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urdieu:伊维特·德尔索写了一篇文章很恰当,她说,阿尔及利亚让我接受我自己。我所持的宽容的人类学家的观看,也能用于观看我自己,我的国家的人们,我的父母,我父亲的乡音,母亲的,补偿这一切,毫无戏剧性,这是所有背井离乡的知识分子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之一,封闭在民粹主义的替代思想中,或相反地,囚禁在阶级种族主义的自惭中。我强迫自己带着理解的眼光(le regard de compréhension),观看那些很像卡比勒(Kabyles)的人们,那些和我一起度过童年的人,因为这种眼光定义了人类学。摄影的实践,首先在阿尔及利亚,之后在比利牛斯山麓的贝阿恩(Béarn)(贝阿恩是布迪厄的出生地——译注),无疑有助于这种假定的换位观看(conversion du regard)——我想这个词还不够——,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换位。摄影其实是观察者的距离的表现,观察者记录,并且没有忘记他在记录(这在熟悉的情景中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比如舞会),但摄影假设这种亲近对难以察觉的细节很专注,很敏感,并且,亲近性允许并嘱托摄影在田野调查中体会并阐释这些细节,而这些无限小的细节经常从最专心的人类学家眼皮下逃逸。我不停地维持摄影与我的目标的关系,我从来没有忘记我的目标是关于人的,我所持的目光,自然都是带有情感,很感性的,如果我不怕谬误的话。这就是为何我不停的进行访谈和观察(我的每个研究项目都是这么开始,不管什么主题), 而官僚主义的社会学者的惯例,是仅仅接触到调查员的调查记录,并且,不同于最胆怯的人类学家,他们没有机会看到被访问者,也看不到他们当时的环境。这些照片我还能反复看,就像我可以重复听的录音记录(更不用说录像),使我能够发掘第一眼未被察觉的,那些在调查中不引人注目而繁复的细节(比如,法国隆维(Longwy )冶金工人的,或在《悲惨世界》调查过程中的阿尔及利亚人的家居内饰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