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纽约沉着应对“民运分子”的纠缠

小财虫

张学良在纽约沉着应对“民运分子”的纠缠（王军转）


窦应泰　

    
    
    张学良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亲自发动的“西安事变”早已载入史册。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张学良将军的爱国之心终生不渝，这生动地体现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一件事情上，那就是他暮年在美国曾与一批从祖国逃到纽约的“民运分子”，有过一次短兵相接的遭遇，很能体现他爱国情怀的一个侧面。
    1991年结束了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生活后，张学良前往美国探亲。在旧金山和纽约，老人都曾接待过来自中外各方人土的访问和采访。虽然少帅已届耄耊之年，但他接待来自不同政治背景的访问者，均能沉着应对，而且他的所有谈话始终以祖国利益为重，对共产党充满深情，这种精神和情怀，尤其令人感动。特别是当这些来自美国各地的访问者中，忽然混进了几个所谓“海外民运人士”的时候，张学良能慧眼识奸，大义凛然，实在难能可贵。
    5月，91岁高龄的张学良将军经旧金山、芝加哥和洛杉矶等地，飞往他向往已久的美国东部城市纽约，继续他的探亲访友活动。张学良来纽约后，即下榻在纽约曼哈顿中区一幢高层住宅里，这是友人贝祖贻夫人的寓所。在这里张学良本想深居简出，避免公开抛头露面，尤其不想接受记者的采访。可是，几天后他的行踪还是暴露了，而且6月1日他的91岁生日即将来到，一些华裔人士决定为张学良大祝其寿。但是，张学良没有想到，就在旅美华裔人士积极筹备为老人在纽约庆贺91岁寿辰的前几天，大批旅美人士都纷纷闻讯从各地赶到纽约，通过各种渠道希望直接向张学良“暖寿”，这其中没想到竞混杂一小撮来自国内的“民运分子’。
    5月28日下午，张学良按照事先与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的安排，同意在贝夫人的寓所，会见一批来自祖国的东北同乡，亦即在正式寿庆之前，由几位东北同乡预先为张氏“暖寿”。所谓“暖寿”，也就是以茶话的方式聊聊家常。可是，直到和这些来自故乡的东北人见面时，张学良才发现这地所谓东北同乡，其实就是两年前从国内逃到美国的所谓“民运人士”，其中有一个来自广东的“民运人士”，为了能向张学良当面大吐“苦水”，也混杂在这些东北同乡中间，冒充“东北黑龙江人”。不料他的口音当即被张学良识破，并追问他究竟是黑龙江省何地人氏，弄得此人十分尴尬。张学良在和这些人的茶话交谈中，其赤诚的爱国之心与对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的真诚感情，都让这些“民运人士”在短暂接触中大感吃惊。他们没有想到张学良被幽禁50多年以后，仍然还像当年在西安发动兵变时一样，对中国共产党充满真诚的向往。这令他们颇感困惑和难堪。因为他们来前准备的许多攻击中共的话，都在张学良坚如磐石的意志面前无法得到任何共鸣。
    这些“民运人士”和张学良的对话，当然是从便于交流的“西安事变”开始的。“民运分子”们似乎也心里清楚，见到了少帅本人，如果避而不谈‘西安事变’，就无法沟通这位世纪老人的心灵世界。于是有人提出中共在国内对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宣传，完全是为了中共自身政治宣传的需要：一面宣扬张学良是民族英雄；一面又借此攻击蒋介石幽禁张学良几十年，意在夸大张学良对蒋介石的不满情绪。张学良却避开“民运人士”的挑拨，不冷不热地说：“我并不在乎谁说我是世纪功臣，也不怕别人骂我是千古罪人。当年我在西安所以那样做，完全是为东北军的利益着想。”
    一个民运分子又说：“中共方面有人正是利用这一点在攻击老先生。他们把老先生当年在“西安事变”中的功劳，说成是你当时受到了中共的影响。也有人说，老先生扣留蒋介石是因为鲁莽，是做错了事。”张学良没想到这几个自称东北同乡的人，竟在谈话中流露出对中共的不满情绪，于是他有意避开来客的思路，巧妙作答说：“西安事变，也许就是东北人的鲁莽，喜欢捅漏子的性格所引起的。不过，我很同意当年《大公报》王芸生对我发动‘西安事变’的评价，王芸生在《大公报》上这样说：张汉卿是明白的人不用辩，胡涂人辩什么？’我现在还认为。当时换了任何人也都会像我这样去做，因为没有什么比仇恨日本更重要的事了。”
    这些心怀鬼胎的来客发现在“西安事变”一事上，几乎与张学良毫无共同语言，于是他门就转了话题，露出了他们此次借为主人祝寿登门拜访的真正来意。一个从前在《XX日报》当过记者的“民运人士”忽然向张学良发问：“从前我在中国大陆做记者，的确也希望张学良回去看看，但现在我改变了看法，不希望老将军被中共利用。”另一个“民运人士”紧接着说：“如果时光倒流，你还会不会反对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而去发动‘西安事变’，强迫蒋介石与中共合作抗日？”
    张学良听了，不假思索地当即作答：“我还是不能同意蒋先生当时的‘安内攘外’政策！”他的回答让“暖寿”的气氛忽然变得紧张起来，那些带着鲜花水果来祝贺生日的人，都感到万分尴尬。可是，这些“民运分子”忽然阴下了脸，他们决不会放弃此次想利用张学良进行政治宣传的机会。于是，当场又有人追问张学良：“为什么这样说？”
    张学良不客气地说：“很简单，那时候中共组织严密，纪律井然。军力强大，岂易瓦解歼灭？我的东北军两个精锐师与中共对阵，结果兵败，中共军队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仍然保持着实力，毫无垮亡的迹象。这样善战的中共军队，既不能消灭它，就只有跟他合作一起抗日。”
    一个“民运分子’听了张学良这番话，顿时收敛了笑容，刚才来时故意装出的笑容和客气倏然不见了踪影。他当场反感地质问张学良说：“张将军，你难道不知道抗日战争胜利会导致中共坐大？他们打下了江山，使锦绣河山变得一片落后破败，这种祸患远远超过日本鬼子侵略我们中国。”张学良听了不为所动，自有他的主张，而且这位耄耋老人还有与来访的“祝寿者”一争为快之势，张学良摇头笑着说：“我不同意把日本鬼子与中共政权相比，他们的作法是不同的。”
    有人又问：“怎么不同？中共统治大陆几十年，政治斗争不断，残民运动不绝。中国如非死于人祸就是死于天灾，这种浩劫灾难，你难道不知道吗？”张学良面对这不礼貌的问话，不温不火。他说：你说的情况我也听说过。家乡来的人也告诉过我，可是天灾也是怪不得共产党的。”那人见张学良的态度，始终和他们这些“热情”赶来为老人祝寿的“东北同乡”难以取得共鸣，便直截了当地说出他的观点：“张先生，假如您当年没有走，也留在大陆上不去台湾，很可能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丧生了！……”那人原以为这样的话，很可能引起张学良的共鸣，但是谁也没想到张学良竟会摇了摇头，说：“那不一定！”
    张学良吐出的这四个字，让来访的“民运人土”大失所望。有些人对张学良的固执态度甚至感到不解和愤慨。其中一人冷笑着反问张学良；“张将军，你的弟弟张学思不就是在文革’浩劫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吗？这件事你知道不知道？有没有人告诉过你？”
    张学良脸上现出一丝淡淡的忧郁，但他仍然不肯改变自己对大陆和中共的看法，说：“我知道这件事，张学思和我的好友吕正操在—起，最近吕正操来美国和我见了面，他告诉了我整个事件的经过。当然张学思比较激动暴躁，跟斗争他的红卫兵干了起来，结果被红卫兵打死了。吕正操比较温和，所以保住了性命，这只能怪学思他自己不好了。”
    在这段不愉快的对话中，让那些从美国各地专程赶来向这位东北大家长一吐“苦水”的“民运分子”们既失望又难堪。因为在这些人看来，以“文化大革命”这个话题来唤起张学良的共鸣，无疑是一条沟通思路的捷径，然而他们决不会想到，多年在台湾没有人身自由的张学良，非但不和这些从国内逃到美国的“东北同乡”共抒己见，反而仍像他在接受美国、日本记者采访时一样，避免对中共进行任何批评。他非但不指责毛泽东和他发动的“文革”，也不非议当年的红卫兵，甚至还当着这些人的面公开赞扬周恩来，称周恩来是“大政治家”，“能屈能伸”，“说话简洁，反应快速”，“是了不起的大功臣！”等等。让这些急于希望得到张学良支持的“民运分子”感到懊恼的是，张学良在畅谈一段他对周恩来的好感之后，面对他们七嘴八舌的发问，竟然以沉默相待。因为张学良不想说违心的话，然而那些急于想从张学良这里得到某些东西的来访者，又偏偏不肯失去这难得的机会。于是这些“民运分子”就决定分头向张学良提问题，他们忽软忽硬地对这位年已九旬的老人进行轮番轰炸。“民运分子”们或提出各种各样敏感的政治问题来为难张学良，或苦苦请求老人表态支持他们的“民运活动”，有人甚至不客气地迫使张学良必须回答。这样一来，就把一次以“祝寿”为名的茶话会搞得既紧张又难堪。
    张学良面对这些难缠的“民运分子”，越显出这位久经风雨的老军事家的应变才能。对于和他意见相左的发问，他多以沉默应对；对于那些不怀善意且又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张学良多会以耳朵“听不清”为由加以婉拒；如果对方实在追问不休，而老人又不能不答的时候，张学良最终会直率地说：“我已经是多年的闲云野鹤了，早就对政治问题不感兴趣。”
    但是，张学良也绝不是一个不敢面对现实的“老好人”。当他必须回答对方的问题时，往往会露出老人品质中最为真诚的一面，这就是张学良终生难改的爽快和正直。他无论如何也容不得他人在自己的面前任意攻讦真理和非议正义。
    在茶话会上，有个“民运分子”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统计，说中共从1949年建立政权，搞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肃反”、“反右”运动，再加上60年代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非正常死亡了多少多少人时，张学良不以为然地说：“一个新政权建立的时候，总是要杀一些人的，这没有什么奇怪的！”
    那个提问题的人非但没有收敛，反而继续向张学良夸大国内现状，他说：“在夺权战争中有人牺牲，那不奇怪。问题是中共已经有效统治中国大陆40多年，为什么还要关起门来杀自己的同胞呢？别的不说，仅在1989年6月4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屠杀就是一个例子。不知张老先生是否看了电视，你知不知道此事？”张学良对此竟然摇头说：“我没有看电视，详细情况不清楚。”那些“民运分子”们马上一叠声地叫嚷起来，七嘴八舌地夸大“天安门事件”。可是张学良对他们的话竟充耳不听，始终一言不发。
    见张学良无法让他们利用，那个刚才自称是东北人而实际上是广东人的“民运分子’，这时愤慨地站起来，当众指责张学良，说：“从前我们在美国，说起张老先生来都十分敬佩，认为你是一个敢说真话的人。可现在我们见了面才知道，你原来也不敢说真话。我不理解老先生为什么对中共杀中国人视而不见。”“先父是新闻记者，如果他不是及时逃到了香港，也可能被杀，因为中共发出的通缉我父亲的布告中，把我父亲形容成是反动文人。假如后来我不逃出来，应该怎么办？究竟是忍辱挨整还是挺身反抗？”
    张学良对这个刚才还自称“东北人”的广东人流露出无法容忍的反感，但老人还是以最大的宽容默默地听着他的谈话。张学良本来不想理睬，可是经不住那人的苦苦追问。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以平和的心态，冷冷地答道：“你只要在自己的位置上、自己岗位上把份内的事做好就够了，管别人干什么？”
    茶话会进行到这种不偷快的程度，是张学良自离开台湾来美国探亲访友以来，从没有遇见过的尴尬场面。张学良到美国后，无论会见记者还是朋友，他所面对的都是真诚友善的笑脸。即便在张学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可能遇上难以作答的问题，但是那些外国记者也决不会像面前这些自称“东北同乡”的“民运分子”，不但他们提出的问题让张学良心生反感，而且这些人的态度也忽冷忽热，反复无常。“民运分子’们一旦发现张学良的话不符合他们的政治需要，马上会有人站出来态度生硬地发问、指责，甚至还有人高声大嗓门对着德高望重的张学良。尽管如此，张学良仍然不好意思逐客，因为他毕竟是位看惯世事风云的先哲。
    就在这几个“民运分子”在贝夫人家客厅里大放厥词的时候，内室的门忽然推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先生，他就是张学良从前的旧部、东北大学教务长宁恩承。他对几个将张学良团团围住的“民运分子”们怒目而视，显然宁恩承老人早已在内室听到了这些人和少帅不愉快的对话。“民运分子”以这种态度对待受人敬重的张学良，惹起了宁恩承和随后进来的贝夫人等友人的共同愤慨。几个“民运分子”这才感到他们今天来贝夫人家和张学良的对话，已经有些讨人生厌了，同时这些“民运分子”也意识到继续在这里坐下去的无聊和无味。于是，这几个“民运分子”就在宁恩承、贝夫人等人怒目注视之下，灰溜溜地起身告辞。如果说从前张学良在台湾还不真正了解这些流亡海外的“民运分子”，那么，通过在纽约91岁大寿之前的“暖寿”，让他对这些从祖国大陆流亡到美国的一小撮人，终于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摘自《中华魂》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