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教徒：信仰自由的拓荒者

任大弟兄

——兼纪念“五月花号”精神400周年 2009-03-07

作者：江登兴

有两件事促使我写这篇文章，一个是今年是“五月花号”精神400周年，我一直盼望能为这件值得纪念的事写一篇文章。第二个是对《班扬传》的阅读，班扬所代表的清教徒“不从国教者”面对逼迫追求信仰自由的勇气令我深为赞叹。


“五月花号”是1620年远航美洲的，为何称今年是“五月花号”400周年呢？因为 “五月花号”的男女们追求信仰自由的航程其实始于1606年，那是在离英国海岸几十公里的史克罗比（Scrooby）村。那时，后来在美洲领导“五月花号”的布莱福特（William Bradford）还只是个小男孩，并且从来没有看见过大海。

“五月花号”的男女们其实是一个教会。他们是英国清教徒分离主义运动的一支。清教徒“分离主义”运动起源于英国的林肯郡、约克郡和诺丁汉郡。1606年在诺丁汉郡的小镇史克罗比村里，有一群人退出了英国国教，组成了一个与上帝立约的子民的团体。

“1606 年他们才刚建立分离者地下教会，就遭到英国国教和政府的逼迫。他们必须躲躲藏藏，转移教会的阵地；他们的家受到监视，他们也经常进出监狱。既然他们在英国无立足之地，罗宾逊和他的跟随者最后决定远走高飞……”（注一）

“他们计划跨海前往荷兰，前往宗教自由之地。他们安排了一位英国船长接运他们，谁知上了船之后，船长生变，将他们洗劫一空之余，还将他们送进官府坐牢。”读到这一幕，我仿佛听到了400年前英格兰海岸边那些妇女孩童们的哀号。在追求信仰自由的路上，他们还要经历更多的试炼和患难。但，正如他们所说的：“我们不是那种轻易放弃的人！”

1608 年，他们终于踏上阿姆斯特丹，稍后，他们迁往莱顿(Leyden)。

因为荷兰的世俗化，“五月花号”清教徒决定前往新世界，在那里他们可以按照 《圣经》 来敬拜上帝……他们宣布，“此行的目的乃是荣耀上帝，以及传扬基督的信仰。”在船上他们签定了《五月花号公约》，这是一份象征着美国“出生证明书”的政治协议。但却源于清教徒的圣约神学，他们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团体与上帝立约，又在人们之间彼此立约。

虽然“五月花号”追求信仰自由的航程始于1606年，但是清教徒追求信仰自由的航程在此前近百年已开始了。本文参考极其有限的中文文献拟就此进行一个简单的疏理，作为对“五月花号”精神400周年的一个纪念。

一、清教徒的历史和源流

1. 丁道尔与清教徒的源头

英国的清教徒精神，也许可以追溯到13世纪的威克里夫（Wycliffe），他又被称为“宗教改革的晨星”。他从《圣经》汲取勇气和灵感，并且因为敬畏上帝而不畏人间权贵。这两点大致是清教徒的基本特质。

纳本（Knappen）在《都铎王朝时代的清教主义》一书中认为，清教的精神，首见于丁道尔（William Tyndale）的表现，当时是1524年。

钟马田评论丁道尔说：

他热切希望一般人都能读《圣经》，可是困难重重，他所采取去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显明了他是个清教徒。他没有经过主教们的同意就把《圣经》 翻译出版；这就是清教徒所发的第一炮。……他所作的另外一件事，也表明了清教徒的特色——他竟然未经皇上的批准，径自离开英国。这不同寻常的举动，在当权者的眼中，是该受严厉申斥的。但丁道尔急于把《圣经》翻译出来，并将它付印出版，所以在皇上没有批准的时候，他就离开了英国，前赴德国，得到路德和其他弟兄们的协助，完成了这件大事。

这两件事所表明的态度，都是清教徒对当权者的一贯作风，表明他们看重真理，过于传统与政权的势力，并坚持照着自己所认定正确的方式，去自由事奉上帝。（注二）

丁道尔最后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他临死时祷告说：“主啊，请你打开英格兰国王的眼睛。”他死后的第二年，英译本《圣经》在英国全国发行，这极大地推进了英国的宗教改革。

2.亨利八世

英国的宗教改革始于亨利八世，但他脱离罗马天主教不过是为了与凯瑟琳离婚方便，此举为此后英国的宗教改革创造了政治环境。

在亨利的年代，一些弟兄们不能容忍他摇摆不定的政策，他们逃去欧洲大陆，像科弗代尔（Miles Coverdale），他受茨温利、布林格的影响，茨温利主张大刀阔斧地改革。

钟马田说：“他们开始觉悟到，宗教革新的努力，尚未成功。……这种认为宗教革新还不够彻底的看法，就是清教徒最基本的特色。”“丁道尔认为可以容忍某些宗教仪式、服装样式等……但有些弟兄们认为这些东西完全不能接受，因为这些东西是罗马天主教遗传下来的……既然已经开始了摈弃的行动……那么就应该贯彻始终。”他们引用《圣经·路加福音》第9章：“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上帝的国。”

后者真正体现了“清教徒的作风”。

3. 爱德华六世

1547年亨利八世去世，他10岁的幼子爱德华六世（Edward VI）继位，政府权力落在一群支持新教的王室顾问手中，他们致力于推进国内的宗教改革。

钟马田认为：“在爱德华在位期间，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就要看人有没有在欧洲大陆生活过。”欧洲大陆回来的人一般都受到那里方兴未艾的宗教改革精神的影响。

4. 玛丽女王

1553至1558年玛丽女王统治英国，玛丽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是凯瑟琳的女儿，凯瑟琳受到罗马教廷的支持。玛丽在四年中处死了近300名新教徒，包括克蓝麦（Crammer）。在她的高压政策下，当时有许多清教徒逃往欧洲大陆。

当时在欧洲的英国人有“放逐者的教会”，其中就教会体制和仪式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的双方分别是约翰·诺克斯与英国国教安立甘宗的格林道，后者认为“放逐者的教会”应该保留英国本土教会的体制。保守英国体制，意味着保留大量的天主教遗风，保留主教制。而诺克斯认为，“主的心意，是要它像基督的教会。”

诺克斯出走日内瓦，受到加尔文的款待，日后他以在日内瓦所学彻底革新了苏格兰的教会。

同一时期，一些基督徒在伦敦开始分别聚会，形成一些小教会。在玛丽的高压下，这是冒极大风险的，也是近代追求信仰自由值得纪念的一笔。但是，钟马田认为，决定性的是在欧洲流亡的英国人中所发生的事情。

5.伊丽莎白一世

伊丽莎白女王是亨利八世和安妮·博琳的女儿，也是一个新教徒，但她的宗教政策更多是为了政治稳定考虑。

她倾向新教，并且推进了教会的改革，但却仍然保留了一些天主教的遗风。她宣布自己是教会“最高的管理者”，并且由她任命主教。

面对这一局势，新教内部出现了不同的立场，一部分人认为应当妥协。清教徒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钟马田说：“他们公然反抗。他们认为不能光是顺应别人的意见，以为‘继续下去，寄望将来，盼能改善情势’。他们不主张那种‘从里面去克胜’的立场，只是一味消极反抗。”

在伊丽莎白当政年间，转折性的事件是1563年的“总会议”（Convocation）。在会议上清教徒“要求洗礼中停止使用十字架和圣水盘，不强求跪领圣餐、不强迫神职人员穿罗马式长袍和戴帽子。”结果清教徒以58票比59票的一票之差落败。这是一个分水岭，标志着清教徒在英国国教内改革努力的失败。

1570年剑桥大学神学教授卡特赖特（Thomas Cartwright）开始讲解《使徒行传》开头那几章。钟马田说：“卡特赖特提出教会本质的整个问题，因而引起在英国实行长老会派的主张。”

当时有部分清教徒认定了皇室无权管治教会，教会也不应当设立主教。而盼望在英国实施日内瓦的长老会制度。

至此，原来安立甘宗暂时迁就性的立场开始硬化。而其他清教徒却往反面发展，一部分发展成长老派，典型的是诺克斯在苏格兰的成功。而在英国，钟马田评论道：“事态却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人称‘分离主义者’（Separatists），他们主张完全摒弃国立教会的想法，主张‘迅速改革，不再留恋’，意思是不要再留恋皇室政权。”

“较激进或纯正的清教徒，分别发展成长老派和分离主义者，前者相信英国教会，还有希望改革成为长老式的教会，后者却完全放弃英国教会了。”

1593年，彭雷（John Penry）、巴饶和其他一些弟兄，因为宣扬分离主义的主张，惨被处死。

6. 詹姆斯一世

1603年伊利莎白女王去世，来自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继位，称为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清教徒们对他满怀希望，因为他来自长老会的苏格兰，认为他能够解决教会革新的一切问题。但詹姆斯在苏格兰的统治是一个与长老会传道人不断斗争的过程，他说，要一位苏格兰长老“同意君主制好比要上帝和魔鬼达成一致”。 他的口号是“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

在1604年的汉普顿御前会议（Hampton Court Conference）上，一些杰出的清教徒向他陈明他们改革国家教会的主张。但除了同意出版一本钦定版《圣经》（KJV）外，詹姆斯一世对清教徒寸步不让。“各种仪式、祈祷书和英国国教会的主教们都将被保留下来，如果清教徒不喜欢，他们仍然得服从，不然的话，国王威胁说，‘我会把他们赶出这块地方——或者更糟’。”（注三）

在汉普顿御前会议结束后不久，一些小型团体开始按照《圣经》的教导而是不根据主教和祈祷书聚集崇拜。促使他们离开英国教会的，是这一句经文：“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当人间的制度违背上帝的命令时，它刚好适用。

正是在这次会议不久后的1606年，清教徒的分离主义者开始了在史克罗比的聚会。

7. 查理一世

1625年查理一世继承父位。

据柴惠庭在《英国清教》一书中分析：查理一世继位后任命劳德（ William Laud）为大主教，劳德大张旗鼓地在英国国教内恢复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遗风。他们残酷地迫害清教徒，他的高压政策驱使更多的清教徒走向“不从国教者”的分离运动，另一部分则远走美洲。十年内，在马萨诸塞湾涌现出20座城镇和教会，总共有16,000人。

“五月花号”清教徒的领袖布莱福特(William Bradford)写了一本《普利茅斯拓荒记》(Of Plymouth Plantation，中译本名为《五月花号公约签定始末》，即将面世)。在他们从荷兰启程之前，布莱福特描写了他们前往新大陆的动机。他说他们怀着一份“为了把基督国度的福音传到地极而立下良善根基的伟大盼望和内在迫切；纵然只会是别人执行此一伟大工程的踏脚石，心中也没有遗憾了！”（注四）

“五月花号”清教徒初抵美洲三年后就向旧大陆发出召唤：“我们相信上帝有一个旨意，要将那一块土地赐给我们的民族为产业。”清教徒相信全能者的旨意运行在万邦中，他们不仅从预定论的观点看救恩，更看见了上帝在那辽阔的新大陆上预定的旨意。历史证明他们是对了。

十年之内布莱福特的理想就得以实现，他们一扎根下来，英国就发生了大迫害，美洲无疑为追求信仰自由而受迫害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美好的去处。清教徒们改革英国教会的努力落空了，他们被迫离开了自己的祖国。然而，他们失去了旧世界，得到的却是一个新大陆。

8.1640年革命与克伦威尔

柴惠庭所著的《英国清教》一书认为：17世纪30年代起，国会成为清教运动的中心。这时的清教运动不仅有宗教上的追求，在政治方面，他们也开始涉及当时社会中最敏感的宪政问题。一些清教徒反对王权的至高无上，反对国王的暴政，反对国王凌驾于教会之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英国1640年内战也可以称为是清教战争。当时国会特别是下院，已经完全被清教徒控制。

据柴惠庭分析，从1643年到1661年，为清教胜利时期。它又分为长老派和独立派两个阶段。

长老派阶段：1643年7月1日，威斯敏斯特会议召开。大会废除主教制，把长老制定为英格兰国教。会议还制定了以加尔文主义为基础的《威斯敏斯特信条》和大、小《教理问答》。长老会是革新的，但也是国教的。

独立派阶段：实际上，长老制只是在伦敦及其四郊和兰开夏郡真正建立起来。克伦威尔兴起后，到1648年，独立派已经掌握了英国宗教的控制权，他们大刀阔斧地按照自己的设想全面改造英国教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废除了圣品委任机构，彻底打破了原有的教会结构，各个教会平等、独立的地位首次得到承认和尊重，每个教会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按自己意愿选举牧师和举行敬拜。

独立派及克伦威尔的工作，打破了原来英国政教合一和中央集权的教会体制，极大地推进了英国的宗教改革。

8. 复辟时代

1658年9月，克伦威尔逝世。查理一世之子查理二世于1660年4月加冕。英国进入了28年的复辟时代。

1661年起，英国国会陆续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宗教的法令，为迫害清教徒提供了法律依据。其中，《市政机关法》规定，凡在市政机关工作的人必须按照国教礼仪规定礼拜；《信仰划一法》和《集会法》规定，不得在私人寓所和其他地方举行不符合国教礼仪规定的任何宗教仪式，违背则囚禁或罚款。

1662年发生了大排斥运动。钟马田说：“到了1662年，反对妥协的人，约有2000名之多，都被放逐，离乡背井，这就是所谓‘不从国教者’的遭遇。在这个时期以前，已有不信奉国教的精神在蔓延，但现在，这个‘不从国教者’的称号才开始成立……英国教会里仅有的主张清教思想的人，均已纷纷离开。”

我们可以从班扬的经历中，一窥一个“不从国教者”在这个时期的遭遇和英国宗教政策的反复不定：

1660年11月，班扬第一次被捕，罪名是“非法聚会罪”。

1666年班扬被假释。同年7月他因为讲道再次入狱，罪名仍然是“非法聚会罪”。

这次入狱期间他开始写作《天路历程》。

1672年，查理二世颁布《宽容宣言》，班扬第二次出狱。班扬所牧养的自由教会取得执照。

1675年，英国议会取消1672年给不从国教者教会及牧师的执照。约翰照讲道不误，因此第三次入狱。6个月后《天路历程》脱稿，班扬出狱。（见《班扬传》，华夏出版社出版）

9. 光荣革命

詹姆斯二世继位后的最初两年，英国再次发生大规模迫害清教徒的活动，詹姆斯二世是英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天主教国王。

1688年，英国反对国王詹姆斯二世的人士邀请荷兰执政者威廉来英国执政，这就是所谓的“光荣革命”。威廉在接受英国王位的同时，也接受了议会提出的各种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便是1689年 12月16日通过的《权利法案》。这个法案在政治上解决了国王与议会的关系问题，实现了君主立宪。信奉加尔文主义的威廉推动国会通过了《宗教宽容法》,实现了在新教内部,包括英国国教的安立甘宗中的互相宽容。至此，作为一种宗教形态的清教运动结束了，它的精神则在后来的许多宗派中得到继承。

二、对清教徒运动的总结与反思

1. 一个彻底革新的教会

在《清教派和它的起源》一文中，钟马田评论道：清教徒与英国国教内的安立甘派信徒，都是新教的，一直到16世纪末期也都持有加尔文主义思想。但根本的区别在于：“安立甘派‘隐含罗马天主教的色彩’……清教徒致力于教会全面和彻底的改革。起初不过是反对各种仪式和圣衣的规定，后来就发展成对教会教义的质疑。……清教徒不能满意一个仅作部分改革的教会，他们要求的是彻底改革的教会。”

真正的清教徒如欧文等人“把教会和教会的真理，放在中心的重要地位”。“清教徒主要致力于保持教会的纯正，要成为彻底改革的教会。”

钟马田说：“我们会为清教徒所表现的其他精神感谢上帝，也为他们所流传下来的伟大教导感谢上帝。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把教会的更新摆在中心重要的地位，就是离弃了真正清教徒的心态、目光和精神。”

清教徒在英国的努力，带来了英国社会的民主化，促进了宪政制度的建立。但是，这一切都不是清教徒的根本目标。他们所追求的，是按着《圣经》来敬拜上帝和建立教会。

2. 清教徒与政教分离

政教分离是现代文明的基石之一。

在基督教早期，有300年间不断受到罗马帝国的迫害，而君士坦丁之后，一千余年以降，实际上是政教合一的。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宗教改革虽然带来了福音真理的归正，但是各新教国家还是沿续中世纪政教不分的体制。我们知道，即使是伟大的路德改革的结果，德国仍然是政教合一的。加尔文的日内瓦政权与宗教还是紧密相连，但加尔文在日内瓦所做的一些事，实际上是申明政教分离的原则。但是，在政教分离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实际上是在英国所发生的事。

追求一个独立于英国政府之外的教会，在清教徒的实践中也是渐进发展出来的。

起初，在伊丽莎白女王和詹姆斯一世时代，英国清教徒中的长老派人士持有彻底革新英国教会的理想，但他们还抱着一个统一教会的理想，不曾关注教会对于政治的独立。

继起的清教徒分离派，进而主张教会对于政权的完全独立。他们实际上是在政权完全不允许的情况下，硬是从国家教会中分离出来。历代清教徒前赴后继变革国教的失败，使清教徒分离主义者走上一条完全将英国教会抛在一边，自己放手建立教会的道路。

3. 清教徒与宪政

清教徒们最终的奋斗，一如他们在史克罗比村开始独立聚会时所做的，就是让信仰成为政治权力之外的领域，世俗的权力在这一领域里没有权柄。决定这一领域的是真理和良心的自由。这一领域唯独属于上帝治理的范畴。

他们这样做，实际是把信仰从世俗政权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了。自有基督教以来，还很少有过这样的情形。

这样，他们就从后中世纪的极权主义国家中，硬生生地切出了一块属于天启真理及心灵良知的信仰领域，并且建立了自治的教会。这就根本改变了后中世纪的极权社会形态。其实我粗浅地认为，这也是整个现代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起点。所以称清教徒“不小心挖了专制主义的墙脚”一点都不为过。

以上是清教徒所追求的信仰自由对于自由的贡献。

而清教徒对于宪政也是有极大贡献的。

起初，清教徒在英国所追求的不过是信仰的纯洁。后来，他们发现革新教会的难处，在于背后掌握教会的政治权力。于是他们对世俗当局是否有权力在信仰领域里作决定提出了疑问。

论到1563年清教徒“体制内改革”失败一事时，钟马田说： “不久以后，清教徒们更进一步提出这样的质疑：‘属世而非属教会的权力，是否有权干预这些事情（圣服、教会礼仪）呢？’”这一点成了争论的中心问题。“在所谓‘无关紧要的事’上，政府权力的限度是什么？”

这样，他们从信仰自由追问到了英国政府权力的限度，以及立宪的政府。这方面也许将来更专业的人士可以做更精彩的论述。

最终，一俟美洲大陆的荒野为他们提供了实践清教精神的机会，他们就将自己在教会体制上的主张完全实践出来。所以钟马田认为，从清教徒的原则看，仅仅革新教义是不够的，还要追求一个彻底革新的教会。

其实，美洲早期的自由秩序是从清教徒的教会秩序延伸出去的，因此，也可以说清教精神是美洲自由的源头。

4. 为什么清教徒运动在英国发生？

一个是政治上的原因，另一个是神学上的原因。

（1）政治上的原因

英国宗教改革的起点其实远不及德国。亨利八世不承认罗马教皇是教会的最高领袖，他便自封为英国教会最高元首。我们将看到，他的这一政策为日后一百余年中几代的英国君主所继承，这一英国式的政教合一政策也是清教徒们要面对的最大的艰难。

既然英国宗教改革的起点是出于政治考虑，真正的教会革新就没有被放在第一位。这导致英国教会内留下了大量的天主教遗风，而在教会体制上也保留了主教制，而主教制格外有利于国王控制教会。

马丁·路德在德国的改教是一步到位的，在政治的支持下，教会迅速被革新，而各邦的王储成了教会地上的领导。

但是在，英国的宗教改革是渐进的，既然英国政府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是宗教革新的障碍，清教徒最终走向追求教会对于英国政权的完全独立。相比之下，路德得以倚靠德意志的王储们对抗罗马教皇，但这一点也成了路德宗教会的历史包袱，改革后王储们成了教会的最高元首，德国教会至今走不出这一政教合一的阴影。而清教徒自下而上的改革，虽然艰难，却是彻底。这种分别，应该与加尔文神学和路德神学的差异有关。

（2）神学上的原因

从16世纪亨利的年代到17世纪的光荣革命，100余年的时间里，英国清教徒中的几代人付上了殉道、流放、监禁的代价才实现了信仰自由。

是什么激励清教徒走上了这样一条艰难的革新之路？也许我们应当追溯到清教徒自由精神的源头日内瓦。

先是茨温利，后是日内瓦的加尔文的精神影响了清教徒。

加尔文主义的核心信条即上帝拥有绝对主权。

布鲁斯·雪莱的《基督教会史》认为：“加尔文宗强调上帝的主权反过来产生出一种特殊的国家观。路德倾向于认为国家至高无上。”所以路德宗的德意志各公国的统治者们常常有权力决定自己臣民的信仰。雪莱评论道：“但加尔文教导说，没有人——无论是教宗还是国王——可以要求绝对的权力。……加尔文宗反对君主施行独裁的思想是现代宪政得以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清教徒的自由精神受惠于加尔文主义的“上帝有至高主权”，因为上帝有至高的主权，所以人间的一切都不是绝对的权威，包括英国政府的政策也需要在《圣经》的权威下受衡量，由此人就从人间专制权威下得到释放。

人的自由有赖于对上帝至高主权的认识。

“加尔文认为，教会除了显而易见的世俗事务外，不受世俗政府的支配。另一方面，教会应当服从至高上帝，在属灵事务上引导世俗的当权者。”

由此可见，政教分离观其实也是从上帝的绝对主权的教义中衍生出来的思想。由此，人间的世俗事务与精神领域的宗教事务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政府在世俗的领域里享有权威，但它的权威不应该延伸到纯粹的宗教事务里面。这其实就是政教分离的原则。

三、结语

清教徒在英国100余年的时间里，为信仰付上了许多的代价，所以当他们到了美洲时，他们也深深知道自由的珍贵，100年的苦难已经炼就了他们，使他们珍爱流奶与蜜的美洲新大陆来之不易的自由。

清教徒在数代人里，把实现教会革新的希望寄托于政权，结果一再遭遇挫折。相信这里面有上帝的美意，也值得我们在当代引以为戒！而清教徒在政治上最大的成功是克伦威尔革命，但是，这一革命的成功却成了清教徒运动终结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有许多剧痛的教训值得我们总结和反思。耶稣基督的教会应当如何谨小慎微地保持属灵的纯粹而防止政治化！

因为信仰自由被边缘化的清教徒，却比较和平地给英国和美国带来了自由秩序。今天中国的教会一定程度上也是边缘化的，然而，在中国的家庭教会中，我们却难以看到自由秩序生长的情形。中国教会多大程度上受到本土专制主义及江湖文化的影响？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题目。

清教徒的处境很像今天中国的教会，他们值得我们长久地关注。他们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还很多，也有很多过失与不足。但是，也许我们都会羡慕像他们一样作一个勇敢的人，从他们“彻底革新”的精神中受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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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注一：　此处及以下两处“五月花号”历史引自网络文章《美国宪政的超验之维——追溯美国立国的圣经根源》。

注二：　钟马田：《清教派和它的起源》，见钟马田：《清教徒的脚踪》，香港，以琳出版社，1993年。以下钟马田论点都引自该文。

注三：　布鲁斯·雪莱：《基督教会史》，33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注四：　网上文章《美国宪政的超验之维——追溯美国立国的圣经根源》。

《班扬传》，萨姆·韦尔曼著，朱文丽译，华夏出版社出版。


（本文初稿曾在网络发表，修改后由普世网首发。）

面瓜

我渐渐觉得，人会不会信教，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
会成为一个“真”基督徒，活“假”基督徒，也是骨子里的东西决定的，
也就是所谓基因决定论。

是历史选择了这么一个群体去了美国。

恐慌小猪

不管信什么,真诚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