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史”专题

源济

中医存废问题的第一次大论争 

2015-12-22 路彩霞 东方历史评论

——清末天津中医与《大公报》笔战事件考察

撰文：路彩霞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本文为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医疗史”专题第一篇文章。后续文章将陆续推送，敬请关注。

有关中西医论争问题，历史学界和医史学界已有不少专门著述，因资料限制，时段多集中在民国以降。实际早在宣统末年，在北方商埠天津，以《大公报》等近代媒体为阵地，就中医存废问题，中医与推崇西医的新学派之间曾展开过一次大规模的公开交锋，波及京津、东北等地，影响着国家防疫体制的发展，笔者认为，是为近代中西医第一次大论争。

1

背景

天津中医与《大公报》间的笔战，是清末庸医问题“严重化”的产物。作为伴随医学始终的影子，庸医问题在古代就已引起人们的注意。明清时期医药职业渐趋开放，人人可以行医开方，削弱了中医的整体素质。谴责中医庸劣的呼声时有耳闻，但庸医现象真正对人们的视觉和心理构成冲击，却是在清末几年。近代西方医学，尤其是细菌学被介绍到中国后，中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借助近代媒体的迅捷传播，人们所知道的庸医信息越来越多，中医群体形象恶化，国人对中医学的信赖在西方文明的飓风下动摇。

这一时期中医改良步履蹒跚，医生执业资格考试开始在个别城市推行，但多为地方长官的行政命令，往往因人而兴废。具体到天津，由于卫生管理事权不一，考试中医之举一直未能付诸实践。当时，有关医疗事故的法律条文有待健全。而以公私中医学堂取代传统的师徒授受，组织医药研究会集思广益等一系列努力，也收效甚缓。对西方文明紧赶急追的新学派，试图丢下中医这个沉重的包袱，中医学的存在价值遭到了质疑。

晚清国人对庸医问题的认识，经历了由庸医个体到中医群体，由对中医群体的不信任演化为质疑中医学本身的历程。宣统三年天津中医与《大公报》笔战事件，作为中西医矛盾激化的产物，展现了这一过程。尽管中医庸劣只是一种假象，庸医问题严重化的后果——中医及中医学遭遇质疑甚至摒弃却是实实在在的。其中所关涉不仅仅是中医学的兴废，还折射出中国社会的走向。对这一重要事件以往研究多所缺略，利用清末旧报刊资料，笔者试将之加以呈现。

2

交恶

清末十年，中医与西医的地位在悄然变化，“迩来西医日盛中医日衰”，中医权威地位已经动摇，受到越来越多批评的中医界感受到了强烈的危机气息。宣统二年底三年初，东三省鼠疫向天津扩散，西方防疫方式乘着近代文明之风，在官方主持下冲击着天津人生活，中医在民间的疗治活动因与近代式防疫不协，招致了新学派的指责和鄙视。

宣统三年春节过后，《大公报》上抨击中医妄传方药、任意错置的言论处处可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讽刺天津中医妄造猫尿治鼠疫之方。正月十一日，署名“斯”者首先发难：“尤可异者，近有某报载，某君独得奇方，谓猫尿可以治疫，此法为各大医家所未曾梦及，而某君独言之凿凿，唯其意大约因猫能伏鼠，故有此非非之理想，中国医家每假名义以治病，其无效也可知，今不意竟发明此等新奇之妙药，各报又从而播扬之，呜呼，中国之人格亦可痛矣”。正月十二日“闲评一”又有人谈：“自近日鼠疫发现，中外有名医士百方研究，几于才智俱穷。不意天津医生竟能不假思索，发明许多奇妙方法，其中最奇最妙者莫如猫尿一种。解者曰，医者意也，鼠本畏猫，故以猫尿治鼠疫其效必神，不知猫食鼠者也，腹中既有死鼠，尿中岂无瘟虫？是研究尚未入细也。且以相克之理言之，则鼠固畏猫，猫亦畏狗，若取演进之义，与其用猫尿不如用狗屁”！对比这两则材料，我们会发现，十一日指向尚模糊的“某医”次日即具体化为“天津医生”，并讽刺其假托物种相克，臆造的猫尿方狗屁不通，批评的矛头明确而犀利。

稍后正月十五日刊登的白话《爱己身爱众人者请看》，作者“耐久”指斥中医能治鼠疫纯属庸医空谈：“这种疫症，经多少西洋医生用显微镜察看，实在是许多的虫子在血管里作祟，不用说草根子、树皮杀不死他，就是什么烈害的毒药也杀不死他，岂有喝点猫尿，用点人中黄，什么又加上点东壁土就好了？……你果有这个真拿手，何不把这方子给那卫生局验准了，是疫的人吃一吃，这不是眼前最容易试验的么，何必背地里瞎吹鬼呢”？中医不认可细菌，其能治瘟疫的说法在具体可征的显微镜下失去了可靠性。正月十七日，《大公报》“闲评二”继续拿猫尿说事：“古人谓牛溲马勃皆医生药笼中物，今猫尿可治鼠疫是医生药笼中又添此一物矣。吾向尝谓中国医生泥守旧方，多不能发明新理，今观此说始信天下之士未可轻量也。然方今东三省鼠疫蔓延，外国医生正苦无法医治，若以此项发明新理之医生按名派往，获效必多，不知各宪曾注意否”？建议将妄造此谬方的中医纠察出来，送到重疫区自尝其果，言语间极尽讽刺之能事。

实际上，《醒华日报》早在正月十一日即已登明，以猫尿治鼠疫“系转载初九日《中国报》‘民政部临时防疫局正月初五日防疫事项报告’”，和天津中医无涉。笔者虽未找到《中国报》原文，但从《北京日报》、《帝京新闻》等报刊间接读到了初五日的防疫报告：“山东黄县师范毕业生王钺电称，现獭瘟传染，须臾殒命，以猫尿饮之立愈，蘸蒜汁抹猫鼻即得猫尿，急宜公布大众，及时预防”。前述正月十一日《大公报》所称“某报载有某君独得奇方”似是指此，只是稍后即被转化成天津医生臆造的谬方了。十八日，天津医药研究会会长丁子良在《民兴报》上对此也作出回应：“至于猫屎治鼠疫，是某画报上画的，说是烟台传来的，可不是我们天津医家说的”。黄县为烟台辖区，借助画报该方为不识字的大众所了解，流传面扩大。实际猫尿治鼠疫的早期记载可追述至若干年前《东三省公报》的“以猫克鼠之奇方”，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月十五日的《华字汇报》做了全文转录：“鼠疫之毒焰，闽省最甚，迩来吸带（注：原文如此）而东奉省亦多闻之，向传用熊胆、蚺蛇胆可治，唯此两种药料价贵而货少真，以致患病者投之十不一效，药石无灵，时医束手，每恨岐黄之不留妙方于医界。兹有普济子邮寄一方，谓用猫胆一个，暖酒冲服立愈，盖胆能散郁去毒，猫鼠相克，而人以生方亦奇矣”。看来，始作俑者是这位叫做普济子的人，只是当初是猫胆，辗转到山东就变成了猫尿，再辗转到《大公报》，竟变成天津中医臆造的猫尿了。

瘟疫期间民间流传偏方是常见现象，生命受到疫病烕胁，一些简易却奇特的方法能使人心存希望。宣统三年天津防疫中，还出现过吃萝卜、喝茶水等偏方，《大公报》正月初八“闲评二”曾讽刺：“中医之传方者多不胜录，甚至以罗葡、茶叶等皆能治疫，真中国人聪明天纵，别有会心”。对此，丁子良于十八日《天津商报》上发文解释：“每日午后或晚间，食生水萝卜三两片，再将杭白菊二三十朵、香片茶叶一撮沏茶饮，最能消痰于无形，此方能防疫能免疫，我可没说他能治疫，不要错会了意”。

如前所述，在天津中医与《大公报》冲突最终爆发前，双方之间已积蓄了很深的矛盾，冲突的导火线是一则失实的新闻报道。正月十七日，《大公报》刊载了一则名为“时疫可畏”的新闻：

昨据友人报告，鼓楼东费家胡同刘君锡九（向在元隆号做事）十四日午前忽染时疫，其势甚急，该铺掌立即派人将其送回家中，请中医路某诊治，路某坚云可治（聪明自持，中医所以误事者为此）。服药转重，至晚六钟毙命，并延及其女（年十六岁，已许字西门内某小学堂教员李某），当日晚间得病，翌早竟行无救，举家警惶，刻已草草装殓。其家尚有老少四口，刻皆避于城西大稍直口友人某姓家矣。又鼓楼东华宅男仆高升（年三十余岁，静海县人），十四日午后带同少主人赴天后宫游玩，回宅时即觉头痛恶心发烧发冷，同伙以为受风，皆不介意，不料夜间骤加喘呕吐血，翌早即毙，并闻同宅女仆某氏亦染是疫，刻巳奄奄一息，命在旦夕。

瘟疫流行时，因诊治行为增多，相应医疗事故也更常发生，前人早有“杀人医士轿如梭”之叹。不过路某误治纯属子虚乌有，次日《大公报》即予以更正：

昨日本报新闻栏内载有鼓楼东费家胡同刘君锡九及华宅男仆高升染疫病故一则，本系城内二道街居民张谨报告，本馆以其言之凿凿，爰照有闻必录之例遽行登出，原为警惕同胞及早防范起见，兹据刘华两处来函，声明实无其事，并据元隆号函称，该号同事亦无刘姓其人，想系张某挟嫌诬造，抑或传闻失实亦未可知，因亟更正，以免误会，并祝两家纳福百益。

庸医路某影射的是医药研究会会员路子华，而实际路子华早在初十日已回大沽原籍，《大公报》称其十四日在鼓楼误毙人命显系造谣中伤，而且，报道所加评论“语涉中医全体，与鄙人等之全体名誉亦有极大之关系”，从而引起天津中医的公愤。

3

辩诬

当事人与报界争毁誉并不鲜见，《钦定报律》规定：报纸登载错误若本人或关系人请求更正，或将更正辩驳书请求登载者，应即于次回或第三回发行之报纸更正，或将更正书、辩驳书照登。新闻报道失实，平时只要及时更正就会被谅解，但这次天津中医大动肝火，实为双方积怨的总爆发。并且，在《大公报》长期讽刺打击下，中医形象已然恶化，一篇语焉不详的更正不足以挽回中医群体的名誉。笔者翻检《顺天时报》，发现十九日该报新闻栏转载的仍是《大公报》正月十七日的报道，此后也未将真相加以说明。显然正如中医所担忧的，《大公报》十八日的更正难以消除原报道对路子华及天津中医名誉造成的恶劣影响。

按照《创议中医药研究会章程》，第七章“会友之利益”规定：“会友确系老成端谨，而无故被人欺侮者，本会众会友必出头为之秉公【惩】处”。以故十八日，程子萀、张宜闲、丁子良、施少农、李桐岗、高憩云等天津中医药界人士，联名致函《大公报》，要求其对捏造新闻一事作出明白解释，是为《天津中医全体致〈大公报〉第一书》。该函最早刊登在《天津商报》上，具名者多是天津医药研究会成员，在此次事件中，一个存在了近五年的团体显示出它的组织力量。

《天津中医全体致〈大公报〉第一书》主要目的是为路子华和中医全体辩诬，书中质问《大公报》：一则更正能否推卸其捏造新闻之责任？张瑾和友人到底为谁？为什么一贯贬毁中医？“聪明自持、所以误事”各指何人何事？天津中医谴责《大公报》在人心惶乱之际，捏造新闻，侮蔑中医，于防疫大局及医学进步都有妨碍。从一开始，中医一方就以主动姿态维护自己的形象和地位。《大公报》并未对报道失误做出应有解释，而是回应以《亦有质问数条请速答复再开正式辩白》（注：此即《大公报》答中医第一书）：

一、问联名自命为中国医士诸君，此‘中医’二字是何人所定，是否有行世文凭，既无文凭，抑是否由国家或社会认可？二、问此质问书主稿者为何人？三、问凡此签名之五十六人是否皆经阅过此稿甘心认可？四、问对于此次鼠疫中医是否确有把握医治？五、问中国医士不认遵守卫生局章程，是否确有能力不使传染。

英敛之质疑该书是否真是天津中医全体公具，称部分具名的中医曾来信声明并未与知此事。这似可解释正月二十二日北京《正宗爱国报》转载的“天津中医致《大公报》第一书”署名名单仅开列37人，且多为西路医药研究会成员的疑问。这表明，天津医药研究会内部及天津中医界存在着一定分化，其分歧源于对中医如何改良，以及在中西医竞争格局中如何定位认识的不同。

对《大公报》的质问，天津中医以第二书答复之：“中医”一称乃是拜《大公报》所赐；中医确能治鼠疫，但中医并不反对适当的防疫，并指斥《大公报》涉嫌挑拨卫生局与中医研究会的关系。而且《大公报》“无故铸造天津时疫盛行之浮言”，是仍未对自己不审慎的态度加以反思。《大公报》则以《奉告自称中国医士诸君》（注：此即《大公报》答天津中医第二书）为自己辩白：为慎重人命，《大公报》一向对“愚而自用”的中医士有所讥评，因“名誉所关，饭碗所系”，所以招致此次天津中医“布局设法，以图报复”。英敛之在该函中告诫中医，“万勿自信草根树皮能治此次疫症”，对中药的治疫价值提出质疑。

在上述两个回合的笔战中，天津中医虽积极主动，《大公报》也并不自居下风，而是以新学家身份，拿西医与中医相较，一味鄙薄中医中药。对《大公报》的这种立场，北京“旁观者”表示不满，他认为中医是“国家社会习惯法上所认可者”，若《大公报》单因无行世文凭否定传统中医，“今日防疫局内中人而行西医者能人人皆有行世文凭乎？何况尚有未毕业而滥竽防疫局者，又何能独责之于中医乎？”其反对新学派一味诋毁中医中药，因为耳闻目睹，西医对瘟疫是“能避而不能防，又何能治”，《大公报》又有什么理由为无能的西医张目呢？第三方的介入使得参与论争的群体有所扩大。

天津中医辩诬的目的是维护中医及中医学的名誉和地位，“贵报以极有关系之大事，而以儿戏出之，足见前此贵报之记载皆虚诬不足信也”，其关注点很快由路某误治事件转向批驳《大公报》一贯鄙夷中医的立场上。在第二书中，天津中医指斥《大公报》：“对于中医全体每多贬词，一似与中医有宿怨深仇也者”，“端其心理，势非摧尽中医不止”。在第三书中，中医再次谴责《大公报》“以为中医皆可杀，中国医书皆可焚烧，故自本月初八至十七日，若闲评、若演说无不以辱骂中医为露脸”，并且，“于大庭广众之议场，竟谓宁可使患疫者速死，亦不使中医诊治，且谓中医全都染疫而死亦不为多”。此系指《大公报》正月十五日所登《爱己身爱众人者请看》一文，因不满中医自负能治鼠疫，作者耐久过激地说了一句：“不妨叫中国医家多多的进去点，多死几个，也就可以明白了”。在天津中医看来，《大公报》有舆论导向的作用，对于绵延几千年的国粹中医，本应鼓励督促，使之改良昌明，却数典忘祖，意欲废弃。他们坦言：“中国之医士诚然品类不齐，然不能谓千百医中无三五可用者也，中国医书诚有迂腐无当处，然舍其短取其长亦多有切于实用者，未可遽云可废也”。

中医实际并非像《大公报》所讽刺的那样，平日庸碌无能，瘟疫期间希图厚利，拿俚俗不堪的偏方惑人。为阻遏鼠疫南传，天津医药研究会曾多次公请合津医士商议办法，并根据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十一年（1905）天津两次大疫的验方以及会友所传广东鼠疫验方，参考医书略作加减，配置成多剂方药，如初起可用的神效复苏散，稍重可用的杀菌消毒丸，重症应服的解毒活血汤，危症必服的升麻鳖甲汤、生犀饮等。中医也并非反对一切防疫措施，丁子良在正月初九日发表的《对于外人防疫烦苛之感言》中，就曾呼吁民众注意环境清洁和饮食卫生。在天津保卫防疫会成立大会上其又强调，病者“愿归【临时】防疫会调治或卫生局调治或保卫医院调治，听其自便，倘有愿在自家养治者碍难听从，盖恐其传染也”。天津中医的上述努力却被《大公报》一概侮为保饭碗之举。

天津中医与《大公报》针锋相对，各不相让，但冲突一直停留在笔战层面。中医一方曾希望与英敛之当面谈判，并于正月二十四日在《醒华日报》登载告白相约：

《大公报》大主笔大总理先生台鉴，敬启者，鄙人等谨订于本月二十六日晚八点半钟与阁下开正式文明谈判，并请公正绅商及本区巡警局区官旁听，其地址一借北门外医药研究会，一借天津商务总会，一借天津县议事会会场，以上三处请君等择定后从速示下，以便鄙等布置座位，届时务望早临赐教。

英敛之不愿面谈，其在《民兴报》登函回复：“诸君登广告，散传单，自负理直气壮，然仆反复自思，亦未觉理屈词穷”，声明不赴约并非畏惧不前，“况前书已云，此外一无可言，无暇斗臭”。战火并未因此而息，此后双方主将开始单挑式笔战，事件焦点也转向打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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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赌

宣统三年正月上旬，自天津卫生局派往奉省之梅尼斯医生染疫身亡，外省医生多“视奉省为畏途”。该局派关某与医药研究会会长丁子良磋商，意欲延聘华医赴奉，因对赴奉“须遵守医院章程，不准出门，如将来事竣，尚须在留验所留验七日”的做法不认可，天津中医界无人愿往。《大公报》对中医此举不满，正月初十的“闲评一”讥诮道：“自东三省防疫事起，西医之前往疫地者，前者方仆后者又登，大有奋不顾身之概，而我国医生平时最会说古方，讲大话，一若《本草》一书即可为奇命金丹者，及以重金招往疫地，迄无一应者，岂西医不爱命华医不爱钱乎？曰，此非不爱钱，爱命胜于爱钱也，此即华医之特色处。”讽刺中医为空口仁义之辈。

面对《大公报》的指责，中医称“应与不应，各有各的自由”。与不响应卫生局号召相反，他们都愿意在士绅组织的保卫医院尽义务，因为在那里“出入随便”，并于正月二十二日公举宋墨林为防疫医士。会长丁子良也当众宣布，将在保卫医院义诊一月，车饭自备，不领薪金。不过，为避免代西医受过，丁声称“必须是初次验定，未经西医打针灌药者才予施治”。可见中医应聘与否的症结在于中西防疫方式的分歧。

对于中医能否治愈鼠疫，英敛之认为，“争之虚言，不如验之事实”，较之天津，疫症明确疫情严重的奉省才是最好的医术检验地，《大公报》愿提供程礼延聘中医赴东省一试。二十五日，由长春来津的中医张聪彝站在《大公报》一方煽风点火，“试问【心鼠疫死亡】一霎那之顷，以吾国医药之迂缓，而谓能立刻奏效乎？二三君子果能确有此把握否？决知其不能也。如曰能也……二三君子何不束装赴奉一试其技，而乃于此间饶舌乎？”张身为中医却公然为《大公报》张目，被天津中医界视作叛徒。二十六日，丁子良函复张聪彝，指出其肺鼠疫、心鼠疫的划分在学理上说不通，声明中医“未云无论轻重皆易于疗治也”。对于赴奉试技，负气的丁子良声称“三五日内商议妥洽，即可见诸实行”。张聪彝针锋相对，回信反说丁子良不识鼠疫，“如清书掘金之士，欲索多金，姑为尝试之计”，讽刺其去了也是送死，还是留条命好好提高医术要紧。丁曾被《正宗爱国报》誉为北京三大良医之一，竟被张聪彝讥笑为辨症不清，术同庸医，德操不堪。

张聪彝不过是在煽风点火，真正和中医打赌的是《大公报》创办人英敛之。二十五日，英敛之以五百礼金向丁子良发出赴奉邀约，丁则提出三千聘金、配备日俄翻译、健仆及印机铅字等和西医同等的待遇。英敛之以《覆中医丁子良书》对其大加奚落：“无奈丁君未思以我国学术法律之国格，以我人自为医之医格，成效未睹，竟欲与各国国家准许之医士平列，不唯鄙人不认其可，恐稍具知识之人皆不认可”。此即江绍原所说的“有个姓丁名国瑞（号子良）的中医兼做官者（注：丁时任医药研究会会长）应募，然英君在报上覆函拒绝之”。因误会丁子良以要挟为退计，英敛之答应了上述要求。二十九日，《大公报》向丁子良发出催促：“此报（注：指二十八日《覆中医丁君子良书》）出后，昨朝竟未接丁君覆书，想必已经默允，备办行装矣，如此幸甚。丁君向以慈善为怀，又挟有治疫能力，况天津疫气似已消减，想丁君断不至倭于家室牵阻及各界挽留也。”倘若借故推辞，则“本报从此对于中医之价值不敢再为敬信，以后无论如何空言争论及百般诬毁均视同谵呓，概不覆答矣”，激将丁子良履诺践约。丁子良应聘赴奉，本是基于自信与负气，欲为中医洗刷耻辱，其一身的进退，关涉的却是中医整体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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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

双方的战火因打赌而炙热，二十八日早，天津中医向《大公报》发出第四书，要求交出张瑾送官究办，并在天津各报公布所有双方函件。同时申明，《大公报》一方须在二十九日给予答复，若仍行狡赖，双方即于三十日晚八点谈判。若置之不理，中医将诉诸法律，于二月初一日起实行医药两界罢看《大公报》，不在《大公报》上登广告的抵制措施。这是天津中医第二次要求谈判，并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毁人名誉，报律应犯何条，扰乱治安，官府岂能漠视”，双方冲突有激化的可能。防疫当前，多数关注者“唯望两造从此收兵，亦社会之幸也”。本着团结合作，共同防疫，共同进步的目的，以《民兴报》主笔刘孟扬为首的天津绅商充当和事人，开始居间调停。

二十九日下午和晚上，和事人分别劝说中医和《大公报》息战，丁子良答应不赴英敛之聘约，英敛之则坚持先将未来得及刊登的“局外人”二十八日的来函公布。在和事人声明将对局外人言论负责的情况下，三十日“对于《大公报》、中医全体及丁子良之忠告”在《大公报》上刊载。局外人在函中告诫丁子良“千万不可贪老英那五百银子去冒险”，也不要在报上登药方，那“是为文明国法律所不许”，看似良言忠告，实为煽风点火。局外人讽刺丁子良“借西医的说述当作根据，两截为人，已自不能接续中医纯正血统”，对其百般劝诱，“将来医师鉴定，阁下聪明原是不小，何苦当此末运的中医，不求进步呢”，西医被视作近代文明的表征，而中医如同旧制度一样，即将遭到废弃，局外人为西医代言的立场昭然若揭。而所谓纯正血统之说昭示着中西医身份壁垒之森严，这是光绪三十三年起清廷推行分科教育的负面结果，民国2年（1913）中医学即被从教育系统扫地出门，引发中医的再次抗争。

局外人的言论引起中医及和事人公愤，二月初一日，由刘孟扬主笔对局外人非中立的立场、挑拨双方关系的阴谋、激化矛盾的行为作出批评：“《大公报》与中医此次之冲突，并非原因于研究医学，不过因中医辩诬要求更正，以致旁生枝节”，刘孟扬以《大公报》一方非西医为据，试图将冲突的性质模糊化。实际要调和双方关系，中医存废问题已无可回避：“如谓中医不如西医，然西医中亦未尝无庸医，中医中亦未尝无国手，如谓宜废中医而崇西医，然西医固占世界之优点，中医亦万无可以废弃之理由”，通过举证中西医互有优劣，刘孟扬试图力挽中医遭新学派摒弃的厄运。最后，刘鼓励中医不必在意外间浮言谤语，当务之急是“联合同人，共谋所以整顿中医之道”，他强调，作为并存于世的两种学问，“中西医万无融洽之理由也，盖西医与中医学术不同，疗法不同，而药品又不同，强不同者而使之同一趋向，此必无之事也”，清末西化潮流下，同一趋向的最后结果必然是统于西医，以故刘孟扬认为中医保持自身纯粹性才能有效防卫。这实际意味着中医改良的途径由原来的中西互参转向保守防备，成为中医渐居弱势的表征。二月初二日，众多和事人共同具名，再次发表代论，谴责局外人，论及主要当事人丁子良、英敛之的私人交谊，敦促双方和好如初，笔战以不了了之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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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

这场笔端争论实际是由防疫问题引发的中西医学间的第一次大较量。寓居京城的中医徐龄臣一直关注着事态发展，二月初九日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大公报》“盛道西医之学之术为中医多不能及，辄曰中医之书不足据，中医之术不足凭，中医药不可用，直谓中国自昔及今无一能医者，如其所论未免有矫枉过正，因噎废食之诮也”，正好切中新学派偏颇之弊。而纵观笔战，“两造一以执中医不可信，中药不可服之谬说，一以执中医有可凭，中药能治病之空谈，视此争执，以余观之，未免各有偏究，不足以服天下人之心也。”诚如斯言，在这起冲突中，双方都非胜利者。徐龄臣也不赞同刘孟扬的中西医不可融通说，认为不存中西之见，才是高明者所为：“若谓西医有胜于中医者，以其学经考验不似中国之医人自为医，率尔操斛，所以《大公报》往往鄙薄中医不学无术，草菅人命者多，是以深恶之，唯愿诸同道之士自今以往，各自奋志琢磨，博览医经，更能研究西医之术，取其长而弃其短，中西医理虽深而不难贯通矣。又何必徒尚意气，致启局外人讥诮也”。

二月初三日，《正宗爱国报》刊发了名为《防疫感言》的演说，作者“觉生”虽未明说针对的是天津笔战事件，但其着意的同样是中医能否治鼠疫问题。该文认为，中医“遇见新奇病，往往不求甚解，只能拿旧说敷衍，不能发明新理”，较之终日研究病理、日有进化的西医来讲，确实是在退步。而各报所刊中医治鼠疫之方，“多半由中医参照医书治时疫的牌套，虚揣悬拟而成的。即便能治时疫，亦不过小三灾儿不险之症（鼠疫亦有轻重），焉能治得了九病一生的比斯脱？须知而今药物学日见发明，各种药品全凭理化分析察验，药中所含何质，应入人身那【哪】经，是定而不移，报上所列之方，不知中医能发明此理否？”觉生认同《大公报》立场，对中医、中药一概持否定态度。

“长春守法自由人”也认为这场笔战是“医家间的龌龊”，其将在东北的见闻函致《大公报》，指出真正的鼠疫是不治之症，中医所治的鼠疫，实际是煤气中毒，二者前期症状相似。另外，在接受和事人调解后，英敛之将“局外人”来函转寄《盛京时报》、《天津商报》等各大媒体刊载，表示“私心切愿各报皆录一通，以付社会公评”，对此事仍絮叨不休，不过冷静下来的天津中医界已不再与之辩驳。冲突由一名中医误治而起，牵扯其中的是中医整体和推崇西医的新学人士。辩诬的背后是中医存在价值之争，新学家始终没有足够证据否定中医。

事后丁子良即发表通告辞去医药研究会会长一职，其在四月份所做的《一误岂堪再误》中称：“近来对于时事，已经槁木死灰”。鉴于往事，丁强调本篇是研讨学问，“与意气用的争毁誉不同，诸君万不可看成打嘴架打笔架”。他承认中医界庸医太多，“一马勺坏一锅汤，所以中医令人看不起者在此，好歹一齐挨骂者亦在于此”，丁子良坚持中医学可传可法：“要说中国医学无一可取，行医的无一可靠，那也是一偏之见。试想我们中国的病人，每年被庸医耽误死的固然是不少，然而极重极险的病症，以及西医治不好的病症，经中医挽救过来的也很多很多，可见中医的程度诚然不齐，中西的医学也各有所长了”。强调中医实际的疗效以坚定时人对中医学的信念。

丁子良认为，医学要发展完善就不能保守，但中国人不可专习西法，“不知自己之长，焉能知人之短，不知自己之短，焉能学人之长，不知己，焉知彼，凡无根底的学识，必无鉴别是非的能力”。八月，感于“新学家信细菌不信六气”，丁子良又做《新迷信》一文，提出“要打算破除新迷信，唯有劝新学界的新人物，多读读咱们中国旧学书就是了”。以中医为旧医学者心中已有西医为科学文明标准的预设，而实际上中西医学属于不同文化体系，以新旧作价值判断有失公允。今天沉渣泛起的废中医论，如沙滩楼宇，其不坚实处正在于，主张废除中医者自身并不懂中医学，同百年前的新学派一样，“妄鼓似是而非之说”，回读丁子良此文，可谓针贬时弊的一剂良药。

鉴于空口论争之弊，防疫结束后成立的天津中西医药研究会明确提出，其宗旨是“冀合群力群智，分别门类研究东西医药学问，遍及华胞，提倡中国医药学术为宗旨，不尚空谈，不事攻击，既不抑中而扬西，亦不抑西以扬中”，试图以平和的方式汇通中西医学，但难以抵挡清末国人向往西学，社会文化潮流偏转中医式微的趋势。

报刊揭露庸医杀人于地方公益大有裨益，诚如局外人所言，英敛之及《大公报》针砭时弊，鼓吹革新，确实在“尽先觉的责任”。丁子良作为津沽名医兼报人，也被时人赞为婆心济世，立言救国，“有二三竹园，何患天下不大治哉”。津门两名士话不投机，并非如民国17年（1928）江绍原所言“自鼠疫发现后，京津两处的防疫经费约共五六十万。这五六十万元，多少必从西医手中经过，中医见了眼红，意中事也”，以为双方冲突是巨额防疫款之争。即在当时，丁子良已指出“无论报馆还是中医，全没有升官发财的念头”，综观二人生平所作所为，也都非钻营钱财之辈。江之所以作出如此推断，与其所处的20世纪20年代末中医开始力争卫生行政参与权有关。而宣统防疫期间，因观念差异，中医主动疏离于官方防疫行政，通过民间组织进行防疫。十余年后，中医界才意识到参与防疫行政对证明其价值的重要性，1929年的大论争即以此为核心。

新学派虽起意废除中医中药，但终究无法忽视中医在民间的广泛影响，更不能无视传统。就舆情而论，“中医致《大公报》第三书”曾提到，“昔日《大公报》以极高之声价，故能销至四五千张，今竟一落千丈，销数不过数百张，甚至无人阅看者，实由于贵报目空一切，过于轻狂，屡拂舆情，反对公论”，一味推崇新学尤其是西式防疫对《大公报》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当然，无论中医还是《大公报》，无论改良传统还是提倡新学，双方的出发点都是保种强国，区别仅在于所走道路不同。

7

小结

重新梳理中西医论争史与重新定位晚清在近代的地位相一致，晚清是包括卫生在内的各项制度的创建时期，也是相关文化观念的转型时期。随着报刊资料的充分利用，地方历史变得丰富而生动，以往被忽视的很多画面得以完整呈现。宣统三年天津中医与《大公报》的笔战以近代媒体为阵地，从正月十七到二月初二，持续达半月之久，这使得有关中医药存废问题的争论完全公开化，再考虑到中医主动疏离于国家防疫对近代防疫行政格局的影响，以往中西医论争史上应该为其补写一笔。

中医药存废问题是这次笔战的核心，庸医信息的增多影响了中医的整体形象，对鼠疫应对失效动摇了中医学的存在价值。在新学派看来，近代西方药物学的理化分析比仅凭经验配制的中药方更科学。废中医中药之说已起，中医切实感受到了存亡危机，他们以主动的姿态进行防卫。论战的双方一为天津中医，一为以《大公报》为代表的新学派。新学派人员构成复杂，除报人外，倾慕西医者以及部分中医都囊括其中。笔战本身无所谓胜负，但西医在学科及行政上表现出了明显强势。中医界的分化以及和事人保守中医纯粹性的主张，则表明近代西方文明有力冲击下，国人对中医及传统文化的自信已经动摇。

近代中西医论争史是两种不同体系的科学相遇一拒斥一融合的过程，其背后折射出的近代中国文化发展趋势、中国社会演进走向更值得我们思考。宣统三年的笔战是中医衰落的表征而非原因，清末中医式微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和文化变迁的方向在这一时期向西方文明偏转，落后状态下国人对西方文明的向往发展成迷信，中医在这种文化偏转中艰难求存。

天津卫生局是中国最早的专门卫生机构，在北洋大臣辖制下，其影响以天津为中心，广及直隶、北京、东北，这又使其承载了中国第一个区域性卫生机构的身份，成为宣统鼠疫期间国家防疫体制建立前的过渡形态，天津爆发的这次论争即与中国防疫机制已在北洋范围内率先整合有关。近代中西医第一次公开交锋发生在天津，也是由该地独特的文化氛围所酝酿。作为北方最开放的通商口岸，天津西化程度较高，西医引入较早，但作为畿辅，其传统积淀深厚，中医数量众多，最重要的是，中医研究会的成立，使得中医群体较早的组织化。在这里保守传统与废古趋新都有一大批信奉者，宣统笔战中，天津所积蕴的深厚传统力量同强劲的西方文明之风不断冲突调适，以地域独特的方式融进到社会变迁的滚滚潮流。

本文选自余新忠主编的《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8月出版）。

源济

中西医冲突背后的科学主义和民族主义 

2015-12-23 邓文初 东方历史评论

本文为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医疗史”专题第二篇文章。点此阅读第一篇《

中医存废问题的第一次大论争》。

撰文：邓文初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自晚清海禁大开以来的一百六十年，中国社会始终处在中西冲突、新旧交替的风云际会之中，西化还是本土？激进抑或保守？信守传统或者走向现代等等的争论，无非是被挤压在中西夹缝中的摇摆。如果要给这样的摇摆找一个风向标的话，我以为有两个天然标志，那就是“读经”——东风压倒西风的信号；“骂中医”——西风压倒东风的表征。

在《丁文江印象》一书中收有那位自号“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的地质学家丁文江的一首“寿高梦旦联”：

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

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

自然，这是一首谑联，当不得历史文献去解读。但其中提到的几件事却颇可索解，如“说官话”乃是提倡国语运动的通俗说法，“知难行亦难”指胡适与国民党就孙中山的知行观发生的冲突。“骂中医”更是“五四”以来西化知识分子的一项饭后运动，这运动的主角便是丁文江，此外还有陈独秀、余云岫、傅斯年等等一批学者。

傅斯年天性纯真，所以并不掩饰自己对中医的态度。吴相湘在他的《民国百人传》中说傅“为近六十年来对‘国医’理论做正面彻底批评之先声”，虽有“过誉”之处，但在骂中医的激烈程度上，傅的表演确实最为精彩。梁实秋的《胡适先生二三事》中记载有傅的一则趣事，说他一见到孔庚就“脸红脖子粗”，有一次在国民参政会席上与孔庚相对大骂几乎要挥老拳（见罗尔纲：《师门五年记》，附录317页）。对这一事，与傅同为五四运动领袖的罗家伦的记载虽有为朋友讳的嫌疑，但却不失生动，不妨照抄如下：

有一次，为中医问题孟真反对孔庚的议案，激烈的辩论了一场，当然孔庚辩孟真不过，于是气了在座位上骂孟真，骂了许多粗的话。孟真也气了，说是：你侮辱我，会散后我和你决斗。（见《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傅斯年印象》，13页）

“骂中医”当然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背后是西化知识分子对中医的激烈否定的态度。这一态度引出了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几次大的中西医争论，并影响到政府政策的制定与社会生活的安稳。

中医的危机贯穿整个民国时期。在此期间，中西医的学理讨论溢出医学界而进入言论界，并进一步触动了政界乃至整个民国社会，饭碗问题与学理问题交织一起，学界人物与政界人物互为激荡，将一场本可以局限在学理层面的讨论闹得沸沸扬扬。中西医之争，仅影响极大的就发生过四次：一九二○年余云岫与杜亚泉的争论；一九二九年的取消中医案的争论；一九三四年发生在《大公报》、《独立评论》上的“所谓国医问题”的争论；一九四一年发生在国民政府参政会的傅斯年、孔庚之争。

一九二○年的论战缘于余云岫在《学艺》第二卷四号的文章《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这一文章，被《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读出了对中医的“鄙薄蔑弃”之意，杜亚泉当即在《学艺》发表回应文章《中国医学的研究方法》；余云岫的《灵素商兑》一文，同样遭到了杜亚泉的批评。这次争论并没有扩散到学界之外，尽管像章太炎、吴检斋等人均在私下场合就中西医问题与论战双方多有探讨。

一九二五年前后，中西医问题的论争趋于激烈，直接引出了此后的废止中医案。一九二九年国民政府下属的教育部将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卫生部将中医医院改为医室，并禁止中医参用西械西药。这一事件引出了一次全国性的大争辩。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一日，全国医药团体临时代表大会四百多人聚会上海，通过向国民政府请愿的决议。关涉到数万中医生存的废止中医案，闹腾几遍医界与政界，官司打到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那里，最后是以一纸议案出台，又以一纸命令取消了事。意识形态的喧嚣盖过了学理的探讨，生存权的争夺淹没了话语权的争夺。

第三次争论由傅斯年在《大公报》上的星期论文引起，一九三四年三月五日傅的文章《所谓国医问题》引发了半年多的争论，论争场地集中在《大公报》与《独立评论》。参与论争的有天津中医公会，也有具有西学背景的学人。《大公报》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三日、八月十八日、《独立评论》第一一五号、一一八号、一二○号及一二一号刊发了一系列文章。但这次争论的硝烟并没有弥漫到政界，没有触及社会底层的神经。

而以傅斯年为主角的这场“骂中医”的戏还没有唱完，学界的硝烟在六年之后终于弥漫到政坛。一九四一年在国民政府参政会上（第二届第一次会议），湖北参议员孔庚的议案《调整卫生行政机构，中西医并重，渐求汇合为一，增进民族健康以利抗战》引发了傅孔冲突，在此后的第二次会议、第三届会议期间，孔庚继续提出内容大体相同的一系列议案，并得到四川参议员曹叔宝的附议。于是傅孔冲突便由学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政坛之上的辩驳演化为人身侮辱。

中西医冲突自然是自晚清以来中西冲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西不同视野的交汇中，作为国学的中医始终是被动的，是被剥夺了话语权的。

一九二○年余云岫的发难文章《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第一步》虽然断定中医立足于阴阳五行的哲学式空想之上，因而是“非科学的”，但他至少认可中医的实际疗效，只不过将这种疗效从中医的基础理论剥离出来，归入药物的范围，因而，余云岫提出将理论与事实分离，从而摒弃中医的理论，研究中医的药理，以科学的实验的药物学方法，对中医的处方做分析与研究。可以说，在余云岫的叙述中，对于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是持“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态度的；而对于中医的药物作用，属于科学研究范围之内的，则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余云岫对中医的态度并不极端，据《胡适日记全编》第五卷第五七五页日记记载，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晚上胡适与陈方之、余云岫一起吃饭，饭桌上大谈中医问题，“余先生批评中医最有力，他亦承认旧时验方中有研究之价值”；“此中有矿可开，但开矿者必须新科学家，绝非旧医所能为”。

到了一九二九年，问题就没这么简单了。在建议废止中医的西化派看来，中医，不管是其理论还是其实践，都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是科学的对立。中医被等同于迷信与巫术，行医者是“依神道而敛财之辈”。中医对西医的论争，成了阻碍进步、阻碍改革的罪魁祸首（见张鸣：《旧医，还是中医？》，《读书》二○○二年六期）。将学理的争论，泛化为意识形态的争论，将科学作为宗教信仰来对待，显示在当时的语境中唯科学主义的话语已经成为主流。有趣的是，受过严格的实验心理学与生理学训练的傅斯年，在面对中医的辩驳时，也免不了科学主义的独断与霸权。一九三四年傅在《所谓国医问题》中，将中西医的学理之争，放大为“中国人的劣根性”的大爆发，文章开篇很能代表西化派的中医观：

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的最可使人气短的，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匪患虽了不得，然如政治有办法，不怕不能解决，日本的侵略虽不得了，如我们有决心，有准备，加以极大之努力，而且善于利用局势，日本总有受教训之一日。只有中医西医之争，真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得无所不至!……到今天还在那里争着中医西医，岂不使全世界人觉得中国人另是人类之一种，办了四十年的学校不能脱离这个中世纪的阶段，岂不使人觉得前途仍是枉然！（见《独立评论》115号傅的文章）

傅斯年通过追加罪名到中医头上的方法，企图从道德层面取消中医的合法性；同时，他也采用妖魔化的手段，将中医归入“医卜星相”的行列，并提议政府在取消中医之前，将中医划归“内政部礼俗司”管理。可见，在西化派的话语中，中医问题是没有资格进入“科学”视野的。科学被赋予了道德的优越性，科学由此变成了“唯科学主义”。

不能说傅斯年对中医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批判没有一点的学理因素，但在唯科学主义的观照之下，一切学理的探讨都必然被扭曲。在傅面对的中医的辩驳中，中医的实际疗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对这一问题，傅斯年的办法是，通过对“疗效”一词的语意拆解，将“疗效”纳入西医的“治愈”这一“统计学的名词”的范围，“治愈两个字不是简单容易说的，医院对于治疗的效验不是可以不分析做报告的”。因为“治愈”必须做统计学的分析，而中医显然没有这样的“科学”方法来证明自己的疗效，所以中医所谓的“疗效”也是不可信的。这样，傅斯年将一个硬技术问题化解在话语的分解中，从而在话语层面而不是在技术层面取消了中医惟一立足的依据。

胡适虽然没有直接介入这场论争，但在一九三五年给《人和医学》写的序文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医的看法。他从中西文化分野的历史角度，指出中国文化比之西洋文明落后了两千年，中医还处在西洋文化的巫术时代：“回头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国医学，在这科学的医学史上能够占一个什么地位。”在胡适看来，中医注定只能与“骈文、律诗、八股、静坐讲理学”等放在一起，只能处在“非科学”的黑暗之中，万劫不复了。

科学不要中医，但中医不能不要科学。在中西医的论战中，其实从一开始，双方便处在不平等的地位。

在一九二○年余云岫与杜亚泉的争论中，杜亚泉是辩方。杜少时从父兄学习中医，后又自学西医，兼备中西医汇通的医学知识，在论战中，杜不赞成余的否定中医的观点，但他却认同以阴阳五行附会一切是庸医所为，中医有数千年的经验，长于心灵体会，科学的对象是机械的，不能把握心灵的细微之处，世上的科学，除了物质方面以外，凡是精神科学与社会科学，并非靠机械试验才能成立。

杜的这种将科学的研究范围归入物质，而将精神与社会从中分离出来的科学观，实是此后的科玄论战的先声，也说明在杜的时代，中学、中医医理还拥有自己的合法的话语权，但即使这样，杜在论战中还是采取了以科学话语解说中医学理的策略。他说，中医对于疾病，总以“阴阳不和，血气不和”做解释，其实，以西医的术语来解释，就是所谓的“循环障碍”，一切疾病都是循环障碍的现象。中医讲“血气”说，而所谓“血”即西医的“血液”，“气”在自然界可以解做“自然作用”，在人体生理上可以解做“神经作用”，中医所谓“气以行血，血以摄气”的说法，其实就是西医的循环系统与神经系统的互动。这种以西医术语框架中医医理的做法，开启了此后中西医论战的基本格式，可谓影响深远。

中医自有一套理论构造与历史传承，阴阳五行的学理可以追溯到《尚书》、《黄帝内经》、《素问》，药物学可以在传说中的神农与历史中的孙思邈、李时珍的著作中找寻源头，临床试验可以祖述三国时的扁鹊……然而有趣的是，中医在为自己的生存寻找依据时，却“忘掉”了自己的话语，而是费力地求借另一种话语系统，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为什么？

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举天津中医公会陈泽东的文章的遭遇为例。

傅斯年的文章在《大公报》刊发后，首先便引起了天津中医公会的不满，八月十八日陈泽东受天津中医公会的委托写一反驳文章《论傅孟真侮辱国医文》投《大公报》，被拒；又投《独立评论》，当时任主编的胡适同样拒发，其理由是：“像天津中医公会陈泽东君所发表的五行六气阴阳奇偶‘哲学之极顶’一类的文字，恕不发表。”

如果你还记得吴稚晖的“把线装书丢到毛厕里去”的新文化运动口号；如果你还记得陈独秀的以科学之是为绝对之是，你就会明白，在“五四”以来所形成的科学话语语境中，中学即是旧学，国粹就是垃圾。新旧的差距，就是进步与倒退、科学与迷信的差距。所谓中学、所谓国故、所谓经典、所谓中医，全被归入旧的、倒退的、迷信的、要抛弃的范围。在“五四”时代所建立的话语霸权之下，带“中”的一切事物都失去了合法性。而惟一的合法的话语便是科学。

在这样的语境中，要保住自己的生存地位，惟一的方法就是向科学话语投降，归服到他的门下。

但中医却始终在寻找突破口。

一九四一年，当民族危机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而民族主义话语此时成为当时代的主流话语时，孔庚巧妙地利用这一背景，将中医争夺生存权的话语从学理的探讨转换为民族求生存的民族主义话语，中西医冲突的喧嚣，由此而笼罩了国民参政会的议席，学理的论辩淡出，而意识形态的争执充斥了文化冲突的话语场。

只要看一下孔庚向国民参政会提出的系列提案的名称，就可以明白孔庚是如何在中医的论辩中塞进了民族主义的话语的。

国民政府参政会第二届会议孔庚提案：《调整卫生行政机构，中西医学并重，渐求汇合为一，增进民族健康以利抗战案》。参政会第三届会议孔庚提案：《请政府设国立新药厂达到药物自给加强国民经济动员案》；《动员全国中医设立中央国医院，各机关设立中医治疗所，保障军民健康案》。

在会议期间，孔庚的提案得到了广泛的声援，曹叔宝对孔的提案的附议便是。同样，曹的中医提案中充满的也是民族主义话语：《协调中西医主张，设会研究而使医学健全，以保人类生命案》；《请政府设立中医学校用示中西教育平等，以重民命而利抗战案》……

科学主义第一次遇到了自己的对手：民族主义。我们可以想像，那争夺话语霸权的硝烟将会是怎样的弥漫开来。也难怪深受西式教育的傅斯年要与年逾古稀的孔庚老头互相谩骂而且要以决斗来做中西医理的论辩了。

在科学主义控制着话语霸权的背景之下，不可能有纯粹的学理探讨。同样，在民族主义的主流话语背景之下，也不会有冷静的文化对话。科学主义无益科学的传播，而民族主义也同样无法挽救中医的命运。那么，在科学主义的话语霸权之下，如果不准备闭关锁国，而是要与西医西学进行对话，在对话中求得生存，作为国学的中医该如何自处呢？

从文化接触的角度看，中西医的冲突，确实是不同话语之间的冲突，中西医各有不同的学理，只是，在这样的不同话语系统的对话或冲突中，要保持对话的有效性，必须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一基础就是所谓的“共享知识”，或称为共同的知识结构。而在民国以来，可能作为这一共享的知识结构的惟一话语，就只有来自西方的科学话语。也就是说，采用西医的分类以及西医的术语系统，是有效对话的惟一选择。然而这样一来，中医就必然面临着失去自己的独立的符号系统，从而也必然失去自己的话语权的命运。最终结果是：不对话，中医面临的是自生自灭的命运；一对话，中医同样面临着“失语”的命运。

其实，这样的怪圈在当时已经被国学大师章太炎体悟到了。在一九二五年前后发生的中西医之争日趋白热化的过程中，章太炎始终表示极大的关注，但他却一直不参与这种纷争，而是在与论争当事人的私人讨论中，化解逐步升级的冲突，引导论争的方向。

章太炎对待中西医冲突的态度，用海外汉学界的术语来说，就是采取一种“隔离的智慧”。他一贯认为中医不可废，中医有着自己的悠久的历史与丰富的经验，但中医也有它的缺陷，中西医乃是不同的两种文化系统，固然将中医说成是所谓的“哲学医”是可笑的，以五行阴阳来谈中医却是更加可笑。“余以为今之中医，务求自立，不在斤斤持论与西医抗辩也。”（章太炎《中国医药问题序》）章指出不要在言论上与西医较胜负，也不要亟亟于依附官学，往国立大学里钻，而应在扎实的医疗实践中，建立自己的自信心。中医盲目自大，看不起西医，与西医借着中医理论中夹杂了某些迷信毒素而要废弃中医，同样是错误的，中医的自立在于努力实现“凡病有西医所不能治而此能治者”，这才是中医求生存的出路。中西医应该取长补短，以创造出有我国特色的新医学。

在对陈存仁的一次谈话中，章太炎对中医的理论体系做了解构式的分析，将被西医指责为迷信的一部分学说剥离中医的理论体系，通过这样的自我反省与自我认识，在实践上证明自己的生存依据，在学理上重建自己的理论系统，重新厘定中医术语体系，在话语上找回自己的发言权（见《章太炎全集》第八卷前言）。

就在中西医之争最为激烈的时候，章太炎在上海着手创建了中国第一所现代的中医学院：中国医学院，并被公推为首任院长。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中国医学院两次发起全国中医学教材编辑会议，在中医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方面为中医的复兴打下科学的基础。

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中西医的冲突也已尘埃落定，回头看这一幕文化对话的大戏，也许有隔岸观火的疏离感，但回首我们身处的社会，我们生存其间的地球村，这样的话语冲突又何曾结束？越来越密切的文化接触，迫使我们“失语”；尤其是，主流文化对我们这些被迫边缘化了的后殖民文化的挤压，迫使我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话语系统乃至日常语言，而在霸权话语的势力范围内，使用非母语来言说自己的思想，那语意被强行扭曲与切割的痛苦，那邯郸学步般的结结巴巴的困窘，有谁没有身历，而又有谁能够忘却？

二○○三年十月杭州

本文原题为《“失语”的中医》，发表于《读书》杂志2004年第3期。

源济

访谈｜“无国界医生”：直面苦难 

原创 2015-12-24 柴溪、方曌东方历史评论

本文为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医疗史”专题第三篇文章。点击阅读第一篇和第二篇。

采访、撰文：柴溪、方曌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Ummera, Ummera-sha”（于梅拉，于梅拉沙），一位被刀砍成重伤，正处在危急状况中的女病人这样呼唤。她是在找寻自己的朋友、孩子、还是亲人？她正在遭受的痛苦无以名状——她的身体被有意识、系统的切割开来，两只耳朵被削掉，面孔被刻意割毁，即使能够痊愈，也会留下深深的疤痕。她躺在最简易的担架上，医生只能给她做最简单的治疗，止血，缝住伤口，消毒。因为她的身边还躺着数以百计的，正在忍受痛苦的老人、孩子、女人和男人们，医院的水沟已经被完全染红了，流着的是病人们的血，整个场面像是残酷无比的战争。

但那里并不是什么战场，那是基加利，非洲国家卢旺达的首都，时间是1994年4月底，从外部世界看来，卢旺达处在和平的状态，并没有被入侵。但是，当你置身于这个国家的首都之时，你会感觉到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着，成千上万的人每天都在被施虐、屠杀，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这场有组织策划，却很快失控的屠杀在短短的三个半月内使得接近100万人丧生，无数的人受伤、流离失所，所有的医院每天都挤满了重伤者 – 而大部分的当地医院其实已经关闭，因为医生已经逃走了。在灾难中唯一可以求助的地方不是那些留下来的人，而是从世界各地赶来的人道救援团体，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无国界医生。这位被重度砍伤的女病人，向着刚刚抵达不久的无国界医生说Ummera, Ummera-sha。这不是求救的呼唤，也不是她失散的亲人的名字，这是一句卢旺达语，它的意思是“勇气，勇气，我的朋友，找出和活出你的勇气来。”在巨大的痛苦之中，在极度的绝望下，她试图告诉这个从未谋面的外国人，人性依然有其不可摧毁，不可玷污的一面。

我是在查阅“无国界医生”的历史的时候偶尔读到这个故事的。这个成立于1971年的国际机构从成立之初，就不断出现在世界上最危险、最需要人道关怀的地区。可是，像大多数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一样，我只偶尔的在新闻联播和报纸里的国际新闻中看到这个字眼。它也无法引起进一步的好奇心：所有的人道团体都有相似的目标，要为这个日渐堕落的世界做出一点儿改变（make a difference）；不过，响亮的口号之外，他们都缺少各种各样的资源，无法把理想付诸行动；似乎只有幼稚的理想主义者才会真正响应和参加他们的活动，对于凡夫俗子如我辈而言，那是不切实际的浪漫故事，而我们则要面对每天的生活。拯救世界的梦想，还是交给好莱坞吧。

不过，但当我读到这个无名的女病人的故事时，我突然发现自己好像错过了些什么。她理所应当地让我想起南京大屠杀，《夹边沟纪事》，唐山大地震——这些发生在中国的浩劫还存留在许多人的记忆里，那些深灰色的画面之中，一定也有像这位坚强的卢旺达女性一样的亮红色。故事的发展本来应该是，无国界医生这样的组织，像天使一般出现，给这个亮红色增加更多的色彩，然后马上就要进入灾难之外的那些小恩小爱的桥段里了。但我却突然的想到——如果我是那个受害者呢，如果我们暂时不要那么快的转移镜头的注意力，让它在这位女病人的身上多停留一会儿呢？伤痛还在继续，除了最简单的初步处理外，我还会再需要一针止痛剂、一瓶酒精、一些消炎药。我还需要一个好护士来照看我，也许是一个更好的病床，而不是在担架上躺在路边。我很快还会需要清洁的水和基本的食物。而我刚刚发出的关于勇气、关于人性的呼唤，都带来不了这些东西呀。

在南苏丹的迈卢特,无国界医生医护人员在为病人问诊。持续的冲突令医疗队一度撤离 © Matthias Steinbach

当我真正以这位病人的角度去看待这段故事时，我才发现，那些激情四射的语言是多么容易蒙蔽在温暖而光明的房间中的我们。脱离所有现实，寻找心和心的触动诚然是重要的，但是那并不是故事的全部，甚至并不是故事的核心。关于在灾难现场体现人性的动人光辉的作品会被一部接着一部的写出来，拍出来；关于灾难如何发生的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辩论会一直持续；紧急救援队会在世界上那些战火纷飞、或是传染病肆虐的地方出现，然后离开，留下或者不留下些什么东西。不过，如果我们只是聚焦在那个病人身上，也许我们能够从上面那些宏观的叙事中拯救出一点更为基本的东西出来。这样东西，在无国界医生接受1999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致辞中，被如此描述过：“人道行动的本质非常简单：那就是，一个一个的个人，向置身最困难处境的人们伸出援手。”我们很容易在夸夸其谈中就忘记了这件事情的本来价值；我们很容易站在高处去俯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我们很容易地假设，自己永远不会有向陌生人求救的那一天；我们因此很容易忘却，在直面他人的苦难时，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拒绝缄默，应该果敢行动，大声发言。

《东方历史评论》的微信公众号将会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中关注一系列人道救援的历史。灾难，以及个人与灾难的那些英勇搏斗，本来是不应该被忘却的。和光辉与成功一样，它应该成为我们的共同记忆中的一部分，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正义、公平和秩序的价值。下面的这篇采访是对“无国界医生”中国内地媒体主任魏保珠女士的采访。在访谈中，我们描述了无国界医生的救援活动现场，也回顾了无国界医生在中国二十多年来的历史。

今年2月，马拉维遭遇大洪水，偏远地区交通被切断，鲜有援助。无国界医生的医疗队将一名38岁，怀孕9个月的产妇紧急撤离，随后用直升飞机送到最近的医院，数小时后产妇经剖腹产顺利分娩 © Luca Sola

东方历史评论（以下简称“东评”）：魏女士您好，我们想先从不那么官方的一个角度开始，您个人是怎么了解“无国界医生”的，是怎么参加到这个组织来的？

魏保珠（以下简称“魏”）：我在很早之前，可能上小学初中就好像从电视里了解到了。后面通过看亦舒的小说知道这个机构。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想做NGO的工作，那时候方向没有确定，也觉得应该先积累一些工作经验。所以有了一些经验之后，在2007年，“无国界医生”在广州成立办公室招聘。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机会，去做一个长久以来就想做的工作。我就去应聘，后来开始在广州工作。

东评：后来是什么机缘，使您来到北京，成立代表处呢？

魏：我们之前在广州的时候会接到很多北京的医学院和媒体的邀请做讲座，做采访。我们在北京的医学院、学校里面做分享。那时，很多人觉得，北京这么多优秀的人才，有这么多的资源，为什么不在北京成立办公室。“无国界医生”最初选址广州，是因为2004年南亚海啸时，无国界医生香港办事处接到很多中国内地人打过来的电话，积极提供帮助，并问怎么样可以加入。那时候无国界医生就觉得应该扩展一下内地的工作，而广州距离香港近，广州市民对无国界医生的支持也很大。

东评：您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去前线的？当时是什么样的项目？

魏：2009年12月份的时候，那时候是去尼日利亚的项目。作为传讯的人员，我一直很期待去项目实地看一下，当时恰好有这个机会，我就跟着行动中心传讯部门的一名同事，去项目上了解需求，从而制定相应的传讯策略。我们做了一系列调查的活动，问病人怎么看我们的项目和医院，也问当地的社群、社区的领导人，包括当地的酋长。

东评：能具体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魏：我们当时去的是尼日利亚的索科托（Sokoto），北部的一个州，在比较靠近贝宁的地方，穆斯林占人口大多数。当时我们的项目主要是母婴健康护理、营养治疗，并准备好应对霍乱、脑膜炎、麻疹等紧急医疗危机。。营养不良的治疗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我去的时候正是这个营养不良治疗项目的末尾，无国界医生正准备把这个项目交接给当地政府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不过，我离开以后，尼日利亚发生了骚乱，疫病和冲突，都意味着我们的紧急救援队又会忙碌了。。

我是一名传讯人员，主要的工作就是跟同事去和不同的人谈，跟当地的病人谈，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当地员工和当地社区的领导，也有跟当地的医护人员，就是卫生部下面的医护人员，还有卫生部的官员去聊。我们主要希望知道他们怎么看“无国界医生”的医院，看他们是不是认同，我们是一个中立的、独立的，不偏不倚的人道救援组织。这个认知对我们是至关重要的，是救援人员安全的保证。如果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中立、独立、不偏不倚的机构，就不会把我们作为袭击的目标。而那些病人，都可以得到我们提供的治疗。

我们那次在索科托的这个项目，有两个治疗机构，中间相距10公里，我当时就觉得，为什么不在中间，或者就选在一个地方工作。后来才了解到，这两个不同的行政区之间有些摩擦，而一边的人是不敢到对方的地域来求医的，所以两边都有这样的项目，虽然他们隔的很近。

无国界医生支持的也门萨达地区的卫生部医院里，一名父亲抱着受伤的孩子 © Sebastiano Tomada/Getty Reportage

东评：当时你到了救援的项目现场，第一感受是什么？

魏：临行前，我听到项目那边说，这是一个五星级的救援项目，而我去之前总是希望去那种条件特别简陋的小茅屋（笑）。到了当地，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刚到索科托的首府，一个老奶奶看到我，就朝我竖大拇指，拍我的肩膀，表示对我的感谢。我当时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不是医生，也不是前线第一线的工程人员，我是刚从办公室过来的。

但是我知道肯定是我们前线的人做了很多工作，当地人很感谢，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我们很快去见了当地的酋长，他们叫国王的。我到了他的宫殿里面，问他怎么去看“无国界医生”。他说，一开始，一帮外国人来到这里，不了解是干嘛的，所以就等着瞧吧。然后就看到我们是在治疗儿童的营养不良，其他病人去到你们那边，都可以得到照顾，而且都是免费的。所以他很支持我们的工作。那个酋长是在英国留学的，英语说的很好的，比较支持我们的工作，而当地卫生部门的人也是。

后来我的同事说，在那次采访他们之前，他们已经去当地的卫生部门跑了十几趟，开始工作的时候去卫生部汇报我们要开始工作了，去谈怎么样开始工作。当时我们营养不良的项目要交接了，他们又要跑十几趟，告诉他们怎么完成交接。所以，即使是传讯工作，也不是非常简单的。

东评：你在前线哪个地方待的时间最长？

魏：今年7月份，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待了1个月的时间。我们在喀布尔的两家医院里工作，一个是2009年开始支援的艾哈迈沙巴巴医院，在喀布尔东边，是当地公立医院，现在是地区级的医院。在西边，我们从去年开始筹备达西巴西医院的项目，今年1月份开始正式运营，主要是加强妇产部门。达什特巴尔切地区这十年以来有城市化的问题，地方人口在十年之内，从没什么人迅速涨到一百万。在塔利班时期，很多阿富汗人逃到伊朗去了，后来伊朗不能接纳他们,另外一些人还是想回国，他们回到阿富汗，慢慢聚集到喀布尔这边，但是很难找到工作，房租又不断增加，经济的压力很大。而且，虽然人口增加了，医疗设施并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那里有比较多的私人诊所，但是收费很高。公立医院是有的，但是没有药物，有的时候整个医院只有一个医生。医疗服务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奢侈品。

东评：你碰到最危险的工作是什么？或者你感觉最害怕的时刻是什么？

魏：每个任务都有不同的危险。如果说最近的阿富汗，那里几乎每天都有爆炸发生。去之前我觉得这个项目持续很多年了，应该没什么安全问题了。但我忘记了，阿富汗依然是一个处在战争中的国度。到了那里以后，发现每天都有直升飞机在头顶飞。开始的时候我很烦恼，觉得怎么老是有直升机飞来飞去。当然，你也不能随便出门。

东评：有没有需要当地的警察，或者是武装力量保护你们的时候？

魏：没有，我们不会寻求武装力量保护。这对我们来说是更大的威胁，因为可能会被看作是某一个派系，这样敌对的派系会把我们当成袭击的目标。我们在医院里面都会有“武器不得入内”的标志，也会跟军方保持距离。

东评：如果军事人员受伤的话，他还能得到救助吗？

魏：可以，他把武器放到外面，把制服脱下来进入医院。他就是一个病人了。

东评：但他出门又会拿上武器了，这里面会不会有一个道德的困境？

魏：作为人道工作者，你必须要中立、独立、不偏不倚。医疗人道工作，就是在非正常空间里面，营造出正常的空间。给一个病人提供救治，让一个病人重新获得做人的尊严，就是一个医疗人道主义者的工作。

当然你说的我能够理解，项目上的每个人都会有一些纠结。我看过我们一名前线医生的故事，他提到在卢旺达族屠杀过后，他在医院里面工作，看到有一个病人被送进来，当地人说这个人在大屠杀期间有挑开孕妇的肚子，看婴儿的性别之类的暴行。这个医生于是心里面很抗拒，但是作为一个医生，一个人道工作者，必须救他。他就给他做治疗，也看这个病人一天天的好起来。他跟这个病人，没有什么的热情在里面，只是做一份工作。很多年以后，这个医生收到病人的贺卡，告诉医生他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开了杂货店，过比较平静的生活。这个医生的心情，才慢慢的平复下来。个人是会有很多的念头的，但是作为人道工作者，在那一刻，是会去救人的。

继4月25日尼泊尔地震后，无国界医生在三个月内为灾民提供2500例门诊，为超过7000人提供心理社会支持。因交通不畅很多时候要用到直升机 © Brian Sokol/Panos

东评：让我们谈谈“无国界医生”在中国的发展吧。现在只有在北京和广州有办公机构？

魏：还有香港。“无国界医生”认为中国是有变化的。从1988年开始，我们在国内开展过救援的工作，那时候在国内就有救援的办公室。1988年的时候，主要是应对紧急天灾，如水灾、地震、暴风雪以及台风，所以不是长期的项目。之后我们也参加过1998年湖南、湖北的水灾救援等。我们发觉在天灾之后，中国能够在短时间内动员很大的力量。所以，在此之后，我们把关注点放到了中国偏远地区的医疗方面，比如，从1992年到2001年，我们在西藏一直做大骨节病这种地方病的物理治疗。另外，在广西、青海、云南这些地方，我们培训村医，提供基本医疗。而在新疆，我们有改水改厕、水利卫生的项目。

从2000年开始，我们把注意力转到中国的传染病这一块。2003年，越南最早爆发SARS，“无国界医生”是跟WHO（世界卫生组织）和越南的卫生部一起，去当地控制SARS疫情。很快中国这边也有SARS的病人，中国政府在河北有两个SARS的医院，我们去给他们做培训，也开展了一些捐赠活动。

2003年，我们在湖北襄樊和广西南宁两地开展了两个艾滋病治疗的项目，这个治疗项目是综合关怀治疗，从资源、咨询、检测，到治疗，还有依从性的辅导、社会支持这一块，还有机会性感染这一块，是比较全面的。艾滋病出现以来，一直是“无国界医生”关注的，不过我这里要说明，“无国界”不是说不顾国际准则，不顾当地情况，无论如何都要到各地去，但我们不是。我们去这些地方也是要得到各方同意的。

东评：你们1988年，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是怎么克服语言、文化这些障碍的？

魏：我们找当地的翻译。潘渊在1998年给“无国界医生”做过翻译。后来他觉得这个组织比较有意思，就申请参加海外救援项目走出去了。而2001年，第一个从中国内地出发的女性救援人员王娅也是。

东评：从1988年无国界医生进入中国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年时间了，你把哪一个时间点认为是比较有转折意义的呢？

魏：这个很难讲。因为我们是以紧急救援为核心，展开工作的。从救援的角度来看，我们并不是从1988年1月1日到今天，都在中国。和我们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知道哪个地方发生天灾，我们就去救援，紧急阶段过了以后，或者发现已经有很多人和资源涌过来以后，我们就离开，去找其他更有需要的地方。我们的行动比较快，但如果已经有很多人来参与的话，我们就会考虑这个地方是不是最需要我们的地方。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我们在第一时间有参加了救援，就是12日发生地震，13日我们的救援队已经到了成都。之后，在评估整个救援已经进入正轨之后，我们就安排撤出了。

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有很大的发展，我们现在没有在中国的救援项目了。从2003年开始，我们开始做之前提到的艾滋病项目，就是湖北襄樊和广西南宁的，这两个项目，一个于2008年交接，一个于2010年交接。在广西南宁，项目开展的时候，整个南宁只有一个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的地方，当我们交接的时候，已经有30多个了。这些年来，对于艾滋病，不管是治疗、用药、综合关怀都有很大的提高。我们也不想、也不可能取代国家的卫生机构永远待在这里，所以情况改善以后，我们会交接。当然交接之前，我们会花1到2年时间，去给当地的医护人员做密集培训。在湖北襄樊，我们的同事制做了纪录片，因为艾滋病病人需要终身服药，依从性是很大的问题，这个教育纪录片叫《一顿不能少》，规劝他们比较好的服药。

现在无国界医生看到中国政府、国内一些机构，包括一些中国人都开始走国门，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提供援助，其中很多地方也是无国界医生有救援项目的地方，无国界医生希望跟相关部门、机构交流前线工作经验和挑战，加强与医学界的交流。去年埃博拉在西非开始爆发，无国界医生在西非，在中国都有与国内的专家、卫生部门分享前线救援经验和教训。我们也希望国内有更多有志参与人道救援的专业人士，可以通过无国界医生这个平台走出去。

几内亚的最后一名埃博拉病人，3周大的女婴Nubia，战胜了病毒，被医护人员抱出病房（该医护人员也是埃博拉幸存者） © Tommy Trenchard

很多埃博拉幸存者在战胜病毒后遭受身体、社会和心理上的困扰，无国界医生的健康教育员Emma Kamara在外展活动中与村民谈论相关健康问题 © Tommy Trenchard

东评：在你们的资料中我了解到，整个中国大陆参加“无国界医生”项目的人，迄今为止只有二十几人，而香港却已经有146人参加，是什么限制了中国大陆对于这个组织的参与呢？

魏：这方面我们一直是有发展的，比如说，在2011年一年，我们招募到的人数，是2011年之前十年的总和。但是，国内知道无国界医生的人还不是很多，有些人知道，但不知道这里面除了医生，非医疗的人员也可以参加。我们很需要有经验的后勤还有财务人员，特别是一些紧急的项目，需要资深的后勤和财务人员，在项目上，也需要能起到协调和管理的人，这方面的人才也是很需要的。

当然，根据现状的话，我们对外科团队的医疗人员有较大的需求，比如说外科医生、妇产科医生、麻醉科医生，而这几种是可以比较短的项目，1-3个月的时间都可以在项目，这样他请假会比较方便一点。我们也有医生、其他方面的工作人员是长期在项目上的，但是那个在国内不是特别容易，需要放下的会比较多一点。以前也有一些医生技术没问题，但语言是障碍，因为我们在项目上需要用英语。

东评：你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是不是制约“无国界医生”在中国招募的主因？

魏：经济发展水平应该不是最大的问题，我们在印尼和菲律宾招到的人也不少。其他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东亚这里，有比较强的家庭纽带，家里面人怎么看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我刚提到，语言也是一个问题。最后，对于投身到这项工作历来，一般人会考虑的比较多，比如怎么保住自己手头的工作，怎么请到合适的假期等等。不过，我们相信中国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加入到人道救援的队伍中来。

源济

访谈｜他为什么放弃香港诊所的舒适环境，奔赴战乱前线 

原创 2015-12-28 魏保珠、朱瑞翼东方历史评论

本文为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医疗史”专题第四篇文章。点击阅读第一篇《中医存废问题的第一次大论争》、第二篇《中西医冲突背后的科学主义和民族主义》、第三篇《无国界医生：直面苦难》。

“感受到施比受更有福的喜悦”

——《东方历史评论》访“无国界医生”高志昌

采访、撰文：魏保珠、朱瑞翼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视频那端的高志昌医生神采奕奕，举手投足间活力充沛，既没有午休时间的倦怠，也很难猜出他的实际年龄。

2008年，他带着二十九载外科行医经验加入“无国界医生”，至今已经参与了八次前线救援项目，曾于2010年海地震后前往太子港援救，深入因长期内战和种族冲突导致人道主义危机的利比里亚与刚果民主共和国救死扶伤，两次抵达南苏丹支援。短则几周，长则三个月。哪里的生命最脆弱，哪里最缺医疗资源，哪里就有“无国界医生”的召唤。

2008年，已经有29年临床经验的外科医生高志昌参与无国界医生的医疗救援项目，从香港来到利比里亚。

香港私人诊所的舒适环境和前线项目相比简直天壤之别。在简易的前线医院，高医生必须承受高负荷跨专科的手术压力，应付时常断水停电的状况，处理“现代病”中相对陌生的枪伤、砍伤、被巫医烫伤。作为项目上唯一的外科医生，附近20万人口的休戚都与他有关。他曾经候召1800小时，经常过了傍晚才能用上早餐，累到和衣而眠。

他终究是个乐天派。两周内病倒四次没有让他退缩，而是为自己没有染上疟疾而感到庆幸。在中非共和国小镇站在水桶里淋浴的日常，会让他怀旧地忆起1950、60年代的香港。雨季到来，一只野猫妈妈带着三只出生不久的小猫没打招呼就迁居到他的房间躲雨两月，他便童心未泯地自称是猫崽的“养父”。

他的博客最真实地记录了前线的行医经历：“我们有一位十七岁的女孩，因为盆骨发育不完整而造成难产，需要接受剖腹生产手术……当我们打开子宫的时候，传出恶臭，这意味着羊水受到感染，我以为婴儿不能活下来。婴儿被困在盆骨深处，助产士帮我将婴儿的背部推出子宫，我才能将她拿出来。幸运地，当我将婴儿从母亲的身体拿出来后，她就开始啼哭。真是教人松了一口气！”

高医生感到自己是幸运的，有机会与这群常在新闻中被弱化为伤亡数字的当地人共同生活，平起平坐。和香港一样，那里有他挂念的病人，喜爱的孩子，敬重的员工。他会为减轻病人的痛苦感到满足，会因拼尽全力还是无力回天而失落。他常常感喟同在一个星球，生命境遇竟如此不同。而沉浸于自己的生活，漠视他人的苦难是何等容易。

也许只有真正设身处地，亲眼目睹，才能体会“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每次当他精疲力竭地回到香港家中，都深知修整几月后，他会再度出发。

这篇采访是《东方历史评论》的微信公众号专题“医疗史”内容之一。疾患灾难和人与之搏斗的英勇善良，本不应该被忘却。

2010年，海地地震后，高志昌医生来到灾区，这里除了地震受伤的病人需要后期护理，也有交通意外和枪击事件的伤者。而孩子们被他称为“苦困中的小天使”。

救援

东方历史评论(以下简称“东评”)：在“无国界医生”项目上，您的一天是什么样的？

高志昌(以下简称“高”)：我们的工作比较没有规律，很难说什么时候忙，什么时候不忙。有一次，隔壁镇子发生枪战，我们下午三点钟接到七个枪伤的病人，从下午四点到晚上十一点连续七个小时，处理所有七个枪伤的病人。第一次在（利比里亚）妇产科项目上，我曾经晚上九点之后断断续续做了一晚的剖腹产，直到早上六点为止。没这么忙的时候，我就尽量去休息或者放松。团队一般礼拜六晚上会聚在一起聊天、听音乐、弹吉他。我有时候礼拜天会和本地同事出去喝东西吃饭，让精神放松一下，可以的话我也会做少量运动,比如说跑步和体操。

东评：在您最忙碌的时候，“无国界医生”怎么安排治疗的优先次序？

高：通常一批病人来到，我就和几个内科医生或者护士一起评核伤病情况，紧急的需要尽快做手术的我们通常会先做，常见的有些枪伤，没有不断流血，没有生命危险的就会延后处理。排好次序我才开始工作。

东评：您有没有遇到过，因为人手和资源不够，病人没有办法得到救治的情况？

高：虽然我去过几个暴乱的地方，但暂时还没经历过很大量的伤者同一时间到达医院。或许我比较幸运，去过的八个项目都没遇到这种情况，通常是比较大的意外或是大的灾难才有这种情况。最接近的一次应该是第一次参加的利比里亚的妇产科项目，同一时间有三个孕妇都要剖腹产子。但因为在利比里亚的首都，我可以将其中一个病人转介到另外一家医院做手术。

东评：在“无国界医生”的项目上，您会经常接收一些比较严重的病人伤者，如果有病人在您手上去世，这种情形和感受和您在香港行医时是否有些不同？

高：你知道我们“无国界医生”的资源有限，一般我们手术室设施和病房设施都是最基本的。有些时候感觉是很无奈，因为当地医疗设施简陋，医护人员水平落后，病人医疗意识薄弱，明明是比较轻微的病症也有可能致命。

但是换个角度来说，有些病人和家属的感受，有一点在我意料之外。通常在香港如果有家属去世，或者是一些很重的并发症，通常家属都会很不满意，很不开心，或者很多投诉。中国内地大城市也是这样。但是在“无国界医生”的项目上，我多次的经验是：即使救不到那些病人，那些家属不但不埋怨我们，很多时候还怀着一种很感恩的心情。有一次在南苏丹，我遇到一个刀伤的病人，被人在肚子上捅了一刀，手术了之后还是救不了他。急救完之后，我很失望，想和他哥哥解释我们做了些什么，结果还是救不到他。但是我想不到他一开口就说谢谢，我就惊呆了。他说完谢谢接着说：你们已经很努力了，如果不是你们在这里，我弟弟连这个机会都没有。所以很多“无国界医生”的项目，我都会感受到这种本地人对我们的赞赏和尊重，满足感比较大。

东评：每当您完成“无国界医生”项目需要离开的时候，你跟合作过的同事和救过的病人道别是怎样的心情？

高：其实，前五六个项目都挺依依不舍的，尤其是三个月的项目认识了不少朋友。很多时候本地的朋友，我离开了之后再次见面的机会就不大，大多数当地人用不了电话和互联网。但是一些国际的工作人员到现在都是我的好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络，有些甚至还来香港探望我，我也去欧洲探望他们。

影响

东评：您能谈谈“无国界医生”国际和本地的人员对您的影响吗？

高：“无国界医生”的国际救援人员大都很有心，有几位同事对我影响特别深。我觉得很幸运的是2010年在我去第二个项目的时候，就结识了一位荷兰的项目主任，三十来岁的一位女士。闲谈之中她告诉我，2010年之前那九年，每年她都用九个月来参加“无国界医生”的项目。你可以想象一下，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是一个人建立事业的最关键时期。但她把人生创业最重要的时刻完全奉献给了“无国界医生”，她的行为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其他同事包括德国麻醉科医生、菲律宾的内科医生，荷兰的内科医生，他们对待病人的热枕和全心全意的态度让我很受触动。大家彼此之间带来很多正面的影响。

另外还有一个人对我影响很大。我在海地地震参加救援项目的时候认识了一个荷兰的工程师，他骑单车环游世界：由荷兰出发横跨整个欧洲，向东经过西藏、四川一路去了泰国。海地地震后，他在泰国曼谷扔下自行车，坐飞机去了海地，之后他又继续自己的旅程。我认识了他才发现人生原来可以这么自由，这么随意和狂野，这也鼓励了我更加全心全意地去追自己的梦想。

东评：您的梦想是什么呢？

高：其实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希望自己有能力帮到世界上最需要帮助的人，不分国家、不分种族。当时我还未做医生，还是个中学生。当我做了医生之后意识到医学可以帮助我实现梦想。所以当我终于能够放下自己日常生活的责任、精神枷锁，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在“无国界医生”终于实现自己的少年梦。

东评：我觉得您特别开朗、热情、快乐。我不知道您的性格向来如此还是受到了“无国界医生”经历的影响？

高：是有影响的。我自认为比较内向。刚开始参加比较困难，我也没有那么主动。但第二次项目以来，自己就放开了好多，有不懂就问。就算是本地同事，我也会问，懂就是懂，不懂就不懂。沟通能力进步了，比较愿意去认识新朋友，接触不同文化。参加“无国界医生”之后，我从很舒适的环境到了完全陌生的环境，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上的挑战都很大。积累了一定经历以后就能比较快地适应工作环境和人事安排。我现在一两周内就可以掌握每个项目的特征，两周内工作就开展得很流畅了。虽然我的性格没有很大的转变，但我更明白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发挥优点，改正缺点。

2010年，高志昌医生参与无国界医生在海地的救援任务，也结识了让自己受到启发的朋友。

东评: 您在“无国界医生”的经历对您的职业道路有什么影响？

高：当然有。在发达国家或大城市，外科分科是很细的。像我在香港属于普通外科，负责腹腔和颈部的手术。在“无国界医生”前线，往往每个项目只能有一个外科医生，其他都是内科医生。我作为外科医生，所有的责任和压力都在我一人身上，需要样样都做。如果手术会做，理论上是要全部做完。如果有时不会做，在一些很偏远的地方，病人可能就没有第二次机会。我从第三、第四次项目开始就感受到专业上的压力，所以就不停进修自己。虽然我年纪大，但还是会翻看非自己专科的书籍。回到香港，如果我有问题不懂，就找不同专科的朋友学，甚至会到手术室去观摩。到第五个项目再去南苏丹的时候，自己就发挥得比较好了，不同种类的手术我都能兼顾。之后的项目，我觉得自己是在不停地进步。所以你说，我满足不满足自己的技术呢？我到现在都不满足，我一直在不停的学习中。

东评：从最初接触“无国界医生”到现在，您对“无国界医生”的印象有什么变化？

高：大致是一样的。我认识“无国界医生”的时候，觉得他们是一帮很有心的人，在很艰苦，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给予需求很迫切，而又容易被遗忘的人群医疗辅助。这和我少年的梦想是很相近的，也让我下定决心追求自己少年梦。记得第一次我去的是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很多时候朋友就问：你为什么那么辛苦到非洲去？中国内陆都很多贫困地方，为何你不去那里帮忙？那里的现实和中国的现实是还是差距很大的。你能想象，在非洲的首都,观光区之外，连水电都保证不了吗？我以前去过的四川山区还是有电有公路的。我去过蒙罗维亚的一位病人家，真的非常简陋，没什么家具，一件家电都没有。手机偶尔才见到，但手机比固定电话常见。在香港一般用固话，之前我不理解为什么非洲朋友会去深水埗买二手手机。后来我才想通：因为固话需要在路面铺线，他们房子零零落落，时常还有动乱发生，铺电话线的难度是很高的，手机反倒实用，当地人会去有发电机的小店铺里充电。

2015年，高志昌医生第8次参与无国界医生的救援项目，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南基伍省的项目上进行手术。

东评：是什么让您继续参加“无国界医生”的项目呢？

高：“无国界医生”的存在对当地的人的帮助真的很大，越贫穷的地方越是如此。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五次去南苏丹的时候。我从飞机上望下去，那个镇一条公路都没有的，一条泥路也没有，车辆当然也很少，车都是沿着之前的车辙走，正所谓路是人走出来的。镇上人口是6万多，加上附近大概20万人口。一家医院都没有。“无国界医生”的医院就是这20万人口里唯一的医院。 20万人口里，我是唯一的外科医生。一些简单的炎症，比如阑尾炎，在香港或北京根本不是大问题。但是在那个小镇，如果没有我们这个项目，没有外科医生，一个10岁少年就会因为阑尾炎丧了命。这让我感触非常深。我们的存在和不存在对当地人的生命和健康影响是很大的。

东评：您能对希望参加“无国界医生”的人说一句话吗？

高：去到世界上最需要援助的地区，进行人道救援，必会再度燃点各位救急扶危的理想，及感受到施比受更有福的喜悦！

源济

八九十年前的医疗广告长什么样？ 

2016-01-07 杨祥银 东方历史评论

本文为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医疗史”专题第五篇文章。点击阅读前四篇：一、二、三、四。

近代上海医疗卫生史的另类考察

——以医疗卫生广告为中心的分析（1927— 1937)

撰文：杨祥银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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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代上海广告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是中西文化交流、贸易往来与商业竞争的产物。鸦片战争之后（尤其是1843年上海开埠后），外商将国外经销商品的各种广告手段引进上海，尤其是那些国外的跨国公司，它们纷纷在上海设立分公司以占有中国市场。而这些跨国公司又相当重视广告在市场竞争中的重要性，而受到这种市场意识的影响，后来的华资企业也纷纷设立广告部，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中外商业广告战。

近代上海的广告形式多样，按照徐百益先生的分析，主要有布告招贴广告、报纸广告、图书杂志广告、无线电广播广告、路牌广告、街车广告、霓虹灯广告、印刷品广告（包括传单、说明书、目录、小册子、小画片、月份牌）以及电影幻灯片广告。近代上海广告不仅形式多样，而且出现了大量的广告机构（包括企业的广告部、广告代理商、专业广告公司以及广告同业公会），有力地推动了广告的市场化、企业化与规范化发展。同时，为规范广告业的正规化发展，广告行业协会以及政府都颁布了相应的广告管理的行业规范准则与政策法规。

综观现有近代上海广告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广告已经成为研究近代上海历史与上海文化的一个重要媒介物。它虽然无法反映社会的整体面貌，可是却不失为一种值得尝试的视角。正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黄克武先生所说，“广告可以说是社会中想象力和愿望的浓缩，是社会目标的产物，而有效的广告诉求正代表了该社会中消费者所认可的生活体验……藉此而了解一些透过其他性质的史料所不易观察到的社会现象。”笔者以为，对于广告的观察不仅仅是限于对社会现象的反映，更为主要的是，它以图片与文字的双重信息呈现了现象反映之外的更为深层次的象征意义的表达。尽管，对于象征意义的理解会因为个人诠释的出发点和知识背景的差异而造成偏差或者是“无中生有”，笔者不知道这种诠释是否完全可信或客观，不过，本文的目的不是为了在这些诠释中得到什么最终结论，而仅仅希望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医疗卫生史写作方法的可能性。

进入正文之前，笔者首先对文章中的几个关键问题作一交代与澄清。

1. 为什么是医疗卫生广告？

笔者在研究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医疗卫生史的过程中，需要查阅《申报》上的相关报道，而在翻阅过程中却发现关于医疗卫生的广告特别多。这里笔者将根据戈振公先生关于1925年《申报》和胡俊修先生关于1933年《申报月刊》上的广告统计情况来说明医疗卫生广告占有大部分（虽然两个统计分类方法并不相同，这里仅供参考）。

笔者以为，医疗卫生广告的频繁出现除了商家的商业利益考虑之外，是否还能反映出当时上海社会医疗卫生消费背后的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呢？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广告跟当时政府的医疗卫生政策有一定的关系。比如在1928 — 1937年上海市政府举办的16届卫生运动（其中有3届未能举行）过程中，当时很多药房和医院都参与了这些卫生运动，并且在广告言说中巧妙地以卫生运动为契机大肆推销。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很多广告都以“卫生运动”为标题。正是如此，文章试图超越传统的从政府医疗卫生政策出发考察医疗卫生的做法，希望以广告为中心做一文本分析，看看是否可以呈现另一幅景象？

2. 为什么是1927 — 1937年？

本文这样划分显然是出于研究的方便。不过也有其他考虑，主要是因为从1927年7月7日上海特别市政府建立（1930年7月 1日改名上海市政府）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期间的10年是上海从20世纪初到建国前最为稳定的时期。而且，南京国民政府为实现国家重建的任务开展了一系列包括医疗卫生在内的现代化建设计划，而上海就是其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试验地。所以，本文也将会考察政府如何通过医疗卫生现代化以及卫生与国家的关系来表达它对于建立现代独立民族国家的诉求。

3. 卫生（hygiene）是什么？

卫生包括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而在英文书写中通常将前者表示为“hygiene”，而后者表示为“public health”，但有时又用“health” 来泛指卫生与保健。在传统的中国知识论述中，卫生通常指“养生之道”，主要指个人保健。可是随着西方卫生观念的影响以及以生物医学和细菌学为代表的西方医学体系在中国的确立，卫生在官方论述中从过去的身体保健转变为以改善公共环境和加强传染病预防与控制能力为主的公共卫生观念。这种转变我们可以从1928— 1937年之间上海卫生运动的内容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当时卫生运动主要是针对如何改善街道卫生、加强传染病预防与控制能力。可是，从当时的医疗卫生广告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日常生活论述领域，卫生兼具个人保健与公共卫生的意义。因此，本文的医疗卫生广告范围，除了包括医药、卫生用品（牙膏、卫生巾、现代浴室设备、肥皂与香皂等）之外，还会包括保健品广告（包括各种补品与营养品）。

2

身体与国家：卫生的政治性

这里笔者将集中根据一些医疗卫生广告中的图像与文字内容及其象征意义的诠释来分析个人身体、卫生与国家如何通过对于医疗卫生产品的（想象性）消费联系在一起。当然，文章也会从政府的医疗卫生政策出发考察个人卫生对于国家的意义，以及政府如何通过个人卫生的社会总动员（通过卫生运动）来实现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控制与规训。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医疗卫生政策成为国家加强社会控制的正当性借口。首先列举一些当时的关于医疗卫生广告言说的内容，然后进行分析。

（1）救国必先强民，救民必先强身，我国连年战争，利权外溢，国弱民病，已至极点。若不设法挽救，后患何堪。本药房秘制下列四种药品，为治病强身之惟一圣药。望我爱国同胞服愈病体，借可振作精神为国争光，将来国富民强，俾有厚望焉。（上海联昌德大药房德轩氏四种良药广告，《申报》，1928年4月27 日。）

（2）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薛笃弼呈请提倡国货。薛部长继冯总司令之后，提倡国货，不遗余力，近呈国府，拟具办法五条，均属切要，呈文有云：“我国教育未能普及，人民爱国思想亦未十分发达，无怪群趋于购用外货之一途”，现在民众站在青天白日旗帜底下，是必各具热忱，矢志爱国，一致改用国货，拒舶来品于千里之外，国强民富，庶几有焉。（上海中法药房人丹等广告，《申报》，1928年4 月27日。）

（3）卫生强国。精制卫生用品，提倡卫生要义。拭秽草纸，虽为微物，然其关系人体卫生极大，我国人日常所用草纸，多欠清洁，故常人患痔疮者，不能用草纸，即因其不洁而未消毒者，虽近来有外国货之卫生纸输入，比较清洁，然而利权外溢，用者痛心。本公司有鉴于此，特向利用纸厂定制卫生草纸……本公司制造公众棉织日用品等，质料精美，立意新颖，永不退色，切合实用，固已有口皆碑，毋庸赘述。现在国内之青天白日旗下，市政日渐革新，各处多宣传提倡卫生，近日上海特别市政府亦有卫生运动大会之举行，可知卫生之于人生，实称重要。（三友实业社卫生用品广告，《申报》，1928年4月28日。）

（4）体弱多病，其第一原因，在不讲求卫生，人民羸弱，遑言强国，故欲强国，必先注重卫生，现在上海特别市有卫生运动大会之举行，督促民众注意卫生，意良善也，本公司有许多精美卫生日用品，供给公众卫生上所需要。（三友实业社卫生用品广告，《申报》，1928年4 月29 日。）

（5）市政与卫生。市政改良，为今日当务之急，如翻筑宝山路及大统路、修建新闸桥、及添建乌镇路桥等、以便行人、此均为今日市政治设施、见诸实行者、市民卫生、亦市政之一、尤有改良之必要、市政府亦有种种之设施、夏令将届……霍乱吐泻、绞肠痧症、宜服虎标万金油……(上海虎标永安堂广告，《申报》，1928年5 月9 日。）

（6）雪耻！外侮侵凌，国家之耻。疾病侵凌，身体之耻。欲去疾病，首在强身。（上海九福公司百龄机补片广告，《申报》，1928年5月9日。）

（7）如何可使中华居国际之上风乎？国为个人集合而成，故一国之情形，恒视其个人之情形而定，苟一国之男女老幼，皆康强精壮，则其国必兴，否则病弱之躯无裨于建设，徒为社会之累而已，职是之故，凡属国民均应立志使其体格健全无亏厥，职如是则集腋成裘，人人皆为兴国之健者。（上海韦廉士医生药局红色补丸广告，《申报》，1931年 1月25 日。）

（8）世界文明各国，因卫生的进步，传染病已很少发现了；但是我国多数人不讲求卫生，所以各种传染病盛行，尤其是夏天里的霍乱症最烈。年来中央和地方卫生行政机关，对于公共卫生都十分注意，清洁检查，防疫运动，不断的举行，我们民众也应当热烈的参加。（上海五洲大药房亚林防疫臭水广告，《申报》，1936年6月15日。）

（9）强国必先强民，强民必先强儿。（美国宝华公司牛奶粉广告，《良友画报》，第 14期，1927年4 月。）

通过上述广告言说内容，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这些广告都把中国贫弱的原因归结于国民身体的病态，进而得出结论：“欲强国必先强民，欲强民必先强身”。（详见第（1）和（7）条广告）而身体多病的主要原因在于不讲求卫生。（详见第（4）条广告）正是在这样一个逻辑下，卫生作为一种日常生活行为，因为对于亡国灭种的担忧，因为对于强大国家的向往与渴望，而变得富有浓厚的政治寓意。就连普通的卫生纸的使用和牛奶粉的饮用都成为国家强大的象征性行为。三友实业社在1928年4月28日《申报》上更是以巨大的篇幅注销以“卫生强国”为标题的卫生用品广告，其视觉效果足以激发起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与购买这些产品的欲望。很显然，这种购买与消费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被赋予了政治色彩。

其次，我们从广告内容【详见第（3）、（4）、（5）、（8）条广告】可以看出当时的政府积极地领导了上海的卫生建设。如前所述，1927年上海特别市政府建立之后一直致力于包括建立现代医疗与公共卫生体系在内的全方位的现代化建设。反映在公共卫生建设方面就是从1928年至1937年期间上海市政府举办了16届（其中第八、第十和第十一届未能举办）卫生运动。

通过对于卫生运动内容与意义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政府倡导的卫生运动中卫生如广告中的言说一样，被赋予了政治意义，身体成为民族复兴的基本要素。这种象征意义始终贯穿历届卫生运动。上海市长吴铁城给第十三届卫生运动的题词就是“强我民族”。《申报》在谈到第十四届卫生运动的意义时指出，“这次卫生运动除了促进民众健康建立民族外，还含有两种重大的意义：（1）近代物质文明的向上，使欧美先进国家的卫生事业走上了最健全的路……我国卫生事业的落后是很明显的事实，卫生事业的前进或是落后，颇足表现社会文化的髙下，因此这次卫生运动其所含有的最高意义，就是提高我国的文化水平。”在这里，卫生更是成为国家竞争与文明程度高低的衡量标准。1936年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在给上海市第十五届卫生运动特刊的题词中同样反映了这种思想，“自强不息象天行健，卫国卫民生机烂缦，合群并进相观益善，民族复兴此其左券”。陈调元更是直接以《卫生运动与民族复兴》为题来谈两者的关系：“使各个人皆有康健的身体，自强的精神，推己及人，相习成风，不特为我人强身之本，实乃强国之基。方今国难日亟，谋我者日张我人为复兴民族计，必须全体国民总动员，从民族健康改造，使人人有卫生的习惯，养成壮健的身躯，一扫老大病弱的风气，必自踊跃参加卫生运动始。固知我人健强之基础在卫生。卫生，乃为复兴民族最实际而且最基本之要素。”在最后一届也就是第十六届卫生运动大会宣言中，为了突显身体健康要素在民族生存竞争中的意义，便通过与其他要素的比较加以论证，“民族生存的竞争，到现在已经成了最急迫的时代了。其竞争的要素有六：体力、智力、勇敢、机敏、耐久与团结。这六种要素虽然包含身体与精神两方面。然而，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没有强健，决没有健全的精神，所以复兴民族的根本要素，还是在求身体的健康，而要使身体健康，最基本的，还是要切实的提倡卫生。”

上述之所以反复引用关于卫生运动与民族复兴的关系，就是试图说明，在某种意义上，卫生运动与其说是为了提高市民的身体健康和改善城市公共卫生，倒不如说是通过卫生运动进行一场以倡导民族复兴与国家独立的社会总动员。这种社会总动员背后更为深刻的原因是国民政府希望通过这种形式激发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实现对于其统治政权合理性与有效性的认可。或许从这里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国民政府将卫生运动作为其定都南京后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积极推行的“七项运动”之一。同时，为加强卫生运动作为一种社会总动员的方式以及作为一种仪式的规训作用，上海市政府卫生运动筹备委员会为卫生运动的开幕典礼规定了一套严格的程序。以第十四届为例，开幕典礼包括：行礼如仪、主席报告、市长致辞、来宾演说、学生童军代表行卫生劝导日宣誓礼、奏乐、摄影和散会。

第三，通过对当时广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那些将个人卫生与国家富强联系起来的广告主一般都是一些华资企业，主要是当时的一些药房和制药公司。这些企业为了应对来自同行的西方商家的激烈竞争，而采取一种民族主义的广告言说方式来刺激国人对于这些产品的购买与消费欲，当时有一句极为流行的话，那就是“用国货即爱国”。【详见第（1）和第（2）条广告】同时，为推销其产品和赢得社会声誉，这些企业积极地参与上海市政府领导的卫生运动。我们可以看到在即将举行卫生运动的时候，当时的广告言说内容中就会相应地加入关于卫生运动的信息或者以卫生运动作标题来吸引顾客。【详见第（3）和第（5）条广告】对于广告主来说，这些行为虽然是出于商业考虑，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企业有效地传播和强化了政府对于卫生运动与民族复兴这种密切关系的诠释。

就这样，承载个人卫生的身体被不断地国家化，身体的存在已经不再是肉体的延续，它俨然已经成为国家富强的基础。政府、社会团体与个人都参与了这种卫生与国家富强关系的建构与想象，而显然政府在这种关系中处于一种主导地位，它有利地引导着对于这种关系的诠释。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黄金麟先生指出，（在近代中国）身体之所以成为举国瞩目的焦点，成为各种论述和实践性行动出发的起点，其实是和此前各种改革运动（同治时期的自强运动、光绪时期的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后的清末新政）的失败有莫大的关系。身体并不是从一开头就与国家的存亡或族国的兴盛，产生密切的联想关系。显然，身体的国家化是亡国灭种危机下所引发的另外一种民族救亡运动。从上述的广告言说中和卫生运动大会的宣言中，我们无不看到对于中国贫弱的担忧与反思。

黄金麟先生对于近代中国身体国家化的考察为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他认为，近代以来，从康有为、梁启超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一直致力于各种各样的身体改造运动，建构一种有关身体的“应然”的大叙事（grand narrative）。他以1902 —1919年的军国民运动、梁启超的新民主张、1920年代中后期的公民教育运动和党化教育以及1934年的新生活运动为例来探讨近代中国身体的国家化过程。正是通过这些身体改造运动，使身体作为一种国家工具的历史发展获得一个“爱国”的美名包装。同时也说明了身体在近代中国已然变成一个非常政治性的场域，一个满是教化权力与知识交结介入的场域。笔者以为，上述提到的卫生与民族复兴关系的建构与想象也同样是一种近代中国身体国家化的重要表现，这显然是黄金麟先生所忽略的。

3

现代生活方式与消费文化：作为商品的卫生保健

对于近代上海商业文化与生活方式的研究近年来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新的关注点。可是，对于近代上海消费文化仍然缺乏整体性的研究，更多的是在商业文化与生活方式研究中提及消费文化，当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忻平先生的研究指出，在具体的生活消费中可以看到20 —3 0年代上海人对新生活的理解、追求与新的生活方式的创造，也展示着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个性的张扬，这一切都体现了一种对现代生活方式的理性的本能的选择。他通过对于上海人具体的日常生活消费的研究得出20— 30年代上海人消费文化的两个基本特征：（1）新的俭奢观。即上海人对消费的俭与奢认识渐趋稳定，个人均按照自己的收入与对生活的经历及前景的预测来决定生活的态度与消费的方式和程度。（2）上海人的消费已从低层次的单纯生存所需上升到体现自我价值与张扬个性的高层次的精神追求了，并成为一种主导潮流。他的研究无疑是具有启发性的，它为我们理解近代上海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乃至上海现代性）提供了一个非常不错的视角。更加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研究超越传统的经验性论述，而是通过对于当时上海不同阶层人口的收人水平以及日常开支的具体分析得出的。忻平先生的研究也注意到大众传媒对于推动这种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的作用，可是并没有展开讨论。这里将通过对于当时的医疗卫生广告的分析，试图说明广告如何通过对于产品的言说加强卫生保健在现代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在这些广告论述中，卫生保健被商品化和符码化了，因为对于医疗卫生产品的消费不仅能带来身体健康，同时还能带来一种新的现代生活方式。

通过广告的分析可以发现，对于这种新的现代生活方式的向往最集中地体现在对于美好幸福家庭生活的渴望与追求。医疗卫生广告不断地通过一个个幸福的家庭生活场景来向消费者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如果希望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就必须购买它们的产品。以《良友画报》上散拿吐谨延年益寿粉（德国柏林华发大药行制造，后改名为德国荷兰华发大药行）的三则广告为例，我们就能够看得更为清楚。

（1）如欲新精力与新健康，请即服德国制造散拿吐谨延年益寿粉。快乐家庭之基础。家庭之快乐，基乎夫妇之健康。但现代人事日繁，身心劳悴，以致脑力容易消耗，精神欠佳，肝火太旺。每因细故，使夫妇间爱情冷淡。故欲使家庭快乐，必须战胜此种衰弱情形。欲战胜此种衰弱情，唯有连服正真补品，即散拿吐谨……散拿吐谨，在短时期内，可使君身体健康，青春长旺。

（2）如欲新精力与新健康，请即服德国制造散拿吐谨延年益寿粉。个人康健已是乐事，合家康健更觉可喜。康健乃人生至宝，个人康健，享尽人生之乐趣。合家康健，享尽天伦之乐趣。君欲使个人与合家康健，请即遵从千万热心服用散拿吐谨者之忠告。

（3）如欲新精力与新健康，请即服德国制造散拿吐谨延年益寿粉。保君府康健，驱除一切病魔，品妙健康保障。疾病为人生之劲敌，不独减少愉快，且能促短生命，惟有健康，方可与之抵抗。强健之道，不外补脑与益血，近代物质文明，人事日繁，吾人用脑尤多，每营养不足，神经衰弱，是故补脑实为第一要事……服散拿吐谨，可于短时期内，使神经增强，重享青春之康健，而对于病后复元及孱弱儿童，更有反弱为强之惊人神效，已经全球二万五千以上名医试后书面证明。

通过上述三则广告的文字与图片内容我们可以暂时做以下分析。首先，像散拿吐谨延年益寿粉这样的卫生保健品不仅能够带来身体健康，同时它还是幸福的家庭生活的基础。在这种广告论述中，健康被作为一种促销手段被消费，同时它还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被潜在的消费者所想象。其次，通过广告图片上的家庭成员的穿着，我们可以发现代表传统的旗袍和长衫与代表现代的西式服装既形成鲜明的对照又看上去是那么的和谐。其实，这正好论证了李欧梵先生所说的，上海的现代性并不是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而是现代中包含着传统。第三，在广告的影响下，当时的上海人形成了一种超越商品物质性之外的符号意义的消费。最为典型的就是崇尚洋货的心理，在某种意义上对于西药、西式保健品、外来肥皂的消费以及中药西药化实际上都蕴含了对于西方现代生活方式的想象与向往。这种符号消费完全是广告塑造出来的。所以说，广告在消费文化的塑造中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而当时的上海企业家就具有非常敏锐的广告意识与高超的广告手段，就连外商企业都望尘莫及。上述提到的高家龙先生关于黄楚九的中法大药房的广告策略研究已经充分说明这一点。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卫生保健之于现代生活意义这套论述体系的建构过程中，那些具有现代西方医疗卫生知识的社会精英通过以报纸和传单（当时的医院与药房都会相应地出版有关卫生和健康指南）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工具强化了这种知识并影响到大众。正是这样，上海的企业家、以广告为代表的现代传媒与那些有着相当医疗卫生知识的知识分子都有意无意地为现代性做广告，借此促进了上海消费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建构。

4

结语：民族国家、日常生活与中国现代性

什么是中国现代性？如何反思中国现代性？这两个问题一直萦绕着那些致力于探讨中国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的学者。在本文中，笔者自知无法对于这两个问题做出解释，而笔者试图要表达的是本文对于医疗卫生广告的分析可以为我们理解这两个问题提供一种参照。

在主流的话语体系中，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一直是中国现代性的主要内容。而这个结论的得出也基本上是基于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精英的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思想的分析。学者们最乐意研究的就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父——梁启超。梁启超的新民学说便成为学者们的主要分析文本，便以此认为，梁启超的国家思想经历了传统的“天下国家”到现代“民族国家”思想的转变过程。就这样，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精英形成了一整套关于民族国家的知识论述体系，而这种论述体系一直宰制着学术界对于中国现代性的讨论。而近来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甘阳先生指出，无论梁启超还是康有为或其他20世纪中国先贤，都不同于列文森，因为这些中国先贤实际都只是把采取现代西方民族主义路线的“民族国家” 道路看成是救急之计，而并不认为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长远之图。在发表《新民说》十年后，梁启超即发表了著名的《大中华发刊词》以及《中国与土耳其之异》等文章，这些文章的主旨可以说就是提出了“大中华文明—国家”的思路，因为他在这些文章中所讨论的“国家”，都不是指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民族—国家” 概念，而正是“文明—国家”含义上的国家概念，这种“文明—国家”的基础在于梁启超所谓的“国性”，实际也就是“文明性”。

对于这个观点，笔者并不赞同。从上述关于医疗卫生的广告言说中，我们不断地看到对于民族国家的诉求与想象，看到卫生对于建立一个现代独立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不过，本文的意义并不在于通过医疗卫生广告来论证中国现代性的这套对于建立民族国家的主流话语体系。而是试图思考当某些类型的话语体系相对于其他话语取得优势乃至主宰地位并合法化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来反思中国现代性的其他维度。通过医疗卫生广告对于促进现代生活方式形成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性的其他面向，那就是对于日常生活的物质与精神世界的需要与欲望。这两个方面是紧密联系的。但是，由于这种需要与欲望在亡国灭种的独特历史场景下，被以救亡与启蒙为中心的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所压制。

那么医疗卫生广告在中国现代性建构过程中又扮演着什么作用昵？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来说，一方面它强化与传播了社会精英分子所倡导的关于民族国家的知识论述；另一方面它又为现实生活中近代中国无法建立一个独立民族国家的残酷现实（即使有国家存在，但是也未能真正独立与强大）提供了一个想象的空间，暂时舒解了中西冲撞下中国处于下风的失落与紧张心理。而从日常生活来看，广告不仅刺激了人们对于日常生活中物质文化乃至都市快感的欲望，同时也为那些无法真正消费这些物质文化与快感的人提供一种想象的空间。

本文选自余新忠主编的《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8月出版。

源济

“种痘”的历史：为什么最早接受牛痘接种的是广州？ 

2016-01-14 东方历史评论

本文为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医疗史”专题第六篇文章。点击阅读前五篇。

撰文：梁其姿

翻译：董建中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1

引言

1933年鲁迅（1881—1936)写了一篇文章，生动记述他第一次接种牛痘的经历，当时他两三岁，是在老家绍兴。他是在家里种的痘，而不是在种痘局，这“大约是特别隆重的意思”。他还记得痘官的睑，“胖而圆，红红的，还带着一副墨晶的大眼镜”。鲁迅印象最深的是痘官说的话，他一点也听不懂，像是讲的“官话”，而他的模样，“是近于官的”。鲁迅的回忆也告诉了我们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他有趣的种痘细节：种痘局很普遍，但只是设在大的市镇上并有季节性；在人们可以选择传统人痘的情况下，牛痘还远未普及。鲁迅对本土传统的敏感具有代表性，但这里他却漏掉了中国牛痘接种的一个中心环节。在称赞上海“可能是中国最文明的地方”，因为那里牛痘接种很流行、也很方便时，他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就牛痘而言，应该将广州作为参照城市，因为这一种痘技术在19世纪初最早传入广州，也是在那里被人们率先广为接受的。

琴纳牛痘接种术（Jennerian vaccination）经由澳门和广州传入中国一事，人们多次说起，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学家，有时还细致入微。能见到的最早英文记述之一是马士（Morse)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该书1926年首次出版。这种说法在由王吉民（K.C.Wong)和伍连德（Wu Lien-teh)合著、1936年出版的《中国医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中再次提及并有了更为细致的记述。在书中作者描述了1802年前后，东印度公司在华的外科医生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是如何在澳门进行牛痘接种的，皮尔逊比携带另一批疫苗的西班牙巴尔米斯医疗队（Balmis Expedition)要早一些年，并且写了一个关于如何种痘的小册子，该书由斯当东（George Staunton)翻译成中文，在广州十三行一位商人的帮助下，于1805年出版。该书也详细地描述了在1805一1810年间，由十三行商人在他们广州的公所（Public Hall)建起一个免费接种牛痘的善局，雇用了中国最早的一位痘师邱熺，他在1817年出版了自己的著作。王吉民和伍连德以及用中文记述此事的历史学家，认为在19世纪中，这一技术在广州的传播很顺利。

在本章中，我们将避开中国引种牛痘具有重大意义这样的宏大叙事，试图回答鲁迅感兴趣的那些问题：痘师是些什么人？在种痘传播过程中还有哪些人的参与？种痘局是怎样的机构？社会是知何看待这一新奇且是外来的技术？我们也将对广州，这一中国最早进行种痘公共实践的地方进行更细致的考察。换言之，一项新技术顺利地在19世纪一座中国城市进行传播，那么该城市会是怎样的社会结构？我们也将考察一座大都市正在兴起的医疗文化，这座城市不同于北京和上海，它远离帝制晚期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然而却是一座商务和贸易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有中心位置的城市。

2

痘师

当时的痘师是些什么人呢？资料显示在澳门引入种痘之初，当地的广东人就成了主要的接种员。根据皮尔逊的说法，在巴尔米斯医疗队由马尼拉到来之前，“澳门（牛痘接种）极普遍，这是由葡萄牙接种员所做的，我自己也在当地居民以及中国人中种痘……并尽我所能，指导数位中国人（种痘）；他们为许多人接种牛痘，效果很好，就如同我在旁监督一样”。当时他又是怎样选择他的培训人员呢？“现在，已是痘师的中国人，基本上是那些正被或曾经被英国商馆（British Factory)所雇用的人。”第一批痘师“在广州以及附近农村的地区广泛地为人种痘”。米怜——伦敦会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的助手，也证实，当地的医生参加皮尔逊的正规课程，后来负责在广州的种痘善局。受雇或与东印度公司有联系的中国人也通过别的途径参与了种痘的引进。例如，翻译皮尔逊种痘的小册子，“是在一位受过医学专业训练的中国人协助下完成的”。

我们透过中文材料可以了解第一批痘师更多的情况。1835年《南海县志》有着与皮尔逊及马士相同的记述，并记载了在行商所建善局行医的痘师的名字：梁辉、邱熺、张尧和谭国。从另一种后来出版的县志中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来自以下三县：番禹、香山和南海——这三个县分別对黄浦、澳门和广州有管辖权。众所周知，1842年以前，西方商人与中国的贸易被限定在以上这三个地方。如皮尔逊所说，四位痘师极有可能是被英国商馆所雇用或有与之联系。四人中间，我们对梁辉和邱熺了解的更多一些。梁辉，字国炽，在他的家乡《番禺县志》中有记载，是一位行善的富商：“闻西人有种牛痘法，取牛所患痘，剌人臂，数日即痂，无所苦。国炽乃以重金购其法习之。痘浆必由西洋递传而至，费不赀。国炽无所吝，岁以其法治之，不吝分文谢。”我们还知道后来他离开善局，返回黄浦老家，很可能是继续从事牛痘的接种。

邱熺，即西方人所熟悉的A.Hequa或Dr.Longhead，是中国最著名的痘师，因为他是第一部、也是最有影响的关于接种牛痘的中文著作的作者。他的书出版于1817年，在皮尔逊的中文译本之后。这部《引痘略》，经常与别的种痘著述合在一起，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多次重印。邱熺是南海人，32岁在澳门受雇于英商时听说了这个新的技术。因为他从未出天花，“洋医”给他种痘，接着他“既行之家人戚友，亦无不验者。于是洋行好善诸公，以予悉此，属于会馆专司其事。历十数寒暑，凡问途接踵而至者，累百盈千”。邱熺能够成为种痘大师，拥有权威，不仅是因为他有著作出版，而且在于我们在下面将看到的，他为政治精英提供服务，更在培养本地和外省的徒弟之外，培养自己的子侄及其徒弟成为在全国有着声望的邱氏“世业”的继承人。

在第一批广州接种牛痘的痘师出现后，种痘很快在广州地区传播开来，越来越多的当地行医者加入到了这一活动。皮尔逊，这位英国外科医生似乎一开始就有一种策略，后来证明是成功的：“它对于种痘的传播及延续，绝对有益。对于从事此业，对于在广州及附近农村进行广泛接种，以及对于在指定地点种痘的那些中国人来说，种痘成了声望和报酬的来源。”半个世纪后，在广州行医的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医生嘉约翰（John Kerr, 1824-1901）记述到：“现在很多人全身心投入这一事业，对保存疫苗持有兴趣，因此不存在曾经有过的疫苗失传的危险。一些人从种痘中大发其财，那些最早投身其间者，在他们的同乡中间，被视作生命的赐福者，声名鹊起，令人艳羡。”在英国医疗人员的默许下，第—批痘师很快抓住了以传入这项欧洲技术带来的致富和邀誉的机会，而英国医疗人员只是希望吸引更多的当地行医者，以维持住这种技艺和牛痘苗不致中断，尤其是当他们的活动被局限在澳门和广州的时候。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痘师在广州接受新教传教医生的培训。嘉约翰在1866年写道：“（广州）医院也鼓励学生进行种痘活动。”在1868年的报告中，他告诉读者，两位来医院寻求鲜活痘苗的当地痘师“在诊所接受学习”。对19世纪某一时间的广州痘师数目进行估算，是件困难的事，尽管有海关医报说，1870年“在广州有五六十位职业的痘师，现在该城市约有半数的儿童已经接种了牛痘”。

接下来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么多人出于什么原因对接种牛痘有兴趣。一个明显的答案是，这是一项有利可图的营生。我们已经看到皮尔逊和嘉约翰所观察到的广州地区早期的痘师是如何的名利双收。对于接种价格问题，有一条有趣的线索，来自伦敦会的著名医生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他在1850年与当地的一位医生的对话中了解到：“他认为在（广州）附近几乎所有的儿童都已种痘；并知道当地数位进行种痘的医生，向每位接种者收取50钱至1银圆。”广东医生黄宽(1829—1878,他的英文名是Wong Foon)，是第一位在英国拿到医学学位的中国人，他在海关担任医官，也在1878年报告说：“当痘医被住家召来种痘时，他通常带一个（已接种并且已出痘的）孩子以便进行疫苗接种，通常收取50钱或1银圆，而对于提供痘浆的小孩则给予25钱。穷人种痘则收10钱或25钱。”19世纪中叶，在广州医院一位当地的高级医疗助手月薪20银圆，而一条银导管的价钱或一位教会医院病人的埋葬费用是1.5银圆，与上面所说进行比较，应该说在家里种痘，像鲁迅经历的那样，绝对是很昂贵的，即便是“穷人”所付的费用也十分高。尽管私人种疸才收取这些费用，慈善种痘机构不是这样，但这仍然揭示出享有盛誉的痘师可以享有髙收入的生计。而且，对于广州贫穷儿童“免费”或“酬报性”的种痘，如同上面的报告所揭示的，事实上是保存鲜活牛痘苗的必经程序。换言之，“免费”或“酬报性”的种痘实际上是价格不菲的私人接种手术的部分成本。

我们知道，即便是在西欧，牛痘苗也很稀有；得到了一头病变程度正好处于痘浆能直接接种到人身上的出痘中的牛，颇为不易。欧洲直到19世纪末还一直采用手臂到手臂的接种方法，即牛痘苗直接通过新近被接种的人传至一个新病人的手臂。手臂到手臂间的输入存在疫苗失去活性的可能，以及传播传染病的危险。但要知道，在整个19世纪疫苗的生产在欧洲没有任何官方的监控，而疫苗质量的管理在1925年才得以建立。供应高品质、安全的牛痘苗一直是中同实施种痘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尤其是在温暖气候不利于疫苗的保存的广州。因此，痘师或接种点就不得不持续不断地通过接种中的孩子进行手臂到手臂接种，以便整年都能有新鲜疫苗的供应。这是19世纪富庶的广州人要建立疫苗站和雇用有声望的痘师进行手术的一个主要原因。嘉约翰在1865年的报告中写道：“在一个有钱的当地人资助下，东郊开办一个疫苗站，已聘用（广州教会）医院的—个学生实施接种手术。一个以前也曾在医院学习的年轻人，被雇用在顺德县治所在地大量接种牛痘。一个富人组织支援他的活动。”

这些居住在广州的有钱人显然并不都是天真的慈善家。由他们资助的叫做“种痘馆”的私人诊所，多数为家族世业，到20世纪初还在运作。19世纪60年代初，其中一家种痘馆正是由传奇人物、当地第一代痘师邱熺的儿子——邱昶所经营的。I860年，嘉约翰拜访了邱昶的办公场所，邱昶向他展示了种痘的宣传材料，嘉约翰将其译成了英文。在传单中，邱向他未来的主顾保证：“木人所用乃直接得自外洋商人采购之浆苗，施种前有精于疯病诊断之人检査小儿，可避免所有危险。凡愿本人前往接种者请前来十二甫西首。”根据黄宽1878年的记载，邱家每年有一百两的保存疫苗的补贴，这笔钱可能来自行商。在慈善接种点，给予穷人的孩子免费种痘是私人痘师得到疫苗的主要途径，但我们不知道在慈善接种点和私人行医者之间有无经费或其他方面确切的交易。

1861年在广州西面肇庆布道的美国浸信会传教士纪好弼(R.H.Graves)也注意到，“中国医生被迫雇用穷人的孩子去进行牛痘的接种”，因为富裕家庭“对于让人将自己孩子的痘疱戳破以取出痘浆甚是忌讳”。黄宽在一份1878年的报告中解释说：“中国的母亲们反对从她们的孩子手臂取出痘浆，她们认为这样会有伤元气。”这—想法在中国传播极广。上海的《申报》1874年有篇文章认为，孩子们在种痘后多不回诊，怕痘师取出痘浆；父母更宁愿自己把小儿的脓疱抓破，让痘浆在皮肤上流淌，以避免痘浆被痘师取出转种，因为他们相信小儿会因此失去元气。这种态度解释了为什么为了保证有连续不断的牛痘苗供应，必须对穷人的孩子进行免费的及酬报性的种痘，这种优惠是为了持续取得新鲜痘浆所付出的代价。一些打着慈善家旗号的私人痘师，实际上是精明的商人，从种痘和牛痘苗生产中获利。19世纪70代初的北京有疫苗荒，“仅一个在天津和山西太原府有（痘馆）分号的当地痘师……可以保证供应”。这些种痘馆解释了为何私人种痘的价格如此昂贵。

种痘业的丰厚利润吸引越来越多的冒牌儿医生。邱昶在1852年抱怨道：“近来我的名字被人无耻地假冒。”在广州的嘉约翰以及在肇庆诊所的纪好弼注意到，19世纪60年代初，当地的行医者使用的牛痘苗并不总是健康的，在种痘后天花发作的病例很常见。对庸医为获得更大的收益使用变质或是无效的牛痘苗，甚至以人痘取代牛痘的埋怨，在广州的种痘书籍和新闻报道中常见，这些作法不只在广州，更遍布全国。19世纪整个中国包括台湾的一个普遍趋势是，当种痘流行且有利可图时，江湖郎中们纷纷登场。世纪之交，广州的情况已非常糟糕，以致著名历史学家、广东人陈垣（1880-1971)呼吁痘师应考取执照。

那么当时中国本土痘师是如何促进他们的营生呢？我认为，他们成功的关键在于采取了源于传统的新策略。他们的策略包括两部分：精心打造一种部分是建立在传统医学基础上的、新的、中西结合的技法和用词；提升种痘作为一种行业的社会声望。有关种痘的书籍在这里起着关键作用。

邱熺重新将传统医学与牛痘法结合成书，著成《引痘略》

邱熺有影响的《引痘略》是种痘本土化的一个范例，它将中医的语言和概念融入新的技术之中，最近，张嘉凤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皮尔逊教授邱熺19世纪初人们所知道的、基本的技法，包括各种持刀的方式，在植入牛痘苗之前切开手臂、观察脓疱以及转种牛痘苗的方法。以这些知识为基础，邱熺使用了针灸用语，将手臂上的切口定名为穴位；借用传统的排出胎毒的概念释义脓疱；通过提供传统的术后复原的药方等等，将牛痘的操作“本土化”了。在附有小儿手臂穴位图的《引痘略》中，传统医学语言的精致运用完美地掩盖了两个重要的、与传统医疗主流做法的不同之处：通过流血的切口所进行的植入方式以及动物成分不是经由口而进入人体。另外，由于广州麻风病很流行，邱熺在书中还特别增加了一条，反对为患麻风病的孩子进行接种，以防止传染。种痘这项皮尔逊及其译著原本意在向中国社会推销的特异非凡的域外技术，就这样在中国本土的情境中，被精细地包装在一种人们熟悉的语言之中。

关于做切口，邱熺在早期就有所创造。他不仅运用了穴位的概念，而且还采用了两支手臂各做两个切口的做法。女孩首先应在右臂上种痘而男孩则在左臂。这样有別于皮尔逊只做一个切口，且不分手臂的方法。后来的痘师承袭了邱熺的想法，做4到6个切口。一些人甚至建议对于年纪大的孩子做8到10个切口，以便“更彻底地”将体内胎毒泄出。

在邱熺著作的基础上，其他的痘师著书立说，把传统医学概念和新思想融合于此技艺里。基于19世纪初疫苗生产和保存技术上存在的困难，这种融合是必要的。当时疫苗生产和保存漫无标准，甚至欧洲也是如此，这个客观情况给予中国接种者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发挥空间。皮尔逊在一开始，就或多或少觉察到了诸如假牛痘苗、疫苗使用以及接种方法等存在的种种问题。这一时期牛痘苗的供应是由十三行商人资助的种痘善局予以保证。善局用小礼物和金钱作为穷人孩子种痘与提供痘浆的补偿，以便整年的痘苗供应不绝。皮尔逊于1832年离开了中国，而该善局在1842年前后遇到了财政危机。在嘉约翰于1859年在广州医院（Canton Hospital)开办接种科室以提供更为安全的进口牛痘苗的前后，本土的痘师即发展出了他们自己生产和保存牛痘苗的种种方法。

清末牛痘书内痕师画像

传统种人痘痘师社会地位不高，19世纪牛痘书将痘师绘成懦医形象。

当善局能保证持续提供新鲜的牛痘疫苗时，不论是皮尔逊还是邱熺，都不赞成手臂到手臂接种以外的其他方法，但后来那些得不到这种牛痘苗的痘师有时就临时准备他们自己的疫苗。一位痘师在I860年初声称，已发明了一种新的方法：经由鼻孔接种人的天花结痂的小水牛会在其乳房附近生成脓疱，可供提取痘浆用于接种。我们不知道这一方法是否有效，是受已在欧洲出现的“还原接种法”（Retrovaccintion)原理的启发，还是仅仅是一种幻想，但这很好地说明了痘师兼医书作者是如何通过将传统和新的技艺相结合，发展他们自己的独门技术的。同样地，在19世纪后期，一些接种点声称曾购买从当地的牛身上提取的牛痘苗，这意味着一些地方已经成功地在牛身上制造出了牛痘。

在牛痘苗保存问题上，皮尔逊和邱熺提到了19世纪初已有的基本技术：将干燥的牛痘苗置于象牙簪、鹅羽管中，再用蜂蜜或蜡密封。根据皮尔逊的记载，这种情况下牛痘苗的有效期长达两个月。邱熺进一步推广在使用前将干痘苗与人奶混合的方法。19世纪下半叶，由于嘉约翰等人的努力，本地的痘师似乎也了解在甘油和玻璃管中保存疫苗的知识，并有时进一步改进甚至是创造他们自己的方法。有的将玻璃管埋在地下以保持牛痘苗活性；有的将痘苗密封在两片玻璃之间或是使用竹管或瓷管；还有的用干燥的桂圆干包住痘苗存放在银、铜或明角匣内，或是使用一个用蜡密封的水晶盒。其中一些作法很明显地来自传统人痘苗的保存方式。可以说，痘师兼医书作者有多少，保存痘苗和保持疫苗活性的方法就有多少，这一种情况与欧洲差不多。

对于接种所引起的疾病传染问题，邱熺和其他广东痘师格外关注麻风病。据说，广东的一位极受欢迎的痘师，能够娴熟地诊断出麻风病，在19世纪70年代因这项专长而声名大噪。后来，其他省的痘师担心的是梅毒传染，他们认为麻风病基本上是广东风土问题。有人干脆建议，生病的孩子不应该接种牛痘以免将他们的疾病传染给他人。对于手臂到手臂种痘引发梅毒传染的担心与日俱增，19世纪初的欧洲也是如此。我们不知道这一想法是由西方人引入中国，还是中国的行医者自行得出的，因为在中国帝制晚期的病源学里，梅毒与麻风病属类似的疾病。中国痘师各种技术操作层面的做法以及对理论的关注，既表现出了强烈的本土传统色彩，又同时显示出当时西方医学知识技术广泛传播的这个耐人寻味的可能性。

西方传教医生早已注意到一些19世纪60年代中国式种痘的独特性，以欣赏的眼光进行了描述。对于邱熺之子所用的方法，嘉约翰于年 写道：“他的接种方法是在手臂上做四五个横向切口，痘苗直接由一个人的手臂输人另一个人的手臂。这种手术方式所留的水泡既不圆也不规则，但处处显示出这种种痘是切实有效的。”德贞（John Dudgeon)也在19世纪70年代表现出他对于中国所用方法的钦佩：“（由天花而引发的）死亡率在已接种牛痘者中间实在微不足道。中国人已经非常接受种痘。这项技术也产生了它极好的效果。中国人将传统的理论与这项技术结合起来，尽管因此种痘被置于一种神秘的氛围之中，但并不减手术傲人成就。他们极讲究痘苗、孩子的身体条件、节气等。巨大的成功是对他们苦心孤诣的回报。整个问题充满趣味，这里甚至有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本土痘师对于发展他们自己的技术是严肃认真的，而他们在地方和全国树立种痘声誉的努力亦毫不逊色。为达此目的，他们采取了几个策略：一个是建构一个首先来自欧洲，继而发扬自“粤东”的正统；另一个是争取官僚或是地方名流的背书，而这些人过去只推崇主流名医；第三个策略就是将种痘作为家族的世业，在知名的大师或先人的光环下茁壮成长，这些先人通常是著名痘书的作者。简言之，他们采纳了精英医者提升社会地位的传统作法，尽管在过去，以手艺为主的“医匠”并不曾享有类似的名望。在某种程度上，在19世纪广州特别的政治和文化氛围之下，种痘这门技艺由于源自欧洲，大大提升了其魅力。

邱熺对于牛痘术在欧洲发展的历史记述，确定了这种技艺源于西方以及它的正统地位。在他著作的、影响深远的《引痘略》中，他毫不讳言在洋痘技术上，他“得之最先”，这也使邱熺在整个19世纪成为种痘术的绝对权威。邱熺、邱昶父子精心培植着对皮尔逊的崇拜，而这无疑地提升了邱氏家族的权威。在邱熺去世10年后的I860年，嘉约翰拜访了邱昶的居所兼办公场所，并报道说：“邱先生在他的办公室中挂有皮尔逊医生的一幅画像，是奇纳利（Chinnery)所绘原作的镌刻版，画像旁边是皮尔逊对种痘的中文介绍。邱先生也有介绍种痘简明历史的文宣，以作散发之用，文宣完全承认这种技艺源于外国，实令人欣慰。”以后在广东之外出版的种痘书籍，为了证明其术卓越不凡，不仅强调了手术的欧洲起源，而且也强调了“粤东”的起源。到了19世纪40年代，邱氏以外其他的广东痘师开始在全国享有名气。其中一位被人颂称为“刘神医”的痘师，显然已培养出了一批广东省外的徒弟从而远近知名。一位来自湖南的徒弟在他的教学基础之上著书立说，并将种痘称为“粤东之法”。另一位广东痘师黄沛如，他的一位来自安徽的徒弟，于1886年出版了一部著名痘书。而士大夫曾望颜（卓如）是广东名人，本身也是痘师，因为于1826年在北京的南海会馆建立了种痘局而蜚声全国。

得到地位显赫的官僚士大夫的认可也是让种痘成为享有声望的医疗手术的关键因素。最著名的例子是于1817—1826年间任两广总督的阮元(1764—1849)，他是最早让家中小孩种痘的大官僚之一。在邱熺的请求下，他写了一首短诗称赞种痘的好处“阿芙蓉毒流中国，力禁犹愁禁未全；若将此丹传各省，稍将儿寿补人年。”嘉约翰曾将它译成英文。清代的种痘文献以及现代中国史学家常征引此诗。因此，在早期这项技艺就承载着丰富的政治意义，其含有的价值肯定不因其“蛮夷”的起源而稍减。邱熺也向别的广州地方名流乞求诗词与翰墨，这些人或是从种痘中获益或是因此成为他的好友，大多数人都与阮元所建的、著名的学海堂有关系。一些版本的《引痘略》正文之前均附有这些诗词。其他的种痘论著印也时有当地官员或其他显赫人物所写的序言。帝制中国的主流医学著作不乏由高官做序，但像19世纪种痘书籍那样有如此大量的显要官僚土大夫所作的题咏，还是相当罕见。

名流们认可种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亲眼目睹了其效果。通过实践，邱熺和最早的一批痘师小心地培育着他们与广州权势们包括商人、学者和官僚等的关系。邱熺记载说，1816年他曾为盐运使曾燠(1760—1831)以及广东学政傅棠的幼儿种痘。邱熺与十三行商人和官僚的关系由其子继承1847年，广东商人潘仕成（1804—1873,1832年中进士），当时任职刑部，邀邱熺来京种牛痘，费用由他支付。邱熺派其子邱昶前往，邱昶在京十多个月，进行种痘和传授技艺。十三行行商1842年失去了他们的贸易特权后，广东的痘师是否能够与大官僚保持同样的特殊关系并不清楚。而中国其他地方的痘师在寻求官僚的支持方面依然表现积极，经常成功地被邀为精英们的孩子种痘。19世纪下半叶种痘文献中由中高级官员书写的序言显示出了这一趋势。

被确定其合法性的种痘术，加上达官显贵们的认可，遂成为受人尊敬的行业。许多牛痘师在地方甚至全国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与默默无闻的传统人痘师大异其趣。广州的第一批痘师不但被地方志、医书记载，且有人赋诗予以颂扬。后来，出自他省的痘师也在当地甚至是在全国闯出名堂，尤其是那些与广东的痘师有关系之人。王惇甫1865年的一份记述极其生动：“予少时游幕粤东，时阮太傅文达公督两广，重修省志，获见志书杂录中《牛痘新书》一篇，心甚奇之。后谒南海邱浩川先生，并读其《引痘略》钞本，尤欣慕焉……丁亥春，就幕楚南，闻善化杨煦生夫子心毅精此，予信之深、求之切。执贽受业时，同游门下者，休宁程茂远、汉阳傅达尊、歙县汪征远，及湖南本省诸君共十三人，历四寒暑。”同样地，来自湖南茶陵的谭服思，1822年游历粤东并学会了种痘。后来他收了三位徒弟：杨煦（可能与杨煦生为同一个人）、王月川和邓复亨。他们把种痘技术带回了家乡。到了19世纪60年代中期，邱熺被尊奉为岭南的第一位大师，谭服思和他的徒弟杨煦是湖南和江西的大师，曾望颜和查吉人是北京和江南地区的大师，而黄春甫（可能和上面提到的王惇甫是同一人）则是上海地区的执牛耳者。

知名的痘师经常被邀请在他们家乡以外的地区种痘。我们已经引用了邱昶的例子，他于19世纪40年代在北京种痘。70年代，宁波种痘局也邀请了一位来自鄞县的名痘师陈季桐。80年代湖南西部洪江的育婴堂邀请了一位来自该省北部城市武陵的有名痘师，为当地的孩子种痘。著名的痘师游历全国，或个人行医，或在局种痘，19世纪有大量的类似记载。因此，鲁迅听不懂为他种痘的“痘官”的说话，并不奇怪，因为这人可能来自外乡，或许甚至是区域性或全国的知名人物。换言之，到了19世纪后半期，通过省内或是跨省痘师的行医网络，地区甚至全国的种痘市场正在发展。

成名的痘师有时会建立家族世业。来自四川的张崇树，是广东某知县的兄弟，并且是邱熺的徒弟。张给他师傅的著作写了续编，书籍由邱熺的子侄及徒弟所编校。后来他将种痘引入四川，种痘成了他的家族世业。最引人注目的种痘家族世业不是别人正是邱熺的。邱熺是《引痘略》1817年初版的唯一作者。但当它经修订并于1847年出版时，他众多的子、孙、曾孙都成了编者。此时种痘已成为邱家的世业，而且得到“官府的表扬，并赐予某种衔头”。广州的传教医生在1876年写道：“在十二甫的老宅中，种痘营生依旧由他的儿子操持着。”许多19世纪下半叶的种痘出版物显示，种痘是由众多家庭或是师徒构成的种痘馆所经营着。

很明显，19世纪广州种痘的成功普及，本土的痘师起到了关键作用。皮尔逊认为由广东商人资助的善局对于牛痘苗的保存至关重要，同时，种痘成功极关键的因素是“有中国痘师作为行动者，他们为首的是邱熺.他非常够资格执行种痘事业，他判断精准、才思敏捷且持之以恒”。邱熺和第一批痘师所使用的成功清除传统人痘接种者和药铺阻碍的关键策略是，在第一时间获得地方知名的官僚、商人和士大夫有效的、公开的认可。广泛宣扬这些达官显贵们对牛痘接种的赏识，是—种强有力的公开的信号，那就是，要封杀所有对于牛痘的可能的反对意见。

3

商人、传教士和官僚

尽管本土痘师在种痘的传播中是主要的角色，种痘在广东的最初突破却是在十分特殊的环境下发生的，在19世纪头几十年，这取决于英国商人和广东十三行商人间共同的商业和政治利益，与中国官方的默许。传教医生，尤其是美国新教的传教医生，他们也利用这一情势，很早就在广州进行活动，并自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广州种痘的发展过程的一些关键点上，这些参与者适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开始阶段，中外商人联手克服了法律和物质上的困难，使得种痘顺利传入中国。皮尔逊小册子的译本出版就是东印度公司官员和十三行行商紧密合作之下的成果。马士充分地解释了此中的法律问题。这个小册子是“由会隆行的郑崇谦背书”，“他当时恰巧在澳门，答应帮助翻译并同意使用他与商行的名字，若没有这一点，该书可能就无法刊行。因为在中国，书籍的刊印必须是一些拥有公职的当地人的著述或是要经由他们的核准”。这个法律问题非常具体而真实，为避免政治上的纠葛，这一翻译的小册子分别有四个中文签署：广州的英国侨领哆啉呅（James Drummond)，作者皮尔逊，译者斯当东，与最重要的行商郑崇谦的背书，后者成为种痘技术在广州合法化的关键。

最初对于当地痘师的培训，正如上面提到的，是由皮尔逊进行的，而公开落实这一技术是由十三行商人赞助。1835年的《南海县志》提供了创设种痘经费的十三行商人名单：伍敦元、潘有度、卢观恒。这些人是当时广东贸易的头面人物。文献记载他们捐献了数千两白银，在十三行的公所实施种痘，由邱熺和谭国负责。在外国商人眼里，这一称为“公所”的议事厅是“行商共有财产”，这一处权威之地外观宏伟：“入口处为贵重木材制成的巨大扇门，锃光发亮，后面是花岗岩的宽大台阶。这是中国此类建筑的精美样本，到广州的外来游客常被带来此景点观光。”在这宏伟之地进行种痘，可以说是在仪式层面进一步合法化了牛痘法并提升了它的声望。

当时十三行商人为什么如此大力资助在广州的种疸呢？尽管还没有确切的答案，但他们的态度看来是取决于他们与英国商人的关系，两者必须致力于维持友好关系以便双方都能获取贸易上的厚利。在马士看来，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极致的“互信互敬”基础上，“从不用书面契约，对方有困难时不吝帮助，双方存在着深厚的同情与友谊”。英国商人，“除了他们捐助给‘公所’的保证金”外，并不直接向十三行商人支付任何费用。另一方面，行商的公行制度在中国朝廷的支持下，“现在不可避免地成为所有争端的缓冲器”。在广州，中国商人有时承担着官僚应负的市政职责，在不给中央政府带来麻烦的前提下，也乐于与外国同仁合作。对种痘的支持极可能被认为是一种宣示双方良好关系并对英商信任的一个积极作法，毕竟后者是公所经费的捐助者。公行制度是一个准官方的体制，民间也期待行商们能实施公益活动。在公所建立的种痘善局，恰当地阐释了19世纪初广州独特的社会构成，在那里，中外商人是公共事务的重要策划者。

到了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广东商人继续担当着这种角色，但已没有了他们欧洲同仁的合作。广东商人在本地资助了许多善堂，向城市人口提供各种形式的救济，尤其是包括免费种痘的医疗服务。最早的一个是爱育善堂，建于1871年，就在公所的旧址上，创立资金是6万银圆，此举引起了当时西方人的很大猜疑。传教士认为这一做法，是为了“向自己的百姓，并向世界展示他们能够维持自己的慈善机构，而且规模之大，把任何外国组织都比了下去”。他们认为管理善堂的富裕商人“太精明……他们愿提供大笔钱财，应该是他们另有图谋”。广州的政府日益衰弱，中外之间越发不信任，在这样日益恶化的环境中，当地大商人在公共事务中继续发挥作用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些善堂的活动包括种牛痘，所雇用的痘师在广东的偏远地方，甚至是在广西进行种痘。

另一方面，1834年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商业垄断废除后，尤其是在19世纪40年代广州开放后，英国商人在推动种痘上的地位下降了。在这—时期，十三行的种痘善局关闭，直到1852年在从前的行商伍敦元、潘有度等人的资助下才重新建立。如同邱昶所记载的那样，他当时被授命负责这一机构。然而，1856年的大火烧毁了整个十三行建筑，公所也未能幸免。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传教医生们，尤其是日益增多的美国人在推动种痘之上积极活跃。嘉约翰于1859年在广州医院开办了痘科，每周四为孩子们种痘。除了为穷人种痘，广州医院还是随时为中国南方各地供应疫苗的地方，嘉约翰还准备了关于在温暖的气候下保存痘痂的小册子，在广州城散发。他介绍的应该是疫苗在甘油和玻璃管中保存的方式，这是当时欧洲研发的方法。

与此同时，新的教会诊所在佛山（1860）、肇庆（1861）以及广西的梧州（1866）开办。纪好弼负责肇庆的诊所，将种痘作为主要任务。嘉约翰的医院从1859年开始进行种痘，1863年有报告说，1494名孩子接种了牛痘。至此，出现了本土痘师和外国传教医生间的激烈竞争。传教士声称为越来越多的孩子成功地接种了牛痘，同时他们也批评当地痘师使用变质的牛痘苗和对保存痘苗的无知。广州医院在一段时间内一直向与传教士有关系的当地痘师提供新鲜的牛痘苗。嘉约翰在1867年自豪地写道：“这所医院是中国唯一随时提供牛痘苗的机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该世纪的下半叶，至少部分是在这样的服务基础之上，当地的痘师才创立了他们自己保存痘苗的方式。

然而，应该注意到，传教医生尽管对种痘有所贡献，但他们从未把种痘当作主要工作。整个19世纪教会医院报告的主要的内容是吸引中国人和西方读者的大手术，对于种痘，仅兼作实施，附带提及而已，种痘在他们的医疗活动中的重要性持续下降。1874年，嘉约翰在广州医院建立他的诊室15年后，很自豪自己做了1084例外科手术，但种痘只有250例。有意思的是，甚至皮尔逊也不喜欢种痘。在1816年报告中，他说:“现在我从亲手种痘这一繁重的、特别讨厌的任务中解脱了出来——我的责任只是检査脓疱。”这一工作缺乏光环，可能令绝大多数传教士对亲自操刀接种望之却步，而且也不再积极地推动它。在该世纪末细菌论的成熟引发了实验室医学建立之前，种痘作为一种从民间经验发展而来的技术并不能激发更多的医学新理论。因此，像皮尔逊—样，传教医生们情愿将此项工作留给当地痘师。

更令人惊讶的是广州种痘事业中没有官僚参与。在整个19世纪广州种痘普及化的过程中，官僚并没有真正介人，他们只是在种痘书籍中以诗词、书法等作静态的支持。这与其他省份地方官员积极参与的态度大相径庭。后者组织或开办的种痘局，从19世纪中期开始迅速发展起来。有一些广东官员在该世纪后期试图更积极地推动种痘，但没有成功。总督张树声（1824—1884,安徽人）1880—1881年在广州建立了一个新的种痘局，培训了40位低层候补官员作为痘师，并派他们至该省72个县进行施种。但这一官方的努力却因为大众拒绝他们的服务以失败告终。这一努力的流产与上述提到的、《南海县志》记载的广州士大夫曾望颜于1828年在北京建立了最早种痘局之一，形成了有趣的对比。这一种由商会的负责人管理的痘局，成为一个成功的样板，其模式经常被其他种痘局所模仿。1847年商人兼官僚潘仕成也设种痘局，邀邱熺的儿子前往京城施种。早期商人以及当地痘师对广东种痘事业的积极参与，让后来的官僚已没有太多发挥的空间。

4

广州对牛痘的接纳

商人、传教士尤其是本土痘师的共同努力使得I9世纪初广州地区对牛痘的接纳迅速而且顺利。据皮尔逊的记载，“（1805年）英国商馆的活动从澳门移至广州时，种痘已得到人们一定程度的信任；在1805—1806年的冬春季节，以及天花肆虐之二月至六月间，前来接种的人极多”。而且，在他看来，牛痘在广州被接纳有一个模式：“牛痘先在下层社会传播很快，之后中等阶层的人也普遍接受，也因而常有上层人前来求助。”牛痘被接纳的进展异常顺利，皮尔逊也不得不承认：“所遇到的偏见阻碍，比预料的要少得多，特别在中国人社会。”结果，“天花疫灾的危害比从前要轻得多”。这一进展在整个19世纪没有阻断，尽管在中国南方战争动乱频仍。19世纪50年代，香港总督德庇时（John Davis)引用皮尔逊的话说：“从各个方面看，牛痘在广东的发展已极为稳定……（种痘）即便偶尔失败——当然这极少见……总是能减轻天花发作的严重危害程度。”到了60年代初，广州医院的嘉约翰观察到牛痘接种的“好处，在广州及附近地区人尽皆知，甚至可能整个省的人都知道”。1878年黄宽从广州报道中提到，甚至是在农村都有职业的痘师，或单独作业施种，或受雇于绅士施种，并且“城市中至少95%的孩子都受益于牛痘”。广东人自己也意识到他们对这一新技术的独特开放性，正如1879年版《广州府志》的一位作者所评论的：“今粤人共知洋痘之善，惟岭外人尚有未深信者。”

在早期接受种痘问题上，广州的确是个特例。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这项技艺并没有在诸如上海、宁波、杭州、福州甚至是香港等大城市被全面接纳。主要的障碍似乎同欧洲一样，来自传统的人痘接种师。1850年，有报道说，尽管伦敦会的雒魏林（Lockhart)医生做了很大的努力，将牛痘术带到上海，但“多数人似乎不关心他们及孩子的性命是否能从中获得保障”。另一位在该市居住的外国人观察到：一般情况下，“人们一般习惯进行他们熟悉的人痘接种方式，几乎每个孩子都接种了人痘”。镇压太平天国后，中国的官僚和慈善家加入了上海传教士的行列，共同努力推动牛痘接种，但再次遭到顽固的抵制而告以失败。在主要的报纸《申报》上，一些文章描述了19世纪70年代牛痘推动者的种种困扰：诸如痘苗供应中断，人们对此技术的存疑，人痘师、传统的儿科医生以及卖药者的刻意打压。迟至1881年，上海的医官哲马森（Jamieson)抱怨这里的牛痘接种的普及甚至比不上广东和海南岛上的海口等地。

1851年驻宁波的玛高温（MacGowan)医生报告说：“中国人对牛痘所带来的好处反应迟疑，尽管广州已实施牛痘施种多年。”同样地，毗邻广东的福建，晚至19世纪70年代，一个牛痘推动者还在抱怨，传统的人痘仍居主导地位，有关牛痘的文献付之阙如，大多数的农村人口也拒绝接种牛痘。甚至是1842年被英国殖民统治的香港，对于牛痘的接纳也很缓慢。合信于1844年写道，在香港推广种痘的努力并不成功，主要是由于“本地的痘师在我们邻近地区大规模进行”传统的人痘接种。牛痘真正的普及化似乎是1872年以后的事情，当年爆发了严重的天花疫情，同时也得力于按广东地方善堂相同的模式创建的东华医院（Tung Wah Hospital）的积极参与。要到19世纪最后20年，在中国其他地方包括台湾等边缘地区，人们才对牛痘接种有了足够的信任。

在19世纪头10年，广州本土痘师所扮演的成功角色，不仅在中国是独特的，在亚洲也是如此。与日本和印度支那的比较就显示了这一点。在日本，最早的牛痘苗是由一位荷兰科学家在1820年带至长崎的，但以彻底失败告终，要到皮尔逊著作的中文译著引入后才看到转机。此书可能是由广州医院的美国传教医生伯驾（Peter Parker)，于1838年带至日本的。该书的日文译本在1842年面世。第一个种痘诊所迟至1858年才由将军在江户建立。种痘作为完全意义上的公共卫生活动，直到19世纪60年代晚期才开始，是明治维新的一部分。至于印支半岛，按皮尔逊的记载，种痘是由一位为交趾支那（Cochinchina)国王服务的外科医生德斯皮奥（Despiaua)在1821年引入。此后，接种牛痘一事几乎全是由法国殖民地专家执行，极少有当地的痘师参与，此种情况甚至持续至19和20世纪交替之际，这是该地方牛痘接种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印度支那和日本的例子显示，如同在欧洲一样，牛痘的成功传播在根本上有赖于国家的行政效率，或是医疗专业人员的积极推动。其他的例子，如19世纪的俄国，推动牛痘接种的是一个与国家密切关联的专业精英组成的协会。如此看来，广州在19世纪上半叶的情势的确独一无二。

5

结论

对19世纪初广州牛痘接种的研究显示了，这种新的、域外的医疗技术的引入是如何在传统社会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公共卫生空间。在这个过程中，本土牛痘师起了关键的作用，中外商人以及传教医生也付出了努力，而官僚却没有参与。在强大的、现代化国家必须要组织公共卫生这种意识出现之前，种痘的制度就是这样在广州建立起来了。

早期牛痘师的创业精神对于这一成功至关重要。他们的宣传努力以及他们苦心经营的与高层的关系为种痘的普及化铺平了道路。这带来了大量的种痘需求，使种痘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行业。这些机会吸引了新的加盟者，他们为更多的人口种痘，其中不少人与传教士或十三行商人所资助的机构并没有关系。

这种发展归因于广州19世纪初独一无二的社会条件：充满活力的商业传统，随处可见而且受欣赏的西方文化，这些条件后来造就了上海在20世纪初成为中国“最文明”的城市，正如鲁迅所评述的那样。由于外国人强有力和直接的管理，后来上海的国际性在19世纪后期得到提升，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广州。然而，同样的因素在以后的岁月中继续影响着广州社会。例如，就公共卫生而言，由当地商会管理的善堂和医院在广东各地大量出现，融合了商业和医疗利益、西医与中医的实践。这些有着典型务实内容的机构，成为受中医或西医训练的当地医生发挥影响的公共舞台，他们在此躬身实践，提供医疗服务。广州行商设立的第一个种痘善局以及首批本土痘师的活动，显然昭示了这后来的发展。

本文原用英文发表，以上内容摘自《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

源济

国家权力与民众生活：民国时期怎样开展卫生运动？ 

2016-01-27 朱慧颖 东方历史评论

本文为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医疗史”专题第七篇文章。点击阅读前六篇。

民国时期的卫生运动初探

——以天津为例

撰文：朱慧颖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舆论对于我国卫生事业现状的共同看法是：我国民众卫生智识幼稚，卫生习惯缺乏，欲使卫生建设顺利推展并获致实效，必须施行民众卫生教育。有卫生学家认为，如果国民无个人卫生常识，则一举一动都有违卫生原则，自取病亡，卫生当局也无法一一照护；国民若无公共卫生常识，则不解卫生行政的用意，在个人自由略被梗阻时，势必起而破坏和阻挠。此话点出了民众卫生教育对于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的双重意义。近年已有若干篇什论及民国时期的民众卫生教育问题，不过对卫生运动这一教育形式却未加注意或语焉不详。卫生运动是二三十年代中央政府下令各地在规定时间举办的运动，并非某城市或某区域的个别现象，本文拟以天津为例折射出其时卫生运动的状貌，在作较细致描绘的同时也试图探究卫生运动的时代意义，期能为当下的公共卫生宣传活动提供一定的借鉴。

1

在北洋政府时期，包括天津在内的一些城市已注意通过用白话写就的告示向民众传递卫生常识，但在当时教育不普及、文盲居多的情况下，此种宣传难免有较大局限性。相对而言，国民政府时期以社会动员的方式开展的卫生运动，在宣传的广度和力度上都有明显拓展，也比较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

1928年南京政府通过了《污物扫除条例》，规定各市于每年5月15日和12月25日各举行一次大扫除，同时《卫生运动大会施行大纲》也定这两日为各城市举办卫生运动大会之期。后者明令卫生运动应为期两日，第一日以陈列卫生标本和书画、邀请卫生专家演讲为主，目的在于引起民众对卫生运动的兴趣，宣传公共卫生智识。第二日为游行与大扫除。这两个卫生法规看来有叠合之处。它们对卫生运动的时间、基本内容和方式都提出了明确要求，成为各地政府开展卫生运动的依据。

在具体操作中，虽然卫生部规定卫生运动为时两日，但实际如上海、武汉、广州等城市往往将卫生运动的时间延长。天津市卫生局也因为“感觉一两日之运动，收效甚微”，故而往往将卫生运动的时间拉长为1—2周，甚至长达1个月，且通常把5月和12月的运动分别称为春季卫生运动和冬季卫生运动。

在组织方式上，为了扩大卫生运动的影响，天津市卫生当局通常会寻求其他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的协作。例如1929年的春季卫生运动举办之前，卫生局召开了有警备部、市执委宣传部和市属各局代表参加的筹备会，并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由筹备会会员分认各种事务，如总务科分设文书、会计、庶务、交际、纠察5股，宣传科下分出版、讲演、展览、游艺、布置5股，结果有财政局的代表自认担任会计，港务局代表承揽纠察事宜，卫生局人员负责庶务，社会局组织展览，教育局协助开展灭蝇运动等等。此后的卫生运动也都邀集其他机关团体共同举办。各局所之间横向合作的组织思路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诚如当时的天津市卫生局局长全绍清所言，卫生运动“关系市民健康甚大，卫生局虽负有专责，但终须社会各方面共同筹划进行，庶能得力迅速，收效宏大”。各种资源和力量的整合成为卫生运动得以开展的重要前提。

至于卫生运动的内容与方式，虽然历次举办时间各有长短，但基本不离演讲、放映卫生影片、大扫除、卫生展览会和灭蝇运动等数端。

2

在卫生教育的倡导者看来，“在卫生宣传的方法中，以口头的宣传为最易实行，而又以演讲为最”。卫生电影则能“将其实际情况灵活地表露于观众眼帘之前”，具有“容易指示民众”、“吸引民众”和“感化民众”的优点。在天津的卫生运动中，卫生讲演即为最常使用的宣传手段。如1929年春季卫生运动大会的前一周以讲演为重心，在市区各宣讲所和青年会共举办了三十几场讲演，内容针对妇孺、青年学生、工人和普通市民，涉及重要时令病之预防、传染病之由来、尘土与卫生之关系、公共卫生、近视眼与学生之关系、家庭卫生、工业卫生、结核病之传染及其预防法、天津民众盲目之原因等，讲演者多为天津市名医。有时为了配合清洁周运动，讲演会也会举办一周，向听众讲解“家庭卫生”、“眼的卫生”、“牙齿卫生”等切近日常生活的卫生知识。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卫生讲演的举办并不限于卫生运动期间，为了普及卫生常识，市政府也在平时派人员赴各戏园、茶园和电影院进行卫生讲演。

因为担心一般市民对于卫生讲演不太感兴趣，卫生电影也被用作引发人们兴趣，借机传播卫生常识的工具。影片有时借自上海中华卫生教育会，也有由本地学术团体拍摄的。如某次运动大会上播映了由天津华洋防盲会摄制的电影“北平盲人之生活”，内容包括眼病的起因和盲人的痛苦等，以真实的形象警醒民众注意用眼卫生。至于传单这种寻常的宣传手段，卫生部门自然也没有弃置不用，而是经常印制一定数量散发给民众。传单的内容也切合着时令，如冬天就相应地介绍关于流行性感冒、冬季卫生与衣服、冻死冻伤方面的知识，还提醒民众留神煤气中毒。

如果说卫生讲演和卫生电影等使人们通过耳闻和目睹的途径接触到卫生和疾病知识，卫生展览会则以另一种形式引导人们认识疾病及其预防方法等等。

天津最早的卫生展览会举办于1906年。是年，张伯苓、蔡乐尔、陈芝琴、全绍清、章元善等社会知名人士鉴于津埠“虽历年叠经官府谆谆劝告，而城乡一带其道路沟渠污秽如故，不知力求清洁，作思患预防之计”，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有赖于热心人的极力提倡和锐意讲求，于是带头发起卫生展览演讲大会，希望藉此可使人们“咸知卫生一道为人生之必要，从此互相讲求，谋公共卫生幸福”。此次展览会在天津的安徽会馆举行，为期三日，共展出主要由美国医学博士毕德辉提供的模型和图画等共150余种，此外也有关于各国人口死亡率的演讲。与后来由政府主办的卫生展览会相较，此次展会时间短暂，规模不大，仅有中外商学界数百人参加，不过社会精英对公共卫生的倡导和关注仍值得称道。展览会布告把卫生的价值标举为：“种族之强，国家之盛，良由是也”，由此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社会精英如何回应强种救国这一时代课题。

1929年，天津市政府在春季卫生运动期间举办了第一个官方的卫生展览会。举办卫展的动机，用其时津市市长的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故又搜集各种模型标本，使大家观览，俾得真切之认识”。此次展览会的展品有四千种，根据性质分别归属病理部、生理部和饮食物品部，陈列于青年会供市民自由参观，以使观众了然于“卫生之道及防病之法”。其中病理部包括急慢性传染病、花柳病、寄生虫类、中毒类以及其他类别的各种标本，如天花患者的人面标本，痢疾、霍乱症的人肠标本，酒精中毒者的肠胃、肝心等病症模型，梅毒患者的各部标本等；生理部有用药水泡制的各月胎儿和人体的各种肉瘤；饮食物品部展出各种食品所含的毒菌。展出物的种类堪称繁多。据报道，展会的第一日有观众八百多人，第二日为两千多人，第三四日则已增至三千多人。参观人数的增长反映出展览会似乎确实有一定的吸引力。不仅如此，参观者还不时向招待员“絮絮询问”，陈列室内悬挂的两百余种食品成分表尤能吸引小学生的注意力，有小学生将它们一一抄录在日记本内留作编辑校刊的材料，以供同学参考。

市政府也和国外合作举办展览会。1936年由中日医药同学会发起、天津市政府主办的卫生展览会，应该是民国时期天津市规模最大的展会。展品五千余件多来自日本的公私医药卫生机关和学校，天津卫生局也提供了少量照片、图表和统计等。展览品按科学研究的畛域分为5大部陈设，每一部又分为若干小部。展览会会场门口耸立着一个彩色牌坊，参观者由此入内后先有招待员赠送“天津市卫生展览会出陈目录并说明书”一份，随后即可依循治疗卫生部—预防卫生部—保健部—新药部—成药部的路线观览。治疗卫生部的展出品按耳鼻科、眼科、外科、泌尿器科、皮肤科、职众科、北方病、战伤病、兽疫、产妇人科等陈列，预防卫生部展示赤痢、猩红热、消化器传染病等主要病症及其预防方法，保健部主要摆放书籍，新药部和成药部均为药品。全部展品计有照片、标本、图画、模型、器械、书籍、药品等数种。

除了展出上述物品之外，此次卫生展览会还在两家电影院分昼夜两场免费播放卫生电影，每家上映两日。不仅如此，天津市的几家广播电台也负责播送一些通俗的卫生讲演，每日两次，每次约半小时。展览期间，会场附近还设立卫生商谈所和健康诊断处为参观者提供免费的诊疗和其他服务，并为儿童检查身体。后项活动后又进一步扩大为儿童健康比赛，由医生为参赛儿童免费检验身体，将被检者的各种记录汇合后交由专家评出体格优良者。另外展会也编写了介绍日常生活中应注意的卫生事项的小册子，分发给参观者。

为了“普遍宣传”起见，中日医药同学会事前曾招待新闻界广造舆论，而且在开幕之日也大造声势，不仅用飞机散发写有卫生标语和展览会时间地点的传单，而且燃放内藏卫生标语的焰火。会场附近的大型氢气球被用来告知民众展会的地址与日期，以广招徕。乘火车来津的参观者还可以享受路费减价的优惠。这种宣传阵势似乎起了一定作用，卫展开幕后的第二日参观者即达六七千之多。展览会共举办了20天，截至闭幕时，参观者的人数总计超过了11万，其中各小学的学生占了多数。

3

和上文所述的宣传活动相比，大扫除运动和捕蝇运动的社会动员面更大。1928年12月14日，天津市举行了首次清洁运动。在此之前，公安局印制了传单，列出了清洁运动中市民应实行的事项，如打扫房屋院落、收拾厨房和厕所、不可乱丢秽土秽物等。社会局也发布了宣言，声称“国家的强弱，和人民的康健，实有相连的极大关系。假使任何那一国的民众个个康健，人人精神饱满，那么这个国家绝没有不强盛的。这是至当不易成例。不过人类的康健是有代价的，代价是什么？就是卫生，卫生的要素，在于清洁……清洁运动，虽应该由市政府负责倡导，但绝对不是机关上几个职员的能力，能够达到美满目的。必须要全市市民人人起来参加，继续不绝地时时清洁，处处清洁”，竭力劝说和鼓动全民参与清洁运动。

为宣传此次运动，公安局、卫生局和社会局等市府各局都派出人员参加游行。游行队伍最前列是马巡队，其后为自行车队和化装队。化装队又包括队首的狮子会和中间的运戏车，后面则有一巨人牵着五个小鬼。巨人喻“清洁之神”，五鬼指“清洁之害”，借以表达扫除污秽之意。此举可算是政府的巧思妙想。紧随其后的是警士、各局长官等，最后则为清道夫。甚至部队也参加了游行，并宣称军人的责任“不仅是扫除一切政治上的障碍”，也要努力扫除一切污秽。游行队伍一路高呼口号，声势浩大。

在清洁运动的第二日，从公安局长到保安警队和清道夫，携带扫具和土车开始打扫街道。各区也将道路扫除一新，偶尔还有行人帮忙打扫。学校方面，各中小学校长、教职员和全体学生也出发参加清扫。以此为开端，天津市几乎每年都举行清洁运动（或称清洁大扫除），持续时间从早先的半天延长为2—5日到两周以上不等。如1931年的春季清洁大扫除以公安局所辖五区及四个特别区为扫除区域，采取分区轮流打扫的办法，规定5月15—17日打扫第一区，18—21日打扫第二区，余类推，共历时17日之久。在1936年和1937年的大扫除运动中，扫除工作也按区次第开展。随着清洁扫除运动的不断举行，对市民的动员和监督也逐渐加强。为引起市民对清洁大扫除的关注，卫生局通常会在市内张贴布告和标语，并利用无线电台举行卫生讲演。卫生区事务所的卫生稽查员和各清洁分队长警也分区逐户劝告市民实行清扫。市政府要求各商家住户于期限内扫除积秽，并组织坊长、闾邻长和卫生稽查员等进行挨家挨户地入室检查，以确保清洁运动取得实效。打扫干净的商号和住户被贴上清洁扫除验讫证，卫生主管部门还按段抽査，检查的依据是《污物扫除条例施行细则》第2条，即“土地房屋所有者、使用者或占有者，为保持其地域内或建筑物内之清洁，应履行下列各事：一，备适当之容器，以容尘屑污泥；二，备适当之沟渠以通秽水；三，备适当之便所，以容粪溺”。未履行上述义务的按该细则的第9条处罚，后来又改为劝导，淡化了处罚的严厉色彩。对于被判定为不合清洁标准的住户商铺，有时还会再度复查。

大扫除的具体方式通常是由清洁队负责各区马路的清扫，市民和商号等则必须把住室或铺面内外及门窗等处打扫干净，并将秽土放在门外，以便清洁队逐户收取运除。已扫净的街巷由洒水车用净水挨次洒匀，洒水车无法通过的小巷则由各住户自行分段洒水。后来清洁运动形成了一套固定程序：大扫除开始之日先召开大会，经过奏乐、致辞、来宾讲演、摄影等后，与会者即按照事先划定的游行路线举行游行。游行人员和人数也有规定，除清洁队全体长警与夫役、全部运秽汽车、洒水汽车及骡拉水车之外，另有市政府和公安局、财政局、社会局、卫生局各10人、9个区卫生事务所每区各5人、特一至特三区各10人等等。在1936年的大扫除中，市长萧振瀛还亲自手执扫帚走在队伍前列，通过以身作则来倡导清洁。

前已提及，中央下达的行政命令要求各市每年举行两次卫生运动和大扫除，就天津市的执行情况来看，春季的清洁大扫除有时持续时间较长，如上文1937年的大扫除运动起讫时间为4月20日—5月7日，竟长达18天，而冬季的大扫除一般只有两三日。这一点估计和天津地处北方，冬季天气严寒清扫不便有关。1930年12月天津市没有如期举办清洁运动，就是因为全绍清本着务实的态度，认为在严冬强迫商民实行打扫，无异于敷衍搪塞，反而难收实效，因此征得中央同意加以变通。这些规模不等的清洁运动以“提醒民众之注意”，“唤起市民们注意清洁，增进康健，免除疫疠”，“整饬市容、提倡卫生”，“振刷市民精神”为旨归，但相关记载的阙如使我们难以得知其实际效果以及民众的评价。我们只能推测，全社会动员的大扫除运动多少会给天津的都市景象和商民的生活环境带来一些改观。从另一个角度看，在清洁与卫生尤其是防疫之间已经建立了逻辑关系之后，城市居民也因此不得不面对现代卫生行政的触角伸入个人生活领域的现实，接受官方人员的登门劝导及对其住宅清洁程度的检查与评估，这对人民的日常生活节奏难免会产生影响。一位小学生目击了某次卫生检查后，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我昨天上午放学，刚到家里，就听喊嚷，查卫生的来了，吓的各家，室内扫的比每天清洁，院内外有洒白灰者，有洒卫生水者，恐怕挨罚。小朋友们呀！吾愿天天如此洒扫清洁，于我们自己有莫大的利益，那怕他查卫生呢？

显而易见，至少有一部分市民因迫于检查和罚款的压力不得不做出“讲卫生”的姿态，以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卫生行政的要求。而这名学童倡议天天洒扫，表现出比一般市民强烈的卫生意识，则或许与其所受的卫生教育有关了。

官方的宣传强调了清洁运动的正面价值，然而也有人对此运动表示担忧。天津的西医王祖德告诉人们，以高级领袖的身份亲自参加大扫除以为他人倡，始于冯焕章将军。冯氏因为出身行伍，对医学卫生缺乏研究，所以想以亲自打扫街道来提倡清洁。然而“其意甚善，其害实巨”，因为继其之后许多市县都集合中小学生参加大扫除，这些学生多为缺乏抵抗力和免疫力的孩童，尘土中激扬起的微菌很容易入其口鼻和肺部，故名为清洁运动，实际最终却与本意大相悖谬。作者还以国外的卫生实践作为反例，指出国外厉行卫生，向无召集学生和市民作扫街之举者，而是由清道夫役于昏夜中进行。作者尤其叹惋，站在科学的旗帜下领导全国的上海，其市长和卫生局长竟然也亲执扫帚，领导市民开展清洁运动。清洁的作用自然不能轻易否定，但在我们很可能不加细思地认为清洁运动是对卫生现代化的趋近时，主流舆论之外的声音能提醒我们对类似举措的现代性、合理性是否真的不言而喻多一分忖度。

为了减少传染病的发生，政府也积极向苍蝇宣战，组织灭蝇运动。

天津市的灭蝇运动多于每年夏令举行，宣传与竞赛相结合是其常采取的方式。因为苍蝇繁殖能力强，危害极大，灭蝇办法遂成宣传重点。为求根绝苍蝇，卫生局希望民众定期清理容易孳生蝇类的地方，如垃圾箱、厕所、粪坑粪池、畜舍，此法即所谓的“除产地”。对付蝇蛆和成蝇的方法，从喷沸水、撒石灰到如何制作捕蝇纸，更被详细介绍给民众。由于民众未必知晓苍蝇为传染病的媒介，卫生主管部门也向他们解释灭蝇的科学依据与必要性，并吁请民众合力灭蝇。类似的卫生常识除了借助媒体的力量传播之外，也印制成传单散发给各机关、团体、学校和民众，并邀请名医到天津市各讲演所演讲，扩大灭蝇宣传，或在重要街衢贴挂宣传标语、图画和旗帜，以唤起市民对于灭蝇运动的注意。

天津市开展第一次灭蝇运动时即诉诸有奖竞赛的办法，赏格为银盾、奖牌和夜光表等。天津市小学生是灭蝇运动的干将，赢得了前数名，但也有小学生之外的市民以个人名义参加捕蝇运动并获奖，遗憾的是报纸没有提及这些人的身份。值得注意的是，天津市组织市民灭蝇运动或大会，其宗旨不仅在于“提醒民众注意蝇类之祸害”，也期望能由此“激励市民实行其社会服务之精神”，而市民对于该活动也并没有袖手旁观。不过，根据目前的资料还难以判断市民参与灭蝇运动是因为真正认识到苍蝇的危害，还是受奖品的诱惑。说到奖品，为了刺激人们的参与热情，卫生主管部门曾向其他机关团体广征奖品。在它的号召下，教育局、工务局、财政局等纷纷赠送银盾、手巾、香皂、牙粉、牙刷等物，天津商会则购置了捕蝇具50把送给社会局作为奖品。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卫生运动社会动员的广泛性。

这种以给奖的方式举办的市民灭蝇大会，有时被认为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宏效难著”，因此市府也决定变更一贯做法，效仿北京等地，出钱收买死蝇，以唤起市民扑蝇的兴趣。具体办法是市民将扑杀的成蝇集到一定数目，装成小包送到指定地点出售，价格为每大铜元一枚购买死蝇一千个。次年的收购价改为每百个为一包，每包给铜元二枚，所收死蝇按日用焚毁炉焚毁。不过或许因为出钱购买死蝇毕竟会增加财政负担，资料显示在随后几年中此法在天津未被再次使用。

在小学生中，市政府组织了灭蝇图画竞赛和讲演竞赛。图画竞赛的获奖者除受到奖励之外，其作品还和其他比较出色的图画一起在青年会展出。从标题看，这些画作表现的是小学生们对苍蝇的各种认识，如“一个苍蝇，每年要生殖子孙十八万八千三百五万万，那（哪）一个都能致人于死命”、“蝇害甚于飞机炸弹”、“强盗杀人要流血，苍蝇杀人不见血”等等。讲演竞赛先分五区在全市市立小学范围内举行预赛，预赛的前二名再进入决赛。决赛时小选手们的讲演基本以苍蝇的危害和扑灭苍蝇的方法为主题。这些竞赛对于参加者以及旁观、旁听者而言不失为一次受教育的机会。

在灭蝇运动中，天津市卫生行政机构不仅扮演了动员者和组织者的角色，而且也身体力行，组建灭蝇队逐日到各个警区界内的公厕以及污秽肮脏蝇蛆容易栖止和繁殖的地方，泼洒石灰药水。在1934年5—8月的灭蝇运动期间，市政府共查明全市粪坑15346个，污秽潮湿地方2393处，消毒1700次，收买苍蝇947600个。有趣的是，市府还制作捕蝇拍五千把，分别送给各警区（再由各警区转赠给民众）、教育局（然后再分发给学校）以及鲜货店等店铺。从政府拟定的灭蝇运动办法来看，政府并不专意以扑灭多少只苍蝇为功，而是希望能从源头上杜绝苍蝇的产生，所以规定住户铺户的厨房均宜收拾干净，不可堆积污物；厕所宜每日扫除一次，粪桶加盖，每星期于桶内撒生石灰一次；不可向街巷内泼洒秽水，应该用有盖的秽水桶存贮等等。有时灭蝇运动干脆以对市内垃圾集积的场所和厕所等处进行大扫除为前期工作。从这一点看，天津市的灭蝇运动具有科学性的一面，由此民众也或多或少能通过这项运动认识污秽与蝇患之间的关系，树立文明的卫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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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国民政府的卫生法令要求全国各地在每年的5月和12月各举行一次卫生运动。从报纸记载看，各大小城市确实执行了这一命令，如1934年5月16日《大公报》刊登的《卫生运动各地昨日举行大扫除》一文报道，归化、徐州、福州、武汉三镇和兰州等地都举行了卫生运动。其他年份的《武汉日报》、《申报》、《西京日报》、《北平晨报》和《中央日报》等，也都记录了当地卫生运动的情况。

在中央编印的《卫生运动宣传纲要》中，卫生与民族的命运被搭建起层层递进的关系：如果我们意识到了自身的缺陷，就要切实提倡卫生，使国民身体强壮，身体强壮则精神健全，精神健全则意志坚决，意志坚决则民族团结坚固，如此民族才能解放。卫生运动的标语也被拟定为“注意卫生可以强健身体！”、“注意卫生是民族独立的基本条件！”、“卫生运动就是救国运动！”、“卫生运动就是解放运动！”等等。国家为卫生运动悬设了强种救国的高远目标，国民健康的政治价值被强调。从这个意义上说，卫生运动集中体现了近代中国优化全体国民身体素质，进而复兴民族的要求和愿望。对此，曾任天津市卫生局长的全绍清有切中要害的认识，“人口一方固求其多，一方尤当求其能强健。如人口能多，非弱病即残废，则又曷足贵？”《申报》的时评认为清洁运动“亦未尝不足以移风易俗，挽回颓势”。有一熟谙京津卫生活动的人也提出，卫生运动“应该设法使一般人民晓得焚香拜佛是不足以疗疾的”，应该使他们“由信神佛道士而改为信化学医药”；他们的迷信如果不破除，则至终不能成为现代国民。总之，卫生运动“如在实际上没有多大成就，至少应该使它成为一种科学教育”。由是可知，卫生运动并不仅仅是消灭几只苍蝇、打扫几条街道的简单活动，而是一场重构民众对卫生与疾病的认知，力图把民众导向健康行为，造就现代国民的教育运动。

至于为什么要把运动安排在这两个月，有人从传统习俗中找到了依据：中国人习惯到了5月，在端午节那天举行一次抗毒运动。到了12月将近年终的时候，家家户户又要举行一次清洁运动。这两种传统习惯以“悬符压邪，焚香驱蚊”、“喝雄黄酒除五毒”、“十七十八，越扫越发”为出发点，虽然不无“财迷”色彩，却也表达了人们“人自太平，减少疾病”的要求。不过作者也认为“这种方式的卫生运动，是传统的、习惯的、迷信的，不是有根据的、有方法的、有目的的，不过表示一种意思罢了。所以举行了数十百年，还是没有进步，离开真意还是太远”。如果说传统与现代的卫生运动在国家的刻意安排下有了时间上的重合，那么在性质上后者因为秉持着西方的细菌学说，而被认为是科学的、理性的，有异于前者的迷信和非理性面目。不同于传统社会以一身一家为活动半径，民间自发的“不过表示一种意思”的驱毒与清扫活动，现代卫生运动由国家以行政力量动员全社会参加，其意义被概括为“一提倡个人卫生，二推行公共卫生”。天津的当政者也在宣传卫生运动的演说中告诫民众，“个人清洁，固然要讲求，而公共清洁，更当要提倡。尤其是都市里边人口繁多，微菌易生，在冬天尚不觉如何，一到春天，即为微菌发展时期，冬天所受不洁之赐，是一定发现的。因此公共清洁，不只要政府提倡，是人人要实行的”，卫生运动的公共性被宣扬。以细菌学说为理论支持，以公众的健康甚至民族的发展为诉求，天津市的卫生当局动员民众开展卫生运动，剔除环境中易传播疾病、侵害健康的因素，如尘芥、污物、蚊蝇等，并为了促使卫生运动获致实效而对市民住宅、商铺和街道的清洁程度、灭蝇的数量等进行检查和评比。民国时期天津市的卫生运动以清洁和防疫为主题，有不小规模，其中灭蝇运动有时竟持续数月。在这些运动中，公共卫生常识通过讲演、展览、电台、报纸、手册、电影、传单等资讯传播手段传递给市民，希望借此养成他们的现代卫生观念和习惯，最终人人都能拥有健康的身体，成为强健的国民。对于卫生行政人员而言，也冀望通过宣传能减少民众对卫生行政的阻碍。

可以想象，一些民众是身不由己地卷入了由官方强力推行的卫生运动中，不过，卫生运动与民众的传统生活方式和卫生观念是否产生过抵牾冲突，民众如何评价运动、如何看待身体健康对个人及国家、民族的意义等等，仍有待资料的发现才能作进一步论述。有必要在此补叙的是天津地方报端一篇社会小说性质的短小文章：夏季傍晚，两名警察敲开市民赵七爷的屋门，声称“我们的局长，为整理公共卫生起见，每一家发一把苍蝇拍，扑灭苍蝇，以免时疫的蔓延”。赵七爷接过苍蝇拍后，警察却向其索要大洋一角。当赵大爷表示为难时，两名警察以“竟敢破坏公共卫生”为由，威胁赵七爷“到局子里坐坐”，迫使其交出作为第二天生活费的一角大洋。文虽类似小说，反映的却未尝不是社会现实。在国家权力向民众生活世界渗透的过程中，公共卫生有时也从“善政”变质为“恶政”。民国时期我国城市公共卫生教育活动的得失值得关注。

朱慧颖，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博士，曾翻译梁其姿著作《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

本文选自余新忠主编的《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8月出版）。

源济

行医资格，谁说了算？民国时期医生的甄训与评核 

2016-02-03 胡勇 东方历史评论

本文为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医疗史”专题第八篇文章。点击阅读前七篇。

撰文：胡勇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现代人对医疗保健问题日益重视。自然，医生群体成为人们关注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现代医生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职业化趋向的出现，其中行医资格问题及其评核是重要内容。透过这一转变，可以从一个未被史学界注意的侧面，观察国人日常生活、政府、医疗职业、社会团体复杂因应的转变历程。

近代中国医生的甄训与评核制度，肇始于清末，经历了跌宕起伏的过程，其间中西医、政府与医生、医疗组织、传统与现代等问题萦绕其间，有冲突，也有交流和对话，最终在40年代形成了完整的行医甄训与评核体系并伴随资历社会形成推进了医疗保障事业的现代化和医学知识的进步。同时，传统医学及其与之伴随的民间医疗文化被这一体系规训、整合。从中还可以考量结构化力量，如何建构政府行为、群体活动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近年医史学界对中医资格认证及民国时期执业许可制度的健全过程有所研究，但对于整个医疗业相关政策发展脉络，还有待深入探讨；对卫生立法、开业管理的社会层面，均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透过民国时期政府医生甄训过程当中的一些历史事件，通过对近代医生资格认定及评核制度的历史考察，反映转型时期政府与医界、民众矛盾冲突和交流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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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医生品流之芜杂与清末变化

（一）晚清医生品流芜杂之情形

据梁其姿对元明清三代的医疗政策的研究，对医生训练、遴选与鉴定，要求十分严格，但到了明代，这些制度已有名无实，到清代则更加松动。陈志潜也说，清代官员对医学界的监管不负责任，医学教育既不正规，而且实践也全然不规范化，属自由竞争状态。这样医生就来源于多种途径，有的因举业无望弃儒行医，有的是业医世家代代相传，更多的则属混入医疗业，充当谋生手段而已。对于晚清医生质量的低劣，梁启超说，“西人医学，设为特科，选中学生之高才者学焉。中国医生乃强半以学贴括不成者为之，其技之孰良，无待问矣！汉志方技犹自列为一略，后世废矣，良足叹也！”郑观应针对医疗业的败坏现象，提出遍考庸医以救生命。对这种情况，有识之士，忧心忡忡：“黄帝而后，代有作者，推波助澜，曲尽其妙。何以沾流至今，降而弥下。仅为此无业游民，作糊口计也。吾言至此，沉沉其袭心，几不知泣涕之何从矣。”

在没有资格认定评核机制的情况下，病家如何择医就成为一门大学问。通常的观念是将家传三世作为信誉的依据所谓“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究其原因，在传统文化中，医学不被重视，第一是人才不是最精英的；第二，重经验、轻理论，屡次经验失传，造成技术不能推广，正如宋恕所言：

西国最重医，故治其术者日精，而民生其间，大受福利。中国则以医为小道，业此者，非市井粗识之徒，即学八股文不成之辈，否则才士久困均屋，垂暮奄奄，迫于生计者也。又何怪术之不精，民生之无辜乎？

大量人士跻身于科举，导致一流人才不能从医，医学人才匮乏。解决的办法唯有废科举、建立新式医学教育，培养专门人才。晚清一些有识之士已认识到了这件事的重要性，但当时传统观念笼罩之下的困难重重，致使当时新式医学堂数量有限。建医学堂的任务当然很急迫，无奈面临五重困难，其一，中国医生人自为师，家自为学，经验良法或秘而不传或传而不广。其二，相当一部分医者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往往遁而学医，以薄口食，导致医生品流庞杂。其三，西方医学书籍翻译得太少，乃至病名讹传。其四，器具药品非专门学习者不能具备。第五，理化、数学、历史、地理、地质诸学皆为医的兼科，未能普及，窥其门径。

导致医业混乱还因为缺乏西方意义上的考核与联会制度。如传教士花之安说“即如西国业医必有其会，或远或近，或人多少，俱能联会，考究医学之事，故医道日明。盖医为人寄生死，其责甚重，不容轻忽为也。”1898年，还有人为提高医者地位而争辩，并将中外医界对比，指出我国医界急需建立考试制度、专业团体以提高医学技术。

庸医问题自古就有，之所以晚清庸医问题显得如此突出，固然有媒体披露、放大的因素，也是人们对中西医疗制度比较后，对当时医界状况进行反思的结果。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如晚清以后的人口过剩，导致失业、游民问题日益严重，使一些无业人员混迹医界，聊以糊口。笔者以为，晚清政府对医疗行业准入制度的缺失，也缺少保护、扶持、奖助的措施及激励机制，政策导向上没有将精英人才聚集于医疗行业，才是医生品流芜杂、影响医生社会地位提升的主因。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清末最后数年，才有所改变。

（二）清末的变化：端方组织的医生考试

我国古代职官性医学教育，自南北朝至清末相沿不断。清代沿用了宋代的一些做法，制定出一套完整的医学教育及考核制度。太医院是当时最高的医疗机构。负责医生的考核、选拔。医官的晋升降革，除以差务勤惰、医理精通、疗疾有效外，考试成绩是重要条件之一。从民间选拔医生都要经过严格的考试。但众所周知，医官主要是御用或为少数官方人士服务，虽也有服务民间的活动，如瘟疫爆发其间的施医散药。19世纪，随着来华西医传教士的不断增多，传教士于1886年成立了中华博医会。虽然该会的目的是为传教士医生服务，但却慢慢地承担起本应由全国性医学会或政府承担的各项职能诸如确定医学院和教师的标准，充当开业医生的注册机关等等。毕竟传教士人数少、影响有限。清末随着地方自治运动的兴起，医学、卫生作为强国强种的要义首先引起地方官绅的重视，甚至有人认为“整顿医学为自治第一关系”。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下据说民政部针对医生不明医理，误杀人命的现象，已饬司员修订专律。不过真正努力实行者当属地方官员。中国近代意义上的资格认定、医学职业考试肇始于清末两江总督端方组织的医生考试。有几种资料记载了考试过程，陈邦贤编《中国医学史》中说：

清光绪末两江总督端方，以医学一科，有关系人民生命重要，特札饬宁提学陈子砺学使，凡在省垣行医者，须一律考试，一定去取。其考试之法，令各医生于内科、外科、女科、幼科之类，以及产科、痘科、眼科、牙科等，任其择报一科或数科，听候考试。其考时以学生为重，不以文艺先。所出之题，就病症方药古今人治法不同之处，疑难僻之病症，及游移争竞之学说，每科择要设为问题数条，能对若干条，即判为若干分数，分列最优等、优等、中等、下等、最下等五等；考取中等以上者，给予文凭，准其行医；其下等最下等者，不给文凭，不准行医。并在中西医院内附设一医学研究所，仍令考取中等以上各生入所讲求、以求深造。先后两次，投考者很多。自此以后，各省警察厅考医生之举，络绎不绝。

丁福保认为，选择医师的学识，干涉医师的准行与否，“是惟政府之责任政府之权力耳。故政府宜萃通国之医生而试验之，其试验及格者，给以文凭，准予行医。是即代齐民而任选择医师之责也。”此时政府也用法律的形式对行医行为进行干涉。修律大臣奏定法典草案第296条，凡未受公署之许可，以医为常业者，处500元以下罚金。其题首论中西脉学之得失；次论中西药学之异同；次论古人之论麻醉药；次论爱克斯光线之功用；次论中西针法；次论鼠疫病因疗法；次论说文总字以证知觉属脑之说。其间题皆辨析精微，“足资启发。可为考试医学之程式。尤为行医者之所宜究心也。”所出之题，就病症方药古人治法不同之处，疑难奇僻之病症，及游移竞争之理说，每科择要设为问题数条，能对若干条，即判为若干分数。仍以60分为中等，于宽假之中，有一定准绳。医术重阅历，考试后发往中西医院试验。汇其医案、方药成绩、报告与试卷合铰。于中西医院中附设研究所，均于考定后察酌举行。考时极为严肃，学宪连日住宿于高等学堂中。时年36岁的丁福保经考试得到了最优等的开业证书，被端方派往日本考察医学。

民国以后，据庞京周说，当时的法令还是较严肃的，开卫生法令之嚆矢。“当时官中命令，要比现在强得多，倘若就从此严格执行，那么如今的医界，也不至混乱到此地步。”在光绪己亥庚子之交，江宁府知府柯逢时在南京实行考验中西医，应考的中医有七百余人。但由于革新者柯逢时等势单力孤，加上政策不够灵活，操之过急致使阻力重重：“可惜柯先生也是曲高和寡。没有其他人去辅助他，直到他去官以后，继任的守着因时制官的妙语，又把这种事耽搁下来了。此后到了端午桥做江苏巡抚，也曾在苏州府考试医生，并且他还制定了医家诊例。每次只许收洋2元。更责令医生不许坐轿，允许骑马以求迅速。思想固然新颖，但是未免操之过急，所以当时苏州某老先生，即因为曾任御医耻受甄别，宁可避地到上海小住，待等端方去任，然后回里，足见我国医界，本不易治。”不久，随着清王朝的寿终正寝，这些政策法规也就无疾而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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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医生资格认定之演变与医界反应

（一）民国时期医生资格认定之演变概况

民国第一个管理医生的条例是《管理医师暂行规则》1922年3月9日颁布。规定凡具有医师资格者，应由内务部发给医师执照。其未经核准给照者，不得执行医师制业务。凡年在二十岁以上，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方准发给医师执照：

（一）在国内官、公、私立医科大学及医科专门学校医科毕业，领有毕业文凭，经教育部核准注册或给予证书者。

（二）在外国官、公、私立医科毕业，领有毕业文凭，或领有医术开业证书，经教育部核准注册或给予证书者。

（三）在本规则未颁布之前，在外国私立之医学堂肄业三年以上，领有毕业文凭者。

（四）外国人曾在各该国政府领有医术开业证书，经外交部证明，认为适于执行医业者。

1923年广东国民政府也颁发了《管理医师暂行规则》，其行医资格内容与1922年北京政府所规定大体相同。1928年12月24日国民政府内政部备案，1929年1月15日公布。《医师暂行条例》第631页凡在二十岁以上，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得呈请给予医师证书。前三条同1922年条例，增加的为，经医师考试及格领有证书者。1930年5月27日公布《西医条例》。后1936年1月22日公布的《西医条例》规定在考试院举行中医考试以前，凡年满25岁，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经内政部审査合格，给予证书后，得执行中医业务。曾经中央或省市政府发给行医执照者，在中医学校毕业，得有证书者。曾执行中医业务5年以上者。1936年10月9日，颁布《医师甄别办法》规定医师甄别，由卫生署指派或延聘医学专家9人组织医师甄别委员会办理之。医师甄别举行由卫生署办理之。医师甄别举行日期由卫生署定之，并由三个月前登报通告。医师甄别在首都举行。1939年6月22日规定的《医师甄别办法》，医师甄别应就下列各科笔或口试之：眼科学、解剖学（组织学在内）、生理学（医化学在内）、病理学（病理解剖学、细菌学、法医学）、卫生学、内科学（精神病学、儿科学在内）、外科学（耳鼻喉、皮肤病、花柳病学在内）、妇科学、产科学。1940年的《医师暂行条例》也加入了经中央政府医师甄别考试及格，领有证书者。1943年9月22日颁布的《医师法》更明文规定，“中华民国”人民，医师考试及格者，得充医师。具有医学院毕业证书者，也应由前条考试得以检核之。1943年卫生署公布的《医士暂行条例》规定凡开业之医士，均有遵守本条例之义务。本条例所称之医士，系指根据中国传统相沿之医学书籍为人治病者而言，其毫无学理根据，或涉及迷信者，及无固定住址沿街治病之江湖术士等，均绝对取缔。中医考试合格或中医学校毕业者。1945年7月21日社会部卫生部共同公布《医师法实施细则》，规定需有考试院颁发的医师或中医师考试及格证书等材料，请领医师或中医师证书，再交当地主管官署呈验，登录并发给执照，资格认定上证与照分离成为近代医疗制度一大变化。

正如研究者指出的，1943年9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在修订两个《医师暂行条例》的基础上颁发的《医师法》，其最大特点就是健全和完善了执业医师资格许可和注册许可两方面的法律规定和法律程序，规定了医师资格的考核制度。所以《医师法》的颁布，标志民国时期执业医师许可制度正式形成。为了做到制度操作的公开透明，行政院卫生署还在1936年起编印了《卫生署医药证照公告月刊》，定期向全国发行。从1936年获证的医师名单来看，已包括医师、药师、护士、助产士、牙医等各个类别。获证人员遍及全国各地，包括浙江、山东、福建、湖南、湖北、陕西、辽宁、广东、绥远。说明当时证照的覆盖网络已到达全国大部分地区。还有外国籍医师给证的名单。从人数上看，据卫生署医事人员登记统计，截至1939年9月止，共登记医师9963人，护士4979人，助产士3967人，药剂生2564人。此中在中央及省市卫生机关及军医机关服务者为数甚多。在私立医院药房工作及自行开业者，复占一大部分。有了证照制度，政府制定的相关法规就得以成为约束医者的行业规范，为取缔非法行医活动、打击庸医，带来了便利。

（二）医界与政府在行医资格问题上的纷争

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政令、法规，对医疗行业进行规训、整顿，思想渊源都是起源于清末以来强国强种的目标，是国家在现代转型过程中重要一环，体现了现代国家有对生命财产负责任的诉求。应当说政府整顿医疗行业，打击庸医，与医界的目标是相一致的。民国以来，“业界”观念深入人心。“业界”所表征的亚文化圈成为同业社会群体聚集的基础。医界的合群趋向、“业界”意识的增强，促成其更加重视职业规范和职业伦理。其中医事人员素质对提升整个医疗行业的水准，增强国力，至关重要。因此医界人士同样对医生品流芜杂的现象深恶痛绝。如胡定安就曾指出中国的卫生行政向无组织，向不健全，走方行医，无资格充医师的人们也是车载斗量。“有饭大家吃，并不在那里严格取缔，也要混在医业界里讨生活。所以是否正式非正式的医师，社会上因为民众智识的幼稚，客观的也是分不出来，很漂亮的穿了一套西装，会得写几个横文字，只要学了一点护士本领会打皮下注射针，量量体温，就可在社会上用夸大的广告寻饭吃，盲目的民众，不但是被他可以大部分的吸收去当主顾，而且有时碰到不药也可治的侥幸机会，却是某西医的高明妙法，这妙手成春的大本领，当然要替他悬匾登报极尽宣传，这都是在中国社会上可以常见的，那些红医生的怪现象，实在很难描写的，不过在我医界严格地说起来，中国确有一部分这样不学无术挂羊头卖狗肉的混着干医务生活的人们，却不在少数。假使我们稍一问良心，决不是我们医界人才所取的正当出路呢。所以有识正式的医师反被排挤没饭吃。”在这种劣币逐良币的情形下，正式良医无不感到冤屈。整理医政，使医界人才有正当出路，不致受着环境恶势力的影响，提倡医界道德成为胡定安等医界精英奋斗的目标。在这方面医界的看法与政府民间是一致的，如浙江省议员曾铣也提出整顿医疗行业的议案，针对一般目不识丁者，“滥竽其间，有方书全未问津，仅记数种汤头即行营业者，或以药店老略知几种药名亦冒充医士者，小则贻误个人生命，大则摧残人种，似此草菅人命、殊乖人道主义”的现象，提出医生营业规则13条。医界的看法也与民间对江湖医生危害社会的不断揭露形成共鸣。有位作者的看法颇能反映民众的心声。他说那些自称为某病专门的江湖医生，既没有受过新医的洗礼，更谈不上手术的高明，至于消毒就更谈不上了，那么，为什么病者总会趋之若鹜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收费的低廉和手段的狡猾。所以那些受害的往往是下层社会的大众，“中了便宜的毒，”为了大众免受庸医蹂躏，这位作者建议在消极的方面，固然要请开业医师和各医院当局，对贫病要格外的优待，且酌量情形尽量免费施诊给药。但积极的方面，还须政府卫生当局，对于江湖医生有一种取缔方法，同时并于各冲要地带广设平民医院或施诊所，一律免费治疗，那么，贫苦的大众就不会再受江湖医生的欺诈而自寻苦吃了。

不料1929年政府医师资格法规一出台，却引发了一系列的纷争，首先是医生与医界团体强烈反对，随即带来国内民众的恐慌与一片指责声。反对的声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一部分医生和医学团体认为对政府所颁布的医生资格考试认定制度化势必会加剧医疗人才紧张的矛盾，加上医学教育当时也很不发达，不具备限定医师资格的客观条件。所以他们并不是反对医生资格考试认定制度，而是强调实施的时机不成熟。如宁波医师公会认为卫生部为人民选择医师“法至善意至美也”，“惟新医输入我国，历时未久，逊清末叶，国内尚乏医学专门学校，一般医士多出身教会医院。比年以来，虽逐渐设立医校，为数仍属无多，不足供全国医师之产出”，鉴于当时医生数量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去甚远，认为“一经考试，一部分必受淘汰。新医更为缺乏”。医师检定，与医科学校教育的发达与否紧密相关。而完备的医学教育尚需数十年的努力。故有人认为当时开业医师不宜考试。医生人数少，医学院校毕业的合格医生更少，如若再进行限定，很可能成人民有病无处寻医的危机局面，确是实情。这一行政举措确实在合理与合法方面存在着疑点，一些医生也正是抓住这一疑点理直气壮地加以反击。

第二，政府颁布的医师资格法规本身的混乱与缺陷是医生们大加垢病的另一方面。汪企张认为中国的政治从来都是曲线的。所以国家的最初进步，好似蜗行蛙步，甚而至拉倒车开乱车以退为进。“在一个政府之下，忽而紧，忽而宽，忽而严缔，忽而放任，使一般民众，生非分之心，有侥幸至得”。他指出管理医师这一问题，已经有了五次的法令出现。法令是死的人是活的，譬方像卫生部没成立以前的上海市特别市卫生局所布的管理医师暂行章程，第三条有西医试验委员会的组织，后来居然执行了两次。受试的有合格的也有不合格的。不合格的当然不必讲，合格的领到执照依旧得执行业务。可是没过多久，卫生部医师暂行条例颁布了其第三条项下，第四款说“经医师考试及格领有证书者”，大家见了，很是稀怪，以为医师考试从来并未举行过。“是否指地方所执行过的西医试验，都不甚明白。到后来，果然曾经在本市受试合格而领得执照的还是受了卫生部许多的刁难。其中恐怕还有领不到证书的人呢！这种一收一放的味道，实在难过。后来西医条例公布了他资格和卫生部医师暂行条例果然‘没其出入’。不过缺了一款医师考试及格。可是第二条准其在考试检定未举行时，得继续执行业务。不过这种考试或检定也没指明中央还是地方。假使说地方执行的也算数，那么本市早经执行过了。曾经受试合格的，不能不承认，纵然说地方试验合格的，也不中用了，幸而这项西医条例至今没颁布执行日期。所以大家还没有受到他的影响”。“可是民众已被他缠绕得眼花缭乱了。”“待西医医师考试条例颁布后，大家方才知道，自己都还没有做医师的资格。因为不经这种试验，便没有医师资格。试验了不合格，还是没有医师资格……已经在社会上做过十年八年的医师，政府并没有替他们设法改良资格，而突然间偏要一网打尽，夺他们的生命，你想是何等残酷的事!”“因此我想国民政府四年来对于我们医师的资格问题，也收放的够了，使一班民众的心弦也七上八落的够了。可是收也收不到底，放也放不到头”。政府制造法令太多，使民众目迷无色，耳乱五声，实在无所适从。

第三，由于歧视中医政策直接危及中医的生存，众所周知，在一片反对声中，中医的抗辩最为激烈。中医一直以私人授徒的方式来传承。但西医们认为“吾国药学素无专科，即旧医亦多由读书不成，涉猎几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之医籍背诵几篇简略浅陋终南捷径之歌诀即行悬壶问世，以谋生计，下焉者之无仅识看书亦不甚了了，纵行登记，其资格之属此类者，必千中之九百九十九。即有中学校或传习所毕业及属此类者，及地方官厅甄别及格者亦无根本确固之知识可为医学基础者……”1929年余岩提出消灭中医中药的议案，激发了中医药界的大联合，更惹起了多数社会和民众团体的同情。中西医之间展开论战，硝烟弥漫。有论者揭露出西医流品芜杂的情况，借以反驳西医对中医品质的指责。席时泰先生说“欲要取缔中医，还先取缔西医”。中医的流品，固然庞杂，西医的同道，亦太觉滥竽了，“我们中医方面是确有瑕疵的，然西医的方面瑕疵恐怕要比中医来得利害，不要说别的地方，仅就上海一埠而论，由西药房配药，和西医院看护出身，揭橥医学士医师的招牌，闻说不少。”

由医生资格问题引发的中西医抗争，事关广大中医的生存问题，矛盾不断升级，最后中医逐渐演变为集会、游行、请愿、绝食等政治性运动。中医的抗争取得了胜利，西医界废止中医的目的没有达到，但在强大的生存压力之下，被迫进行调适，转入近代西医标准化轨道。这从中医对于资格问题的观念转型可以看出来。1932年上海出版的《国医名录》已经有约七分之一的人资格栏填写中医学校毕业，有的十分看中官方色彩的资格。如将“上海卫生局中医登记委员”看做一种资格。在那时各种正式组织的头衔已成为填写资格时最优先的考虑，如中医学院毕业、任教、中医医院工作、中医公会委员、国医馆任职几乎全是引入西方专业制度下新兴的产物。从《国医名录》可以看出，中医的自我分类已由非正式的“名医、儒医、世医、铃医与江湖医”，而向正式的、有团体基础的各种学历与职称移动。

中医的变迁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清末，中医的教育、培训可谓一律釆取私人授徒制，虽有人提出兴办中医学校的建议，也被学部大臣汪大燮批驳不准。民国以后，又有一些中医受了新潮流的刺激，举办了几处中医学校，学了西医的一些皮毛，产生了两种人，一种感到中医太无根据，就产生了放弃中医的念头，没有科学观念的学生，被玄学迷惑得太深，又学了一点西医，便藉此攻击西医。以至焦易堂在告国人书中说“少年国医，未尝不取西医之长”。中医加入学校系统，开始也产生了不少尴尬。至于社会上对于中医药的学生，因为他不是传统式的某某夫子门人，未免有些习惯上的不信仰。中医学校学生也觉得新中医不为最旧的人们所喜不为最老资格的旧医所推许，更觉得中医学校所习的伎俩，也绝没有授徒方法所得来的神秘。而且教育部又不许中医学校列入学校系统，办中医学校的，也感到招收中学生学习玄学，有倒戈的危险，有此种种原因，遂使中医学校，曾由一时的时髦，而变为沉寂。致使中医的教育，依然归到授徒的老路。虽然也有一些中医学校办得很有声色，但总的来说，一直到1940年代中医学校仍然面临着许多困境。

此外，政府规范医疗业的政策也与医疗业的传统相冲突，引起一些医生本能的反感。传统宋元时期，政府与医生的关系较为密切，政府直接管理医疗事物，包括对医生的训练，分配、医疗设施的兴建等等。明清以后，医学出现民间化趋势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政府要面对这样的状况，管理医生较管理其他职业为难。虽然相当一部分医师曾受大学教员或大学以上教育，品端学富者不乏其人，有的不得机会未为国家所用，或抱负清高不肯加入政界。有的“宁托迹医林辱身降志为平民”，“驱除疾厄，代国家创办医院学校，为学术文化而建立学会等事，惟雅不愿受任何无理压迫、任何官厅之藐视。”特别由于地方上滥用职权加上内地医师受官方莫须有之压迫者已屡闻而屡见。使医师受颟顸官厅的约束，一些医生感到很痛苦。这一方面是由于长期官方与医界的疏离，造成合作与交流的机会少，隔阂比较多，另一方面也确有一些不法地方官员胡作非为，打击迫害医生，致使医生们对政府的法规产生顾虑。

无论意见如何纷纭，医界在当务之急在于兴办教育、培养师资两点上达成共识，以图“医术之真实进步”。全国医师联合会，也要求政府实行宽大办法。理由是：其一“伏查我国卫生行政方始发轫，正宜参照各先进国前例，先从宽大入手，以冀易于施行。况医界人数正感缺乏，现时所有已数不敷社会之分配，若按暂行条例登记资格，在通都大邑虽尚有少数可以及格之材，而内地僻壤则甚难。”其二，大多数医者已开业有年，在社会上各有其相当地位，“即令政府屏不登记而职业不能骤改习俗，难以速化。彼等仍私操其职务，病人亦愿受其治疗，明令虽布，实效难见，弊端既开，后患无穷，无聊之徒接踵效尤。若若私则始也，固为甚重计，其终也，驯至私医充斥，愈滋危险而已。因果适得其反。若从宽大入手，则反侧皆安弊窦自赛。群才入毂指挥可定。补充讲习挽救有方，不患其品流庞杂也。”

由上述可见，矛盾的焦点在于，医生资格法规本身的缺陷制度与混乱，法规实施的社会环境不成熟，中医为了反抗政府的歧视政策，为自身生存而激发起本能的斗争欲望。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政令、法规，对医疗行业进行规训、整顿，是国家在现代转型过程中重要一环，体现了现代国家有对生命财产负责任的诉求。对医疗业进行规范，主要目的是打击庸医，避免危害人民生命的行为发生。事实上，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求国家权力的进一步延伸，对医疗行为的各个环节实施监控，这就与明清以来医疗行为民间化的传统发生冲突。

但问题的症结在于，政府过于急切地想一步到位，实现整顿医疗业，使其规范化的目的，想法是好的，但实行起来就不那样简单。医界的近代化社团组织的出现，如医师公会、中医师公会等等，还有医学界所创办的报纸杂志能够发挥舆论动员民众的作用，以及医学界人士与政界工商界交往的不断扩大，改变了以往各自为政派系林立的状况。虽然这些团体还处于初步形成阶段，许多方面远未上轨道，但为了维护本行业的现实利益，已有能力通过群体力量与政府不合理之处进行抗争。民国以来医生法规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医界与政府不断抗争、交流、对话的过程。从政府一边来看，很多法令之所以法规效力低下，甚至行同具文，缺乏真正的约束力。

笔者分析，出现上述弊端的原因是，第一，政出多门，朝令夕改，这首先与混乱的政局有关。政出多门，表现为，纵向上看，各界政府之间，政策法规理论上有连续性的一面，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则断裂百出，种种问题、纠纷由此产生。不同届政府更替，规章制度要重新制定，宣布前政府的执照无效，这是自然的事，但由此产生的矛盾不少。从横向上来看，中央与地方法规的不一致，又造成了很多混乱。即便在医界内部，派系之争此消彼长，导致政策变换，莫衷一是。英美、德日两派西医由明争转入暗斗，一直没有停止过。南京政府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中央卫生行政机构改变了七次之多，即1928年内政部内设卫生司，薛笃弼任内政部长，陈方之任司长；1929年设立卫生部，薛笃弼任部长，刘瑞恒任常务次长；1930年卫生部取消，缩小为卫生署，改隶内政部，刘瑞恒任署长；1938年，卫生署再次降格而改隶于内政部，由颜福庆任署长，金宝善任副署长；1941年卫生署又从内政部升入行政院而为行政院的直属机关，金宝善任署长，沈克非任副署长。1947年卫生署恢复为卫生部，周贻春任部长，金宝善任政务次长……“但在人事方面，始终抓着亲英美派西医不放，作为亲美政策的构成部分。”派系之争，反映在医生资格问题上前后法令繁多，政令不断，令医生穷于应付。各种规定前后之间矛盾迭出，导致纠纷不断，怨声载道。

第二，与当时政治组织结构有联系。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将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比喻为“潜水艇夹肉面包”，上面一块是长面包，缺乏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过去政府与民间的联系，纯靠科举制度做主。1905年科举制度停废，国民党执政后，虽然创造了一个新的上层机构，却未能建立一个健全的低层机构。国民党政权乃成为上下两个极不一致的机构的组合体：上层是由一批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的文官群体组成的领导层；下层却是被精英遗弃，而由一批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所控制的基层组织。但对于医师群体、医疗行业的管理，虽情况有所不同，但中央和省市的各种政令和法规像雪片一样向基层下达，却无法落到实处，这一点是一致的。对此，汪企张也认为，“地方行政者，每好夸功，不循正轨，参酌各地情状，辄自诩为模范，而中央之权威，遂因之失坠”。因而他提出医师资格的审定权应归中央。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虽然在重庆颁布了一些医疗人员管理的法规，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广大沦陷区医疗行为异常混乱。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随即开始了对医疗行业的大规模整顿。首先是重新进行医生资格认定，其次是打击庸医和不法开业行医者。加上医学院校系统的逐步完善，卫生网络的不断健全，医生检核委员会的出现，医生资格认证制度才逐步规范化制度化，但与现代发达的卫生管理制度仍有相当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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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后期医生专业技术等级的划分与评核

国民政府对于开业医生的专业技术等级，没有明确的规定，对医生的考试与检核只是一种准入制度，对合格医师的分类为中医师、西医师，及根据专科的不同又分牙医师和助产士。如何区分好医生和坏医生？在古代中国，缺乏客观的评判机制，民众对医生的无知，导致“福医”和“时医”现象盛行。所谓“福医”、“时医”指的是历史上一些主要依靠“运势”从事医疗的民间医人，其医术不高，但却往往是患者的首选，患者更多地期冀以其运气而非医术治疗自己的疾病。即使民国以后，病家在择医时，也很难了解清楚医生的水平究竟如何。一般患者在选医时通常做以下考虑：1.选择病家平素延某医诊治者；2.病家的亲朋好友曾经被某医治愈；3.病家慕医生之大名者；4.病家与某医有直接或间接关系者。此外，还有医生名誉、广告、诊金等因素的影响。这其中隐含着很多不确定因素，因而医疗纠纷也层出不穷。所以单纯的技术评判，很难决定开业医生的水平，它还取决于医疗市场、医生的经验、品德和敬业程度、医生的社会关系等诸多方面，“好”与“不好”的概念是比较模糊的。现代国内外医学工作者提出了许多评判“好”医师的标准，八条中有一半属技术层面，而道德、社会关系占相当重要的成分。

民国时期医界权威也认为医生学术才能是最基本的方面。宋国宾认为普通医生当知诊治普通疾病，审慎对待疑难症候。专门疾病有专门医生治疗，不会诊治尚可原谅，如果一名医生，连普通疾病都无法诊治，则“混迹医界，无异于操刀杀人”。也有人辩难说，在竞争机制的作用下，庸劣的医生自然会无人问津，被社会淘汰。但宋国宾说，社会人士往往医学知识缺乏，江湖医生往往假借名人介绍，广告宣传的功效，社会人士不足明辨。他认为好医生首先要有学术才能、判断力、观察力、记忆力和审慎力。其次要有敬业精神，不采用江湖手段和营业主义欺骗病家。对勤业、仪表言辞都有明确的要求。

与自由开业医生相比，单位制下的医院医生行为的规范，技术水准的评核，就要容易得多。中国的医院制度肇始于晚清时期的教会医院。与中国传统医事制度相比，西方医院制度显示出规模化、集约化及专业化的优越性。医院的规模效应体现在医生的工作效率上，医生专业化水平大为提高，医生职业内出现专门化趋向，分科更为详细。同时，西方医院的管理办法也被带到中国。病案记录和报考报告成为现代医院标准化建设的重要指标。相应的，西方医院中专业技术等级制度也被带到了中国。

据曾任南京中央医院的姚克方回忆，在1930年代，我国的医疗组织少得可怜，在几个大城市里，除了能看到寥若晨星的教会医院外，很难找到像样的医疗机构。据张耀德先生考察，到1936年，全国41所医学校（当时医学校共47所，有6校毕业人数未列入），毕业人数为6976人，当时全国共有426所医院，在医院内服务的医师共2086人。因此医生的现代专业技术等级的划分最先出现在一些大医院和一些地方政府所属的医疗机构当中。南京中央医院是国民政府创办较早、规模较大的唯一医疗机构。1937年2月3日卫生署修正公布的《中央医院章程》就规定除主任以上职务由卫生署直接任命外，“本院视医务之繁简，酌置各科副主任、主治医师、住院医师、助理住院医师、练习医员、药剂师、技士、护士副主任、护士长、护士、技佐等员，承院长之命，分理医疗技术事务。”职称不同，相关的待遇也有差异。

众所周知，抗战前十年是民国经济史上物价相对稳定的一段时期。据资料表明，这一时期上海一个普通造船业工人的月薪约为37.68元（以每人每月工作30天，每天工作12个小时计）；律师、医生和新闻记者的月平均工资约为70元到300元之间；供职于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月平均工资从60元到800元不等。以此为参数，中央医院专职医生工资收入水平大略高于一般律师、医生、新闻记者和公职人员。不过对高级医生来说，在医院供职还是要低于其单独开业的收入。如南京中央医院的两位内外科主任，以他们的学问以及资望，如在上海租界行医，能数倍于其在医院的收入。在1940年代的上海，对于市政府各局附属机关医疗卫生人员也划分了技术等级。

到1940年代中期，伴随着科学的体制化，在科学界科学家群体形成，在同一群体中，不同的科学家得到社会的承认是不同的，而在同一机构中，科学家得到承认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职称的不同上，如在地质调查所，除特约研究员外，研究人员分为技正、技士、技佐和练习员四个层次。该所虽未曾公布各级职称的评定标准，除研究人员的毕业时间是决定职称评定的重要因素外，一般是所长或室主任根据每位学者的成绩，主要是发表文章情况、野外调查工作等进行聘任，尤其重视论文的发表。工作时间、学历、学术成果是主要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开创性的贡献和国际知名度、科学管理工作的贡献也对职称评定有影响。1940年代，大学教师的资格检定和聘任也形成了制度化的规范，也在政府的强力介入下，改变了民初聘任中派系干扰和校长集权的局面，出现了以研究著述作为升等与奖励的客观评核机制。而医生则很不相同，是实践性很强的职业，在医院体制与私人开业体制并存的状况下，很难有统一客观的评核标准。既不能单纯以研究著述为标准，而考察行医行为又缺乏可操作性。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考察北平协和医院的情况或许能窥见一二。

第一，呈金字塔形的结构且等级森严。在协和的开始几年，林巧稚给一位外国医生当手术助手，对一位高危难产产妇做手术。手术进行半个小时后，外国医生表示无能为力了，林巧稚继续细致地做，终于使病人转危为安。要知道，一个住院医生从上级大夫手里夺过产钳，简直是“大逆不道”！如若出现一小点差错，医院也得把她辞退。从中央医院的薪金标准也可以看出，实习医员与主任医师相差300余元，可谓天渊之别。

第二，对于低级职称的医生来说，实践更为重要，进入到高级职称，科研成果便成为重要的考核标准。当然，学历也起一定作用。如吴英恺毕业于沈阳医大，1933年6月来到北平协和医院。他开始是做实习大夫，上午参加手术，下午门诊，从早忙到晚。做了一年的外科实习医生后，因他刻苦努力、出色地完成任务，被选为外科研究生，在一位教授指导下做科研工作。一般实习医生很难获此殊荣。考取研究生后，吴英恺身价倍增，工作服由短白衣换上了白大衣，还可以与教授和讲师们一起在外科实验室吃茶点。1936年到1937年，他分别在《中华医学杂志》和美国《骨关节外科杂志》发表了两篇论文。这两篇论文的发表，奠定了两块坚实的基石，为他走向外科总住院医师铺平了道路。从1936年到1938年，吴英恺做了两年的助理医师，1938年6月底，被任命为协和医院外科总住院医师。总住院医师这个职位在协和医院是住院医师的宝塔尖，每科只有一名，竞争非常激烈。作为一名外校毕业生，如果不是特别出类拔萃者，是根本不可能得到的。1939年，吴英恺升为外科主治医师。承担胃、肠、肝、胆部位的大手术。从实习医师到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兼讲师，经历了三个阶段后，他逐渐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具有独立医疗、教学和科研能力的青年外科医师。当时的评核制度，大体而言，政府机构所属的医疗机构的技术等级类似公务员，而私立医院的聘任随意性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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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民国时期医生甄训与评核制度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晚清政府对医生采取放任政策，致使医生品流芜杂，庸医盛行，给民众生命安全带来严重危害。民国初期到南京政府成立时期，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与医生行医资格有关的法规、条例，但由于政局动荡、医疗人才匮乏，医学教育还在初创阶段，医生甄训与评核制度难以顺利实施。民国中后期，政府加强了对医生甄训与评核制度的管理，医学界也对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反省。尤其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加大了对该项工作管理的力度，虽然有些法规没能做到真正贯彻实施，1940年代成立的医生检核委员会表明这一工作逐步制度化，医生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

在后发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所起的巨大导向和约束作用同样表现在医疗制度现代化过程中。可以说，20世纪40年代末以后，中国医生甄训与评核制度已逐步走向规范化与制度化，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政府曾起着重要作用，由于中国近代医疗制度一开始借助官方力量移植西方医疗制度的产物，所以伴随着这套制度的医生甄训与评核制度基本上就很难不仰赖政府机构的行政控制权。尽管在这一过程中，来自中西医界和部分民众的反对声音伴随着这一过程，但对于行业组织与公评制度薄弱的中国医界来说，政府所扮演的推动角色是其他机构和组织所无法替代的。当然政府由于迫于现代化任务的急迫性，使许多法规不切实际，忽略了对一些现实经济利益和民生利益保护，也由于民国卫生部门派系之争，反映在医生资格问题上前后法令繁多，政令不断，令医生穷于应付。各种规定前后之间矛盾迭出，导致纠纷不断，怨声载道，加深了近代医疗制度在中国建立实施的曲折性，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医学院校与医界社团自身的成长也是医生甄训与评核走向制度化与规范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医学院校的不断增加及质量的提高，培养大量合格医疗人才是保证医生甄训与评核制度顺利实施的基础。医界的近代化社团组织的出现，如医师公会、中医师公会等等，还有医学界所创办的报纸杂志能够发挥舆论动员民众的作用，以及医学界人士与政界工商界交往的不断扩大，改变了以往各自为政派系林立的状况。虽然这些团体还处于初步形成阶段，许多方面远未上轨道，但为了维护本行业的现实利益，已有能力通过群体力量与政府的不合理之处进行抗争。民国以来医生法规的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医界与政府不断抗争、交流、对话的过程，致使政府改变原来的急进策略，逐渐走向宽容与理性。

胡勇，浙江大学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本文选自余新忠主编的《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