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Helen Zout：阿根廷的失踪者

源济

Helen Zout：阿根廷的失踪者

　　“他们像牛一样死去，就像没有肉体和灵魂似的，连张可以让死神烙下印记的脸都没有。”——汉娜·阿伦特


　　【编者按】Helen Zout（海伦·左特）的展览《失踪者》在 2014 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上一经亮相就引发很多的关注。在遥远的阿根廷，曾经有一段黑暗的军政府独裁统治时期，那段时间共有 30，000 多人因为种种原因“人间蒸发”。Helen Zout（海伦·左特）作为幸存者毅然决定用摄影的方式去揭露这段黑暗的历史。因为亲历过，所以 Helen Zout 对那些受害者充满了同情，她的照片颗粒粗糙，充满了失焦和晃动，这样的影像语言具有很强的代入感，让人仿佛看到人在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刻那内心的绝望与挣扎。这些照片表达了各种问题、想法、疑问、答案以及不确定的因素，但最重要的是它们给我们提供了寻找最终答案的通道。


　　Helen Zout，1957 年出生于阿根廷，拥有阿根廷和瑞士双国籍。1989 年她获得了阿根廷国家艺术基金会提供的基金赞助，2002 获得著名的约翰古根海姆基金会摄影奖学金。过去三十年来她的摄影作品主要围绕着社会以及心理健康等议题，拍摄过的对象包括位于阿根廷米西奥斯内斯省的移民群体、当地的精神病人、不幸患有艾滋病的儿童、在阿根廷 1976~1983 年军政府独裁时期失踪的人口等等。在 1990 年至 2007 年期间，她曾经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众议院的首席摄影师，而目前她则为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艺术博物馆担任摄影师。她的作品被多个公共机构及私人藏家所收藏，包括美国休斯敦的艺术博物馆、布宜诺斯艾利斯现代艺术博物馆、阿根廷国家美术馆、意大利都灵市政府等等。

　　Q：你是怎样开始拍这个主题的？

　　Helen Zout：阿根廷经历了相当黑暗的一段军政府独裁统治时期，在那个时候有非常多的人因为政治的原因而失踪。我本人也经历了那段时期，是其中的幸存者之一，我觉得有这种责任和需求去用摄影的方式诉说那段历史。

　　Q：那个时期你是多大年龄？

　　Helen Zout：那时我 19 岁，当时军官去我家里逮捕我，我正好不在家里，逃掉了。

　　Q：在那个军政府独裁统治时期情况有多么严峻？

　　Helen Zout：那段时间是很残酷、很残暴的，大概有三万人完全消失了，一般情况下是连尸体都无法找到的，因为政府不想让人知道，于是就把那些受害者杀死烧掉然后埋在地底下、水沟里之类的，总之让他们完全消失掉，他们杀害那些人的手段非常的残忍。

　　Q：那些受害者消失的理由都是因为反对当时的独裁政府吗？

　　Helen Zout：他们消失的原因就是因为想跟政府对抗，他们想要人权和自由，这些对抗者很多都是大学生，有很多都是热血青年。

　　Q：那段时间你也在上大学吗？

　　Helen Zout：我 19 岁那个时候正好在读文学系。

　　Q：是什么动机让你想去拍摄这个主题？你的拍摄有没有获得现在政府的支持？

　　Helen Zout：这组作品我拍了大约 6 年。我拍这组作品不单是为了我自己，还有为这些幸存者和消失的人们，我想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和回忆，提醒人们不要再发生同样的悲剧了。目前为止还有 400 多个儿童是失踪的。那一代人的消失会给很多人带来心理阴影，我就是其中一位。作品中你可以看到不单是那些人失踪，他们的家人也有很多的伤痛。

　　Q：在你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很多失焦和晃动，这是故意为之的吗？

　　Helen Zout：我拍的每一张照片都是我自己心灵的一种感受，我是什么感受就想拍出什么样的效果。我拍这些作品之前读到那些相关的故事和档案，我照片中的这种抖动就是想表达那些失踪者内心的颤动。

　　Q：看你的照片会感受到紧张、焦虑的情绪在里边。如果我是一个马上要被送上刑场的人，我眼中的世界大概就是这样的震颤。

　　Helen Zout：这就是我想表达出来的心理感受。我拍作品就是想拍出当事人的心理感觉，一个人被抓到然后马上要被扔到河里淹死之前心理就是这样的紧张与焦虑吧。我的这些作品都是胶片相机拍摄的，其中有些照片会有些叠印。

　　Q：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你去拍摄这个项目并非想做一个非常严谨的调查式摄影，所以你不会像法医那样把照片拍得清晰和准确，你更多的是想表达一种情绪是吗？

　　Helen Zout：对，我主要是想表达那个时候内心的感受，警惕大家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情，而不是去做一种调查式的拍摄，这是两件事情。拍资料照片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是没有办法给人家内心的震撼感的。

　　Q：你有专业的学过摄影吗？

　　Helen Zout：我开始拍照的时候没有专业的学习摄影的课程。一开始我就是想选择用摄影的方式来表达我内心的想法所以拿起了相机。

　　Q：你是先准备去追踪这些失踪者才决定使用摄影的还是说在此之前已经会摄影了后来发现可以用摄影来做这件事？

　　Helen Zout：我是在 20 岁左右就开始摄影的，也就是说我是会摄影以后才决定用摄影来做这件事，我之前还拍过很多其他的作品。

　　Q：你拍摄这组作品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没有什么危险性了？

　　Helen Zout：那个时候政府没有给我任何压力，但是没有完成这组作品的时候我没有公布太多信息，我是在完成全部拍摄之后才公布出来的，保密性做得比较好，因为在阿根廷还是有一些当时独裁政府的残留分子，所以我拍这些作品的时候还是需要很小心翼翼的。

采写|王江 栏目编辑|迦沐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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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en Zout（海伦·左特）的摄影系列《失踪者》记录了曾经经历过阿根廷 1976~1983 年军政府独裁时期的幸存者以及遇难者家属，那段时间共有 30，000 多人因为种种原因“人间蒸发”。Helen Zout 作为幸存者毅然决定用摄影的方式去揭露那段黑暗的历史。





因为亲历过，所以 Helen Zout 对那些受害者充满了同情，她的照片颗粒粗糙，充满了失焦和晃动，这样的影像语言具有很强的代入感，让人仿佛看到人在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刻那内心的绝望与挣扎。图为头骨上的弹孔，拉普拉塔市一太平间内。





“阿根廷经历了相当黑暗的一段军政府独裁统治时期，在那个时候有非常多的人因为政治的原因而失踪。我本人也经历了那段时期，是其中的幸存者之一，我觉得有这种责任和需求去用摄影的方式诉说那段历史。”图为鉴定人类遗骸的工作人员，拉普拉塔市。





“那时我 19 岁，在读文学系。当时军官去我家里逮捕我，我正好不在家里，逃掉了。”图为 Nilda Eloy，阿拉纳秘密拘留中心的幸存者，拉普拉塔市。





“那段时间是很残酷、很残暴的，大概有三万人完全消失了，一般情况下是连尸体都无法找到的，因为政府不想让人知道，于是就把那些受害者杀死烧掉然后埋在地底下、水沟里之类的，总之让他们完全消失掉，他们杀害那些人的手段非常的残忍。”图为人们用警察档案做的调查。





“他们消失的原因就是因为想跟政府对抗，他们想要人权和自由，这些对抗者很多都是大学生，有很多都是热血青年。”图为幸存者 Jorge Julio López 的记忆图。





“这组作品我拍了大约 6 年。我拍这组作品不单是为了我自己，还有为这些幸存者和消失的人们，我想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和回忆，提醒人们不要再发生同样的悲剧了。”图为 Jorge Julio López，阿拉纳秘密拘留中心“阿拉纳井”的幸存者，拉普拉塔，2000 年。





“受到这个时期严重影响的有三代人，包括被捕者或失踪者的父母，生活在恐怖主义笼罩下的成年人，以及失踪者留下的子女。”图为寻找失踪的遗骸，佩雷拉·伊劳拉公园，贝拉萨特吉镇，布宜诺斯艾利斯，2003 年。





“失踪者的父母是最早一批组织起来寻找他们子女的群体。他们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其中很多人甚至因此被杀。直到今天这个搜索还没有完全结束，即使陆续已经有数千人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图为Adelina Alaye，Carlos Esteban Alaye的母亲，于 1977 年失踪。





“如今这些受害者的家庭已经重新投入到正常的生活中，但在余下的日子里他们会永远渴望得知事件的真相。”图为Cristina Gioglio，阿拉纳秘密拘留中心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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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经不只是他们个人的不幸经历，还是人类文明史上黑暗的一页。”图为 M女士，幸存者。





“这些失踪者的故事不禁让我们思考究竟人类从何而来？我们在这个世界的角色是什么？生存的意义又何在？”图为重访维苏威火山秘密中心的幸存者，布宜诺斯艾利斯，2003 年。





“我们在幸存者身上还能看到当年这些失踪者留下的印记。他们将把这段记忆传给下一代，而通过相机我们也可以把这些记忆保存下来。”图为 Patricia Chabat，幸存者。





“我拍的每一张照片都是我自己心灵的一种感受，我是什么感受就想拍出什么样的效果。我拍这些作品之前读到那些相关的故事和档案，照片中的这种抖动就是想表达那些失踪者内心的颤动。”图为“死亡航班”，Morón 空军博物馆使用的飞机。





“我想拍出当事人的心理感觉，一个人被抓到然后马上要被扔到河里淹死之前心理就是这样的紧张与焦虑吧。我的这些作品都是胶片相机拍摄的，其中有些照片会有些叠印。”图为拉普拉塔河，在那里 1976 年曾发现一具身份不明的尸体。





“我是在 20 岁左右就开始摄影的，会摄影以后决定用摄影来做这件事。”图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警方情报局的资料。





图为被烧焦的汽车残骸，里面有两具不明身份的尸体，警方文件，1976 年。





“拍摄时政府没有给我任何压力，但是没有完成这组作品前我没有公布太多信息，我是在完成全部拍摄之后才公布出来的，保密性做得比较好，因为在阿根廷还是有一些当时独裁政府的残留分子，所以拍摄的时候还是需要很小心翼翼的。”图为 Víctor Basterra，ESMA 的幸存者。





“这些照片表达了各种问题、想法、疑问、答案以及不确定的因素，但最重要的是它们给我们提供了寻找最终答案的通道。”图为基尔梅斯市公墓。





图为 Gabriela Martínez，Marta 和 José Martínez 的女儿，于 1977 年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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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 1976 年警方档案上的血迹和签名。





图为身份不明被杀害的青年人，警方档案，1976 年。





图为Pablo Miguez，14 岁的时候在 ESMA 失踪。





图为站在拉普拉塔河畔的 Sara 和 Jaime Steimberg，当年他们的儿子 Pablo Steimberg 失踪，后来尸体就在那里被发现。





Helen Zout，1957 年出生于阿根廷，拥有阿根廷和瑞士双国籍。过去三十年她的摄影作品主要围绕着社会以及心理健康等议题，拍摄过的对象包括位于阿根廷米西奥斯内斯省的移民群体、当地的精神病人、不幸患有艾滋病的儿童、在阿根廷 1976~1983 年军政府独裁时期失踪的人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