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No.279：“特务村”往事

源济

“特务村”往事

图/吴家翔 视频/于维华 文/沈洪 编辑/邹怡

黑龙江省黑河市逊克县车陆乡宏疆村，从中国地图上看，只是“鸡嘴”附近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在世界地图上压根找不到它的名字，只能模糊地指出，在“土褐色”和“粉红色”两大色块的衔接处。这样的地理位置，为它日后的命运埋下了伏笔。上个世纪，社会主义阵营这两个大国从亲如兄弟到反目翻脸，对很多人来说，只是一段历史，却是宏疆村村民曾集体亲历的一场劫难。

 

从逊克县坐上几十公里的车，才能到宏疆村。村口大门据说是花了3万建的，牌匾却只剩下“罗斯民族村”几个大字，“俄”字前两年被村里老人徐维义和徐英杰捅了下来，“挂那玩意儿干啥，看了就有气。”

省里领导也来过，想把村里房子都扒了，改建成俄罗斯式民居，老村长徐占杰不同意，带头逼得领导“回去再商量商量”，最后只在村中心盖了一座俄式建筑。

更早些年头，县里来人找过徐占杰两回，希望他能去江对面给中国拉点儿贸易关系，把他给气得：“‘特务’还没给我整明白呢，再去我回来就该蹲笆篱子了。”

让徐维义、徐英杰、徐占杰别扭的正是这1/2的俄罗斯血统。故事还要从上世纪20年代末说起。

山东济宁人徐海旭，当年去苏联做生意，带了个蓝眼睛高鼻梁的姑娘回来，生下徐英杰、徐占杰兄弟四人，徐英杰还记得妈妈来中国时的盼头，“只要有土豆吃就行。”

苏联女人葛金丽娜据说是贵族后裔，丈夫死于战争，当年受饥饿所迫，把一岁大的孩子往裙里一兜走过冰封的黑龙江江面，来到宏疆村，也嫁了个闯关东的汉子，生下徐维义兄弟姐妹七人。

村里第一代中苏混血儿的家族故事大抵如此，渐渐有了第二代、第三代，有着灰蓝色眼睛、高耸鼻梁的面孔多了起来。除了种地，村民普遍喜爱打渔和喝酒，江对面有亲戚的人家还能不时收到邮过来的瓜子和糖。60年代中苏交恶后，两岸断了往来。更没有人料到的是，有土豆吃的平静生活会在一夜之间被打破。

文革开始了。

徐占杰和逊克县一个老局长戴上高帽，在村里敲锣“游街”，到了下班点儿摘下帽子往桌底下一搁，再赶白天的工作，俩人还互相打趣锣敲得不错，以为运动不过如此。

后来大队部开会抓“特务”、通苏情报员，几乎每家一个指标，揪出来圈进牛棚。“随便给你安个罪名，不承认就挨揍。要说了什么犯忌的话，回来给你汇报一下，晚上就把你弄去冻一晚。”村民们背后在地里直骂，但没人敢当面反抗，更不敢替“特务”说情。

徐英杰的老伴儿被圈了两个多月，他每天“拎着小桶、拿着小盆、像喂猪似的”送三顿饭，最小的孩子还在吃奶，也只能天天送去牛棚，喂完奶再抱回来。

也有人受不了莫须有的罪名。徐维义的大姐夫张运山曾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抗日战争时期将一份日伪名单的情报送给了苏联红军，造反派们据此“铁证”把他打成“苏修特务集团头头”，每天批斗会上用皮鞭抽打，完了让他爬回牛棚。

终于有天，张运山趁只有一个年轻女造反派看着时，一头栽进棚口的老井，死的时候才42岁。在村民眼里，张运山很能干，又好交朋友，老人们议论起来都说“最好的一个人，最后下场最惨。”

直到毛主席发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牛棚里的“特务”们才重获人身自由，惊魂未定的刘瑞华赶紧烧掉了公公婆婆的全部照片和家谱，徐占杰决意这辈子再不跟江对面的二舅有任何联系。

没法改变的是这张脸，他心里有气：“我是混血儿不是我造成的，我愿意像这样吗？我中国生，中国长，是中国籍，你们耍着我玩干啥啊？我没当过‘特务’，你非叫我当‘特务’不可？当时我就气得埋怨毛主席，你当你主席行了呗，养你老了，干嘛折腾我们啊。”

文革结束后，被打成“苏修特务”的村民们集体平反，工作组还专门为张运山开了平反大会和追悼会，但这对他的遗孀徐桂芝来说，没什么意义。徐桂芝生性安静，丧夫之后更沉默寡言了，烟瘾很大，自己卷烟一根儿接一根儿地抽。她一个人住，爱侍弄些花花草草，常常一碗牛奶一两块儿馒头就把一顿饭打发了。儿子媳妇每年从上海回来探望她，帮着劈好够大半年用的柴火码在院子里。她也不愿意去上海，住不惯。

徐维义今年也78岁了，身子骨硬朗得很，用大铁锅拌起猪食来毫不费力，除了养猪和鸡，他在村子2里地外还有几晌地，种点儿大豆。每年最大的盼头就是能去北京看看做生意的儿子和女儿。

和总是忙忙碌碌干活的徐维义相比，徐英杰要清闲得多，他和开小卖部的女儿女婿住在一起，在自家炕头看看电视，或是串门去邻家炕头看电视、唠嗑儿，偶尔会在早晨去江边围观村民打渔。到了赶集日，他揣上20来块钱，溜达去集上，买点儿自家小卖部没有的新鲜核桃和虾米。

村里第一代中苏混血儿正慢慢凋零，只剩下六位老人了。由于主动“洗”血统，村里第三代、第四代大多只和纯种中国人通婚，容貌已经基本“汉化”。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去江对面的海兰泡打工、种地，不时给老人们带点儿黑列巴和俄式咖啡什么的。徐占杰的女儿在哈尔滨做起了导游，专门接俄罗斯的团，儿子徐国栋拍电影《西伯利亚历险记》时，还交了个俄国朋友阿廖沙。历史负担并没有代代相传。

只看村口被捅过的牌匾，村中心唯一的俄式建筑和少数人的脸，容易得出“宏疆村的俄罗斯元素正在变少”的结论，没法统计的是一个叫做侨民证的小本本。侨民证现在在村里吃香得很，徐维义早在1992年就办了侨民证，据说等孙子考大学时能加20分。让徐占杰生气的是，好些完全没有俄罗斯血统的山东支边人员都办上了，他这个正儿八经的混血儿却办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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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宏疆村，中俄混血的徐桂枝抱着自己丈夫张运山的遗像。张运山在文革中被打成苏修特务后不堪批斗自杀。文革结束，他获平反，但这一切对徐桂芝来说，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宏疆村曾有不少中俄混血儿，在中苏友好到反目的历史里，跌宕浮沉。图/吴家翔 文/沈洪 编辑/邹怡






丈夫死后，生性安静的徐桂芝更沉默寡言了。徐桂枝每天为数不多的活动之一，是晚饭后锁好家门，去儿媳妇儿的小商店里坐一会儿。更多的时候，她都自己一个人坐在屋里。在上海工作的儿子媳妇每年回来探望她，劈好够大半年用的柴火码在院子里。但她不愿意去上海，说住不惯。






徐桂芝现在一个人住，爱侍弄些花花草草，常常一碗牛奶一两块儿馒头就把一顿饭打发了。






徐桂枝的卧室内摆放着她和家人们的照片。画面正中间的黑白照片是她年轻时候的样子。她的丈夫张运山是宏疆村在文革中唯一被整死的人，她的兄弟徐维义、徐英杰、徐占杰等人也在文革中被整过，让他们受到莫须有指控的原因，是身上1/2的俄罗斯血统和外貌。






下午，徐桂枝躺在自家的客厅里看电视剧，她烟瘾很大，自己卷烟一根接一根地抽。丈夫自杀的那一年才42岁，村里的人都说他能干、友善、健谈。如今数十年已过，这段劫难般的历史也随着村落的变迁渐渐淡去了。






徐维义今年78岁了，在文革时候曾经被指控为“特务”圈进牛棚。据村民会议，当时大队部开会抓特务、通苏情报员，几乎每家一个指标，“随便给你安个罪名，不承认就挨揍。”村民们只敢在背地里骂，没人敢替“特务”说情。







徐维义身子骨仍然硬朗，用大铁锅拌起猪食来毫不费力，除了养猪和鸡，他在村子2里地外还有几晌地，种点儿大豆他。目前和四儿子一起生活，每年最大的盼头就是能去北京看看在那做生意的儿子和女儿。







徐维义当年因为一半的俄罗斯血统，受尽了委屈。对于这个土生土长的中国老人来说，如今只有一张“侨民证”提醒着自己的血统。徐维义在1992年就办了侨民证，据说等孙子考大学时能加20分。但是徐维义早已不再和俄罗斯的亲戚们来往了。






和总是忙忙碌碌干活的徐维义相比，弟弟徐英杰要清闲得多。徐英杰今年74岁，跟开小卖部的女儿女婿住在一起，生活很清闲，每天坐在自家炕头看看电视，或是串门去邻家唠嗑儿，偶尔会在早晨去江边围观村民打渔。







徐英杰在擦拭窗户上的水蒸气。由于年纪越来越大，他已经不再种地。他还记得当年文革的时候，老伴儿被圈了两个多月，他每天拎着小桶、拿着小盆，像喂猪似的送三顿饭。当时他最小的孩子还在吃奶，也只能天天送去牛棚，喂完奶再抱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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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天刚亮，徐英杰的女婿在黑龙江边打渔。打渔也是村民们的生活来源之一，村里的老人们年纪渐渐大了之后，他们基本都不再种地和干农活。







徐英杰的女儿则在家里开了一个小商店，卖些零食和生活用品，补贴家用。






原村长徐占杰，对自己无法改变的长相一直耿耿于怀，“我是混血儿不是我造成的，我愿意像这样吗？我中国生，中国长，是中国籍，你们耍着我玩干啥啊？我没当过特务，你非叫我当特务不可？当时我就气得埋怨毛主席，你当你主席行了呗，养你老了，干嘛折腾我们啊。”






但现在，徐占杰儿女的工作仍和俄罗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儿子徐国栋在拍摄电影《西伯利亚历险记》时，交了个俄国朋友廖沙，双方之间偶尔会有书信来往。而他的女儿在哈尔滨做导游，专门接俄罗斯的团。历史负担并没有代代相传。







张树娟，今年74岁，她的身体不太好，平日里不怎么出门，说起那段文革时光，她的眼神会变得忧郁，轻轻地叹一口气，然后就沉默着一言不发。






徐维义和邻居坐在村里的广场上聊天，小孙子过来找他要零花钱买瓜子。由于主动“洗”血统，村里第三代、第四代大多只和纯种中国人通婚，容貌已经基本“汉化”。







徐维义在一个烧烤摊前准备付账，车陆乡每十天会有一次集市，需要生活用品和水果肉食蔬菜的村民，能在集市上买到他们需要的东西。文革的阴霾已经逐渐从这里散去。







村里的老人们生活很单调，因为没有收入，他们也很少打牌。每天下午聚集在村里的广场上聊天是他们的活动之一。






但文革的风暴，的确让这个村子变得沉默且自卑，村里人对自己的外貌变得敏感。他们迫切地想要改变自己的容貌、稀释自己的俄罗斯血统，成为“真正”的中国人。如今，村里第一代中苏混血儿正慢慢凋零，只剩下六位老人了。历史，似乎也最终将随着他们离去而被逐渐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