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1966—1969）》十点结论（B）

kdkboy

上接A篇

第六，早期的“文革”研究更多是表象的研究，视角单一，程度上既不广泛也不深入。由于资料、信息和情报等方面的限制，不同的背景文化、思维模式、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因素，再有恐怕就是时空上的限制致使美国学者无法进行更深入的思索，才没有形成更深刻的思想意识的沉淀，早期的美国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一般还只停留在对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国家政治生活中几个主要方面的思考。研究主题相对少且集中，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的主题有：“文革”的起源；“文革”中的权力斗争、军队在“文革”中的作用；“文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文革”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文革”的结局；还有就是关注“文革”中的几个主要人物，他们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研究多流于表面化，有时只是跟着中国的说法而“人云亦云”，甚至还会出现道听途说，听走样，学走样的现象。总之，早期的美国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尽管“充满热情”，却实在是缺少深度。
　　
　　第七，“文革”起源的研究始终是研究的热点问题同时也是研究的重点、难点。综合起来，各种研究的共性是追溯“文革”前的历史，最远追溯至“文革”爆发前十年的历史。“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它的爆发是突然的，还是个渐进的过程；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究竟什么才是导致“文化大革命”从爆发到失控的决定性因素，导致中国动荡十年之久，其深远影响、严重后果至今仍依稀可辨。学者们几乎都很自然地倾向于从历史中去寻找答案。在本文的第一章已经提到过，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通常认为“文化大革命”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简单的意外事件，而是一系列复杂的事件和斗争累积所产生的结果。这些事件和斗争包括“文革”前的“大跃进”运动、庐山会议、“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种种的 “清洗运动”。研究“文革”起源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麦克法夸尔，他的厚厚的三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就是从“文革”爆发十年前的1956年开始写起，一直写到“文革”爆发前夕，从第一卷出版到最后一卷出版历时二十多年的时间。一个美国学者曾开玩笑地说：麦克法夸尔（在他的书中）记录了“文革”前十年中国每一天所发生的事情。
　　
　　第八，注重个案研究。早期的美国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就很注意从个别人物和区域的发展情况来探究“文化大革命”所暴露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例如：在《中国观察 1964-1967》中作者麦克勒斯•科林（MacKerras Colin）和尼尔•亨特根据他们在中国上海作英语教师的亲身经历，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有关1966至1967年上海的“文化大革命”的内部观察。[11] 克劳斯•梅纳特（Klaus Mehnert）的《北京和新左派》是对湖南的群众组织——湖南省无产阶级大联盟委员会所做的研究。[12]托马斯•W•鲁宾逊（Thomas W. Robinson）撰写了《武汉事件：文化大革命中的地方纷争和省级叛乱》。[13]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所的《各省的文化大革命》主要记录了黑龙江、上海和武汉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14]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Frederick C. Teiwes）的《中国的省级领导：文化大革命及其影响》分析了1967至1973年间中国省级领导的变化。[15] 查尔斯•麦克尔•马丁（Charles Michael Martin）的博士论文以北京市和广东作为个案考察了红卫兵运动和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16]乌尔迪斯•克鲁兹（Uldis Kruze）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直辖市北京的重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学与辩证法》。[17] 其它的研究成果还有大卫•M•拉道克（David M. Raddock）的《中国青少年的政治行为: 广州的文化大革命》[18]和安德鲁•乔治•沃尔德（Andrew George Walder）的《张春桥与上海的一月革命》[19]等等。
　　
　　第九，有关“文革”的评价最初是“贬”多“褒”少。随着事态的发展，同时也受到中国的说法和研究的影响，“贬”几乎完全取代“褒”。“文革”一爆发，美国官员就曾如此评价这场运动：“可怕的事情正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度上演，它的毁坏力之强以至于将中国连根拔起，将其变成嘈杂、野蛮的疯人院。”[20] 美国媒体、学者和其他各界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持负面看法的远远多于持正面看法的。甚至有些美国的右翼保守派，一贯强硬的反共分子还提出所谓的“王朝末日说”，而一厢情愿地推测新中国的“末日到来”。[21] 《每月评论》是为数不多的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一方言论，它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伟大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直到“文革”暴露出它的非理性暴力，《每月评论》才开始表现出醒悟并且对革命丑陋的一面越来越着急。[22]“褒”也好，“贬”也罢，早期的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严重地受两国根本对立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近乎二十年的彼此敌视、各种联系几近中断，使得美国人无法了解中国，也不了解中国。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及结束之后的种种反思，八十年代末世界上最负声望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奠基人费正清曾这样总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文化大革命’通常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发展史上的‘十年浩劫’。无知少年的肆意破坏、针对知识分子阶层和政府机构成员的残酷打击以及使100多万人受到伤害的人身侵犯、监禁、拷打和折磨是一次空前的人性和文化灾难。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滥用暴力是一种偏执的极端主义行为，虽然它使城市精英得以体验农民生活并由此获得较为深入的认识，但这根本不能补偿它所造成的损失。”[23] 盖棺定论，至于究竟该如何评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得出了最为公允的结论。[24]
　　
　　第十，美国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悖论：众多研究者投入研究，却终难得出真实的历史结论，使“文革学”成为美国学者拿不到“学位”的热门学科。原因很简单：档案、文件严重缺乏，即缺少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王景伦在他所著的《走入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中曾经引用几个著名的美国中国学家的话来评价美国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文化大革命也正是汉学家们真正“拿不到学位的一门课程”。他们辛勤耕耘，却很少收获；他们力图理解，却总是误解。”通常，对于任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间会使他们的形象越来越具体，地位越来越清楚。但对于文化大革命来说，至少到现在为止，时间也没能使它的估价变得容易。正如汉学家们所说的那样：“文革中这类暴行的广泛而详尽的记录把我们带到了难以理解的地狱的边缘。……在一个以讲究自尊和崇尚教育而著名的国家里，当平均主义者妄图泄愤于知识分子时，儒家学说的影响又何在呢？有些事情尚有待于解释，理解中国似乎并不随着历史的展开而变得容易些。”
　　
　　迈斯纳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也感慨地说道：文化大革命设置了许多道德困境和历史困境。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没有任何时期能像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样离奇复杂和充满矛盾，会使得一切历史的类比都陷于无效。没有一个社会会这样公开地裸露出自己的矛盾、创伤和受到的损害，会这样展示出如此奇怪、曲折和异乎寻常的历史事件，充满着如此之多的讽刺和悖论，以及如此之多的由于手段和目的之间的不协调而引起的灾难，充满着如此之多的由动机和结果之间的巨大鸿沟而造成的伤害。总之，文化大革命一个如此多维的事件，从如此多的方面涉及到个人、国家和社会，因此，没有一个现成的分析方式能够容纳他的全部内容。
　　
　　因此，尽管汉学家们运用各种方法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析，当我们看到哈丁坦率地作出如下的结论时，也就不足为怪了，他说：西方完全重复了中国评价文化大革命所发生的演变。70年代，许多美国人把文化大革命作为毛泽东期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维护财产公有制、平均主义和民本观念及他关于“官僚主义和现代化未必促进物质生活改进”的判断的一种有益尝试，运动起因被说成是毛泽东对一个社会的“杰出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即“模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界限，减少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区别……，被领导者更直接参与决策过程”，确信文化大革命会设计出防止中国在官僚主义和中央集权的统治下经济停滞不前的社会纲要。当中国人改为批评文化大革命时，西方观察家也一样批评它，拿毛泽东的“狂热”与希特勒和斯大林相比，拿文化大革命与宗教法庭和大屠杀相比。运动的起因也不再被描绘成“杰出的想象力”，而被说成是对6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和经济问题的一种误判。1966年至1976年这十年被描写为产生古代国家曾经出现过的最集权统治的一个“混乱和破坏时期”。由于“消灭知识分子，取消大学，损害中国现在的经济，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现代化至少落后了十年。”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否认，在专家们重复中国的结论的同时，他们也确实经历了一种逐渐接近正确答案的非常艰难的缓慢过程。[25]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已经走向系统化、专门化、学科化的道路，“文革学”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出现。徐友渔在其文“西方学者对中国文革的研究”开篇就写道：关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研究，现在（也）有人说：“文革发生在中国，但文革学却在国外。”这话固然令人不快，但却应引起我们的深思。[26]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研究始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比美国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晚了10多年。由于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研究的步伐相对比较缓慢，已出版的文章著述比较有限。但中国学者的优势在于，身处本民族的文化之中，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有比国外学者更准确的理解，更容易获得第一手的资料，所以虽然研究起步较晚，成果数量较少，但研究一般深入得多，也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的一面。尽管如此，美国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仍有很多值得挖掘、值得借鉴、启发思考和帮助我们拓宽研究视角之处。
　　
　　研究本身就是个辨别正误，进行尽可能客观的逻辑分析推断，探求真理、揭示真相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之中又难免会出现新的正误混杂的分析判断。虽然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存在很多局限性、不足乃至谬误，但其本身的蓬勃持续发展就值得我们关注。希望本文作为第一部较为系统地评析美国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成果，能起到一个“敲门砖”的作用，抛砖引玉，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有待更多的学者做更深入更广阔更进一步的探索。

注释：
1 冷战史和朝鲜问题研究专家沈志华教授，2005年3月7日在吉林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做有关朝鲜战争的专题报告时对朝战给予的评价。
2 王景伦：《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第180页。
3 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第97页。
4 吴怀连：《美国文化大革命》，《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第72页。
5 吴怀连：《美国文化大革命》，第74页。
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7 吴怀连：《美国文化大革命》，第73页。关于美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内容和性质前文提到，详细解释可参见吴怀连：《美国文化大革命》。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是政治革命，不是文化革命，不是思想革命。一句话，它不是任何意义的革命。”（参见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2005年版），第312页。）
8 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9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6，29页。
10 有关中美文化差异的特性分析参阅、编引自任京生，《理解中美两国文化的差异》，新国学网社区论坛 (http://www.sinology.cn/bbs/index.asp)。
11 MacKerras Colin and Neale Hunter. China Observed : 1964-1967，London : Pall Mall Press, 1968.
12 Klaus Mehnert. Peking and the new left : at home and abroad，Berkeley :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9.
13 Thomas W. Robinson, The Wuhan incident: Local Strife and provincial rebellion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anta Monica, CA : Rand Corp., 1970.
14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provinces. Cambridge, MA: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15 Frederick C.Teiwes, Provincial leadership in Chin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ts aftermath. Ithaca, NY : Cornell University, 1974.
16 Charles Michael Martin, Red Guards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 a study of Peking and Canton. Thesis (Ph.D.). Harvard University. 1975.
17 Uldis Kruze, Political reconstitution of Peking Municipality : politics and polemic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Thesis (Ph.D.). Indiana University, 1976
18 David M. Raddock, Political behavior of adolescents in China :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Kwanfchow. Tuscon, AZ. : Published for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by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77.
19 Andrew George Walder, Chang Ch’un-Chiao and Shanghai’s January Revolution. Ann Arbor :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8
20 FRUS, 1964-1968, Vol. XXX, Doc. 184.
21 参见本论文第一章第二节 美国学术界（对“文革”起源）的争论。
22 有关《每月评论》对“文革”的看法与评价参见本文第一章第二节和第二章第一节。
23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中译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636页。
24 参见本文附录4。
25 摘引自王景伦：《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第180-182页。
26 徐友渔：“西方学者对中国文革的研究”。

源济

辣油