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为惠誉国际评级(Fitch Ratings)工作的八年里,朱夏莲(Charlene Chu)以其对不够透明又日益复杂的中国银行体系的专业见解赢得了众多追随者。
Gilles Sabrie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图为朱夏莲。 朱夏莲本月早些时候离开了惠誉,她将在9月份加入银行业分析公司Autonomous Research,届时她将协助该公司启动亚洲业务。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出生的朱夏莲将从北京迁至纽约,但仍会经常来中国。
在中国信贷体系内部蕴藏风险的问题上,投资者都将朱夏莲当作一个最主要的怀疑论者而关注其观点。中国信贷的大规模增长以及最终的去杠杆化会给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依然令朱夏莲感到不安。另一方面,朱夏莲还在撰写有关她的家族在中国跌宕起伏的历史。在加入Autonomous Research之前,她将用八个月的时间重新整理一位89岁表姐关于中国农村妇女生活的回忆录。以下编辑过的内容是中国实时报(China Real Time)对朱夏莲的采访摘要。
《华尔街日报》:您为什么要离开惠誉?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朱夏莲:我的离职引发了很多疑问,人们想知道我是否是迫于惠誉或者中国政府的压力而离开的,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八年来一直在做同一份工作,而且是强度非常大的一份工作。我决定加入调研公司Autonomous Research,这是一家专注于金融机构研究的小型公司。Autonomous Research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不涉及任何投资银行业务或资产管理,这对于我继续从事在惠誉开始的工作是一个理想之地。
《华尔街日报》:让我们言归正传。中国去年最后几个月的信贷增速有所放缓,您怎样看待这一现象?这是否是改革者开始实施银行体系去杠杆化计划的一个信号?
朱夏莲:在现阶段我不会对此做过多解读。每年年底信贷增速往往都会下降,而且2013年上半年的信贷增长势头非常强劲。最重要的是看2014年开局如何。如果第一季度的信贷增速放慢,那么就可以将此解读为政府终于开始采取行动控制信贷增长。中国目前根本没有去杠杆化。有几个月一些信贷科目的规模有所下降,但那只是一个月的现象,而且经常会有另一些信贷科目的规模上升。
《华尔街日报》:有人担心中国工商银行(ICBC)发售的人民币30亿元信托产品可能会在本月底出现违约,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朱夏莲:人们担心这个问题是因为中国从未允许出现金融产品违约,不管是债市还是信托领域,亦或是金融业的其他领域。我们可以将此看作是监管部门开始允许出现违约的一个新意图。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政府想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现在有不少问题资产。过去十年我们看到过不少企业面临国内债券违约的问题,但最后从没出现过违约的情况。
《华尔街日报》:您最初是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New York Federal Reserve)分析中资银行,当时中资银行都在向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转移不良贷款。其中的一个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China Cinda Asset Management Co., 1359.HK, 简称:中国信达)已在最近上市。您对中国信达的业务模式有什么看法?
朱夏莲:这些资产管理公司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他们从哪里获得资金来开展业务。从财务报表上可以看出来,这些公司获得的许多融资都来自银行,也就是说,他们从银行借钱,再回过头来从银行手里购买不良贷款。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存在像上一次救助银行业时那种真正意义上的风险转移,因为上一次帮助银行剥离不良贷款的资金都来自政府。而这一次,不良贷款从银行的贷款资产组合转移到了他们的银行间资产组合,成为对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债权。就短期而言,这掩盖了银行的不良贷款状况。但从长期看,如果资产管理公司无力偿还银行贷款,那么银行资本仍有损失的风险。
《华尔街日报》:中国怎样才能使信贷问题得到控制?
朱夏莲:从根本上说,必须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金融业面临的挑战,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流动性问题,大多都与资产质量问题有关。不管不良贷款数据如何,情况就是这样。市场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银行股的估值才会如此低。如果不更多地承认这个问题并拿出一些切实的解决办法,这个阴影会继续笼罩银行业。人们知道存在问题,但并不知道问题有多严重。
《华尔街日报》:近些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严重依赖举债,这种状况无法永远持续下去。那么中国经济增速的严重放缓是否已不可避免?
朱夏莲:如果你说的是真正的去杠杆化,也就是让信贷增速低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那么的确,那种经济增长环境会与现在有明显差别。我们没有办法在不严重影响经济增速的情况下摆脱对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的依赖。
《华尔街日报》:您打算在从事下一个工作前完成一本根据您89岁表姐的手稿编写的书。您的这位表姐经历了中国的多个动荡时期。这本书的背后有什么故事吗?
朱夏莲:我回中国搜寻更多有关我父亲家族的信息,发现这位80多岁的表姐居住在深圳。我曾与她交谈过几次,但在交流上存在困难。我和她的普通话都不太好。她说广东方言。她告诉我,我问的许多问题都能在她银行保险柜的日记本中找到答案。在读了五六十页她的日记后,我受到了非常大的震撼。
《华尔街日报》:您能大致说一下这位表姐的故事吗?
朱夏莲:她1925年出生在湖南的一个农民家庭,我父亲也是在那个村庄长大的。他们家相当富有,拥有土地,所以才有能力送她上学。现在很难找到那个年代出生在中国农村的妇女所写的东西。在十几岁的时候,她遇到了一个国民党员并与之结婚,此后跟他回到了广东农村。这就是她的经历,反映了中国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我们总会忘记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妇女所做的事情。这其中有很多的利弊得失。但在像我表姐这样的人看来,中国妇女的生活确实得到了极大改善。正因如此,她仍对国家的发展道路抱有积极看法。
Alex Frango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