿佛这些条款最后不是由朝廷决定而是李鸿章一己所为。晋见皇帝之后，李鸿章被朝廷留在京城“入阁办事”，实际失掉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权位。

由于李鸿章在京城并无房产，只得借居在贤良寺。俗说墙倒众人推，李鸿章失意赋闲，许多门生故旧纷纷离他而去，另寻靠山，贤良寺门庭冷落车马稀，几可罗雀。如李鸿章于袁世凯有知遇之恩，但此时袁见李失势便投向其政敌翁同和、李鸿藻，甚至代翁来劝李鸿章告退，以便让出协办大学士由翁顶缺，结果遭到李鸿章的痛斥。虽处逆境，权欲仍强的李鸿章并不愿就此认输，轻易淡出政坛，几十年饱览政界风云变幻使他感到官场升沉起伏并无定数，因此实行韬晦之计，闭门谢客，静待东山再起之机。

1896年2月，李鸿章突然受命出访欧美，命运似乎出现一线转机。而正处困境中的李鸿章能重负重任，盖因远东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甲午战争前，远东的主要矛盾是英、俄对峙，争夺霸权，而日本本身还受一些不平等条约制约，不得染指。甲午战争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唯一强国，挤进侵华列强之列。朝鲜名义“独立”，实际被日本控制；“马关条约”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使日本突然成为远东势力最强的帝国。因此，与一直想独霸东北的俄国矛盾骤然尖锐。为制止日本在远东势力扩张，俄国在“马关条约”签订后联合法、德两国向日本施压，要求日本将辽东半岛“还”给中国；日本本想向英美救援，但英、美也不愿看到日本在华势力迅速膨胀，建议日本接受俄、法、德三国主张。在这种压力下，日本被迫对三国让步，退还辽东半岛，但向中国强索三千万两白银。

看到日本势力在远东如此迅速扩张，俄国也加紧对华活动，加速修筑横贯欧亚大陆、穿越中国东北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同时向处于财政困境中的清政府提供巨额借款。修筑穿越中国东北的铁路，当然需要中国政府同意，但由于各国对中国东北都虎视眈眈，俄国认为公开谈判难达目的，于是决定利用1896年5月举行尼古拉二世加冕礼之机邀请中国重臣到彼得堡秘密谈判。由于惨败于日本，中国举国上下当然产生强烈的仇日情绪，而俄国的干涉“还辽”和借巨款于中国，使意识到自己实力不强的清政府开始对俄报幻想，“联俄抗日”一时成为朝野不同派系的共识。奕訢、翁同龢、张之洞都主张联俄抗日，刘坤一甚至还提出由于“干涉还辽”实际是俄国主动，因此如果俄国能迫使日本“还辽”且不向中国索要“赎辽费”，中国可主动将新疆数城拨送俄国为谢，更不用说素来亲俄的慈禧、早就主张“联俄”的李鸿章了。在全面“亲俄”的氛围中，清政府立即同意派大臣访俄，但并未想起用投闲京师的李鸿章，而拟派此时正在法国的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就近前往。然而俄国最讯却对此提出抗议，认为王之春地位不够高，明确提出要李鸿章前往。清廷无奈，只能改派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赴俄祝贺。

对此任命，李鸿章肯定喜不自胜，但却上折请辞，表示只要有利于国，不辞艰险本是“人臣之义”，自己一直不敢忘记这“致身之训”。不过自己时年七十有四，年老体衰，步履艰难，即便忍受几万里之舟车颠簸劳顿，“亦岂能以残躯暮齿从事于樽俎之间。傥陨越于礼仪，殊有伤国体”。他的恳辞，一方面是表示自己仍然“闭门思过”，并不愿重新出山；另一方面则是以退为进，明知此事离了他还真不行，所以故意摆架子要“拿”朝廷一把，表明自己的重要。果不其然，朝廷不允其辞，并降旨慰免一番。这时李鸿章立即上谢恩折，表示“但有益于交邻之道”，自己不怕路程遥远。而与他一直矛盾尖锐的翁同龢甚至也专访李鸿章商谈“密结外援”之事。命运突变，使李欣喜不已，曾兴奋地对人说：“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者’，诚为某今日咏矣。”向来喜怒不形于色、被曾国藩称赞“劲气内敛”之功的李鸿章此时竟如此得意忘形，其内心的激动与兴奋、大半年的委曲与怨恨均可想见。

1896年3月14日，李鸿章经天津到达上海。他曾对来访的黄遵宪说，此行“要策”是“联络西洋，牵制东洋”。西方一些国家为了各自的利益也争先恐后邀请李鸿章前往访问，并想法设法要李首先访问自己国家。俄国则唯恐李先至他国，为他人“抢得先机”，坚持李鸿章应首先访俄。3月28日，李鸿章一行从上海乘法国轮船出发，经红海、苏伊士运河抵埃及后换俄国轮船，由地中海入黑海，于4月27日到达俄国港口城市敖德萨，由此乘专列于4月30日到达彼得堡。在俄期间，参加种种活动、到多处参观，会见了新即位的沙皇，与俄国高官进行了长期会谈。俄方深知中国此时对日本的恐惧，以支持中国保持完整性为诱饵，使中方步步退让，最后于6月3日签订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通常所说的《中俄密约》。其主要内容是如果日本进攻俄国远东或中国及朝鲜领土时，中俄应共同出兵互相援助，“至军火粮食，亦尽力互相接济”；战争期间，中国所有港口都对俄国兵舰开放；为了俄国在战争期间运送军队、军火、粮食快捷妥当，中国允许俄国在黑龙江、吉林修筑直达海参威的铁路。虽然条约中还规定“惟此项接造铁路之事，不得藉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皇帝应有的权利”，但俄国毕竟得到许多特权，因此中国根本无法阻拦俄国势力在中国东北的迅速扩张。完成“联俄抗日”外交使命后，李鸿章于6月13日从乘火车离开俄国，开始到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英属加拿大访问。

在这些国家，他受到盛情款待，会见了各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诸如俾斯麦等达官贵人。参观了工厂、农村、报社、学校、矿山、电报局、银行、军队、博览会，在德国还专门请医生以“电照法”，即X光检查了年前在日本马关谈判遇刺时仍留在脸上的子弹。这些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他赞叹不已。在英国他还参观了议院，曾坐在下院特设的席位上听议员发言议政。在美国，他参观了独立厅、自由钟、美国国会、国会图书馆。9月14日，他从加拿大温哥华乘美国轮船起程回国。轮船在日本横滨停泊时，李鸿章需转乘他船，日方已在岸上准备了他的食宿之处，但李鸿章“衔马关议约之恨，誓终身不履日地”，不论别人怎样劝说，他就是不上岸，坚持在船上过夜，改乘轮船招商局的“广利”号回国，于10月3日到达天津。

虽然李鸿章以“懂洋务”著称，但以前他对西方毕竟都是“听说”而来，没有亲身体验，这次历时近七个月，行程九万里的欧美之行使他眼界大开，对西方、尤其是西方“立国政教”的认识又深了一层，正如他刚刚回到天津后给亲信吴汝纶的复信所说，“所见过于所闻”。他曾对人说此行除为祝贺俄国沙皇加冕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博考诸国政治之道，他日重回华海，改弦而更张之”；欧美之行使他认识到“生今之世，善教发为善政，其明效大验，有若是哉！”在给吴的信中，他得出了欧美“立国政教”的“扼要处，实在上下一心，故能齐力合作，无事不举，积富为强。”此语虽然简略，未具体言明怎样才能“上下一心”，但毕竟接触到“政教”层面；他又说自己以前感叹胡林翼所说如果中国能“生财”、“天下事尚可为”这句话，现在看来这其实是第二位的，他实际承认能否“富强”的关键是背后的“政教”，所以中国不仅仅是“器物”不如人，而根本原因在于“政教”不如人。在给吴氏此信及给其他人的信中，他还几乎以同样的字句都谈到欧美新闻记者对他的追踪采访：“各国接待情形及沿途行止，西报逐日记载至为详尽，译布中夏者不过十之二三。西人好名，所至之处，辄有馆人执笔相随，朝夕不离，有如监史，即一言一笑之细，纤悉无遗。投老远行，供人描画，一何可笑！”其中有对近代新闻业见所未见的惊讶，更有对自己如此引人关注的洋洋自得，这也是对前段在国内备受冷遇的心理补偿。在给吴氏和其他几位亲朋信函的最尾，他都同样写道：“忽从西海，重履东华，去日几何，辄有东坡还朝如梦中之慨！”所谓“东坡还朝”即指宋神宗时苏东坡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不容于朝廷、被贬官外放直至被捕系狱，后神宗驾崩哲宗即位，王安石新法俱废，苏东坡在厄运中突然被招还朝再受重用之事。

看来，游历欧美的无限风光使他真以为自己要重握大权了。

原则与自保

李鸿章自欧美风风光光地出访回来，觐见光绪和慈禧太后，详细谈了所见欧美繁华强盛，并以中国贫弱提出“须亟设法”。但他的意见并未得到重视，更为如他所愿重新得到重用，于1896年10月24日被任命为总理衙门上行走，只是见习大臣，并无实权，被人称为无用的“伴食之宰相”。从权倾一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到被视为只是“陪人吃饭”的“伴食宰相”，落差何其大也。对此任命，李鸿章当然老大不乐意，拖了八天后才去上任。就在任命他为总理衙门上行走同一天，朝廷又因有人告发他几天前曾私入圆明园下旨严责道：“李鸿章擅入圆明园禁地游览，殊于体制不合，著交部议处。”几天后吏部准备将其革职，光绪下旨将改为：“罚俸一年，不准抵销。”不仅未受重用，反因无心细过受罚，他的处境着实不妙，不能不时时小心、处处提防。

这时，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维新运动勃然而兴。对维新运动，李鸿章的态度颇为复杂。虽然从思想观点上他非常同情、支持维新运动，但作为多年身居高位、深谙宦情的重臣，他知道维新运动又不能不深涉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之间的权力之争，而卷入其中的危险自不待言，因此小心翼翼，力避卷入朝廷政争之中；而且，他与支持维新运动的重臣翁同和之间又积怨多年，甲午战后他声名狼藉且被朝廷冷落一旁，地位本就岌岌可危。这一切，都使他在这一严重的政治危机、冲突中在不危及自身“政治安全”的情况支持维新派，但更加小心谨慎地自保其位。他曾对一外国人说过，现在权力在守旧派手中，所以“稍明新学”的官员要格外小心，不敢昌言新法，很难做成什么事。

1895年康有为“公车上书”不久，新疆巡抚陶模奏请以培育人才为立国之本。陶模与李鸿章私交深笃，将此书告李鸿章，李在回信中一方面支持变法主张，另一方面又认为政治积弊太深，恐非易事：“今之论者皆知变法，但有治法须有治人。”“迩日公车章疏，何尝无深识危言，此在庙堂采择，见诸施行而已。详察当路诸公，仍是从前拱让委蛇之习，若不亟改，恐一蹶不能复振也。”1895年8月，维新派在北京组织强学会以推动维新，李鸿章对强学会的主张表示赞同，自愿捐金二千入会，但因此时他已名誉扫地而被拒。后来上海强学会成立并出版《强学报》，他又捐金一千表示支持。虽然他可以捐金支持强学会，却又难忘与翁同和的恩怨，尤其难忘甲午战后“帝党”官员对自己的强烈抨击，一直伺机报复。所以又暗中指使，让人上疏抨弹帝党中坚文廷式，因为文廷式是帝党官员中上疏抨击李鸿章最严厉者。慈禧见此疏后，立即勒令光绪将文廷式革职返乡永不叙用。慈禧意在打击帝党，削弱光绪力量，因文廷式是帝党最敢言、最忠于光绪的官员。李鸿章一方面支持维新派，一方面又为“泄私愤”打击维新的重要“后台”帝党，从大处来说，足见政治斗争中政治见解与个人利益、恩怨的复杂纠葛，从小处而言，足见李鸿章其人的复杂性。

在访问欧美回来后，他在给诸多友人的信中更是频频主张变法自强：“此行遍历诸大邦，亲觇富强之实效，中国地大物博，果能上下一心，破除积习，力图振作，亦何事不可为，日本变法以来不过二十稔耳。”中国面临列强环伺、亡国亡种的危险，而“根本至计，尤在变法自强”。在这些信中他甚至还提出要废科举、改书院为学校、官员要学习外语等主张。

从1895年“公车上书”起，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维新声势越来越大，康有为的变法主张终于打动光绪皇帝。光绪非常想见破格召见康有为，但为守旧力量所阻，只得让总理衙门先传问康有为。1898年1月24日，翁同和、李鸿章、荣禄、张荫桓等在总理衙门约见康有为。在长达几小时的会谈中，荣禄明确表示“祖宗之法不可变”，而李鸿章只在康有为说“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后追问了“然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这一个问题。在这次约谈中，李只问此一个问题而未明确表态，可见其谨小慎微。

不公开表态不等于没有态度。对康、梁维新派，李鸿章实际暗中支持。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诏明定国事，历史上的“百日维新”开始。16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康有为退下时途中遇到李鸿章，李的脸色大变，悄悄将荣禄参骇康有为、刚毅反对授官康有为之事告他，意在要康留神。还有一次，荣禄到颐和园谒见慈禧太后，正好李鸿章因太后赏他食品要向太后谢恩故同被召入。荣禄要在太后面前告状说康有为非法乱制，皇上如果听从必将有大害；同时他以李鸿章“多历事故”，应对太后直陈变法的害处。李鸿章则以叩头称“太后圣明”搪塞支应，并将此密告康有为。变法的各项措施如奖励工商等都是李鸿章多年主张的，其中将科举考试中的“八股”废掉，改为策试更得李鸿章赞赏。维新派本想废科举办学堂，但考虑到如果这样会遭到天下读书人的反对，所以妥协改为只是废八股，改为策试。李鸿章早就认为应该废科举，兴办学样，但他也深知其中艰难，所以维新派的仅仅是改八股为策试即使他兴奋不已。他曾对人说：“康有为吾不如也”，因为废八股“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当然，但是，这种赞赏都是私下的。当李鸿章听说废八股遭到许多读书人反对、甚至有人放风要刺杀康有为时，特派人前往康处，要康“养壮士，住深室，简出游以避之”；康有为奉命出京，李还“遣人慰行”，加以保护。创办京师大学堂时，他曾劝奉旨管理大学堂事务的孙家鼐请康有为出任总教习，虽然此议未成，但对京师大学堂创办、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西学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Martin,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则是因他与孙家鼐的力荐就任的。丁韪良后来对人说：“戊戌举办的各种新政，惟设立大学堂一事，李鸿章认为最关重要，赞助甚力。”

改官制是维新的重要内容，由于知道“立宪”根本不可能，所以维新派只是提出了裁并闲职冗员的行政改革。“改官制”激起的反对最为强烈，有关大臣拖延不办。李鸿章遵旨与其他大学士上了一折一片，这是他对“新政”的唯一折、片，而且是与他人联名。此时新旧斗争已经白热化，李鸿章显然回避巨大的政治风险。此折也颇为折衷，一方面承认裁并官职是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又提出“事既更张，有同新创；其中头绪繁多，一切事宜，非仓猝所能遽定”，“不至冒昧从事”，提出对裁并各员应“由吏部酌量分别补用，以免向隅”。此议获光绪首肯，下诏准行。

戊戌政变发生后，慈禧重新训政，光绪被囚，康、梁逃往海外，六君子被杀，支持维新的官员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新法尽废。在这严俊时刻，李却能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如张元济因参加维新被革职，他不仅派人前去慰问，而且要盛宣怀在上海安排张的工作。由于他的许多思想与维新派相近，所以有人上弹章告他是维新派。慈禧太后曾向他出示这些弹章，并问他说：有人说你为是康党。李鸿章回答说：“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只能“默然”。李鸿章只所以敢如此回答慈禧，因为他了解慈禧最关心的其实并非“法”变不变，而是她的权力是否受到挑战；注重的首先不是臣下对“变法”的观点，而是其是否参与光绪、帝党、维新派的实际政治活动。所以他强调“废立之事，臣不与闻”，表明不参与宫廷政争，不参与朝廷的“家务事”，若勉强翻译成现代话语，就是他十分明白“思想错误”与“组织错误”的区别。

就在政变发生几天之后，李鸿章奉慈禧之命宴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及随员大岗，席间李鸿章说如果康、梁逃往日本，应将其引渡回国，被日方以按国际法政治犯不能引渡拒绝。大岗随后说根据他的看法，“与其将康有为搜拿惩办，不如加以培植以为振兴中国地步”，同时说李鸿章“创行新法”时间不短而成效不大，就是因为没有这种帮手；而近日康有为的所作所为，非扩充李鸿章的未竟之功，所以不如让康“卒其业之为善”。对此，李鸿章回答说：“洵如君言，康有为日后可大有作为，惟据目下观之，了无异能耳。”这段话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认为康有为日后可大有作为，只是现在能力、阅历还不够。从后来梁启超给李鸿章的信中也可看出此点，李曾托人带话给梁，要他在海外认真研究西学，历练才干。梁在信中说：“去国以来，曾承伊藤侯及天津日本领事郑君、东亚同文会井深君，三次面述我公慰问之言，并教以研精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等语。私心感激，诚不可任。公以赫赫重臣，薄海具仰，乃不避嫌疑，不忘故旧，于万里投荒一生九死之人，猥加存问，至再至三，非必有私爱于启超也，毋亦发于爱才之盛心，以为孺子可教，而如此国运，如此人才，不欲其弃置于域外以没世耶。”当然，他对康、梁的暗中同情和通气，未必没有一个老于世故的官僚为未来予留后路的考虑。

同情维新，但首先自保，这是李鸿章在戊戌风云中的立场。在这种尖锐的政治斗争和宫廷政争中，凸显出他圆熟老练的政治手腕和生存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