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 by Joan Leigh Fermor, Courtesy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弗莫尔，照片日期未注明
帕 特里克•雷•弗莫尔(Patrick Leigh Fermor)在自己写的书《马尼》(Mani)中讲述了一个后来流传很广的轶事。故事讲的是一个炎热的傍晚，在希腊小镇卡拉玛达(Kalamata)，弗莫尔和他的晚餐同伴抬起餐桌，把它挪到海里，然后坐下，任由海水浸湿衣裤。过了一会儿，侍者端来一盘烤鱼，平静地看着被挪到海里的餐桌，用希腊人特有的不慌不忙、坚忍淡泊的态度， 着水把菜送到了餐桌上。很快，用餐者周围漂满了小船，有的船上奏响了布祖基琴声，有的船上的人则递上了葡萄美酒。一个典型的带有弗莫尔风格的晚宴就这样达到了高潮。卡拉玛达镇位于希腊偏远的马尼地区，弗莫尔的这本书正是以此地命名的。这件事发生在二战结束的几年后，当时英国人在这个偏远地区仍很稀罕。但是，今天再驾车经过卡拉玛达镇的话，已经很难想象还能重现当年的场景。这个在20世纪50年代沉睡着的小村庄，现在已经充满了鸡尾酒酒吧和排球场。就算不考虑战争的因素，遥远的50年代也彷佛像是处于另一个千年之中。
  Kamilo Nollas 房产图片：游记作家的希腊海岬住宅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在撰文怀念弗莫尔时写道，“只要读他的文字，想起他这个人，一个理想的英雄就会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希钦斯认为弗莫尔是英国辉煌的“学者战士”一代中的佼佼者。这一代人在上个世纪中叶的战场上饱受锤炼，他们中的典型代表还包括在西班牙内战中牺牲的诗人约翰•康福德(John Cornford)，以及与弗莫尔私交甚笃的学者兼作家菲尔丁(Xan Fielding)。二战期间，菲尔丁也活跃在克里特岛和埃及等地，而且正是弗莫尔上述晚宴中的宾客之一。弗莫尔夸赞菲尔丁是“一个极有天赋的多面手，既勇敢又浪漫，既富有教养又放荡不羁”，其实，这样的描述跟弗莫尔本人也挺配。
但弗莫尔还有与之不同的另一面。他在1915年出生于一个英裔爱尔兰上流家庭，父亲是位知名的地质学家。长大后，弗莫尔只身出走，几乎迫不及待地逃离了他所处的上流社会以及这个社会对他的期许。18岁那年，弗莫尔徒步穿越了欧洲，抵达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这一壮举随后被记录在其著作《礼物的季节》(A Time of Gifts)和《游走于森林和湖泊之间》(Between the Woods and the Water)当中。在20世纪30年代，弗莫尔走遍希腊，掌握了希腊语，并对这个国度展开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在此期间，他与一个罗马尼亚贵族妇女巴拉夏•坎特丘津(Balasha Cantacuzene，一个优雅的拜占庭名字)坠入爱河，战争爆发时，他正呆在女方位于摩尔达维亚(Moldavia)的家中。
因为对希腊的深入了解，弗莫尔被英国政府派遣到阿尔巴尼亚。之后，他加入英国特别行动处(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简称SOE)，空降到被德军占领的克里特岛。1944年，弗莫尔和一小组克里特岛的游击队员以及英国突击队员绑架了德军驻克里特岛的指挥官海因里希•克赖佩将军(General Heinrich Kreipe)，穿着德军制服，开着克赖佩的军车突破了德军的防线。（如果暴露他们会被当场射杀。）克赖佩后来被弗莫尔秘密带往英属埃及，当他们穿越艾达山(Mount Ida)时，传奇的一幕发生了。弗莫尔是这样回忆的：
克赖佩将军的目光越过整个山谷，望向那闪亮的山脊，自言自语道：“Vides ut alta stet nive candidum Soracte”（看啊，那索拉泰山(Mount Soracte)在白雪皑皑中熠熠生辉）。这碰巧是我知道的一首“贺拉斯颂歌”(Horace odes)！于是我从他停顿的地方接着吟诵下去……克赖佩将军的蓝眼睛从山脊转了过来，看着我──我诵完后，沉默了许久，他说：“Ach so, Herr Major!”（哦，少校！）这真是很奇怪。但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战争似乎已不复存在。彷佛我们很久以前就曾同饮这一片甘露。接下来的路上，我们之间的相处完全改变了。
战争结束后，弗莫尔被授予英雄勋章，定居希腊。他与在开罗遇到的走南闯北的英国女子琼•雷纳(Joan Rayner)结为夫妇，两人在一个叫做卡达米利(Kardamyli)的村庄外建了一所房子。这座村庄也属于偏远、荒芜的马尼地区，而且就位于卡拉玛达镇下游数英里蜿蜒曲折的海岸线边上。那个地方，即使到了六十年代初期也仍然一幅世外桃源的景象，被弗莫尔怜爱地称之为“荷马时代的希腊”(Homer's Greece)。
弗莫尔在《马尼》中写道，“它与我在希腊见过的其他任何村庄都不一样，村里的房子好像一座座用金色石头建造的小城堡，带有中世纪风格的像胡椒瓶一样的角楼，村子的最高处耸立着一座精致的教堂。重重山峰俯冲下来，彷佛直入河床边上。靠近海边，在白浆粉刷的渔民的房子中间，遍布着足有十英尺高的芦苇丛，在微风的哝哝细语中，瑟瑟发响，成片摇曳。”在这里时间似乎都停止了。在《伊利亚特》(The Iliad)中卡达米利是阿伽门农(Agamemnon)为了让闷闷不乐的阿喀琉斯(Achilles)重新加入攻打特洛伊受挫的希腊军队，而提出愿意奖给阿喀琉斯的七座城市之一。
弗莫尔后来在给朋友德文郡公爵夫人(Duchess of Devonshire)的信中写道，“眼前没有任何房子遮挡，除了两个岩石海岬，就好像一座距离大海只有四分之一英里的孤岛，上面有一座荒废了的小教堂，前面是一望无际、波光闪闪的水面，抬眼眺望，可以欣赏到太阳慢慢落下，直到最后一丝光辉没入水中。”
现在这所房子已经被赠予雅典的贝纳基博物馆(Benaki Museum)，里面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了弗莫尔当年居住时的样子。今年春季我在一次拜访中独自走进房内，它在某些方面让我想起了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在牙买加的“黄金眼”(Goldeneye)别墅，一个简朴而又精致的隐居之地，在这里，既可以很忙碌很充实地生活，也可以在傍晚悠闲地品着鸡尾酒，享受日落时分的美好。其中一间卧房里，放着一套莎士比亚全集，书脊是手绘的精美图案；一面 上，有一幅佛教坛城的画。在客厅里，有已经褪色的弗莫尔参战时的照片，在照片上，他骑在马上，全副武装，穿着好像一个马尼人。整个房子给人感觉就像一间间修道士监舍的组合，所不同的只是，世俗的好奇心、熏黑了的壁炉、一排排书架和把大海框入眼帘的明窗亮几，取代了修道士的虔诚。
弗莱明和弗莫尔是至交，这也许很容易猜到。弗莱明在《生死关头》(Live and Let Die)中大量援引了弗莫尔在《行者之树》(The Traveller's Tree)中关于加勒比海的描述。正是弗莫尔勾起了弗莱明（当然，还有邦德(Bond)）对牙买加的渴望。然而，就在弗莱明隐居到牙买加，埋头撰写紧张刺激的007畅销系列时，弗莫尔则更深入地住进了他心目中的“世外桃源”，带着顽强和严谨的态度，探求这个地区的民族志、方言以及有关它的神秘传说。他的书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旅游书籍”。它们是作者对熟知多年的地方的深入探索，字里行间透露着对这些地方的敬仰和珍爱，处处充满感情和对细节的痴迷。
弗莫尔的社交生活很丰富，尽管其在马尼的房子很偏远，多年间仍不断地吸引着众多的友人、文豪甚至慕名而来的陌生访客。在他的圈子里，有历史学家约翰•朱利叶斯•诺维奇(John Julius Norwich)和他的女儿阿尔特弥斯•库珀(Artemis Cooper)，文学评论家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希腊画家尼科斯•吉卡(Nikos Ghika)，还有作家布鲁斯•查特文(Bruce Chatwin)。2011年，《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在关于弗莫尔的讣告中这样写道，“这对夫妻在马尼和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家中的餐桌被誉为欧洲气氛最活跃的餐桌之一。各界名流、当地民众都是他们的座上客。记者兼历史学家马克斯•黑斯廷斯(Max Hastings)称弗莫尔先生‘也许是他那个时代最睿智的健谈者，他妙语连珠，引得满堂宾客尽开颜’。”
站在弗莫尔家的露台上，伴着古典雕塑碎片和眼前乱石林立、令人眼花缭乱的碧绿海湾，我突然产生了一种错觉，彷佛四十年前这里的居住者只是暂时回房午睡去了，很快便会起床，到露台上来，在日落余晖下享受一杯金汤力酒。这个地方似乎就是为了某些亲密的小团体而设计的，让他们可以背倚着浩瀚的大海和更辽阔的天空，然后畅所欲言。
这所房子也体现出了整洁和一丝不苟的一面。坐在里面，我不禁想起弗莫尔曾经严厉地纠正弗莱明在小说《女王密使》(On Her Majesty's Secret Service)中犯的一个小错误。弗莱明，难道你不知道，邦德是不可能喝半瓶宝禄爵香槟(Pol Roger)的吗？弗莫尔责备道，这是唯一一种从没卖过半瓶装的香槟。类似这样的不当表述，“帕第”是绝不会让自己犯的，在他看来，邦德的创造者也不应犯这样的错误。对弗莫尔而言，真相存于细节之处。同样地，书如其人，他的书也都表现出对具有隐喻的细枝末节的敏锐观察。
同时，我注意到，在这所房子内，像洞穴一样用石灰粉刷的清凉的客厅里，书架旁边还有一个储量丰富的饮料柜，藏品中最醒目的是一瓶优质的诺尼诺(Nonino)格拉巴酒。壁炉上放着一张卡片，上面记着弗莫尔最亲密的朋友阿尔特弥斯•库珀（她写的关于弗莫尔的传记本月即将出版）和德博拉•米特福德（Deborah Mitford,也就是后来的德文郡公爵夫人）的电话号码。
弗莫尔曾经活跃在许多贵族圈子里，包括颇有争议的米特福德(Mitford)姐妹的那些圈子。德博拉是米特福德姐妹中最年轻的一位，她更被人熟知的名字叫“德博”(Debo)，后来成为弗莫尔终身的密友，两人一直保持著书信往来。他们之间措辞优美、诙谐的通信内容最近被发表在《仓促之间》(In Tearing Haste)一书中。
弗莫尔经常拜访德文郡公爵夫人在德文郡的查茨沃斯庄园(Chatsworth)，两人之间通过书信维持着柏拉图式的精神交流，而且一直持续到晚年。然而，奇怪的是，这对书信伴侣又性格迥异。公爵夫人讨厌书（她对自己得知某位法国著名作家要来家里用餐时的反应是这样描述的：“多么可怕的意外啊”），而弗莫尔是典型的精力充沛、学识渊博的学者。在一封信中，公爵夫人得意地说伊夫林•沃(Evelyn Waugh)送给她一本签了名的最新著作，里面竟然全是空白页；因为他知道她不喜欢读书。但奇妙的是，痴迷于园艺的公爵夫人却能理解她的通信伴侣所有“卖弄学识”的幽默语言。
他们的书信用词文雅、彬彬有礼，字里行间流动着一种不求回报的爱。弗莫尔给德文郡公爵夫人的第一封信写于1955年，发自尼科斯•吉卡位于伊兹拉岛(Hydra)的房子。在这封信中，弗莫尔提出希望能让当地年轻的巫师把自己变成一条鱼，从希腊一直游到公爵夫人所住的爱尔兰利斯莫尔城堡(Lismore Castle)。
他写道，“有人告诉我，你的窗下有条溪流，我愿一路游到那里，用尽力气一跃而上，跳过窗台，落到地毯上……但请您务必在场。否则，我很有可能面临被切成鱼片、煎成鱼饼之类的风险，最糟糕的是，可能会变成一道法式鳟鱼汤……”
与此同时，马尼与那些英国乡村民居和猎狐庄园相去甚远。地处偏远和条件艰苦令马尼地区成了真正的“禁区”，尤其是在二战刚刚结束的一段时间。正如弗莫尔所指出的，这是一个没有被文艺复兴(Renaissance)及其所有后果影响到的地方。它仍然沉睡在欧洲“前现代”时期，与那个异教徒的世界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卡达米利的上游耸立着塔吉图斯山(Taygetus)，弗莫尔很喜欢在这一片山间森林中漫步。被称为“kalderimi”的陡峭小径向上延伸，连接到像Petrovonni之类的已经快被完全废弃的小村子，再往上走，就来到了Agia Sophia教堂，从那里可以俯瞰Viros峡谷。在《马尼》一书中，弗莫尔提到，就是在这里，靠近Mistra市的地方，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几年后，拜占庭(Byzantium)帝国消亡了。但也是在这里，不断创新的希腊精神却留存得最为长久。经历了异教徒和基督教的时代，这里真是一片精致微妙、充满光辉的土地。
弗莫尔发现，马尼人仍抱有旧世界充满异教灵魂的鬼神观念。他们将这些灵魂称之为“鬼神”(daimonia)或“精灵”(ta' xotika)：他们认为这些独立于基督世界的超自然的存在，至今依然生活在马尼地区的溪流和林间空地，例如仙女、半身人马兽、萨特(Satyrs)与命运三女神(Fates)。他们仍然相信“那个恍惚的家伙”(The Faraway One)的存在，相传这是一个喜欢中午游荡在阳光炽烈的十字路口的幽灵。弗莫尔推断这个幽灵传说的主角可能就是潘神(Pan)。毕竟，基督教直到十世纪才传入马尼地区。弗莫尔还描述过如果一个不识字的希腊农民到了考古博物馆，看到半身人马兽的古代雕像，可能立即会失声叫喊出来：“A Kallikantzaros！”(一头半身人马兽！)。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生物。
我徒步到Exohori，在这里，布鲁斯•查特文25年前来拜访弗莫尔时无意中发现了小小的圣尼古拉斯教堂(chapel of St. Nicholas)。（在靠近弗莫尔旧居的一个酒店里，我曾被安排住在查特文曾经住过的房间。）查特文很崇拜这位比他年长的作家，两个男人有时候会在山间漫步好几个小时。从弗莫尔的角度来看，他发现查特文很有魅力，而且精力充沛得令人难以置信。而对查特文来说，能够给他带来灵感的不只是弗莫尔本人，还有他居住的这个地方。查特文临终前，转信了希腊东正教(Greek Orthodox)。最后，是弗莫尔亲手将查特文的骨灰埋在了圣尼古拉斯教堂旁的一棵橄榄树下，从那里可以望见内斯特(Nestor)和奥德赛(Odysseus)的海。
Exohori和马尼地区的其他居民区一样冷清，学校已经停办，只有老人留守。那里充满了废弃和孤冷的气氛。这让我想起了《马尼》中一段令人难忘的话。弗莫尔在这段话中描写了马尼村民是如何将教堂壁画中圣徒们彩色的眼睛冲刷下来，然后把碎屑撒到自己爱慕的女孩子的饮料中。一位村民对弗莫尔承认道，他们毕竟不是土耳其人。
作为克里特岛大战中的一个游击队员，弗莫尔在这里彷佛找到了家的感觉。这里曾是被尚武精神统治的穷山恶水之地。在人们的记忆中，昔日这些好战的村庄，地上经常铺满了空弹壳。这里曾经盛行着仇杀文化。
很多世纪里，除了爱奥尼亚群岛(Ionians islands)和克里特岛（最终还是在1669年落入土耳其人手中），马尼是希腊唯一基本脱离于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的地方。这里的人民是古斯巴达人(Lacedaemonians)、斯拉夫人(Slavs)和拉丁人(Latins)的不可思议的融合体，他们从未被伊斯兰统治所同化，他们矗立在海平面上带有挑衅意味的宫殿也从未将那些拜占庭双头鹰徽记移掉过。弗莫尔写道，这里是“奇迹般幸存的一道余辉，让最后的彗星延续了生命，因为它投射出整个拜占庭帝国的残阳落幕时所闪烁的余光。”因此，《马尼》这本书探索了被遗忘的希腊遗产之间的奇妙联系（例如，它提出基督教本身就是古希腊世界最后一个伟大的发明）。但弗莫尔对希腊的喜爱并非是干巴巴的书呆子式的。这本书洋溢着生活的气息，充满声色，令人陶醉。
与弗莫尔同时代且同为英籍爱尔兰人的劳伦斯•达雷尔(Lawrence Durrell)也十分喜欢希腊，在这一点上他有很多方面跟弗莫尔都志趣相投。他们也是很亲密的朋友，战时曾一起在开罗有名的塔拉(Tara)大厦狂欢。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马尼》都可以很自然地被视为与《苦柠檬》(Bitter Lemons)和《普罗斯佩洛的斗室》（Prospero's Cell）一样重要的、向那个时代的希腊表达爱慕的情歌。在伊恩•麦克尼文(Ian MacNiven)关于达雷尔的传记中，我们发现了一小段文字，很优美地记述了一次弗莫尔在战后不久到塞浦路斯找达雷尔狂欢的情景。两个男人大半个晚上都在唱一些晦涩的希腊歌曲，欢喜地陶醉在彼此都挚爱的希腊传说中，弄出了很大的噪音。
“当他们深夜里高声唱着帕第曲目丰富的希腊歌谣时，屋外的小路上站满了静静的邻居，其中有个平日爱嬉闹的弗兰戈斯(Frangos)，他告诉拉里，‘我从没听过英国人这样唱希腊歌曲！’”两人如此精通地驾驭希腊语，震惊了四邻。
对于一些年轻的战前一代来说，希腊具有特殊的魔力。这是一个年轻的伊甸园，连接着注定要在不久的将来消亡的古老世界。这种情绪在亨利•米勒(Henry Miller)的《玛洛西的大石像》(The Colossus of Maroussi)中得到了精妙的体现。这本书记录了1939年米勒和达雷尔一起完成的旅行。但是，没有人比弗莫尔更深刻地咏颂着希腊，也没有人比他更富有激情地辩护着希腊在西方文化中发挥的核心作用。现在没有，以后可能也不会再有了。
《努美利》(Roumeli)和《马尼》是弗莫尔献给希腊的双生情歌。但在《马尼》中，弗莫尔最富激情地悲叹了在现代主义的盲目冲击下，民间文化的消失；也是在这本书中，弗莫尔用最优美的语言颂扬了马尼地区，认为这是可以自然激发人性的一个不朽之地。
例如他对希腊天空的描述，让人感觉彷佛这片天始终如此透亮地悬在他的房子上空：“这里的天空更高，更轻，却又更紧密地围绕着我们，比这世上其他任何地方的天空都延伸得更远。它既不令人感到胆怯，也不令人感到渺小，反而给人温暖和宾至如归之感，又像大地一样厚实，彷佛地心引力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把它钉在了岩石或者船甲板上，免得人们以为它会延伸到无限的宇宙中去。”
LAWRENCE OSBORNE | 
狗仔卡
发表于 2012-10-26 08:4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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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0-26 01:31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